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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warlord-era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8年)

军阀割据时期指1916年袁世凯去世至1928年国民政府实现名义上统一期间,中国军事权力分裂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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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割据时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通常以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为起点,以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确立为终点。在此期间,军事将领及其不断分化重组的联盟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北京历届政府虽仍获国际承认,却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垄断武力。各地军队争夺省份、交通线、财政收入以及官员任命权。由此形成的政治秩序四分五裂,但并非没有政府:军事统治机构与文官体系、商业组织、地方社团并存,各方也竞相援引宪政原则,主张自身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财政负担沉重,但一些城市的工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出现了省级治理的探索,以及重大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党改组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均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1926至1928年的北伐推翻了北京政府,并确立南京为首都,但地方军事势力在这一时期通常认定的终点之后,仍长期存在。因此,要理解这一时期,就必须区分1928年某一特定政治体制的瓦解与地方军事化权力延续更久的历史。

清末民初的历史根源

1910年代军事势力的分裂,源于民国建立之前的一系列变化。在1850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朝日益倚重由各省组织、以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官员为核心的军队。这些部队不同于清朝原有的京师驻军和世袭军事组织,其兵员招募、人员晋升和经费筹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统帅及其关系网络。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军阀割据不可避免,但它强化了以省为单位组织军队、军人效忠于统帅个人的模式,而此后的改革并未消除这些模式。

中国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军事现代化变得更为迫切。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式军队,北洋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实力最强的军事组织。北洋军各部采用现代武器、操练方法和军官训练制度,但其凝聚力也依赖袁世凯的提携,以及共同在他麾下服役的经历。其他省份也组建了各自的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将这些部队置于中央统一控制之下的努力尚未完成。

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却未能建立一支统一的共和军队。各省宣布独立,推动了清朝的覆亡;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谈判,则促成清帝于1912年2月退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建立政府。他凭借军事优势,于1913年击败南方的“二次革命”,随后解散国民党,并逐步削弱议会对其权力的制约。然而,许多省份的军事力量仍保有各自的领导体系和利益。

袁世凯于1915年企图称帝,使支持其总统统治的政治联盟大半瓦解。护国运动于1915年12月在云南兴起,蔡锷是其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运动随后扩展到其他省份。袁世凯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去世。他的去世,使最有能力平衡北洋各将领势力的人物不复存在,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制度:当时并没有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机制,能使全国主要军队服从文官主导的中央政权。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将军阀政治的起源追溯至1911年,甚至19世纪,同时仍以1916年作为军阀割据时期的惯常起点。

政府、合法性与军事权力的组织

军阀不只是统率部队的军官。这个词通常指凭借其武装组织,在不受中央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独立行使重大政治权力的军事领袖。在中文语境中,“军阀”一词日益通行,通常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不过,各军事指挥官在控制地域的范围、行政管理方式和政治抱负上差异很大。有些人谋求控制中央政府,另一些人则着力经营一省或数县之地。他们麾下的部队也各不相同,既有较为职业化的师级部队,也有由正规军、民团和收编的土匪拼凑而成的不稳定武装。

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中央政府的职位意味着资源与合法性。外国政府普遍将其视为中国得到承认的政府,其各部负责办理外交、洽谈借款和发布任命。控制总统职位和内阁,有助于军事联盟获得信贷、官方头衔以及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力。因此,北方军事将领并没有干脆放弃中央,转而建立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一再为控制中央政府而交战,同时又限制中央政府治理其各自地盘的能力。

宪政机构也曾断断续续地维持运作。总统、总理、国会以及相互竞争的宪法文本,为军事权力提供了辩护或对其提出挑战的制度框架。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都曾在这一时代的不同阶段担任总统。内阁可能因国会冲突、军事压力或敌对将领之间的争斗而倒台。1917年,孙中山以维护共和宪法为名,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因此,南北双方的政治人物都诉诸国家法统,尽管双方都未能始终控制在各自辖境内活动的武装力量。

在军队内部,权威通常建立在正式的等级制度与私人关系相结合的基础上。共同的籍贯、军校关系、在同一位庇护者麾下效力的经历,以及对晋升或物质回报的期待,将军官们联系在一起。无力发饷的指挥官面临士兵逃亡、哗变或投奔对手的风险。反过来,战败的领袖如果仍能得到下属军官的效忠,也可能保住影响力。由此形成的“派系”既不是纪律严明的政党,也不是始终统一的军队,而是可能随着战略利益变化而分裂的联盟。文官、银行家、商人和地方精英都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因为军事控制离不开税收征集、信贷、物资供应和行政上的配合。

北洋集团的分裂与1916—1920年的斗争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领导层逐渐分化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及起初以冯国璋为首、后来由曹锟和吴佩孚主导的直系。这些派系的名称反映的是其人物与特定省份的渊源,而非固定的势力边界。第三大势力是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在东北发展壮大。这些派系是在私人关系和军事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们的分化并不意味着中国被简单地划为三个稳定的行政区域集团。

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主张通过军事施压,使南方各省服从北京政府的权威。冯国璋及其他北方领导人在某些时刻则更愿意采取谈判方式。1917年,围绕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歧,加剧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的冲突。中国最终于8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但在此之前,国内已爆发了一场严重危机。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外交政策,还关系到对借款的控制、军队扩编,以及总统与内阁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场危机一度为清朝复辟打开了缺口。张勋率军进入北京,并于1917年7月1日拥立溥仪复位。这次复辟持续不到两周,就被段祺瑞组织的军队击败。段祺瑞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但议会政治并未得到稳固恢复。孙中山在南方发起的护法运动,获得了反对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军事领导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桂系和滇系势力。他们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并不意味着愿意接受他不受限制的领导权。

日本借款,以及最初以参加欧洲战事为背景组建的军队,增强了段祺瑞的实力。他的政治支持者还主导了1918年选出的国会,该国会因安福俱乐部而被通称为安福国会。这些优势引发了其他军事将领的抵制,也招致了民族主义活动人士的批评。1919年,巴黎和会上围绕山东问题处置方案的争议,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声望。1920年7月,直系与奉系联手反段,发动了短暂的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失去了在北京政权中的主导地位,但获胜的联盟很快便因权力分配问题而分裂。

北方战争与北京政治秩序的崩溃,1920—1926年

段祺瑞战败后,直系与奉系的联盟随之瓦解。在1922年4月至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的部队在北京、天津附近击败了张作霖的军队。张作霖退回东北,整编部队,改善装备并加强军队管理。直系领袖试图将这场胜利塑造成合法政府的恢复:黎元洪重新出任总统,旧国会也重新召开。然而,政治格局依然由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决定。

1923年10月,曹锟当选总统,进一步损害了宪政程序的公信力。他的支持者向国会议员发放贿款,使他此次当选被后世称为“贿选”。同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但并未弥合形式上的国家制度与实际军事权力之间的鸿沟。吴佩孚仍是直系联盟中最显赫的前线统帅,曹锟则占据总统之位。他们的主导地位既遭到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北方领袖反对,也受到南方势力的抵制。

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9月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在10月倒戈反对曹锟,发动北京政变,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冯玉祥夺取首都并拘押曹锟;与此同时,张作霖的军队从东北推进,吴佩孚的处境因而愈发不利。冯玉祥的部队随后改称国民军。段祺瑞于11月重新掌权,出任临时执政,但他的权力依赖于各军事领袖之间脆弱的妥协,而非一支由他本人统率的统一军队。

1925至1926年的反奉战争期间,动荡仍在持续。1925年末,奉系高级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但最终失败。随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同时受到张作霖部队和吴佩孚的压力,尽管张、吴两人此前曾互为敌手。在这场冲突期间,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一场抗议活动遭政府卫队开枪镇压,数十名示威者死亡,引发广泛谴责。段祺瑞不久后便失去了权力。这些战争使军队疲惫不堪、交通运输受阻,也削弱了北方各军事联盟,而此时国民党正准备从广东发动进攻。这些战争并未摧毁北方的军事力量,却使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始终无法稳固。

各省政权与军事控制的限度

北方几大军阀派系从未囊括中国政治版图的全貌。各省军事政权的起源和施政重点各不相同,有些与争夺北京政府的斗争仅有松散联系。在山西,阎锡山建立了这一时期最为持久的地方政权之一。他曾参加辛亥革命,此后数十年一直是山西政坛的核心人物。他的政府推动学校教育、军工生产、部分工业项目以及社会改革运动。山西相对较少卷入某些省际战争,这有助于他巩固权力,不过其统治既依靠武力强制,也依靠民间组织。

在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地形、交通不便以及多个军事集团之间的竞争,使权力整合尤为困难。云南的军事首领承袭了影响深厚的省级军事传统,四川的敌对派系则各自瓜分地盘和财源。控制权的易手可能发生在一座城市、一个县、一条水运线路或一个税区,而非整个省。军队往往因现有财源不足以维持开支而寻求扩张地盘。因此,省界虽构成了行政框架,却未必界定一名军事首领权力所及的实际范围。

广西和广东的情况说明,认同革命与服从革命政府并非一回事。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斗争中被取代。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领导的新桂系于20年代中期巩固了权力,随后加入国民党阵营。在广东,陈炯明支持省自治和以联邦制重建国家的某些方案,却于1922年与孙中山爆发武装冲突。两人的决裂表明,反对北方军阀并不意味着各方对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意见一致。

西北地区的军事领袖,包括通常被统称为马家军的几位穆斯林将领,也是在各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活动的。他们与北京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之间,既有任命和结盟关系,也保有相当大的实际自主权。更广泛地说,地方精英、宗教网络、村落组织和武装团体,都限制了各省统治者所能施展的空间。关于联邦制和省级立宪的主张,有时体现了自下而上建立代议政府的认真尝试,湖南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些主张也可能被军事领袖用来抵御中央干预。因此,将所有省级改革都视为军事统治的伪装,或认定省自治必然带来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造成误解。

军队、财政收入与战争的经济负担

军阀军队将现代军事技术与发展参差不齐的后勤、行政体系结合在一起。步枪、机枪、火炮、装甲列车,以及部分军队配备的飞机,扩大了战事的规模,也增强了其破坏力。汉阳、太原和奉天等地的兵工厂供应武器弹药,进口则补充了国内生产的不足。各部队的装备往往规格不一,给弹药供应和装备维护带来困难。骑兵和驮运仍然十分重要,在主要铁路干线沿线以外的地区尤其如此。

对铁路网的控制影响着军事战略。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将北方政治中心与华中、华东连接起来,使部队和物资的运输速度远快于普通道路。因此,铁路枢纽、桥梁和车站都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装甲列车能够提供机动火力,但对铁路的依赖也使军队容易受到轨道破坏和交通联络中断的影响。长江及其他通航水道上的水运同样重要。在这些交通干线以外,大片地区可能始终未能受到有效控制。

军费来源包括常规税收、特别征款、商业收费、借款和强制摊派等。田赋有时会被提前征收数年。过境税费和地方关卡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成本,军事当局还向商人和城市机构摊派款项。在若干地区,鸦片种植、征税和专卖制度也提供了财政收入,不过各地政策不一,一些政府也开展禁烟行动。军事首领还发行纸币,或依靠与其政权有联系的银行筹措资金。当这些金融工具失去信用时,军人和平民可能因货币贬值或被迫收受而蒙受损失。

战争负担在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战区遭受征用、抢掠、庄稼损毁、人口流离失所和市场秩序中断等冲击。欠饷士兵有时会哗变或劫掠,遣散后的军人则可能加入匪帮或敌对军队。然而,这一时期并非所有地区的经济都持续衰退。若干沿海和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现代制造业有所扩张,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当时欧洲商品进口受到限制。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严重的动荡不安同时存在。关于军队总兵力和军费支出的估算各不相同,因为当时的记载采用的统计口径不一,军事首领也常夸大部队人数。与单一的全国总数相比,地方财政档案和对具体战役的研究通常能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列强、国际承认与主权

外国势力的介入是军阀时代的一项结构性特征,但各国并未奉行统一协调的对华政策。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及其他列强各有不同的商业、战略和外交利益。通商口岸、外国租界、治外法权,以及由外国控制或监督的财政安排,都限制了中国的主权。与此同时,外国政府通常希望中国有一个足够稳定的政权,能够保护贸易、偿还债务并履行现有协定。尽管中国国内四分五裂,列强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仍有助于维系全国性的外交框架。

日本在满洲拥有尤为强大的影响力,并通过贷款、政治协定和军事联系,在中国其他地区谋求利益。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也是日本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张作霖与日本在满洲的各方势力也保持着重要联系,双方关系有时颇为紧张。这类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军事首领只是任人摆布的工具。他们为获取资金和武器讨价还价,抵制外方要求,并追求自身扩张地盘的野心。日本的文官当局、军官和工商利益集团之间,也并非总能达成一致。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更加期待战后国际安排能够改变不平等的局面。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享有的权益转交日本,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由此引发了五四抗议运动。中国代表团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就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均衡和中国事务达成了若干协定。《九国公约》确认了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另行达成的中日协定则规定归还德国原在胶州的租借地。这些协定并未废除更广泛的条约体系,也未消除外国干涉。

苏联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外部介入。苏联代表支持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向以广州为基地的革命运动派遣顾问,提供组织援助和军事援助。冯玉祥的部队也获得了苏联援助。1924年,北京与莫斯科签订协定,恢复外交关系,并处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若干问题。外国支持能够增强中国某些政治军事力量的实力,却无法确保左右其行动。反帝民族主义动员使公开依赖外国支持在政治上代价高昂,即便军事和财政上的需要促使各方寻求这种支持。

社会变迁、思想生活与民众动员

政治上的分裂与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转型同时发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挑战了传统文学规范,以及人们对家庭、教育、道德和权威的既有观念。《新青年》于1915年以另一刊名创办,成为思想论争的主要阵地。白话文的倡导者认为,通俗易懂的书面语言能够扩大教育的覆盖面,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讨论。大学和出版中心,尤其是北京与上海的大学和出版机构,形成了传播网络,使相互竞争的政治与文化主张得以流传。

1919年的五四示威运动将这些论争与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联系起来。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抗议,反对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处置,并抨击推行亲日政策的官员。逮捕与镇压促使运动向各地扩展,商人罢市、抵制日货和工人罢工则使更广泛的城市群体参与其中。这场运动在思想上并不统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吸引了各自的追随者。俄国革命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替代道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中共早期党员人数不多,但其活动将知识界与新兴工人组织联系了起来。

工人、商人、农民及地方社团各有自身的行动目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精英之间的政治竞争。铁路运输对军事行动和商业活动至关重要,因此铁路工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吴佩孚所部镇压,多名工人和组织者被杀害。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向示威者开枪,由此引发五卅运动,并激起广泛的罢工和抵制行动。在农村地区,红枪会等组织在治安恶化、匪患、税赋重压及军队侵扰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这些组织与政府及政党的关系差异很大。

女子教育、对包办婚姻的批判以及围绕家庭问题的论争,也日益受到关注,不过,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所能获得的机会存在显著差异。报业、商业出版和城市娱乐业的发展,促成了新的公众群体。这些变化不应掩盖这一时期的人道危机。1920—1921年的华北大饥荒波及数省,促使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展开赈济。军队阻挠、交通不畅、贫困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往往相互叠加,加重灾情。因此,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既有文化探索和组织活动,也伴随着深重的不安全感,不能用解放或崩溃中的任何一种单一模式来概括全国的状况。

国民党的替代方案与北伐

孙中山在南方开展的运动,起初也面临北京历届政府的许多弱点:依赖军事盟友、财政收入有限,以及对辖区的控制不稳。1923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一个更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建立起更为集中的组织体制。第一次国共合作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自身的组织。这一安排将军事统一与反帝动员、政治组织建设等纲领结合起来。

1924年成立的黄埔军校,是建立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核心。蒋介石出任校长,学校在开展军事教育的同时,也进行政治训练和党组织建设。军校及其相关部队帮助国民党领导层减少了对原有地方军事将领的依赖,但并未彻底消除这种依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未能在生前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全国问题的协议。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其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

北伐于1926年7月开始。其主要对手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人各自控制的地盘与军队并未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向湖南、湖北推进,经过包括武昌围城战在内的重大战斗,于秋季攻占武汉,随后向江西及长江下游地区进军。北伐的成功既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也依靠宣传、地方支持,以及敌对联盟中将领的倒戈。工人和农民组织能够削弱敌方统治、支援北伐,但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也加剧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冲突。

1927年,这些冲突演变为暴力决裂。从4月起,蒋介石的部队及其盟友组织在上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运活动人士。与蒋介石对立的武汉国民党领导层起初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但也于当年晚些时候终止了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南昌起义等武装起义标志着局势开始转向国共内战。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最终重新合流,但派系冲突仍在继续。因此,取代北方军事秩序的,并非一场完全统一的革命运动,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联盟;这个联盟早已在党的权威、社会动员和武力运用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1928年的统一与地方军事势力的延续

北伐的最后阶段有赖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其他军事领袖之间的合作。1928年战事再起后,国民党阵营的部队向北京推进,张作霖则向东北撤退。6月4日,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奉天附近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将其杀害。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掌东北。不久,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随着南京被确认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北京改名为北平。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旗帜、服从南京政府权威,这一东北易帜事件通常被视为军阀时代的终点。它标志着东北政权被纳入国民党的政治框架,而非其全部军事和行政权力立即移交中央。在其他地区,参加北伐的将领仍保有军队、地盘和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正式承认南京政府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正统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却并未实现行政体制的全面统一。

随后,裁减和整编这些军队的尝试很快暴露了统一的局限。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与包括冯玉祥、阎锡山在内的联军交战。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军事当局仍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彼此的关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建立满洲国,东北局势由此发生剧变。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地方部队加入全国性的军事联盟作战,同时保留了各自独立的指挥体系。因此,军阀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军阀所属军队或地方军事政治的终结。

“军阀时代”这一概念本身,至今仍是史学史上的重要讨论议题。早期论述往往着重强调国家的分裂,主要将军阀视为现代化与统一的障碍。后来的研究则考察军事组织、省级行政、商业网络,以及强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多样的关系。阿瑟·沃尔德伦的《从战争到民族主义》分析了1924年战争的政治后果,而针对个别省份和将领的研究则揭示了各地方政权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研究取向并非淡化军事统治带来的暴力与掠夺,而是质疑:仅用“军阀主义”,是否足以解释1916年至1928年间的所有制度与发展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起止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它标示的是以北洋势力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的兴起与被取代,而非一种在全中国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统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