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国公约》**是比利时、中国、法国、大英帝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和美国于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签署的一项多边条约。公约确认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同时要求各参与国承诺维护在华商务机会均等。公约在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缔结,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原则纳入多边法律框架,并于1925年8月5日生效。
历史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列强在中国取得了广泛的特权,包括租借地、铁路与矿业特许权、通商口岸以及治外法权。这些安排限制了中国政府的权力,并支撑着相互竞争的外国势力范围。
美国于1899年和1900年向各国发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旨在维护平等贸易机会以及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然而,这些照会既未促成全面的条约安排,也未终结既有的外国特权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扩大了在华势力,而德国原在山东权益的处置成为重大外交争端。中国民众反对《凡尔赛条约》中有关山东的条款,是引发1919年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盛顿海军会议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举行,讨论海军军备以及太平洋和东亚的安全问题。《九国公约》与《五国海军条约》和《四国条约》一道,构成会议所达成的整体外交安排。这些协定分别涉及不同议题:海军军备限制、就太平洋属地问题进行磋商,以及对华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
主要条款
公约共九条。其实质性承诺将尊重中国政治完整与防止外国取得歧视性经济特权的规则结合起来。
主权与领土完整
第一条规定,中国以外的各缔约国承诺:
- 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
- 给予中国充分且不受阻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有效而稳定的政府。
- 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内的商业与工业机会均等。
- 不利用中国的状况谋取会损害友好国家臣民或公民权利的特殊权利或特权,也不支持危害这些国家安全的行动。
这些承诺反对进一步的排他性侵夺,但并未确立废除既有外国特权的普遍程序。
第二条禁止缔约国之间订立违反或损害第一条所述原则的协定。
商务机会均等
第三条针对取得经济特权地位的问题作出规定。各国同意,不谋求或支持使本国利益在中国某一指定地区的商业或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优势的安排。该条还限制可能剥夺其他国家国民从事正当贸易或参与公共事业机会的垄断或优惠待遇。
该条区分了被禁止的排他性安排与为特定商业、工业或金融事业所必需取得的权益。因此,公约并不禁止外国投资本身,而是着眼于防止歧视性优势和排他行为。
中国也承诺,在审议外国提出的经济权利与特权申请时,以这些原则为指导。
铁路与中立
第四条反对中国铁路上的不公平歧视,包括基于国籍而在收费、设施或待遇方面实行差别待遇。铁路使用权至关重要,因为对运输的控制可能巩固某一外国势力在特定地区的经济支配地位。
第五条涉及在中国未参战的战争中尊重中国中立的问题。该条在规定其他各国承诺尊重中国中立的同时,也规定中国有义务履行中立国的职责。
披露与磋商
第六条规定通报涉及中国的相关条约、协定和承诺。
第七条规定,当出现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涉及公约适用且有必要讨论的情况时,各缔约国须进行充分、坦诚的沟通。这是一种磋商机制,并不意味着各国有自动实施国际制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
其余条款涉及其他获承认政府的加入以及公约的批准。
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关系
公约承认了一些原则,中国可在外交中援引这些原则,反对外国进一步侵夺。然而,公约并未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
公约本身既未废除治外法权,也未收回所有外国租界,更未立即确立中国完整的关税自主权。关税问题由同次会议缔结的另一项条约处理,中国的其他要求则通过另外的谈判、决议或后续协定处理。
因此,这一安排一方面确认了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对中国行使主权的重大限制。商务机会均等主要是规范外国利益之间的竞争,并不等于恢复中国自主决定对外经济关系的完整自由。
执行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
公约没有设立常设执行机构、强制司法程序或自动生效的军事保障。其效力取决于缔约各方的外交合作。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这一弱点尤为明显。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挑战了公约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承诺。
美国援引《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阐明其不承认违反条约义务所造成的局面或订立的协定的政策。这一立场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国际联盟也对中国东北危机展开调查,但这两个外交框架都未能促使日本撤军。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各国依据《九国公约》的磋商框架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议既未促成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未能形成制止战事的联合强制行动。
历史意义
《九国公约》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华盛顿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将此前主要通过外交宣言表达的原则转化为条约义务,并为抗议损害中国完整的干涉行为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公约的局限性同样影响深远。签署国接受了广泛原则,却未就执行这些原则的约束性措施达成一致;当原则受到挑战时,各国的利益又出现分歧。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系列危机中,公约的实际权威不断削弱,凸显出磋商承诺与可强制执行的安全保障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