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贞德 · aiwiki.page

圣女贞德（约1412—1431）是洛林地区栋雷米村的一名农家少女。她声称受到圣人的指示，并在中世纪晚期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百年战争中加入法方阵营。1429至1430年间，她协助解除了英军对奥尔良的围困，陪同王太子查理前往兰斯加冕，并成为那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她被与英格兰结盟的勃艮第军队俘获，在鲁昂受到教会法庭的审判，被控犯有异端罪，并于1431年5月被处以火刑。她的案件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文献记录最详尽的审判之一，留存至今的档案仍是叙述其生平不可或缺的依据。

她的意义远不止于战场。对她的审判及其判决于1456年被撤销、天主教会于1909年将她列为真福并于1920年将她封为圣人，以及她在法国成为国家象征，都使她成为宗教信仰、民族认同和政治记忆中的重要人物。她也成为文学、戏剧、电影和视觉艺术的创作题材。围绕史料的可靠性、她所见异象的含义，以及审判者的动机，她的故事不断引发争论。

本词条首先介绍她的出身背景，以及促成其使命的政治局势，随后叙述她参与的军事行动、被俘、受审和被处决的经过。接着介绍为她平反的过程、封圣、相关史料与史学问题，以及对她的宗教体验、性别和民族主义的解读，最后讨论她在文化与记忆中的形象。

出身与村庄背景

贞德在默兹河上游的栋雷米长大，这里位于香槟、巴尔和洛林的交界地带。这些地理名称并不代表同一个政治辖区：王室领地与邻近公爵及地方领主的属地相互毗邻。栋雷米支持瓦卢瓦王朝的法国王位争夺者查理，而附近一些村镇则效忠勃艮第。1431年受审时，贞德回忆说，她见过村里的孩子与效忠勃艮第的马克塞村的孩子打架后带伤归来，但不记得自己参与过。战乱也曾迫使她一家离乡避难。1428年7月，该地区遭到袭击，贞德与家人前往设有防御工事的讷沙托镇避难。(en.wikisource.org)

她的父母是雅克·达尔克和通常被称为伊莎贝尔·罗梅的伊莎贝尔。家中还有三个儿子——雅克（又称雅克曼）、让和皮埃尔——以及另一个女儿卡特琳。他们属于农民，而非贵族，但若将他们描述为穷困潦倒，就会掩盖其实际处境。雅克拥有农业地产，并在村社中承担一定职责。同时代的证人称她的父母为 laboureurs，这个词指从事土地耕作的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土地的雇农。栋雷米的经济兼有畜牧、农田耕作和葡萄种植；当地市政机构的历史介绍记载，1400年村中共有35户人家。这是一个小型农业村落，劳作、宗教礼拜和相互承担的义务，使邻里各家频繁往来。(domremy-la-pucelle.fr)

有关贞德劳作的证据，比后世将她描绘成离群独处的牧羊女的形象更为丰富。1431年，她强调自己擅长缝纫和纺线，并说自己通常并不在田野里放牧。不过，1456年接受询问的证人仍记得，她除了其他农活外，偶尔也会看牛。她的教父让·莫雷尔说，她曾跟在犁后干活，有时也照看牛群；另一位证人贝阿特丽丝则回忆，她会纺麻线或毛线，按季节参加收割，并代父亲轮值看守村里的牲畜。邻居芒热特记得，两人少女时曾一起纺线、分担家务。这些记述表明，她参与的是一种兼营多项生产活动的家庭生计：除了纺织和家务，也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dmdhist.github.io)

贞德最初在家中接受宗教教导：她告诉审判官，伊莎贝尔教过她《天主经》《圣母经》和《信经》。她在村里的圣雷米教堂受洗；这座教堂奉圣雷米吉乌斯为主保，延续了当地对这位圣人的敬奉。后来作证的人提供了她参与天主教宗教生活的具体细节：莫雷尔记得，她会在复活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向本堂神父纪尧姆·弗龙泰告解；敲钟人佩兰则回忆起她对教堂钟声的喜爱。她还曾前往格勒附近贝尔蒙的圣母小堂，有时与姐姐及其他同伴同行。村中的娱乐活动与这些宗教活动并存。孩子们会聚集在“女士树”下，这棵树也被称为“仙女树”；尤其在四旬期第四主日，他们会带上食物，玩耍并前往附近的泉水。证人所描述的是贞德参加这些习俗性的出游，而不是从事某种独立或秘密的崇拜活动。(dmdhist.github.io)

一般认为她出生于1412年前后，但具体年份和日期都无法准确确定。1431年2月21日，她估计自己约十九岁。传统上认定的1月6日，依据的是一份与王室内侍佩尔斯瓦尔·德·布兰维利耶有关的记述，而非留存至今的出生登记。有关她童年的许多详细证据，来自1456年1月在栋雷米进行的调查，当时距离她离家已过去二十五年有余。教父母、邻居和童年伙伴提供了有关她劳作和虔诚信仰的回忆，但这些证词无法构成她早年生活的连续年表。(en.wikisource.org)

百年战争与王朝危机

百年战争始于1337年，既涉及英国在法国领地的争端，也涉及双方对法国王位的争夺。1328年，查理四世去世，没有留下在世的男性继承人，王位遂由其堂兄腓力六世继承，后者成为瓦卢瓦王朝的首位国王。出身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则通过母亲伊莎贝拉——查理四世的妹妹——提出了与之相抗衡的王位继承主张。领土争端的焦点是阿基坦：英格兰国王虽然在英格兰是独立的君主，却以法国国王封臣的身份持有这片土地。1337年，腓力没收阿基坦公国，由此引发战争。此后的冲突时断时续，并非连年不休，但双方对王位的竞争性主张始终可以用来为再度出兵提供理由。(history.com)

到15世纪初，对英战争与法国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分别依附于奥尔良家族和勃艮第家族的敌对派系，争夺王国政府的控制权。1407年，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下令刺杀奥尔良公爵路易；此后，路易的支持者逐渐被称为阿马尼亚克派。1418年，勃艮第军队攻占巴黎，而查理六世尚在人世的儿子兼继承人、王太子查理则逃脱了。1419年9月，在一次旨在促成两派和解的会面中，无畏者约翰被王太子阵营的人杀死。他的继任者好人腓力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结盟。因此，法国境内的效忠关系分裂于相互竞争的联盟之间，并非简单地按法国人与英国人划分。(catalogimages.wiley.com)

亨利五世于1415年10月25日在阿金库尔获胜，随后征服诺曼底，这些战果为1420年5月21日缔结的《特鲁瓦条约》提供了军事支撑。条约剥夺了王太子查理的继承权，承认亨利为摄政及查理六世的继承人。亨利还迎娶了查理的女儿凯瑟琳。条约设想由同一位君主统治英格兰和法国，同时保留两国各自的权利、习俗和法律，并未规定将法国并入英格兰。条约还要求查理六世、亨利和勃艮第的腓力不得与王太子议和。因此，这一安排试图将军事征服和派系联盟转化为持久的王朝秩序。(royalarmouries.org)

王位继承并未按预期发展。亨利五世于1422年8月31日去世，早于同年10月21日去世的查理六世。因此，亨利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亨利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并被英格兰—勃艮第联盟承认为法国国王。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以摄政身份主持英军在法国的战事。然而，王太子仍以查理七世的身份坚持自己的王位主张，并在布尔日设立了与之对立的政府。《特鲁瓦条约》虽为其支持者所拥护的英法共主君主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却既未消除瓦卢瓦王朝的王位主张，也未使整个王国都归于这一君主制的统治之下。(catalogimages.wiley.com)

到1420年代末，英格兰的势力以诺曼底、与勃艮第的联盟，以及对巴黎等北方重要城市的控制为依托。1424年8月17日，贝德福德在韦尔讷伊获胜，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位。查理的权威则因军事失利和顾问之间的争斗而削弱：乔治·德·拉·特雷穆瓦耶取代阿蒂尔·德·里什蒙的地位，加剧了查理所辖领地内的派系冲突。1428年10月，英军开始围攻奥尔良，这座城市是通往卢瓦尔河谷并进一步向南作战的战略门户。1429年2月12日，法军试图截击英军补给，却在所谓的“鲱鱼之战”中被击败。因此，当贞德投身这场政治与军事斗争时，奥尔良仍处于围困之中。(royalarmouries.org)

声音、异象与付诸行动的决定

在1431年2月22日的审讯中，贞德称自己第一次听到神圣的声音是在十三岁左右，通常据此推定为1425年前后。她描述说，那是夏日正午，她正在栋雷米父亲的花园里，听见声音从右侧教堂的方向传来，同时看见一道与之相伴的光。起初她十分害怕，后来才明白说话者是一位天使。在随后的问讯中，她确认最先来访的是圣米迦勒，身边还有其他天使，并称圣加大利纳和圣玛加利大此后一直指引着她。她的叙述既涉及听觉，也涉及视觉：她坚持说，自己能用肉眼看见米迦勒和其他天使，而两位圣女的声音则给予她教诲与安慰。这些描述主要留存于她在1431年对审判官提问的回答中，而非这些经历开始时所作的记录。（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贞德所述的指引，逐渐从个人的宗教教诲转向公共使命。那个声音起初敦促她端正品行、常去教堂，后来则反复命令她前往法兰西。据她所述，后来的指示还包括解救奥尔良，以及去见沃库勒尔的守将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以求获得护送。她回忆说，自己曾提出异议，表示自己只是个贫穷的年轻女子，对骑马和打仗一无所知。这些证词无法确定约1425年至1428年间逐年的确切经过。不过，到1428年她第一次求见博德里库尔时，她宣称的目标已包括促成查理加冕。贝特朗·德·普兰吉后来回忆，她曾解释说，王国属于她在天上的主，而主有意让查理在其权柄之下统治这个王国。（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她第一次前往沃库勒尔，通常被认为是在1428年5月、耶稣升天节前后。一位亲属迪朗·拉克萨尔陪她同行，记录中称他为她的叔父；博德里库尔拒绝了她的请求，她便返回家中。1429年初，她再次来到沃库勒尔，寄住在亨利和卡特琳·勒鲁瓦耶家中。她的坚持使她赢得了让·德·梅斯和普兰吉的支持。在1456年的证词中，梅斯回忆说，她本宁愿留在母亲身边纺线，却相信上帝要求她离开。卡特琳则记得一次更直接的检验：博德里库尔带来了神父让·富尔尼耶，神父展示自己的圣带，并命令任何在场的邪灵退去。这些事件表明，当地人并非立刻接受了她，也并非仅凭她自称受神指引就相信了她。（ste-jeannedarc.fr）

博德里库尔最终批准派人护送，贞德于1429年2月离开沃库勒尔，身穿为这次旅途准备的男装。梅斯和普兰吉与她同行，随行者还有他们的仆人、王室信使科莱·德·维埃纳，以及弓箭手理查。普兰吉回忆，行程历时十一天，其间曾在夜间赶路，以避开英军和勃艮第军队。在希农，她获准觐见查理七世，并向他陈述了自己抗击英军的使命。1431年，她说，那个声音使她能够从在场的人群中认出查理。这一证词应与广为流传、经过添饰的故事区分开来；在那个故事中，国王故意乔装，并让另一名男子冒充自己。城堡的历史介绍则将最初仅限少数人在场的接见，与她接受审查后正式在宫廷众人面前亮相，视为两次不同的事件。（jeanne.wiki）

查理派贞德前往普瓦捷，接受神学家和王室顾问的审查。据1456年接受问讯的证人所述，审查持续了约三周，考察了她的品行、宗教信仰以及其使命的可信程度。审查者包括皮埃尔·德·凡尔赛、纪尧姆·艾默里，以及道明会修士塞甘。塞甘记得，艾默里曾问她：如果上帝打算拯救法兰西，为何还需要士兵？贞德回答，士兵负责作战，上帝则会赐予胜利。当被要求提供能够验证其使命的征兆时，她指出，解救奥尔良就是预定的证明，并请求给她军队来完成此事。据记载，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她的回答与行为均无违背天主教会信仰之处，查理可以正当地任用她。这使她得以通过实际行动检验自己的使命，但并未证实那些声音具有超自然来源。（joan-of-arc.org）

奥尔良解围

奥尔良控制着卢瓦尔河上的一座重要桥梁，以及通往河南岸仍效忠查理七世的领土的一条通道。若攻占这座城市，英军在百年战争中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并可能进一步向法国中部推进。围城始于1428年10月12日。英军占领了南岸设有防御工事的桥头堡图雷勒，并在通往城市的各条道路附近建立了彼此分离的据点，称为 bastilles。这些据点阻碍了交通和补给，却没有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守军仍能获得物资和增援，尤其是来自东面的支援。(en.wikipedia.org)

1429年4月29日晚，贞德随一支从布卢瓦出发的援军进入奥尔良。补给物资经卢瓦尔河运入城内，而随行部队中的大部分起初返回了布卢瓦，之后才前来与守军会合。她见到了让·德·迪努瓦，此人当时通常被称为“奥尔良的私生子”，与人称拉伊尔的艾蒂安·德·维尼奥勒等经验丰富的将领共同指挥防御。她的到来，使民众对解围的期盼有了一个鲜明的寄托。市民让·吕利耶后来回忆说，无论男女老少，居民们都热情地迎接了她。迪努瓦同样认为，她的出现使法国人的信心显著恢复，不过他的这番叙述记录于1456年，而非围城期间。(orleans.fr)

决定性的作战行动始于5月4日，法军进攻并夺取了城东的英军据点圣卢。贞德在进攻开始后加入战斗。5月5日是耶稣升天节，进攻行动暂停，她再次要求英军撤退。5月6日，法军渡河抵达南岸，占领了已被放弃的圣让勒布朗阵地，并攻下奥古斯丁会修道院据点，使图雷勒防御群陷于孤立。这一行动顺序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法军没有同时攻击整个围城体系，而是集中兵力逐个攻打据点，逐步打通城市东面和南面的通道。(en.wikipedia.org)

5月7日，法军进攻保护图雷勒的土筑工事。战斗持续了当天的大部分时间，贞德的上胸部或肩部附近中箭受伤。接受治疗后，她重返战场，鼓舞进攻的士兵。迪努瓦后来作证说，当他考虑撤兵、次日再战时，贞德劝他再等一等；当天傍晚，重新发起的进攻取得了成功。法军夺取了土筑工事和桥头堡垒，英军指挥官威廉·格拉斯代尔则在防线崩溃时溺亡。5月8日星期日，剩余英军在阵地外列阵，但未进行正面会战便撤退了。贞德反对在当天发动进攻，奥尔良之围就此解除。(jeanne-darc.info)

对贞德贡献的记述，区分了她在进攻中引人注目的表现与由她独自负责筹划或实施进攻这两种说法。《奥尔良围城日记》详细叙述了作战过程，而迪努瓦及其他参与者后来的证词则强调了她的鼓舞、坚持，以及由宗教信念带来的笃定。这些证词也是为撤销她的有罪判决而进行的审理提供的，作证时间距事件发生已约二十七年。因此，从军事角度解释这场胜利，除了考虑目击者所描述的信心恢复，还必须纳入法国援军的到来，以及分散部署的英军据点所暴露的弱点。参与者的证词支持贞德在维持攻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证据也记载了原有将领、士兵和市民所作的贡献，因而不足以得出胜利完全取决于她这一更强的结论。(en.wikipedia.org)

卢瓦尔河战役与兰斯加冕

奥尔良解围后，贞德敦促查理前往兰斯加冕，但首先必须清除英军在卢瓦尔河沿岸控制的据点。由此展开的1429年6月战役由阿朗松公爵约翰二世指挥，贞德随军行动，并力主发动进攻。6月12日，雅尔若陷落，守军指挥官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被俘。阿朗松在后来的证词中回忆，尽管各将领意见不一，贞德仍鼓励发起攻击；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头盔，将她从梯子上打落后，她又继续催促士兵前进。6月15日，法军夺取了卢瓦尔河畔默恩的桥梁，而没有立即强攻城镇和城堡；随后，他们转攻博让西，当地英军守军经谈判撤离。法国王室统帅阿蒂尔·德·里什蒙虽已失去国王宠信，仍加入了这支军队；阿朗松记得，里什蒙的到来险些造成法军指挥层分裂，贞德当时力劝双方合作。(en.wikipedia.org)

这场战役在6月18日的帕提战役中达到高潮。约翰·塔尔博特和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所部的一支英军向北撤退，法军紧追其后。拉伊尔和让·波通·德·桑特拉耶率领的法军骑兵前锋，在英军尚未为弓箭手建立有效防御阵地之前便发起攻击，使战斗演变为英军的溃败。塔尔博特被俘，法斯托尔夫则逃脱。贞德留在主力部队中，虽然她曾鼓励追击，却并未率领那次决定性的骑兵进攻。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帕提之胜属于与她一同作战的军队，而并非她亲自指挥成功冲锋的战斗。这次失败大幅削弱了英军当时阻挠查理向兰斯进军的能力。(en.wikipedia.org)

查理与王家军队于6月29日离开日安。他们穿越承认英格兰或勃艮第统治的地区时，既依靠谈判争取各地归顺，也借助武力威慑。欧塞尔起初拒绝让他们入城，但同意提供补给，并承诺追随沿途其他主要城镇所选择的效忠对象。特鲁瓦是最难突破的一道障碍。贞德在7月4日的信中呼吁当地居民承认查理的王位；谈判陷入僵局后，她支持准备强攻，此后该城未经攻打便归顺了。沙隆也打开了城门，军队于7月16日进入兰斯。这些协议使查理得以抵达传统的加冕城市，而不必接连进行旷日持久的围城战。(archive.joan-of-arc.org)

1429年7月17日，查理七世在兰斯大教堂由大主教勒尼奥·德·沙特尔施行傅油礼并加冕。仪式使用了与圣安瓿相关的圣油，将此次典礼与法国王权既有的宗教传统联系起来。查理自1422年起便已宣称继承王位，因此这次加冕是对既有王位主张的确认和公开祝圣，而非其统治的开端。其政治意义在于：尽管《特鲁瓦条约》确立了与之对立的英格兰王位继承安排，加冕仍以传统王室仪式的权威支持了查理的王位主张。贞德携旗出席。她本人在1431年的证词中说，旗帜置于祭坛附近，且在仪式的部分时间里由她持旗；这提供了不同于后世艺术描绘的同时代证据。(musees-reims.fr)

加冕并未消除各方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分歧。贞德继续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而查理的宫廷也在寻求与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谈判。她的立场并非一味反对和平：加冕当天，她曾致信菲利普，请求他与查理和解，并达成持久的和平安排。不过，她在8月5日写给兰斯居民的信中表达了对临时休战的不满，也提到预期勃艮第方面会安排移交巴黎。这些书信表明，她愿意接受和解，但对那些打断军事推进的拖延抱有疑虑。(archive.joan-of-arc.org)

被俘并移交英方羁押

1429年9月8日，贞德参与了对巴黎的进攻，但未能成功。当时，巴黎由英格兰—勃艮第阵营控制。法军在圣奥诺雷门附近的攻势受挫，贞德腿部负伤。此后，查理七世撤回军队，并于当月稍晚在日安将其解散，同时继续与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进行谈判。贞德随后开展的军事行动有成有败：11月，她协助攻下圣皮埃尔勒穆捷，但对卢瓦尔河畔拉沙里泰的围攻于12月被放弃。1430年春，她重新在默伦、拉尼和桑利斯一带作战，之后返回贡比涅，保卫这座居民拒绝归顺勃艮第的城镇。(larousse.fr)

1430年5月23日，贞德率约300至400人进入贡比涅。当晚，她随部队出城，袭击驻扎在附近马尔尼的勃艮第军队。敌方援军迫使法军向城内撤退，贞德则留在后卫部队中。她尚未退入城内，城门便已关闭，将她留在城防之外。一名弓箭手将她拉下马；她随后成为旺多讷的私生子利奥内尔的俘虏。利奥内尔是卢森堡的约翰的部下，后者统率该地区的勃艮第军队。城门关闭一事后来引发了对贡比涅守将纪尧姆·德·弗拉维的指控，但并无证据证实他蓄意出卖贞德。贞德被俘并未导致城镇投降：贡比涅继续抵抗，围城最终于10月25日解除。(larousse.fr)

贞德最初被囚禁在博利厄，随后被转移至卢森堡的约翰位于博勒沃的城堡。她曾试图逃脱，但均告失败，其中一次从博勒沃城堡的塔楼跳下，导致自己受伤。在后来的证词中，她表示，这次逃跑既是因为害怕被交给英格兰人，也是因为听说贡比涅居民面临屠杀。无论谈判还是军事行动，都未能使她获释。当时的记载描述了查理七世阵营为救回她所作的努力，而巴黎大学的一封信则表达了对查理支持者试图将她救回的忧虑。这些记载表明，救回贞德确实是当时各方积极关注的事项，但不能证明有营救行动抵达了她的囚禁地点。(jeanne-darc.info)

最终导致贞德被移交的交易，并非使她重获自由的赎金支付。英方付给卢森堡的约翰一万图尔里弗，以取得对她的羁押权，相关安排于1430年11月完成。历史学家雷米·安比尔对当时文献的研究表明，英方官员明确将她称为prisonnière de guerre，即战俘。在中世纪晚期，这一称谓体现的是俘获者对俘虏享有、且可通过金钱交易转让的权利，而非现代战俘身份所附带的保护。英方的财政拨款令将这笔款项专门用于购得贞德，同时将她列为军事俘虏和涉嫌施行巫术的女子。(en.wikipedia.org)

在商议金钱交易的同时，教会方面也提出了要求。贞德被俘后数日内，巴黎大学便要求将她移交，以就她涉嫌的宗教罪行展开诉讼；宗教裁判所的代表也同样要求将她交由教会审判。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是英格兰—勃艮第阵营的支持者，他在取得贞德羁押权的过程中充当了中间人。由于贞德是在他的教区内被俘，他还声称自己有权审判她。对英格兰政府而言，针对她所宣称的神授使命提起诉讼，可以借此否定查理七世加冕所具有的神圣认可。交易完成后，贞德于1430年12月被带往鲁昂，囚禁在由英军看守的城堡中，而非教会监狱，尽管计划中的审判将在天主教会法庭进行。(eprints.soton.ac.uk)

鲁昂审判

审判程序于1431年1月9日开始，由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主持，宗教裁判所副审判官让·勒梅特随后加入，与他共同担任法官。科雄声称，贞德是在他的教区内被俘的，因此他有权审理此案；当时鲁昂总主教之位空缺，主教座堂参议会授权他在鲁昂审理。虽然这是依照教会法进行的教会审判，但审判期间贞德始终被英方拘押。让·德斯蒂韦担任检控官，神学家和法学家则作为顾问协助法官，而非组成陪审团。(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贞德于2月21日在鲁昂城堡的小堂首次公开出庭。六次公开讯问于3月3日结束，随后转为在监狱内讯问。审讯者盘问了她的宗教知识、所获启示、军事活动、衣着，以及是否服从教会权威。她反复说明哪些问题愿意回答，哪些涉及查理七世的启示则不会透露。审判的常规程序于3月26日开始；3月27日至28日，德斯蒂韦提出七十条指控，要求她逐一答辩。这些指控涵盖异端、巫术、虚假预言、召唤灵体，以及被认为不符合其性别和社会地位的行为。这些都是检控方提出的指控，并非经独立证实的行为事实。(jstor.org)

检控方随后将指控归纳为十二条，提交学者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巴黎大学的学者。该校神学院和教会法学院均赞同判定贞德有罪的意见，鲁昂法庭于5月19日审议了这些意见。核心问题在于：贞德听到的声音是否来自上帝，以及她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主张交由教会裁断。男装成为指控她不服从的证据：贞德坚称自己是奉神的指示穿着男装，而法官则将她坚持穿男装视为抗拒教会纠正。是否允许她参加弥撒，也以她是否更换衣着为条件。(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5月24日，贞德被带到圣旺教堂墓地，接受公开布道和劝诫。面对定罪，她接受了弃绝声明，即正式放弃被归于她的错误信念，因此被判终身监禁，仅供面包和清水，而非立即移交世俗司法机关。她同意不再穿男装，随后被送回城堡监狱。她所作弃绝声明的确切措辞，至今仍是一个文本考证问题：正式案卷中收录的长篇声明，必须与后来证人对当时交给她的那份文件的描述加以区分。(joanofarcsociety.org)

5月28日，法官前往探视时，她已重新穿上男装。根据法官的记录，她说，在男人中间穿男装更为合适，并抱怨有关允许参加弥撒、解除镣铐及改善拘禁条件的承诺均未兑现。她还再次肯定自己听到的声音，并否认先前因惧怕死亡而作出的弃绝声明。这些陈述连同她重新穿男装的行为，成为认定她在弃绝异端后又重犯的依据。5月30日，教会法庭判定她为重犯异端者，将她移交世俗当局；构成处决法律依据的是这一判决，而非另行作出的巫术罪判决。(jstor.org)

有关审判的主要证据是法庭的公证记录。纪尧姆·芒雄和纪尧姆·布瓦纪尧姆负责记录审判过程，尼古拉·塔凯尔也参与了记录的认证工作。法语讯问笔录后来被编入正式的拉丁语文书。现存文本包括经认证的拉丁语手稿和后来的抄本；大英图书馆藏埃杰顿手稿第984号的年代约为1475年至1524年。法语讯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通过一份被称为“迪尔费手稿”的抄本保存下来。这些记录保留了贞德异常详尽的答复，但其内容的取舍、翻译和编排反映的是法庭的文书制作程序，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逐字实录。(history.ucsb.edu)

处决及其直接后果

1431年5月30日，贞德在鲁昂的旧市场广场被处以火刑。当天上午，教会法庭宣读了最终判决，宣布她是重犯异端，并将她交由世俗当局处置。尼古拉·米迪向聚集的人群布道。据多明我会修士马丁·拉德韦尼后来作证称，他在陪同贞德前往刑场之前，听取了她的告解，并为她施行了圣餐礼。法庭执达员让·马西厄回忆，一名英格兰士兵为她制作了一个小木十字架；另有人应她的要求，从附近的圣救世主教堂取来了一个较大的十字架。目击者描述，在烈火吞噬她时，她不断呼唤耶稣基督。(history.ucsb.edu)

这些记述区分了焚毁遗体与处置残骸两个过程。目击者后来报告说，刽子手继续焚烧残骸，随后将其收集起来，投入塞纳河。拉德韦尼认为，英格兰人这样处理，是担心有人宣称她已经逃脱。伊桑巴尔·德·拉皮埃尔还回忆，刽子手曾声称，她的心脏和内脏始终烧不掉。这是转述的证言，证人将其解释为神迹，并非经过独立证实的客观事实。这些详细的回忆记录于1450至1456年的调查期间，并不是处决当时的实录。(tianmu.org)

英格兰统治当局利用这一判决，反驳贞德关于自身受神授权的主张。1431年6月8日和28日，以亨利六世名义发布的信函将对她的惩罚描述为依法铲除假先知，并强调教会法官和巴黎大学神学家的参与。第二封信致法国的高级教士、贵族及各城镇，要求通过公开布道或其他方式传播信中内容。信中将贞德的军事行动描绘为流血杀戮和实现和平的障碍，由此把谴责的矛头指向她为查理七世的事业提供的宗教依据。这些信函表达的是英法统治当局的官方立场，并不代表民众的一致反应。后来的证言称，包括刽子手在内的一些旁观者和参与者流下了眼泪，并感到悔恨。(jeanne.wiki)

促成贞德被定罪的政治阵营并非始终不变。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放弃了与英格兰的联盟，并于1435年通过《阿拉斯条约》承认查理七世。法国军队于1436年4月收复巴黎。此后，查理采取的战略是将谈判与军事整编相结合，而不是不间断地延续贞德的军事行动。1444年在图尔达成的休战协议，为增强王室军力争取了时间；1445年，王室建立了十五个常备骑兵连，每连编有一百个“长枪”作战单位。与仅为单次远征临时征集的军队相比，长期维持的常备部队为国王提供了更可靠的军事力量。(bbc.com.im)

1449年战事重启后，法国开始重新征服诺曼底。法国军队于当年收复鲁昂，1450年4月15日在福尔米尼击败一支英格兰援军，并在1450年内完成了对整个公国的收复。控制鲁昂也使查理得以命令调查贞德的定罪过程，由此开启了下一节所述的程序。此后剩下的主要战场是加斯科涅：法国在1451年取得的部分战果，随着约翰·塔尔博特于1452年夺回波尔多而丧失。1453年7月17日，塔尔博特在卡斯蒂永战败身亡，随后法国再次收复波尔多；这些事件通常被视为百年战争结束的标志。英格兰仍保有加来，但其企图通过领土征服来实现兰开斯特王朝对法国王位要求的努力已经失败。(en.wikisource.org)

平反与撤销判决

1449年11月法国收复鲁昂后，查理七世着手调查贞德被定罪一事。1450年2月15日，他命神学家纪尧姆·布耶审查审判过程。布耶于3月询问了七名证人，其中包括公证人纪尧姆·芒雄，以及在贞德被监禁和处决期间陪伴她的神职人员。这项由王室发起的初步调查，本身并无推翻教会判决的权限。1452年5月，教皇使节、枢机主教纪尧姆·德斯图特维尔与多明我会修士、法国宗教裁判总长让·布雷阿尔主持了第二次调查。布雷阿尔随后收集法律和神学意见，使这两次调查与正式的撤销判决程序得以衔接。(history.ucsb.edu)

正式诉讼是由贞德的母亲伊莎贝尔·罗梅及其兄弟让和皮埃尔提出申诉后启动的，而非通过国王颁布敕令来推翻原判。教皇加里斯都三世授权以下人员担任委员，审查原定罪判决：兰斯总主教让·朱韦纳尔·德叙尔桑、巴黎主教纪尧姆·沙尔捷、库唐斯主教里夏尔·奥利维耶·德隆格伊，以及布雷阿尔。1455年11月7日，诉讼程序在巴黎圣母院正式开始，伊莎贝尔代表家人提出了申冤请求。他们的申诉既涉及贞德被定罪一事，也涉及这一判决对亲属名誉造成的损害。法庭在天主教会的权限范围内运作，审查此前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有效。(ste-jeannedarc.fr)

1456年间，委员们在洛林、奥尔良、巴黎和鲁昂收集证词，涵盖贞德人生的各个阶段。她童年时的熟人就其宗教生活，以及与栋雷米附近“仙女树”有关的指控作了证：他们描述的是集体游戏和季节性聚会，而非指控中所称的召唤精灵。让·德迪努瓦就她在奥尔良战役期间的表现作证。在鲁昂，曾参与原审判的人提供了有关定罪审判运作方式的证据。芒雄讲述了自己在记录贞德回答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有人试图让他的笔录与对她更不利的叙述保持一致的情况。这些证词使证据来源不再局限于对贞德的讯问记录，但它们毕竟是事后追述，且大多采集自同情她的群体。(joanofarcsociety.org)

对原判的质疑以教会法为依据，同时针对审判程序和判决的实质内容。申诉指出，原审存在法官立场偏颇、威胁、严酷监禁、误导性提问、强迫弃绝信仰，以及伪造指控条款等问题。负责最终裁决的法庭将正式记录与公证人的原始笔记进行比对，并征询了法律和神学专家的意见。判决尤其谴责了1431年提交给学者顾问的十二条指控，认为这些条款未能准确反映贞德的回答：有利于免除其罪责的情节被删去，加重罪责的情节被加入，措辞也被改动，以致原意发生变化。这一论证将有缺陷的证据摘要与顾问们据此提出的意见区分开来，指出这些顾问若得到准确的陈述，本可能作出不同的结论。(joanofarcsociety.org)

1456年7月7日，委员们在鲁昂总主教府宣布，先前的审判程序和判决，以及弃绝信仰声明及其后果，均属无效。裁决指出其中存在欺诈、不公、矛盾，以及事实和法律上的错误，并明确消除了由此加诸贞德及其家人的污名。这是对定罪判决的撤销，而不是保留有罪判决的赦免。法庭下令撕毁有缺陷的指控条款，公开宣告裁决，并在处决地点竖立纪念十字架。这些措施让当初执行判决的城市能够公开见证原判的推翻。(dmdhist.sitehost.iu.edu)

这项判决并未确立贞德的圣人身份，也没有对所有记载中的神启作出确定无疑的真实性认定。判决的论证明确承认，判断神启十分困难，唯有上帝才能完全知晓其真伪。它所确立的，是对1431年判决法律基础的权威否定。平反案的记录还保存了村民、士兵和审判官员的证词；若无这些记录，这些证词本会散失。它们为后世历史学家提供了可与定罪审判笔录对照的证据，使研究者不必将那份笔录视为不容置疑的叙述。(dmdhist.sitehost.iu.edu)

宣福与封圣

早在贞德正式获承认为圣人之前，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就已逐渐形成。自十五世纪起，每年纪念奥尔良解围的活动便将市民庆典与宗教游行、布道结合起来。一面留存至今的市政旗帜，其图像可追溯至1492年以前，描绘了贞德与奥尔良公爵跪在圣母子面前的情景：画中的贞德是参与敬礼的人，而非已获正式承认的圣人。这类纪念活动本身并不意味着天主教会已批准对她的敬礼。近代提出的申请正是源于这一地方传统。1869年5月8日，奥尔良主教费利克斯·迪庞卢发表颂词，将贞德称为圣人，并向圣座提交申请，请求启动正式认可的程序。他的继任者皮埃尔-埃克托尔·库利耶和斯坦尼斯拉斯·图谢继续推动此事。(balises.bpi.fr)

这一程序所要求的，不只是确认对她的定罪已于1456年撤销，还须审查她的宗教德行及圣德声誉。由于已无同时代证人可供作证，审查依据的是历史文献。教区的初步调查于1874年11月至1876年1月进行；1894年，案件进入罗马审理阶段。礼仪圣部还要求开展关于“未经许可的敬礼”（non cultu）的调查，即查明在获准之前，是否曾出现未经授权、由教会公开举行的敬礼。私下祈求贞德代祷，与在教堂内陈列带有光环的贞德画像供人敬礼等公开行为，被视为不同性质的活动。列品申请人负责汇集材料并为申请辩护，信仰维护官则审查证据、提出异议。1904年1月6日，庇护十世认可了她的德行已达到英勇卓绝的程度。(jeanne.wiki)

教宗庇护十世批准为贞德宣福，典礼于1909年4月18日举行。在这一程序中，三起据称因她代祷而发生的治愈事例获认定为奇迹。此后通向封圣的程序于1912年启动，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延误。1920年5月16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她封圣。这一庄严宣告将她列入圣人名册，并准许普世教会向她致敬，而不只是重新审视平反审判的司法结论。因此，教会评估所关注的是她的圣德与代祷，而不单是她的军事成就或法国民族女英雄的地位。(orleans.fr)

贞德的列品程序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宗教冲突背景下展开的。她的形象既吸引了天主教拥护者，也吸引了反教权的共和派；双方相互竞争的解读，使正式的宗教认可成为政治上的敏感问题。1905年政教分离前后，共和国与圣座的关系恶化；不过，贞德封圣之前，天主教徒与共和国体制已在战争期间趋于和解。在这一背景下，将贞德奉为天主教圣人与将她视为爱国人物，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相互交叠的纪念活动，在制度上仍彼此有别：封圣是教宗的行为，而全国性纪念日则由法国立法设立。(loiret.fr)

1920年7月10日颁布的法律设立了全国贞德与爱国主义节，定于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以纪念奥尔良解围。这一公民纪念日不同于天主教会在5月30日庆祝的贞德瞻礼日，后者是她遇难的周年纪念日。1922年3月2日，庇护十一世在宗座牧函《法国，教会的长女》（Galliam, Ecclesiae filiam primogenitam）中，宣布贞德为法国的次要主保圣人，与以“圣母升天”称号奉为首要主保的圣母玛利亚并列。该文件明确表示，这是回应法国主教、神职人员及信众的请求，从而为她作为法国宗教主保的地位赋予了正式的教会依据，有别于共和国设立的爱国主义节日。(nd-chretiente.com)

军事领导与战术

贞德的军事权威主要来自她所宣称的神授使命、王室的支持以及她对士兵的影响力，而非将法国军队置于她指挥之下的正式任命。查理七世为她提供了盔甲，并为她配备了一班军事随从，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侍从让·德奥隆。她与已有资历的将领并肩行动：被称为“奥尔良私生子”、后来成为迪努瓦伯爵的让负责指挥城防，而阿朗松公爵约翰二世则在随后的卢瓦尔河战役中担任统帅。尽管如此，这种安排仍让她在实际行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德奥隆后来的证词描述了贞德如何与迪努瓦、拉伊尔及其他将领商议增援和奥尔良防御事宜，随后又随部队出城，掩护援军行动。她的角色既包含象征性的领导，也包括参与作战决策。(jeanne-darc.info)

关于她的作战倾向，史料中最一贯的记载是她主张保持进攻势头。据迪努瓦在平反审判中的证词，1429年5月7日进攻图雷勒堡时，士兵已疲惫不堪，但贞德反对放弃进攻；她短暂退下祈祷，随后带着军旗返回，部队再次发起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奥尔良解围后，她敦促查理攻取英军在卢瓦尔河沿岸的据点，使前往兰斯的行程更加安全。迪努瓦还回忆说，一些将领倾向于向诺曼底推进，而贞德则坚持应前往兰斯加冕，认为国王接受祝圣将削弱其对手的势力。这是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合法性联系起来的战略主张，而不只是战场上的鼓舞；各次进攻与加冕的具体先后经过，则属于战役叙述的范畴。(jeanne-darc.info)

与职业将领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阿朗松回忆，在1429年6月12日的雅尔若战斗中，他对进攻时机有所犹豫，贞德却敦促他立即发起进攻。他还描述了贞德手持军旗登上攻城梯时被石块击倒，随后又站起来鼓励部队继续作战的情景。在他对贞德的总体评价中，她懂得使用长矛、部署部队，尤其擅长布置火炮。这些证词支持她积极参与军事战术的判断，但并不能证明她独立策划了每一次行动，或引入了新式武器。与她共同作战的火炮、将领和士兵，都是既有军事组织的组成部分。(jeanne-darc.info)

军旗使人们能够辨认贞德所在的位置，也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凝聚点。在1431年2月27日的讯问中，贞德描述说，她的军旗由白色亚麻布或硬挺布制成，散布着百合花饰，上面绘有世界和两位天使，写着耶稣与玛利亚的名字，并缀有丝质流苏。她说，自己对军旗的喜爱是对佩剑的四十倍，进攻时携带军旗是为了避免杀人；她也表示自己从未杀过人。这份证词区分了亲手杀人与置身战斗之中。持旗使她身处进攻前沿，而旗上的宗教图像则将战斗与她所宣扬的使命联系起来。迪努瓦对图雷勒堡再次进攻的记述，说明了军旗的出现如何能够成为重新集结的标志。(history.ucsb.edu)

对于这些事件能够证明贞德承担了多大程度的战术职责，现代研究者看法不一。凯利·德弗里斯的《贞德：一位军事领袖》（1999年）将她视为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军事参与者，认为她的胜利表明，百年战争中的英军并非不可战胜。以“Asinus Docet”为笔名撰文的历史学家乔纳森·迪蒙则质疑将突袭、持续进攻等既有作战方式归为她的创新。证据方面的难题尤其突出：迪努瓦和阿朗松对军事行动的详细回忆，是在1455至1456年间、距那些战役已有二十五年多之后记录下来的，而且属于旨在推翻贞德定罪的司法程序。他们的证词具体记述了她的主动性与勇气，但这些回忆形成于对她有利的追溯性审理背景下，因此，试图据此重建完整的指挥体系，或认定胜利应归功于哪个个人，都受到限制。(books.google.com)

宗教体验与心理学解释

在1431年2月22日的审讯中，贞德称自己第一次听到指引她的声音时，大约十三岁。她描述说，那是在夏日的正午，她身处父亲的花园，声音从她右侧、朝着教堂的方向传来；通常还伴随着一道光，起初令她感到害怕。声音最初指示她端正品行、前往教堂，后来的讯息则指引她前往法兰西，为奥尔良解围。在审讯的其他环节，她将与自己交谈者确认为圣米迦勒、圣加大肋纳和圣玛加利大。这些描述融合了听觉体验、光芒，以及与身份明确的宗教人物相遇的经历，而非呈现一种单一且始终界定一致的感官现象。贞德也隐瞒了一些细节，将自己愿意回答的问题与她认为应当保密的启示区分开来。(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中世纪用于理解此类经历的相关框架是辨别诸灵，即 discretio spirituum：判定某种看似启示的体验究竟来自上帝、施行欺骗的灵，还是接受者自身的想象。神学家考察的不只是体验的鲜明程度，还包括见异象者是否谦卑、愿意接受纠正、具有耐心，以及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曾任巴黎大学校长的让·热尔松为这类考察制定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标准。他于1429年5月14日撰写的支持贞德的论著表明，这种审查并不必然导致对她的说法予以否定。然而，同样的神学用语也可能成为怀疑的依据：对某一启示确信不疑，既可能被理解为忠于神的命令，也可能被视为不愿让个人信念接受审查。(paperzz.com)

在鲁昂，审问既涉及这些声音的身份，也涉及它们在天主教会内的权威。审讯者试图找出区分圣人与欺骗性幻象的依据，并质疑贞德为何确信自己得到的指示来自上帝。审讯还区分了凯旋教会与战斗教会：前者指上帝、圣人及天上得救者，后者则包括尘世的基督徒共同体及其权威机构。法庭要求将启示交由后者裁断。贞德坚持认为，她认定来自上帝的命令不能被轻易推翻，因此，对其体验的解释便与教会服从问题上的争议密不可分。这是一场围绕启示及其可能谬误展开的神学审查，而不是运用现代精神医学分类进行的临床评估。(uncg.edu)

现代医学作者提出了若干解释，但并未确立诊断。2006年，神经科医师朱塞佩·多尔西和保罗·蒂努佩尔提出，她可能患有以听觉症状为特征的特发性部分性癫痫，并着重指出其反复出现的听觉体验、偶发的视觉体验，以及声音可能成为诱因。他们将记述中的这些发作解释为局灶性癫痫发作，而非持续性心理障碍的证据；2016年，他们又在一篇通信中重申了这一假说。精神医学方面的解释包括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疾病。然而，弗雷德·亨克在1984年依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的标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存描述并不符合他所采用的精神分裂症或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标准。他转而提出，贞德的体验可能涉及受宗教塑造的意象，以及对自身肩负神意使命的认同；这本身也只是一种解释，而非得到证实的临床发现。(sciencedirect.com)

回溯性诊断受到证据形成目的及其记录、传递方式的限制。1431年的证词记录的是司法讯问所筛选出的回答，并由书记员保存下来，而不是对发作持续时间、神经系统体征或日常情境下的功能表现所作的系统观察。宗教语汇也为贞德提供了辨认和解释自身体验的方式；若直接将这些语汇转化为症状，就可能剥离其历史意义。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菲利普斯及其同事反对为贞德作出医学或精神医学诊断，既强调上述证据的局限，也指出未被诊断患病的人同样可能有听见声音的体验。另一篇发表于2023年的历史综述梳理了1882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医学假说，展示了这些解释如何随着精神医学概念和神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改变。因此，现存证词更能可靠地支持对以下问题的研究：贞德报告了什么，她如何理解这些体验，以及他人如何评价这些体验；相比之下，它们不足以同样可靠地确定某种潜在疾病。(pmc.ncbi.nlm.nih.gov)

史料与史学史

1431年的定罪审判记录保存了篇幅最为庞大、内容最为连贯的贞德答辩材料，但这并不是未经中间加工的讲话实录。审讯以法语进行，由公证员记录，主要记录者是纪尧姆·芒雄；审判结束后，芒雄与托马·德·库尔塞勒汇编这些材料，并将其译成正式的拉丁语记录。部分法语笔录也通过手抄本流传下来，因而可以与拉丁语文本相互对照。最终形成的卷宗既有问答，也有书信、司法裁决、指控和神学意见：必须区分其中不同层次的文献，不能将其视为一份连续完整的目击者记述。(searcharchives.bl.uk)

法庭自身的程序表明，证词是如何转变为控方证据的。1431年3月24日，芒雄用法语向贞德宣读已记录的审讯内容，笔录记载了她所作的更正和限定说明。此后，她的陈述被浓缩为十二条条款，分送神学顾问审阅。因此，这些命题是控方对她立场的概括，而不是另一组逐字记录的回答。后来的撤销判决卷宗明确指称，这些条款歪曲了她的陈述，而且遗漏了相关证据。此类指控需要与先前的记录对照检验，但它们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可靠性问题：贞德实际回答的内容、公证员记录的内容，以及法官为支持判决而摘取的内容，三者之间存在区别。(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1450年和1452年的调查，以及1455—1456年的撤销判决程序，提供了定罪审判记录中没有的证据，包括对贞德童年、征战、囚禁和处决的回忆。这些材料的价值不同于早期的审讯记录：证人是在旨在推翻其定罪判决的程序中，回忆约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件。曾参与第一次审判的人，也有理由为自己的责任作出解释，或尽量淡化自身责任。历史学家海伦·卡斯特强调，贞德回答的记录具有即时性，而后来的一些证词则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两套卷宗之间相互吻合之处固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认定有利于贞德的证词比敌对证词更可靠。(api.pageplace.de)

书信为重建她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另一类文献依据。历史学家菲利普·孔塔米纳在199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将十九封已知书信分为三类：八封仅见于其他文献的提及，六封以抄本形式存世，五封以原件形式存世，其中三封带有签名。这里的“原件”描述的是存世文献的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由贞德亲笔书写。例子包括1429年7月17日致勃艮第公爵的呼吁信，以及1429年11月9日致里永、请求提供军需物资的信。因此，必须运用文书学方法，对这批书信的笔迹、签名、流传过程及书吏的参与情况进行考察；以她的名义发出的信，并不等同于她亲自撰写的作品。(persee.fr)

叙事史料与文学作品既反映事件本身，也呈现了人们早期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于1429年7月31日完成了《贞德颂》，当时贞德尚未被俘，也尚未受审。作品赞颂上天眷顾下的解救，记录了时人的热情，而不是一部回顾性的传记。《奥尔良围城日记》虽然标题类似日记，并逐日记述事件，但其存世文本的形成时间约为1466—1467年。因此，应将它视为后来的汇编，而不能简单地当作围城期间所写、未经改动的笔记。关于奥尔良城市共同体记忆的研究，将这类叙事与纪念游行、戏剧表演一并考察，揭示了有关这场战役的记述如何融入当地的宗教传统与市政传统。(degruyterbrill.com)

现代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以历次刊行的文献整理本为基础。朱尔·基什拉于1841—1849年出版的五卷本《定罪与平反审判》，将审判材料及相关证据汇集为一套便于学界广泛查阅的文献集。皮埃尔·蒂塞与伊冯娜·朗埃尔于1960—1971年出版的定罪审判文献整理本，将拉丁语记录与存世法语笔录并列呈现；随后，皮埃尔·迪帕克于1977—1988年出版了五卷本撤销判决文献整理本。这些版本使语言比较、手稿考证和司法程序分析成为研究的核心。此后出版的英语史料集，包括丹尼尔·霍宾斯的译本和克雷格·泰勒的《贞德：少女》，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材料的可获取性，同时仍保留了审判证词、事后回忆与叙事传统之间的区别。(jeanne.wiki)

性别、服饰与社会规范

男装成为贞德受审时的核心问题，因为审判者将其视为违背宗教教导的证据，而不仅仅是外表不合常规。她的短发、紧身上衣、裤袜及其他男性服饰，将她的外在形象与通常属于男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随军行进、携带武器，以及行使军事指挥权。控方援引《申命记》22:5，即圣经中禁止穿着异性服装的规定。贞德坚持自己的穿着遵从了上帝的命令，这使服饰之争与她所获启示的真实性密不可分：审判者认为，神的指引不可能授权她做出他们认定为禁忌的行为。因此，拒绝更换衣服便可被解释为执迷于宗教上的错误，而不是违反衣着惯例或礼仪。(joanofarcsociety.org)

不过，中世纪神学也承认服饰禁令存在例外。在《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二部第169题第2条中，托马斯·阿奎那允许人在必要时穿着异性服装，例如为了躲避敌人，或因无其他衣物可穿。因此，关键在于区分被禁止的模仿与因应情势而有正当理由的变通。贞德的支持者可以为她的穿着辩护，而不必否定更广泛的性别等级秩序。巴黎大学前校长让·热尔松便支持她在征战期间的穿着。争议的焦点在于既有规则应如何适用于一项特殊使命，而不是一套毫无例外的中世纪禁令与一种完全现代的个人自由观念之间的对抗。(newadvent.org)

宗教权威方面同样存在不同层次的区分，并非一概将女性排除在所有公共角色之外。阿奎那《神学大全》补编所体现的经院哲学传统不允许女性领受司铎圣秩，却明确承认她们能够获得预言的恩赐并行使世俗权力；圣经中的士师底波拉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区分使人们能够接受一位受神委任的女性，却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教会机构中普遍享有平等地位。贞德的主张正处于这一棘手的界线上：一边是特殊的神圣授权，另一边是教士审查这种授权的权力。她在公众面前将公认的女性身份与男性化的军事装束结合起来，尤其具有重要意义：通常，她穿男装并不是为了隐瞒自己是女性。(newadvent.org)

监禁使服饰问题有了直接的现实意义。1431年5月24日，贞德宣誓弃绝异端后接受了女装；但在5月28日接受讯问时，她已重新穿上男装。审判记录将此归因于男装更适合她身处男人之中的生活环境，以及有关弥撒、领圣体和解除镣铐的承诺未获兑现。后来的平反审判证词提供了其他解释：让·马西厄称，看守扣留了她的女装；其他证人则转述了她关于遭受性侵威胁或性侵未遂的叙述。这些说法各不相同，必须与当时的讯问记录加以区分。审判者将她重新穿上男装，以及再次确认那些声音的真实性，一并视为她重陷异端的证据；因此，将最后的审判程序简化为仅仅因异装而施以惩罚，并不准确。(famous-trials.com)

贞德本人的回答并不支持将她的选择解读为一场全面反抗女性传统角色的运动。她以神的命令、自身使命和具体处境来解释穿男装的正当性，而不是主张所有女性都应像她一样穿着或行事。她也并未断然拒绝女装：在讯问中，她曾提出穿长袍参加弥撒，之后再换回原来的衣服。她自称“少女”（la Pucelle），也使童贞成为她公共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服饰与明确的女性宗教身份共同发挥作用，并不必然彼此抵消。(joanofarcsociety.org)

因此，现代性别研究将服饰视为主动塑造权威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伪装。苏珊·克兰在《服饰与性别界定：贞德》（1996年）一文中，分析了童贞、军事与社会权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贞德与传统女性气质的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区分了她的行为所产生的冲击性影响，与是否有证据证明她意图推翻社会规范。它也将关注点从贞德究竟只属于男性还是女性类别，转向同时代人如何理解两者在她身上的结合。在妇女史研究与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中，具体的问题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如何通过宗教主张获得公共领域的正当性，同时仍受制于那些能够将同样的服饰和主张重新解释为定罪依据的机构。(anyflip.com)

民族主义与政治记忆

16、17世纪的法国叙述主要将贞德视为上天庇佑王国的证明，而非拥有主权的人民的化身。历史汇编将她列入杰出女性之中，把她的军事成就与保全法国及其君主制联系起来。城市公共图像也强化了这种解读：奥尔良市政厅一幅绘于1581年的肖像，以及一面16世纪的市政旗帜，都延续了她与这座城市获救之间的联系。这些王室、宗教及城市传统，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倡导者提供了素材，他们以民众爱国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些传统。(orleans.fr)

伏尔泰在《奥尔良少女》中挑战了这种天意护佑的传统。这部作品约于1730年开始创作，1755年已有未经授权的印本流传，1762年出版了授权版本。它以粗俗的戏仿讽刺骑士文学的惯例、神迹以及教会对权威的宣称；就政治记忆而言，其意义在于将贞德神圣化的形象变成反教权主义嘲讽的对象。(web.explore-voltaire.org)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将她置于民族历史的中心。朱尔·米什莱在1841年的《法国史》中着重将她描绘为一位出身民间的女性，她的牺牲体现了法国的集体认同。朱尔·基什拉于1841至1849年间出版了五卷本的审判及平反文献，为这场重新关注贞德的热潮奠定了史料基础。在米什莱的解读中，贞德反抗外国统治的行动，预示了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的解放，而不仅仅是恢复王权。(pdfs.semanticscholar.org)

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贞德成为民族复兴和抵抗外国占领的象征。埃马纽埃尔·弗雷米耶创作的贞德骑马像于1874年在巴黎金字塔广场揭幕，为爱国纪念仪式提供了一个醒目的场所。(pdfs.semanticscholar.org) 相互对立的政治运动从她的生平中选取了不同的侧面：共和派强调她的平民出身和主动救国的行动，天主教及保王派团体则强调她蒙受神召，以及为国王效力的一面。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反犹主义活动人士也借用了她的形象。1894年5月30日，爱德华·德吕蒙在《自由言论报》中以种族观念描述她；此后，法兰西行动组织旗下的“国王叫卖者”则利用弗雷米耶雕像周围的集会，彰显对君主主义的效忠。这些都是对贞德记忆的政治建构，并不能视为贞德本人的立场。(pdfs.semanticscholar.org)

尽管贞德在历史上曾与英格兰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形象却被用来支持英法同盟。1918年4月21日，《朝圣者》刊登了一幅图画，描绘她与菲利普·贝当、斐迪南·福煦、约翰·潘兴以及英国统帅道格拉斯·黑格一同查看军事地图：这位中世纪英格兰的对手，此时象征性地为协约国的共同作战背书。(pdfs.semanticscholar.org) 战后的纪念活动将一种有别于教会封圣的爱国主义解读制度化。1920年7月10日的法律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全国性的贞德与爱国主义节，并将这一节日与奥尔良的解放联系起来。法律还要求在她受刑的地点建立纪念碑，刻上表达法国人民感激之情的铭文。官方纪念政策借助这位共同的女英雄，将共和派与天主教徒关于战时牺牲的记忆联系起来。(cheminsdememoire.gouv.fr)

在1940至1944年的德国占领时期，不同阵营对贞德形象的争夺，显示了这一共同象征可以被赋予多种含义。埃里克·詹宁斯对维希时期教科书的研究表明，教育中的贞德形象着重强调天主教虔信、既定的性别角色以及对英国的敌意。(journals.sagepub.com) 维希政权的宣传利用她被处决一事，将英国人描绘为法国长久以来的敌人；抵抗运动的记忆则强调从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历史学家珍妮特·纳尔逊指出，通敌者和抵抗者同时借用贞德形象，是对同一人生作出相反政治解读的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lrb.co.uk)

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派的纪念活动将贞德与拿破仑·波拿巴并列，纳入这样一种叙事：法国历久不衰，并通过抵抗和军事胜利重获新生。(cheminsdememoire.gouv.fr) 后来，极右翼将她的纪念场所变成定期举行党派集会的地点。1988年5月1日，在总统选举两轮投票之间，让-马里·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巴黎组织了一场纪念贞德的游行；据《世界报》报道，警方估计参加人数为5万人，组织者则称有20万人。该党选择五一劳动节举行活动，将其对民族爱国传统的认领与对工人的诉求结合起来，在另行依法设立的全国纪念活动之外，又增添了一项党派仪式。(lemonde.fr)

文学、戏剧与电影中的形象

在威廉·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上篇）》中，贞德以“少女贞德”的身份登场，是一位强劲的法国军事对手；她自称受到神的启示，但这一说法最终在剧情发展中被否定。她在单挑中击败塔尔博特，并帮助收复奥尔良，却在第五幕中召来拒绝援助她的精灵。行刑前，她不认自己当牧羊人的父亲，声称出身王室，又以怀孕为由请求免死，接连说出不同男子是孩子的父亲。这些虚构情节将她置于对她抱有敌意的英国戏剧传统之中，而非重现审判她时的证据。不过，剧中也让她发表谴责英国人残暴的言辞，并质问为何非凡的成就一定要被归功于魔鬼。因此，这一人物塑造将军事才能和有力的言辞，与巫术及性行为不端的指控结合在一起。(rsc.org.uk)

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奥尔良少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1801年）将她的故事重构为一部浪漫主义悲剧。其核心冲突出自虚构：贞德爱上英国骑士莱昂内尔并饶他一命，却把这份爱意视为对自身神圣使命的背叛。她没有死于火刑，而是逃脱囚禁，重返战场，在确保法国获胜后死去。这一改写以爱情与使命之间的冲突，以及随后证明自身价值的英雄壮举，取代了历史上的司法审判。马克·吐温的《圣女贞德的个人回忆录》（1896年）采用了另一种文学手法：一部虚构的目击者回忆录，署名为贞德的侍从兼秘书路易·德·孔特先生，据称由让·弗朗索瓦·奥尔登翻译。这部满怀崇敬之情的小说虽然以传记为框架，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却并非留存至今的中世纪见证记录；叙述者将贞德描绘成一位格外诚实、仁慈而勇敢的人物。(en.wikipedia.org)

乔治·萧伯纳的《圣女贞德》于1923年12月28日在纽约首演，由温妮弗雷德·勒尼汉饰演贞德；1924年3月26日英国首演时，则由西比尔·桑代克饰演这一角色。萧伯纳将她的审判呈现为一种对抗：一方是坚信自己直接受到神指引的个人，另一方是维护自身权威的制度性机构。在他的诠释中，贞德在宗教上的独立性预示了新教的出现；这是戏剧提出的一种论点，而非对她在历史上所属教派的描述。尾声将剧情从她的死亡延伸至平反和封圣：那些赞颂她圣德的人物，在她提出重返人世时却畏缩退避。这一戏剧性逆转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赞美一位已经死去、不再构成威胁的圣人，并不等于接纳一位活着的异议者。(shawfest.com)

两部重要的电影作品都聚焦于审判，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表演风格。卡尔·西奥多·德莱叶的默片《圣女贞德蒙难记》（1928年）取材于审判笔录，但将审判过程压缩在一天之内。蕾妮·法尔科内蒂的表演主要以特写镜头拍摄，使面部变化和情感上的痛苦成为叙事的核心。不连贯的剪辑与简约的背景削弱了观众通常的空间方位感，将贞德与审讯者隔离开来。罗贝尔·布列松的《圣女贞德的审判》（1962年）由弗洛朗丝·德莱主演，同样采用官方记录，却偏重克制的台词表达与简约的场面调度。德莱叶强调富有表现力的面孔和强烈的情感，布列松则通过囚犯与法官之间精简的问答来构建对抗。两部电影都没有以军事奇观作为组织贞德故事的核心。(bfi.org.uk)

她的故事也通过对席勒作品的改编进入了歌剧。朱塞佩·威尔第的《圣女贞德》由泰米斯托克莱·索莱拉撰写剧本，部分取材于席勒的剧作，于1845年2月15日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奥尔良少女》于1881年首演，将席勒的作品与其他戏剧及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在绘画和雕塑中，不同的形象特征将贞德表现为领受神启者或战士。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圣女贞德》（1879年）描绘了她在父母的花园中获得启示的情景，将以自然主义手法描绘的乡村环境与幽灵般的圣徒形象结合起来；这种并置在1880年的沙龙展上受到批评。相比之下，埃马纽埃尔·弗雷米耶于1874年安置在巴黎金字塔广场的镀金骑马纪念像，则呈现了一位身披铠甲、高举军旗的人物。这两件作品分别以聆听神圣声音的经历和公开展现的军事领导力来确立贞德的身份。(rohcollections.org.uk)

后世影响与文化遗产

在奥尔良，人们通过融合市民、军方和宗教团体共同参与的仪式，延续对贞德的纪念。每年举行的“贞德节”纪念她于1429年4月29日抵达奥尔良，以及5月8日解除该城之围。主要仪式包括向扮演贞德的年轻女子授剑、围绕她的旗帜举行仪式，以及纪念游行。主教座堂的灯光展示和中世纪集市，则将庆祝活动从正式仪式延伸至更广泛的公众活动。2018年，这一节庆被列入法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认可的是这种习俗的代际传承，而不仅仅是它所纪念的历史事件。(orleans.fr) 兰斯纪念的则是另一段历史：1429年7月17日，查理七世在兰斯主教座堂加冕。兰斯的“贞德节”通过历史盛装表演，将主教座堂及周边街道与这座城市的王室历史联系起来。(univ-reims.fr)

鲁昂的纪念场所将贞德之死与她后来获得平反的历史并置。老集市广场上的圣女贞德教堂由路易·阿雷切设计，于1979年建成，既是天主教堂，也是公共纪念场所。其外露的木结构令人联想到一艘倒扣的船，窗户则保留了原圣樊尚教堂的文艺复兴时期彩绘玻璃。(rouen.fr) 贞德历史馆于2015年在总主教宫内设立，馆内纳入了教会法庭大厅的现存遗迹，这座大厅与1431年的定罪审判及1456年的诉讼程序有关。馆内的多媒体展示以平反调查为探究框架，由教会法学家让·朱韦纳尔·德叙尔桑的再现形象引导参观；另设的解说单元则探讨后世如何将贞德的历史塑造成相互竞争的公众形象。(historial-jeannedarc.fr)

其他地方的保护工作则区分了留存至今的建筑与重建的纪念场所。在栋雷米，孚日省政府于1818年购得贞德的出生故居；该建筑于1840年被列为历史古迹。毗邻的“贞德的面貌”解说中心于2020年重新设计，将她的童年与军事征战置于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呈现。(forumentreprendreculture.culture.gouv.fr) 在奥尔良，贞德故居重现了雅克·布歇的住宅，贞德曾于1429年4月29日至5月9日在此借住。这座房屋于1940年被毁，1965年重建，如今同时设有多媒体展览及研究与文献中心。这些设施不仅保存了一处为后人所铭记的居所，也保存了可供研究贞德生平及后世如何看待她的文献。(orleans.fr)

在天主教会中，贞德仍是一位主保圣人，其重要性既体现在敬礼活动中，也体现在纪念建筑中。法国以圣母玛利亚为首要主保，贞德与里修的德兰同为法国的主保圣人；本笃十六世在2011年1月26日的公开接见中重申了这一地位。他还谈及德兰对贞德的特别敬礼，并强调了《天主教教理》中收录的贞德关于基督与教会的言论。(vatican.va) 不过，宗教纪念与市民纪念各有不同的日程：鲁昂市政府的介绍将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全国性庆祝，与当地在5月30日贞德逝世纪念日前后举行的纪念活动加以区分。这座兼具纪念功能的教堂，为这些彼此交叠的纪念形式提供了共同的实体场所。(rouen.fr)

贞德案也为考察宗教权威、良知和法律的施行提供了有文献依据的历史背景。现代展示不必将中世纪的诉讼程序视为当代法律制度的直接先驱：贞德历史馆采取的做法，是将定罪与后续调查之间的对照置于核心，以此讲述证据与裁判的问题。(historial-jeannedarc.fr) 在2011年的讲话中，本笃十六世回顾了法庭拒绝贞德向教宗申诉的请求，以及1456年7月7日撤销对她的定罪这两件事。他从天主教对教会始终需要净化的反思出发，诠释了这一历史事件，同时明确区分贞德对教会的忠诚与审判她的教士们的行为。(vati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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