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争 · aiwiki.page

百年战争是1337年至1453年间，英格兰诸王与统治法兰西王国的瓦卢瓦王朝之间断断续续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冲突源于卡佩王朝的王位继承危机、英格兰控制的加斯科涅作为法国封地的地位问题，以及英格兰与佛兰德斯之间的商业联系。这并非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事，而是大战、围城、劫掠、休战与和平条约交替出现的过程，苏格兰、卡斯蒂利亚、勃艮第及许多较小的公国也被卷入其中。“百年战争”这一名称是后世追溯历史时赋予的；现代历史学家仍在争论，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一场战争，而非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冲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各地中世纪晚期秩序的形成，加快了王室行政与税收体系的发展，改变了军队的征募和装备方式，并对两国的民族认同留下了持久影响。

本文先按时间顺序梳理战争的各个阶段，再探讨其更广泛的后果。文章从王朝与封建关系的背景以及经济利益入手，继而叙述爱德华时期的战事、黑死病造成的灾难、瓦卢瓦王朝的反攻、亨利五世的征服、圣女贞德的作用，以及英格兰军队最终被逐出法国的经过。后续各节将讨论军事革新，包括长弓的兴起、火药火炮的应用与早期常备军的出现；法国财政与制度的变革及英格兰议会的发展；骑士文化、编年史写作与政治宣传；史学界的争论；以及战争的历史遗产，包括它与玫瑰战争的联系。

定义、起止年代与名称

百年战争是对1337—1453年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英法冲突的惯用称呼，时间跨度为116年，发生于中世纪晚期。核心争端涉及英国王室在法国境内的领地，以及其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主张。战争以1337年为起点，是因为腓力六世在这一年没收了爱德华三世的阿基坦公国，其中包括加斯科涅；在这场对抗中，英格兰国王同时也是法国国王的封臣。爱德华当年便质疑腓力的王位继承权，但直到1340年1月才采用“法国国王”的头衔。因此，1337年标志着双方最初的决裂与敌对行动，而非首次使用法国国王头衔的时间。(academic.oup.com)

战争的终止年份标志着一次决定性的军事结果，而非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法国于1453年7月17日在卡斯蒂永获胜，并于当年秋季收复波尔多，终结了英格兰保有加斯科涅的企图。加来并非在1453年失守：它仍是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桥头堡，直到1558年才被法国攻占。因此，惯用的战争终点区分了英格兰在法国的广泛领地体系瓦解与加来这一例外领地继续留存这两件事。1453年并无和平条约正式结束这场冲突，而此后英格兰发动的远征也表明，这一年代界线并未永久终结英法之间的战争。(history.org.uk)

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战争由接连发生的战役、经谈判达成的休战、谋求和解的尝试及地区性斗争构成，而非两个王国始终维持战争动员、不间断地交战。1360年的《布勒丁尼条约》使两国王室间的主要冲突中断，直至1369年战事重启。1389年在勒兰盖达成、并于1396年延长的休战协议，开启了又一段主要战役长期减少的时期；亨利五世于1415年发动入侵，则揭开了战争最后一个持续作战阶段的序幕。这些间歇未必使所有地区都恢复和平：当两国王室进行谈判时，涉及相互竞争的继承权声索者、地方势力及武装团伙的战斗仍可能持续。因此，百年战争的历史进程既包含大规模入侵时期，也包含暴力冲突烈度较低、同时开展外交活动的岁月。(en.wikisource.org)

“百年战争”是后世追溯历史时使用的名称，并非参战者对一场起止明确的单一冲突的称呼。guerre de Cent Ans（百年战争）这一表述在19世纪法国史学著述中逐渐确立；克里桑特-奥维德·德米歇尔于1823年出版的《中世纪历史编年表》中，便有一处颇具影响力的早期用例。此后，这一名称得到采用，将那些因君主更替、条约签订及长期休战而彼此分隔的事件归入同一历史进程。因此，“百年”只是取整的称呼，并非确切的持续年数。当时的统治者与编年史作者关注的是具体的战争、权利主张、战役及和解协议，并不像后世历史学家那样，已知战争会以1453年为终点。(academic.oup.com)

主要参战君主包括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和理查二世，继其之后的兰开斯特王朝国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以及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腓力六世、约翰二世、查理五世、查理六世和查理七世。他们各自的联盟在地域上并不统一，也非永久不变。苏格兰支持法国，并威胁英格兰的北部边境；爱德华三世则在低地国家的统治者和佛兰德城镇中寻求盟友，加斯科涅的支持者为其提供了欧洲大陆上的据点。布列塔尼的继承权争端使英格兰转而支持蒙福尔的约翰，法国则支持布卢瓦的查理。到了15世纪，与勃艮第的联盟在1419年之后增强了英格兰的实力，但勃艮第于1435年在阿拉斯与查理七世和解，扭转了这一结盟格局。这些相互交错的效忠关系说明，与其将这场冲突视为两个固定国家阵营之间的简单对抗，不如将其理解为各王室及不断变动的联盟之间的斗争。(en.wikisource.org)

王位继承危机与封建根源

1328年2月1日，查理四世去世，没有留下在世的儿子，卡佩王朝国王的男性直系继承由此中断。他的遗孀当时怀有身孕，因此堂兄瓦卢瓦的腓力最初以摄政身份执政；随后遗孀生下女儿，王位继承问题才得以确定。腓力即位为腓力六世，开创了瓦卢瓦王朝。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则依据血统提出了与之竞争的继承权主张：他的母亲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姐姐，也是腓力四世的女儿。因此，爱德华是已故国王的外甥，而腓力则是已故国王的堂兄，经由父亲瓦卢瓦的查理一系出自腓力三世。然而，爱德华虽与已故国王血缘关系更近，其继承权却须通过女性传递。法国权贵最终认可了腓力完全沿男性世系传承的血统。(worldhistory.org)

排除女性继承王位已有先例：1316年腓力五世和1322年查理四世即位时，前任国王的女儿均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1328年的决定将这一原则扩展至通过女性世系取得血统资格的男性继承人：当时的论点是，伊莎贝拉既然不能亲自行使王位继承权，也就不能将这一权利传给他人。此后，这一规则被与萨利克法联系起来，但这部古老的法兰克法典并不是1328年裁定王位继承问题时所依据的法律。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涉及土地继承，而非王位继承。瓦卢瓦王朝的作者后来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世系继承王位的所谓古老宪制依据。约在1413年，让·德·蒙特勒伊将其纳入官方论述，用以维护法国王朝的合法性，反驳英格兰的王位主张。这一区别十分重要：王位继承的裁定先于后来形成的完整萨利克法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套用一条早已确立的成文规则。(cambridge.org)

另一项由来更久的争端涉及英格兰国王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根据1259年的《巴黎条约》，亨利三世承认法国国王对其保留的西南部领地享有宗主权。这些土地位于阿基坦公国境内，通常称为加斯科涅或吉耶讷，其领有条件与英格兰本土并不相同。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是独立君主，但以公爵身份而言，却是封建制度下的附庸。1329年6月，爱德华三世在亚眠向腓力六世行臣服礼，承认了这一关系；1331年，他又承认此次臣服属于最高效忠礼，意味着更严格的忠诚义务。因此，他最初的行动表明，他接受了腓力的王位，而非立即以战争挑战其地位。(historic-uk.com)

法国的宗主权对司法管辖权和主权产生了实际影响。加斯科涅的诉讼当事人可以就公爵法庭的裁决，向法国王室的巴黎高等法院上诉。上诉可能使针对上诉人的诉讼程序暂停，并使其受到法国王室的保护；法国官员随后便可能进入公国，执行王室命令。此类干预为当地反对公爵的人提供了挑战其统治的途径，也让法国王室有机会在英格兰控制的领土内彰显权威。因此，双方的分歧不仅关乎礼仪性的臣服，更关乎哪位统治者的法庭和官员拥有最终裁决权。此前的领地没收，包括1294年和1324年的两次，已经表明，违反封建义务可以成为军事干预的法律依据。(gasconrolls.org)

1337年5月，腓力六世宣布没收阿基坦。爱德华庇护了流亡者、腓力的敌人阿图瓦的罗贝尔，这成为指控他违反附庸义务的理由之一；法国对苏格兰的支持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没收领地促使公开战争爆发，爱德华重新提出自己基于血统的王位继承权，以此否认腓力的权威。在时间顺序上，必须区分1337年的决裂与爱德华在1340年1月正式采用“法国国王”头衔这两件事。这一头衔改变了对冲突的法律表述：爱德华可以将腓力描述为篡位者，而非自己合法的封建宗主。它也有助于争取佛兰德支持者，否则这些人便可能被视为反叛自己的法国宗主。(scholarworks.iu.edu)

经济利益与地区间的竞争

羊毛原料是中世纪英格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将英格兰的生产者和王室财政与低地国家的纺织业城镇联系起来。佛兰德斯的纺织业者将进口的英格兰羊毛织成呢绒，因此，能否进入这一市场在经济和外交上都至关重要。英格兰海关记录显示，在战争爆发前夕的1332至1334年，每年羊毛出口量至少达30,000袋。王室直接从中获益：1275年设立的常设出口税规定，每袋羊毛征收6先令8便士。此后，爱德华三世通过额外征收羊毛税为战争筹措资金，最终在传统税额之外，每袋加征40先令。因此，羊毛贸易既提供了出口市场，也提供了可征税的财源；贸易中断不仅威胁商人的生意，还会减少可用于军事开支的收入。(encyclopedia.com)

佛兰德斯的商业利益与其政治义务发生了冲突。伯爵路易·德·讷韦尔支持法国王室，而当地的呢绒生产城镇却依赖英格兰的原料供应。爱德华三世于1336年8月实施羊毛禁运，正是利用了这一弱点，但未能迫使伯爵改变效忠对象。禁运引发的产业危机助长了根特的反对势力，雅各布·范·阿特韦尔德于1338年1月3日在该城出任总队长。同年，阿特韦尔德与英格兰商定了一项商业协议，并在最初获得了对佛兰德斯中立地位的承认；布鲁日和伊普尔也加入了根特领导的运动。1340年，这些城镇承认爱德华为法国国王，因而将他视为自己的宗主，而不是接受与英格兰合作必然违反其对法国君主义务的说法。由此，经济压力改变了地区联盟，却并未消除封建效忠关系的框架。(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

这一外交转向也伴随着商业上的让步。一份现存的、日期为1340年3月29日的特许状向根特、布鲁日、伊普尔以及佛兰德斯其他地区承诺，英格兰羊毛的指定出口交易市场将继续设在布拉班特或佛兰德斯。它还保证，在这些地区生产并加盖认证印记的呢绒可以输入英格兰。这些条款兼顾了贸易双方的需求：佛兰德斯的纺织业者希望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和成品呢绒销路，而爱德华则希望争取这些城镇的合作，因为它们的繁荣依赖于这项贸易。这份特许状将市场准入明确列为王室外交的工具，与军事承诺和对爱德华法国王位的承认并行。(searcharchives.bl.uk)

苏格兰给英格兰带来了另一重地区压力。苏格兰与法国于1295年首次缔结、并于1326年在科尔贝续订的老同盟，是一项旨在从两条战线威胁英格兰的攻守同盟。这一同盟的运作，可以将法国的军事行动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的战事直接联系起来。1346年，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围攻加来期间，腓力六世请求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入侵英格兰北部，以牵制英军。大卫的军队在诺森伯兰大肆劫掠，随后抵达达勒姆；10月17日，英格兰北部军队在内维尔十字之战中将其击败，并俘虏了苏格兰国王。这一事件既体现了同盟的战略运作机制，也显示了它的局限：牵制行动可以增加英格兰的防御负担，却未必能减轻法国所承受的压力。(encyclopedia.com)

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将这些经济与军事利益联系在一起。法国海军的袭击威胁着英格兰沿海居民和海上运输，包括运往佛兰德斯的羊毛以及来自加斯科涅的葡萄酒；保护这些航线，也就保护了关税收入。1340年6月24日，在斯勒伊斯海战中，爱德华三世进攻了阻挡其驶向兹温河口佛兰德斯港口的法国舰队。英格兰弓箭手掩护重装士兵钩住并登上敌船，使法军遭受重创，也打通了爱德华通往欧洲大陆盟友的航路。斯勒伊斯海战在关键时刻削弱了法国海军的阻击能力，但并未永久消除对英格兰船运和沿海聚落的袭击。(en.wikipedia.org)

爱德华三世时期的战役，1337—1360年

爱德华三世最初试图联合低地国家及邻近的神圣罗马帝国领地的统治者，进攻法国北部。他于1338年7月抵达安特卫普，但维系盟友、供养军队、外交使节及王室随从的费用极其高昂。1339年在康布雷周边的作战，以及1340年未能成功的图尔奈围城，都没有带来决定性的领土收益。1340年6月英军在斯勒伊斯海战中获胜，也未能解决陆上战争的筹资困难。这些依靠补贴维系的联盟，需要先投入大笔款项，才能形成有效的军事合作。(persee.fr)

王室通过税收、预支羊毛关税收入，以及向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商人借款，为这些军事行动筹措资金。1338年6月至1339年10月间，威廉·德拉波尔为爱德华筹集了约111,000英镑；到1340年12月，他已通过关税收入及其他王室资产收回约77%的款项。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公司和佩鲁齐公司也是主要债权人，王室通过划拨关税收入及其他安排向它们偿债，而非仅以现金支付。爱德华的财政困境给这些公司带来了压力，但传统上认为国王一次赖账便导致它们破产的说法具有误导性：爱德华从未明确拒绝偿还对它们的债务，而这些公司的倒闭还涉及更广泛的商业与政治压力。(persee.fr)

1346年7月，爱德华在诺曼底登陆，在当地展开破坏性袭掠，随后向北进军。8月26日，他的军队在克雷西战役中击败了腓力六世人数更多的法军。包括骑士在内的英军重装战士下马作战，与长弓手一同据守预先布置的防御阵地。弓箭射击打乱了法军的进攻，重装战士则抵挡冲到英军阵线前的敌人；法军接连发动的骑兵冲锋协调不力，未能突破英军防线。因此，这场胜利有赖于远程射击、近身搏斗、地形和纪律的共同作用，而非仅靠长弓。腓力逃脱了，但这场失败使法军无法立即有效阻止爱德华向加来推进。(larousse.fr)

爱德华于1346年9月开始围攻加来。城防工事使迅速强攻难以奏效，英军转而实施长期封锁，最终切断了海上补给和陆上通道。腓力六世集结了一支援军，却未能解除围困便撤退了。经过近十一个月的围困，饥饿难耐的加来于1347年8月3日投降。与爱德华军队沿途蹂躏的地区不同，加来成了英格兰长期占有的据点：它拥有港口，又邻近英格兰，为日后进军欧洲大陆提供了一处设防的登陆门户。此后双方达成停战，黑死病的到来又进一步限制了大规模军事行动。(en.wikipedia.org)

爱德华的长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即后来所称的“黑太子”，于1355—1356年从英格兰控制的法国西南部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1355年，他率军在朗格多克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远征，次年又向北进军卢瓦尔河地区。约翰二世在普瓦捷附近截住了他正在返回的英格兰—加斯科涅联军，双方于1356年9月19日交战。黑太子的部队凭借坚固的防御阵地，以弓箭手和下马作战的重装战士抵挡住了接连不断的进攻。与克雷西战役不同，此战中法军也有很大一部分徒步作战。英格兰—加斯科涅联军的一支骑兵绕袭法军后方，促成了法军最后的溃败。约翰及其幼子腓力被俘；黑太子返回波尔多，并未试图占领巴黎，约翰随后被押往英格兰。(larousse.fr)

约翰被俘使爱德华获得了重要的谈判筹码，却不足以让法国毫无异议地接受和约。法国拒绝了1359年拟议的《伦敦条约》，随后爱德华于1359—1360年进攻兰斯，但未获成功。双方谈判后，于1360年5月8日达成布勒丁尼条约，并于10月24日在加来确认。依照条约，爱德华将获得扩大后的阿基坦的完整主权，无须向法国国王行臣服礼；这些领土包括普瓦图、圣通日、佩里戈尔、凯尔西和鲁埃格，此外还有加来、吉讷和蓬蒂厄。作为交换，他将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约翰的赎金定为三百万金埃居，并以人质担保支付。双方相互放弃权利的条款未得到全面落实，因此，这项和约中最核心的法律性交换仍未完成。(en.wikipedia.org)

黑死病与社会危机

黑死病于1347年在欧洲地中海地区蔓延，1348年传入法国和英格兰。英格兰最早的疫情记录出现在6月的多塞特郡梅尔科姆里吉斯；英国国家档案馆估计，到1349年，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死亡。各地的死亡率差异很大，但农民和工人的大量死亡不仅扰乱了生产，也减少了可供服役及承担军需供应的人力。1347年9月加来停战后，军事行动已经放缓，疫情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接续达成的停战协议限制了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局部战斗仍在继续；英军直到1355年才恢复大规模攻势。因此，瘟疫只是打断了战争，并未使之结束，却使两国的人口与生产资源都大为减少。(packs.eb.com)

劳动力短缺增强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促使当局设法维持瘟疫前的雇佣条件。在英格兰，1351年颁布的1351年劳工法进一步强化了爱德华三世于1349年发布的《劳工敕令》。该法要求农业雇工，包括犁田工、牧羊人和乳品工人，接受以1346年或更早时期的工资水平为准的惯常工资。法律规定，拒绝受雇者可被监禁，索取过高工资者须受处罚；同时还限制劳动者在收获季节流动。法案序言抱怨雇工要求的报酬是过去的两倍乃至三倍，这反映的是雇主的不满，而非衡量整体工资增长的可靠依据。这些措施旨在防止对稀缺劳动力的争夺损害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使王室法律介入了有关工资、契约和人员流动的争议。(nationalarchives.gov.uk)

在法国，1358年5月至6月的扎克雷起义爆发于1356年约翰二世在普瓦捷被俘后引发的政治与军事危机之中。战时征税、防御需求、动荡的治安，以及对似乎无力保护乡村的贵族的不满，共同构成了起义的背景。起义蔓延至博韦地区及其毗邻的北部地区，纪尧姆·卡尔成为其中一位领袖。起义者袭击贵族宅邸，其中一些人与艾蒂安·马塞尔领导的巴黎运动合作。这场起义不能被简单归结为瘟疫或税收单独作用下的必然反应：历史学家贾斯廷·菲恩哈伯—贝克考察的史料还凸显了农民对士兵的恐惧，以及围绕谁应负责保卫村庄而产生的冲突。纳瓦拉的查理二世于6月在梅洛附近击败起义者，随后展开了血腥报复。(erenow.org)

英格兰1381年的农民起义则更直接地将瘟疫后的劳资争议与战争财政联系起来。1377年、1379年和1380年接连征收的人头税，旨在为对法战争筹措资金。最后一次征税要求除乞丐外，每名年满十五岁的纳税者平均缴纳十二便士；1381年春，当局再次调查少报税额与逃税行为，成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反抗从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蔓延开来，沃特·泰勒率领的起义者于6月进入伦敦。他们的诉求不止于税收问题，还包括废除农奴制，以及限制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6月15日，泰勒在史密斯菲尔德谈判期间被杀；理查二世随后撤回让步，政府镇压了起义。因此，这场起义将对征税的不满，与劳动和领主权受到强制性规制所引发的怨愤结合在一起。(nationalarchives.gov.uk)

乡村的衰退反映了多重压力的叠加，而非单一灾难的结果。在法国，战乱造成的不安全局势加重了人口损失的影响；在英格兰，劳动力短缺促使部分地主将劳动密集型的耕地改为养羊或养牛的牧场。废弃的农户土地可以合并，但村庄的荒废往往历经数代才逐渐形成。例如，约克郡的沃勒姆珀西村在1436年仍有至少十六栋有人居住的房屋；该村后来的衰落与转向养羊业及1500年前后的驱逐有关，并非在第一次疫情期间便立即遭到遗弃。环境证据同样显示出地区差异：英国和法国的一些遗址在黑死病到来之前，谷物种植就已经减少，而另一些地点的农业生产则在疫情期间保持了延续。因此，人口减少、需求变化、局部战事与土地所有者的决策，共同造成了各不相同的土地废弃和利用模式。(nationalarchives.gov.uk)

查理五世治下瓦卢瓦王朝的复兴

1364年至1380年在位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通过质疑英国在阿基坦的司法管辖权，重新挑起了冲突。1360年达成的布雷蒂尼—加来和约原本规定，爱德华三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换取若干不受法国宗主权约束的领土，但双方正式放弃相应权利的手续始终未能完成。这给查理留下了继续主张主权的余地。1367年，黑太子耗费巨资干预卡斯蒂利亚事务，随后在阿基坦征收新税，促使阿马尼亚克伯爵和阿尔布雷领主向法国国王提出申诉。查理受理了他们的申诉，并传召黑太子到王室法庭答辩。1369年，这场争端演变为新一轮战争，爱德华三世也再次提出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由此，和平因一个实际问题而破裂：究竟谁对阿基坦居民拥有最终司法裁决权。(gasconrolls.org)

查理的军事政策着重于收复领土，而非寻求再打一场规模堪比克雷西或普瓦捷战役的决战。1370年10月获任法国王室统帅的贝特朗·杜·盖克兰成为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将领。法军不断袭扰英军，破坏其行军路线沿途的地区，使其无法获得补给，并逐个围攻驻军据点。依托设防据点，法军既能持续抵抗，又不必让主力在英军选定的战场上迎战。不过，避免大规模会战只是一种偏好的策略，并非绝对禁令：当突袭和局部兵力优势创造有利条件时，杜·盖克兰也会主动进攻，1370年的蓬瓦兰战役便是一例。军饷充足的部队和攻城器械支撑着这种逐步收复领土的作战方式，查理则整顿王室财政，以维持军事行动。(larousse.fr)

因此，英军的劫掠远征未能将造成的破坏转化为持久的领土收益。1373年，冈特的约翰从加来进军波尔多，横穿法国大片地区，却未能扭转英占地区被逐步收复的局面。与此同时，法国与卡斯蒂利亚的合作加强了海上攻势。1372年6月，一支卡斯蒂利亚舰队在拉罗谢尔外海击败了彭布罗克伯爵率领的英国舰队，扰乱了英国向阿基坦增援的行动。法军在1370年代初的推进中收复了普瓦图和圣通日。到1370年代末，英国已失去1360年和约所获得的大部分新增领土。其主要剩余属地是加来，以及波尔多和巴约讷周边已经缩小的英属加斯科涅地区——并不只是这两座城市本身——此外还有一些沿海据点，其中尤以布雷斯特和瑟堡为要。(larousse.fr)

战局逆转之际，英国也相继失去了最高层的军事领袖。黑太子在战事重启时已身患重病，1371年返回英国，于1376年6月8日去世。他的去世使年幼的儿子理查成为爱德华三世的继承人，而爱德华三世也于1377年6月去世。因此，理查二世在十岁时便继承了王位，当时英国军事上接连受挫，幼主在位期间如何治理国家也充满不确定性。他统治初期，由常设议事会指导内政和外交；冈特的约翰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但这位年幼国王无法像父亲和祖父那样亲自统兵作战。(archives.history.ac.uk)

持续的军费开支也暴露了英国政府的弱点。在1376年的“善良议会”中，下议院以彼得·德·拉梅尔为代表，参与抨击国王宠臣，并通过弹劾程序起诉大臣。理查二世即位后，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需求依然有增无减，沉重的战时税赋则加剧了民众的反对，也使议会更加强烈地要求削减开支。这些压力构成了1381年农民起义的部分背景。法国方面，杜·盖克兰于1380年7月围攻沙托讷夫德朗东时去世，查理五世则于9月16日去世。他们收复的领土由查理六世继承，但英国仍保有相当多的属地，双方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也尚未通过最终和平协议得到解决。(parliament.uk)

阿金库尔战役与兰开斯特王朝的征服

1415年，亨利五世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于8月率英军登陆诺曼底，围攻控制塞纳河入海通道的港口阿夫勒尔。该城于9月下旬投降，使英军取得了稳固的登陆据点，但围城和疾病也消耗了亨利的兵力。亨利没有继续向诺曼底腹地推进，而是向英军控制的加来进军。法军阻截了他渡过索姆河的路线，随后在阿金库尔附近拦住了他。因此，1415年10月25日的这场战役，是法军试图在英军抵达安全地带之前迫使其交战的结果，而非英军直接向巴黎推进所致。亨利的军队主要由弓箭手组成，辅以人数较少的重装战士。(college-of-arms.gov.uk)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军的部署和战场的地形限制帮助他们战胜了人数占优的法军。双方兵力的估计各不相同，因此无法确定准确的兵力比。树林限制了战线展开的宽度，雨水则使刚刚犁过的土地变得松软。英军弓箭手用削尖的木桩保护阵地，阻碍骑兵冲击；不过，法军的主攻部队仍是徒步推进的重装战士。泥泞、箭雨和拥挤削弱了他们机动和使用武器的能力。英军重装战士守住中央阵线，弓箭手随后也加入了近身搏斗。法国统军大臣夏尔·达尔布雷阵亡，奥尔良公爵和波旁公爵被俘。这场胜利使法国失去了多名重要将领，也巩固了亨利的地位，但并未就此让他控制法国。(worldhistory.org)

法国的政治分裂使持续抵抗更加困难。阿马尼亚克派与勃艮第派的冲突，围绕的是在查理六世反复丧失执政能力期间对王室政府的控制权。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曾于1407年策划暗杀奥尔良公爵路易；与他对立的派系后来被称为阿马尼亚克派。1418年，勃艮第派夺取巴黎并控制了国王，而王太子查理逃脱。与此同时，亨利于1417年重返法国，通过围城和占领展开对诺曼底的系统性征服，攻下卡昂和法莱斯。鲁昂在遭受约六个月的围困后，于1419年1月19日投降。与这些诺曼底城镇不同，巴黎后来是被纳入英格兰与勃艮第联合的政治体系，而非被英军攻陷。(encyclopedia.com)

1419年9月10日，王太子的随从在蒙特罗桥上的一次会面中杀害了无畏的约翰。他的继承人好人菲利普随后与亨利结盟，对抗王太子。1420年5月21日签订的特鲁瓦条约承认亨利为查理六世的继承人，并将查理在世期间法国的治理权交给亨利。条约剥夺了王太子的继承权，并规定亨利迎娶查理之女瓦卢瓦的凯瑟琳，婚礼于6月2日举行。亨利于当年晚些时候进入巴黎。这份协议设想的是由同一位君主统治两个王国，而非将法国并入英格兰；其落实有赖于持续的征服行动和勃艮第的合作。王太子仍保有一个与之抗衡的政府，以及大片不受英格兰与勃艮第控制的领土。(royalarmouries.org)

亨利五世于1422年8月31日去世，早于同年10月21日去世的查理六世。因此，亨利从未依照条约继承法国王位；条约的继承条款转而成为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亨利六世主张两国王位的依据。贝德福德公爵约翰负责领导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的政府及战事。由此形成的双重君主制，以英军对诺曼底的占领、与勃艮第的合作以及巴黎各机构的承认为基础，而王太子则以查理七世之名即位。因此，法国北部存在的是相互竞争的王权主张，而非毫无争议的兰开斯特王朝继承。(catalogimages.wiley.com)

圣女贞德与战局的逆转

英军于1428年10月开始围攻奥尔良，威胁着卢瓦尔河上的一处重要渡河通道，以及通往支持查理七世的各地区的道路。围城部队占据了守卫桥梁南端的图雷勒堡，并在城外修筑堡垒，封锁通往城内的道路。1429年4月29日，圣女贞德携补给进入奥尔良，提振了守军的士气，也增强了他们主动出击的意愿。她的参战与经验丰富的将领们的作战指挥相辅相成，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被称为“奥尔良私生子”、后来以迪努瓦之名闻名的让。法军于5月4日攻占圣卢堡，5月6日攻占奥古斯丁堡，5月7日攻占图雷勒堡；贞德在最后一次进攻中负伤。5月8日，剩余英军未再交战便撤离，奥尔良之围由此解除。(orleans.fr)

解围之后，法军向卢瓦尔河沿岸的英军据点发起进攻，其中包括雅尔若、卢瓦尔河畔默恩和博让西。1429年6月18日，法军在帕提击败一支英军野战部队，并俘获约翰·塔尔博特。这些胜利使向兰斯进军成为可能，但贞德的目标不仅在于军事，也在于政治：查理在传统加冕地接受祝圣，将公开确认他的王位主张，以对抗《特鲁瓦条约》确立的兰开斯特王朝继承安排。7月17日，查理七世在兰斯加冕，贞德手持自己的旗帜出席仪式。加冕仪式促使各城镇承认他的统治权，但并未立即摧毁英军的势力。法军9月进攻巴黎失败，诺曼底仍处于英军控制之下。(en.wikisource.org)

1430年5月23日，贞德在贡比涅的一次出城作战中被勃艮第军队俘获，随后被移交英方拘押，并押往鲁昂。1431年，对她的审判由一个获得英方支持的教会法庭主持，法庭由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领导。英国政府出资支持审判程序，其中包括支付副宗教裁判官让·勒梅特尔的报酬。控方审查了她所声称的神圣启示、对教会权威的服从，以及穿着男装等问题。她于5月24日宣誓撤回相关主张，随后被判终身监禁；此后，她重新穿上男装，并再次肯定自己得到的启示，这被认定为重陷异端。1431年5月30日，她在鲁昂被处以火刑。贞德声称自己奉神旨支持查理的事业，对她的定罪也意在质疑查理的胜利与加冕所具有的宗教合法性。后来的一次教会司法程序于1456年7月7日撤销了这一判决。(orleans.fr)

外交上的决定性转变来自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于1435年9月21日缔结的阿拉斯条约。菲利普承认查理为国王，并放弃与英方的同盟，从而结束了支撑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北部统治的主要政治分裂。双方的和解要求查理作出重大让步：他谴责了杀害菲利普之父无畏的约翰的行为，承诺惩处责任人，并割让包括索姆河沿岸城镇在内的领土。在查理与菲利普均在世期间，菲利普获准免除向查理行效忠礼及履行封臣义务；任一统治者去世后，这些义务即须恢复。这些安排保留了勃艮第的自主地位，同时使英格兰失去了其在法国最重要的盟友；但它们并不意味着英法之间达成了全面和平。(catalogue.bnf.fr)

1436年4月13日，在经过谈判并得到赦免承诺后，巴黎居民协助王室统帅阿蒂尔·德·里什蒙与迪努瓦率领的部队进入城内，巴黎重新归顺查理。英军守备部队退入巴士底堡，并获准于4月17日离城前往鲁昂。查理本人于1437年11月12日进入首都。不过，收复失地的进程并不顺利：英军据点仍不断威胁巴黎周边的交通线，蓬图瓦兹直到1441年才被攻克。因此，法国北部的收复依靠的是接连进行的围城、通过谈判达成的归顺，以及与勃艮第关系的转变，而不是对1429年某一场胜利的即时利用。(en.wikipedia.org)

英军的驱逐与战争的结束

14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法军的军事行动逐渐削弱了英国占领区的稳固程度，但并未立即将其摧毁。继1436年收复巴黎之后，法国查理七世又于1441年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夺取蓬图瓦兹，拔除了威胁首都的一处英军据点。不过，英军仍然控制着诺曼底和加斯科涅。财政困难以及亨利六世御前会议内部的分歧，推动了双方展开谈判：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和解，而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则反对割让领土。(en.wikisource.org)

1444年5月缔结的《图尔休战协定》最初规定停战两年，随后又予以延长。萨福克通过谈判促成了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婚姻，两人于1445年4月在英格兰成婚。与此同时，围绕曼恩展开的谈判引发了比婚事本身更大的争议。亨利于1445年12月承诺交出勒芒和曼恩，但落实这一承诺时遭到英国官员和占领者的抵制；撤离直到1448年才完成。这次休战并未解决双方对法国王位的争夺，但为查理加强其支薪部队和炮兵力量争取了时间，而英国的财政状况依然脆弱。(encyclopedia.com)

战事再起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军军官弗朗索瓦·德·叙里耶纳于1449年3月夺取了布列塔尼城镇富热尔。此举使布列塔尼转而与英国为敌，并促成法国与布列塔尼军队联手进攻英军控制下的诺曼底。鲁昂于1449年10月投降，随后的一系列围城战逐步瓦解了英军占领区的设防城镇网络。托马斯·基里尔率领的一支英国援军于1450年3月在瑟堡登陆，但在4月15日的福尔米尼战役中，被克莱蒙伯爵和阿蒂尔·德·里什蒙率领的军队击败。英军在诺曼底的最后一个据点瑟堡于8月投降。法国火炮为这一推进提供了支援，而通过谈判达成的投降协议也加快了收复进程，并减少了破坏。(en.wikipedia.org)

加斯科涅的局势则走上了不同的轨迹，因为英国的统治在那里仍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波尔多；这座城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向英国出口葡萄酒。法军于1451年迫使波尔多投降，表面上完成了收复，但这一局面并不稳固。当地的求援促使亨利六世于1452年秋派遣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率领一支约3,000人的远征军前往。塔尔博特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于10月夺回波尔多，并恢复了英国对周边部分地区的统治。因此，查理并未将此前的投降视为最终结局，而是在1453年再次发动战役。(larousse.fr)

在1453年7月17日的卡斯蒂永战役中，塔尔博特进攻了多尔多涅河附近一处设有防御工事的法国炮兵阵地。让·比罗和他的弟弟加斯帕尔将火炮部署在防御土垒和壕沟后方，既保护了炮手，又使进攻者暴露在集中火力之下。塔尔博特尚未等到全军集结便发起进攻，原以为法军会放弃阵地；然而，各支英军接连遭到炮火轰击，布列塔尼骑兵的助攻更使英军的败退演变为溃逃。塔尔博特及其子利尔子爵约翰均在战斗中阵亡。这支援军的覆灭，使仍由英军控制的城镇失去了能够提供有效支援的野战部队。(history.org.uk)

波尔多于1453年10月19日投降，英军在加斯科涅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终结。英国保留了加来及其周边辖区，这是它在欧洲大陆上仅存的领地；海峡群岛则是另一处仍由英国持有的属地。1453年的胜利并未伴随一份全面的和平条约：这一年标志着战事事实上停止，而非所有权利主张都得到正式解决。此后，双方于1475年8月29日在皮基尼达成协议，而加来一直由英国控制，直到1558年被法国攻占。(en.wikipedia.org)

军事变革与战术

英军在战场上的成功，有赖于将英格兰长弓与身披铠甲、下马作战的重装战士相结合，而非单凭弓箭射击。重装战士守住近战阵线，弓箭手则扰乱逼近的敌军阵形，并射伤其战马；弓箭手也携带用于近身格斗的武器。在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和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这种配合使进攻已有充分准备的英军阵地变得极其危险。不过，骑兵在机动、侦察、追击和反击中仍然十分重要：在普瓦捷，英格兰与加斯科涅部队的一次骑兵进攻便为胜利作出了贡献。因此，这些败仗所动摇的是骑兵冲锋能够独力决定战局的观念，而非骑兵本身的作用。（gresham.ac.uk）

地形与战场准备进一步增强了英军这套战法的效力。在阿金库尔，木桩保护弓箭手免遭骑兵攻击，而泥泞的地面则阻碍了法军推进。长弓的使用需要长期训练：1363年，爱德华三世下令，身体健全的男子须在星期日和节假日练习射箭。长弓威力强大，并不意味着箭矢通常能穿透最精良的铠甲；优质的防护装备能够抵挡箭矢。弓箭手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然无恙。1424年的韦尔讷伊战役中，身披重甲的伦巴第骑兵曾突破英军部分阵地，随后英军才稳住阵脚并取得胜利。（royalarmouries.org）

火药火炮日益改变了攻城战的面貌。重型攻城炮在防护木屏后操作，可以反复轰击同一段砖石城墙，直至其倒塌，使进攻者不必先攀登城墙或挖掘地道破坏墙基，就能攻破城防。到1377年，能够发射约90千克重石弹的攻城炮已投入使用。火炮并未立即取代旧有手段：亨利五世在1418—1419年围攻鲁昂、1421—1422年围攻莫城时，最终仍是靠断粮迫使守军屈服。1428—1429年的奥尔良围城战中，攻守双方都使用了火炮。1453年7月17日的卡斯蒂永战役中，让·比罗和加斯帕尔·比罗指挥的法军炮兵在有防护工事和壕沟的阵地内作战，表明集中炮火也能在野战中击败来攻的军队。（royalarmouries.org）

军队招募日益依赖有偿服役。英军指挥官通过书面契约，承诺提供规定数量的重装战士和弓箭手；契约明确薪饷和服役期限，通常为六个月或一年。这类安排有助于维持经验丰富的随从部队，却不能保证他们在休战期间仍有雇佣机会。雇佣兵团与自由佣兵团在1360年布勒蒂尼和约签订后尤为活跃，在王室雇佣结束后仍可能继续独立活动。这些团伙依靠劫掠和强取豪夺维持生计，使军队遣散成为军事治安问题，而非简单地让士兵重返平民生活。（bbc.com.im）

英军的*骑行劫掠*利用机动能力实施有计划的破坏，而非立即占领领土。部队焚烧庄稼和建筑，夺取牲畜与财物，摧毁敌方统治者赖以维系统治的资源。黑太子爱德华于1355年和1356年从波尔多出发的远征，就是这一战略的典型例子。劫掠还可能诱使法军追击，让英军有机会在有利地形上寻求决战；1356年的远征最终以普瓦捷战役告终。不过，设防城镇能够抵御这类军队，单靠破坏并不能确保迫使城镇投降，也无法建立持久的控制。（bbc.com.im）

查理七世于1445年推行敕令改革，将选定的连队保留在王室指挥之下，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发放薪饷，以解决临时雇佣军带来的不稳定问题。最初的编制包括十五个连队，每个连队有一百个骑枪小队；骑枪小队是一个小型人员单位，并非仅指一名持矛士兵。按通常的六人编制计算，这支部队连同辅助人员在内约有9,000人。其他武装团伙则被勒令解散。这项改革的主要创新在于军队管理的连续性——定期发饷、受控招募、维持纪律和指定驻地——而非创立全新的战场阵形。这些连队构成了王室常备军的核心；1448年设立的自由弓箭手则提供了补充性的民兵后备力量。（musee-armee.fr）

法国国家的形成与财政变革

战争开支促使王室征税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王室领地的收入。主要税种包括军役税，即对家庭或财产征收的直接税；交易税（aides），即对交易征收的间接税，尤其针对葡萄酒及其他商品的销售；以及盐税，通过王室对食盐销售的控制征收。1341至1343年，腓力六世在王室领地和王族封地确立了食盐专卖制度。这些收入最初被解释为应对特定需要而征收的临时款项，而非可由王室任意支配的常规收入。因此，代表教士、贵族和城镇的三级会议成为批准财政补助的重要场所。1355至1358年，各方代表试图监督税收及其管理，但对王权施加持久约束的努力未能成功。不过，财政制度的发展并非不可逆转：查理五世死后恢复征税，成为引发1382年城市叛乱的因素之一。(larousse.fr)

在查理七世统治时期，临时批准的应急款项逐渐转变为定期征收的财政收入。1439年在奥尔良召开的三级会议以及11月2日颁布的敕令，为这一转变奠定了关键基础；但常年征税制度是在后续实践中形成的，并非源于一次全面的宪制安排。王室主张，为军事防御而获准征收的军役税仍然具有正当性，因为这项税收所供养的军队依然存在。到1445年，每年征收的税款已用于供养王室常备军，无须每年重新获得全国性会议的批准。该敕令还打击了干扰征税的行为：第41至42条禁止领主截留王室税款、借国王征税之名附加自己的征敛，或以王室欠款为由扣留税收。税款只能由获授权的收税官征收，阻挠征税者则面临财产被没收的处罚。(assets.cambridge.org)

稳定的收入改变了军事服役与王权之间的关系。1445年建立的敕令骑兵连（compagnies d’ordonnance）构成了一支常设的有薪军队核心，减少了对临时封建征召和独立招募的武装团伙的依赖。其战术编制属于军事改革史的范畴；其制度意义则在于持续雇用军人，以及由王室控制招募。1451年，王室致芒特税务官员的一封信解释说，经过挑选的部队被保留下来，分驻各城镇，其余士兵则被遣散。信中规定，每个由六人、六马组成的“骑枪”单位（lance），每月给养费用为31法郎，其中包括队长的津贴。王室将年度征税解释为防止士兵靠劫掠维生的手段，从而把纳税人的义务与国王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联系起来。(larousse.fr)

税收征管与监督需要专门的行政机构。选任税务官（élus）原本是参与核定财政补助的代表，后来日益成为王室官员；财政管理体系也发展出财政总监（généraux des finances）和处理税务诉讼的税务法院（Cour des aides）。这些机构并未消除各省之间的差异：各省等级会议在批准和分摊税款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而按人征收和按土地征收的军役税，也形成了不同的纳税义务分配方式。收复失地使原有领土重新纳入王室的财务监督体系。1454年1月10日的一项敕令要求巴黎审计院的官员出席诺曼底的财政法庭，审查当地收税官、盐务官员以及其他须报账官员的账目。司法机构的扩展同样扩大了王权：图卢兹高等法院于1443年正式恢复，作为法国南部的终审法院，同时保留当地的法律惯例。(larousse.fr)

贵族的抵抗关乎对军队和收入的控制，而不只是维护贵族身份。1440年普拉格里叛乱期间，波旁公爵查理、阿朗松公爵让等诸侯与王太子路易联合，反对查理七世将军事招募权专归王室的尝试。查理七世及其统帅阿蒂尔·德·里什蒙击败了这一联盟；波旁公爵和王太子于7月接受了库塞和约。在1445年改革之前，赦免和后续谈判有助于进一步瓦解诸侯的反对力量。因此，王权的巩固兼用了强制与妥协：贵族领袖仍继续效力，但日益被纳入招募、薪饷和权力均依赖王室的制度之中。(larousse.fr)

议会、王室与英格兰内政

王室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反复要求征税，增强了英格兰议会，尤其是下议院的议价能力。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代表各郡的骑士和代表城镇的市民代表开始定期参与议会；到1341年，他们已与国王和贵族分开议事。批准特别征税，日益成为他们请求纠正弊端、质询开支的契机。议会并不会自动同意征税：1378年10月，议会在格洛斯特拒绝批准新一轮拨款，因为前一年已经批准了大规模征税，而且议员们认为，战争并未产生多少额外开支。直到下一届议会的最后一天，即1379年5月，新的拨款才获批准。这些协商使补助款的理由及其拨付时机成为政治审查的对象。(parliament.uk)

1376年的“善良议会”将对财政问题的不满与追究王室官员责任的程序联系起来。下议院选出彼得·德拉马尔作为发言人，并在主要贵族的支持下，通过弹劾在上议院控告大臣。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的记述表明，下议院的异议并不只是反对征税或对战事失利感到不满：即使未能取胜，下议院也愿意容忍军事开支，但他们质疑这些钱是否真正用于为国王和王国服务。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在弊端得到纠正、涉事顾问被免职之前，拒绝拨款。德拉马尔的角色是后来议长职位的先声；1377年，托马斯·亨格福德成为首位被明确记载为“议长”的发言人。因此，议会监督的发展依靠的是民选代表与反对宫廷的贵族之间的合作，而非下议院独立取得主导地位。(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理查二世统治时期，围绕政府施政和国王宠臣的争议，升级为有关王权界限的斗争。1386年的“奇妙议会”迫使国王罢免其大法官，并对其提出弹劾；1388年的“无情议会”则将数名国王亲信定罪。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是这场对抗的因素之一，但理查在1399年被推翻，也源于他随后采取的报复措施及其对贵族财产的处置。冈特的约翰去世后，理查没收了其被流放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应继承的兰开斯特家族遗产。博林布鲁克趁理查在爱尔兰征战之际返回英格兰，获得了强大贵族势力的支持，俘获国王，并以亨利四世之名登上王位。议会的认可帮助兰开斯特家族夺位取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认可是在武装推翻国王成功之后作出的，而非一次常规的宪制权力交接。(parliament.uk)

亨利四世需要获得认可和筹措资金，这使下议院拥有了更多谈判筹码。1401年，他同意，在下议院提出的不满得到充分处理之前，下议院不必批准征税。1407年，下议院反对国王与上议院绕过自己讨论税收问题，随后亨利正式确认了下议院提出拨款议案的权利。这确立了一项重要的程序优先权，却并未使下议院成为唯一的执政权力机构：拨款仍是君主与议会两院协商的一部分。下议院的请愿也越来越多地要求通过制定法律来普遍纠正弊端，从而将财政批准权与立法事务联系起来。(parliament.uk)

1449至1450年，英格兰在诺曼底的统治崩溃，加剧了人们对亨利六世政府的不满。1450年夏季爆发的杰克·凯德起义，既表达了对军事失利的愤怒，也指控王室及地方官员腐败、施政不当和滥用权力。起义者的诉求针对的是被指背叛国家的顾问，要求改革政府，而非废除君主制。起义军在七橡树镇击败了一支王军分队，随后进入伦敦，杀死了前财政大臣塞伊勋爵和肯特郡郡长威廉·克罗默。与伦敦市民的交战，以及政府提出的赦免，使起义军主力散去；凯德于7月死亡。这场动乱也阻碍了财政管理：议会批准的一项税收无法核定和征收，相关授权委任状因此延至1450年8月8日才颁发。(en.wikipedia.org)

欧洲大陆上的战败，是王权进一步瓦解的因素之一，贵族争夺政府控制权也是其中的原因。亨利六世于1453年丧失理政能力，约克公爵理查于1454年3月获任护国公。围绕王室议事会的争斗随后演变为武装冲突：1455年5月22日，约克派军队在圣奥尔本斯击败国王的支持者，并将亨利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场战役通常被视为玫瑰战争的开端。(nationalarchives.gov.uk)

骑士精神、编年史与宣传

骑士精神提供了一套关于荣誉、忠诚和基督教奉献的话语，统治者借此将战争描绘成超越领土征服的事业。比武大会则使军事勇武成为公开展示的盛事：1344年1月，爱德华三世在温莎宣布成立一个仿照亚瑟王传说的圆桌骑士团体；1348年，他创立了嘉德骑士团。这些组织将贵族的尊荣与效忠国王联系起来。纹章学也被用来传达政治主张。1340年，爱德华将法国的百合花纹章与英格兰的狮纹以四分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使他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直观地呈现在王室纹章上。这些展示并非纯粹的装饰：它们彰显权威，并将当时的战事置于享有盛誉的王朝与英雄传统之中。(stgeorges-windsor.org)

骑士行为准则的适用具有选择性，并不是对暴力的普遍约束。在让·弗鲁瓦萨尔对1356年普瓦捷战役的记述中，获胜的黑太子礼遇被俘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在晚餐时亲自侍奉，并赞扬他的勇气。这一情节将俘获敌国君主的事件转化为高贵对手之间交往的典范。然而，弗鲁瓦萨尔也描写了破坏与杀戮，包括1370年对利摩日的洗劫。因此，他的叙述保留了一种张力：对地位显赫的敌手彬彬有礼，却对地位较低的人施以暴力。进入15世纪，并不意味着骑士理想就此消失：1430年在布鲁日创立的金羊毛骑士团，明确重申了基督教战士的理想。军事变革与贵族荣誉的持续培育并行发展。(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弗鲁瓦萨尔用法语撰写的《编年史》，将个人事迹、言论与交往置于战争记忆的核心。他自1361年起供职于来自埃诺的菲莉帕王后的英格兰宫廷，此后多次修订并扩充这部著作。在记述战争早期的冲突时，他大量参考了让·勒贝尔的作品，并承认后者的权威；他的叙述并非从头到尾都是亲历见闻。其中关于黑太子的著名描写，帮助英格兰的胜利留下了英雄化的形象，但其贵族视角超越了政治界限：法国骑士即使战败，也可能因勇气而受到赞扬。普瓦捷战役后的晚餐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叙述方式：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战场上的成功，也在于记述中太子表现出的谦逊与慷慨。(sourcebooks.web.fordham.edu)

其他编年史则更明确地将事件纳入王室史与国家史之中。法国的《法兰西大编年史》源自圣但尼的历史编纂传统，将王朝的历史追溯至其所谓的特洛伊起源。1375年至1379年间，在大法官皮埃尔·多尔热蒙的主持下，查理五世所藏的抄本得到修订与续写，记事延伸至1379年4月，并体现了国王的政治愿景。在英格兰，以本国语言写成的《布鲁特编年史》成为一部广为流传的史书，其续篇记载了对法战争。一份15世纪的抄本描写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前，敦促士兵以全能的上帝和圣乔治之名奋战。由此，编年史的写作将事件记录与对王权正统性及天意所佑之胜利的呈现结合起来。(gallica.bnf.fr)

歌曲与诗歌为战时颂扬提供了更简短、更易记忆的形式。《阿金库尔颂歌》保存在15世纪早期的《三一学院颂歌卷轴》中，以英语诗句和拉丁语叠句“Deo gracias Anglia”（英格兰，感谢上帝）歌颂亨利五世于1415年取得的胜利。该卷轴收录了十三首附有乐谱的颂歌，表明爱国题材可以与宗教虔敬作品共存于同一份手稿中，并采用相同的音乐形式。在法国一方，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于1429年7月31日完成了《贞德颂》，将圣女贞德的成功解释为上帝为查理七世施行的干预。贞德的旗帜上也出现了宗教意象：她在受审时的证词描述了百合花、天使之间的世界，以及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trinitycollegelibrarycambridge.wordpress.com)

这些作品将使用本国语言的受众与特定王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却没有在两种民族语言之间形成简单的对立。英语版《布鲁特编年史》和《阿金库尔颂歌》使人们能够通过英语了解王室历史与战争胜利，而《法兰西大编年史》则以法语阐述法国王权的延续。不过，弗鲁瓦萨尔的法语作品面向跨国的贵族读者，而《阿金库尔颂歌》将英语与拉丁语宗教用语相结合。因此，通过语言表达的王国认同，与共同的宗教词汇以及跨越敌对阵营的宫廷文化并存。(college-of-arms.gov.uk)

史学研究与不同阐释

19世纪的民族主义史学通常将这场战争视为英格兰与法兰西各自形成民族的熔炉，以后来民族国家的形态反推中世纪事件的意义。于是，法国的抵抗和英格兰在领土争夺中的失败，被描绘为两国走向民族分立这一看似必然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后来的研究既质疑这种必然性，也质疑将中世纪的政治归属感等同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做法。邓肯·哈迪在2013年的重新评估中，挑战了战争直接促成英格兰民族认同或英语地位上升的假设。这一分歧并不只是承认中世纪存在爱国情感的历史学家与否认其存在者之间的争论，而是涉及认同如何表达、哪些社会群体拥有这些认同，以及对君主、王国、地方或语言的忠诚，是否与现代民族主义属于同一种现象。(merg.soc.srcf.net)

同样，将这场冲突视为一个统一整体，也是一种解释上的选择，而非当时人毫无争议地接受的划分。安妮·库里的《百年战争》（1993年出版，2003年修订）依据外交目标区分前后相继的各个阶段，而不是把每次军事行动都视为英格兰执行一项始终不变的征服法国计划。领土主权与法国王位要求之间的关系发生过重大变化：1414年，亨利五世曾准备放弃王位要求，以换取领土问题上的和解；而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则将他确立为查理六世的继承人。这一区别支持将这一时期理解为数场彼此关联的战争：参战各方承接了尚未解决的争端，却又一再重新界定自身目标。另一方面，围绕英格兰在欧洲大陆领地的持续争端，也为保留一个总体性的英法冲突框架提供了依据。(scholarworks.iu.edu)

勃艮第因素尤其使两国对抗的叙述变得复杂。关于1420年至1435年英格兰与勃艮第军事合作的研究，不仅将“好人”菲利普视为英格兰的辅助力量，更将他视为各方竞相争取法国统治权时的核心参与者。根据特鲁瓦的安排，兰开斯特王朝以继承获承认的瓦卢瓦王朝国王为依据，主张其统治权；查理七世的支持者则拥护与之对立的继承主张。因此，这场冲突兼具外来征服与法国内战的性质，而勃艮第的政策则有助于决定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的统治能否维系。勃艮第编年史也构成了一类独特的史料：其中的政治效忠关系和贵族理想，不能简单归入“英格兰”或“法兰西”的民族视角。(eprints.soton.ac.uk)

经济层面的阐释将注意力从有争议的权利名分，转向支撑战争的资源与利益。以艾琳·鲍尔等人为代表的研究强调羊毛贸易、商人信贷和关税收入：爱德华三世征收的羊毛附加税最终达到每袋40先令，此外还须缴纳通常每袋6先令8便士的关税。这类证据说明了商业、税收与军事能力之间的关系，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商业竞争导致了战争。关于理查二世财政的研究还揭示了以经济理由为战争辩护时存在的一项矛盾：旨在榨取战争收入的政策，可能损害据称正受到保护的贸易。因此，经济解释与王朝解释所回答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探讨冲突如何获得资金并得以延续，后者则探讨统治者为何提出特定的权利要求。(cambridge.org)

战争的经济影响引发了另一场争论。M. M. 波斯坦在1942年和1964年发表的研究中强调战争的代价；K. B. 麦克法兰则在1962年参与这一争论时指出，军事活动带来的收入可能有益于英格兰经济，并增加贵族财富。他们的分歧部分在于：通过税收筹措的开支能否与战争所得相抵，以及个别士兵或土地所有者的获利是否足以证明整个社会受益。后续研究将议题扩展到总体盈亏之外。菲利普·孔塔米纳的《战争、国家与社会》（1972年）考察了法国的军事组织，而克里斯托弗·奥尔曼德的研究则将非战斗人员、军事占领和社会经历带入此前主要关注战役与统帅的研究领域。(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

档案研究使更精确地重建历史成为可能，同时也揭示了叙事性史料的局限。“中世纪士兵”数据库利用点名册、保护函及其他行政记录；英国国家档案馆将其中主要的英格兰档案系列列为E 101、C 76和C 61。点名册之所以得以留存，是因为王室官员需要审核支薪服役情况，这使研究者能够考察征募、反复服役、驻军及军旅生涯，而不必仅仅依赖编年史作者记载的军队总人数。编年史对于了解所记述的事件和当时人的看法仍不可或缺，但使用时必须注意作者身份、赞助关系和文类特点。将这些形成方式各异的记录结合起来，可以使对战争规模的评估，从著名战役转向使军事行动得以开展的人员、财政负担及长期占领。(nationalarchives.gov.uk)

历史遗产与记忆

1453年英格兰失去在法国的领土，并未使英国君主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主张。英格兰君主以及后来的英国君主，直到1801年仍在正式称号中保留“法兰西国王”，王室纹章中也仍有百合花饰。名义头衔与实际统治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加来及其周边地区是1453年后英格兰在法国仅存的领地，也于1558年丧失。不过，这一王位主张仍能在王室礼仪中发挥作用。1513年9月25日，亨利八世再次入侵法国期间，以法兰西国王的身份进入了被攻占的图尔奈城。1801年1月1日，乔治三世在确立其为新成立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称号的公告中，终于去掉了法国王号；法国百合花饰也从王室纹章中移除。这些变化终结的是中世纪王位主张在纹章和头衔上的延续，而非当时实际行使的对法主权。（nationalarchives.gov.uk）

在法国的战败也是玫瑰战争爆发的政治背景之一，但这些内战并非欧洲大陆战争的简单延续。军事失利削弱了亨利六世政府的权威，也加剧了贵族之间围绕王权领导地位的争执。1453年亨利丧失理政能力，引发了争夺政权的斗争；而他随后恢复健康，又使约克公爵理查及其支持者面临被排斥出权力核心和遭到追诉的威胁。1455年5月22日，约克派军队在圣奥尔本斯截击国王一行，杀死了包括萨默塞特公爵在内的主要政敌，并控制了国王。因此，战败的后果与围绕王室血统及权力归属的争端相互交织。1453年也没有永久终结英法战争：亨利八世在1513年的入侵，以及法国在1558年收复加来，都表明对欧洲大陆的野心和领土争夺仍在延续。（nationalarchives.gov.uk）

这场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并未随着某一次战役的结束而消失。查理七世于1445年推行军事改革，建立了十五个常备连，每个连以100个“枪骑兵小队”（lances）为编制基础，由此形成了一支领取军饷、战时与和平时期均予维持的核心军队。常设税收为这套建制提供支持，将王室财政体系与其维持军队的能力联系起来。这些安排并没有淘汰骑马作战的重装兵，而是将他们纳入了更为持久的王室军事组织。同样，火药火炮也成为持续军事变革的一部分，而不是仅限于战争最后几场战役的创新。法国王室军事藏品中保存着与路易十一有关的火炮；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马里尼亚诺击败瑞士长矛兵时，火炮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这场战争的遗产是常备军、稳定的军费来源以及效能不断提高的火器的共同发展，而非旧式武器或战术立即消失。（musee-armee.fr）

在法国的历史记忆中，圣女贞德成为连接这场战争、宗教虔信与民族历史的一个尤为持久的象征。儒勒·米什莱对她的记述于1842年收入《法国史》，并于1853年单独出版，为她的故事塑造了在十九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形象。教会对她的认可与国家对她的纪念，仍是两件不同的事：教皇本笃十五世于1920年5月16日将她封为圣人，而法国则通过1920年7月10日的一项法律，设立了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博物馆藏品记录了由此产生的多种形象——见到神示的牧羊少女、殉道者和披甲执兵的保卫者——而非单一固定的形象。（mbarouen.fr）

英国的文化记忆则通过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一次次重温亨利五世与阿金库尔战役。该剧的演出史展现了这场中世纪战争如何在后世的冲突中获得新的意义。布尔战争前后的演出突出的是一个单纯的战士国王形象；而泰隆·格思里于1937年执导、劳伦斯·奥利维尔参演的版本，则探索了更具质疑精神的解读。奥利维尔1944年的电影版献给正在将欧洲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英国军队，借这部剧作坚定战时的决心。后来的演出挑战了这一英雄主义传统：迈克尔·博格丹诺夫1986年的舞台版本借用了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背景，尼古拉斯·海特纳2004年的版本则在视觉呈现上呼应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着重追问战争本身以及君王为战争辩护的理由。（rs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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