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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天主教法典》

1983年《天主教法典》是规范天主教会内拉丁教会的主要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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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天主教法典》**的拉丁语名称为 Codex Iuris Canonici,通常缩写为 CIC,是天主教会中规模最大的组成教会——拉丁教会——主要的系统性教会法汇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3年1月25日通过宗座宪令《神圣纪律之法律》(Sacrae disciplinae leges)颁布了这部法典。法典于1983年11月27日生效,取代了1917年《天主教法典》。全典共1,752条,规范教会治理、信友的权利与义务、训导、圣事、财产、刑罚及诉讼程序等事项。

这部法典为天主教教义所理解的兼具属灵与社会性质的制度及关系赋予了法律形式。它规定了谁有权行使教会权力、如何任用教会职务人员、如何举行婚姻礼仪及审理婚姻案件、如何管理教会财产,以及如何调查和惩处违法行为。它既不是对天主教教义的完整阐述,也没有穷尽教会内一切适用的法律。礼仪书、特别立法、个别法以及法律认可的习惯,均与这部法典并行适用。

此次修订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以法律语言表达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教会论。因此,法典既保留了圣统制的治理体系,也纳入了有关已领洗天主教徒共同责任、咨议、制度性参与及法律保障的规定。法典持续得到修订,尤其是在婚姻诉讼程序和刑法方面,因此必须区分1983年颁布的文本与其后修订的版本。

历史渊源与编纂准备

1983年法典所承继的法律传统,远早于现代法典编纂。中世纪教会法通过大公会议的立法、教宗教令、地方法规及学者的阐释逐步发展。约于1140年编成的格拉提安《教令集》,将彼此冲突的权威文献整理为可供研习和法律推理的体系。后来的各类汇编最终统称为《教会法大全》,为20世纪以前教会机构所适用的法律提供了大部分依据。这一传统与罗马法及欧洲的学理法传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首部全面而现代的拉丁教会法典由本笃十五世于1917年颁布,并于1918年生效。该法典的编纂工作历经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两任教宗,枢机彼得罗·加斯帕里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以一部编排系统的立法文本,取代了原本分散的法律渊源。全典共2,414条,分为五卷。1917年法典并非凭空创设教会法,而是在整合、取舍并重新表述既有法律传统的同时,确立了更为统一的依据。

1959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世宣布有意召开大公会议并修订法典。负责修订的宗座委员会于1963年3月成立。由于修订后的法律需要体现大公会议关于主教职责、教会作为天主子民、宗教自由以及平信徒角色的训导,实质性工作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举行的大公会议结束后展开。1967年世界主教会议审议了指导修订工作的原则,包括保障权利、协调内庭与外庭,以及适度下放权限。

编纂准备工作包括设立专业工作组、征询各地主教团及其他教会机构的意见、拟订历次草案,以及由修订委员会进行审查。完整草案于1980年分发征求意见,随后又经进一步审议,于1982年形成修订稿。若望保禄二世在颁布前进行了最终审阅。另有一项制定教会根本法的计划,通常称为《教会根本法》(Lex Ecclesiae Fundamentalis),最终未予颁布;与该计划有关的部分条文则纳入了法典。

若望保禄二世在《神圣纪律法令》(Sacrae disciplinae leges)中,将法典定位为把大公会议的教会论转化为教会法语言的工具。这一宗旨说明了法典为何既承续传统,又有所变革:教宗首席权、主教职务和圣事体制仍居于核心地位,而法典的编排与用语则更加突出全体信友。因此,此次修订是在大公会议影响下进行的全面重新编纂,而不只是1917年法律的更新版本。

适用范围、编排与解释

第1条规定,本法典仅适用于拉丁教会。东仪天主教会有其共同适用的法典,即1990年颁布的东方教会法典。这一区别涉及所属教会及法律传统,而不只是地理位置或语言。东仪天主教徒即使居住在以拉丁礼为主的国家,也不会因此就受拉丁教会法典所有条文的约束。

法典以七卷构成基本框架:

  • **第一卷:总则:**第1—203条。
  • **第二卷:天主子民:**第204—746条。
  • **第三卷:教会的训导职务:**第747—833条。
  • **第四卷:教会的圣化职务:**第834—1253条。
  • **第五卷:教会的财产:**第1254—1310条。
  • **第六卷:教会中的刑罚制裁:**第1311—1399条。
  • **第七卷:诉讼程序:**第1400—1752条。

这样的编排将一般法律机制与教会的主要活动,以及法律执行和审判区分开来。第一卷涉及法律、习惯、行政行为、人、职务、治理及时间计算等事项。依第11条,纯属教会制定的法律,一般约束在天主教会内受洗或被接纳加入天主教会、具备充分理智运用能力,且除另有规定外已满七周岁的人。被理解为表达天主法律的条文,其依据不同于仅由教会权威制定的规则。

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其与其他法律渊源的关系。依第2条,礼仪法律除与本法典相抵触者外,原则上继续有效。第3条保留宗座与各国之间所订协议的效力。第6条废止1917年法典,并指明其他因新法典编纂而被取代的既有立法类别。特别法,包括有效的教区立法,仍在普遍法的框架内施行。

法律解释主要遵循第16—19条所订的规则。第17条要求首先着眼于字词在条文及其上下文中的本义;若含义仍有疑问,则应参考相近条文、法律的目的与制定背景,以及立法者的意图。第18条规定,对刑罚法律、限制权利自由行使的法律,以及法律的例外规定,须作严格解释。第19条规定了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但不适用于刑罚案件。这些规则将教会法的成文法解释与本法典特有的法律渊源联系起来,其中包括教会法上的衡平原则,以及罗马教廷的判例与惯例。

教会成员、圣统制与教会治理

第二卷首先论述基督信徒,而非逐项列举教会职务。第204条指出,信徒藉洗礼与基督结合,并分享他的司祭、先知和君王职务。第205条则指出,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体现于信仰宣认、圣事及教会治理的联系。因此,教会法上的身份既涉及藉圣事加入教会,也涉及在有组织的团体内具有法律意义的关系。

法典区分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同时承认两者之中均有度献身生活者。人藉领受执事圣秩而进入圣职人员身份。相比之下,宣发修会圣愿使人成为献身生活会的成员,并须承担普遍法及该会专有法所规定的义务;宣发圣愿本身并不使人成为圣职人员。第二卷也规范在俗会、使徒生活团、信徒善会及其他组织形式。这些类别各有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应混为一谈。

在普世教会层面,第331条规定,罗马教宗拥有最高、完全、直接而普遍的常权。主教团始终与其首领结合,绝不脱离首领,同样也是对普世教会拥有最高及完全权力的主体。法典对大公会议、世界主教会议、枢机、教宗使节及罗马教廷均有规定,但教廷组织的具体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典之外的特别立法。

在地方层面,教区是个别教会的主要形式。教区主教拥有履行其牧职所需的通常、本有且直接的权力,但法律或教宗法令所保留的事项除外。第391条在教区治理中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主教亲自行使立法权,行政和司法职能则可通过法律认可的职务人员及机构行使。这种职能区分并不意味着在彼此独立的部门之间建立国家体制式的权力分立。

法典规定设立教区会议、司铎咨议会、参议会、牧灵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这些机构的权限各不相同:有些主要提供咨询意见,而某些指定决策则必须取得其同意。同样,主教团也有法律规定的职责,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国教区主教的上级。第455条规定了主教团颁布一般法令的条件。在堂区层面,堂区主任司铎在教区主教领导下履行牧灵职责;法典也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委托执事或其他非司铎人员参与牧灵工作,同时由一位司铎以堂区主任司铎的权力和权限指导这项工作。

权利、义务、训导与教育

第208—223条规定了全体信徒共同的义务与权利。第208条确认,信徒因在基督内重生,在尊严和行动上享有真正的平等,同时也承认身份与职能上的差异。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教会职务都向每一位成员开放,而是在承认圣秩、教会职务、献身生活及其他受认可身份所带来差别的同时,确立共同的法律基础。

所列举的权利包括:从教会的属灵财富,尤其是天主圣言和圣事中获得助益;按照获准的礼仪形式敬拜天主;为宗教目的成立和管理善会;以及接受基督徒教育。第212条承认,信徒有权、有时也有义务,就涉及教会福祉的事务向牧者表达意见。行使这一权利须符合若干要求,包括具备相应的知识与能力、尊重牧者、顾及公益及人的尊严。因此,无论在表述方式还是制度背景上,这项权利都不等同于世俗法律对表达自由的保障。

若干条文直接保护个人权益。第220条禁止非法损害他人的良好声誉,或侵犯他人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第221条承认,信徒有权在有管辖权的教会司法机构中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有权依照本着衡平原则适用的法律接受审判,也有权不受非依法施加的教会刑罚。这些条文为教会法上的正当程序提供了保障,但法典并未设立一个普遍有权宣告教会立法无效的宪法法院。

第三卷规范讲道、教理讲授、传教活动、教育、传播,以及担任特定职务所须作的信仰宣认。它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权威性训导,以及相应的信从方式。这种法律上的处理以天主教对训导职的理解为基础。这些法条本身并未列出完整的教义目录,而是确立了与训导及教会共融相关的义务、机构职责和某些法律后果。

有关教育的条文涉及父母的责任、学校、天主教大学,以及教会大学和学院。第803条规定,学校须经教会主管当局同意,方可冠以“天主教”之名。第812条规定,在高等学府教授神学学科者,须获得教会主管当局的委任。第218条承认,从事圣学研究者享有正当的研究自由及审慎表达意见的自由,但须对教会训导保持应有的服从。因此,高等教育的法律框架兼顾了机构身份、学术活动、教会监督,以及父母和教师的责任。

敬礼、圣事与神圣生活

第四卷论述教会的圣化职务。其编排所依据的基本理念是:礼仪敬礼是教会的行动,而不只是个人敬礼行为的集合。第838条规定,宗座、主教团及教区主教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分担管理礼仪的职责。敬礼所用的详细经文与礼规通常载于礼仪用书,而非法典之中,因此,法典是敬礼的法律框架,而不是一部完整的仪式手册。

法典对七件圣事作了详尽规定,并区分了圣事有效性的要求与合法举行圣事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圣事虽有效施行,其举行却违反了教会法律。这一区分是理解施行人、许可、施行圣事的权能以及领受人法律地位等问题的关键。第843条规定,对以适当方式请求领受圣事、具备相应准备且未被法律禁止领受圣事的人,圣职人员不得拒绝为其施行圣事。

有关圣洗的规定涵盖领受人、施行人、准备、代父母及登记。坚振圣事涉及年龄、准备以及施行人的权能等问题。有关圣体的法律涵盖举行、参与、保存、施行人及献仪等事项。这些规则还区分了分送圣体的通常施行人与非常施行人。第844条严格界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与尚未同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基督徒共领圣事;该条分别规定了东方基督徒与其他基督徒的情况,而非给予不受限制的普遍许可。

忏悔圣事体现了圣事要求与法律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仅领受圣秩并不足以满足有效赦罪的一切条件:司铎还须具备为相关信友行使赦罪权的权能。第976条针对有死亡危险的情形作出了例外规定。第983条和第984条保障告解秘密,并限制使用在告解中获知的信息。这些义务不同于一般职业保密义务,并与法典其他部分的严格刑罚规定相衔接。

第四卷的其他部分规范病人傅油、圣秩、圣仪、时辰颂祷礼、殡葬礼、对圣人及圣像的敬礼、愿与宣誓。第1024条规定,唯有受过洗的男性才能有效领受圣秩。法典还规范圣地与圣时,包括圣堂、墓地、庆节及补赎日。这些条文确立共同的法律义务,同时有时也允许主教团或教区当局决定具体实施方式,例如某些补赎规范的遵行方式。

婚姻与婚姻身份

第1055至1165条对婚姻作了尤为详尽的规定。第1055条将婚姻盟约描述为终身共同生活的结合,其本质指向夫妻的福祉以及子女的生育与教育。领洗者之间的有效婚姻也是一件圣事。第1056条将单一性与不可拆散性确立为婚姻的本质特性。这些规定将对婚姻的神学阐释与有关结婚资格、合意、形式及效力的法律规范结合起来。

婚姻合意不可或缺。根据第1057条,婚姻由具备法定资格的双方依法表达的合意而成立,任何人间权力都不能代替这一合意。因此,法典区分了几类可能存在的缺陷:当事人可能受到使婚姻无效的障碍所限制,可能欠缺表达婚姻合意的能力,可能排除婚姻的某项本质要素或特性,也可能未遵守规定的法定形式。这些是不同的法律事由,而不是对一般婚姻不幸的不同称呼。

婚姻障碍包括已有婚姻关系、特定亲等的血亲关系、圣秩,以及特定的公开终身贞洁愿。有些障碍可由有权当局豁免,有些则不能。第1095条所涉及的情形包括:理智运用能力不足;对婚姻本质上的权利与义务严重欠缺判断辨别能力;以及因心理方面的原因而无法承担婚姻的本质义务。适用这一条文时,必须对双方表达合意时的情况作出法律评估,而不能仅以日后发生冲突的证据为依据。

婚姻的法定形式通常要求一名获授权的证婚圣职人员及两名见证人在场,但法律也规定了例外及可予豁免的情形。天主教徒与另一名已领洗基督徒之间的婚姻,以及天主教徒与未领洗者之间的婚姻,分别适用不同规定。前者通常须获得准许;后者则涉及信仰不同的婚姻障碍,须获得豁免方为有效。这些区别取决于是否领洗及所属教会,而不只是双方的文化背景或民事身份。

婚姻无效宣告常被称为婚姻撤销,是认定有效婚姻关系从未成立的判决。它不同于离婚,后者终止的是民法承认的婚姻。法典还区分了婚姻关系继续存在时的分居,以及在教会法认可的有限情形下解除婚姻关系。第1141条规定,既成且已遂的婚姻,除死亡外,不得由任何人间权力或因任何原因而解除。其他情形,包括某些未遂婚姻以及保禄特权,则适用不同规则。因此,民法上的婚姻身份与教会法上的婚姻身份可能并不一致。

财产、财务与法人

第五卷规范作为实现教会宗旨之资源的财产。第1254条特别指出,这些宗旨包括安排敬礼天主的事宜,为圣职人员及其他教会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以及开展使徒工作和慈善事业,尤其是救济贫困者。因此,教会财产所有权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构宗旨。不过,法典并未要求所有教区、修会、学校、医院或慈善团体采用同一种经济模式。

法人概念在其中具有根本意义。教会法承认某些实体能够独立于其管理者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公法人在其指定宗旨范围内以教会名义行事;私法人则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根据第1257条,属于普世教会、宗座及公法人的财产均为教会财产,受第五卷及各自章程的规范。私法人的财产通常受其章程规范,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规定。

在法律上,财产所有权并非集中于一个统一的总库。第1256条规定,在罗马教宗的最高权威之下,财产所有权归合法取得该财产的法人所有。因此,即使教区主教行使相当大的监督权,教区与堂区仍可分别拥有财产。在出售财产、撤销堂区、重组机构或就某项债务的承担发生争议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教会法上的所有权与国家法律承认的所有权,也可能需要分别分析。

财产管理通过审慎管理、编制预算、会计核算、咨询和监督等义务加以规范。管理者必须保护资产,遵守相关的教会法及民事法律要求,保存记录,并尊重捐赠者的意愿。第537条要求每个堂区设立财务委员会,教区则设有自己的财务委员会和财务主管。征询意见或取得同意的具体法律效力,取决于有关交易及适用条文。一般性的管理职责,并不授权任职者无视针对非常规管理行为所规定的要求。

固定财产的让与须遵守特别的保障规定,包括根据财产价值和性质取得相应许可。某些交易还须取得地方层级以上主管当局的批准。第1295条将这些保障要求扩展至可能使法人财产状况恶化的交易,即便这些交易并非直接出售财产。第1290条原则上将当地有关合同法的民事法律规则纳入教会法,但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法典还对善工基金和捐赠者设定的限制另作规定,体现出教会法上的财务管理如何将所有权、监督以及附属于特定资产的义务结合起来。

犯罪、刑罚与修订后的第六卷

法典中的刑罚法所涉及的是依法应受处罚的外在违法行为,而非天主教道德教导中视为罪过的所有行为。教会刑罚在教会的法律秩序内施行,不能取代依据国家刑法进行的追诉或应承担的其他后果。其目的包括恢复正义、促使犯罪者悔改,以及消除恶表。修订后的第六卷还强调,当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具备时,教会上司有责任采取刑罚措施。

刑罚的一项基本区分,是通过司法或行政程序科处的待科罚(ferendae sententiae),与法律明文规定、且符合归责条件时,因实施犯罪而自行招致的自科罚(latae sententiae)之间的区别。不能仅因行为严重,就推定行为人已招致自科罚。有关年龄、可归责性、无知、胁迫及其他情节的条文,都会影响行为人是否招致刑罚,以及应如何科处刑罚。

主要的惩戒罚包括绝罚、禁罚和停职罚。绝罚限制受罚者参与特定教会活动及履行特定职能,但不会抹去其所领受的洗礼。停职罚则依据适用的法律或法令,涉及特定的权力、职务、职能或权利。赎罪罚可包括禁令、剥夺职务或权利;对于圣职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还可包括开除圣职身份。开除圣职身份并不意味着其所领受的圣秩在圣事上被撤销。

第六卷涵盖侵害信仰与教会共融、教会权威、圣事、名誉、义务、人的生命、尊严及自由的犯罪。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受特别法规范,并属于信理部的职权范围。因此,仅凭法典本身,无法获知所有适用的定义、程序规则或保留管辖权的规定。对未成年人及其他受保护者的保护,有赖于法典条文、特别刑罚规范与其他教会立法的共同作用。

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5月23日通过《Pascite gregem Dei》颁布全面取代第六卷的新文本,自2021年12月8日起生效。此次修订使多项犯罪及制裁规定更加明确,并重新编排了有关性犯罪的规定。修订后的第1398条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及享有同等保护者的特定犯罪,包括圣职人员及某些担任教会职务的其他人员所实施的行为。修订后的法律还涉及财务犯罪及履行职务中的失职行为。第1321条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而有关辩护、可归责性以及适用较有利刑罚法律的规则,仍是认定责任时不可或缺的依据。

法庭、行政申诉与婚姻诉讼程序

第七卷规定了审判及其他法律程序的程序框架。教会法庭审理教会管辖权范围内的事项,包括许多涉及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婚姻无效案件以及刑事诉讼案件。其组织体系包括教区法庭、跨教区法庭、上诉法庭和宗座法庭。圣轮法院主要承担上诉法庭的职能,而宗座最高法院则负责司法行政事务,以及特定的管辖权争议和行政争议。

普通争讼程序提供了一套通用的程序范式,规范案件的提起、当事人的通知、争议事项的确定、举证、案卷公开、辩论、判决以及对判决提出异议等环节。当事人可以由律师及诉讼代理人代表。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案件涉及公共利益时,司法维护人须参与诉讼。在涉及圣秩授予无效以及婚姻无效或解除的案件中,圣事连结维护人承担独特的职责。

证据可以包括当事人陈述、文书、证人证言、专家意见、司法勘验和推定。第1608条要求,法官须达到道德上的确定性,方可就所审理的事项作出肯定判决。这并不意味着数学上的确定性,而是依据案卷和证据形成的一项司法判断标准。法典还规定了举证责任、证据的可采性与评价,以及未能证实主张的后果。

2015年颁布的《主耶稣,温良的审判者》(Mitis Iudex Dominus Iesus)对婚姻诉讼程序作出了重大修改,并于当年12月8日生效。此次改革取消了一项一般性要求,即首份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须经第二份内容一致的裁判确认后,方可执行;同时保留了提出异议和上诉的权利。改革还引入了由教区主教审理的较简短程序,适用于特定案件:申请须由双方共同提出,或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提出,且有易于取得的证据支持的相关情形已使婚姻无效显而易见。若主教未能达到道德上的确定性,案件则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行政行为适用不同的救济途径。第1732至1739条规定了针对个别行政行为向上级提出申诉的程序,通常须先请求作出决定的机关撤销或修改其决定,随后视情况向有权限的上级提出申诉。相关期限较短,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这与针对司法判决提出上诉并不相同。因此,区分司法程序、行政申诉和司法外刑事程序,对于确定主管机关、可用的辩护手段以及适用的法律救济至关重要。

修订、实施及与其他法律体系的关系

1983年法典是持续运作的立法框架,而非不可更改的历史文本。教宗可以修订个别法条、替换一组条文,或颁布影响其适用的特别法律。权威解释和实施规范也会影响实际运作,但必须区分法律解释与立法修改。因此,引用“1983年法典”时,所指可能是原始文本,也可能是经修订的现行法典;进行法律分析时,必须明确相关行为受哪个版本规范。

几项改革体现了这一演变。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颁布的《Omnium in mentem》修改了有关圣秩的规定,并删除了若干婚姻法条中关于以正式行为脱离天主教会的表述。方济各于2016年颁布的《De concordia inter codices》调整了涉及拉丁教会与东方天主教会法律体系之间关系的规定。2017年的《Magnum principium》修订了有关礼仪翻译及适应的第838条。这些修改涉及不同事项,但并未取代法典整体的七卷结构。

另一些修订涉及参与及机构组织。2021年的《Spiritus Domini》修订了第230条第1项,使符合资格的男女平信徒均可获正式授予常设的读经职和辅祭职。这并未改变领受圣秩的教会法要求。2022年的《Recognitum Librum VI》在刑法修订之后修改了第695条第1项,使有关开除修会成员的规定与重新编排的罪行相衔接。这类配套修订说明,相关各卷并不总能彼此孤立地加以解释。

法典的实施也有赖于特别立法。主教团在普遍法授予其权限的范围内制定补充规范;教区主教为各自教区制定法律;修会则有其会宪及其他专有法。普遍性规定可能有意将财务金额门槛、特定情形下的年龄要求或行政程序等事项,交由这些下位法律文件规定。因此,各地做法的差异可以是合法的,并不意味着不受法典权威约束。

教会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因司法管辖区而异。一个机构获得教会法上的承认,并不自动意味着它在民法上取得法人资格;教会法上关于婚姻的宣告,也不一定改变民法上的婚姻状况。财产交易、雇佣关系、学校、慈善机构及调查等事项,都可能同时涉及教会规范和民事规范。圣座与各国之间的条约、国内有关宗教自由的规定,以及一般民事立法,都可能影响教会行为在教会以外获得承认的方式。法典本身有时援用民事法律,有时则保留独立的教会法规则;因此,要确定某项行为的效力,就必须兼顾这两个法律体系,以及所涉及的具体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