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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学

莎草纸学研究古代手写文献,尤其是莎草纸上保存的文本,以重建古代文学、语言、制度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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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学研究主要保存在莎草纸上的古代手写文献。莎草纸是一种用纸莎草制成的书写材料。这门学科将文本的辨读、整理与阐释,同对文本载体本身的考察结合起来。其核心研究资料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书及文学手稿,尤其是出自埃及的材料,但其方法也适用于其他语言和书写材料。莎草纸学为古代文学、行政管理、经济活动、宗教实践和日常人际关系提供了证据,而这些证据往往不见于传世的历史叙述。

范围与界限

这门学科因莎草纸而得名,但其范围并不完全由材料决定。莎草纸学者也研究陶片上的文字,即陶片文书,以及木板、羊皮纸和其他便于携带的载体上的文字。反过来,也并非所有莎草纸手稿通常都属于古典莎草纸学的研究范围:埃及语文本往往归入埃及学,阿拉伯文莎草纸文献则属于一个部分独立的学术传统。这些界限反映的是学科发展史,而不是不同证据类型之间的绝对划分。

古典莎草纸学主要研究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古代晚期的希腊文及拉丁文文本。在埃及,这一范围涵盖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的数百年、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以及公元7世纪阿拉伯征服之后希腊文文书惯例的延续。埃及语、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及其他语言传统与这些材料相互交织。

莎草纸学与考古学、古代史、语文学以及研究历史书写形态的古文字学密切相关。它也与铭文学有所交叉;后者通常着重研究铭刻,尤其是耐久材料上的铭刻。这一区分出于实际研究需要,并非绝对界限:写在陶片上的税款收据可以作为莎草纸学材料研究,而刻有文字的纪念碑通常属于铭文学的研究范围。

书写材料与保存

制作莎草纸时,人们将植物茎内层切成条带,交叠铺放,通常使相邻层的条带方向相互垂直,再压合、干燥。纸张可以接成长卷,也可以制成册页本的书叶;册页本是一种将书叶沿一侧装订起来的书籍形式。纤维方向、纸张接缝、页边空白、折痕和重复使用的痕迹,都有助于重建一件文物的制作和使用过程。

现存莎草纸文献大多来自埃及,因为当地许多地方气候干燥,抑制了生物性腐朽。不过,保存状况仍不均衡。湿气、地下水、聚落分布、古代废弃物的处置方式以及现代发掘,都影响着哪些材料得以留存。许多文本出自垃圾堆积、废弃建筑、墓葬或被丢弃的行政文书,而非完整保存的藏书。

莎草纸还可被重新用于制作卡托纳吉,即某些埃及丧葬用品所用的一种层压材料。这种再利用使一些对原主人已无用处的文本得以保存。

埃及以外的莎草纸能否留存,取决于特殊条件。在意大利的赫库兰尼姆,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使一座藏有莎草纸卷的书库炭化。在其他地区,干旱环境或特殊的埋藏条件保存了规模较小的材料群。这些发现表明,尽管现存莎草纸文献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莎草纸当年却曾广泛流通。

学科的发展

在莎草纸学成为一门正式的学术领域之前,欧洲收藏家和学者就已知晓莎草纸文献。19世纪,随着大批文本进入各类收藏,学者们发展出更系统的辨读和刊布方法,这门学科随之壮大。

新发现改变了文学研究和文书史料研究的面貌。1891年刊布的一份莎草纸文献保存了《雅典政制》的大部分内容,这部著作与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有关。其他发现则使一些此前主要通过引文或他人提及而为人所知的作者作品重见天日,其中包括米南德戏剧的大量篇章。

1896—1897年间,伯纳德·格伦费尔和阿瑟·亨特开始在埃及古城俄克喜林库斯进行发掘,出土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文献。这批莎草纸文献包括文学作品、私人书信、请愿书、账目和官方记录。其整理刊布工作历经数代学者,至今仍在持续。

20世纪,莎草纸学的重心逐渐从找回著名文学作品,扩展到对文书证据进行系统分析。集成式整理本、照片复制、专业期刊以及后来的数字数据库,使分散各地的收藏更便于相互比较。修订始终是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残片得到重新检视、与另一片拼合,或与新近获得的证据相比较时,已经发表的释读就可能发生变化。

主要证据类别

文学文本

文学类莎草纸文献保存了诗歌、戏剧、演说、哲学、历史著述及其他作品。有些传存了其他途径已经失传的著作;另一些则提供了古代抄本,而相同作品也通过中世纪手稿流传至今。

它们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恢复作品的文字。版面布局、注释、改动和阅读标记,揭示了抄写与阐释的实际方式。一份文学手稿可能显示读者如何划分文本、解释疑难段落,或比较不同异文。

莎草纸文献对文本批判十分重要;这门学问考察文本的流传,并评估不同异文。年代较早的莎草纸抄本,并不必然比所有较晚的手稿都准确:任何时代的抄写者都可能出错,而且不同的文本形态也可能同时流传。

文书文本

文书类莎草纸文献通常为实际用途而制作,并非为了作为文学作品传播。其内容包括:

  • 私人书信和请求书。
  • 买卖、租赁、借贷及婚姻契约。
  • 税款收据、申报书和账目。
  • 请愿书、公务往来信函和行政命令。
  • 人员、货物、土地或款项清单。

这些记录揭示了制度的运作和个人的选择。一份租约可能反映农业经营安排;一份请愿书可能显示某人如何向官员陈述冤情;一封信可能记录家庭义务或经商出行。

这些文本对于研究罗马法、地方法律传统、税收、土地占有和行政管理尤其珍贵。它们记录的是规则在具体情境下如何被适用或通过协商落实,而不只是法律或行政制度在正式表述中是什么样子。

宗教与教育文本

宗教类莎草纸文献包括经文手稿、祷文、赞美诗、仪式指引和护身符。它们有助于研究埃及宗教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等领域的历史,也显示宗教书写如何与祈求庇护、疾病及家庭安宁等日常关切相互联系。

教育材料包括字母练习、抄写段落、词汇表和计算习题。这些实物为研究识字、教学方法,以及正规学习与实用书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这些类别彼此交叠。文学文本可能被用作抄写练习,行政文书的背面后来也可能被用来书写宗教作品。

莎草纸文献的辨读与整理

莎草纸文献的阐释从实物本身开始。学者会考察其尺寸、纤维、损伤、墨迹、笔迹和文字布局。残片可以通过吻合的边缘、纤维纹理、文字行列或连贯的文句来拼合。实物上的吻合与文本上的合理性必须相互印证。

辨读可能十分困难,因为字母残缺、笔迹潦草、缩写频繁,而且可能没有分词或标点。文书用语、人名和地方行政套语尤其棘手。

断代可以依据明确记载的日期、任职官员姓名、考古背景或笔迹。根据笔迹推断的年代通常是一个范围,而非确切年份。文本中提到的日期,也必须与现存抄本的抄写日期区别开来。

学术整理本通常包括实物描述、转录文本、疑难释读的讨论和评注,也可能提供译文与图像。编者使用通常与莱顿体系相关的一套符号,区分实际留存的内容与复原的内容。例如:

  • 方括号通常表示书写载体缺失处补出的文字。
  • 字母下方的圆点表示释读不确定。
  • 其他符号用于区分删改、插入、缩写及编者的处理。

这些区分使读者能够判断,一种阐释有多少依据可见文字,又有多少依赖复原。

历史阐释

莎草纸学为了解那些鲜少出现在精英文学记述中的人们,提供了异常详尽的证据:农民、士兵、商人、官员、被奴役者以及普通家庭的成员。彼此关联的文书群可以揭示延续多年的关系与往来。

古代档案是由个人、家庭、机构或官署积累形成的一组文书。重建档案可以恢复因实物分散于现代不同收藏而被掩盖的联系。不过,并非所有一同出土的文献都构成档案:垃圾堆积中可能包含彼此无关的材料。

文书文本对于研究住户、劳动、迁徙、物价和地方行政尤其有价值。不过,阐释时仍须注意其目的与文类。请愿书陈述案情是为了促成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并非中立叙事。契约只记录特定的义务,而非一种关系的所有方面。税册按照行政类别登记人员,而这些类别未必能与现代社会分类一一对应。

莎草纸学证据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埃及材料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埃及的每一种做法都能代表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即便在埃及内部,现存文书也集中于特定地点和时期。数字资料可能足以支持精确的地方性研究,却不足以支撑大范围的人口估算。

数字与科学方法

数字目录使研究者能够检索文本、比较释读、查找图像,并识别不同机构收藏的文书。通用标识符和关联记录有助于将一件实物的整理本、参考书目、图像与收藏史联系起来。

多光谱成像通过在不同波长下记录物体表面,可以提高文字的可见度。其效果取决于墨迹、载体、损伤和成像条件之间的关系;它并不能恢复所有无法辨读的文字。

对于炭化的纸卷,X射线断层扫描和计算机“虚拟展开”技术,提供了无需实际打开实物便可考察内部表面的方法。探测文字在技术上仍然极具挑战性,并取决于材料和墨的性质。

机器学习可以辅助笔迹识别、残片匹配和图像分析。提出的释读仍须依据实物证据、语言语境及同类文书加以审查。一个句子读来合理,并不能证明现存痕迹确实支持这种释读。

保护、来源与流传记录及研究伦理

莎草纸容易受到机械损伤、不稳定环境条件以及不合适的装裱材料的影响。保护工作的目标,是在稳定实物状况的同时,保留与其历史相关的特征,包括折痕、接缝和重复使用的痕迹。揭离或清理有时可以显露文字,但也可能毁掉证据或损伤载体。

来源与流传记录对于历史阐释,以及评估所有权与取得方式是否合法,都至关重要。一件没有出土地点记录的实物,会失去大部分考古背景。未经记录的收集活动以及文献群的拆散,会使档案重建或残片之间关系的确认变得困难。

古物市场还存在非法发掘、未经记录的出口和伪造等问题。仅凭书写载体的年代,无法确认其文本的真实性:古代的空白材料可以被写上现代文字。因此,鉴定需要综合多种证据,包括笔迹、语言、墨、实物结构和有记录的流传历史。

开放馆藏与可靠图像的获取渠道,有助于独立核查;负责任的刊布也必须考虑所有权、取得历史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莎草纸文献的保管,也关系到它们所提供历史证据的可靠性与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