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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net-neutrality

网络中立性

网络中立性主张,互联网接入提供商不应在用户、内容、应用或服务之间对流量实施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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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立性是指,互联网接入提供商不应基于流量的来源、目的地、内容、应用、服务或相关商业关系,对流量实施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这一原则旨在保障用户自由通信和选择在线服务的能力,避免接入提供商充当把关者。该原则通常并不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对所有数据包一视同仁:大多数监管方案允许采取合乎比例的网络管理措施,并将普通互联网接入与某些单独提供的服务加以区分。

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控制着用户连接其他网络和在线服务所必经的接入环节。凭借这一地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屏蔽应用、降低其性能、对特定服务免收数据流量费,或出售优先待遇。网络中立性政策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做法中哪些应当禁止、哪些可以允许,以及哪些需要逐案评估。

围绕网络中立性的争论,既涉及网络拥塞和网络架构等技术问题,也涉及竞争法、投资、消费者保护和表达自由等议题。不同司法管辖区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差异显著的法律制度,具体形式包括明确的成文法禁令、监管规则、透明度要求以及逐案执法。

思想渊源与原则的适用范围

网络中立性源于早期有关通信网络应当一视同仁的理念,但并非只是将电话监管制度移植到互联网上。传统的公共承运人义务要求某些运输或通信服务提供商以合理、无歧视的条件为客户提供服务。互联网中立性所涉及的系统则具有更多层次:传输网络、软件应用、内容提供商和终端用户彼此互动,而没有任何一家运营商控制所有组成部分。

一项重要的技术先导是端到端原则,该原则与杰罗姆·萨尔策、大卫·里德和大卫·克拉克于198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有关。它主张,某些通信功能最好在通信端点实现,而不是仅在网络内部实现。这一原则有助于说明相对通用的网络所具备的优势:这样的网络能够支持运营商未曾预料到的应用。不过,它是一种架构层面的论证,而非完整的法律规则:即使采用端到端架构,网络仍可能按照带有歧视性的商业政策运营。

法学学者吴修铭在2003年的论文《网络中立性与宽带歧视》中推广了“网络中立性”一词。该文探讨了宽带运营商施加的限制可能如何影响应用之间的竞争,并提出应当结合互联网的创新能力来评估差别待遇。劳伦斯·莱斯格、芭芭拉·范·舍维克等人的相关研究则强调了网络设计、市场结构与独立开发者推出新服务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项原则的核心关切通常被概括为“无需许可的创新”。一般而言,开发者应当能够向已联网的用户提供新应用,而不必事先与这些用户各自的接入提供商另行协商传输协议。同样,购买互联网接入服务的用户通常应当能够访问合法的网络目的地,而不是只能使用运营商挑选的一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无需付费:用户为联网付费,应用提供商则为托管、联网及其他交付服务付费。

有几项界限尤为重要。网络中立性通常关注的是接入网络的行为,而非搜索引擎、社交网络或在线交易平台作出的每一项决定。内容审核和排序可能引发与把关权有关的类似问题,但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层面。此外,只要零售接入方案不针对特定应用区别对待,网络中立性通常也不禁止提供不同的接入速度、流量额度或价格。它也不必然禁止法律要求的屏蔽措施。其确切适用范围取决于适用的法律,包括其中对互联网接入、合理管理和合法内容的界定。

分组网络、拥塞与流量管理

互联网通过分组交换传输信息。消息、视频流或文件被拆分成分组,经由与其他通信共享的路由器和链路传送。众多用户的分组争用有限的传输容量。当到达瓶颈处的流量暂时超过其输出速率时,分组就会在队列中积压;如果缓冲区已满,部分分组便会被丢弃。

不同应用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各不相同。文件传输通常可以容忍时延变化,而交互式语音、网络游戏和远程控制系统则可能对时延及抖动较为敏感;抖动是指分组之间时延的变化。流媒体视频通常利用缓冲和自适应码率来适应吞吐量的变化。这些差异说明,“平等对待流量”并不总是意味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每一个分组。

服务质量机制通过对流量进行分类和调度,实现特定的性能指标。路由器可以在活跃用户之间公平分配容量,优先处理短时交互通信,或在拥塞时对不同类别的流量加以区别处理。主动队列管理可以在持续积压的队列造成过长时延之前,发出拥塞信号或丢弃分组。这些技术能够改善服务,而不一定偏袒某一家商业服务商。当技术分类依据不再是有客观正当理由的网络需求,而是商业关联、付费情况或具体应用的身份时,中立性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因此,许多网络中立性制度都认可合理的流量管理。相关考量包括:措施是否针对实际存在的技术问题,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同类流量是否得到同等对待,以及实施时间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为应对网络攻击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与长期降低竞争对手视频服务的速度并不相同。如果歧视性更小的方法也能达到相同的运行目的,某项管理措施也可能受到审查。

流量分类既涉及技术问题,也涉及隐私问题。服务商可以检查分组首部、地址、端口和流量模式;一些系统还会利用深度分组检测,分析基本路由字段之外的信息。加密限制了对应用内容的访问,但不一定能隐藏所有元数据,也不一定能阻止流量分类。因此,识别服务的尝试不仅涉及网络工程,也可能涉及数据隐私。

容量并不是整个互联网所具有的单一属性。拥塞可能发生在家庭无线网络、移动通信小区、接入链路、互联节点或远程服务器上。仅凭性能不佳,并不能认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采取了歧视性待遇。评估中立性需要找出相关瓶颈,并判断观察到的差异究竟源于网络状况、端点限制,还是服务商的政策。

封锁、限速、优先处理与零费率

网络中立性规则通常区分几种行为。封锁是指阻止用户访问某个目的地址或使用某项服务,可通过地址过滤、干扰域名解析、重置连接或其他技术实现。限速则允许通信继续进行,但刻意降低其性能。例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可能将视频流量限制在仅适合较低分辨率播放的速率,同时允许其他流量使用用户所订购接入服务的全部带宽。

付费优先处理是指以付款或其他商业利益为交换,给予特定流量优先的网络待遇。例如,内容提供商可以付费给接入提供商,使其数据包在网络容量紧张时进入优先队列。一些政策也涉及关联方优先处理,即网络运营商优待自家的应用,而不同公司之间并未发生明确的付款行为。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某项服务表现良好,更在于能否获得优先待遇,可能影响面向同一批用户的各项服务之间的竞争。

零费率主要通过零售计费方式发挥作用,而非通过数据包调度。指定应用产生的流量不计入用户的数据流量额度,其他流量则照常计入。赞助流量安排可能由应用提供商付费;另一些方案则由接入提供商自行承担费用。享受零费率的服务即使没有获得任何技术上的优先待遇,也仍可能拥有商业优势,因为使用竞争服务会消耗有限的流量额度,或产生额外费用。

因此,零费率体现了技术性差别待遇与经济性差别待遇之间的区别。在特定时段将所有流量排除在计费之外的套餐,与仅对某个指定社交网络免流量费的套餐并不相同。即便一项优惠涵盖了某个广泛的应用类别,如果参与其中需要支付高昂的技术对接成本或获得批准,也仍可能形成进入壁垒。其实际影响还取决于流量额度的大小、额外流量的价格、参与机会是否真正开放,以及额度耗尽后如何处理。

另一类服务通过相同的物理基础设施提供,但不属于通用互联网接入服务,例如受管理的电视服务、某些企业连接,或需要特定可靠性保障的服务。欧洲的相关规则通常将其称为针对特定内容、应用或服务进行优化的服务,常简称为“专门服务”。这类服务是否合规,通常取决于一些条件,例如是否确有优化需求,以及能否确保普通互联网接入服务的质量不受损害。

用户并不总能察觉这些区别。视频画质下降,可能源于应用自身的自适应调整、消费者选择的省流量设置、网络拥塞,也可能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施加限制所致。同样,运营商可能将某种优待描述为质量保障,而竞争对手则将其称为歧视性传输。因此,监管分析必须考察实际的技术安排与合同安排,而不能仅仅依赖产品所使用的名称。

竞争、投资与接入的经济学

支持网络中立性的经济学论据,首先着眼于接入服务提供商在用户与在线服务之间所处的位置。一项服务若想触达某个家庭,最终必须通过该家庭选定的接入网络传输流量。即使家庭可以在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之间选择,应用提供商通常也无法改用另一家 ISP,来完成通往已选定运营商的用户的最后一段连接。这种终端接入关系可能使运营商在与需要触达其用户的服务方谈判时占据优势。

纵向一体化还可能带来实施差别待遇的动机。同时销售宽带和电视服务的提供商,可能有意让与其竞争的视频服务处于不利地位;提供语音服务的运营商,则可能有意限制互联网通话。这些动机并不意味着差别待遇会在每个市场中出现。动机的强弱取决于竞争状况、转换成本、合同义务、监管,以及运营商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提供有吸引力的通用网络接入服务。

网络中立性规则的支持者认为,无差别接入降低了新应用提供商的进入门槛。初创企业可以购买托管和网络连接服务,而无须与众多接入网络逐一协商优先传输安排。由于成功的应用可能带来惠及初始用户之外的效益,接入层面的限制可能影响更广泛的创新试验过程。当应用已积累一批难以轻易转移到其他网络的用户,而接入服务提供商此时又能向其索要费用时,这种担忧尤为突出。

严格规则的批评者认为,差异化定价能够支持投资,并促进稀缺网络容量的更有效配置。在双边市场模型中,平台可以同时向终端用户和希望触达这些用户的企业收取费用,以收回成本。在某些条件下,向内容提供商收费可以为网络扩建提供资金,或降低用户资费。反对收取此类费用的人则认为,同样的安排也可能只是在不增加容量的情况下转移收入、保护现有企业,或减少应用领域的投资。

理论研究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假设。不同模型对于网络是否存在竞争、优先传输是创造了新增容量还是重新分配了现有网络性能、消费者如何评价不同应用,以及提供商如何应对新增收入等问题,采用了不同假设。如果容量固定,优先传输产品可能改善部分通信的同时,使其他通信的质量下降。它也可能改变扩容的激励:拥塞会使优先传输更有价值,但整体服务质量不佳又可能导致用户流失。

相应地,实证评估也很困难。宽带投资不仅随监管变化,还受到利率、建设成本、技术周期、公共补贴、竞争和需求的影响。法律变化后投资上升或下降,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因果关系。不同研究衡量的结果也有所不同,包括资本支出、网络部署、服务价格、新应用进入市场的情况以及消费者福利。因此,网络中立性政策不能简化为单一的投资统计指标;它涉及相互关联的市场之间控制权和激励的分配。

美国:监管分类与司法审查

在美国,网络中立性监管一直与经《1996年电信法》修订的《1934年通信法》密切相关。核心问题之一是,宽带互联网接入究竟属于该法第一编规定的“信息服务”,还是属于第二编规定、须接受公共承运人监管的“电信服务”。这些分类影响着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施加非歧视性要求的权限,并非只是对同一网络的不同技术描述。

2005年,FCC通过《互联网政策声明》,确立了有关访问合法内容、使用应用程序和设备以及竞争的原则。2008年,FCC针对康卡斯特干扰某些点对点流量的行为采取了执法行动。在2010年的“康卡斯特公司诉FCC案”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委员会未能证明其拥有采取该行动所需的权限。这项裁决表明,即使相关行为已有证据证实,法定管辖权仍至关重要。

FCC在2010年的《开放互联网令》中引入了透明度、禁止封锁和禁止歧视规则,并对固定和移动服务作出不同规定。在2014年的“威瑞森诉FCC案”中,同一法院撤销了禁止封锁和禁止歧视条款,理由是这些条款对一项已被委员会划归公共承运人类别之外的服务施加了公共承运人义务。法院维持了透明度规则,也部分认可了FCC对自身法定权限所作的较宽泛解释。

2015年,FCC将宽带互联网接入重新归类为第二编下的服务,并制定规则,禁止封锁、限速和付费优先传输,同时设立了一项一般行为标准。委员会运用暂缓适用机制,不予适用许多传统的公用事业式监管要求。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于2016年维持了该命令。委员会在2017年的《恢复互联网自由令》中改变方向,将宽带重新归入第一编;主要变更于2018年生效。

在2019年的“Mozilla公司诉FCC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基本维持了这一政策逆转,但否定了FCC试图一概排除各州网络中立性措施适用的做法,并将若干问题发回委员会重新审议。加利福尼亚州于2018年制定了自己的网络中立性法规,体现了由此形成的联邦监管选择、州级立法与诉讼之间的相互作用。

2024年4月,FCC再次通过一项命令,将宽带互联网接入重新归入第二编,并制定网络中立性规则。2025年1月2日,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俄亥俄电信协会诉FCC案”中撤销了该命令。依照美国最高法院于2024年在“洛珀布赖特企业诉雷蒙多案”中作出的裁决,该法院独立解释相关法律,并认定宽带互联网接入属于该法规定的信息服务。这段历史表明,美国的网络中立性政策一直取决于行政分类和司法审查,而非一部统一、全面的联邦网络中立性法律。

欧洲联盟的开放互联网框架

欧洲联盟通过第2015/2120号条例(欧盟)建立了统一框架,其中的开放互联网条款自2016年4月30日起适用。不同于依赖反复调整宽带业务监管分类的监管方式,这一框架将实质性权利与义务载入可直接适用的欧盟法律。其核心条款第3条保障终端用户在遵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获取和传播信息与内容、使用和提供应用与服务,以及使用自行选择的终端设备的权利。

提供商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时,必须平等对待流量,不得因发送方、接收方、内容、应用、服务或终端设备的不同而加以歧视、限制或干扰。不过,该条例允许采取合理的流量管理措施,但这些措施必须透明、无歧视、符合比例原则,并以客观存在差异的技术质量要求为依据,而非出于商业考量。此类措施不得监控具体内容,持续时间也不得超过必要限度。

只有出于明确规定的目的,才允许采取限制性更强的措施:履行法律义务,维护网络与服务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防止即将发生的拥塞,或缓解异常或临时性拥塞。这些例外并不意味着可以普遍优待特定商业服务。拥塞例外还要求对同等类别的流量给予同等对待。

该框架允许提供互联网接入以外的服务,并针对特定内容、应用或服务进行优化,前提是这种优化对于满足特定质量要求确有必要。提供商必须具备充足容量,确保提供这些服务不会损害互联网接入的可用性或整体质量。此类服务不得用作普通互联网接入的替代品。这一区分旨在兼顾真正的专门需求,同时防止运营商通过给产品贴上不同标签来规避中立性义务。

欧洲电子通信监管机构组织(BEREC)发布指南,以支持各国监管机构一致实施该框架。监管机构审查的事项包括商业服务方案、流量管理做法、合同中的信息披露,以及专门服务的影响等。这些指南是重要的解释工具,但相关法律义务的根本依据仍是该条例和具有权威性的司法解释。

零费率安排在欧洲的诉讼中尤为重要。在2020年的 Telenor Magyarország 案中,欧洲联盟法院审理了这样一类套餐:既给予特定应用优惠待遇,又在流量额度耗尽后施加限制。2021年有关零费率选项的后续判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要求:对流量的处理不得基于应用之间的商业性区别。BEREC依据这些判例于2022年修订了指南。因此,欧洲的实践将一般性的差别定价与针对特定应用、违反平等待遇和终端用户权利的安排区分开来。

美国和欧盟以外各国的做法

各国的网络中立性制度在法律形式、机构职责和例外情形的处理上各不相同。一些国家通过明确的电信立法加以规范,另一些国家则依靠监管机构制定的条件、一般竞争规则或消费者保护法。这些选择既反映了现有法律制度,也体现了网络部署、市场集中度、对移动网络的依赖程度以及零售定价方面的差异。同样一项针对歧视行为的规则,在以限量移动流量套餐为主的市场中,与在固定网络连接普遍提供大额或不限量流量的市场中,实际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智利于2010年通过第20.453号法律,修订本国电信法以保护网络中立性,成为较早通过成文法确立这一原则的国家之一。相关条款禁止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任意阻断、干扰、歧视、妨碍或限制用户合法使用内容、应用或服务。条款还对透明度作出规定,并允许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网络管理措施。智利的做法推动了网络中立性成为国家立法明确规范的事项,而不再仅仅依靠行政机关对现有职权的解释。

巴西将网络中立性纳入2014年第12.965号法律《互联网民事框架法》。该法第9条要求负责传输、交换或路由的主体平等对待数据包,不得因内容、来源、目的地、服务、终端或应用而加以区别。2016年第8.771号法令进一步规定了允许差别对待或降低服务质量的情形,包括不可或缺的技术要求以及紧急服务的优先传输。巴西的制度框架将网络中立性与隐私及其他规范互联网使用的权利并列。

印度的监管制度发展尤其重视数据服务的差别定价。2016年2月,印度电信管理局禁止根据内容对数据服务实行歧视性收费,但规定了特定例外。这一决定影响了一些拟议方案;按照这些方案,用户可以访问一组选定的服务,而无须支付通常的数据流量费用。2018年,印度政府批准了范围更广的网络中立性框架,并通过在相关电信许可证中附加条件来实施。印度的经验说明,接入费用是否可负担,以及是否对不同访问目的地实行差别待遇,可以作为两个独立问题展开讨论。

加拿大由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依据《电信法》中关于禁止不公正歧视和不当优待的规定,逐步制定相关规则。其2009年框架针对互联网流量管理做法作出规定,包括经济措施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2017年框架则针对差别定价做法,重点关注是否不区分应用而一视同仁、是否具有排他性、对开放性和创新的影响,以及经济补偿等因素。

进行国际比较,不能仅仅统计有多少国家制定了网络中立性规则。规则涵盖的服务范围、例外情形、监管机构的资源、投诉程序以及可用的救济措施,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纸面上的保护可能范围狭窄,或难以执行;而没有专门网络中立性法律的司法管辖区,也可能通过竞争法或消费者保护法处理某些歧视行为。网络中立性也仍有别于普遍接入:一条不受歧视的网络连接,本身并不能让服务变得可负担、扩大覆盖范围,或弥合数字鸿沟。

互联、执法与不断变化的网络架构

互联网接入既依赖网络之间的安排,也取决于用户所属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在其网络内部如何处理数据包。通过对等互联,网络之间可以直接交换流量;通过转接服务,一个网络向另一个网络付费,以获得更广泛的网络可达性。内容分发网络将热门内容的副本部署在靠近用户的位置,从而缩短传输距离、减少骨干网流量,有时还能缓解拥塞。这些安排无需在用户接入链路上采用优先调度,就能带来显著的性能差异。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界限问题:为转接服务、服务器容量或本地缓存付费,并不自动等同于向 ISP 付费以获得数据包优先处理。缓存改善性能的方式,可能是改变数据的来源位置,而不是让共享瓶颈处的其他竞争数据包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互联纠纷可能造成拥塞,给用户带来与限速十分相似的体验。此时,接入提供商、转接网络和大型内容提供商之间的责任划分,就可能成为监管分析的核心。

执法需要能够区分这些机制的证据。测量可以比较不同应用、目的地、时段和接入网络下的吞吐量、时延、丢包率及连接成功率。受控测试可以比较其他条件相似、仅识别特征不同的流量。分析结果时,必须考虑无线环境、服务器负载、路由变化、视频自适应行为,以及提供商可能对测量流量区别对待的情况。单次下载缓慢并不足以构成有力证据;反复进行的受控比较则能为调查提供可靠得多的依据。

透明度规则有助于揭示相关做法,但未必禁止这些做法。有用的信息披露应说明流量管理方法、预期性能、数据流量额度、针对特定应用的限制以及投诉程序。监管机构还可能需要保密的技术记录和合同信息,以评估付费优待或给予关联方的优待。视法律制度而定,救济措施可包括责令改变做法、处以罚款或向消费者提供补偿。竞争执法通常还会进一步考察市场支配力和竞争影响,而禁止违反网络中立性的规定未必要求考察这些问题。

较新的架构使既有分类变得更加复杂。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支持网络切片,即利用共享基础设施,支持在逻辑上彼此区分、各具特征的网络。面向工业控制系统的切片,可能与普通的公共互联网接入存在根本差异。而让某个受到优待的消费级应用获得更好待遇的切片,则涉及另一类问题。判断的关键在于实际提供的服务、其技术要求、商业基础,以及它对普通接入服务的影响,而不只是运营商是否将其称为切片。

加密和传输技术的演进,也改变了网络能够观察和管理的内容。加密协议可能使应用识别更加困难,但安全防护和拥塞管理仍然不可或缺。边缘计算可以将处理工作移至更靠近用户的位置,而卫星星座则带来了不同的容量和路由约束。这些发展持续对合理管理、专门服务和歧视性待遇等概念的界定提出挑战,要求在评估具体网络做法时充分考虑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