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通常简称 FISA,是美国的一部联邦法律,为出于获取外国情报目的而开展的某些形式的监视和信息收集活动规定了程序。该法由吉米·卡特总统于1978年10月25日签署,最初针对特定的电子监视活动作出规定,并设立了一个专门法院来批准此类活动。此后的修正案将其规制范围扩展到实地搜查、通信路由信息、商业记录,以及涉及美国境外人员的某些通信采集活动。
《外国情报监视法》在情报收集与刑法之间处于独特的位置。其核心目的是获取外国情报,并不一定是为可提起刑事诉讼的犯罪收集证据,不过,依据该法获取的信息也可用于刑事调查和诉讼。因此,该法采用了不同于普通刑事搜查令的标准,同时设置了旨在保护公民自由的司法、行政和国会监督机制。该法的实施涉及美国宪法,尤其是其中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限制,也涉及保密、技术变革和数据隐私等问题。
该法并非一项单一、统一的监视授权。传统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法院命令、被称为“第702条”的境外目标监视授权,以及过去实施的电话记录批量收集计划,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和保障措施。理解这些区别,对于解读该法的历史、执行该法的各机构所承担的职责,以及围绕政府获取通信内容而反复出现的争议,至关重要。
起源与1978年的立法
《外国情报监视法》源于对冷战时期情报活动的调查。当时,联邦机构不仅对外国对手开展广泛监视,也监控国内政治组织和个人。在该法出台之前,历任总统主张,宪法赋予总统广泛权力,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目的下令实施监视,而无须经过刑事调查通常所需的司法程序。在公众可查阅的法律中,合法的外国情报收集与针对国内政治活动的监视之间,界限尚不明确。
1972年的“美国诉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案”,通常称为“基思案”,是该法在宪法层面的一个重要先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案所涉及的那类国内安全监视必须事先获得司法批准。法院明确表示,对于涉及外国势力或其代理人的监视,不在本案中作出裁决。因此,这一判决并未确立后来《外国情报监视法》所建立的制度,但使国家安全监视应如何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相协调的问题更加突出。
国会随后的调查记录了情报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滥权行为。1975至1976年,由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担任主席、通常称为丘奇委员会的参议院政府情报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机构的活动进行了调查。调查揭示的问题包括监控合法政治活动、在缺乏充分管控的情况下截取通信,以及针对美国人开展情报行动。同期开展的其他调查和行政部门内部审查,推动了各方支持通过成文法设定限制,并建立常设的立法监督机制。
《外国情报监视法》以第95-511号公法的形式颁布,旨在为外国情报电子监视建立合法途径,同时保留被认为是情报行动所必需的保密性。该法设立了专门的司法审批程序,界定了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的相关类别,并对所收集信息的处理和使用施加限制。国会不再将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作出的认定视为充分授权,而是为行政官员和法官分别规定了明确职责。
不过,最初的法律仍是一项适用范围经过审慎限定的制度安排,而非涵盖所有情报活动的完整法典。其适用范围取决于对电子监视的技术性定义,包括信息获取发生在何处,以及涉及何人的通信。美国境外的大量情报收集活动仍由其他法律依据规范。随着通信网络发生变化,国际通信开始以1978年立法未曾预料的方式经由基础设施传输,这一区分变得日益重要。
法律适用范围与基本概念
《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主要编入《美国法典》第50编,自第1801条起。该法赋予的各项权限是通过历次修法逐步形成的,而非源自一次全面修订。该法第一章规范特定的电子监视活动;后续条款则涉及实物搜查、拨号号码记录装置与来电追踪装置、调取商业记录,以及针对境外人员的特定信息获取活动。其中一些权限为永久性授权,另一些则设有失效期限,需要定期续期。
该法对外国情报信息的定义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其涵盖与间谍活动、国际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秘密情报活动等威胁有关的信息,也包括与国防、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有关的特定信息。如果信息涉及美国人,相关定义中的法律措辞还要求其符合必要性条件。因此,外国情报的范围比犯罪证据更广,但并非情报机构认为有用的任何信息都属于外国情报。
外国势力可包括外国政府、某些外国政治组织,以及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或为此开展准备活动的团体。外国势力代理人则是一个独立的法定类别,其认定要件部分取决于相关个人是否属于美国人。对于美国人,相关条款通常要求其存在特定行为,例如明知而参与秘密情报活动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不能仅凭其与某个外国存在关联就作出认定。
美国人通常包括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主要由此类人员组成的某些社团,以及在美国注册成立且符合条件的公司。因此,这一类别并不等同于美国公民身份。FISA在多种情形下为美国人提供更严格的保护,同时禁止仅以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为依据采取某些特定行动。仅凭受保护的表达或结社活动,不能认定美国人是外国势力代理人。
电子监视的定义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该定义参照地点、通信性质、目标人员的身份以及隐私期待等因素,划定了若干类信息获取活动。因此,并非所有情报截收活动都属于FISA法律意义上的“电子监视”。1981年颁布、此后经过修订的第12333号行政命令,为FISA具体适用范围之外的情报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区分这两套框架,有助于避免误以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每项行动都需要取得FISA法院命令。
监视法院与申请程序
《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设立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通常简称 FISC)和外国情报监视复审法院。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最初由七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2001 年的立法将其人数增至十一名。这些法官由美国首席大法官从在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中指定,任期相互错开,最长为七年。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复审法院审理针对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裁决提起的特定上诉,法律还规定了进一步请求最高法院复审的途径。
传统 FISA 申请由行政机关内部拟备,通常涉及调查机构和司法部。申请须经司法部长或其他获授权官员批准,并由指定的高级官员作出证明。申请须指明监视对象,说明将其认定为外国势力或其代理人的依据,描述拟开展的监视活动,并列明限制信息处理的适用程序。
对于传统电子监视令,法院必须认定,有合理根据相信监视对象是外国势力或其代理人,且相关设施或场所与该对象之间具有法律规定的联系。因此,这里的合理根据审查,与普通刑事令状程序中判断是否会发现犯罪证据的审查并不相同。法院还须就申请是否完整、最小化程序是否充分,以及是否符合证明要求等事项作出认定。
相关程序通常保密,并以单方程序进行:政府出庭,而监视对象一般不会事先收到通知,也不参与程序。这种安排保护了行动的秘密性,却也使事实主张无法像通常那样接受对抗式质证。法官可以要求澄清、要求修改、附加条件或驳回申请。因此,解读公开的批准统计数据时必须谨慎:最终获批的申请,可能是在法官提出质疑后经过大幅修改的结果,而非对最初请求的无条件接受。
2015 年通过的改革建立了一项机制,允许任命外部顾问,即法庭之友,协助法院处理重大或新颖的法律解释问题,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这些顾问并不担任监视对象的私人律师。他们的职责是就公民自由、隐私、情报收集或技术问题提供意见,弥补保密程序中可能缺失的视角。
FISA 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于取得法院命令之前开展紧急监视。根据传统电子监视条款,获授权的行政官员必须作出法定认定,通知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一名法官,并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申请,该期限通常为七天。因此,紧急监视权限是一项须接受事后司法审查的有限例外,并不意味着普遍免除申请要求。
传统监视、实地搜查与信息处理
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针对特定对象签发的命令,会明确获准开展的监视活动、监视对象、期限以及适用的保障措施。人们常将此类命令称为“FISA令状”,这一说法体现了其司法性质,却可能掩盖它与普通刑事令状之间的差异。传统的FISA命令以法律规定的外国情报标准为依据,所授权的可能是持续截听,而非为获取特定证据而开展的一次性搜查。此类命令有期限限制,延长有效期须重新作出认定;允许的期限因授权依据及监视对象类别而异。
国会于1994年增设了实地搜查的法律框架,允许法院批准某些为获取外国情报而开展的搜查,包括可以在不同时通知受影响者的情况下进行的搜查。与电子监视一样,政府必须证明搜查与外国势力或其代理人之间存在法律要求的关联,并遵守信息处理要求。增设这一框架,是因为情报收集不仅可能涉及传输中的通信,还可能涉及文件、存储的材料和场所。
《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最小化程序对信息的获取、保留和传播作出规范,尤其是涉及美国人的信息。这些程序可能要求删除无关材料、限制访问权限,或限制在情报报告中披露身份识别信息。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绝不能获取涉及美国人的通信。对合法监视对象实施监视时,可能会收集到其与其他人之间的信息,其中也包括美国人;法律框架必须规范此后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身份隐去和身份披露属于情报报告处理环节,而非独立的监视授权。如果识别某位美国人的身份对于理解情报并无必要,报告可以隐去其身份。在适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获授权的接收者可以请求披露身份,例如,为了解读报告而必须知悉该身份时。这种请求本身并不能说明该人是监视对象,也不能说明发生了新的截听。
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取的信息也可能揭示犯罪证据。该法允许在满足其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保留、传播某些信息,或将其用于执法。当政府打算在某项程序中使用或披露受该法相关规定约束的信息,并以此对受侵害者不利时,可能需要适用通知条款,而该人也可以根据特定理由请求排除有关证据。法院审查此类异议时,可以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不公开审查涉密材料。
2001年《美国爱国者法》通过后,情报工作与刑事追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会将获取外国情报必须是监视的“目的”这一要求,改为必须是监视的“一个重要目的”。在2002年的密封案件复审案(In re Sealed Case)中,复审法院维持了修订后的法律框架,并否定了此前将情报调查人员与刑事调查人员严格分隔的限制。这并未取消外国情报方面的要求,但使这两项职能之间能够开展更密切的协调。
第702条与涉及境外人员的情报收集
第702条由《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确立,建立了一套获取外国情报的框架:以有合理理由认为身处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为目标,并强制要求受该法约束的电子通信服务提供商协助收集。它与传统《外国情报监视法》机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法院审查的是认证文件和程序,而不是针对每一个外国目标分别签发以相当理由为依据的命令。司法部长与国家情报总监依据这一法定框架共同授权开展情报获取活动。
第702条禁止故意以美国人为目标、故意以已知身处美国境内的人为目标,以及故意获取在获取时已知完全属于美国境内的通信。它还禁止“反向锁定目标”:即表面上以境外人员为目标,实际目的却是获取美国境内某个特定人员的通信。这些限制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成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在收集合法外国目标的通信时,绝不会附带获取与其通信的美国人发送或接收的信息。
政府使用与获准目标相关联的选择标识符,例如特定电子邮箱地址。公开说明将收集方式分为两类:一类依托服务提供商开展,过去称为“棱镜”(PRISM),后来称为“下游收集”;另一类则是在运营通信基础设施的服务提供商协助下开展的“上游收集”。这些收集方式并不等同于政府有权不受限制地搜索服务提供商传输的每一条信息。目标选定规则、技术实施方式、法院批准的程序,以及各机构特有的信息处理限制,共同决定了允许收集的范围。
上游收集曾引发一项特别的争议,因为某些互联网传输单元可能包含多条通信。美国国家安全局过去曾获取某些提及已指定用于收集的选择标识符的通信,即使这些通信并非由该标识符对应的账户发送或接收。这被称为“提及式”收集。2017年,该局在遭遇合规问题后宣布停止这种上游获取方式。这一区别表明,网络流量的技术特征可能影响情报项目的法律适用范围。
获取信息后,各机构可以出于获准目的查询所保留的信息。使用美国人的身份标识符进行查询,与将该人选定为监视目标,在性质上是两回事,但这种查询可能使附带收集到的私人通信被调取查看。因此,规范此类查询的规则已成为立法改革和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ISC)监督的核心议题。公开的裁判文书记载了联邦调查局的查询未达到适用标准的情况。
美国国会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延长了第702条的效力,并于2023年通过了一次短期延期。2024年4月20日签署生效的《情报改革与美国安全法》将其重新授权两年,并修订了多项保障措施和操作规则。2008年立法中的其他条款,包括第703条和第704条,规范了某些以境外美国人为目标的情报获取活动。这些规定不应与第702条授予的、以非美国人为目标的权限混为一谈。
商业记录、元数据批量收集与立法改革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爱国者法》对《外国情报监视法》作出了重大修订。其中一项重要变更通常称为第215条,扩大了调取商业记录的权限,允许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下令要求提供“任何有形物品”。美国政府后来以该条款为依据,开展了一项大量收集美国境内电话元数据的计划。2013年,随着爱德华·斯诺登的披露以及此后官方公布的资料,这项计划为公众所知。
电话元数据通常包括主叫和被叫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及通话时长等信息,而不包括通话的音频内容。尽管如此,汇总后的记录仍可能揭示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此,不能仅凭元数据不包含谈话内容,就判断其在法律上的意义。收集规模、保存期限、分析工具,以及将记录与身份已确定的个人关联起来的能力,都会影响其对个人数据的意义。
在这项批量收集计划下,政府大范围获取记录,并使用经批准的电话号码等标识符,查找数据集内的关联。其法律依据建立在对记录与获授权调查之间相关性的宽泛解释之上。2015年5月,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诉克拉珀案”中认定,第215条并未授权开展电话元数据批量收集计划。法院就法条解释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未对相关违宪质疑作出裁定。
2015年6月2日签署生效的《美国自由法》禁止依据若干项授权进行批量收集,并建立了一套更具针对性的通话详单获取机制。政府不再维持原有的集中式海量数据库,而是可以依据特定筛选条件和法定认定取得命令,向服务提供商调取其持有的符合条件的记录。该法还引入了更多透明度措施,并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外部顾问机制正式制度化。
替代系统在运行中遇到了技术和合规问题。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宣布,正在删除自2015年以来依据修订后的计划获取的通话详单,原因是技术异常导致该局收到了部分无权获取的记录。该局随后暂停了这项计划。相关商业记录调取授权于2020年3月与其他若干项临时授权一同到期,但依照法律中的保留条款,该授权仍可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既有事项。
这段历史说明,如果不指明具体涉及哪项法律权限,笼统地提及“《外国情报监视法》监视”可能造成误导。第215条电话记录计划、传统的定向电子监视以及第702条通信采集,在对象、批准标准和收集机制上均不相同。其中一项计划的终止或授权的到期,并不意味着其他授权也被废除;依据记录调取命令收集元数据,与截取通信内容,在法律上也不是同一种活动。
监督、合规与信息公开
对《外国情报监视法》实施情况的监督由多个机构分担,而非仅由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负责。司法部审查申请并监督合规情况;监察长调查各机构的实际做法;情报机构设有内部法律与合规部门;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则接收依法必须提交的报告。作为行政部门内的独立机构,隐私与公民自由监督委员会也对主要的反恐监视项目进行过详细审查。
合规监督既涉及法律解释,也涉及具体执行。一份申请可能在法律上符合要求,却存在事实错误;一个获准运行的信息收集系统可能获取超出授权范围的信息;一名分析员可能在缺乏必要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查询。这些问题性质各异,需要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应对措施可包括更正申请、限制访问权限、删除不当获取的信息、修改软件或程序、重新培训人员,以及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报告相关事件。
2019年12月,司法部监察长对涉及卡特·佩奇的四份申请进行审查,此后,传统监视申请的准确性受到特别关注。报告指出,这些申请存在17处重大不实之处和遗漏。报告另行认定,其所审查的那项范围更广的调查,在启动时符合司法部的适用政策,且所审查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政治偏见影响了启动调查的决定。区分这些结论,有助于避免将特定申请中存在的问题视为针对调查所有阶段的结论。
这场争议也使联邦调查局的伍兹程序受到关注。该程序于2001年引入,旨在确保《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中的事实准确无误。程序要求为事实陈述提供佐证文件,并与相关记录进行核查。监察长后续开展的工作发现,除佩奇相关申请外,其他申请也存在不足,因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审计和整改措施。根本问题不仅在于申请中的指称是否看似可信,还在于其中的事实主张是否经过妥善核实,以及是否披露了与之相悖的重要信息。
保密制度仍然限制着公众对相关情况的了解。尤其自2013年之后,政府开始公布更多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意见书、统计报告及情报工作情况说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布统计透明度报告,司法部则另行发布有关《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和命令的报告。这些公开材料使部分机构活动得以量化,同时不必披露每一个监视目标或每一种行动方法。
不过,解读这些统计数据仍需谨慎。申请、命令、目标、选择符、查询和通信的数量,衡量的是不同事物。一个境外目标可能使用多个选择符,一次通信也可能涉及多人。查询次数庞大,并不意味着受监视的人数同样庞大;命令数量较少,也不一定意味着信息量较小。要进行有实效的监督,就必须了解各项数据的定义、统计方法的变化,以及每项数字所对应的法律授权。
宪法问题与获得司法救济的途径
核心宪法问题在于,《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下的监视如何符合第四修正案的要求。该修正案保护人们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并对令状作出规范。传统的 FISA 监视采用司法授权和相当理由标准,但其以情报为重点的标准与刑事司法模式有所不同。第702条则引出另一类问题,因为针对个别外国目标的监视无需分别取得令状批准,而且可能附带收集涉及美国境内人员的通信。
宪法分析还取决于所涉及的是谁的权利。在1990年的“美国诉韦尔杜戈—乌尔基德斯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第四修正案不适用于该案中对一名非美国居民的外国国民在境外财产进行的搜查。这一判决并未消除影响美国人的监视活动所涉及的宪法问题。相反,它有助于解释,为何以身处海外的非美国人为目标,与随后查阅其美国通信对象的通信内容,可能引出不同的法律问题。
对监视提出法律挑战面临重大的程序障碍。在2013年的“克拉珀诉美国国际特赦组织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原告所主张的未来损害过于推测性,因此不具备质疑相关监视授权的诉讼资格。法院并未就该计划是否合宪作出实体裁判。因此,保密不仅影响公共讨论,也影响诉诸司法裁判的机会:一个人可能怀疑自己受到监视,却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法院可予认定的损害。
当政府通知其拟使用依据 FISA 获得的信息时,刑事案件便提供了另一条接受司法审查的途径。被告可以质疑监视的合法性,并依据适用条款请求排除相关证据。不过,查阅相关申请材料受到严格限制。FISA 规定,当司法部长提交法律要求的国家安全宣誓书时,联邦地区法院可以在不公开且辩方不参与的情况下审查涉密材料;是否向辩方披露,则须遵循严格的法定标准。
其他法律原则也可能限制民事诉讼。国家秘密特权允许政府在司法监督下,请求保护一旦披露便会损害国家安全的信息,防止其被公开。在2022年的“联邦调查局诉法扎加案”中,最高法院裁定,FISA 第1806(f)条并未排除这一特权的适用。该裁决处理的是法定程序与这一特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法院普遍认可该案所指称的监视活动。
法院已在特定案件中确认 FISA 制度框架的重要部分合宪,但这些判决并未解决每一次收集或查询活动所涉及的全部宪法问题。信息获取与后续查询是否应分别分析,哪些保障措施能够使搜查具有合理性,以及个人何时能够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仍是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所依据的授权、已查明的事实以及诉讼所处的程序阶段。
国际影响与跨境数据保护
由于通信服务提供商、用户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与使用跨越国界,《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的影响也延伸至国际层面。身处美国境外的人可能使用美国公司提供的服务,而不同国家的人之间传递的消息也可能经过美国的系统。因此,公司所在地、信息存储地、监视对象的国籍与居住地,以及信息获取地,都可能产生各不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702条与这些跨境关系尤为相关,因为该条授权强制要求其适用范围内的服务提供商协助对境外符合条件的人员实施监视。它并不是用于获取任何境外用户记录的一般刑事程序,也不能替代其他跨境调查机制。常规执法要求、司法协助安排及其他法定授权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将这些机制视为可以互换,会掩盖它们在目的和保障措施上的差异。
欧洲的数据保护诉讼使FISA在美国以外也受到广泛关注。在通常称为“施雷姆斯二案”(Schrems II)的“数据保护专员诉爱尔兰脸书公司及马克西米利安·施雷姆斯案”中,欧洲联盟法院于2020年7月裁定欧盟—美国“隐私盾”框架无效。法院的评估涉及美国的监视制度,包括第702条和依据第12333号行政命令开展的活动,以及欧洲联盟境内人员能否获得有效救济。
该判决并未认定所有向美国传输个人数据的行为均属无效。它原则上确认了标准合同条款的有效性,同时要求关注数据接收国的法律与实践,并在必要时采取补充保障措施。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访问数据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间的关系,成为服务提供商、企业、监管机构和法院面临的实际问题。私人合同中的承诺本身并不能免除公法对数据接收方施加的义务。
2022年10月,乔·拜登总统签署第14086号行政命令,为美国的信号情报活动增设保障措施,并建立了救济机制,其中包括设在司法部内的数据保护审查法院。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就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作出充分性决定。这些进展补充了更广泛的监视治理体系,但并未废除FISA,也未将第702条改为要求逐案取得令状的制度。
因此,国际法律层面的问题并不只是是否开展情报收集,而是不同法律体系在情报收集的目的、限制、监督和救济方面有何异同。美国监视法律对某些境内情形与境外情形作出明确区分,而欧洲数据保护法则审视被传输的个人数据能够获得何种保护。FISA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既取决于其法条规定,也受到行政部门的保障措施、司法裁判以及商业数据传输规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