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是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公国，地处瑞士与奥地利之间，国土面积约160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4万，首都为瓦杜兹，实行君主立宪制，设有一院制议会。按人均收入衡量，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高度工业化的经济、规模庞大的金融服务业，以及与瑞士长期维持的关税同盟；该国也使用瑞士法郎。列支敦士登国土狭小、地形以阿尔卑斯山地为主，且将亲王统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制，因此是研究小国经济、山地地理，以及未正式加入欧盟的国家如何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益案例。

本词条首先探讨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莱茵河洪泛平原的自然环境如何影响聚落、农业以及后来的工业发展，随后梳理该国的历史：从1719年公国成立，历经拿破仑时代、1866年独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冲击，直至战后从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与金融中心。后续各节介绍政府机构、亲王家族、人口与语言、经济及其财政基础，以及该国与瑞士、欧洲经济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最后几节涉及能源依赖、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和旅游。

地理位置、边界与领土范围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中部，西面和南面与瑞士接壤，东面和北面与奥地利接壤。其领土占据阿尔卑斯莱茵河谷东侧的一部分，并向东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与其相邻的瑞士州为圣加仑州和格劳宾登州，奥地利一侧则为福拉尔贝格州。莱茵河构成了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之间西部边界的主体；该国没有海岸线，也不与德国直接接壤。(regierung.li)

公国面积约为160平方公里。官方地理概况资料记载，其最大长度约为24.6至24.7公里，最大宽度为12.4公里；这一宽度包括东部山区，而非仅指较为狭窄、有人居住的河谷地带。根据不同公开资料的测量结果，国界总长约为76至78公里。官方旅游概况列出的瑞士边界长41.1公里，奥地利边界长34.9公里；统计局的《列支敦士登数据概览2021》则分别记载为41.3公里和36.7公里。这些数据表明，该国领土虽小，但形状不规则，并非一条各处宽度均不足6.5公里的狭长地带。(tourismus.li)

列支敦士登是双重内陆国：与其直接接壤的两个邻国本身也都是内陆国。另一处于这一地理类别的国家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因此，从列支敦士登经陆路前往海岸，至少必须穿越两个外国，例如先经过瑞士，再经过意大利或法国。对于海外贸易而言，这一地理条件意味着货物必须先经邻国领土转运，才能抵达海港。这说明的是通往海洋的路线，而不是一批货物需要接受多少次海关检查；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之间的海关安排属于另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un.org)

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市镇，德语称为 Gemeinden。其中六个属于南部的上区（Oberland，意为“上部地区”）：巴尔策斯、特里森、特里森贝格、瓦杜兹、沙恩和普兰肯。北部的下区（Unterland，意为“下部地区”）则包括埃申、毛伦、甘普林、施伦贝格和鲁格尔五个市镇。市镇名称并不一定涵盖其辖区内所有聚落的名称：嫩德尔恩属于埃申，沙恩瓦尔德属于毛伦，本德恩属于甘普林。各市镇均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市镇长和市镇议会。上区和下区同时也是全国的两个选区。(lieli-17-04.t3prod01.sitewalk.com)

瓦杜兹是首都，也是国家政府和议会的所在地。它属于上区，坐落于瓦杜兹城堡下方的莱茵河谷。首都并不意味着它是最大的聚落：邻近的沙恩才是人口最多的市镇。这一区别表明，中央政治机构所在地与全国人口最多的市镇并非同一处。(regierung.li)

阿尔卑斯山区与莱茵河谷景观

南部的上区与北部的下区地形各异，但两区的边界并不完全对应山地与低地的分界。上区包括巴尔策斯、特里森、特里森贝格、瓦杜兹、沙恩和普兰肯，涵盖南部莱茵河平原及内陆山区的大部分。下区位于北部平原，环绕着高出谷底的埃施纳山。更精确的自然地理划分将全国大致自西向东分为三个地带：莱茵河谷平原、以森林覆盖为主的河谷坡地，以及分水岭另一侧的阿尔卑斯山间谷地。列支敦士登地处西阿尔卑斯山脉与东阿尔卑斯山脉的过渡地带附近，其山地属于雷蒂孔山群。(historisches-lexikon.li)

莱茵河构成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之间的西部边界，沿岸谷底的海拔约为430至490米。这片洪泛平原是集约农业和聚落分布的主要区域，但其平坦地表是长期冰川与河流作用共同塑造的结果。约16,500年前，莱茵冰川退缩后，谷地中留下了湖泊，随后逐渐被莱茵河及其支流带来的沉积物填满。此后，河流以多条河道在平原上迁移，沉积砾石，并在远离现行河道的地方留下积水地带。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内陆运河及其配套的系统性排水工程，使原先的沼泽地得以进行更集约的耕作。(historisches-lexikon.li)

全国最低点位于北部的鲁格尔湿地，海拔约430米；最高点是前格劳峰，海拔2,599米，因此全国海拔高差约为2,169米。雷蒂孔山群的其他主要山峰包括海拔2,562米的法尔克尼斯峰，以及海拔2,570米的纳夫峰；后者是列支敦士登、瑞士与奥地利三国边界的交汇点。在面向莱茵河的山坡后方，萨米纳河及其支流汇集内陆山间谷地的水流，向北流入奥地利，再经伊尔河汇入莱茵河。因此，分水岭另一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而非从莱茵河平原向东连续升高的地势。(llv.li)

山地所占比例的估算取决于所采用的地理分类。一份官方介绍手册称，全国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地；较早的一份政府报告则将四分之三的面积归为坡地和阿尔卑斯山内部地区。国家生物多样性报告划分了三个面积大致相等的地带：平原、河谷坡地和内陆山区。因此，这些数字未必代表彼此矛盾的测量结果：狭义的阿尔卑斯山内部地区不包括陡峭、森林覆盖的坡地，而较宽泛的描述则将这些坡地计入山地。山地面积也不同于森林、农业用地或非生产性土地等土地利用类别。(archiv.llv.li)

受地形影响，居民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和部分台地，包括特里森贝格和普兰肯，而内陆地区的聚落要少得多。因此，全国人口密度低估了人口在可利用低地空间内的集中程度。国家生物多样性报告采用2008年底的数据，记录的全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20人；但在扣除森林、非生产性土地和高山牧场后，被视为适宜居住的约52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80人。沿谷底分布、原本彼此分离的聚落日益连成一片，特里森—瓦杜兹—沙恩沿线尤为明显。(cbd.int)

气候、天气与自然灾害

列支敦士登的气候兼具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和阿尔卑斯山北缘较为湿润的特征；海拔和地形朝向使莱茵河谷与山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冬季寒冷，常有阴天，低地的降水形式为雨或雪；夏季则温暖适中，降水较多。在瓦杜兹，1981—2010年的月平均气温从1月的0.8°C到7月的19.0°C不等。年平均降水量为923毫米，夏季最多，而迎风山坡和海拔较高地区的年降水量可接近2,000毫米。夏季雷暴有时伴有强风和冰雹。较新的1991—2020年气候基准期数据显示，瓦杜兹的年平均气温为10.6°C。(archiv.llv.li)

焚风是当地气候的一项显著影响因素：温暖的下坡风可使河谷气温短时间内比邻近的瑞士高原高出10—15°C。焚风尤其常见于10月至次年5月，其中4月和5月发生最为频繁，也使莱茵河谷的雾天少于更西面条件相近的低地地区。不同地区的降雪和积雪状况差异明显。根据1981—2010年的气候平均值，瓦杜兹每年新降雪厚度至少达到1厘米的日数约为15天，有积雪的日数约为35天；马尔本等海拔较高的地方通常在冬季大部分时间都有积雪，每年约有50—70天出现新降雪。(llv.li)

雪崩、滑坡、落石和山洪威胁着山区及陡峭的支谷，特里森贝格一带尤为如此。在1999年雪崩频发的冬季，2月18日，马尔本谷深处27栋房屋中的114人被疏散。2月21日下午及当晚发生的两次大规模雪崩摧毁了11栋房屋，另有4栋受损；由于受影响的建筑均位于已疏散区域内，没有人员受伤。灾害风险管理将监测和临时封闭措施与土地利用管制相结合。官方灾害风险地图标明了雪崩起始区，以及易受滑动、侵蚀和落石影响的区域，各市镇将这些信息纳入其土地分区规划。(landtag.li)

莱茵河洪泛平原的防洪有赖于规模庞大的堤防和河岸整治系统。列支敦士登与瑞士圣加仑州于1837年开始协调开展防护工程；1847年8月31日签订的条约确定了双方商定的河岸线和堤线，列支敦士登则于1865年10月16日颁布了莱茵河堤防法。1868年洪灾后，更高的连续堤坝取代了早先的双重堤防系统。尽管如此，1927年9月25日沙恩附近的一处堤坝决口仍引发了又一次严重洪灾。因此，河流整治虽然降低了洪灾风险，却并未消除土地利用密集的谷底地区遭受破坏性洪水的可能性。(historisches-lexikon.li)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积雪蓄水量和水资源的季节分布。列支敦士登2025年气候报告指出，自1871年区域气温序列开始记录以来，当地已升温约2°C；由于瓦杜兹直到1961年才开始测量降水，更长时间跨度的历史比较采用邻近瑞士气象站的数据。该国的评估指出，零度层高度正在上升，降水中以雪形式落下的比例减少，积雪开始形成的时间推迟，而春季融雪的时间提前。更广阔的阿尔卑斯山流域内的冰川变化也会影响下游水资源：融化加速起初可能使径流增加，但随着冰量持续减少，冰川对径流的补给最终会下降，干旱时期尤其如此。这与当地密切相关，因为列支敦士登约一半的饮用水来自河谷地下水，而地下水的数量和水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莱茵河水的下渗以及来自萨尔甘斯盆地的地下水流入。(unfccc.int)

土地利用、森林与生物多样性

森林覆盖列支敦士登约五分之二的国土：2019年官方土地利用调查记录的森林面积为6,770公顷，占国土面积的42.2%。与常见的约43%这一取整估计相比，这一数据的统计年份更为明确。农业用地占32.2%，建设用地占11.3%，无生产力土地占14.3%。这些比例反映的是不同的统计类别，并非简单地将土地分为耕作地与未耕作地。较早的官方出版物《列支敦士登统计概览2017》指出，农业用地约占21%，但明确未将高山牧场计入；范围更广的土地利用调查则将其纳入。因此，使用农业用地比例时，须同时留意统计年份和统计范围。1984年至2019年间，建设用地增加了562公顷，增幅为44.6%；农业用地则减少了659公顷，其中耕地的减少尤为显著。(statistikportal.li)

种植业主要集中在莱茵河谷，而从更广的范围来看，草地和高山放牧用地构成了农业景观的很大一部分。2023年，97家获得官方认定的农场共经营3,590公顷土地，其中包括1,301公顷耕地和2,260公顷永久草地；其农业用地的85.9%由河谷地带的农场经营。种植作物包括237公顷谷物、74公顷马铃薯，以及325公顷用于青贮和青饲的玉米。露地蔬菜种植面积为143公顷，另有29公顷用于种植加工用蔬菜。这些农场统计反映的是获认定经营主体所经营的土地面积，与全国土地覆盖调查有所不同。葡萄园和果园分布在河谷边缘及较低的山坡上，在耕作景观中占比较小；瓦杜兹的赫拉温格特葡萄园种植黑皮诺和霞多丽葡萄。(statistikportal.li)

森林提供木材和野生动物生境，保护饮用水源、储存碳，并抵御自然灾害。森林保护工作结合了近自然森林经营、森林保护区、实行专门管理的森林区域，以及小型生境保护。《森林战略2030+》以1991年《森林法》和1995年《森林条例》为依据，提出培育物种丰富、结构多样且能适应气候变化的林分。其目标是在兼顾休闲和经济利用的同时，维持森林的防护功能与生物多样性。该战略将天然更新不足和日益增加的休闲活动压力列为森林管理面临的挑战。(statistikportal.li)

莱茵河泛滥平原上尚存的湿地，是这片广泛用于农业耕作和居住的河谷中重要的野生生物庇护地。鲁格勒里特湿地根据拉姆萨尔公约被认定为国际重要湿地，也是尤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其代表性物种包括草原石䳭和西伯利亚鸢尾。施瓦布布吕嫩—埃舍尔于1961年被划为保护区，其中有由泉水补给的沼泽植被和池塘。1981年，当地建成了一片面积为0.4公顷的池塘群，以改善两栖动物的繁殖条件；沙恩至嫩德尔恩公路沿线的围栏和地下通道则为它们的季节性迁徙提供保护。这些措施将水生繁殖地与陆地生境连接起来，而不是将池塘视为彼此孤立的保护单元。(archiv.llv.li)

政府于2024年11月5日通过《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2030+》。该计划指出，已受保护的自然保护优先区域约占全国面积的12%，另有8%的国土属于具有生态价值、但尚未通过条例予以保护的优先区域。计划提出保护现有保护区、恢复退化生境、改善生态连通性、扶持受威胁物种并减少污染。列支敦士登自1998年2月17日起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该行动计划将国内措施与公约的全球目标相衔接，包括到2030年有效保护全球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这一全球目标与该国现有保护区的面积占比并不是同一概念。(regierung.li)

史前时期与中世纪起源

今列支敦士登境内已知最早的聚落遗迹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约为公元前4700年至前4000年。已发掘的遗址包括埃施纳山上的博尔施特和卢岑居特勒，以及巴尔策斯的古腾堡山丘。这些高地位于沼泽遍布的莱茵河平原之上；人们也沿着山麓较低处定居和往来。1947年至1952年，戴维·贝克主持的博尔施特遗址发掘揭示了公元前第五千纪的人类居住遗迹，并出土了装饰精美的陶器，其中包括刻有几何纹样的球形杯。当地的青铜时代通常定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800年，这一时期埃施纳山上分布着数处聚落，特里森的迈尔霍夫—加尔加台地上也形成了另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historisches-lexikon.li)

公元前15年，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发动阿尔卑斯战役，将这一地区纳入罗马帝国，归属雷蒂亚与温德利西亚行省。阿尔卑斯莱茵河谷连接着区域中心布里甘提乌姆（今布雷根茨）和库里亚（今库尔），并有道路通往意大利北部。当地的考古遗存包括嫩德尔恩的一处别墅建筑群和沙恩瓦尔德的浴场。巴尔策斯有一处公元2至4世纪持续有人居住的聚落，但它是否就是罗马道路驿站马吉亚，尚无定论。自3世纪起，随着局势日益动荡，居民越来越多地利用易于防守的地点；沙恩的晚期罗马堡垒构成了河谷防御设施的一部分。(historisches-lexikon.li)

当地的聚落延续至中世纪早期，当时这一地区属于库尔雷蒂亚。埃申、沙恩和巴尔策斯的墓地见证了中世纪早期的居民社群及阿勒曼尼人的物质文化：出土文物包括沙恩的一件7世纪青铜装饰圆片，以及埃申的一枚镶有蓝色玻璃的银戒指。806年，查理曼引入法兰克伯爵领行政制度，将世俗权力从库尔主教手中转交给洪弗里德伯爵。843年加洛林帝国分裂后，雷蒂亚归属东法兰克王国；此后，由于与施瓦本公国的联系，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landesmuseum.li)

中世纪的统治权由相互交叠的各类权利构成，而非在整个领土上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伯爵拥有司法权、对依附民的支配权，以及与教会相关的权力；普费弗斯等修道院则拥有自己的地产。家族内部的继承使蒙特福特和韦尔登贝格伯爵的领地不断分割，规模日益缩小。根据1342年5月3日的分产协议，韦尔登贝格—萨尔甘斯的哈特曼三世获得了瓦杜兹城堡、依附民、地产及高级司法权，由此建立了瓦杜兹伯爵领。1396年，国王文策尔确认了该伯爵领的帝国直属地位：其统治者直接隶属于帝国君主，而不受任何中间层级的领地主支配。伯爵的权力涵盖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军事指挥、征税、征收关税，以及有关安全通行的各项权利。(historisches-lexikon.li)

北部地区的发展则有所不同。在埃施纳山周边，韦尔登贝格—萨尔甘斯—瓦杜兹、韦尔登贝格—海利根贝格和蒙特福特—费尔德基希的伯爵与舍伦贝格领主共同拥有地产和管辖权。舍伦贝格领主家族原籍巴伐利亚，最初作为为上级领主效力的贵族依附者修建了舍伦贝格的城堡，并于1317年将其售予韦尔登贝格—海利根贝格家族。这一地区的重罪犯最初被送往瓦杜兹的高级法院受审。到1437年，布兰迪斯的沃尔夫哈特五世已整合埃施纳山地区的地产和领主权利，并将当地高级法院迁至埃申的罗法贝格。“舍伦贝格领地”这一名称自1438年起确立。尽管布兰迪斯家族同时控制这两块领地，瓦杜兹和舍伦贝格仍各自保持独立的行政地位；在15世纪的舍伦贝格，地方长官（Landammann）一职为居民参与行政和司法事务提供了制度框架。(historisches-lexikon.li)

公国的建立（1719—1806年）

1719年1月23日，皇帝查理六世将瓦杜兹伯国与舍伦贝格领地合并，升格为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列支敦士登帝国公国。约翰·亚当一世·安德烈亚斯亲王此前分别于1699年和1712年，从负债累累的霍恩埃姆斯伯爵家族手中购得舍伦贝格和瓦杜兹。这两次购地有明确的家族政治目的：尽管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拥有大片地产，却没有直属皇帝的领地，因而无法确保在帝国诸侯院获得永久席位。约翰·亚当去世后，瓦杜兹和舍伦贝格由约瑟夫·文策尔继承，后者于1718年将两地与安东·弗洛里安亲王交换。安东·弗洛里安曾任查理六世的老师，后来成为其宫廷首席官员，由他取得了皇帝批准的升格诏令；1723年，在其继任者约瑟夫·约翰·亚当治下，列支敦士登正式获得诸侯院的永久席位和表决权。(news.historisches-lexikon.li)

公国的地位以帝国直属权为基础：其统治者直接隶属于皇帝，而非任何居间的领地领主。这赋予了公国在帝国体制内的地位，却不等同于1806年确立的对外主权。帝国机构仍为司法上诉和军事义务提供制度框架。臣民在与亲王行政当局发生争端时，可以向皇帝请愿，但裁决通常有利于当局。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列支敦士登作为帝国及其施瓦本行政圈的成员，须在1793年至1796年间提供一支约二十人的部队。(historisches-lexikon.li)

在内部治理上，新王朝试图以更加集中的行政体制取代传统制度。安东·弗洛里安于1719年颁布的指令废除了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Landammänner）制度，并将领土划分为六个行政单位。税赋和各项缴纳义务的增加，加上围绕教会什一税的争端，引发了持续的抵抗。约瑟夫·文策尔于1733年派出一个委员会，经谈判达成妥协，正式恢复地方行政长官制度，同时加强亲王的权力。在此期间，历任亲王始终居住在国外。他们在当地的事务由高级行政署（Oberamt）处理，该机构由总督、税务官和秘书组成，与设于维也纳的亲王宫廷办公厅保持联系；不过，距离遥远也使这些官员在实际办事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historisches-lexikon.li)

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这片领土遭受军事占领、征用和军队过境的冲击。法军于1799年3月6日从巴尔策斯和本德恩进入列支敦士登，占领持续至3月25日；嫩德尔恩被焚毁，北部数个聚落遭到劫掠。阿尔卑斯战役失利后，亚历山大·苏沃洛夫麾下约15,000名俄军于1799年10月11日至17日途经列支敦士登。俄军此次进入公国是撤退途经，而非吞并。1800年7月13日至31日，法军再次占领列支敦士登。1794年至1802年间，劫掠、征用、军需供应、驻军住宿及其他军事要求造成的损失合计约为一百万古尔登，遗留的债务后来由各市镇分摊。(historisches-lexikon.li)

列支敦士登成为莱茵邦联的十六个创始成员之一。该邦联依据1806年7月12日签订的条约成立，受拿破仑·波拿巴保护。8月1日，邦联成员正式宣布不再效忠帝国，取得完整的国家主权。列支敦士登的加入颇为特殊：身为奥地利高级军事指挥官的约翰一世亲王既未签署条约，也未亲自发布正式退出帝国的声明。然而，拿破仑仍将他的领地纳入邦联，以便在奥地利阵营中建立一条有影响力的联系。约翰接受了这一安排，并根据条约第七条，名义上将统治权移交给三岁的儿子卡尔·约翰，自己则继续以监护人的身份行使统治权。成员资格还要求列支敦士登提供四十名士兵；1806年10月12日，列支敦士登与拿骚签订协议，以付款换取拿骚代为提供这些士兵。(historisches-lexikon.li)

邦联、独立与对奥关系（1815—1918年）

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列支敦士登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德意志邦联。成员国身份承认并保障了该国于1806年取得的主权，同时也赋予其相应义务，尤其是维持一支军事分遣队，并派代表出席设于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在邦联议会的小议事会中，列支敦士登与其他小公国共享一票，在邦联事务上通常追随奥地利。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列支敦士登的分遣队负责守卫斯泰尔维奥山口。邦联议会于1866年8月24日停止运作；列支敦士登没有加入此后成立的德意志各联邦，继续保持独立。因此，1866年标志着其邦联义务的终结，而非其首次取得主权。在议会的压力下，约翰二世亲王于1868年废除了军队。（historisches-lexikon.li）

列支敦士登与奥地利的关系通过法律、行政和国际协定维系，而非通过兼并建立。1812年，列支敦士登采用了奥地利的《普通民法典》，但继承方面的规定有所例外；同时也采用了奥地利的刑事和诉讼法律。自1818年起，因斯布鲁克的高等法院担任列支敦士登的最高审判机关。1819年，该国规定自动采纳奥地利此后对法律所作的修订；这一规定于1843年废止，但奥地利法律仍具有影响力。两国随后分别于1857年、1884年和1911年签订了货币、司法和邮政协定，奥地利还于1880年开始代为处理列支敦士登的驻外外交事务。这些安排使这个公国能够借助其大得多的邻国提供的服务，同时保有独立的国家机构。（historisches-lexikon.li）

1852年6月5日签订的条约将列支敦士登纳入奥地利的关税区和间接税区。此前，邻国的关税壁垒限制了粮食进口、农产品出口和制造业的发展。关税同盟向列支敦士登开放了奥地利市场，也使工人、商人和手工业者能够在两国之间更自由地往来。关税事务由奥地利官员管理，他们身着带有列支敦士登主权标志的制服，并宣誓效忠列支敦士登亲王。关税和间接税收入按条约约定的计算方式分配。这项协定为19世纪60年代起纺织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经济框架，但并未改变小规模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historisches-lexikon.li）

直到19世纪中叶，约90%的有门牌编号的房屋都属于农户。1861年，登记在册的全职农民有1,208人，约占劳动人口的30%；许多其他劳动者也兼营农业。地块狭小、土地因继承而不断细分，以及其他就业机会有限，都制约着家庭收入。1817年和1846年的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1848—1855年间，约250人移居北美；1880—1884年间，在欧洲大范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又有约200人移居北美。到国外从事季节性工作是另一项收入来源。常住人口在1880年增至8,095人，却在1901年降至7,531人，反映出人口外迁与其他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共同造成的人口变化。（historisches-lexikon.li）

宪政发展最初并未明显改变亲王的权力。约翰一世于1818年11月9日颁布的宪法满足了邦联关于设立等级代表机构的要求，但议会既无权讨论，也无权否决每年的征税要求。与彼得·凯泽有关的改革提案及1848年的动荡，促成了1849年3月的临时性让步，但阿洛伊斯二世于1852年7月20日撤销了这些措施。约翰二世于1862年9月26日颁布的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由十二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三名亲王任命的议员组成，立法和征税均须获得议会同意。不过，亲王仍保有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并可在无需议会参与的情况下任命政府成员、法官和官员。（historisches-lexikon.li）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没有卷入战事，但其与奥地利的关系使其中立地位难以获得承认，也扰乱了物资供应。政治不满情绪于1918年11月7日达到顶点：在议会压力下，出生于奥地利的国家行政长官利奥波德·冯·伊姆霍夫辞职。议会成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由马丁·里特担任主席，威廉·贝克和约瑟夫·马尔克瑟担任委员；约翰二世于11月13日认可了这一安排。这次突破既有宪法程序的行动，发生在1921年宪政安排确立之前。（historisches-lexikon.li）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支敦士登陷入金融危机，并开始摆脱对奥地利的依赖。战时对原材料的限制迫使列支敦士登的棉纺厂于1916至1917年间关闭，随后奥地利克朗的通货膨胀使储蓄大幅贬值，也削弱了国家财政。列支敦士登于1919年终止了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作为替代，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于1923年3月29日签署条约，并于1924年1月1日生效，将公国纳入瑞士关税区，为本国生产商开放了更大的市场，同时使瑞士海关法律在列支敦士登适用。议会于1924年4月11日投票决定采用瑞士法郎作为国家货币。最初，这只是单方面采用瑞士法郎，并非在签订关税条约的同时建立双边货币联盟；直到1980年，双方才签订正式的货币协定。（historisches-lexikon.li）

政治重建与这一经济调整同步展开。威廉·贝克领导的改革运动，以及与约翰二世亲王的谈判，为约瑟夫·佩尔起草新宪法奠定了基础。这部宪法于1921年8月24日获议会一致通过，10月5日由亲王代表签署，10月24日生效，确立了以民主和议会制度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国家权力由亲王和人民共同掌握。此后，全部15名议员均由选举产生，不再有3名议员由亲王任命。组建政府需要亲王与议会合作，而公民倡议和公民投票则赋予公民直接参与立法的权利。不过，亲王仍保留相当大的权力，包括拒绝批准法律和解散议会。（historisches-lexikon.li）

约从1931年起，大萧条对当地的影响尤为明显，失业增加，赴国外从事季节性工作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工业就业人数从1928年的541人降至1934年的378人，到1938年回升至484人。公共道路建设和泥石流防护工程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政府通过立法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并扶持农业生产者。1938年3月，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经济危机之上又叠加了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进步公民党与爱国联盟于同年组成联合政府；1939年，列支敦士登实行比例代表制。1939年3月24日，亲纳粹的德意志民族运动企图促成德国吞并列支敦士登，但未能得逞。（historisches-lexikon.li）

列支敦士登于1939年8月30日宣布中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未遭占领。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亲王与联合政府保持合作，尽管国内纳粹运动仍不断开展反对国家独立的活动。与瑞士的经济一体化使列支敦士登能够通过瑞士的战时体制管理物资供应：列支敦士登采用了大量瑞士法规，其政府也于1939年9月2日获得紧急经济权力。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包含瑞士提供的军事安全保证。中立也没有阻止列支敦士登与德国建立经济联系：1941年成立的金属加工企业，包括喜利得机械制造公司、Presta和PAV，都为德国战时经济开展了与军备有关的生产。（historisches-lexikon.li）

1945年后，随着经济扩张，就业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业基础逐渐多元化，从纺织业拓展到机械、金属制品及其他专业化制造领域；列支敦士登工业商会于1947年成立。进入瑞士市场的便利支撑了早期增长：1951年，70%的工业出口销往瑞士。此后，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向国际市场销售专业化产品，工业出口额在20世纪50年代增至原来的六倍，又在60年代增至此前的四倍。劳动力需求不断增长，必须从邻国招募工人。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定的税收法律和1926年《自然人与公司法》为基础，银行业、信托服务和公司管理业务自20世纪50年代起成为另一重要经济支柱。（historisches-lexikon.li）

君主立宪制与亲王家族

列支敦士登于1921年10月5日颁布的宪法将国家界定为建立在民主和议会基础上的世袭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亲王与人民共同行使。汉斯·亚当二世于1989年11月13日继承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的君位，至今仍是在位亲王和国家元首。不过，自2004年8月15日起，他的长子、王储阿洛伊斯便作为亲王的代表，行使亲王授予他的全部君主权力，通常被称为摄政。这一安排旨在让继承人为继位做好准备，并不意味着亲王退位：汉斯·亚当二世保留亲王头衔，阿洛伊斯则履行国家元首的职能。(regierung.li)

亲王的权力并不限于礼仪性的代表职责。根据宪法第79条，他依照议会的建议，并在与议会达成一致后任命政府。第80条规定，政府必须同时获得亲王和议会的信任；失去任何一方的信任，政府的职权即告终止。随后，亲王任命临时政府；除非正式政府已获任命，否则临时政府必须在四个月内接受议会的信任投票。第9条和第65条规定，法律须经亲王批准：若亲王在六个月内未予批准，即视为拒绝批准，因此亲王实际上拥有否决权。(regierung.li)

在2003年3月16日公投前的宪法争议中，这些权力是争论的核心。汉斯·亚当二世和阿洛伊斯提出的修宪倡议以64.3%的支持率通过，与之竞争的“宪法和平”倡议则仅获得16.6%的支持。投票前，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威尼斯委员会曾批评拟议修宪将自由裁量权集中于君主，以及这种做法对民主问责的影响。修订后的宪法也确立了由公民发起废除君主制的途径：1,500名公民即可启动相关程序，进而可就共和制宪法举行公投，无须亲王批准。此后，一项旨在取消亲王对公投通过的法律所享有的否决权的倡议，在2012年7月1日的投票中遭到76.1%的选民反对。(abstimmung.li)

亲王家族的财务状况涉及其私人商业资产，这与其宪法地位是分开的。该家族拥有国际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集团LGT，同时也是该集团最大的客户。“亲王策略”是家族财富与其金融业务之间关系的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1998年，家族委托LGT制定这一投资方案，并从出售一家企业所得的款项中拨出10亿瑞士法郎，作为初始投资。这些资产属于家族的私人经济活动，并不属于国家政府体系。(lgt.com)

以瓦杜兹和维也纳为机构所在地的亲王藏品，在公国疆域之外保存着这一王朝的文化遗产。其在维也纳花园宫的展陈包括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德西乌斯·穆斯》组画、安东尼·凡·戴克的绘画，以及阿德里安·德·弗里斯的青铜雕塑。花园宫于1810年作为公共美术馆开放。汉斯·亚当二世在位期间持续购入藏品，其中包括2004年购得的巴德明顿柜：这件藏品由第三代博福特公爵亨利·萨默塞特委托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工坊制作，于1732年完工。因此，这些藏品将列支敦士登的统治家族与历史更为悠久、地域分布更为广泛的贵族艺术赞助和收藏传统联系起来。(liechtensteincollections.at)

君主制礼仪与彰显国家身份的公共活动紧密结合。政府于1940年设立国庆日，定于8月15日庆祝；这一日期最初将圣母升天节与弗朗茨·约瑟夫二世8月16日的生日联系起来。在瓦杜兹城堡旁草地上举行的国家庆典，包括代行国家元首职权者和议会议长的致辞。宪法规定国家纹章采用亲王家族的纹章，也进一步将王朝融入国家的官方象征体系。(e-archiv.li)

议会、政府与直接民主

列支敦士登议会（Landtag）是一院制立法机关，由25名议员组成，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上区选区选出15名议员，下区选区选出10名议员。席位按照各党在选区内的得票总数分配，但只有在全国获得至少8%有效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获得席位。在各党内部，个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该党分得的席位。居住在列支敦士登、年满18岁的本国公民均有投票权。议会负责通过法律、批准国家预算和追加拨款，并通过委员会、年度报告及议会质询监督行政部门。(landtag.li)

在2025年2月9日的选举中，爱国联盟（Vaterländische Union，VU）以38.3%的得票率和10个席位继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进步公民党（Fortschrittliche Bürgerpartei，FBP）获得27.5%的选票和7个席位；列支敦士登民主党（Demokraten pro Liechtenstein，DpL）获得23.3%的选票和6个席位；自由名单党（Freie Liste，FL）获得10.9%的选票和2个席位。此外，还选出了9名候补议员。选举结果使两个传统执政党均未能单独取得过半席位，但两党合计占据25个席位中的17席。(landtag.li)

政府由五人组成，包括首相和另外四名部长，副首相也在其中。政府成员由议会提名、亲王任命；内阁必须同时获得议会和亲王的信任。爱国联盟与进步公民党联合执政是惯常安排，不过1997年至2005年间曾由单一政党组阁执政。2025年4月10日就职的联合政府中，爱国联盟占三个部长职位，进步公民党占两个。布丽吉特·哈斯出任首相，萨比娜·莫瑙尼留任副首相，其余内阁职位由胡贝特·比歇尔、丹尼尔·厄里和埃马努埃尔·舍德勒担任。(gesetze.li)

哈斯接替丹尼尔·里施，成为首位领导列支敦士登政府的女性。2025年4月10日，世子阿洛伊斯在瓦杜兹城堡主持了她的宣誓就职仪式，随后她主持了其他部长及其候补人选的宣誓仪式。哈斯负责政府一般事务和财政；莫瑙尼负责外交、环境和文化；比歇尔负责内政、经济和体育；厄里负责基础设施和教育；舍德勒负责社会事务和司法。进入政府前，哈斯于2019年至2025年担任列支敦士登工商会总干事。(en.wikipedia.org)

直接民主通过公民倡议和全民公投，与议会决策并行运作。根据宪法第64条，1,000名有投票资格的公民或三个市镇可以提议制定、修改或废除普通法律；涉及宪法的倡议则需由1,500名公民或四个市镇提出。第66条规定，1,000名有投票资格的公民或三个市镇可在非紧急法律正式公布后的30天内，要求就该法律举行全民公投。涉及宪法的公投需由1,500名公民或四个市镇提出。某些非紧急财政决议也可交付公投，其金额门槛为新增一次性支出50万瑞士法郎，或新增年度支出25万瑞士法郎。议会也可以主动将议案交由选民表决，而被议会否决的立法倡议，可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入全民投票。(verfassung.li)

2024年10月27日，选民通过了列支敦士登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倡议，废除规范公共资金资助的列支敦士登广播电台的法律。该提案获得6,786票赞成、5,457票反对，赞成率为55.4%，投票率为59.3%。这项废法措施计划于2025年底取消该电台的法定资金保障框架。这次投票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表明公民倡议可以在常规选举周期之外改变公共支出和机构政策。(srf.ch)

人口、语言与社会结构

根据2026年9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列支敦士登的常住人口为41,228人。加上484名非常住居民，总人口为41,712人。2025年，常住人口增加了342人，增幅为0.8%。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00年至2025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从10.5%升至21.3%，而20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则从24.7%降至19.1%。同期，年龄中位数从36.5岁升至46.4岁。这些数据反映出常住居民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这一群体与工作日白天境内规模大得多的就业人口并不相同。(statistikportal.li)

迁移是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不过解读近期统计数据时，需要注意其定义。统计局记录的2024年迁入人口为1,300人，迁出人口为467人，净迁入人口为833人。这一异常大幅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统计分类的变化，而非当年新迁入人口的增加。自2024年起，持有短期居留、庇护、临时准入或保护许可的人，在连续居住满十二个月后，会被计入常住人口。这使得部分早先已经抵达的人，尤其是保护许可持有人，被计入迁入人口总数。相比之下，按此前的定义统计，2023年的净迁入人口为256人。(statistikportal.li)

德语是官方语言，而各地差异明显的阿勒曼尼方言则是日常交谈中最常用的语言。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92.4%的居民以德语为主要语言。在家中，72.6%的居民使用列支敦士登方言，11.9%使用其他德语方言，7.7%使用标准德语。规模较小的语言群体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使用者，以其中任一种语言为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均低于2%。国籍与出生地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社会背景指标：在2020年统计的外国籍居民中，16.3%出生时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83.7%则是在此后迁入。(llv.li)

列支敦士登的劳动力市场远不止涵盖其常住人口。截至2024年底，在列支敦士登工作的人数为43,441人，其中包括24,943名从境外通勤入境的工作人员，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57%。这些跨境通勤者中，61.2%居住在瑞士，34.6%居住在奥地利，2.7%居住在德国。与此同时，列支敦士登有2,535名居民在境外工作。因此，跨境就业能够提供劳动力，而不必相应增加境内居住人口；就业总人数也不能仅被视为衡量居民就业参与程度的指标。居留另有管制：行政部门每年通过春、秋两次抽签，向已就业的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公民分配28份居留许可，占该类别所签发许可的一半。(statistikportal.li)

截至2025年底，外国籍居民为14,556人，占常住人口的35.3%。其中，瑞士公民占26.8%，奥地利公民占16.4%，德国公民占13.8%，意大利公民占8.3%。(statistikportal.li) 融合政策着眼于这一多元人口群体的语言学习和社会参与。政府2021年的融合战略以2010年的“列支敦士登——多元带来力量”计划，以及2020年6月一项关于社会经济潜力与矛盾领域的研究为基础。对于第三国公民，即欧洲经济区和瑞士以外国家的公民，行政要求包括：申请家庭团聚须具备A1级基础德语能力；申请定居许可须具备A2级德语能力，并通过公民知识考试。具体适用程序由个人融合协议规定。(llv.li)

工业与制造业

列支敦士登的工业基础涵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电气设备、电子和光学产品以及牙科材料。2023年，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工业部门创造了全国增加值总额的40.4%；制造业及其他生产活动占36.3%，建筑业占4.2%，各项数值因四舍五入而存在差异。商品出口的构成体现了工程制造业的重要地位：2025年，金属制品占有统计记录的出口额的19.6%，机械占11.7%，电气设备占10.4%，机动车及其零部件占10.2%。这些贸易数据不包括与瑞士之间的贸易，因为两国共用的海关体系未对此单独统计。(statistikportal.li)

总部位于沙恩的喜利得，起源于马丁·喜利得和欧根·喜利得兄弟于1941年创办的一家仅有五人的机械作坊。公司从作坊生产发展为建筑技术企业，期间推出了火药驱动紧固工具、电动气动锤钻和机械锚栓。尽管集团也在海外开展制造和研究活动，列支敦士登仍是其主要生产及研究与开发基地。2025年，喜利得公布的全球销售额为62.97亿瑞士法郎，员工总数为34,420人，研发支出为4.59亿瑞士法郎，相当于销售额的7.3%。这些是集团全球业务的合并数据，并非仅衡量列支敦士登境内生产或就业情况的指标。其产品范围不仅包括电动工具，还涵盖紧固产品、防火产品、测量系统、软件及相关服务。(careers.hilti.group)

沙恩也是义获嘉的总部所在地，该公司过去名为Ivoclar Vivadent。公司于1923年在苏黎世成立，最初生产义齿，1933年迁至列支敦士登，创造了100多个就业岗位。此后，公司通过多元化发展，将材料研究与设备制造相结合，产品包括牙科复合树脂、陶瓷烧结炉和二硅酸锂玻璃陶瓷，其中尤为知名的是2005年推出的IPS e.max系统。汽车相关制造业则以埃申为另一中心，蒂森克虏伯普瑞斯塔在此从零部件生产发展到转向系统制造。其冷锻业务生产用于转向总成和传动系统、传递力与扭矩的金属零件，体现了列支敦士登作为专用零部件供应地，而非整车生产地的地位。(ivoclar.com)

大型跨国制造商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后者在企业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底，列支敦士登各行业共有5,582家企业，其中644家属于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工业部门。从全国企业规模分布来看，4,922家企业拥有1至9个工作岗位，536家拥有10至49个，103家拥有50至249个，仅21家拥有250个或以上。因此，约99.6%的企业拥有的工作岗位少于250个，但这一涵盖整个经济体的数据不应被视为仅反映制造业的规模分布。这些数字表明，构成本国企业基础的小型企业数量众多，而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大型企业则相对较少。(statistikportal.li)

工业出口在20世纪90年代强劲增长，但这一增长势头在21世纪初一度中断。列支敦士登工商会会员企业的历史数据系列显示，出口额从1990年的22.13亿瑞士法郎增至2000年的46.22亿瑞士法郎，随后在2001年降至44.22亿瑞士法郎，2002年进一步降至42.94亿瑞士法郎，2003年则回升至46.46亿瑞士法郎。在2003年，这些出口中有12.8%销往瑞士，43.1%销往欧洲经济区国家。这一以工商会会员企业为统计对象的数据系列，不能与基于海关统计的商品贸易数据直接比较。(archiv.llv.li) 欧洲市场需求和汇率对企业的影响依然明显：2025年，在建筑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喜利得在欧洲的销售额按当地货币计算下降了1.9%，而瑞士法郎升值使其公布的全球销售额增速降低了四个百分点。同年，全国有统计记录的商品出口额（不包括瑞士）下降了4.9%，降至30.52亿瑞士法郎。(reports.hilti.group)

金融服务与控股公司

银行业、资产管理和信托服务是列支敦士登经济的重要支柱，核心业务是管理国际私人财富。信托服务机构负责设立和管理公司、基金会及信托，银行则提供托管和投资服务；历史上，受管理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存放于瑞士的银行，而非投资于本国。根据金融市场管理局（FMA）的《2026年金融中心报告》，约19%的就业岗位属于金融服务业或密切相关的行业。截至2025年底，列支敦士登的11家银行按合并口径计算，管理的客户资产为5,380亿瑞士法郎，其中包括海外集团公司的资产；归属于列支敦士登境内银行的客户资产为2,395亿瑞士法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为577亿瑞士法郎，该国817只获准设立的投资基金则持有1,199亿瑞士法郎的资产。这些类别存在重叠，不能相加。(historisches-lexikon.li)

控股公司和住所实体的发展，以20世纪20年代出台的法律为基础。尤利乌斯·兰德曼于1923年设计的税制，免除了符合条件的控股公司和住所公司的利润税，仅要求其缴纳少量资本税。与政治家兼律师威廉·贝克密切相关的1926年《人法与公司法》，以及1928年的补充立法，确立了股份公司、基金会、信托和 Anstalt 等组织形式；Anstalt 是一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这些制度安排吸引了外资所有的实体，它们持有投资或管理家族财富，但不在当地开展经营活动。此类实体的数量从1945年的约1,000家，增至1963年的10,000家、1983年的53,000家及2000年的84,000家；这一统计涵盖住所实体，并非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控股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公司注册费、息票税和特别公司税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税费在历史上的贡献规模，不应与当今金融业的税收贡献混为一谈：FMA的2026年报告指出，金融服务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企业所得税收入，而非全部公共收入的一半。(historisches-lexikon.li)

早期的保密安排包括不记名股票和编号账户，但两者带来的监管问题不同。不记名股票使公司所有权的识别更加困难；编号账户则限制客户姓名的流传范围，并不一定意味着银行不知道客户的身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8年发布的一份评估指出，在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监测中，编号账户需要受到特别关注。法定尽职调查规则于1996年引入，并于2005年进行了重大修订。此后的不记名股票改革要求，将受相关规定约束的股票存放于保存所有权信息的托管机构，过渡期要求须于2014年3月1日前落实。在现行的了解你的客户框架下，受监管机构必须识别并核实客户和受益所有人的身份，查明资金及财富来源，监测交易，并向金融情报机构报告可疑情况。FMA负责监督合规情况，司法局则负责维护受益所有权登记册。(elibrary.imf.org)

2008年2月，被窃取的LGT客户数据经德国联邦情报局转交给德国税务机关，引发了德国大规模的逃税调查。德国邮政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楚姆温克尔的住所遭到搜查，随后他辞去职务，使这一事件受到公众广泛关注。事件也加大了推动跨境税务合作的压力。2009年3月12日，列支敦士登正式承诺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税收透明度和税务信息交换的标准。此前，列支敦士登已于2008年12月与美国签署税务信息交换协定，允许双方就2009纳税年度及之后年度提出信息请求；与德国的协定则于2009年9月2日签署。这些安排确立的是依请求交换信息的机制，而非例行披露每一位外国客户的账户信息。(historisches-lexikon.li)

此后，自动申报制度将合作范围扩展至个别信息请求之外。2015年10月28日，列支敦士登与欧洲联盟签署协定，实施OECD的共同申报准则。金融机构收集了2016年度应申报的信息，首次自动交换于2017年进行。交换的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的身份信息、账户余额、利息、股息及金融资产出售所得。金融机构向本国税务机关申报，再由该机关将数据传送给相关合作司法管辖区的税务机关；这一机制并不会向公众开放客户记录。(consilium.europa.eu)

公共财政、税收与财政制度

列支敦士登的标准企业所得税采用12.5%的统一税率，而非最高20%的税率。居民企业通常须就全球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则仅就来源于列支敦士登的所得纳税。股权投资收益及资本利得可享受免税待遇，但须遵守反滥用规定，因此，投资的税务处理对控股公司架构具有重要意义。低税率是该国营商环境的一项特点，但大型企业集团还须适用另一套制度：自2024年1月1日起，列支敦士登通过国内补足税和所得纳入补足税，实施有效税率为15%的全球最低税。这一制度适用于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和大型国内企业集团，要求其在此前四个财政年度中至少有两年的年度合并收入达到7.5亿欧元。(elibrary.imf.org)

2025年，税收占中央政府和市镇政府收入的71.6%。两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合计达12.153亿瑞士法郎，比2024年增长1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为3.973亿瑞士法郎，约占税收收入的33%；财富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为3.167亿瑞士法郎，占26%；增值税收入为2.645亿瑞士法郎，占22%。印花税收入另有6,640万瑞士法郎。金融服务业对企业税税基尤为重要：按行业划分的2024纳税年度核定数据显示，金融服务业贡献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36.5%，制造业占25.3%，法律、税务咨询和审计业务占7.4%。这些行业数据对应的是纳税年度，而非2025会计年度的实收税款。市镇财政收入还包括依法分配的境内经营企业所得税的35%，以及根据各市镇人均自主创收能力确定的财政均衡拨款。(statistikportal.li)

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财政状况恶化，列支敦士登于2010年代实施了财政重整。2010—2014年的滚动预测显示，累计赤字预计将相当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4%，可能导致储备被大量消耗。财政整顿同时采取了削减支出和增加收入的措施。支出节约涉及日常运作开支、国家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缴款、援助及市镇补助；国家养老金缴款被削减，并与当期支出脱钩，同时公务员招聘放缓。增收措施则扩大了所得税和财富税的税基，并调整行政收费，使之更趋合理。2014年至2018年间，财政收支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善了4.1个百分点。(imf.org)

2010年《财政预算法》确立了每年更新的四年期财政规划。其基准包括：中央政府在规划期内的损益表实现收支平衡，支出增长不超过收入增长，以及内部融资至少覆盖净投资的90%。市镇和社会保障基金独立运作，不受这项中央政府规则约束。国家账目分别列示经营损益、财务损益和特殊损益。2025年，经营活动产生1.28亿瑞士法郎盈余，财务损益另增2.6亿瑞士法郎；扣除5,700万瑞士法郎的特殊亏损后，损益表盈余为3.31亿瑞士法郎。经过折旧调整，并扣除8,800万瑞士法郎的净投资后，资金总体增加了2.89亿瑞士法郎。(imf.org)

公共储备并非全部以现金形式持有，而是用于投资。短期运作不需要的资产按照政府批准的投资策略委托外部机构管理；该策略每年审查一次，由投资委员会监督实施，财政局承担其日常秘书处职能。截至2025年12月31日，由外部机构管理的国家投资组合规模为30.83亿瑞士法郎，一年前为27.57亿瑞士法郎；2025年的回报率为6.7%，股票占资产的35.2%。投资表现可能对年度账目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该投资组合的回报率为−13.8%；尽管国家经营盈余为1.12亿瑞士法郎，财务损益仍出现3.15亿瑞士法郎的亏损，损益表赤字达2.03亿瑞士法郎。(llv.li)

关税同盟、货币与欧洲一体化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关税同盟以1923年3月29日签署、1924年1月1日生效的条约为基础。该条约将公国纳入瑞士关税区，而不仅仅是取消双边关税。进口、出口及过境通关均受瑞士海关法管辖，相关手续由瑞士海关当局代列支敦士登办理。这一安排还使列支敦士登能够参与瑞士单独或通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集体缔结的优惠贸易协定。因此，海关管理及对外货物贸易政策的很大一部分，都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的共同框架下运作。(treaties.un.org)

列支敦士登使用瑞士法郎。两国自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事实上的货币联盟，通过1980年的《货币条约》正式确立；根据该条约，瑞士国家银行成为公国的中央银行。瑞士相关货币法律法规，包括《国家银行法》和《国家银行条例》，均适用于列支敦士登，瑞士国家银行也对设在列支敦士登的银行及其他实体拥有相应权限。因此，列支敦士登不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瑞士法郎的利率和货币环境由瑞士国家银行决定，而非由独立的本国货币主管机构决定。这一货币安排与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是两回事，也不意味着采用欧元。(snb.ch)

列支敦士登于1991年9月1日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正式成员，并于1995年5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区（EEA）。其加入欧洲经济区以及对瑞士关税安排的修订，在1995年4月9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欧洲经济区将单一市场内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扩展至参与其中的非欧盟国家，但并不将这些国家纳入欧盟或其经济与货币联盟。列支敦士登同时参与欧洲经济区和瑞士关税区，因此需要通过相应机制协调不同的货物监管规定。其市场监督和管控体系会识别依据欧洲经济区规则可以流通、但不具备进入瑞士市场资格的货物；主管机关审查瑞士海关的进口申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些货物未经许可经由开放的边界继续流入瑞士。(efta.int)

列支敦士登于2011年12月19日加入申根区，相关申根规定以及不受限制地使用申根信息系统的安排自该日起适用。申根合作涉及人员流动和安全信息，而关税条约则规范货物流动。同样，列支敦士登对欧洲各项计划的参与也是有选择的，并非自动加入。列支敦士登自2021年1月1日起参与“数字欧洲计划”，在欧洲科研倡议之外，支持技术部署。该国的研究与创新联络点帮助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并确定企业可参与“地平线欧洲”计划的哪些部分；这并不等于全面成为该科研计划的联系国。“数字欧洲计划”的一个具体实例是Digihub.li：据2023年向列支敦士登议会提交的报告，该项目获批连续三年接受欧盟资助，每年50万欧元。(data.consilium.europa.eu)

2025年9月16日，列支敦士登、冰岛、挪威和瑞士在里约热内卢，与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涵盖货物与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公共采购、竞争及可持续发展。协定的批准和生效在参与国之间分别推进，并不要求八个签署国同时实施。截至2026年10月10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记录显示，协定已于2026年10月1日对巴西和冰岛生效，但对列支敦士登、瑞士、挪威及南方共同市场其余三个签署国仍未生效。因此，2025年9月的签署本身并未使列支敦士登开始享受该协定规定的贸易优惠。(efta.int)

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成员身份

列支敦士登于1978年11月23日加入欧洲委员会，并于1990年9月18日加入联合国。欧洲人权公约于1982年9月8日对该公国生效，使其纳入公约的国际司法保护体系。列支敦士登于1994年3月29日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随后于1995年9月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成员身份分别为其承担人权义务、参与集体安全和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制度框架。列支敦士登还参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并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5月担任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主席国。(coe.int)

外交事务局负责协调外交政策、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参与条约谈判，并与列支敦士登驻外外交机构合作，在海外代表国家利益。其外交网络包括设在伯尔尼、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华盛顿的代表机构，以及设在日内瓦、纽约和斯特拉斯堡的使团。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于1919年达成的安排补充了这一规模有限的网络：瑞士当时同意承担保护列支敦士登海外利益及其公民的责任。在没有列支敦士登代表机构的国家，其公民可以向瑞士驻外机构寻求领事协助。这一安排与列支敦士登自身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并行，而非取而代之。截至2024年底，该公国与136个国家、欧盟代表团及马耳他主权军事骑士团保持外交关系。(llv.li)

列支敦士登的中立传统不同于瑞士和奥地利获得国际承认的永久中立地位。尽管该国自1868年以来未设军队，但它并不具有同样的永久中立地位，必须针对具体冲突宣布中立。1939年8月30日，列支敦士登通过瑞士驻外外交机构传达了中立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尊重了这一立场。此后加入联合国，使其承担了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措施的义务。列支敦士登也自主采纳欧盟的制裁措施，并因与瑞士同属一个关税区而将瑞士的措施纳入考量。因此，中立并不排斥参与影响贸易、支付、资本流动或指定个人的非军事措施。(historisches-lexikon.li)

列支敦士登的多边倡议重点关注国际法、人权和机构问责。其中一个具体例子是，列支敦士登提出的倡议促成了联合国大会第76/262号决议，该决议于2022年4月26日未经表决获得通过。决议确立了一项常设程序：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大会主席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辩论，除非紧急特别会议已在处理同一局势。这一程序为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讨论遭否决的议题提供了机会，但并不废除否决权，也不推翻否决。(llv.li)

国际金融合作通过税务信息协定和监管同行评审开展。列支敦士登于2017年开始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采用多边共同申报准则框架，并依据与欧盟签订的协定开展交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2年的评估中，将其法律框架评为“已到位”，实施情况评为“进展符合预期”；2024年的更新报告记录了该国当年向82个交换伙伴传送信息的情况。反洗钱合作通过欧洲委员会的专门监督机构——反洗钱措施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评估专家委员会（MONEYVAL）开展，该委员会负责评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标准的实施情况。其2022年评估肯定了列支敦士登在国际合作和若干执法职能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也指出了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这些机制使列支敦士登的金融制度安排受到定期外部评估，而非仅仅依靠双边保证。(oecd.org)

能源、交通与基础设施

列支敦士登高度依赖进口能量，但依赖程度因年份而异，能源供应总量与单独的电力供应也有所不同。官方统计显示，国内资源在2023年和2024年的供应占比分别为14.8%和16.7%，相应的外部供应占比分别为85.2%和83.3%。因此，经常被引用的“进口依赖度超过85%”这一数字并不适用于所有年份。2024年记录的能源消费量／进口量合计为1,110,175兆瓦时，比2023年下降3.4%。其中，电力占总量的36.9%，天然气和沼气占18.6%，垃圾焚烧产生的区域供热占12.5%；柴油、取暖燃油和汽油合计占25.7%。(statistikportal.li)

水力发电是列支敦士登国内主要的传统发电方式。位于特里森的劳韦纳电站于1927年投入使用；位于瓦杜兹的萨米纳电站于1949年12月首次运行，并一直满足全国的全部电力需求，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萨米纳电站后来改建为抽水蓄能电站，于2015年正式启用，除发电外，还提供储能和电力供需平衡调节能力。2024年，国内水力发电量达到81,994兆瓦时。太阳能发电已成为日益重要的补充来源：当年，3,484套光伏设施的总装机容量约为77.1兆瓦，发电量为58,101兆瓦时，其中包括在设施所在地直接消耗、未送入电网的电量。(lkw.li)

列支敦士登电力公司（Liechtensteinische Kraftwerke，简称LKW）负责运营全国电网，该电网接入瑞士的电力平衡区。埃申、沙恩、特里森和巴尔策斯的四座变电站将国内电力系统与瑞士的110千伏线路相连。2004年，又一条连接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电网的110千伏线路投入使用，增强了跨境电力接入能力和供应安全，但列支敦士登仍属于瑞士电力平衡区。LKW的2024年报告记载，其拥有四座变电站、309座配电变压器站和1,073公里低压线路。该公司还提供通信基础设施：2024年，其光纤网络的缆线总长度达到2,280公里，连接了25,963个住宅和商业单位。(bua.regierung.li)

列支敦士登的公路交通与邻国的高速公路系统紧密相连，尤其是沿莱茵河谷延伸的瑞士A13高速公路和奥地利A14高速公路。公共交通由LIEmobil公交网络及通往瑞士布克斯、萨尔甘斯和奥地利费尔德基希火车站的接驳服务组成。列支敦士登没有本国铁路运营商，但这并不意味着境内没有铁路：费尔德基希至布克斯的铁路穿越该公国，由奥地利联邦铁路运营，其铁路基础设施则由奥地利联邦铁路基础设施公司（ÖBB-Infrastruktur）负责。列支敦士登没有机场，航空出行须借助邻国的机场，主要包括瑞士的苏黎世克洛滕机场、圣加仑阿尔滕莱茵机场，以及德国的腓特烈港机场。(tourismus.li)

空气污染既受本地排放影响，也受污染物区域输送的影响。车辆发动机和供暖设备会排放氮氧化物，而畜牧业是氨的主要排放来源。在强烈日照下，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参与大气反应，形成近地面臭氧；因此，污染物及其前体物也会影响排放源以外的地区。自2001年以来，列支敦士登通过Ostluft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与瑞士东部各州共同监测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涵盖颗粒物、氮氧化物、臭氧、有机化合物和氨，监测工作由设在瓦杜兹国家图书馆的固定站点与补充性的移动监测设施共同完成。2026年，移动颗粒物监测站设于埃申的Eintracht环岛，对这一受道路交通影响的地点进行观测。(llv.li)

教育、文化与旅游业

义务教育包括五年小学教育和四年初中教育。几乎所有儿童都会先接受两年幼儿园教育，入园年龄约为四岁。初中阶段分为普通中学（Oberschule）、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文理中学（Gymnasium）初中部；学生达到相应要求后，可以在这些教育路径之间转学。文理中学高中部的学生毕业后可取得大学入学资格证书（Matura）；此外，学生还可以选择就读第十学年，以进一步为后续学习做好准备，并接受职业方向指导。自2019年起，列支敦士登的课程纲要（简称LiLe）已与瑞士德语区各州的“第21号课程纲要”（Curriculum 21）接轨。(llv.li)

职业教育采用双元制模式：学徒在列支敦士登的企业接受实践培训，同时在瑞士的职业学校学习理论课程。这一安排将国内的在岗培训与邻国规模更大的教育体系相结合。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的列支敦士登大学和私立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大学；前者提供经济学和建筑学的学士、硕士及博士课程，后者提供法学和医学科学的博士课程。列支敦士登研究所研究与本国相关的课题，但不授予学位。学生也会赴瑞士、奥地利和德国求学并取得相应资格，尤其是在国内未开设的专业领域。(llv.li)

瓦杜兹的文化遗产由各具职能的机构加以展示。瓦杜兹城堡的居住塔楼始建于1287年，自1938年以来，这座城堡一直是亲王家族的常住居所。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示本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其常设展览涵盖聚落、政治权力、宗教与社会习俗以及经济发展。2019年增设的工业史展览介绍了国内的主要企业。列支敦士登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11月11日开馆，收藏现代与当代艺术作品；馆舍由迈因拉德·莫尔格、海因里希·德格洛和克里斯蒂安·克雷茨设计，采用深色抛光混凝土建造。其馆藏以1967年获赠的十幅画作为起点逐步发展，格奥尔格·马林担任首任策展人。毗邻的喜利得艺术基金会于2015年开放，进一步展示了私人收藏的经典现代主义及当代艺术作品。(vaduz.li)

旅游业将文化参访与阿尔卑斯山区的休闲活动相结合。海拔约1,600米的马尔本拥有23公里滑雪道。徒步旅游也将各聚落和历史景点串联起来：列支敦士登步道于2019年5月26日、即公国成立三百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正式启用，全长约75公里，途经全国全部十一个市镇。(tourismus.li) 住宿统计数据反映了当地住宿业所服务的客源市场。2025年，酒店、度假公寓、青年旅舍、集体宿舍式住宿设施和露营地共接待121,596人次，住宿总量为219,038人夜。与2024年相比，接待人次增长0.8%，但住宿人夜数下降4.2%。瑞士居民贡献了住宿总人夜数的30.6%。酒店住宿量为165,321人夜，其中施泰格和马尔本为40,946人夜，莱茵河谷为124,375人夜；阿尔卑斯山区住宿接待能力的减少，是酒店业住宿量下降的原因之一。(llv.li)

列支敦士登获得的全部十枚奥运奖牌均来自高山滑雪，包括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和六枚铜牌。在赢得这些奖牌之前，该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参加奥运会：在1956年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上，弗朗茨·贝克获得滑降第26名和回转第35名。(olympic.li) 首批奖牌来自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汉妮·文策尔和维利·弗罗梅尔特分别在女子和男子回转项目中获得铜牌。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文策尔获得回转和大回转金牌以及滑降银牌，她的弟弟安德烈亚斯则获得大回转银牌。此后，乌尔苏拉·孔策特和安德烈亚斯·文策尔于1984年、保罗·弗罗梅尔特于1988年，以及蒂娜·魏拉特于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超级大回转项目中，分别获得铜牌。列支敦士登参加的冬奥会项目还包括越野滑雪和雪橇，夏季奥运会项目则包括田径、柔道、游泳、自行车和射击。(olympi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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