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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一项气候条约,为工业化国家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及履约国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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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是于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通过的一项国际条约。它为参与的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第一承诺期为2008—2012年;《多哈修正案》确立了2013—2020年的第二承诺期。

议定书将气候公约中的一般性承诺转化为量化义务,并以详尽的核算规则、专家审评,以及排放单位交易和境外减排项目融资机制作为支撑。它区分了承担约束性排放目标的国家与不承担此类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体现了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京都议定书》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制度之一,但各国参与程度不一,加上全球排放格局不断变化,限制了其覆盖范围。美国签署了议定书,却从未批准;加拿大随后退出,另有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未承担第二承诺期的目标。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引入了另一套框架,以所有缔约方的国家自主贡献为基础。尽管如此,《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外交、排放核算和碳市场的历史与实践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谈判与生效

《京都议定书》源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建立的制度框架。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的水平这一目标。公约要求工业化国家采取减缓政策并报告其排放情况,但并未设定后来《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各国排放限额。

1995年,首届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各国政府通过了《柏林授权书》,由此启动了旨在加强发达国家承诺的谈判,同时将发展中国家的新承诺排除在此次谈判授权范围之外。这一区别体现了各国在历史排放、经济能力和发展需求方面的差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估为谈判提供了重要背景,其中包括其1995年作出的结论:综合现有证据,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辨识的影响。

1997年12月,谈判在京都举行的第三届缔约方大会上达成成果。阿根廷的劳尔·埃斯特拉达-奥尤埃拉担任谈判委员会主席。争议焦点包括减排幅度、各国目标的差异、碳汇的处理方式,以及各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国际交易而非国内减排来履约。最终达成的协议既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各国排放限额,也为减排的地点和方式保留了相当大的灵活性。条约文本通过时,许多具体实施细节仍未解决。

推动议定书实施的政治进程旷日持久。2000年在海牙举行的谈判未能解决围绕实施规则的重大分歧。随后,2001年在波恩和马拉喀什达成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核算、市场机制、土地利用活动和遵约安排。这些决定统称为《马拉喀什协定》,构成了议定书运作框架的主要部分;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议定书缔约方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相关决定。

议定书生效须获得气候公约至少55个缔约方的批准,其中附件一缔约方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须至少占该组国家当年排放总量的55%。美国决定不再推进批准程序,使这一排放量门槛变得尤为关键。俄罗斯于2004年11月18日交存批准书,使生效门槛得以达到。90天后,即2005年2月16日,议定书正式生效,距其通过已过去七年多。

法律结构与差异化义务

《京都议定书》是一项国际法条约,在法律上独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在组织机制上与其相衔接。其最高决策机构是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通常简称为 CMP。议定书使用《公约》的秘书处和附属机构,同时保有专门针对京都义务的决定和程序。成为《公约》缔约方并不意味着一国自动成为议定书缔约方:各国还须另行表示同意受议定书约束。

附件一缔约方与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区分源自《公约》。附件一主要包括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京都议定书》附件B列出了参与国的量化限制或减少排放承诺。这两个附件彼此相关,但不可混为一谈:附件一缔约方身份表明的是《公约》下的一种类别,而附件B中的条目则规定了经谈判达成的排放承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参与议定书及其机构,但不承担同样的量化排放预算。

在第一个承诺期,议定书要求所涵盖的工业化缔约方在2008—2012年期间,将总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减少5%。各方的具体目标差异很大。欧洲联盟及其当时的15个成员国承担了减排8%的承诺,日本承担了减排6%的承诺,俄罗斯则承诺将排放量稳定在基准年水平。澳大利亚的目标允许其排放量增加8%。这些百分比表示的是谈判商定的排放限额,而非对所有缔约方统一施加的减排比例。

第4条允许缔约方共同履行承诺。欧洲联盟利用这一条款,通过责任分担安排在内部划分其集体义务。因此,单个成员国商定承担的份额,可能不同于附件B中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名下列出的百分比。共同履约使统一的对外承诺与差异化的国内责任得以结合,反映了集团内部各国在经济结构、能源系统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议定书还包含超出数值排放限额范围的承诺。缔约方须制定减缓和适应方案,开展研究合作,支持教育与培训,并完善相关信息。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义务,则与《公约》更广泛的框架相衔接。不过,《京都议定书》独特的法律创新在于其量化排放义务:参与的工业化国家被分配了排放预算,可据此对其报告的排放量及符合条件的核算单位进行评估。因此,一个缔约方即使未能在国内实现减排,仍可通过获准的单位购入方式履约;反之,仅有国内减排,也未必能在缺少规定的核算和报告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履约。

排放预算、清单与碳核算

《京都议定书》管控的是一组温室气体,而不仅仅是二氧化碳。最初涵盖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第二承诺期又将三氟化氮纳入其中。涵盖的活动包括燃料燃烧、工业过程、农业和废弃物处理,而土地利用产生的排放与清除则须遵循额外规则。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的气体不在《京都议定书》的排放管控范围之内。

为将不同气体合并计算,核算体系采用了100年时间尺度的全球增温潜势。这些系数表示某种气体相对于二氧化碳的累积增温影响。简化后的排放总量可写为

ECO2e=∑iEi GWP100,i,E_{\mathrm{CO_2e}}=\sum_i E_i\,\mathrm{GWP}_{100,i},

其中,EiE_i 为气体 ii 的质量,GWP100,i\mathrm{GWP}_{100,i} 为其规定的换算系数。第一承诺期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中的数值,第二承诺期则采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的更新数值。由此得到的计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为排放预算和交易提供了共同基础;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气体具有相同的大气寿命或温度效应。

一个国家的初始分配数量通常根据其基准年排放量、经谈判确定的目标百分比以及承诺期的年数计算。以第一承诺期的简化情形为例,

A=Ebase×p×5,A=E_{\mathrm{base}}\times p\times 5,

其中,AA 为分配数量,pp 为以小数表示的附件B所列百分比。因此,一个基准年排放量为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目标为92%的国家,在进行相关核算调整之前,将获得4.6亿吨的初始五年排放预算。采用跨年度预算,降低了任何单一年份排放波动的影响。

尽管1990年是主要参照年份,规则也规定了例外。某些经济转型国家可以采用其他基准年或基准期,缔约方也可以选择1995年作为特定含氟气体的基准年。国家排放总量还取决于方法学规则、清单修订以及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特殊规定。这些细节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确定了作为依据的排放基线,百分比目标才具有实际意义。

承担目标的缔约方必须维持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系统和登记系统,提交年度清单及补充信息,并接受专家审评。分配数量单位及其他京都单位,每个单位均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电子登记系统记录单位的签发、转让、注销和退役,国际交易日志则依据商定规则核查交易。在承诺期结束时,缔约方必须将足够数量的合格单位退役,以抵偿其核算排放量。这套基础设施使条约承诺转化为一个排放记录和单位持有量均可追溯的体系,而非仅仅依赖各国自行宣称履约成果。

交易机制与基于项目的机制

《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项主要的灵活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机制的经济学依据是,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技术避免一吨排放的成本各不相同。允许在成本较低的地方减排,可以降低实现既定集体目标的费用。不过,议定书明确规定,这些机制应当作为国内行动的补充,而不能直接取而代之。

根据第17条,符合资格且承担量化承诺的缔约方可以参与国际排放权交易。如果一个缔约方持有的合格单位超过自身所需,就可以将单位转让给另一个缔约方。分配数量单位代表的是国家排放预算的一部分,而非特定项目带来的减排量。20世纪90年代工业萎缩后,一些转型经济体持有大量盈余单位,这一区别因而变得尤为重要。这类盈余常被称为“热空气”,因为其形成可能源于经济变化和目标设计,而非为响应《京都议定书》而额外采取的减缓行动。

第6条确立了联合履约机制,通常涉及在同样承担《京都议定书》排放承诺的国家开展的项目。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产生减排单位,简称ERU。这些单位由已与东道国分配数量或合格清除量相关联的单位转换而来,从而将项目减排信用与东道国的核算体系相衔接。该机制设有两条程序轨道,根据东道国的资格和机构能力,采用不同的监督安排。项目包括提高工业能效、回收甲烷以及能源部门的调整等。

第12条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可通过该机制产生核证减排量,简称CER。每个CER代表在该机制下获认可的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清洁发展机制具有双重目的:帮助东道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协助承担量化承诺的缔约方履行承诺。其项目周期包括采用经批准的方法学、获得东道国批准、独立审定、注册、监测、核查,以及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监督下签发核证减排量。

授予项目减排信用的一项核心要求是额外性:获得信用的减排量必须是在没有该项目时本来会发生的减排之外额外实现的减排量。这需要构建反事实基准线,而这种基准线可能难以核实。早期工业气体项目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HFC-23是制造HCFC-22时产生的副产品,也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销毁HFC-23可产生大量减排信用,因此引发了对激励增产或操纵基准线的担忧。后续出台的限制措施解决了其中部分问题。《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信用也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相互关联,但两个体系并不相同:欧盟体系依据欧洲法律监管纳入范围的设施,而《京都议定书》规范的是国际承诺及其自身的核算单位。

森林、土地利用与碳清除

土地利用核算是《京都议定书》中技术上最复杂、政治争议也最大的组成部分之一。植被和土壤与大气之间存在碳交换,因此,不能仅凭工厂、车辆和发电站的排放来完整描述一个国家的碳收支。同时,生物碳储存不同于避免化石燃料排放:储存的碳日后可能因火灾、采伐、干旱或土地用途转换而重新释放。碳储量的变化还反映了自然过程,以及早在承诺期开始之前就已作出的管理决策。

第3条第3款要求对1990年以来特定的直接人为活动进行核算,包括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第3条第4款则规定,可根据缔约方制定的规则,将森林管理和农业用地管理等其他活动纳入核算。在第一承诺期内,各国可在符合商定条件的前提下,自行选择将符合资格的其他活动纳入核算;到第二承诺期,森林管理核算成为强制要求。这些规定构成了《京都议定书》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核算的核心,通常简称为LULUCF。

相关定义会带来实质性影响。在近期并非林地的土地上种植树木,可能符合造林或再造林的定义;将森林转为其他土地用途,则会产生毁林排放。在仍归类为森林的土地上进行采伐,并不自动构成毁林,但由此造成的碳变化可能影响森林管理核算。各国对森林的定义须在国际商定的参数范围内确定。因此,土地利用类别是一种核算分类,并不能完整描述土地的生态特征或生物多样性价值。

缔约方制定了上限、参考水平及其他核算限制,以区分符合核算条件的管理活动效应与更广泛的碳循环波动,并限制某些碳清除量对履约的贡献。第二承诺期的规则还涉及采伐木制品,并允许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对自然扰动造成的排放采取特定处理方式。这些安排旨在避免将所有森林生长或所有扰动排放都直接归因于当前政策。但这些安排也使土地部门核算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不如简单比较两个时间点测得的全国排放量那样直观易懂。

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可以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但由于存在碳储存逆转的风险,其产生的碳信用与普通核证减排量(CER)的处理方式不同。临时核证减排量和长期核证减排量设有到期或替换义务,而不是将生物碳储存视为永久等同于避免排放。避免毁林并未成为第一承诺期清洁发展机制的普遍适用项目类别。后来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机制(REDD+)框架,是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另一系列决定发展起来的,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因此,《京都议定书》的土地规则推动了国际碳核算的发展,但并未涵盖所有形式的森林保护或所有与气候有关的土地政策。

遵约、国内实施与第一个承诺期

《京都议定书》的遵约制度将技术审查与专门设立的遵约委员会相结合。该委员会下设促进事务组和强制执行事务组:前者旨在提供建议和协助,后者负责处理在方法、报告、资格或排放义务方面未能履约的特定情形。这一架构反映了国际环境法的一项现实局限:条约机构可以认定不遵约行为,并施加事先议定的程序性后果,但并不具备国家政府通常拥有的执法权力。

对于排放量超过分配数量的缔约方,已通过的程序规定,应从其下一个承诺期的分配数量中扣除相当于超出部分1.3倍的数量,要求其制定遵约行动计划,并暂停其根据第17条进行转让的资格。排放清单、登记系统或报告方面的违规,也可能影响缔约方参与市场机制的资格。相关制度的法律形式十分重要:第18条规定,凡涉及具有约束力后果的程序,均应通过修正案予以通过;但实际运作的遵约制度却是由缔约方会议的一项决定建立的。因此,该制度的适用也成为有关国际遵约安排法律性质的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

各国的国内实施方式不尽相同。欧盟部分依靠2005年开始运行的排放交易体系,同时辅以各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交通运输及其他领域采取的措施。日本则将国内政策与购买国际单位和信用额相结合。经济转型国家由于此前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在进入承诺期时,其排放量往往已大幅低于基准年水平。这些不同的起点意味着,形式上的履约并不一定代表各国在国内政策上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或承担了相当的经济成本。

实际参与情况也偏离了最初谈判时的设想。美国于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始终未予批准。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95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反对任何未为发展中国家规定新的、具有明确时间安排的承诺,或会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协定。乔治·W.布什总统政府于2001年拒绝继续推进《京都议定书》。已批准该条约的加拿大于2011年12月通知退出;退出于2012年12月生效,早于第一个承诺期的最终履约结算。

第一个承诺期结束后,进行了排放清单审查和“履约清算”程序,在此期间,缔约方可以完成相关单位的交易与注销。仍留在议定书内、且承担第一承诺期承诺的缔约方,最终通过国内排放实际结果、土地部门核算和合格单位的不同组合,履行了各自的核算义务。但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减排都是《京都议定书》促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后的经济萎缩、2008年金融危机、能源市场变化以及既有政策,也都影响了排放。法律意义上的遵约,是按照条约规则衡量履约表现;评估条约带来的额外气候效应,则需要采用另一种反事实分析。

《多哈修正案》与第二承诺期

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12月31日结束,但《京都议定书》本身并未失效。关于后续承诺的谈判早在数年前便已启动,并与制定一项覆盖范围更广的气候协定的努力交织在一起。在2011年德班会议上,各国政府同意,在继续推进《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相关工作的同时,争取达成一项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新法律成果。这在《京都议定书》实行差异化目标的制度与最终促成《巴黎协定》的谈判之间,形成了一项过渡安排。

《多哈修正案》于2012年12月8日在卡塔尔多哈获得通过。修正案设立了自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第二承诺期,并修订了附件B。参与缔约方承诺,在此期间将总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至少削减18%。修正案还将三氟化氮纳入受管控的温室气体范围,并作出若干调整,旨在强化对排放预算和剩余单位的管理。

第二承诺期的参与范围比第一承诺期更窄。欧盟及其成员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和其他若干缔约方接受了第二承诺期的承诺。日本、新西兰和俄罗斯未承担该承诺期新的量化目标,但这些决定并不意味着它们退出了议定书。加拿大已经退出,美国则仍未加入该条约。因此,《京都议定书》的制度框架得以延续,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覆盖的全球排放量有限。

剩余排放配额始终是一个争议问题。将未使用的单位结转至后续承诺期,可以保留依据第一承诺期规则取得或持有的资产,但大量剩余配额也可能削弱后续目标在实际中的约束力。多哈达成的安排包含针对这些问题的限制和核算规定,其中包括与上一承诺期剩余储备有关的规则,以及关于分配数量与近期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定的效果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交易限制,以及其他缔约方购买这些单位的意愿。

修正案须获议定书四分之三的缔约方接受才能生效。2020年10月2日,接受修正案的缔约方数量达到144个的门槛;修正案于2020年12月31日,即其所管辖承诺期的最后一天生效。生效时间如此之晚,反映出完成国内接受程序和达成国际政治共识所需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方一直等到当天才开始为实现目标采取行动:缔约方可以临时适用修正案,参与的各司法管辖区也已为2013—2020年制定了政策和核算安排。此后仍需开展审评和履约程序,以评估这一承诺期结束后的完整排放账目。

环境成效与责任分配争论

对《京都议定书》成效的评估采用了多种不同标准:缔约方是否履行了法律义务,参与议定书是否比未参与时可能出现的情形减少了排放,减排成本是否合理,以及该体系是否公平分配了责任。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一个国家可能通过使用富余排放单位履约,而几乎没有在国内采取额外减排行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推行了力度很大的政策,却仍因经济或人口增长而出现排放上升。

议定书的覆盖范围是其一大局限。发展中国家没有《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量化目标,而随着经济扩张,它们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在《京都议定书》实施期间成为年度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美国未批准议定书,进一步降低了受约束性目标管控的排放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比例。支持《京都议定书》区别对待各国的做法者强调历史责任和能力差异;批评者则认为,一个将主要排放国和排放持续增长的国家排除在外的体系,无法支撑力度足够的全球减排。这两种立场所涉及的都是义务如何分配及其如何演变,而非排放本身的物理性质。

评估因果效应并不容易,因为各国是否参与条约并非随机决定。接受目标的国家与未参与的国家在收入、制度、产业结构和既有环境政策方面存在差异。排放还受到燃料价格、经济衰退、技术变革和生产转移的影响。因此,比较参与国与非参与国的研究,其结论取决于方法选择,以及对未参与条约时可能发生何种情况的假设。在参与国内部观察到的排放下降,可以作为衡量结果的证据,却不能仅凭这一点分离出议定书本身的影响。

属地排放核算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京都议定书》的排放清单通常将排放计入实际排放发生的国家,而不是商品最终消费者所在的国家。一个国家可以在减少国内工业排放的同时,进口更多排放密集型产品。这推动了对基于消费的排放核算和碳泄漏的研究;不过,贸易中隐含排放的增加,并不能自动证明是《京都议定书》相关政策导致了产业转移。要区分这两种情况,需要考察生产成本、贸易格局,以及影响企业的具体政策。

项目机制也引发了围绕环境完整性与发展效益的另一场争论。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甲烷回收或工业能效提升项目核发减排信用,可以调动投资;但基准线被高估或不具备额外性的项目,可能在没有实现等量减排的情况下获得减排信用。项目的地域分布也较为集中,大型新兴经济体获得的投资远多于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清洁发展机制(CDM)活动是否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由东道国政府判断,而国际监督则主要聚焦于排放核算方法。这些特点揭示了标准化碳核算与发展成效之间的张力:后者会因地点、技术和地方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与《巴黎协定》的关系及制度遗产

《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通过,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当时《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尚未结束。它并非简单地延续《京都议定书》附件B所列的目标,而是建立了一个框架,要求每一缔约方编制、通报并维持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这一做法扩大了参与范围,同时允许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贡献。

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发生了变化。《京都议定书》为特定的一组国家规定了经谈判确定的排放预算,并将这些预算与国际排放单位核算及履约程序相衔接。《巴黎协定》则对贡献、报告和审评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程序性义务,但对各缔约方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的要求,并未采用与《京都议定书》量化排放义务相同的法律形式。《巴黎协定》还将减缓行动纳入一个更广泛的架构,涵盖适应、资金、透明度框架以及每五年一次的全球盘点。差异化安排仍然重要,但已不再主要体现为《京都议定书》中附件B所列有排放预算的国家与无此类预算的国家之间的区分。

《京都议定书》为后来的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和机构运作经验。国家清单、专家审评、登记系统、项目方法学和核查实践,既展示了国际排放治理的潜力,也揭示了其中的困难。其机制推动了将碳作为标准化核算商品的做法,而围绕剩余配额和额外性的争议则表明,核算方式的选择可能影响环境成效。《巴黎协定》的透明度框架和第六条合作机制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它们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

重复计算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在《京都议定书》下,有排放预算的国家之间进行转让时的核算关系,与源自无此类预算国家的减排信用所涉及的核算关系并不相同。在《巴黎协定》下,所有缔约方都通报国家自主贡献,因此,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可能同时影响卖方和买方实现各自贡献的进展。为此,第六条规则要求在相关情形下作出相应调整,以防止同一减缓成果被一个以上的缔约方计入。对于符合条件的京都时期活动和减排信用,其过渡安排需要另行作出决定,而不是让所有既有单位和项目自动延续。

《京都议定书》的各承诺期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议定书作为法律文书已不复存在。审评、核算、机构运作和行政事务,可以在排放受约束的年份结束后继续开展。议定书的持久意义,部分就在于排放目标的适用期限与支撑该目标的条约机制存续期之间的这一区别。议定书较早确立了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碳预算详细模式;此后向《巴黎协定》的演进,改变了承诺的分配方式和形式,但仍然需要可计量的排放、可信的报告以及规范国际合作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