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D+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一项框架,鼓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相关排放,并增强森林的储碳能力。其名称将“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与其他活动结合起来,这些活动包括保护森林碳储量、可持续管理森林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它将森林治理和土地利用政策与国际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相衔接,其中包括根据经测量确认的成效提供资金支持。
REDD+并非单一的基金、项目标准或全球碳市场。它涵盖由各国主导的战略、监测和报告安排、环境与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资金支持。单个森林碳项目和自愿碳信用可以为实现REDD+的目标作出贡献,但并不等同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这一框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认定国家层面减缓成效的规则,与签发可交易碳信用的规则并不相同。
这一框架旨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项核心挑战:保护森林往往能带来全球性效益,而与之竞争的其他土地用途,却能为特定土地持有者、企业或政府带来更直接的回报。该框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碳量估算,还取决于能否改变这些激励因素、保护权利、遏制森林损失向其他地区转移,并使成效持续数十年。
活动、生态基础与边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五类REDD+活动:减少毁林所致排放;减少森林退化所致排放;保护森林碳储量;可持续经营森林;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这些类别既涵盖避免碳储量损失,也涵盖增加碳储量。它们彼此相关,但不能相互替代:防止完整森林被转为其他用途,与改善已采伐森林的经营方式或在先前已清林的土地上恢复树木,并不是一回事。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火灾和分解作用与大气交换碳。碳储存在活体树干、树枝、树叶、树根、枯死木、凋落物和土壤中。清除森林后,一部分碳可能通过燃烧迅速释放,另一部分则随着采伐剩余物和木制品的腐解而缓慢释放。将林地转为农业用地还可能减少土壤碳。排放量的大小及其发生时间取决于原有植被、后续土地利用方式、采伐材料的处理方式,以及当地环境条件。
与彻底清除森林相比,森林退化带来的核算问题更不易察觉。选择性采伐、反复发生的林下火灾、薪柴采集以及道路造成的破坏,都可能降低碳储量,却仍留下足够的树木覆盖,使土地继续被归类为森林。因此,卫星地图显示森林面积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大量排放。反过来,恢复中的森林也可能在地图上的森林边界没有扩大的情况下积累碳。REDD+监测必须区分面积变化与碳密度变化。
需要纳入考虑的碳库因生态系统而异。在许多热带森林中,地上木质生物量是主要碳库,而在富含泥炭的地区,土壤可能在碳收支中占主导地位。对有森林覆盖的湿地进行排水,会使有机物暴露于氧气中,导致排放在最初清林后的很长时间里持续发生。在沿海红树林中,除树木外,富碳沉积物也可能十分重要。因此,各国必须说明其核算纳入哪些碳库和气体,并论证其合理性,而不能假定仅凭树木覆盖情况就能反映气候影响。
森林碳也只是森林价值的一个方面。天然林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水流,并提供食物、材料和文化资源。人工林和古老的天然林可能都符合一国对森林的定义,但在物种组成、碳储存的持久性和生态功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REDD+保障措施明确关注碳激励可能促使天然林转为人工林的风险。因此,这一框架的范围远不止于使某一地点的树木数量或测得的碳吨数最大化。
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发展历程
REDD+在外交层面的直接起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哥斯达黎加于200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一项提案。两国提议考虑采取激励措施,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造成的排放。这项提案回应了国际气候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缺口:尽管森林清除是重要的排放来源,现有机制却未能为热带森林国家防止毁林提供充分的激励。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在不同机制下对土地利用活动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其清洁发展机制下,符合资格的林业活动仅限于造林和再造林,不包括避免毁林。基准线的不确定性、森林清除活动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及已储存的碳日后可能重新释放等问题,都是促成这些限制的考量因素。因此,REDD谈判不仅涉及新的资金来源,也意味着再次尝试解决长期存在的核算难题。
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上,第2/CP.13号决定鼓励开展减少毁林排放的示范活动,并进一步推进相关方法学工作。《巴厘行动计划》还提及森林退化、森林保护、可持续经营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这些范围更广的活动后来成为REDD+中“+”所代表的内容。将这些活动纳入框架后,REDD+不仅适用于森林正在迅速遭到清除的国家,也适用于希望获得支持以维持现有森林或恢复已耗损碳储量的国家。
2010年的《坎昆协议》确立了这一框架沿用至今的大部分基本架构。第1/CP.16号决定明确了五项活动,规定了保障措施,并要求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森林参考排放水平或森林参考水平,建立国家森林监测系统,以及提供保障措施相关信息的系统。该决定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的办法,从制定战略和开展能力建设入手,逐步推进到以成果为基础、得到充分计量、报告和核查的行动。
2013年的《REDD+华沙框架》汇集了七项决定,涵盖资金、机构协调、监测、保障措施信息、参考水平、核查以及毁林驱动因素。随后,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第五条鼓励缔约方实施并支持现有森林框架,包括通过基于成果的支付提供支持。该条并未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制性REDD+市场。相反,REDD+仍是国际商定的指导规则与各国自主确定的实施方式相结合的框架,由双边、多边及其他融资安排提供支持。
参考水平、监测与核查
REDD+的成果通常通过将观测到的森林相关排放量或清除量与参考水平进行比较来评估。森林参考排放水平主要反映排放量,而森林参考水平也可涵盖清除量。两者都为绩效评估提供基准,通常以每年的二氧化碳当量吨数表示。它们并不是对未采取干预措施时必然会发生的情况的直接观测,而是需要明确假设才能构建的核算基准。
减排成果可用以下简化公式表示:
其中, 为时期 的减排量, 为参考排放量, 为观测排放量。实际核算可能还涉及清除量、多项活动、不确定性调整,以及特定方案规定的扣减。仅凭差值为正,并不能判定成果是否具有额外性、能否持久,或是否可归因于某项特定政策。
参考水平通常以历史森林变化和碳储量信息为依据,并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根据国情作出调整。所选历史时段至关重要。如果基准所依据的时期森林砍伐量异常偏高,那么即使此后毁林规模依然很大,也可能报告出很高的减排量。反之,一个历史上毁林率较低的国家,如果以未经调整的历史平均值为基准,其能够证明的避免排放量可能十分有限。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况说明,参考水平的设计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利益分配问题。
监测通常将遥感与实地测量结合起来。卫星影像用于估计森林覆盖发生变化的位置,而国家森林清查则提供树木尺寸、树种信息以及用于估算碳密度的其他观测数据。通过统计关系,可将树干直径、树高和木材密度等测量值换算为生物量估计值,再利用分子质量比 ,将碳储量变化换算为二氧化碳的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指南提供了编制土地利用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其中包括详细程度不同的核算方法。
不确定性来自影像分类、对森林退化的检测不充分、抽样误差、生物量模型以及被遗漏的碳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参考水平须接受技术评估,而所报告的REDD+成果可通过技术附件提交,并接受技术分析。这些程序评估的是透明度、一致性和方法学问题;它们不会自动签发碳信用,也不会确立减排量的所有权。必须区分技术评估与商业认证:通过UNFCCC报告程序获得认可的国家层面成果,在涉及任何付款或可转让单位之前,可能仍须满足额外的合同、登记系统和核查要求。
国家战略与森林损失的驱动因素
实施REDD+,首先要关注森林变化的原因,而不能仅着眼于碳计量。直接驱动因素包括商业性农业和自给性农业、养牛牧场、木材采伐、采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深层影响因素则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土地投机、权属不稳、信贷政策、道路通达性和特许经营权的分配。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国家和景观而异,因此,一套统一的林业部门措施不太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境。
国家战略可以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区、承认社区领地、开展土地利用规划、查处非法毁林、进行生态修复、调整农业政策,以及为可持续经营提供激励。林业部门以外的措施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保护方案本身设计完善,一条道路、一项农业补贴或一项采矿特许权,也可能加大森林面临的压力。因此,有效协调不仅需要环境机构参与,还需要农业、财政、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等部门参与。
经济激励十分重要,因为保护森林需要付出成本。土地持有者保留森林,就可能放弃耕作、采伐木材或出售土地所能带来的收益。这种放弃的收益属于机会成本,但为其提供补偿并不是唯一的支出。相关计划还需承担行政管理成本、监测成本,以及保障权属或解决纠纷的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激励,但其效果取决于支付金额、资格规则、执行力度,以及受款者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是否本来也会保护森林。
REDD+通常在国家、州、省、市和项目等多个层级开展。辖区级方法核算的是整个政治或行政辖区的成效,而不只是选定地点的成效。这类方法能够涵盖更广泛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毁林活动从受保护的项目区转移到邻近土地的风险。“嵌套”是指协调项目级活动与辖区级核算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如何分配基线、成效和收益。
这种多层级结构带来了实际挑战。项目基线可能与国家参考水平不一致;地方保护即便取得成功,国家整体表现仍可能不佳;国家层面也可能实现减排,却难以明确归因于某个具体项目。因此,需要建立登记系统和分配规则,防止同一项成效被重复归属。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减少森林损失:如果没有土地利用限制加以约束,更高的盈利能力反而可能刺激农业扩张。这些相互作用将REDD+与间接土地利用变化联系起来,也说明了为什么实施工作必须着眼于整个生产景观,而不能只关注孤立的林地地块。
资金、基于成果的支付与碳市场
REDD+资金支持多个不同阶段和用途。准备阶段资金帮助各国建立机构、编制清单、制定战略、开展磋商程序并建立保障措施体系。实施阶段资金支持旨在改善森林状况的政策和投资。基于成果的资金则在量化成果实现后给予奖励。这些类别可能相互重叠,但将其视为一回事,会掩盖一个重要难题:各国往往需要先获得大量资金,才能取得符合支付条件的成果。
主要的机构性资金渠道包括: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8年共同设立的联合国REDD方案;世界银行的森林碳伙伴基金;以及双边伙伴关系。联合国REDD方案侧重于技术援助和国家能力建设,森林碳伙伴基金则建立了准备阶段支持机制,并设立碳基金,支持辖区级减排方案。绿色气候基金于2017年启动了一项规模为5亿美元的REDD+基于成果支付试点计划。
为成果支付资金并不一定产生碳抵消。捐助方可以为某国减少森林排放的成果支付资金,同时将这项减缓贡献留给该国,而不购买用于抵偿其他地方排放的单位。巴西于2008年设立的亚马孙基金,就是一种与减少毁林相关排放挂钩的资金安排,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可国际转让碳抵消市场。其资金支持监测、森林管理和可持续生产等活动。
相比之下,碳抵消用于抵偿获授碳信用的活动之外所产生的排放。在自愿市场上出售的森林碳信用通常依据独立标准签发,而辖区级标准则对更大地域范围内的表现进行评估。“REDD+交易架构”及其TREES标准就是一种辖区级碳信用签发体系。这类标准对核算、保障措施、核查和登记系统各有要求,不应将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本身混为一谈。
在《巴黎协定》第六条下,这一区别尤为重要。当减缓成果获准用于相关国际用途时,核算规则可能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以防止转让国与另一使用方将同一项减缓成果同时用于彼此不相容的目的。并非每笔森林资金支付或每项自愿碳信用都会自动获得这种地位。因此,一项交易的含义取决于其法律授权、碳信用签发规则、登记处理方式以及拟作出的主张,而不能仅看相关活动是否被称为REDD+。
保障措施、土地权属与惠益分享
坎昆保障措施认识到,森林减排行动可能对人群、制度和生态系统产生碳核算无法反映的影响。这些措施涉及:与国家森林计划及国际协定保持一致;实行透明、有效的治理;尊重原住民族和当地社区的知识与权利;确保充分、有效的参与;保护天然林和生物多样性;应对减排成果逆转的风险;以及防止排放转移。参与国应提供信息,说明如何落实和遵守这些保障措施。
土地权属尤为重要,因为正式所有权、习惯权利与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可能并不一致。政府可能在法律上将一片森林划为公有土地,而社区则对其拥有长期形成的习惯权利主张,并依赖这片森林获取食物、材料和开展文化活动。此外,土地权利也不一定决定与碳相关的惠益归谁所有。国家立法和合同可能会区分土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管理权限以及获得付款的权利。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许多涉及原住民族的REDD+政策和标准中的核心概念。它涉及在活动开展前作出决定、获取易于理解的信息,以及不受胁迫。具体的法律义务取决于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以及相关融资或认证机制。协商、同意和参与相互关联,但各有不同;仅仅召开一次会议,并不能证明受影响的权利持有人已同意某项计划。
惠益分享安排决定由谁获得资金或其他好处、在什么条件下获得,以及通过哪些机构获得。惠益可以包括直接付款、社区基金、公共服务、对可持续经营企业的支持,或对土地权属的更充分承认。分配方式可以依据经衡量的绩效、管护贡献、成本、脆弱程度或协商确定的份额。每种方式都各有利弊。仅为近期的减排成果付款,可能使长期保护森林的社区处于不利地位;而仅按面积分配资金,则可能削弱毁林压力较大地区改变行为的动力。
保障措施还要求建立识别和应对损害的途径。申诉机制、独立监督、易于获取的信息,以及政治影响力有限的群体的参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从碳减排成效推断社会层面的结果:一项计划可能减少了森林损失,却同时存在惠益分配不均或限制传统生计的问题。反过来,加强社区权利也可能在出现可衡量的碳减排成果之前,就已改善福祉和治理。因此,评估需要分别收集有关权利、参与、生计和分配的证据,而不能以单一的碳指标代表所有目标的实现情况。
额外性、泄漏、永久性与重复计算
REDD+中反复出现四类核算问题:额外性、泄漏、永久性和重复计算。它们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额外性考察的是,与不采取干预措施时的情况相比,干预是否改变了结果。泄漏考察的是,一个地方的减排是否导致其他地方的排放增加。永久性关注已储存的碳或已避免的碳损失能否持久。重复计算关注的是,同一项减排成果是否被多次签发为碳信用、多次使用或多次申报。
额外性之所以难以判定,是因为无法直接观察不采取干预措施时事态会如何发展。毁林减少可能源于执法、大宗商品价格、降雨、人口迁移,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项目碳信用签发标准通常采用基线模型,估算未实施干预时的变化轨迹;研究人员则可能将干预地区与相似但未受干预的地区进行比较。两种方法都不能保证可靠:模型依赖假设,而对照地区可能存在未被观察到的差异。国家层面的基于结果的支付可以奖励整体成效,而无须证明每一项报告的减排量都是由某项获得资助的具体干预措施带来的。
碳泄漏既可能通过活动在当地的转移发生,也可能通过更广泛的市场发生。如果保护措施阻止了某片森林被清除,但同一农业经营活动转移到了附近,那么活动只是转移了,并未消失。如果木材供应减少推高了价格,并刺激了其他地区的采伐,那么泄漏就是通过市场传导的。核算辖区越大,就越能将内部的活动转移纳入核算,但即使是国家层面的核算,也无法完全涵盖经由国际贸易传导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针对生产、消费和供应链行为的干预措施,可以与特定地域内的森林保护相互补充。
永久性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火灾、干旱、虫害、再次清林或政策变化都可能使既有成果逆转。一些碳信用签发体系会扣留一定比例的碳信用,纳入共同缓冲池,以弥补损失;另一些体系则规定监测义务、补足要求或扣减机制。这些安排能够管理风险,却无法让森林在物理上免受干扰。各种风险还可能相互关联:大范围干旱可能同时损害许多项目。成果逆转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核算设计,也取决于最初的声明涉及的是临时储碳,还是对长期留存于大气中的化石碳排放的补偿。
重复计算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形:相互重叠的项目因同一片森林而获得碳信用,同一单位的碳信用被多次使用,或不同主体对同一项减排成果作出彼此不相容的声明。唯一标识符、透明的登记系统、不同核算层级之间的核对衔接,以及适当的国际核算,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都不能替代可信的基线。得到准确追踪的碳信用仍可能代表被夸大的减排量,正如真实发生的减排仍可能被不当申报。因此,环境完整性有赖于量化、治理、持久性保障条款和声明规则的共同作用。
实施证据与评估方法
REDD+的成效在多个尺度上接受评估,一个尺度上的发现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尺度。家庭层面的研究可能发现收入或土地管理方式的变化,却无法据此证明全国排放量有所减少。全国毁林趋势可能显著改善,却未必能单独识别出REDD+资金的影响。因此,评估会区分实施产出与实际成效:前者包括监测系统的建立或协议的签署,后者则包括森林损失减少、排放降低和生计改善。
巴西是大规模森林政策变革的一个突出案例。其PRODES卫星监测系统记录显示,法定亚马孙地区每年因皆伐造成的毁林面积从2004年的27,772平方公里降至2012年的4,571平方公里,降幅约为84%。在此期间,巴西采取了协同执法、扩大保护区、调整农村信贷条件以及针对大宗商品行业的措施,同时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毁林面积的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始于国际REDD+支付资金达到可观规模之前。因此,这一案例表明大幅减少毁林是可能的,但并不能证明这些减少仅由REDD+资金促成。
哥斯达黎加展现了另一条政策路径。该国于1997年推出全国性环境服务付费计划,早于国际REDD+框架,后来成为该国更广泛森林政策体系的一部分。这类案例表明,REDD+往往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而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森林保护机制。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凸显了核算泥炭地和火灾影响的重要性,不能只关注树木覆盖的变化。在泥炭丰富的地区,过往排水活动、水资源管理和火灾状况都可能对年度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项目和付费计划的研究采用匹配比较、双重差分分析,以及在可行情况下进行随机分配等方法。这些方法力求将干预措施的效果与背景趋势区分开来。主要的复杂因素包括项目选址并非随机、初始毁林压力存在差异、观察期较短,以及正式干预开始前行为就已发生变化。评估社会成效还有额外要求,包括收集家庭层面的数据,并关注不同财富水平、性别、土地权属状况和森林依赖程度的人群如何在受益方面存在差异。
已发表的评估显示,成效因情况而异,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效果。一些干预措施减少了森林损失,另一些的效果则较小、不确定或不均衡。获认可并据以签发碳信用的减排量估算,也可能与独立反事实分析得出的估算存在显著差异。这里需要区分三个问题:森林保护是否有价值,干预措施是否改变了行为,以及所宣称的具体减排量是否有充分依据。可靠的评估会将这些问题分开处理,并报告不确定性,而不是把参与项目或签发碳信用视为有效性的证明。
与生物多样性、适应及长期气候政策的关系
REDD+不仅能促进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实现,还能支持其他目标,但这些效益取决于其实施地点和方式。保护一片原始林,可能同时保存大量碳储量和生境需求高度特化的物种。修复退化流域,可能在增加碳储量的同时,改善水土保持和水文调节功能。然而,碳密度与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分布并不完全一致,将其中一项最大化,并不能保证另一项得到保护。因此,在宣称具有生物多样性效益时,仍需监测物种、栖息地状况和生态过程。
这一框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所交集,但这些协议各自保留着不同的目标和报告体系。REDD+保障措施力求与相关保护承诺保持一致,包括保护天然林及其生态系统服务。这为统筹生态修复、保护地规划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创造了机会,但不应据此认为,取得碳方面的成效就自动意味着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目标。
森林也会影响气候变化适应。多样且连通性良好的生态系统,有助于维持供水、调节局地气温,并在环境压力下支撑人们的生计。与此同时,森林本身也面临气温上升、降雨变化、火灾和极端事件的威胁。因此,一项计划的气候效益,部分取决于其生态韧性。保护水文过程、限制生境破碎化,以及维持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构多样性,都可能影响碳储量能否持久保存,即使这些措施并未在碳核算中获得直接回报。
避免森林损失不同于二氧化碳移除。防止森林被清除,主要是避免原本会发生的排放;而森林再生则通过植被和土壤积累碳,将碳从大气中移除。两者都能促进气候变化减缓,但在碳收支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二者都不能取代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必要行动。从化石地质储库中释放的碳会增加活跃碳循环中的碳量,而森林中的碳储存始终受到生物性扰动和未来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
因此,长期REDD+政策必须协调碳绩效、土地治理、发展优先事项与生态限度之间的关系。仍保有大片森林的国家,与在大规模清林后寻求恢复森林的国家,所面临的激励并不相同。资金安排既要支持维持现有碳储量,也要支持证明可衡量的变化,同时避免夸大反事实情景下本会发生的排放或损失。随着国家气候承诺、国际核算和森林碳信用标准相互作用,一项REDD+成果的实际意义,仍取决于其核算边界、参考水平、持久性、相关权利,以及对该成果声明的具体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