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适应是为应对实际发生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而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系统中,适应旨在减少损害或利用有利机遇;在自然系统中,人类干预有时能帮助其适应预期的气候条件。适应涵盖建筑、农业、水资源管理、公共机构、生计和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的调整,既包括改变播种日期,也包括重新规划沿海聚居区和重组公共服务。
适应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改变了气候,而某些后果,尤其是海平面上升,将长期持续。适应与气候变化减缓相辅相成,后者通过减少排放或增加温室气体清除量来应对变暖的成因。适应着眼于应对后果,但其成效通常会随着变暖加剧而下降。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核心问题在于:哪些风险需要采取行动,决策保护的是谁的利益,各项措施在不确定的未来情景下表现如何,以及适应的极限在哪里。因此,适应不仅涉及气候科学和工程学,还涉及生态学、经济学、公共行政,以及分配与权利问题。衡量适应是否成功,不能仅仅看项目数量:一项干预措施必须能够降低风险,同时不能在其他地方造成更大的脆弱性,也不能增加未来调整的难度。
概念、形式及其与韧性的关系
适应与应对有所不同,但两者的界限并非绝对。应对通常指帮助人们渡过眼前不利处境的措施,例如在干旱期间出售牲畜,或在洪灾后暂时迁居。适应则涉及在较长时期内改变脆弱性的调整。如果某种应对策略耗损生产性资产、增加债务或中断教育,就可能削弱适应能力。反之,如果灾后重建提高了建筑标准,或在更安全的地点恢复了基本服务,那么应急响应也能支持持久的适应。
适应通常可分为预先适应与反应式适应,也可分为自主适应与有计划的适应。预先适应措施在破坏性影响发生之前采取,反应式适应措施则在影响发生之后采取。自主适应是在没有明确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决策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农民根据季节条件的变化调整播种日期。有计划的适应则源于依据已观测到或预期的气候影响而作出的有意识决策。这些类别彼此交叠:个人决策会受到公共基础设施、保险规则、土地权属和农业政策的影响。
另一种划分将渐进式适应与转型适应区分开来。渐进式措施保留系统的主要特征,例如提高排水能力或更换作物品种。转型措施则改变系统的根本属性,例如以其他生计方式取代依赖灌溉的农业体系,或将居民点迁出危险日益加剧的地区。这一区分取决于尺度。某项变化可能使一个家庭的生计发生根本转变,但在区域层面仍属于渐进式调整。
气候韧性与适应相关,但涵盖范围更广。它关注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应对扰动、进行重组并保留基本功能,同时维持学习与变革能力的本领。适应是一个可能有助于增强韧性的过程。然而,维持现有系统并不总是可取的:某种聚居格局或农业补贴制度可能因能够持续存在而被视为具有韧性,却仍不断使弱势群体遭受危害。
适应能力取决于资源、知识、制度、技术、社会关系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财富可以增加可供选择的方案,但不会自动带来有效适应。高价值沿海地区开发所增加的暴露度,可能超过防护措施所降低的暴露度;技术先进的系统也可能仍然容易受到级联故障的影响。因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适应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不是一套普遍适用的技术组合。一项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灾害类型、面临风险的人群与系统、所考虑的时间跨度,以及实施时的条件。
评估风险与在不确定性下决策
气候风险源于气候灾害、暴露度与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洪水之所以演变为社会灾难,不仅是因为水位高,还因为人口、建筑物、农作物或基本服务位于受影响地区,且缺乏足够的防护或恢复能力。暴露度的变化可以独立于气候变化:即使降雨没有增强,城市向洪泛区扩张也可能增加损失。贫困、基础设施老化、冲突、人口结构变化或公共服务改善,也会改变脆弱性。
风险评估综合运用历史观测、地方知识、社会经济信息,以及气候模型的预测。模型可以估算平均气候状况的变化和某些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但其适用性因变量、地区和尺度而异。对局地降雨和河流洪水的分析往往还需要额外开展水文建模。沿海地区的分析必须考虑相对海平面变化,包括陆地沉降或抬升的影响。精细的空间分辨率本身并不意味着结果准确,尤其是在观测稀少或模型尚不能充分表征物理过程的地区。
一个核心难题是非平稳性:过去的气候统计数据可能已无法充分描述未来状况。“百年一遇洪水”通常指在特定假设下,每年被超越的概率为1%的洪水量级,而不是每隔一百年就会定期发生一次的事件。如果这一概率保持不变,且各年的发生情况相互独立,那么30年内至少发生一次此类事件的概率为 ,约为26%。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可能使其发生概率保持恒定这一基本假设不再成立。
风险评估越来越重视复合事件和级联事件。高温与干旱可能同时发生,加重作物胁迫并增加野火危险。沿海风暴可能同时带来风暴潮、强降雨和河流洪水。电网故障可能同时中断制冷、电信、抽水和医疗服务。这些关联意味着,单独评估各类灾害可能低估总体影响。它们还会通过粮食市场、人口迁移、金融关系和工业供应链,使风险跨境传导。
决策并不总是需要选定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稳健的决策方法会在多种合理情景下比较不同方案,并优先选择在各情景下表现均可接受的措施。适应路径将行动安排为一系列有先后顺序的步骤,并设置监测机制和决策节点,以判断何时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例如,防洪屏障在设计时就可以预留日后加高的条件。在未来海平面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具有价值;不过,土地征用、施工所需的准备时间以及不可逆的开发活动,可能会在临界点到来之前就压缩可选方案的范围。
水系统、洪水与沿海适应
降水、蒸发、积雪和季节性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水资源可用量和洪水风险。变暖可能使降水形式由雪转为雨,并使春季融雪提前;即使年降水量变化不大,河流流量的季节分配也会因此改变。因此,水资源管理者必须综合考虑季节性供水、用水需求、水质和生态需求,而不能仅依赖年平均值。适应措施可以包括调整水库调度规则、控制漏损、管理用水需求、推动水资源再利用,以及开展流域范围内的协调。
增加蓄水量并不总是意味着供水更有保障。水库会因蒸发而损失水量,还可能改变下游的泥沙输移和生境。增加地下水开采可以缓解短期干旱的影响,但如果长期取水量超过补给量,这种做法就难以持续。在一些沿海地区,抽取地下水会加剧地面沉降和海水入侵。海水淡化可为某些沿海城市提供相对不受降雨影响的水源,但需要能源、资金、取水管理以及浓盐水处置。
洪水适应将工程措施与土地利用决策、防灾准备相结合。堤坝、防洪堤、分洪渠和蓄滞洪区可以减少淹没,而洪泛区土地用途管制和抬高建筑物则能减少暴露于洪水的人员与资产,或降低损失。为河流恢复更多空间,可以降低洪水水位,同时维护生境。荷兰的“还地于河”计划通过众多项目实施,到201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该计划体现了防洪思路的转变:在传统防护措施之外,拓宽河道、迁移堤防,并开辟分洪空间。
沿海适应通常分为防护、调适和退避三类,避免新增风险暴露也是另一项重要策略。防护措施包括海堤、风暴潮屏障和海滩补沙。调适措施包括抬高建筑物、提高公用设施的抗洪能力,以及改变土地用途。有管理的退避是指有计划地将人员、资产或活动迁离危险区域。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但防护措施可能导致对基础设施的依赖;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设施需要持续维护,投入也会越来越大。
天然海岸地貌和生态系统有助于降低风险。在适宜条件下,红树林、沙丘、礁体和盐沼可以削弱波浪、截留泥沙或减少侵蚀。其成效取决于宽度、高程、生态状况、泥沙供应以及灾害事件的特征。它们不能与工程屏障等同看待,严重灾害事件也可能超出其防护能力。如果开发建设阻碍了沿海生境向内陆迁移,上升的海平面就可能将这些生境挤压在不断加深的水域与固定的基础设施之间。因此,长期沿海规划需要将实体防护与泥沙管理、生态系统所需空间、产权安排以及未来居民点布局决策相结合。
农业、生态系统与粮食安全
农业适应旨在应对高温、降雨、病虫害、水资源可用量以及极端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改变播种日期、调整作物品种、实现生产多样化、更换牲畜品种,以及改进土壤和水资源管理。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具体条件。提前播种可以避开生长季末的高温,却可能增加遭受霜冻或涝害的风险。耐旱品种在水分胁迫下可能表现相对较好,但在有利条件下,其产量未必能达到另一品种的水平。没有任何单一的作物性状能够抵御所有气候胁迫。
灌溉可以减少对降雨的依赖,但其适应价值取决于供水是否可靠、能源是否充足、设施能否得到维护,以及是否有管理用水分配的制度。提高灌溉施水效率并不一定会减少流域总取水量:农民可能会扩大灌溉面积,或种植需水量更大的作物。改善土壤结构、保持土壤有机质的措施可以增加水分入渗、减少侵蚀,但其效果因土壤、气候和管理方式而异。农林复合经营可以提供遮阴并增加收入来源,同时也可能引发对水或土地的竞争。
粮食安全不仅关乎生产。储藏、运输、加工、购买力以及市场可及性,共同影响家庭能否获得充足的食物。一个地区即使维持了农业产量,也可能因洪水阻断道路,或全球价格上涨导致食物变得难以负担,而出现粮食不安全。供应来源多样化可以分散风险,但国际贸易也可能传导冲击。渔业适应面临更多制约,因为水温升高、海水脱氧和海洋酸化可能改变物种分布和生产力,而捕捞权与港口基础设施在地理上仍然固定。
对自然系统而言,适应包括进化变化、生理调整和物种分布迁移。这些过程可能过于缓慢,无法跟上快速变暖的步伐,对长寿命生物或局限于孤立栖息地的物种而言尤其如此。保护措施可以减轻非气候压力、维持景观连通性,并保护气候避难所。生态廊道可能有助于物种迁移,但不同物种的扩散能力各不相同,而且景观相互连通,并不意味着物种迁移目的地仍会有适宜的栖息地。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整体策略。例如,恢复上游植被以减少侵蚀,以及保护能够蓄滞洪水的湿地。这种做法与生态恢复有所重叠,但恢复并不自动构成适应:干预措施必须针对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下,作为参照的历史生态状况也可能变得难以维持。管理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适宜性、生态功能,以及保护特定物种与维持水分调节或海岸防护等服务之间的权衡。
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卫生
城市适应着眼于气候灾害与密集人口、人工地表、建筑物以及相互关联的服务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建筑材料蓄热、植被有限,以及建筑物阻碍空气流动,城市热岛效应会使城市气温高于周边农村地区。城市内部的暴露程度因树木覆盖率、住房质量、职业和降温条件而异。非正规住区可能同时面临多种风险,包括高温、洪水、边坡不稳定,以及供水或卫生设施不足。
高温适应措施包括调整建筑设计、城市形态、公共服务和工作安排。在适宜条件下,外部遮阳、反射表面、隔热和通风可以降低室内温度。树木通过遮阴和蒸腾作用发挥降温效果,但效果取决于水分供应、树种和种植位置。空调可以减少室内高温带来的危险暴露,但也会增加用电需求,并可能加剧局部室外高温。空调造成的排放取决于电力供应、设备能效和制冷剂。因此,降温策略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都有影响。
热浪既可直接影响健康,也可通过电力、交通和医疗卫生服务中断等途径产生间接影响。2003年欧洲遭遇严重热浪后,法国于2004年推出了国家高温应对计划,将监测、预警和机构职责相结合。这类体系表明,适应不仅涉及工程建设,也可以涉及行政协调。评估其成效时,需要区分不同事件之间天气的严峻程度、人口特征、住房、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变化各自带来的影响。
基础设施适应涉及使用寿命和调整灵活性各不相同的资产。道路路面、铁路轨道、桥梁、排水系统、发电厂和电信设备各自都有受气候影响的运行限值。气温升高可能降低火力发电效率、限制输电能力,同时增加制冷需求。洪水可能使变电站和地下交通设施瘫痪。设置网络冗余、选择风险较低的选址、修订设计标准以及开展维护,都可以减少运行中断;但如果其他关键连接仍暴露于风险之中,强化某个部件未必能防止系统失效。
公共卫生领域的适应措施包括针对气候敏感性健康风险开展监测、建设具有韧性的医疗卫生设施、保障可靠的供水与环境卫生条件,以及在灾害期间维持基本服务。气候通过温度、降雨、病媒、人类行为和卫生系统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传染病风险;变暖并不意味着所有疾病都会以相同方式扩大传播。职业暴露也很重要,尤其是户外作业和体力劳动中的暴露。城市和卫生措施的成效,取决于这些措施能否惠及正规服务体系覆盖不到的人群,包括租户、移民、残障人士,以及那些脆弱性未被全市平均数据反映出来的居民。
社会脆弱性、知识与分配正义
同一自然事件可能给不同家庭和社区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收入、年龄、残障状况、性别关系、住房、法律身份以及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都会影响受灾风险和恢复能力。贫困可能使人无力购置更安全的住房,或难以承受收入损失;而反复遭受气候相关损失,又可能加深贫困。因此,脆弱性并不只是某个人群的固有特征,也是制度、土地市场、歧视以及历史发展模式共同塑造的结果。
适应决策决定了收益、成本和风险如何分配。海堤可能保护商业区,却改变邻近海岸的侵蚀格局。城市绿化可以改善热舒适度,但如果缺乏住房保障措施,也可能推动房产价格上涨,迫使原有居民迁出。农业保险可以稳定参保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却可能将佃农或没有正式登记资料的农民排除在外。若评估只计算受保护资产的总价值,就可能偏向富裕地区,即使较贫困社区的生计或基本服务面临更严重的威胁。
公众参与会影响哪些风险得到重视,以及哪些方案能够付诸实施。社区知识可以揭示技术数据集中未记录的排水路径、季节性缺水、疏散障碍或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场所。原住民知识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地的生态关系和环境变化。这些知识体系不只是缺失测量数据时的替代品,也可能体现人与土地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对集体权威和责任的不同理解。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处理知情同意、信息控制权以及对知识持有者的认可等问题。
当人口迁移能够使收入来源多样化或降低受灾风险时,它可以成为一种适应方式,但迁移也可能是严重损失和选择受限的结果。大多数迁移决策都有多重成因,包括就业、家庭关系、冲突和公共政策。气候灾害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而不会机械地决定一种单一的迁移模式。一些人的资源因损失而不断减少,迁移能力也随之下降;另一些人则出于生计联系、身份认同或对亲属的责任而更愿意留下。
搬迁涉及尤为棘手的人权、土地权属、生计和文化遗产问题。补偿一栋房屋,并不一定能弥补失去的捕鱼机会、神圣场所、社区网络或与祖居土地的联系。程序保障和实质性参与,会影响搬迁究竟是降低脆弱性,还是在另一处重现脆弱性。分配影响分析还必须考虑迁入地居民,包括迁入对住房、基础设施和就业需求的影响。这些问题表明,适应不仅关乎降低自然灾害风险,也关乎治理与正义。
国际政策与国家机构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适应就一直是国际气候政策的组成部分。公约承认一些国家尤为脆弱,并纳入了有关适应规划和援助的承诺。不过,早期政策仍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减排上。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影响已不可避免,适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对于面临重大风险、但资金能力有限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2010年的《坎昆适应框架》巩固了适应在气候治理机制中的制度地位,并设立了国家适应计划进程。这一进程旨在帮助各国识别中长期适应需求,并将应对措施纳入发展规划。《坎昆协议》还设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规划不同于一次性编制的项目清单:其预期作用是将风险评估、优先事项、融资、实施和定期修订衔接起来。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适应目标,涵盖提升适应能力、增强韧性和降低脆弱性,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在其温控目标背景下确保采取充分的适应行动。第七条将适应描述为一项涉及地方、次国家、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全球挑战。缔约方应酌情开展适应规划和实施工作,并可通过适应信息通报及其他报告工具,通报优先事项、需求、计划和行动。
在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上,缔约方通过了《阿联酋全球气候韧性框架》。该框架提出了主题目标,涵盖水、粮食与农业、健康、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与人类住区、贫困与生计以及文化遗产等领域。框架还涉及适应周期,包括风险评估、规划、实施以及监测与评价。这些努力反映出,在各国国情不同、且没有任何单一适应措施能像减少一吨排放那样具有统一衡量尺度的情况下,赋予全球目标以实际意义并非易事。
在各国内部,有效实施往往需要各部委、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和私营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协调。气候信息可能掌握在气象机构手中,而土地、水、建筑和健康方面的决策则由其他部门作出。适应可以纳入预算、采购、环境评价、建筑规范和城市规划。权力下放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地方情况,但地方当局需要相应的权限、人员和可预期的资金。如果职责不明确,或者发展政策仍在加大风险暴露,国家战略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愿景。
资金、经济评价与成效衡量
适应资金用于资助降低气候相关脆弱性或提高适应能力的活动。资金来源包括国内公共预算、国际赠款和贷款、开发银行、私人投资以及家庭支出。专门的国际机制包括适应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不过,适应资金的定义及其追踪方法均不统一。许多适应行动融入了常规支出之中:例如,升级道路排水设施既可满足当前的交通需求,也可应对预计将增加的强降雨。
适应资金需求难以估算,因为它取决于升温幅度、发展路径、期望达到的防护水平,以及哪些活动被计入适应范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采用两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资金需求为2,150亿至3,870亿美元。报告指出,2021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约为210亿美元。这些数字并未完整涵盖所有适应支出,但表明了经评估的需求与已追踪到的国际公共资金供给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经济评价将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后者包括避免的损失、服务中断的减少和生产率的提高等。对于收益要到遥远未来才会实现的措施,贴现率会显著影响其评估价值。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还可能低估难以用货币衡量的影响,包括文化损失、生态系统变化,以及对脆弱群体的不均等影响。分配权重、多准则评价和协商审议程序可以补充货币分析,但每种方法都涉及对优先事项的显性或隐性判断。
保险及其他风险转移工具可以通过分摊经济损失来支持灾后恢复。参数保险在风速或降雨量等指定指标超过约定阈值时赔付,而不必先对损失进行详细评估。这可以加快赔付,但也会产生基差风险:赔付金额可能与投保人的实际损失不符。保险无法消除实际存在的致灾因素,而且随着风险增加,保险可能变得昂贵,甚至无法获得。设计不当的补贴还可能鼓励人们继续在危险地区开展开发建设。
监测适应工作需要区分活动与结果。计划、培训或已建防御设施的数量衡量的是投入的努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脆弱性有所降低。死亡人数或损失的变化受到事件严重程度、暴露程度、经济增长和报告方式的影响,因此很难确定变化应归因于何种因素。适应性管理将措施实施与反复观测和调整相结合。有用的评估会考察措施在条件变化时是否仍然有效、预期受益群体是否获得收益,以及脆弱性是否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由于反事实情景往往是一个未采取干预、无法直接观测的未来,可信的评估通常会综合多种形式的证据,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全球性指标。
适应不当、残余风险与调整极限
适应不当是指采取的行动反而增加了气候相关风险,例如加剧脆弱性、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或减少未来的选择。某项干预措施可能在局部取得成功,却在更大范围内失效,从而导致适应不当。例如,堤防或许能保护现有房产,却也可能刺激堤后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一旦灾害超出防御能力,损失就会更大。抽取地下水或许能在干旱期间维持作物生产,却也会加速地下水枯竭和地面沉降。这些后果可能在干预措施最初看似成功之后,才逐渐显现。
适应不当还可能造成长期的技术依赖或制度依赖。扩大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制冷系统,如果不同时调整能源供应并提高能效,就可能增加排放。永久性海岸防御设施可能限制日后的退让,或阻碍湿地向内陆迁移。引入需要高成本投入的作物,可能使农民面临债务和市场波动风险。这些风险并不意味着上述措施总是不合适,而是意味着评估必须考虑间接影响、维护、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以及措施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表现。
当适应行动无法使某一系统实现其目标,或无法满足受影响人群的需求,使其免受不可容忍的风险时,就达到了适应极限。如果原则上可能存在可行的选择,但目前受到资金、制度、知识、技术或社会条件的制约,就属于软极限。如果针对某个特定目标,任何适应行动都无法避免不可容忍的风险,就属于硬极限。两者的区分取决于具体情境,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某些物理约束无法通过增加投入来消除。
对生态系统而言,当适宜的气候条件消失或生物学阈值被突破时,就可能达到硬极限。暖水珊瑚礁面临海洋热浪与海洋酸化相互作用的压力;地方管理可以减少污染及其他压力,却无法消除海洋持续变暖的影响。对人类而言,耐热能力存在生理极限,尤其是在体力活动期间;而位于地势极低地区的聚居地,则会随着海平面上升而面临制约。相关阈值取决于具体条件和目标,而不是某个普遍适用的温度或水位。
即使采取了可行的适应措施,残余风险仍然存在。它既包括超出设计标准的罕见事件,也包括现有措施无法完全防止的持续性危害。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损失与损害议题关注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包括经济与非经济损失;尽管它与适应的边界有所重叠,但在制度安排上仍与适应相区别。因此,适应路径必须纳入以下决策:何时改变策略、何时防护已不再可行,以及如何承认不可避免的损失。限制变暖可以保留更多适应选择,而延迟行动则可能使风险暴露和不可逆的长期承诺不断累积,直至转型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