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植物是浮游生物中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部分。浮游生物悬浮于水中,其分布主要受水流支配,而非依靠持续的逆流游动。凡是光照和环境条件适宜生长的海洋、湖泊、水库及河流,都有浮游植物栖息。这一类群既包括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也包括众多不同演化谱系的微型藻类。浮游植物是一个生态学类别,而非单一的演化谱系;其中许多成员除进行光合作用外,还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营养或能量。
尽管现存生物量较小,浮游植物却贡献了全球约一半的净初级生产。根据广泛采用的全球估算,仅海洋浮游植物每年固定的碳就约为450亿至500亿吨。它们迅速生长并被其他生物摄食,从而支撑起水生食物网;与此同时,它们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残体沉降,影响着氧的供应、营养物质的分布,以及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碳交换。浮游植物的丰度和组成随光照、水体运动、营养物质供应、摄食压力及感染情况而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多种生态现象:从清澈热带海域中几乎难以察觉的群落,到大范围的季节性水华,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发有毒或耗氧事件。
生物学属性与进化多样性
浮游植物并不等同于植物分类学中的植物界。其中一些是原核生物,没有由膜包围的细胞核;另一些则是真核生物,具有细胞核、叶绿体及其他细胞内区室。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主要以悬浮状态生活,并能进行光合作用。因此,它们与其他浮游生物的区别在于功能,而非严格的解剖结构。附着在沉积物或岩石上的生物通常归为底栖藻类,即使它们与浮游种类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物种会在附着、休眠和浮游阶段之间交替转换。
蓝细菌是原核浮游植物的主要类群。它们进行产氧光合作用,形态包括单细胞、群体和丝状体。1988年被正式描述的海洋原绿球藻属(Prochlorococcus)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光合生物类群之一,在温暖、贫营养的海水中尤其重要。聚球藻属(Synechococcus)则分布于更广泛的海洋环境。淡水类群包括微囊藻属(Microcystis)、长孢藻属(Dolichospermum)和浮丝藻属(Planktothrix),其中一些藻株会产生毒素。叶绿体在进化上起源于真核宿主对蓝细菌的摄入与整合,此后,光合共生伙伴又在不同谱系之间发生了进一步转移。
在真核生物中,硅藻具有称为硅质壳的细胞壁,由两个相互套合的部分构成。精巧的孔纹、刺和链状排列,是显微镜下浮游生物样品中颇具辨识度的特征。许多硅藻在营养物质充足时生长迅速,因此在近岸水域、生产力高的湖泊以及季节性藻华中占据重要地位。甲藻通常具有两根鞭毛,其中既有光合种类,也有捕食性和混合营养型种类。一些甲藻具有纤维素甲板,另一些则没有坚硬的外甲。鉴于其生态方式多样,将所有甲藻都视为浮游植物会造成误解。
其他重要类群包括定鞭藻、隐藻、海金藻、眼虫,以及绿藻的若干谱系。颗石藻是定鞭藻中能够钙化的一类,其细胞周围覆盖着微小的碳酸钙板片。另一定鞭藻类群棕囊藻属(Phaeocystis)能够形成大型胶质群体。隐藻在湖泊和近岸水域中通常具有重要作用,可为植食性动物提供优质食物。微微绿球藻属(Ostreococcus)等微小绿藻,尽管大小已接近自由生活真核细胞的尺寸下限,仍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
生态学家也按大小对浮游植物进行分类。常见类别包括微微型浮游植物,约为0.2—2微米;微型浮游植物,约为2—20微米;以及小型浮游植物,约为20—200微米。这些范围是实际研究中采用的划分标准,而非生物学上的界限。大型细胞、链状体和群体的尺寸可超出这些范围,而群体大小与组成群体的单个细胞大小也可能相差甚远。大小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下沉、被植食性动物摄食的可能性,以及初级生产形成的有机物进入更广泛生态系统的途径。
光合作用、细胞生理与生长
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将无机碳固定到有机化合物中。在产氧光合作用中,光驱动的反应使水分解,释放氧气,并为碳固定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还原力。叶绿素 a 是各主要产氧光合类群的核心光合色素,但不同类群的辅助色素有所不同。硅藻通常含有岩藻黄素,许多甲藻含有多甲藻素,而蓝细菌则常利用藻胆蛋白。这些色素决定了细胞能够吸收哪些波长的光,进而影响它们利用不同水下光环境的效率。
主要的碳固定酶——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加氧酶——也会与氧气反应,由此带来额外的能量消耗。许多浮游植物通过碳浓缩机制来减轻这一问题:运输碳酸氢根或二氧化碳,提高该酶附近的二氧化碳浓度。蓝细菌将这些化学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羧酶体内进行,羧酶体是一种由蛋白质外壳包围的细胞区室。真核藻类则常在叶绿体内称为蛋白核的结构周围浓缩碳。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物种对溶解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响应各不相同,而不是遵循同一种普遍模式。
生长取决于资源获取、生物合成、维持生命活动与损失之间的平衡。在有利的实验室条件下,某些物种每天可分裂一次以上;而在寒冷或资源匮乏的天然水体中,生长速度可能慢得多。种群数量变化可简单表示为
其中, 为丰度, 为比生长速率, 表示被摄食造成的损失, 表示感染和死亡等其他损失。描述某一特定水体时,还必须加入物理输运和沉降的影响。因此,如果消费者以相近的速率摄食细胞,即使光合作用带来的生长速率很高,也未必会形成很高的现存丰度。
细胞通过改变色素含量、光合装置和能量耗散方式来适应光照变化。在弱光下,许多细胞会增加对捕光结构的投入。在光照过强时,非光化学猝灭将吸收的能量以热的形式耗散,从而减少对光合组分的损伤。修复过程对光系统II尤为重要,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光诱导损伤。一个随水流反复往返于表层和深层水域的细胞,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光照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变化速度可能快于细胞自身组成的调整速度。
光合作用并不总是唯一的营养途径。混合营养将通过光合作用获取碳与摄食猎物或吸收溶解有机化合物结合起来。一些鞭毛藻在继续固定碳的同时,会摄食细菌以获取氮、磷或维生素。另一些生物则保留从猎物中获得的、仍具功能的叶绿体。这类策略模糊了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之间的传统界限,并且在光照充足但无机营养盐匮乏的环境中可能具有优势。这些策略的重要性也意味着,仅凭色素测量无法全面描述一种生物的生态作用。
营养需求与资源竞争
浮游植物需要碳、氮、磷、硫以及一系列微量元素,以构建蛋白质、核酸、膜和光合作用系统。大多数浮游植物从溶解的二氧化碳和碳酸氢根中获取无机碳。氮通常以硝酸盐、铵或尿素的形式被吸收,而磷则通常以磷酸盐的形式被获取。硅藻还需要大量溶解的硅酸来构建硅质细胞壁。尽管铁的需求量远小于氮或磷,它仍是电子传递、硝酸盐同化及其他反应所必需的元素。
这些资源的相对供应状况会造成营养限制。氮常常限制海洋表层水体的生产力,而磷则经常制约淡水水体的生产力,但这两种模式都并非普遍规律。多种资源共同限制的情况很常见,而且在藻华发生期间,起限制作用的资源也可能改变。铁限制在南大洋、赤道太平洋及亚北极太平洋的部分海域尤为重要,这些海域中有大量硝酸盐未被利用。即使氮和磷仍然充足,硅的耗尽也可能使硅藻藻华终止,从而使非硅质种类变得更加占优势。
雷德菲尔德比率描述了海洋有机物中碳、氮、磷的平均摩尔比约为 这一广泛观测到的关系。20世纪,阿尔弗雷德·C.·雷德菲尔德通过将浮游生物的组成与海洋营养盐分布联系起来,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比率。这一比率并不是每个细胞都必须遵循的固定配方。细胞组成会随物种、生长速率、营养储存情况和环境条件而变化。浮游植物可能积累超过即时生长需求的磷,也可能在缺氮时提高碳氮比,从而改变其生物量的营养品质。
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细胞的几何形态和物质运输。小细胞通常具有较高的表面积与体积比,内部扩散距离较短,在低浓度条件下获取营养物质更有优势。较大的细胞有时能够储存更多营养物质,或利用间歇性的资源供应。能够运动的种类可以在光照充足的表层水体与营养丰富的深层水体之间移动,而具有浮力的蓝细菌则利用气囊调节自身的垂直位置。胞外酶能够从有机分子中释放磷酸盐,一些种类还能借助有机配体或伴生细菌获取铁。
某些蓝细菌通过固氮补充新的生物可利用氮,利用固氮酶将溶解的氮气转化为氨。这一过程将浮游植物与氮循环直接联系起来,但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和铁。由于氧会损伤固氮酶,这些生物会在空间或时间上将固氮与产氧光合作用分开。一些丝状蓝细菌利用特化的异形胞固氮,另一些则主要在夜间固氮。海洋中的例子包括束毛藻属(Trichodesmium)、Crocosphaera 属,以及与其他浮游生物共生的蓝细菌。它们的生长可能使限制因素转变为磷、铁或其他资源。
分布、水柱结构与季节性繁盛
浮游植物主要分布在真光层内,即光照足以支持较强光合作用的上层水域。通常以光合有效辐射降至水面水平的 1% 时所对应的深度作为其下界的近似值,但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生理阈值。在清澈的远洋水域,这一深度可超过 100 米,而在浑浊的湖泊和河口,则可能只有几米甚至更浅。悬浮泥沙、溶解性有色物质以及浮游植物本身都会削弱光照。
水柱分层使相对温暖或盐度较低的表层水与下方密度较大的水体分隔开来。这可以使细胞停留在光照适宜的环境中,却也限制了深层营养物质向表层的补充。混合的两方面作用则恰好相反:它既能补充营养物质,也可能将细胞带入较暗的水层。最终结果取决于混合深度、湍流、光照和各种损失过程。在营养物质匮乏的表层水与营养物质丰富的深层水之间的过渡区附近,常会形成次表层叶绿素极大值。这种极大值可能反映的是单个细胞中色素含量的增加,而不一定意味着碳生物量也出现了相应的极大值。
在许多温带海域,冬季混合补充了营养物质,但光照不足和深层环流限制了种群的净积累。春季光照增强,加上混合状况的变化,使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初期往往以硅藻为主。哈拉尔德·斯韦尔德鲁普于 1953 年提出的临界深度假说,将以下观点系统化:当混合层相对于可利用光照而言变得足够浅时,生长量就可能超过整个混合层内的总损失量。后续研究表明,湍流和摄食作用的变化,以及捕食者与猎物相遇机会因稀释或聚集而发生的变化,也能控制繁盛的启动。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解释所有春季繁盛现象。
区域环流造就了不同的分布格局。在大洋东部边缘,沿岸上升流将营养物质丰富的海水带向表层,使秘鲁、加利福尼亚、非洲西北部和西南部近海具有很高的生产力。热带和亚热带环流区通常营养物质严重匮乏,群落以小型细胞为主。赤道辐散形成了高生产力带,而极地水域则随着阳光回归和海冰消退,表现出显著的季节性变化。厄尔尼诺现象可通过改变风场、环流以及富营养水体所在的深度,减少赤道东太平洋的营养物质供应。
湖泊和水库中也存在类似的相互作用,但其盆地形态、水体停留时间、流域输入和混合格局各不相同。春季硅藻繁盛之后,浮游动物的强烈摄食可能使水体进入清水期,随后则由适应较温暖、分层更明显环境的夏季群落接替。深水湖泊可能在不同深度维持各具特征的种群。在流速足够缓慢、使生长速率超过向下游输送所造成损失的河段,河流也能维持大量浮游植物,尤其是在壅水河段和宽阔的低地河道中。因此,浮游植物大量繁殖并不只是天气温暖或营养物质富集的迹象,而是各种生物学过程在特定物理环境中共同作用的结果。
食物网相互作用、死亡与生物多样性
浮游植物将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碳传递给消费者,但这一过程远比从藻类到鱼类的单一食物链复杂。浮游动物涵盖从微小原生生物到大型甲壳动物和胶质动物的各种生物。小型鞭毛虫和纤毛虫摄食微微型和微型浮游生物,而桡足类及其他体型较大的摄食者则以大小适宜的细胞、群体或较小的消费者为食。在许多海区,浮游植物尚未积累起可观的生物量,微型摄食者就已消耗了其每日生产量的很大一部分。
细胞大小和生化组成会影响食物品质。一些藻类能够提供消费者自身无法充分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和固醇。硅藻和隐藻可以是优质食物,而某些蓝细菌则缺乏特定摄食者所需的化合物。长丝状体、刺、矿物质外被、胶质群体和化学防御都能减少被摄食,但这些防御的效果取决于摄食者。大型群体或许能抵御小型摄食者,却仍可能被较大的生物或专食性摄食者取食。
浮游植物释放的溶解性有机化合物支撑着微型生物环。细菌同化这些物质,随后又被原生生物摄食,使一部分溶解态碳重新传递给较大的消费者。这些物质通过主动分泌、渗漏、摄食造成的损伤和细胞解体等途径释放。细菌也能通过提供维生素或再生营养盐,使浮游植物受益。另一些相互作用则具有拮抗性:细菌可能争夺磷,或释放损伤藻细胞的化合物。因此,细胞周围紧邻的化学环境——通常称为藻际——可以成为一个虽小却影响显著的相互作用区域。
病毒和寄生生物是造成浮游植物死亡的重要因素。病毒既感染蓝细菌,也感染真核藻类,有时会终结水华,或强烈影响哪些株系能够存续。感染会使宿主的代谢转向服务于病毒复制,而细胞裂解则会释放有机质和营养物质。这种“病毒分流”可使碳滞留在微生物再循环途径中,而不是直接传递给较大的摄食者。真菌和原生生物寄生者也会影响种群;例如,淡水硅藻可能受到壶菌感染,而壶菌具有运动能力的孢子本身又可成为浮游动物的食物。
许多物种争夺种类相对有限的资源,却仍能共存,这促使 G. 伊夫林·哈钦森于1961年提出“浮游生物悖论”。环境条件的变化、空间上的斑块分布、选择性摄食、各不相同的资源需求,以及防御与生长之间的权衡,有助于解释这种生物多样性。竞争很少发生在稳定且完全混合的环境中。不同物种和株系可能在所利用的光谱、分布水深、活跃季节、氮源或对感染的易感性等方面形成分化。因此,即使群落的叶绿素总量相近,其分类组成和生理状态不同,对食物网的影响也可能截然不同。
碳输出、氧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浮游植物通过生物碳泵,将大气碳交换与海洋内部相联系。光合作用在近表层将溶解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物。其中一部分碳以沉降细胞、聚集体、粪粒的形式,或以由环流输送的溶解有机化合物的形式,到达深层水体。大多数有机物在到达海底之前就已被消耗,并经呼吸作用分解。越过季节性通气表层的那部分碳,可与大气隔离数年至数百年,甚至更久,具体取决于所在深度和环流状况。
碳输出与表层叶绿素含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比关系。大型硅藻可能在营养盐耗尽后下沉,或形成黏性聚集体,而含矿物质的颗粒有时会加快沉降速度。摄食者将小型细胞包裹进较大的粪粒中,使以微小浮游植物为主的群落也能间接促进碳输出。相反,一次大规模藻华产生的物质也可能在近表层被大量循环利用。聚集、破碎、微生物降解和浮游动物摄食,都会影响有多少物质能在下沉过程中留存下来。
具有钙化能力的浮游植物还增加了另一条途径。颗石藻通过以下简化反应沉淀碳酸钙:
钙化作用会降低碱度;在典型海水条件下,与不发生钙化的情况相比,它往往会提高二氧化碳含量。这有时被称为碳酸盐反向泵。光合作用对有机碳的固定与碳酸盐生成同时发生,因此两者的综合效应取决于各自的相对速率,以及后续的溶解或输出过程。碳酸钙和硅藻的硅质壳体还留下了丰富的沉积记录,可用于研究过去的海洋环境。
讨论氧气生产时,同样需要区分总量过程与长期收支。水生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占地球每年生物产氧量的很大一部分,但呼吸作用和分解作用又会消耗其中的大部分。大气中的氧气若要长期积累,就必须有一小部分还原态物质通过埋藏等方式逃过氧化。因此,不应将浮游植物每年的产氧量理解为大气氧库中等量的永久净增量。
浮游植物也影响硫及其他元素的循环。一些浮游植物会产生二甲基巯基丙酸内盐,微生物可将其转化为二甲基硫。含硫化合物进入大气后,会参与气溶胶化学过程,并可能影响云的形成,不过,由此产生的气候反馈的强度和方向取决于多种过程。固氮、营养盐吸收与再生会改变水团的化学组成。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这些生物转化过程与环流、沉积埋藏及风化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塑造海洋的碳储存及其与大气之间的碳交换。
有害藻华及其对水质的影响
藻华是指藻类或蓝细菌数量大量增加的现象,通常伴有肉眼可见的水色变化或叶绿素含量升高。大多数藻华本身并无毒性。有害藻华则以是否造成不利影响来界定,这些影响可能源于毒素、氧耗竭、物理损伤,或对人类用水的妨碍。俗称“赤潮”的说法并不严谨:有害藻华不一定呈红色,不一定与潮汐有关,也可能在水色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发生。
海洋中的实例展示了几种不同的致害机制。亚历山大藻属(Alexandrium)的某些物种会产生石房蛤毒素类物质,可引起麻痹性贝类中毒。伪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的某些硅藻会产生软骨藻酸,这种物质可在食物网中积累,并引起失忆性贝类中毒。墨西哥湾典型的短凯伦藻(Karenia brevis)会产生短裸甲藻毒素,可导致鱼类死亡、贝类污染,以及由海洋气溶胶引起的呼吸道刺激。毒素的产生因物种、株系和环境条件而异;仅凭某个具有潜在产毒能力的属出现在水体中,并不能确定毒素浓度或暴露风险。
淡水蓝细菌藻华可能含有微囊藻毒素、柱孢藻毒素或鱼腥藻毒素-a等蓝细菌毒素,具体取决于其中有哪些生物。具有浮力的群体和丝状体可能在风的作用下聚集于水面或岸边,导致同一湖泊内出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有些藻华还会产生土臭素和2-甲基异莰醇等致味、致臭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能影响饮用水处理以及人们对饮用水的接受程度,但不能根据它们的存在可靠地判断毒素浓度。
过量的营养物质输入会促进富营养化,增加高密度藻华及其后续氧耗竭发生的可能性。积累的生物量死亡后,细菌分解这些有机物会消耗溶解氧。水体分层可能阻碍大气中的氧补充到底层,从而促成底层水体的水体缺氧。这一机制在许多营养物质富集的河口和近岸海域中十分重要。即使不产生已知毒素,形成藻华的生物也可能损伤鱼鳃、产生浓稠黏液或堵塞过滤系统。因此,藻华的生态后果不仅取决于毒性,也取决于生物量、物理条件和群落组成。
监测工作综合运用物种鉴定、细胞计数、色素观测、毒素测定和环境数据。卫星影像可以定位大范围的水面异常,但通常无法确定藻华是否有毒。显微镜检查和分子检测用于鉴定生物,分析化学方法则用于测定水体或组织中的特定毒素。管理措施通常涉及营养物质来源、污水处理、流域过程和暴露控制。水体停留时间长、沉积物释放内源磷以及群落结构变化,都可能延缓水体对营养物质削减措施的响应;而在某个湖泊或河口有效的措施,也未必能直接用于另一个湖泊或河口。
观测、测量与研究史
19世纪,随着显微镜、浮游生物网的应用以及有组织的水域调查的开展,浮游植物的系统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维克托·亨森于1887年提出“浮游生物”一词,同时倡导对海洋中随水漂流的生物开展定量研究。早期的网具揭示了较为显眼的硅藻和甲藻,却难以充分采集小于网孔的细胞。此后,采水器采样、沉降法、电子显微镜和培养技术的应用,揭示了范围广得多的生物类群。人们认识到海洋中微微型浮游植物数量丰富,这极大地改变了对海洋生产量在不同粒级间分布情况的估计。
显微镜观察对于识别形态、测量细胞尺寸以及检出大型或特征鲜明的分类群,仍然不可或缺。然而,小细胞往往难以区分,固定处理也可能使脆弱的生物变形或遭到破坏。流式细胞术利用光散射和荧光测量单个颗粒,可以快速计数许多小型浮游植物类群。高效液相色谱色素分析有助于推断群落组成,但不同类群共有的色素以及生理状态的变化,限制了其分类鉴定的精度。DNA测序和环境DNA方法则揭示了遗传多样性,其中也包括难以培养或通过外观识别的生物。
生产力测量与丰度测量所回答的问题不同。1952年,E. 斯蒂曼·尼尔森引入了放射性碳法,通过测定培养期间生物对标记碳酸氢盐的摄取量,来衡量碳同化量。基于氧的方法、稳定同位素方法和可变荧光法则提供了互补信息。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假设和适用时间尺度。短时间培养的结果可能不同于完整的全天收支,将样品限制在容器内可能改变其所处条件,而测得的碳同化量也并不总能明确对应于总生产量或净生产量。
卫星海色观测能够反复覆盖大范围区域,因而彻底改变了这一研究领域。1978年发射的海岸带水色扫描仪验证了这种观测方法;1997年发射的海洋宽视场传感器(SeaWiFS)建立了一套重要的连续观测记录,随后投入使用的仪器还包括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和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组(VIIRS)。这些传感器测量离水光的光谱特征,再通过反演算法估算叶绿素等参数。大气校正至关重要,因为到达卫星的信号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大气,而非水体。
叶绿素是一项会随生理状态变化的指标,并非碳生物量或生产力的直接量度,因此会带来重要的不确定性。泥沙和有色溶解物使近岸水域的反演更加复杂,云层会遮挡观测,而且卫星主要只能观测光学上可探测的水体上层。自主浮标、滑翔机、锚系观测设备和科考船则能提供卫星无法获取的垂向及时间变化信息。生物地球化学剖面浮标测量荧光、光学后向散射、硝酸盐和氧等参数。将这些测量与实验和模型相结合,能够比任何单一观测方法得出更可靠的推断,尤其是在生物量、色素和生长速率的变化不一致时。
气候变化与环境响应
气候变化通过温度、水体分层、环流、海冰、光照和营养盐供应的变化影响浮游植物。在物种可耐受的温度范围内,升温可以加快其生理过程,但温度过高则会抑制生长。不同物种的最适温度和生理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因此,较温暖环境中的群落并不一定只是原有群落生长加快后的版本。摄食者、寄生生物和竞争者的变化,可能强化或抵消温度对浮游植物的直接影响。
海洋上层分层增强,往往会限制营养盐的垂直输送,从而可能降低原本就贫营养海域的生产力。在高纬度地区,海冰覆盖减少、无冰期延长,可以增加可利用的光照,但营养盐耗尽、混合过程改变以及摄食作用,可能限制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沿海地区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河流流量、上升流和局部地形。因此,预计全球海洋生产力的变化在地理分布上将并不均匀,不能将局部增加的情况推广至整个海洋。
海洋酸化会改变溶解无机碳的化学形态,并可能影响浮游植物的生理过程。二氧化碳增加或许能降低某些生物获取碳所需的能量,但这种益处取决于光照和营养盐条件。钙化物种面临碳酸盐化学环境的变化,不过,不同物种和株系在实验室及野外表现出的响应各有差异。在恒定条件下开展的单一物种实验,无法全面反映竞争、适应、食物网相互作用和环境波动的影响。
群落组成的变化可能与总生产力的变化同样重要。群落向较小细胞转变,可能改变营养盐的再循环,以及初级生产者与鱼类之间的摄食环节数量。浮游植物暴发时间的变化,可能改变食物供应与浮游动物或仔鱼摄食需求在时间上的吻合程度。升温和水文条件变化也可能有利于某些形成有害藻华的生物,尤其是在营养盐富集的水域,但温度与毒性之间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关系。物种引入、海岸改造和检测能力提升,也使观察到的增加趋势更难解释。
由于自然变异幅度较大,观测系统也在变化,长期趋势仍难以量化。卫星记录仅跨越数十年,而非数百年;历史样本的覆盖范围和采集分析方法也各不相同。叶绿素的变化趋势既可能反映生物量的变化,也可能反映色素含量的变化。因此,模型需要评估多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并尽可能利用独立观测资料进行检验。海洋施铁等拟议干预措施表明,将短期藻华转化为持久的二氧化碳移除并非易事:仅仅刺激表层浮游植物生长,并不能证明碳已在深海得到储存,而且还可能产生营养盐分布改变、氧气消耗及物种组成变化等额外后果。
淡水与沿海水域管理、培养及应用研究
浮游植物的监测数据广泛用于评估水域生态状况。叶绿素浓度、群落组成、水华发生频率和蓝细菌丰度,可以反映营养盐富集程度和水体透明度的变化。解读这些指标时,必须结合水深、混合、水体交换和季节等因素。对于天然营养丰富的浅水湖泊,不能采用与贫营养深水湖泊相同的标准来评价。同样,叶绿素浓度下降可能源于营养盐减少、摄食压力增加、水体交换增强,或悬浮泥沙造成的光照限制。
流域管理通过改变氮、磷的供应量及其输入时间来影响浮游植物。污水处理、农业养分管理和非点源污染控制可以减少外源负荷。水体的响应往往是非线性的,因为沉积物会储存和释放营养盐,食物网会发生变化,水力停留时间也会改变。在一些湖泊中,数十年营养盐富集所积累的磷,在外源输入下降后仍会继续支持初级生产。在河口,营养盐控制措施的效果可能与潮汐交换、盐度结构以及更广阔的近海水域输入相互作用。
浮游植物也可进行人工培养。育苗场培养微藻,作为双壳类幼体、轮虫及其他水产养殖用生物的饵料。常见培养类群包括硅藻、定鞭藻和小型绿藻,选择时主要考虑细胞大小和生化组成是否适宜。生产过程中需要控制光照、温度、营养盐供应、污染和采收等环节。一种藻类适合作为饵料,并不意味着它适合室外大规模生产,因为室外环境的波动和生物间的竞争可能改变产量与品质。
工业研究利用经过筛选的微藻和蓝细菌生产色素、油脂、蛋白质及其他化合物。海洋微藻是长链欧米伽-3脂肪酸的来源,而一些人工培养的生物则用于提供虾青素等类胡萝卜素。拟议中的生物燃料生产系统利用藻类快速的光合生长和脂质积累能力,但其实际效能并不只取决于细胞生产力。培养、泵送、营养盐供应、采收、干燥和加工均涉及物料与能源消耗。生命周期评价用于比较不同生产系统的这些投入与产出,而不是预先认定通过光合作用获得的原料天然就具有较低的环境影响。
实验室培养的浮游植物还可作为研究进化、资源竞争和环境变化的实验模型。连续培养可以控制营养盐供应和生长条件,而设置重复的选择实验能够追踪跨越许多世代的响应。从自然环境中分离获得的株系,可以揭示按物种归类时可能被掩盖的株系间差异。将这些结果推广到湖泊和海洋时,需要考虑湍流、与之相互作用的微生物、选择性摄食以及资源波动。因此,应用研究日益注重将培养实验与野外观测、遗传分析和生态系统尺度的测量相结合,而不再将单独培养的细胞生长视为水域生产过程的完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