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藻华(HAB)是指藻类或蓝藻大量增殖或聚集,对生态、健康或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现象。其危害可能来自毒素、氧气耗竭、动物组织损伤,或对栖息地和水务基础设施的物理性阻塞。有害藻华可发生于海洋、河口、湖泊、水库和河流,是藻华中具有危害性的一类;许多藻华本是自然发生、生产力旺盛的生态事件,并不会造成显著损害。
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一种影响,而非某一种生物过程,也不对应某个固定的生物浓度。有些有毒物种在数量相对较少时就会构成危险,而水体并不出现明显变色;另一些物种则只有在积累了极大的生物量后才会造成危害。因此,人们熟知的、用于称呼某些海洋藻华事件的“赤潮”,若被当作有害藻华的通用同义词,就会产生误导:有害藻华未必呈红色,也未必与潮汐有关,而且许多变色水体并无毒性。
要理解有害藻华,需要综合考察相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营养盐供应、水体环流、毒素化学以及人体暴露情况。营养盐污染和气候变化可能增加某些藻华发生的概率或加剧其危害,但每次事件都是由当地与区域条件以不同方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因此,在监测和管理中,需要分别辨明存在的生物种类、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维持其增殖或聚集的环境过程。
形成有害藻华的生物及藻华类型
形成有害藻华的生物在分类上十分多样。海洋中的许多致害种类属于甲藻,这类单细胞生物具有两根鞭毛,能在水中运动。重要的属包括亚历山大藻属(Alexandrium)、凯伦藻属(Karenia)、鳍藻属(Dinophysis)和玛格丽夫藻属(Margalefidinium)。它们在生物学特征上的差异很重要:有些主要依靠光合作用获取营养,另一些则兼行光合作用与捕食。这种灵活的营养方式,使某些物种能够利用仅靠溶解态营养物质不足以支持其生长的环境。
硅藻以硅质细胞壁为特征,其中既有对海洋生产力贡献巨大的种类,也有有害种类。拟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的某些成员能产生软骨藻酸,这种神经毒素可进入海产品和海洋食物网。另一些硅藻对鱼类的危害则源于其自身结构,而非某种已知对人体有害的毒素。例如,在藻细胞密度足够高的情况下,角毛藻属(Chaetoceros)某些物种带有倒刺的突起会损伤或刺激鱼鳃。甲藻以外的有害鞭毛藻还包括赤潮异弯藻(Heterosigma akashiwo)和角毛鞭藻属(Chattonella)的物种,它们均与鱼类死亡有关。
在淡水中,许多严重的有害藻华由蓝细菌引起。蓝细菌是一类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传统上称为蓝绿藻。常见的成华类群包括微囊藻属(Microcystis)、长孢藻属(Dolichospermum)、束丝藻属(Aphanizomenon)和浮丝藻属(Planktothrix)。一些蓝细菌具有气囊,可帮助调节浮力,使群体或丝状体停留在有利的水深,有时还会在水面形成浮渣。某些类群能够固定大气中的氮,但并非所有形成藻华的蓝细菌都具备这一能力。同一个已命名物种内,可能既有产毒株,也有不产毒株,因此仅凭显微镜鉴定无法确定毒素浓度。
并非所有有害的藻类增殖都来自自由悬浮的浮游植物。底栖藻华生长在沉积物、岩石、水生植被或其他表面上。与西加毒素有关的海洋冈比藻属(Gambierdiscus)和福冈藻属(Fukuyoa),通常生活在底栖基质上,而不会使水面出现明显变色。淡水中的蓝细菌藻席同样可使毒素在河床和湖岸一带富集。藻席脱落后,其中的有害物质可能被输送至远离原生长地的地方。
大型海藻也会形成有害聚集。包括石莼属(Ulva)在内的绿藻可形成密集藻毯,覆盖潮间带生境、妨碍水产养殖,并产生分解时会消耗氧气的有机物。漂浮的马尾藻属(Sargassum)属于褐藻,能为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外海生物群落提供栖息条件,但当异常大量的马尾藻被冲上岸并腐烂时,也会给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问题。这些例子说明,有害藻华的分类取决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及造成的后果,而不能仅以生物是否为微观生物或是否产生毒素来判断。
营养盐供给、水体运动与藻华发展
当种群增长和物理聚集超过摄食、死亡、沉降及输运造成的损失时,藻华便会形成。局地种群的简化收支平衡可表示为
其中, 为生物量, 为生长速率, 表示摄食损失, 表示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 为进入或离开该区域的净输运量。区分这些过程十分重要:即使局地细胞分裂并不特别迅速,水流也可能通过聚集细胞,使近岸藻华变得密集。
营养盐富集,即富营养化,是许多湖泊、水库、河口及受遮蔽近岸水域中藻华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携带肥料的径流、废水、畜禽粪污和大气沉降为水体提供氮和磷。它们的影响取决于化学形态、输入时间以及水体中已有的生物。不同物种利用铵、硝酸盐、尿素和溶解性有机营养物质的能力并不相同。营养盐比例能够改变物种间的竞争,但不存在一种通用的氮磷比,可以可靠预测有害物种是否会占据优势。
人们熟悉的淡水环境受磷限制、海洋环境受氮限制这一区分,只能作为一种总体趋势。营养限制可能随季节变化,而且生长可能同时受到不止一种营养元素的限制。硅的可利用性会影响硅藻与不形成硅质结构的生物之间的竞争。当可利用氮相对于磷较为匮乏时,某些固氮蓝藻会获得优势,但它们能否繁盛还取决于光照、温度、微量元素和摄食压力。固氮并不意味着所有淡水藻华都不依赖外源氮输入。
水体的物理结构往往决定了现有营养盐能否促成藻华。温暖且相对平静的天气可使水体形成热分层,将阳光照射的表层水与深层水分隔开来。具有浮力的蓝藻和能够垂直迁移的甲藻可能受益于这种稳定条件。相反,风力引起的混合可使表层聚集的藻类分散,或将细胞带到光照不足的深度。不过,强烈混合并不总是抑制藻华,它也可能从深层重新补充营养盐。近岸上升流同样会将富含营养盐的水带向表层,既可支持正常的生物生产,也可能促进有害物种生长。
水力停留时间,即水在湖泊、海湾或水库内停留的时长,也是一个关键控制因素。快速的水体冲换可能在细胞大量增殖前就将其带走,而长时间滞留则有利于细胞积聚。强降雨可带来营养盐和淡水,后者会增强近岸水体的分层,但极大的径流量也可能在初期将生物冲走。沉积物可通过释放先前储存的磷来维持藻华,尤其是在低氧条件下。这种内源负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源营养盐输入减少后,水质改善仍可能十分缓慢。
生态损害与食物网变化
有害藻华的生态影响并不局限于直接毒害。大量藻类生物量会减少水下光照,抑制沉水植物生长,并改变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可利用的生境。密集的漂浮藻毯会遮挡下方生物所需的光照,而搁浅的藻类物质则可能覆盖潮间带群落,使其窒息。具体后果取决于藻华持续的时间和发生地点:短暂的离岸藻华对生境的影响可能有限,而浅水潟湖中反复出现的藻类增殖,则可能改变有根植物与悬浮藻类之间的平衡。
耗氧是藻华造成损害的主要途径之一。藻类在光合作用中产生氧气,但也会进行呼吸;藻华中的生物死亡后,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也会消耗氧气。当耗氧量超过水体混合和与大气交换所补充的氧量时,就会出现水体缺氧;氧气完全耗尽的状态则称为无氧。如果能够到达适宜的水域,鱼类或许可以逃离,但无法移动的底栖动物尤其容易受到伤害。水体分层会阻碍表层氧气补充至底层水体,从而加剧这一问题。因此,藻华引起的缺氧胁迫既取决于有机物的供应,也取决于水体通过物理过程补充氧气的能力。
某些藻类会伤害鱼类,却不会引发人类中已知的同类中毒综合征。鳃损伤可能涉及活性氧、作用于细胞膜的化合物、黏液分泌,或与藻体结构的直接接触。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因生物而异,有些情况下尚无定论。高密度藻华对网箱养殖鱼类的危害可能尤其严重,因为这些鱼无法游离受影响的水域。藻华期间的鱼类死亡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鳃损伤、毒素暴露和溶解氧下降。
当贝类、浮游动物或小型鱼类摄食有害藻细胞时,毒素便可能沿食物网传递。摄食者即使没有表现出病症,也可能成为毒素的传递载体。滤食性贝类能够将毒素保留在组织中,因此,即便肉眼可见的藻华已经消散,捕食者和人类仍可能接触到毒素。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也可能因摄食受污染的猎物而中毒。不过,营养级间的传递不应一概称为生物放大:毒素浓度并不一定在每升高一个营养级时都随之增加,而且毒素的吸收、组织分布、代谢和排出情况,也会因化合物和生物种类而异。
藻华还会改变摄食藻类的动物、微生物和与藻类竞争的其他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些蓝藻营养价值较低,或因形成大型群体或丝状体而难以被某些浮游动物摄食。选择性摄食可能清除竞争者,却留下较难被摄食的藻华生物。另一方面,病毒、寄生生物以及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促使藻华衰退。这些过程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营养物质的再循环,但其结果并非对所有生物都有害:敏感物种减少的同时,善于利用这类环境变化的分解者和耐受性物种可能增多。
毒素与人体暴露
藻类毒素包括多类化学性质不同、生物作用靶点各异的物质。麻痹性贝类毒素包括石房蛤毒素及其相关化合物,会干扰正常神经信号传导所需的电压门控钠通道。海洋中产生这类毒素的藻类包括亚历山大藻属(Alexandrium)的若干物种、链状裸甲藻(Gymnodinium catenatum)和巴哈马膝沟藻(Pyrodinium bahamense)。这类毒素在贝类体内积累后,可引起麻痹性贝类中毒,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症状,严重时可发展为呼吸肌麻痹。仅凭产毒藻类的存在,并不能确定海产品中的毒素已达到危险剂量。
某些伪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物种产生的软骨藻酸作用于兴奋性谷氨酸受体,可引起记忆缺失性贝类中毒。其影响可包括胃肠道疾病、神经损伤和记忆障碍。大田软海绵酸及相关的鳍藻毒素尤其与鳍藻属(Dinophysis)和某些原甲藻属(Prorocentrum)物种有关,它们会抑制蛋白磷酸酶,引起腹泻性贝类中毒。短凯伦藻(Karenia brevis)产生的短裸甲藻毒素会改变钠通道活性,引起神经性贝类中毒。这些中毒综合征的区分依据是毒素的化学性质和临床效应,而非藻华的颜色。
食用含有雪卡毒素的鱼类会引起雪卡毒鱼类中毒。这类毒素最初由底栖甲藻产生,并在与珊瑚礁相关的食物网中转化和传递。与许多贝类中毒事件不同,雪卡毒鱼类中毒不一定与可辨识的藻华同时发生。其胃肠道和神经系统表现可包括温度感觉异常。常规烹调无法可靠地消除引起这些中毒综合征的主要海洋毒素,因此,海产品安全管控依靠监测和受监管的捕捞采收,而不能仅凭外观判断或依靠烹调处理。
淡水中的蓝细菌毒素包括微囊藻毒素、柱孢藻毒素、鱼腥藻毒素-a和石房蛤毒素。微囊藻毒素主要影响肝脏,并抑制蛋白磷酸酶;特定的转运过程会影响哪些组织能够摄取这类毒素。鱼腥藻毒素-a作用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可扰乱神经肌肉功能。毒素产量因菌株和环境条件而异,毒素浓度的变化也可能与蓝细菌总生物量的变化无关。有些化合物大部分保留在完整细胞内,直到细胞受损或裂解时才释放出来;另一些则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以溶解态存在。
暴露途径包括受污染的海产品、饮用水、娱乐活动中的意外摄入,以及特定情境下的吸入或皮肤接触。佛罗里达州发生短凯伦藻(K. brevis)藻华时,破碎的海浪可使短裸甲藻毒素形成气溶胶,引起呼吸道刺激。蓝细菌物质也可进入气溶胶,但这一途径的重要性因环境和化合物而异。家畜、宠物和野生动物接触岸边聚集的浮渣或底栖藻垫时,可能受到高水平暴露。这些不同的暴露途径将有害藻华监测与公共卫生、兽医调查和环境监测联系起来;单次细胞丰度测量无法全面反映所有这些途径的暴露情况。
历史认识与有记录的重大事件
早在人们能够鉴定致病生物及其化学物质之前,就已有关于水体变色和食用贝类后患病的记录。现代有害藻华科学是在显微观察、受控生物实验、分析化学和系统性海产品监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研究人员逐渐将肉眼可见的藻华现象与其毒性后果区分开来。特定毒素的鉴定,使人们即使在水体看似清澈时也能识别危险状况,并能区分鱼类死亡或人类患病的不同原因。
1987年发生了一起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来自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受污染贻贝引发了一次中毒事件,后来被命名为失忆性贝类中毒。调查发现,这种疾病与软骨藻酸以及一种当时被鉴定为多列羽纹菱形藻(Nitzschia pungens forma multiseries,现名为多列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multiseries)的硅藻有关。此次事件证实,硅藻也能产生一种对人类危害重大的海产品毒素,并推动了软骨藻酸监测的发展。它还表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针对其他贝类毒素的现有管控措施也能检出这种新发现的危害。
佛罗里达州反复发生海洋藻华的历史则呈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对墨西哥湾鱼类大量死亡事件开展调查后,如今称为短凯伦藻(Karenia brevis)的生物于1948年以短裸甲藻(Gymnodinium breve)之名得到正式描述。佛罗里达赤潮会影响渔业、沿海野生动物、旅游业以及海滩空气质量。2017—2019年的赤潮持续时间异常长,造成了大范围的动物死亡。这类事件表明,水体环流和暴露的地理分布十分重要:发生在近海的藻华,与被输送到海湾或聚集在人口密集海滩沿线的藻华,可能带来不同的风险。
大型淡水藻华事件使饮用水供应的脆弱性受到关注。2007年,中国太湖暴发严重蓝藻水华,成为无锡重大供水危机的诱因之一,水源水出现恶臭,正常供水受到干扰。2014年8月,与伊利湖西部有关的微囊藻毒素污染,促使有关部门向俄亥俄州托莱多供水服务区发布了临时饮用水警示。这两起事件的当地条件各不相同,但都凸显了富营养化水源水、藻华输移、水处理系统和及时向公众通报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
2015年东北太平洋藻华是一次地理范围广阔的海洋藻华事件。在海水异常温暖的时期,大规模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藻华及其产生的软骨藻酸影响了北美洲西海岸,扰乱了包括珍宝蟹捕捞在内的渔业活动。这起事件体现了广阔海岸线上物理海洋过程、物种组成、毒素产生以及海产品禁采措施之间的联系。比较此类事件时,只有明确所用的衡量指标才有意义:受影响面积、持续时间、毒素浓度、野生动物死亡情况和经济损失,分别衡量了严重程度的不同方面。
气候、地理分布与风险变化
温度会影响生长速率、竞争、水体分层,以及适宜藻华形成的季节持续时间。许多能在淡水中形成藻华的蓝藻在温暖条件下生长良好,但不同物种和品系对温度的响应并不相同。气候变暖可能延长其适宜生长的季节,或使其扩展到以往条件不太适宜的水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害生物都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持续受益:每种生物都有适宜的温度范围,超出这一范围,生长就会减缓;竞争者或摄食者的变化也可能改变最终结果。
与气候相关的降雨和水量平衡变化,可能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强风暴会使流域中的营养物质随水流迁移,并可能使富含营养物质的水流短时大量涌入湖泊和河口。干旱则可能减弱水体冲刷,延长水体停留时间,并使水中已有物质浓缩。在某些水体系统中,大量径流过后接着出现温暖、平静的天气,可能尤其有利于藻华形成。水库运行、河流调控和取水会改变这些影响,因此,当地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也是理解气候与藻华关系的重要因素。
海洋中的响应同样复杂。表层海水变暖可能加强水体分层,使能够垂直迁移或耐受低营养盐浓度的生物占据优势。风和上升流的变化会改变营养物质的供应,以及藻细胞向近岸或离岸方向的输送。海洋热浪可能重塑浮游生物群落,并促成异常的有害藻华事件,2015年东北太平洋就曾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要将某次藻华归因于气候变化,不能仅凭当时水温偏暖;还必须评估营养物质输入、海洋环流、生物相互作用和历史上的自然波动。
溶解态二氧化碳增加和海洋酸化可能影响生长和产毒,但不同生物的响应并不一致。一些实验室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促进生长或改变细胞内的毒素含量,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响应微弱,或结果相反。营养状况、光照、温度和实验持续时间都会影响这些结果。单个细胞毒素含量的变化也不同于环境中毒素总量的变化:后者不仅取决于细胞的化学特性,还取决于种群数量,以及毒素的释放、降解和输送。
许多地区的有害藻华报告数量有所增加,但解读全球趋势时,必须考虑观测投入的变化。水产养殖和沿海聚居区的扩张,以及分析能力和监测工作的提升,都可能使过去未被记录的事件得到发现。长期时间序列显示,在一些地方,某些有害类群的数量或其造成的影响有所增加,而其他地方则呈现稳定或下降的趋势。航运和贝类养殖种苗的转运可能携带具有活性的细胞或休眠阶段的生物体,但要证明某个种群是外来引入的,不能仅凭首次检出,还需要其他证据。因此,全球变化改变的是各地区交错分布、各不相同的风险格局,而不是使所有地区都沿着同一轨迹变化。
检测、测量与预报
有害藻华监测首先要区分三个相互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的量:生物丰度、毒素浓度和生物学影响。细胞数量较高可能意味着需要加密采样,但并不能证明毒素已经超标。反过来,水体中的细胞丰度下降后,毒素仍可能残留在贝类体内。因此,监测计划会综合采用水样采集、生物鉴定、化学检测,以及对野生动物异常或人类患病情况的观察。采样设计至关重要,因为水面浮沫、水下薄层和斑块状分布的近岸锋面,都可能使相距很近的地点出现很大差异。
光学显微镜仍是鉴定生物和估算丰度的重要工具。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等分子方法可以检测特定分类群或参与毒素合成的基因。环境DNA方法将检测对象扩展到从水体或其他环境样本中采集的遗传物质。这些方法也有局限:毒素生物合成基因的存在仅表明产毒潜力,并不代表当前存在的毒素含量;检测到的DNA也未必来自正在活跃生长的细胞。随着物种界限和名称不断修订,参考标本收藏和分类学专业知识仍不可或缺。
化学分析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毒素信息。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可以区分并定量测定许多单独的化合物,而免疫测定则为某些毒素类群提供了实用的筛查手段。不同测定方法在灵敏度、交叉反应性和毒素变体覆盖范围上各有差异。生物测定或基于受体的试验可以测量毒性活性的某些方面,但结果如何解读取决于所用方法和样品基质。水样、藻类材料、贝类组织及其他样品需要采用不同的前处理和质量控制程序;不同实验室或不同样品类型所得的结果不能直接通用。
卫星通过测量反射光来估算叶绿素含量,并检测与特定藻华相关的光学特征。它们对于追踪大范围的水面聚集现象和确定现场采样位置很有价值。云层、浑浊水体、浅水区水底的影响以及有限的空间分辨率,都可能妨碍结果判读,而且色素信号通常无法确定毒素浓度。浮标、自主航行器上搭载的仪器以及成像系统能够提供补充观测,包括卫星无法获取的水下测量数据。使用塞氏盘测得的水体透明度可以提供有用的背景信息,但并不是针对有害生物的特异性检测。
预报系统将观测结果与水体环流模型、气象预测和生物学关系相结合。有些系统预测现有藻华将向何处移动;另一些则根据营养盐负荷估算季节性藻华的严重程度,或根据环境条件估计短期发生概率。机器学习能够识别大型数据集中的规律,但其预测表现取决于训练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是否经过独立验证。罕见事件、物种组成的变化和气候条件的改变,都限制了简单外推的适用性。因此,业务化预报以特定条件下的风险来表述,其实用性取决于地点、预报提前量、不确定性,以及所支持的决策。
预防、应对与环境治理
长期预防通常着眼于控制维持过度生长的营养盐输入。控制措施可包括污水处理、施肥管理、畜禽粪便贮存、水土流失防治,以及拦截来自分散源的非点源污染径流。氮、磷削减应如何合理搭配,取决于受纳水体及其相连的下游系统。仅削减一种营养盐可能改变物种组成,却无法消除所有有害生长;而土壤和沉积物中积存的历史遗留营养盐,则可能使恢复延迟数年甚至更久。
流域尺度的措施将有害藻华管理与湿地、河岸带及生态恢复联系起来。在适宜条件下,湿地和河岸带能够截留营养盐或泥沙,但其成效随水文状况、负荷、季节和维护情况而变化。它们截留营养盐的能力并非没有上限。沉积物磷钝化、清淤、曝气或人工混合等湖泊干预措施针对的是特定机制,需要根据具体场地进行评估。在小型水库中有效的处理方法,在大型湖泊或开放的近岸海域可能并不切实可行。
直接抑制藻华还涉及其他权衡。杀藻剂可以减少藻细胞,却可能导致细胞内毒素释放,并影响非靶标生物。絮凝和黏土处理可通过促进聚集与沉降去除悬浮细胞;其效果取决于物种、水体化学性质、水流及施用方法。沉降物可能造成底栖生物暴露风险,或增加耗氧量。利用摄食生物、寄生生物、病毒或竞争性微生物进行生物防治,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受到作用特异性、环境变异以及潜在非预期生态影响的制约。
应急响应围绕暴露途径展开。水产品安全管理采用暂停采捕、组织检测,以及针对受监管毒素制定的恢复采捕标准。饮用水处理需区分完整细胞与溶解态毒素,因为处理工艺对两者的去除方式不同:过滤可去除细胞,而溶解态化合物可能需要采用经过适当设计的吸附或氧化工艺。娱乐用水管理则视情况采用监测、毒素测定和限制进入等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已就饮用水和娱乐用水中的蓝细菌及蓝细菌毒素制定指导文件,但各司法管辖区的实施情况和具有强制力的标准各不相同。
治理还需要统一定义,并开展跨行政边界的协调。藻华可能起源于流域的一处,在另一管辖区聚集,并影响销往其他地区的水产品。因此,渔业部门、供水单位、环境实验室和卫生主管部门监测的指标虽不相同,却彼此关联。经济评估必须将暂停采捕或鱼类死亡等直接损失,与处理成本、旅游业影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更广泛变化区分开来。在适应性管理框架下,随着环境条件和科学认识发生变化,人们利用营养盐负荷、藻华组成、毒素暴露及干预成效的记录来修订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