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生物是指按传统分类不属于动物、陆生植物和真菌的多种多样的真核生物。大多数原生生物是单细胞生物,但这一术语也涵盖群体生物,而且在许多分类体系中还包括多细胞海藻。常见的例子包括变形虫、纤毛虫、硅藻、甲藻和黏菌。与细菌和古菌不同,原生生物的细胞具有细胞核,以及真核生命特有的复杂内部结构。
“原生生物”是一个便于描述的实用术语,而非某个单一自然演化类群的名称。一些原生生物与动物、植物或真菌的亲缘关系,比它们与其他原生生物的亲缘关系更近。尽管如此,这一类别在生态学、教育和微生物真核生物研究中仍然很有用。原生生物占据了真核生物演化多样性的很大一部分,并在水生食物网、养分循环和全球碳交换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在细胞结构、营养方式、生活史以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丰富多样,因此也是研究复杂细胞起源及其功能潜力的重要对象。
概念的含义与发展
原生生物这一类别的出现,源于难以将微小生物纳入传统的动物与植物二分体系。能够主动运动的生物往往被视为动物,而含有绿色色素的生物则被归入植物。然而,这类标准不足以处理眼虫属(Euglena)等生物的归属:眼虫既能进行光合作用,也能借助鞭毛游动,还能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有机营养物质。在早期分类体系中,真菌、细菌及其他一些生物的地位也不稳定。因此,原生生物概念的历史既反映了人们对具体生物的新发现,也反映了分类学本身的变迁。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在17世纪70年代的观察揭示,水和其他材料中存在着丰富的微小生命。19世纪,显微技术的进步揭示了细胞结构和生殖过程,使简单的动植物二分法越来越难以维持。约翰·霍格于1860年提出原生生物界(Protoctista)。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原生生物界(Protista),将其作为与动物界、植物界并列的第三大类。这些早期类别包含了一些后来被划入生命演化树上截然不同分支的生物,其界限也与今天所用的并不相同。
罗伯特·惠特克于1969年发表的五界分类体系,将生物分为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一体系强调细胞组织形式与营养方式,并推动原生生物界成为教科书中广为人知的分类单元。后来的分类方案,包括林恩·马古利斯等人提出的方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 Protoctista,将多种多细胞藻类也纳入其中。这些体系是实用的分类框架,但其界的划分并不总能反映共同祖先关系。尤其是,将大多数单细胞真核生物归为一类,掩盖了它们之间古老的演化分歧。
现代系统发育学主要依据演化关系对生物进行分类,而这些关系是结合分子序列、细胞特征及发育证据推断得出的。按照这一方法,原生生物并不构成一个演化支:所有原生生物的最近共同祖先,也是动物、陆生植物和真菌的祖先。如果将原生生物理解为排除上述类群后剩余的真核生物,那么它们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并系类群。日常用法则不那么严格,有时将“原生生物”限定为微生物,有时也将大型藻类包括在内。
使用相关术语时也需要同样谨慎。“原生动物”传统上指类似动物、通常以异养方式生活的原生生物,但这一名称并不对应一个获得普遍认可的演化类群。“藻类”指来自多个不同谱系的光合生物,而非单一的分类单元。这两个术语都不能简单地与“原生生物”互换。在当代研究中,当需要准确表述演化关系时,研究者通常会指明具体谱系,例如纤毛虫或硅藻;而在宽泛的生态学讨论或比较研究中,则仍使用“原生生物”一词。
在真核生物演化树上的分布
分子分类研究已将原生生物分别归入真核生物演化树的大多数主要分支。“超类群”并没有一份公认且固定不变的名单:某些亲缘关系已有充分证据支持,但最深层的分支顺序以及若干小型谱系的分类位置仍在研究之中。如今的分析越来越多地综合数百个基因,而不再依赖单一标记。这些研究表明,外表相似的生物可能亲缘关系很远,而外貌迥异的生物却可能拥有从共同祖先继承而来的独特细胞机制。
SAR 是其中一个主要类群,其名称来自不等鞭毛类、囊泡虫类和根足类这三个类群的名称。不等鞭毛类包括硅藻、褐藻和卵菌,以及许多无色的微型捕食者。其中许多生物在生活史的某个阶段具有带特征性毛状结构的鞭毛。囊泡虫类包括纤毛虫、甲藻和顶复门生物;它们的共同祖源与细胞表面下方的膜囊有关,不过这些结构在不同成员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根足类包括有孔虫、放射虫和丝足虫类,其中许多生物会伸出纤细或分枝的伪足。范围更广的分析常将 SAR 与端丝虫类归入一个称为 TSAR 的类群。
古质体生物包括红藻、灰胞藻和绿色植物。绿藻通常被视为原生生物,而陆生植物一般被排除在外,尽管陆生植物起源于更广义的绿色植物谱系内部。因此,传统广义上的“绿藻”并不包含其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褐藻虽然外形像植物,有时体型还十分庞大,却属于不等鞭毛类,而非古质体生物。它们与陆生植物的相似之处,反映的是各自独立演化出的多细胞形态和光合生活方式,而不是二者同属一个分支、亲缘关系密切。
变形虫门包括许多具有宽阔叶状伪足的变形虫,以及若干统称为黏菌的类群。后鞭毛生物包括动物和真菌,以及领鞭毛虫、核形虫和丝足小体类等微生物近亲。领鞭毛虫对于理解动物的起源尤其重要。其他主要的原生生物谱系包括含有眼虫和动基体类的盘嵴类,以及包含若干厌氧或适应低氧环境生物的后滴类。过去称为“挖掘类”的类群,在现代分析中并不能稳定地被识别为一个单系群。
定鞭藻类、隐藻类以及其他若干较少为人熟知的微生物类群等分支,使这棵演化树比一份简短的超类群名单所呈现的更加复杂。新近得到研究和描述的生物,可能会显著改变人们对真核生物早期演化的理解。分类结果尤其容易受到取样不完整、序列快速演化以及分析模型选择的影响。因此,“变形虫”“鞭毛虫”或“藻类”这样的名称,往往更能可靠地传达形态或生活方式,而非祖源关系。
细胞组织、运动与大小
原生生物展示了单个细胞内部的结构特化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单细胞生物必须在不依赖不同组织分工的情况下获取营养、调节内部化学环境、感知环境变化、移动或维持位置,并完成繁殖。其细胞核容纳了大部分遗传物质,而由膜包围的区室则使消化、分泌、能量代谢等功能得以有序进行。这些结构的排列方式和特化形式在不同演化支系之间差异极大。
细胞骨架维持细胞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并支持多种运动方式。变形虫样细胞通过肌动蛋白丝、黏附作用和细胞质流动的协调变化伸出伪足。纤毛和真核生物的鞭毛以微管为骨架,通常依靠马达蛋白的作用产生运动。许多能运动的类型都具有常见的结构,即外围九组微管二联体围绕中央的一对微管排列,但也存在特化的例外。纤毛虫具有大量按一定模式排列的纤毛,可用于游泳、附着,或将食物输送至摄食区域。一些顶复门生物则利用与细胞表面相联系的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系统进行滑行。
细胞的外被从柔韧的膜到精巧复杂的矿物质结构,不一而足。眼虫类具有表膜,其中的蛋白质条带使其能够发生特有的形态变化。许多甲藻具有含纤维素的甲板,但另一些则没有厚重的甲壳。硅藻形成称为硅质壳的二氧化硅细胞壁,通常由相互套合的两部分组成,其孔隙和纹饰的排列因物种而异。有孔虫常形成由碳酸钙构成的分室壳体,或将收集到的颗粒拼合成壳。这些外被影响生物体的防护、浮力、摄食,以及其在沉积物中的保存。
渗透调节对淡水物种尤为重要,因为其细胞质中的溶解物质浓度通常高于周围水体。因此,水会通过渗透作用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伸缩泡系统收集多余的水,并定期将其排出,有助于防止细胞体积增大到造成损伤的程度。食物泡的功能则有所不同:摄入的物质被包裹起来,随后与含有酶的酸性区室相互作用,完成消化。在草履虫属(Paramecium)等生物中,摄食结构的分布和液泡的运输都遵循高度有序的空间模式。
原生生物的大小跨越数个数量级。一些海洋光合真核生物,包括微球藻属(Ostreococcus),直径约为一微米,而大型变形虫和纤毛虫则可能无需放大就能看见。一些有孔虫可长到厘米级。大型多核细胞或连续的细胞质也可以形成,而不分隔为通常的多细胞组织:绒泡菌属(Physarum)的原质团和绿藻蕨藻属(Caulerpa)的藻体,展示了这种组织方式的不同形式。另一个极端是褐藻中的海带类,它们形成复杂的多细胞藻体,长度可达数米乃至更长。这些例子说明,既不能用显微尺度的大小,也不能用单细胞性来界定所有原生生物。
营养方式与代谢多样性
原生生物的营养方式通常分为光合作用、摄取颗粒和吸收溶解物质,但许多生物会兼用这些方式。光合种类利用叶绿体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将无机碳固定到有机化合物中。不同谱系的色素和捕光系统有所差异。绿藻通常含有叶绿素 和 ,而硅藻及许多其他藻类则利用叶绿素 和 ,并具有岩藻黄素等辅助色素。这些差异会影响它们吸收的光波长,也使它们呈现出各自特有的颜色。
异养原生生物常通过吞噬作用获取食物,将细菌、其他原生生物或有机颗粒包裹在由膜围成的囊泡内。摄食方式包括以宽大的伪足包吞、通过一圈微绒毛构成的领部捕获食物,或借助纤毛产生的水流将食物送入专门的胞口。捕食性原生生物也可能刺穿猎物并吸取细胞内容物,而非吞下整个生物体。消化过程释放出的氨基酸、糖类、脂质及其他化合物,可用于构建生物体物质,也可经氧化提供能量。溶解性有机物也能通过细胞表面被吸收,这在寄生和类真菌谱系中尤为常见。
混合营养兼具光能营养和异养营养。某些甲藻及其他浮游原生生物既保有自身的叶绿体,也捕食猎物。在某些物种中,即使光合作用提供了大部分碳,摄食仍能补充氮、磷等限制性营养元素。另一些生物会保留从食物中获取的叶绿体,这一过程称为盗食质体。纤毛虫赤潮中缢虫(Mesodinium rubrum)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利用从隐藻猎物中获取的细胞组分,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后天获得性光合系统。这类生存方式模糊了初级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传统界限。
大多数常见原生生物通过涉及线粒体的代谢途径获取其可利用能量的很大一部分,但低氧生境促使线粒体功能发生了广泛改变。毛滴虫属(Trichomonas)等生物中的氢化酶体参与厌氧能量代谢,并产生氢气。贾第鞭毛虫属(Giardia)及其他若干谱系中存在的线粒体残体,是与线粒体同源且高度简化的细胞器,仍保留某些特定的生化功能,但不能通过常规的氧化磷酸化产生 ATP。这些细胞器体现的是演化过程中的改造,而非原始无线粒体状态的延续。
营养能力也可能随生活史阶段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光照、猎物的可获得性以及溶解性营养物的浓度,都会影响许多混合营养生物在光合作用与摄食之间的平衡。因此,将每一种原生生物永久归为“生产者”“消费者”或“分解者”,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其生态作用。代谢特征也必须针对具体生物加以确定,而不能仅凭色素或形态推断:无色物种可能源自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祖先,而绿色细胞也可能高度依赖捕获的猎物。
生殖、生活史与物种界限
无性生殖在原生生物中十分普遍,但形式多样。在二分裂过程中,一个细胞的遗传物质先完成复制和分离,随后细胞分裂为两个子细胞。另一些生物通过出芽或多分裂繁殖;在多分裂过程中,细胞核先反复分裂,随后产生众多子代。硅藻通常在坚硬的硅质壳内分裂,每个子细胞保留母细胞壳壁的一部分,并构建新的部分。在许多物种中,这一过程会使细胞的平均大小随着连续分裂而逐渐减小,直到进入恢复细胞大小的阶段。
有性过程也十分普遍,尽管它们可能并不频繁,可能由环境因素诱发,也可能难以观察。减数分裂使染色体数目减半,并促成遗传重组,而相容细胞或细胞核的融合则使细胞恢复相应的倍性状态。生活史可以以单倍体阶段为主,也可以以二倍体阶段为主,还可能同时包含这两种倍性的多细胞阶段。一些藻类的单倍体世代与二倍体世代交替出现,且两者的外形差异显著。因此,原生生物的有性生殖并非一种统一的事件,而是多样发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纤毛虫的细胞核组成尤为独特,通常称为核二型性。一个细胞内含有生殖系的小核和体细胞性的大核,两者功能不同。接合时,相容的细胞配对,交换由小核产生的单倍体核产物;随后的细胞核重组过程形成新的小核和大核。大核承担大量日常基因表达活动,其中可能含有经过加工的 DNA 序列的众多拷贝。接合本身并不立即增加细胞数量,这体现了有性的遗传交换与个体数量增殖之间的区别。
许多原生生物会形成具有抗逆性的包囊或休眠阶段。包囊形成过程可能包括代谢活动降低、细胞结构改变以及分泌保护性囊壁。这些阶段有助于生物抵御干燥、寒冷、饥饿或其他不利条件,也可能有助于扩散。寄生生物的包囊则可能转而充当宿主之间的传播阶段,或在发挥上述作用的同时承担传播功能。这些情况不应混为一谈:并非所有休眠阶段都具有感染性,也并非所有寄生生物都会形成能耐受外界环境的包囊。生活史复杂的寄生生物可能在不同宿主、细胞类型和生殖方式之间交替转换。
黏菌的发育过程表明,单细胞生命与多细胞生命之间的简单划分可能难以成立。在盘基网柄菌属(Dictyostelium)中,原本各自独立摄食的变形虫会在食物匮乏时聚集,形成协调运作的结构,最终产生含有孢子和支持细胞的子实体。绒泡菌属(Physarum)等变形体黏菌则形成多核的摄食团块。这些不同的生活史并不能归结为一种适用于所有黏菌的共同模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物种概念很难统一应用于原生生物:形态相似的生物可能属于遗传上不同的谱系,而交配行为、序列差异、生态特征和生活史信息则各自能够揭示生物学界限的不同侧面。
演化起源与化石记录
原生生物的多样性保留了真核细胞早期演化的证据。比较生物学研究表明,现生真核生物的最近共同祖先已经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包括细胞核、分化的膜系统、细胞骨架,以及线粒体或其祖先形式。许多曾被视为原始简单性的特征,如今已被认为是后来简化的结果。因此,现代原生生物既不是保持原貌的祖先生物,也不是通往动物和植物的阶梯上的中间阶段;每个谱系都有其自身漫长的演化历史。
内共生学说解释了线粒体和质体的细菌起源。线粒体起源于一种α-变形菌内共生体,而古质体生物的初生质体则起源于一种蓝细菌内共生体。在这些共生伙伴整合的过程中,许多基因丢失或转移到了宿主细胞核中。由此形成的细胞器逐渐依赖于在细胞其他部位合成、再经专门机制输入的蛋白质。它们的基因组只保留了祖先全部遗传信息的一部分。
此后,光合作用通过进一步的内共生事件在真核生物的不同谱系间传播。在次生内共生中,真核生物获得的是一个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真核细胞,而不是直接获得蓝细菌。复杂质体通常保留着三层或四层包膜,反映出这一演化历史的某些方面。隐藻和绿蛛藻保留着核形体,即被吞噬藻类的细胞核简化后留下的残余。某些类群中质体获取、替换和丢失的确切先后次序仍存在争议。变形虫 Paulinella chromatophora 独立获取蓝细菌的事件,则提供了另一个独立演化的实例,展示了光合结构如何整合到宿主体内。
在古生物学中,原生生物的化石记录并不均衡,因为柔软的细胞远比坚固的细胞壁、包囊或矿物质骨骼更难保存。距今约16亿年的岩石中发现了一些微体化石,根据其大小和壁的复杂程度,被解释为真核生物,但其中许多化石的亲缘归属仍不明确。距今约10.5亿年的红藻化石 Bangiomorpha,为早期光合谱系中已存在具有细胞分化的多细胞结构提供了证据。对化石的解释需要综合形态、地质背景以及与现生生物的比较,而不能仅凭大小作出判断。
较年轻的沉积物中含有丰富的硅藻、有孔虫、颗石、放射虫和甲藻包囊。它们的分布变化有助于重建古环境,并对不同地区的地层进行对比。有孔虫壳体保存着包括氧同位素比值在内的化学信号,可用于重建过去的海洋状况和冰量。对这些记录必须谨慎解读,因为温度、海水成分、生境和后期蚀变都可能影响壳体的化学组成。因此,原生生物化石将生物演化与海洋、气候及沉积岩的历史联系起来。
在水体和土壤中的生态作用
原生生物几乎遍布所有水分足以维持细胞活动的环境,包括海洋、湖泊、河流、土壤、沉积物、积雪以及其他生物的体内。许多原生生物以浮游生物的形式随水流漂移,另一些则附着在物体表面,或在沉积物和土壤孔隙中移动。局部群落的组成受到光照、温度、盐度、氧气、养分供应,以及与捕食者、猎物、宿主和病毒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当环境暂时不允许活跃生长时,休眠阶段可使种群得以延续。
光合原生生物是浮游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贡献很大。硅藻常在光照和养分条件同时适宜的地方大量繁殖,温带和极地水域的季节性藻华便是例子。小型鞭毛生物在贫营养海区可能十分重要,而颗石藻形成的碳酸钙片则会影响海洋化学过程和沉积物的形成。这些类群都发挥初级生产者的作用,但在养分需求、细胞覆盖结构、下沉行为以及受摄食的易感程度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它们的生态效应取决于群落组成,而不仅仅是总丰度。
异养原生生物在微型生物环中起着核心作用。细菌利用许多较大型动物无法直接利用的溶解有机质。鞭毛生物和纤毛虫摄食这些细菌,将其部分生物量传递给体型更大的浮游消费者。摄食过程还会释放铵盐和磷酸盐等养分,使其重新供微生物生长利用。在土壤中,类似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调节细菌种群,并影响植物根系周围养分的有效性。原生生物的摄食往往具有选择性,因此它们不仅能减少微生物群落的总量,还能改变其组成。
原生生物也参与生物碳泵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海洋表层附近固定的碳被输送至更深的水层。浮游植物细胞、聚集体,以及经摄食者重新包装的物质,都可能沉降到透光层以下。这些物质大部分在下沉过程中被分解,其余部分则可能留在深层水体中或进入沉积物。硅质细胞壁和碳酸钙结构能够影响颗粒的性质,但碳的向深层输出取决于众多过程的相互作用。碳固定、下沉和长期储存是不同的量,不能混为一谈。
种群数量增加可形成肉眼可见的藻华,其中一些无害,另一些则有害。有害藻华可能通过产生毒素、分解过程中消耗氧气、物理作用,或这些过程的共同作用,损害生态系统。亚历山大藻属(Alexandrium)等甲藻类群中包含产毒物种,而一些拟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硅藻会产生软骨藻酸。并非所有藻华都有毒,有害物种也不一定会使水体明显变色。营养富集、水柱稳定性、水体环流和物种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在藻华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因此,仅凭单一环境因素作出的简单解释并不充分。
共生、寄生与疾病
原生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既有互利共生,也有寄生。共生甲藻科中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甲藻生活在许多造礁珊瑚体内,将光合作用产生的化合物输送给宿主,并从中获取营养和受到保护的栖息环境。高温及其他胁迫可能破坏这种关系,导致藻细胞或色素流失,这一现象称为珊瑚白化。白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珊瑚立即死亡,但这种关系若长期受损,就可能影响珊瑚的存活与生长。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中也存在类似的共生关系。
原生生物也参与动物宿主的消化过程。在许多低等白蚁中,生活在后肠内的具鞭毛原生生物参与分解木材来源的物质,而且往往与细菌和古菌保持密切联系。这些群落将分布在多个共生伙伴中的酶和代谢途径结合起来。类似地,瘤胃纤毛虫会影响某些草食性哺乳动物体内的发酵过程和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不过其作用因具体情况而异,也并非对所有宿主都不可或缺。这些例子说明,共生最好被理解为一组具体的生理关系,而不是一种一概有益的状态。
只有相对少数的原生生物会引起严重的人类疾病。疟疾由疟原虫属(Plasmodium)物种感染引起,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Anopheles)传播。这种寄生虫在蚊和人体内经历不同的发育阶段,包括在肝细胞和红细胞内增殖。布氏锥虫(Trypanosoma brucei)引起人类非洲锥虫病,克氏锥虫(Trypanosoma cruzi)引起查加斯病。利什曼原虫属(Leishmania)物种由受感染的白蛉传播,可引起多种类型的利什曼病。这些寄生虫分属不同的演化谱系,在传播、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以及持续感染的机制上各不相同。
另一些原生生物与肠道感染、泌尿生殖道感染或机会性感染有关。十二指肠贾第虫(Giardia duodenalis)可在小肠内定殖;溶组织内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可侵入肠道组织,并在部分感染病例中扩散至其他器官;隐孢子虫属(Cryptosporidium)物种则感染肠上皮细胞。阴道毛滴虫(Trichomonas vaginalis)可引起滴虫病。某些自由生活的阿米巴,包括棘阿米巴属(Acanthamoeba)物种,也可在特定情况下致病。这些例子并不足以将原生生物整体视为病原体:大多数已知谱系营自由生活,或与其他生物形成不会引起已知人类疾病的关系。
原生生物病原体也会影响农作物、家畜和野生生物。卵菌在丝状生长和吸收式营养方面与真菌相似,但属于不等鞭毛类。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是马铃薯晚疫病的病原体,在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所涉及的作物歉收中,是关键的生物学因素。艾美耳球虫属(Eimeria)等顶复门生物可引起家畜和家禽的球虫病。要理解这些生物,必须依据它们实际的演化和细胞特征,因为外形类似真菌或同样营寄生生活,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代谢方式,或对防治措施具有相同的敏感性。
研究方法、模式生物与应用
显微观察仍是原生生物研究的基础,因为细胞形态、运动、摄食、细胞器以及生活史中的阶段转换,往往能提供关键的生物学信息。光学显微镜可用于观察活细胞的行为,荧光技术则可用于识别特定分子或结构。电子显微镜能够分辨鞭毛构造、细胞覆盖层和细胞器膜等细节。培养使研究者能够开展条件受控的实验,但许多物种依赖特定的猎物、宿主、化学条件或微生物伙伴,因此难以维持培养。由此,培养物保藏库只能代表环境多样性的一部分。
分子方法大幅拓展了可检测到的原生生物范围。小亚基核糖体RNA基因,尤其是真核生物的18S标记,被广泛用于鉴定演化支系和重建亲缘关系。环境元条形码技术利用扩增的标记序列调查混合群落,而宏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方法则提供有关基因及其活动的互补信息。每种方法都存在偏差。引物错配可能使某些支系无法被检出,基因拷贝数的差异会导致丰度估计失真,而检测到的DNA也可能来自不活跃的细胞或由其他地方迁入的物质。因此,序列计数并不必然等同于细胞数量,也不能直接反映生态重要性。
一些原生生物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模式生物。莱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被用于研究光合作用、鞭毛组装、运动和细胞调控。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thermophila)和草履虫属(Paramecium)的研究揭示了纤毛功能、细胞核组织结构及基因组重排的机制。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被用于研究细胞运动、信号传导、发育以及合作行为的演化。对四膜虫属(Tetrahymena)端粒和端粒酶的研究,推动了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的相关发现,三人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光合原生生物和海藻也有多种应用。红藻提供琼脂和卡拉胶,褐藻则提供用于增稠、稳定和形成凝胶的藻酸盐。人工培养的微藻可为一些水产养殖系统提供饵料,也可用于生产色素、油脂和其他生化产品。硅藻的硅质结构因其精巧且受生物过程调控的构造而受到材料研究领域的关注。这些系统的实际应用表现取决于培养、收获、产品一致性和加工过程,而不只是生物体能否合成某种有用的化合物。
若干核心研究问题仍未解决。环境测序揭示了许多支系,但对它们的直接观察很少,或尚未建立稳定的培养物,因此其营养方式和生活史仍不明确。深层演化关系的推断仍易受采样和分析假设的影响。生态学家也在努力厘清混合营养、寄生和捕食在不同生境的营养物质循环中各自的贡献。只有将序列数据与直接观察、定量实验和长期环境监测相结合,才能把生物的名称与其实际的生态作用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