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动物是一个传统统称,指大多为单细胞、从其他生物或有机物中获取营养,并且常在生活史的某些阶段能够主动运动的真核生物。常见的例子包括变形虫、草履虫(Paramecium)等纤毛虫,以及引起疟疾的疟原虫(Plasmodium)等寄生生物。原生动物在历史上曾被归为微小的动物,如今则被认为分属于多个亲缘关系相距甚远的演化支系。因此,“原生动物”这一名称在生态学、教学和医学寄生虫学中仍然有用,但在现代分类体系中,它并不代表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单一类群。
原生动物广泛存在于海水、淡水、土壤、沉积物以及其他生物体内。它们通过自身活动,将微生物生产与更大范围的食物网联系起来,调节细菌种群,并释放可供植物和微生物利用的营养物质。有些原生动物与宿主建立互利共生关系,另一些则会引起重大疾病。它们精细复杂的细胞结构、多样的生殖周期,以及某些类群绵延久远的化石记录,也使其成为细胞生物学、演化研究和古环境重建的重要研究对象。
历史含义与分类的变迁
原生动物(Protozoa)一名源自希腊语,意为“最初的动物”。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戈尔德富斯于1818年提出这一名称,当时所涵盖的生物范围远比今天通常所称的原生动物广泛。19世纪,显微镜的改进使人们发现,许多常见的微小生物仅由一个细胞构成,并非具有多细胞器官的微型动物。“原生动物”逐渐成为这些具有动物样特征的单细胞生物的称呼。人们认为它们具有动物属性,主要依据是它们能够运动和摄取食物,这与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营养的方式形成对比。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在17世纪70年代的观察就已证实,水中存在多种微小的“微动物”。后来的研究者区分出了纤毛虫和变形虫等可辨识的类型,并描述了与运动、摄食和繁殖有关的结构。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埃伦贝格在19世纪开展的研究影响深远,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微小生物的认识,尽管他的某些解释将细胞内结构视为动物器官的对应物。细胞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更恰当的理解框架:一个原生动物细胞就能完成多细胞生物中由多种特化细胞分工承担的功能。
传统分类主要根据运动方式和生活史划分原生动物。肉足类(Sarcodina)包括利用伪足运动的变形虫型生物;鞭毛类(Mastigophora或Flagellata)包括鞭毛虫;纤毛类(Ciliophora)包括纤毛虫;孢子虫类(Sporozoa)则包括许多具有复杂繁殖周期的寄生生物。这些类别便于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鉴定,但其中若干类别将亲缘关系并不密切的生物归在了一起。在真核生物演化树的不同分支中,相似的运动方式曾独立演化出来,而亲缘关系密切的生物在外形上却可能差异显著。
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设立原生生物界,为将所有生物非归入动物即归入植物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此后的不同分类体系曾将原生动物视为门、亚界、界或非正式类群。分子层面的比较,尤其是对核糖体RNA以及后来对众多基因和蛋白质的比较,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原生动物分散于真核生物的众多分支中。因此,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单系群,即由一个祖先及其全部后代组成的类群。
如今,这一名称的用法因语境而异。在医学寄生虫学中,“寄生性原生动物”这一称呼便于将单细胞真核病原体与寄生蠕虫及节肢动物区分开来。在生态学中,“原生动物”通常指摄食细菌或其他微小生物的异养原生生物。一些正式分类体系仍保留名为Protozoa的分类单元,并明确限定其所包含的成员,但这不应被误解为学界已形成共识,认为所有传统上称作原生动物的生物都属于同一个自然演化谱系。
演化多样性与主要谱系
现代分类将原生动物分别归入真核生物的几个主要分支。研究者利用细胞特征、生活史和分子序列数据重建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无论是变形运动、鞭毛、不进行光合作用,还是寄生生活,都不能单独作为识别所有原生动物的特有依据。此外,一些谱系同时包含能进行光合作用和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使原生动物与藻类之间的传统界限尤其难以维持。
变形虫类包括许多常见的阿米巴,它们具有宽大或叶状的伪足。例如,变形虫属(Amoeba)、肠道寄生的内阿米巴属(Entamoeba),以及具有群体生活习性的盘基网柄菌属(Dictyostelium)。变形虫式的形态并不限于这一谱系,其他一些被称为阿米巴的生物属于别的类群。因此,“阿米巴”描述的是一种细胞形态与组织方式,而非一个囊括所有此类生物的单一演化类群。群居阿米巴也说明,将原生动物定义为始终独立生活的单细胞生物存在局限,因为它们的单个细胞可以在发育过程中聚集,形成有组织的多细胞结构。
囊泡虫类包括纤毛虫、顶复生物和甲藻等类群。其名称源于细胞表面下方扁平的膜包被囊室,不过在某些成员中,这些结构已发生改变或难以辨认。纤毛虫包括草履虫属(Paramecium)、四膜虫属(Tetrahymena)和喇叭虫属(Stentor)。顶复生物包括疟原虫属(Plasmodium)、弓形虫属(Toxoplasma)和隐孢子虫属(Cryptosporidium),大多为寄生生物,具有与宿主密切相关的特化生活史。甲藻既有光合自养种类,也有异养和混合营养种类。它们的多样性表明,将原生生物简单划分为植物型和动物型,会对演化关系造成误导。
根足类包含许多具有纤细、分支或相互连通伪足的生物。重要的例子包括有孔虫、放射虫和众多丝足虫类。有些会构建矿物质骨骼或分室的壳体,另一些则是生活在土壤或水中、不起眼的裸露细胞。另一个主要类群是盘嵴类(Discoba),包括眼虫类和异叶足类。眼虫类既涵盖常见的眼虫,也包含锥虫属(Trypanosoma)和利什曼原虫属(Leishmania)等动基体类生物。异叶足类包括耐格里属(Naegleria),其成员可在变形虫型与鞭毛型之间转换。
后滴虫类包括贾第虫属(Giardia)和毛滴虫属(Trichomonas),这些生物适应低氧或无氧环境。它们具有简化的线粒体相关细胞器,这一特征一度被视为证据,表明它们在线粒体演化出现之前就已分化。然而,分子和细胞层面的证据表明,这些细胞器实际上是由线粒体经过次生改变而来。这一认识的修正体现了演化解释中更广泛的转变:看似简单的细胞未必原始。原生动物的许多特征反映的是特化、简化或反复适应,而不是对最早期真核生物状态的保留。一些真核生物主要分支之间的深层亲缘关系仍在研究之中,因此高阶分类单元的名称与界限也在不断变化。
细胞结构、运动与感知行为
原生动物的一个细胞便能在自身边界内完成整个生物体的各项功能。常见的自由生活类型大多只有几微米至数百微米,但其总体大小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一些大型纤毛虫的尺寸接近毫米级,某些有孔虫则大得多。因此,不能仅凭大小来界定原生动物。它们的细胞结构包括一个或多个细胞核、内部膜系统、细胞骨架,以及专门负责消化、分泌、储存或水分平衡的区室。
细胞膜可以十分柔韧,使细胞能够迅速改变形状,也可以由结构更复杂的皮层或表膜支撑。变形虫通过肌动蛋白丝的协调重塑、与马达蛋白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表面的附着来伸出伪足。这些临时突起既用于运动,也用于捕获食物。有些伪足宽而钝,有些则纤细、呈放射状或彼此相连。有孔虫的伪足网络能够沿多个方向运输颗粒和细胞器,并帮助收集壳周围的食物。
纤毛和鞭毛是由微管支撑、外覆细胞膜的突起。在常见的运动型结构中,九组外围微管二联体环绕着中央的一对微管。动力蛋白产生滑动力,进而转化为弯曲运动。大量短纤毛能够以协调的波状节律摆动,推动纤毛虫前进,或将水流导向摄食器。鞭毛通常数量较少、长度较长,但这种区别并非绝对。细胞的游动方式取决于这些结构的位置和摆动方式,也取决于细胞的形状。
原生动物的运动方式,比旧有的变形虫、鞭毛虫和纤毛虫三分法所呈现的更加多样。许多顶复门生物在某些生活史阶段,没有明显的外部运动附属结构,却能在表面滑行或进入宿主细胞。在几种研究较充分的类型中,这种运动涉及与表面黏附蛋白相连、协同运作的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系统。一些生物在生活史中会交替采用不同的运动方式。环境信号可以改变游动速度、转向频率、附着行为,或影响运动型与非运动型之间的转变。
感知反应并不需要神经系统。在草履虫属(Paramecium)中,表面受到刺激可改变细胞膜的电活动和钙离子浓度,使纤毛反向摆动,从而产生回避反应。化学物质的浓度梯度可以吸引生物趋向食物,也可以使其远离不利环境。淡水类型还面临水分因渗透作用而不断进入细胞的问题。它们的伸缩液泡收集多余的水,并定期将其排出,帮助维持细胞内部环境的稳定。这些系统说明,膜运输、电信号传导和细胞骨架的力学作用如何在单个细胞内产生协调的行为。
摄食、消化与能量代谢
许多自由生活的原生动物通过吞噬作用摄食,用细胞表面包裹颗粒,在细胞内形成食物泡。变形虫可伸出伪足包围猎物,而纤毛虫则常将颗粒引向特化的口区。在草履虫属(Paramecium)中,纤毛运动产生的水流将悬浮物带入口器,并在那里形成新的食物泡。另一些种类是捕食者,能够捕获体型相对较大的原生生物;还有一些利用射出体——能够释放内含物的细胞器——使猎物无法活动,或抵御攻击。
摄入食物后,食物泡在与细胞内消化区室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内部化学环境会发生变化。酸化和消化酶的作用使蛋白质、脂质及其他食物成分分解,其中可利用的产物进入细胞质。未消化的物质通过胞吐作用排出;在某些纤毛虫中,这一过程发生在特化的部位。摄食效率并非仅取决于猎物的丰度。颗粒大小、表面性质、营养组成和防御结构,都可能决定潜在食物能否被捕获、摄入或成功消化。
并非所有原生动物都摄入颗粒。有些通过细胞表面吸收溶解的有机化合物,这种方式通常称为渗透营养。寄生种类可从宿主体液或细胞中获取糖、氨基酸及其他代谢物。异养与光合作用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通过混合营养,生物可以将摄食与光合固碳结合起来。有些种类会保留从猎物中获得、仍具功能的叶绿体,另一些则与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维持共生关系。例如,绿草履虫(Paramecium bursaria)体内通常有共生绿藻。这类关系使其营养状况受到光照、猎物可获得性以及共生关系稳定性的共同影响。
能量代谢也同样多样。许多原生动物利用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而生活在缺氧沉积物或动物消化道中的种类则采用经过改变的代谢途径。毛滴虫属(Trichomonas)等生物具有氢化酶体,这是一类与线粒体相关的细胞器,参与厌氧能量代谢并产生氢气。贾第虫属(Giardia)和内阿米巴属(Entamoeba)等生物中存在的线粒体残体,是高度简化的线粒体相关细胞器,本身并不具备常规的 ATP 生成功能。不同演化支系中的线粒体残体所保留的功能各不相同。
营养方式的特化是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以细菌为食的种类利用体型小、更新快的猎物;食藻种类取食初级生产者;捕食性种类攻击其他原生生物;寄生种类则从活体宿主获取资源。一些物种会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而转用不同的食物来源。因此,“原生动物”这一统称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统一的代谢策略。进行比较时,必须区分它们如何获得碳、如何产生能量,以及必需化合物是由自身合成,还是从猎物、共生生物或宿主处获取。
生殖、发育与抗逆阶段
无性增殖在原生动物中十分普遍,但具体机制差异很大。二分裂产生两个子细胞,分裂可沿特定的细胞轴向进行。纤毛虫通常横向分裂,而许多鞭毛虫则纵向分裂。阿米巴样生物的分裂往往较少受到几何形态的限制。要成功完成生殖,细胞核分裂必须与细胞表面、摄食结构、鞭毛基部及其他细胞器的复制或重组协调进行。因此,看似简单的一分为二,实际上蕴含着高度有序的发育过程。
一些寄生原生动物能由一个母细胞产生多个子代。在裂体生殖中,细胞核先反复分裂,随后细胞质分割,形成众多子细胞。疟原虫属(Plasmodium)在脊椎动物宿主体内发育时,会进行多种形式的多分裂。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可通过内部出芽繁殖,其中包括一种称为内二芽殖的过程,即在母细胞内形成两个子细胞。这些机制使种群得以迅速增长,但增殖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种、发育阶段、温度、食物供应和宿主状况。
许多演化支都存在有性过程,不过这些过程并不总是容易观察到。纤毛虫的细胞核功能分工尤为独特。生殖系的小核保存遗传信息,体细胞性的大核则控制细胞日常活动中的大部分过程。在接合过程中,相容的细胞配对,交换减数分裂产物,随后形成新的细胞核结构。接合本身并不会立即增加细胞数量,因此,区分遗传交换与种群增殖十分重要。大核发育过程中可能发生大规模的 DNA 重排和消除。
休眠阶段使许多物种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存活,或在宿主之间传播。包囊通常具有保护性囊壁,活动水平也较低,因此能在干燥、食物短缺或其他胁迫条件下持续存活。当适宜条件恢复时,生物通过脱囊重新进入活跃阶段。在寄生虫学中,活跃摄食或增殖的形态通常称为滋养体。不过,并非所有原生动物都会形成包囊,而且不同类型包囊的抗逆能力差异很大。顶复门生物在有性生殖后形成的卵囊,不能简单地与所有被称为包囊的结构等同起来。
原生动物的生活史多种多样,有的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宿主,有的则必须在不同宿主之间交替。疟原虫在人体内进行无性增殖,在雌性按蚊属(Anopheles)蚊虫体内进行有性发育。另一些寄生原生动物则通过能在环境中持久存活的阶段,直接在宿主之间传播。自由生活的物种可以在活跃生长与休眠之间交替,而不涉及任何宿主。在盘基网柄菌属(Dictyostelium)中,饥饿会促使单个变形虫细胞聚集,形成能够迁移的多细胞结构,最终形成包含孢子和支持细胞的子实体。这一发育程序将单细胞的生存与协调分化联系起来,已成为研究多细胞性演化的重要模型。
在水体、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生态作用
原生动物是微生物群落中的主要消费者。它们通过摄食细菌和小型光合生物,影响种群大小、群落组成以及有机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传递。它们并非不加选择地摄食猎物:体型较大、形成丝状体、具有保护性表面结构以及栖居于聚集体中,都能降低生物被捕食的风险。因此,摄食作用可能有利于具有特定性状的细菌,而不只是降低细菌的总丰度。捕食性原生生物也会摄食其他原生生物,从而在微观群落内形成多个相互作用的营养级。
在水生环境中,异养鞭毛虫和纤毛虫是微生物环的核心组成部分。生物释放的溶解有机物被细菌吸收,细菌随后又被原生生物摄食。这些消费者又可能成为桡足类等体型较大的浮游生物的食物。这条途径将许多较大型动物原本难以利用的物质传递给它们。不过,在每一步中,被摄入的碳都有一部分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或被释放,因此,微生物对有机物的处理既能支持更高营养级的消费者,也能使碳重新进入溶解态碳库或大气。
在土壤中,原生动物栖息于颗粒周围的水膜、孔隙和正在分解的有机物中。它们的活动受到水分和孔隙连通性的严格限制:土壤中即使有丰富的潜在食物,某种摄食者也可能因物理阻隔而无法接近。摄食细菌和真菌有助于养分周转。当猎物的氮碳比高于消费者所需的比例时,多余的氮便可通过排泄以无机形态释放。这一过程将原生动物的摄食活动与氮循环联系起来,并能影响根系附近的养分可利用性。
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有利于植物或其他生物。摄食作用可能促进某些微生物过程,同时抑制另一些过程,而捕食者也可能间接使那些不易被摄食的生物获益。它们与真菌、捕食性细菌、线虫和微型节肢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使结果更加复杂。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当地存在的物种、物理环境以及碳和养分的供应。因此,将所有原生动物都视为可相互替代的消费者,可能会掩盖它们在生态系统功能上的重要差异。
原生动物也栖居于缺氧沉积物、深水、高盐环境和极地生境中。一些原生动物体内有共生伙伴,帮助它们在特殊的化学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休眠和扩散使许多物种能够在环境波动中持续生存,但体型微小并不意味着每个物种都无处不在。地理屏障、生境特化、历史隔离以及与当地生物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它们的分布。生物多样性调查日益揭示出,在区域尺度乃至极小的空间尺度上,都存在组成各异的群落。
与宿主的关系及人类疾病
原生动物与较大型生物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有益的合作,也包括导致严重疾病的寄生关系。共生是指生物之间密切共同生活的关系,这一术语本身并不意味着双方都能受益。有些原生生物栖居在消化系统中,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其有害;另一些则参与宿主的营养过程。在许多以木材为食的低等白蚁体内,肠道中的鞭毛原生生物帮助分解植物物质。它们的活动与伴生细菌及其他微生物的活动相互配合,使这种合作关系远比两个物种之间的简单相互作用更为复杂。
瘤胃纤毛虫是牛及其他反刍动物体内微生物群落的重要成员。它们摄食细菌和植物颗粒,并影响发酵及营养物质的流动。它们的作用有利有弊:一方面参与某些消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会消耗原本可能为宿主提供蛋白质的微生物生物量,而且还与产甲烷古菌相互作用。因此,与宿主共同生活的原生动物能够影响超出单个动物范围的生态系统过程,包括植物物质的转化和消化过程中气体的产生。
只有相对少数的原生动物会引起重要的人类感染性疾病。疟疾由雌性按蚊传播的疟原虫属(Plasmodium)物种感染所致。寄生虫先在肝细胞内增殖,随后进入血液期,而大部分病症都由血液期引起。非洲锥虫病由采采蝇传播的布氏锥虫(Trypanosoma brucei)的不同类型引起;克氏锥虫(Trypanosoma cruzi)则引起恰加斯病,通常通过受感染锥蝽的粪便污染传播。利什曼原虫属(Leishmania)物种由白蛉传播,可引起不同临床类型的利什曼病。
另一些感染则通过环境、食物、直接接触或先天途径传播,而不必依赖昆虫媒介。十二指肠贾第虫(Giardia duodenalis),也称肠贾第虫(G. intestinalis)或蓝氏贾第虫(G. lamblia),感染肠道,可通过摄入包囊传播。溶组织内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引起阿米巴病,可表现为侵袭性肠道疾病或肝脓肿。隐孢子虫属(Cryptosporidium)物种引起腹泻性疾病,并产生能在环境中长期存活的卵囊。阴道毛滴虫(Trichomonas vaginalis)引起性传播感染,而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的宿主范围广泛,并在猫科动物体内进行有性生殖。
疾病的发生取决于寄生虫生物学特性、暴露情况、寄生的组织部位以及宿主防御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些寄生虫在细胞内生存,另一些则停留在细胞外,或通过改变自身表面来逃避免疫识别。例如,布氏锥虫能够切换其主要表达的表面糖蛋白,在感染过程中接连产生不同变异型。物种鉴定在临床上十分重要,因为表面相似的生物可能具有不同的致病性。溶组织内阿米巴与形态相似的迪斯帕内阿米巴(E. dispar)之间的鉴别,就说明了为什么仅凭显微镜检查并不总能作出可靠的诊断。
壳体、化石与环境变化记录
许多原生动物的细胞缺乏耐久的结构,因此不会留下易于辨认的化石。另一些则形成矿化的壳体或骨骼,在沉积物中大量堆积。有孔虫在这方面尤为重要。许多有孔虫会构筑分为多个壳室的碳酸钙壳体,但也有一些具有有机质壳壁,或用收集来的颗粒构筑外壳。活体的细胞质通过壳上的开口向外伸展,而壳体在个体死亡后可能留存下来。底栖种类和浮游种类都能为沉积记录提供材料。
放射虫包括一些具有精巧矿物骨骼的海洋生物,其骨骼通常由二氧化硅构成。它们的遗骸可堆积成富含放射虫的沉积物,经埋藏和地质作用后,成为硅质岩的组成部分。有壳变形虫则提供了另一类记录,尤其常见于湖泊、湿地和泥炭地。它们的壳可能由有机质构成,也可能经过矿化,或由环境中的颗粒拼合而成。保存状况随壳体成分、水化学条件、含氧状况及沉积后改造作用而变化,因此,化石记录只是过去生物群落中得以选择性保存的一部分。
不同物种对环境的偏好及其在地质历史中的延续时段各不相同,因此化石组合具有研究价值。有孔虫和放射虫可用于生物地层学研究,帮助确定沉积地层的相对年代。演化迅速、分布广泛的类群可用于对比地理上相隔遥远的沉积层。化石组合的变化也能为水深、含氧状况、温度、生产力及其他条件的变迁提供证据。作出这类解释,既需要了解物种的生态习性,也要留意壳体可能经历过搬运、溶解,或从较老沉积物中被重新搬运并沉积的情况。
有孔虫碳酸盐的化学组成可为古气候学提供研究工具。氧同位素比值既反映碳酸盐形成时的温度,也反映海水的同位素组成。后者的变化部分取决于全球冰量,因此不能将同位素数值与温度作简单的一一换算。镁钙比可提供另一种对温度敏感的代用指标,但其校准取决于物种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结合不同指标,有助于区分其中一些因素的作用,并限定过去海洋环境条件的可能范围。
现生的钙化原生生物也将生物活动与海洋碳循环联系起来。壳体的形成和有机物的输出会影响碳在表层海水与深海之间的迁移,但其影响不能仅用壳体形成来解释。呼吸、溶解、沉降和海水环流都很重要。与海洋酸化相关的海水碳酸盐化学变化可影响钙化作用和壳体保存,而不同物种、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响应各不相同。因此,这些生物既是过去环境的记录载体,也是当今环境变化的参与者。
研究方法与模式生物
光学显微镜仍是原生动物学研究的基础,因为细胞形态、运动、摄食以及发育阶段的转变,往往在活体材料中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相差显微镜和微分干涉显微镜无需繁复染色,就能显示透明结构。荧光显微镜可用于识别特定分子、细胞器或生理状态,而电子显微镜则能在精细得多的尺度上分辨表面构造和内部结构。鉴定时可能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因为固定处理可能使细胞变形,而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外观也可能截然不同。
培养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受控条件下考察营养、繁殖、相互作用以及对环境的响应。有些物种以细菌为食即可生长,有些需要特定的猎物生物,还有一些能够在不含其他活物种的无菌培养体系中维持。依赖宿主的寄生生物可能需要培养的动物细胞或复杂的实验系统。培养偏倚是一项主要局限:容易在实验室中生长的生物,未必就是自然环境中占优势的生物。将某一物种分离出来时,也可能丢失其原有的捕食关系和微生物伙伴。
分子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多样性和演化关系的认识。小亚基核糖体RNA基因测序使研究人员能够比较那些难以通过形态判别的生物。对环境DNA的调查揭示了一些尚未与形态描述充分的细胞或培养物建立对应关系的谱系。这些方法也存在局限。不同物种的核糖体基因拷贝数可能相差很大,因此测序读段所占的比例并不能直接衡量细胞丰度。DNA也可能来自非活跃阶段、已死亡的生物,或从其他地方输送而来的物质。
多种原生动物已成为重要的实验研究体系。对四膜虫属(Tetrahymena)的研究推动了端粒结构和端粒酶的发现,对其核糖体RNA的研究则证实了由RNA催化的剪接。草履虫属(Paramecium)的研究增进了人们对细胞膜兴奋性、纤毛运动调控和细胞核分化的理解。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广泛用于研究趋化性、细胞信号传导、发育和合作行为。锥虫属(Trypanosoma)及其近缘生物揭示了线粒体DNA组织方式和RNA编辑的独特特征,而对顶复门生物的研究则阐明了侵入宿主细胞及在细胞内发育的机制。
当前研究日益注重将显微观察、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方法相结合,以建立演化身份与生物学功能之间的联系。核心问题包括:尚未培养的生物以什么为食,休眠阶段如何影响种群的持续存续,以及捕食者、猎物、宿主和共生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整个群落。另一项持续存在的挑战是分类学信息的整合:一条环境序列、一张细胞照片和一个历史物种名称之间,可能尚未建立可靠的对应关系。要将分子层面的多样性转化为具有明确生物学意义的知识,经过培养的参照生物、记录详尽的标本以及多个基因之间的比较,仍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