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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

潟湖是由天然屏障、礁体或岛链与外海隔开的浅水沿岸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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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是一种沿岸水体,通常水深较浅,由沙嘴、障壁岛或珊瑚礁等天然屏障与开阔的海洋隔开。潟湖与海洋之间的连通方式多样,可以通过数条常年开放的水道、单一狭窄的入海口或间歇性开放的通口相连,也可以通过透水屏障发生渗流。潟湖的盐度差异很大,有些接近淡水,有些则高于海水;规模也各不相同,小到暂时封闭的小型水盆,大到包含岛屿、水道、沼泽和潮滩的广阔复合水域。

潟湖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位于沉积物屏障后方的海岸潟湖,另一类是由珊瑚礁体部分或完全围合的礁湖。两者都受到海水交换、淡水补给、泥沙运动和生物活动相互作用的塑造,但其地质成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潟湖支撑渔业,为沿岸聚落提供庇护,并为水生生物和候鸟提供重要的生境。由于水浅且水体循环受限,潟湖也容易受到污染、入海口形态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定义、边界与地理分布

潟湖的决定性特征是有明确可辨的屏障将其与外海水域分隔开,而非具有特定的面积、水深或盐度。大多数滨海潟湖水深较浅,风力足以搅动水体的大部分深度,但其中的水道和礁湖洼地可能深得多。潟湖的边界可包括沙质岸线、岩石岸缘、植被覆盖的湿地、河口和人工堤岸。由于这些地貌会发生迁移,潟湖的轮廓往往是一条不断变化的边界,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理界线。

潟湖与河口湾并不一定是截然不同的水体。按照经典水文学定义,河口湾是部分封闭的滨海水体,海水在其中与来自陆地的淡水混合。因此,接纳大量河流来水的潟湖也可以是河口湾。另一些潟湖接纳的河水很少,蒸发作用会使其盐度高于邻近海域。“潟湖”主要描述海岸的形态和封闭状况,而“河口湾”则往往侧重海水与淡水的混合。单凭其中任何一个术语,都无法完整说明一个水盆的水体环流或生态特征。

滨海潟湖尤其常见于坡度平缓、沉积物丰富的海岸,波浪和水流可在这些地方堆筑屏障。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潟湖、美国东部外滩群岛后方的潟湖,以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墨西哥湾和西非沿岸的众多潟湖系统。印度东海岸的奇利卡潟湖是一个随季节变化的大型潟湖系统,河流来水与海水交换使其水体状况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年际变化。礁湖则广泛分布于造礁珊瑚能够生长的热带大洋及大陆架环境中。

名称并不是可靠的分类依据。有些被称为湖泊的水体实际上是滨海潟湖,而在一些地方,“潟湖”一词也用于指内陆水潭和人工修建的水处理池。这些用法并不一定指本文所述的海岸地貌。同样,受到岛屿部分遮蔽的海湾也不一定就是潟湖:封闭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将内部水盆与海洋分隔开的屏障,都是重要的区分依据。

因此,潟湖的分类涉及多个维度。可以根据屏障的组成物质、与海洋连通的持久性、淡水补给、潮汐影响、盐度状况及地质背景来描述一个潟湖。没有任何单一类别能够涵盖所有这些属性;同一个潟湖在湿季与旱季之间,或在风暴打开新的入海通道后,也可能转变为不同的水文类型。

海岸屏障的形成与演变

许多现代海岸潟湖形成于全新世,这一地质世始于约11,7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随着大陆冰盖消退,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低洼的沿海地带。砂砾沿着不断向陆地推进的海岸线重新分布,有时形成屏障,将部分被淹没的地区围隔起来。海岸平原上原有的谷地、洼地及地形起伏,影响了由此形成的盆地的形状和深度。因此,潟湖的形成并非只是堆起一道沙脊,而是原有地形、海平面变化与可供搬运沉积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海岸屏障可通过多种途径形成。随着沿岸漂沙沿海岸搬运沉积物,沙嘴可能从岬角向外延伸,最终围住海湾,仅留下狭窄的出入口。障壁岛可能由早期的海岸脊发育而成,也可能由近海沉积物经改造并向陆地迁移而形成。在一些海岸,起分隔作用的脊状地貌由砾石而非沙构成。这些形成机制可能相互叠加,因此,判断某一道屏障的成因,通常需要根据沉积物岩芯、地貌和年代测定证据加以重建,而不能仅凭其现今的外观推断。

波浪和水流不断重塑海岸屏障。风暴期间,升高的水位和巨浪将沉积物带过屏障顶部,在潟湖一侧堆积成越浪扇。反复发生的越浪作用可使屏障向陆地迁移,同时在其后方保留一个围隔的盆地。在其他时候,波浪会将沙输送到水道口,使其变窄或封闭。河流洪水或风暴潮也可能冲破屏障的低洼处,形成新的开口。因此,潟湖可以在开放与封闭状态之间交替,但始终属于同一个不断演变的海岸系统。

沉积物供给与可容纳沉积物的空间之间的平衡,决定了潟湖的长期演变。沉积物来自河流、邻近海滩、遭受侵蚀的岸段,以及盆地内的生物生产活动。这些物质可能在出入口附近堆积成潮汐三角洲,在水流平缓的中央区域形成泥质沉积,或在边缘形成有植被覆盖的沉积体。如果沉积物不断堆积,逐渐填占盆地,开阔水面就可能变成沼泽,最终成为陆地。相反,相对海平面快速上升或地面沉降可能使水深增加、盆地扩大,或淹没无法充分迁移或增高的屏障。

人类对泥沙输移的改变,会显著影响这些演变过程。水坝可能减少河流输送的泥沙,而港口构筑物会拦截沿岸运移的沙。疏浚可以使原本可能封闭的水道口保持畅通。固定式海堤则可能阻止屏障向陆地迁移。因此,现代潟湖表面上的稳定,可能是工程干预的结果,而非自然平衡的体现;仅凭海平面变化,也无法推断其未来。

礁湖与环礁的形成

礁湖由珊瑚礁围合而成,而非主要由沙砾堆积形成的屏障围成。礁湖既包括堡礁与岛屿或大陆海岸之间的水域,也包括环礁中央的盆地。礁湖通常并不完全封闭:穿过礁体的水道将礁湖与大洋相连,波浪也能将海水带过浅水礁坪。礁湖内可能分布着斑块状珊瑚礁、水下尖峰、片状沙层及较深的水道,因此其水下地形比人们想象中平坦、浅水的简单盆地更为复杂。

查尔斯·达尔文在1842年出版的《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中,对珊瑚礁的发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解释。按照他的沉降模型,岸礁最初在大洋岛屿的近岸生长。随着岛屿逐渐下沉,礁体持续向上生长,使礁脊得以维持在浅水处,同时礁体与陆地之间逐渐形成潟湖。进一步沉降可能使原有岛屿没入海面以下,留下环绕潟湖的环状礁体。这一演变序列通过陆地、礁体生长和海平面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将岸礁、堡礁和环礁联系起来。

20世纪的钻探为这一模型中的火山基底和沉降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1952年,在马绍尔群岛埃内韦塔克环礁进行的钻探,穿透了一千多米厚的碳酸盐沉积层后才到达玄武岩。这类证据表明,源自礁体的沉积物能够在不断下沉的火山基底上堆积成厚层。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现代环礁都经历了完全相同的演变过程。海平面波动、出露期间的侵蚀、先前形成的平台以及礁体的不均匀生长,也共同影响着如今礁体和礁湖的形态。

礁湖与碳酸盐的生成密切相关。珊瑚、钙质藻类、软体动物及其他生物产生的骨骼物质,经过破碎和生物侵蚀,转化为沙和泥。波浪将其中一部分物质从礁缘搬运至礁湖内,而生活在湖盆内的生物也提供了额外的沉积物。随着沉积物不断堆积,它们可以填平洼地、堆筑岛屿,或经埋藏和胶结作用形成石灰岩。与此同时,面向大洋一侧的斜坡上的沉积物可能流失到更深的水域。

礁体的生长并不意味着其围合的礁湖内处处都有丰富的活珊瑚。浑浊的水体、不稳定的沉积物、较弱的水体流通或不适宜的水深,都可能限制某些内部区域的珊瑚群落。不同环礁通过水道进行水体交换的程度也差异很大:看似封闭的环状礁体可能有大量波浪驱动的水流进入,而另一处礁湖的深层水体却可能很少得到更新。因此,礁湖的生态和化学特征,既取决于周围礁体的构造,也取决于水体穿越礁体的路径。

水体交换、环流与盐度

潟湖的水文状况取决于海水交换、降雨、河流入流、地下水与蒸发之间的平衡。简化的水量收支可写为

dVdt=PA+R+G+Qin−EA−Qout,\frac{dV}{dt}=PA+R+G+Q_{\mathrm{in}}-EA-Q_{\mathrm{out}},

其中,VV 为潟湖水体体积,AA 为水面面积,PP 和 EE 分别为降水率和蒸发率,RR 为河流入流量,GG 为地下水净补给量,QinQ_{\mathrm{in}} 和 QoutQ_{\mathrm{out}} 分别表示海水流入量和流出量。这一收支关系体现的是质量守恒,而非完整的环流模型:它描述总蓄水量的变化,却不反映水在湖盆内部的流动路径。

潟湖口的几何形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狭窄而浅的湖口会限制水体交换,并因摩擦作用和过水能力有限而减小潟湖内的潮差。较宽或数量较多的湖口通常允许更强的潮流通过。一种常见的功能分类将潟湖分为三类:湖口受到高度限制的壅塞型潟湖;交换较为充分、但仍受约束的受限型潟湖;以及拥有众多或宽阔通海口的畅通型潟湖。这些是相对的分类,并非界限分明的物理状态。湖口疏浚、风暴冲开缺口或泥沙堆积,都可能使潟湖从一种状态逐渐转向另一种状态。

一个潮汐周期内通过湖口的水量与潮汐棱柱体积有关,后者通常近似为高潮与低潮时蓄水量之差。这部分水量未必全部由新的海水替换:落潮时流出的水,可能在下一次涨潮时重新流入。有时可根据湖盆水体体积和有效交换率,用 T=V/QT=V/Q 估算名义上的水体停留时间。冲刷交换充分的湖口水道与孤立的小湾之间,实际水龄可能相差很大。风、淡水输入以及湖口状况的变化,也使任何单一估算值都难以充分反映实际情况。

盐度反映淡水来源和海水来源的相对影响。在气候湿润的地区或洪水季节,潟湖水的盐度可能明显低于海水。在干旱地区,蒸发可造成高盐环境,并可能出现密度较大的咸水从底层流向外海、表层水流入作为补偿的情况。以淡水为主的系统则可能呈现相反的趋势,即较淡的表层水外流,而较咸的水从深层流入。在水深较浅、风力驱动的混合反复使水体均匀化的地方,这类双层流动模式会发生改变或受到抑制。

尽管水深较浅,潟湖仍可能在强降雨后或天气平静时发生分层。密度差异可使底层水与大气隔绝,限制氧气补充。风可以破坏分层,驱动整个湖盆内的环流,或使水向一侧岸边堆积。因此,天文潮汐较弱的潟湖仍可能间歇性地出现强烈环流;而潮汐现象明显的潟湖,也可能在连通不畅的内部区域滞留污染物。

沉积物、营养盐与化学循环

潟湖底部的沉积物分布通常呈现明显的梯度。出入口附近的急流使水道保持沙质,并形成涨潮三角洲;内部较平静的水域则有利于细小矿物颗粒和有机碎屑沉降。潟湖内形成的波浪可使这些沉积物反复再悬浮,尤其是在水深较浅、波浪引起的水质点轨道运动能够触及湖底的地方。因此,水体清澈程度不仅取决于外来泥沙的输入,还取决于风况、底栖植被,以及先前沉积的物质是否容易受到扰动。

沉积物并非惰性的储存介质,其中存在活跃的化学过程。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分解有机质,并在这一过程中消耗氧。当沉积物表层以下的氧耗尽时,分解仍会通过涉及其他电子受体(包括硝酸盐和硫酸盐)的反应继续进行。由此形成的化学梯度控制着营养盐和金属的释放或滞留。穴居动物将富氧水引入沉积物,而植物根系和微生物膜则进一步改变这些反应发生的狭窄区域。

氮的转化体现了生物过程与化学过程之间的耦合。硝化作用在富氧环境中将铵转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随后,反硝化作用可在缺氧条件下将硝酸盐转化为气态氮,从而从水生系统中去除可被生物利用的氮。其他过程则将氮保留在生物量中,或在分解过程中重新生成铵。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有机质供应、温度、氧的可用性,以及水在沉积物—水界面上的流动。因此,潟湖可能去除输入营养盐负荷的一部分,同时积累或输出另一部分。

营养盐过度富集可导致富营养化。微藻或机会型大型海藻的大量生长会减少光线穿透,并增加沉积到湖底的可分解物质。当呼吸耗氧超过氧的补充时,水体便会出现低氧;氧完全耗尽则称为无氧。此时,沉积物中的化学条件可能有利于先前滞留的磷释放出来,进一步维持高生产力。这些响应并不只由营养盐浓度决定:水体环流、摄食作用、光照以及营养盐输入的时间,都会影响营养盐富集究竟引发短暂的藻华,还是造成持续的生态系统转变。

潟湖也参与碳循环。碳以陆源有机质、溶解态物质、海洋颗粒物,以及湖内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碳等形式进入系统。其中一部分埋藏于沉积物中,一部分向外输出,还有一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返回大气。植被生产力高,并不意味着整个潟湖必然是大气碳的净汇;还必须计入呼吸作用、碳酸盐反应以及与周围水体之间的交换。细粒沉积物可以保存这些过程的长期记录,但混合、侵蚀和后期化学变化会使记录的解读变得复杂。

生境、生物群落与食物网

潟湖生态系统既有相对庇护的环境,也有变化幅度格外大的环境条件。海洋涌浪减弱,使软底生物群落、扎根生长的水生植物和广阔的潮间带生境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盐度、水位、氧气含量和温度的季节性变化,筛选着能够持续生存于此的生物。许多典型物种对环境变化的耐受范围较广,或仅在潟湖中度过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因此,即使生物生产力和动物数量很高,潟湖的生物多样性仍可能低于邻近的开放海岸。

沉水生长的海草是许多潟湖中营造生境的重要植物。它们的叶片减缓水流、截留颗粒物,并为小型藻类和无脊椎动物提供附着表面;地下组织则有助于稳定沉积物。海草床为幼鱼、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提供庇护,同时支持植食性动物以及以碎屑为基础的食物网。茂密的植被可以减少沉积物再悬浮,提高水体透明度,从而在光照可用性与植物生长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反之,持续浑浊会削弱植物的生长,使底床更容易受到扰动。

岸边植被随气候和潮汐条件而异。盐沼在许多温带潟湖中十分常见,而众多热带和亚热带潟湖的边缘则分布着红树林。这些湿地提供结构复杂的生境,并与邻近水域交换有机质、营养物质和动物。它们在各地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有些潟湖只有狭窄的植被边缘带,有些则拥有宽阔的盐沼台地或枝状分布的红树林潮沟。泥滩和沙滩还为滨鸟提供额外的觅食场所,并供蠕虫、双壳类及其他底栖生物栖居。

潟湖作为幼体育护场的作用,取决于生物能否进入,以及其中的生存条件。幼鱼和幼年甲壳类可能经由入海口进入潟湖,利用浅水生境觅食和躲避天敌,之后再迁往近海。另一些物种则在潟湖内产卵,或在发育过程中往返于淡水与咸水之间。如果入海口在关键季节封闭,就可能中断种群补充或阻碍迁移。因此,渔业生产力不仅与生境面积有关,也与不同生境之间连通的时间及其稳定性有关。

食物网的能量来自多个来源:浮游植物、底栖微藻、海草、大型海藻,以及从陆地或海洋输入的有机物。滤食动物将悬浮颗粒物与底栖群落联系起来,而捕食者则把这些生产所形成的能量和物质传递给较大型鱼类和鸟类。摄食压力或营养物质供应的变化,可能改变这些能量传递途径之间的平衡。浑浊、以浮游生物为主的潟湖,与清澈、以海草为主的潟湖,可能处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中,却在氧气动态、沉积物稳定性及其所支持的动物群落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人类利用与环境压力

水域隐蔽、风浪较小,又兼具水陆交通之便,使潟湖成为人类聚居、捕鱼、运输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威尼斯潟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数百年来,城市发展、航道、潮汐湿地与海水交换在这里相互影响。潟湖边缘还保存着海岸线变迁和过去资源利用的考古证据。留存的建筑结构和沉积物可以揭示早期的水位及海岸形态,但在解读这些证据时,必须考虑地面沉降和后续改造的影响。

捕捞渔业通常利用鱼类和甲壳类在潟湖与海洋之间洄游的习性开展作业。在洄游路径附近设置固定渔具、在浅水湖盆中使用小船捕捞,以及采集贝类,支撑了多样化的地方经济。水产养殖包括牡蛎和贻贝养殖、鱼类养殖以及对虾养殖。其影响取决于养殖物种、放养密度、饲料投入和水体环流。滤食性贝类能够去除悬浮颗粒,但也会使有机沉积物集中在养殖场下方;投饵养殖则会通过残饵和排泄物向水体输入营养物质。因此,不能仅凭“水产养殖”这一名称来判断其效益和环境压力。

农业和城市开发通过潟湖的整个流域对其产生影响。肥料、侵蚀产生的泥土、污水和雨水径流,都可能将营养物质、病原体、金属和合成化学物质带入潟湖。水体交换受限可能延长潟湖受这些物质影响的时间,但不同物质的滞留情况各异:颗粒物可能迅速沉降,而溶解态污染物则可能随水流循环或发生化学转化。即使没有明显的河流汇入潟湖,地下水也可能带来营养物质。由于影响可能出现在远离源头的地方,仅根据岸边活动进行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驱动因素。

对潟湖形态的改造同样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疏浚会改变水道深度,并可能使潮汐和咸水深入更远。跨水堤道和堤坝会分割水体环流通道,而围垦则会削减蓄水空间和湿地栖息地。固定入海口的位置和形态有利于航行,但也可能改变泥沙交换和生物洄游路径。打通原本封闭的湖盆,可能改善某些水质状况,却也会使适应淡水环境的生物群落暴露于盐分之中。这类干预会同时改变多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因此,仅以“交换增多”或“交换减少”作简单区分,并不能全面反映其环境影响。

旅游和休闲活动对岸线、水质及通航条件提出了更多要求。船行波、抛锚、岸线建设和高强度采捕,都可能扰动敏感的栖息地。另一方面,清澈水体、野生生物和正常运作的渔业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也能为保护措施提供支持。冲突往往涉及居民、渔民、农民、港口经营者和游客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分享收益,而非对潟湖某一物理特征的认识存在分歧。

气候变化、监测与管理

气候变化通过海平面、降水、蒸发、水温和风暴状况等相互作用的变化影响潟湖。海平面上升可能使湖盆加深、增强潮汐水体交换,或促使屏障后退,但具体结果取决于泥沙供给和岸线迁移的能力。湿地可通过矿物质沉积和有机质积累向上淤长;如果这些过程赶不上水位上升的速度,植被就可能消失。硬质海岸工程设施可能阻碍生境向陆地一侧迁移,使其在不断上涨的海水与固定边界之间受到挤压,形成海岸挤压现象。

水文变化可能与平均海平面的变化同样重要。干旱期间河流入流量减少,可能使盐度升高、水体停留时间延长;强降雨则可能使潟湖盐度骤降,并带来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水温较高时,水中通常能容纳的溶解氧较少,生物呼吸作用也可能加快,因此在水体更新不足时更容易出现缺氧胁迫。在礁湖中,珊瑚受到的热胁迫可能改变那些产生碳酸盐、并有助于维持周围屏障的活体结构,不过其地貌后果会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逐步显现。

监测必须既能捕捉快速发生的事件,也能识别缓慢的变化。水位计、流速仪以及盐度和溶解氧传感器可揭示潮汐周期、水体分层和间歇性扰动。水深测量可追踪水道与湖盆的形态变化。卫星和航空遥感可用于绘制岸线移动、水色和植被分布图,但浅水底部和悬浮泥沙可能使解译更加复杂。沉积物岩芯结合放射性碳测年及其他年代测定方法,可将观测范围延伸至仪器记录之前,帮助区分近期变化与较长期的自然变动。

数值模型将这些观测与其背后的机制联系起来。水动力模型计算在给定潮汐、风、淡水入流和入海口形态条件下的水体运动;耦合的泥沙与生态模型则进一步纳入物质输运、营养物质转化和生物响应。模型结果取决于水下地形、边界条件和参数选择。仅用某一时段的数据进行校准,并不能证明模型在另一季节或入海口发生改变后仍能保持同样的表现。因此,解读不同情景的比较结果时,需要同时考虑观测的不确定性,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潟湖未来状态的精确预测。

管理通常将流域污染控制、生境保护、渔业管理,以及疏浚或入海口维护方面的决策结合起来。许多与潟湖相关的湿地通过拉姆萨尔公约获得国际认可,但法定保护地位本身并不能决定当地的水质或泥沙供给。修复项目可能包括重新连通被分隔的湖盆、恢复潮汐湿地,或减少营养物质输入。对这些项目的评估越来越多地考虑季节性连通状况、生境镶嵌格局和生态功能的持续性,而不再仅依赖固定的岸线位置或单一的目标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