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级联是指消费者的数量、活动或行为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其他营养级的生物,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间接生态效应。最常见的情形是,捕食者抑制植食动物,从而间接增加植物的数量或生物量。反过来,捕食者的消失可能使植食动物摆脱控制,增加对植被的取食。营养级联既发生在水生生态系统中,也发生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并可影响群落组成、生产力、养分循环和生境的物理特征。其强度和方向取决于食物网的结构及环境条件。
定义与范围
营养级描述的是生物在取食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例如初级生产者、植食动物或捕食者。营养级联通过直接取食关系与间接效应的共同作用,将这些位置上的变化联系起来。
一个简单的三营养级例子是:
- 捕食者减少植食动物的数量。
- 植食动物对植物的取食减少。
- 植物生物量增加。
捕食者对植食动物的影响是直接的,对植物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单纯的捕食者与猎物相互作用并不构成营养级联:其效应必须传递到直接相互作用的生物之外。
这一术语最常指的是自上而下效应,即消费者影响食物链中处于自身下方的生物。一些较宽泛的用法也包括由资源端发起、向上传递的变化。不过,由养分或生产者可利用量引起的变化,通常单独称为自下而上效应。区分这两种效应,有助于确定观测到的现象究竟由消费者压力、资源供给,还是两者共同驱动。
营养级联不一定涉及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不必波及某一营养级的所有物种。影响昆虫和植物的蜘蛛,与大型食肉动物一样,都可以引发营养级联。
作用机制
密度介导效应
当消费者改变其取食对象的数量或生物量时,就会发生密度介导的营养级联。例如,捕食性鱼类可能减少以浮游动物为食的小型鱼类。由此增强的浮游动物摄食作用,可以降低浮游植物的数量。
在理想化的食物链中,效应的正负方向会随着相邻取食环节依次交替。在由捕食者、植食动物和植物组成的三营养级食物链中,增加捕食者通常会使植物增加。而在四营养级食物链中,增加顶级捕食者,可能会抑制植食动物的捕食者,反而使生产者减少。
这种正负交替模式是有用的分析起点,但不是普遍规律。真实食物网中存在被多种消费者共同取食的猎物、相互竞争的消费者,以及在多个营养级取食的物种。
性状介导效应
捕食者即使不杀死猎物,也能对其产生影响。猎物在感知危险后,可能改变取食速率、移动方式、生境利用或活动时间安排。这些反应又会改变它们对自身取食对象的影响。
例如,植食动物可能避开捕食者活跃、缺乏遮蔽的取食地点。因此,即使植食动物的总数量变化不大,这些地点的植被受到的啃食也可能减少。这一连串过程称为性状介导的营养级联。
密度介导和性状介导的途径往往同时起作用。要区分二者,需要有关数量、行为和取食的证据,而不只是证明捕食者和植被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变化。
中级捕食者
顶级捕食者有时会通过杀伤、竞争或行为干扰来抑制较小的捕食者。因此,移除顶级捕食者后,中级捕食者可能增加,这一过程称为中级捕食者释放。这些较小的捕食者随后可能对自身的猎物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种变化能否形成延伸至植物或其他基础资源的营养级联,取决于食物网的其余部分。移除顶级捕食者,并不一定会使其下方所有物种都增加。
历史发展
营养级联的现代概念源于关于动物种群和植物数量由何种因素调控的争论。1960年,纳尔逊·海尔斯顿、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和劳伦斯·斯洛博德金提出,捕食者往往会限制植食动物,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陆地植被通常不会被啃食到极低水平。他们的论点后来与“绿色世界”假说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潘恩通过移除捕食性海星的实验,证明捕食者能够强烈影响岩岸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这些实验有助于确立间接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并推动了关键种概念的形成。潘恩于1980年使用了“营养级联”一词。
此后的湖泊实验检验了鱼类群落的变化如何经由浮游动物传递至浮游植物。研究随后扩展到海洋、淡水和陆地系统,并将行为机制以及复杂食物网带来的种种复杂情况纳入考察。
关键种效应与营养级联彼此相关,但并不相同。关键种的生态影响相对于其数量而言大得不成比例;这种影响可以通过营养级联、竞争、生境改造或其他机制发挥作用。
实例
海獭、海胆与海带
海獭捕食海胆,而海胆取食海带。在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海獭的捕食可以限制海胆的啃食,有利于海带森林的持续存在。在海獭施加的压力减弱的地方,海胆可能数量增多,或更频繁地在开阔处觅食,从而促成受到严重啃食的区域,这类区域通常称为海胆荒漠。
这是一个研究较为充分的海洋营养级联实例,但海獭是否存在并不是决定海带丰度的唯一因素。海胆疾病、其他捕食者、温度、风暴以及海带新个体的补充,也都会影响结果。因此,这种关系在不同地点和时期会有所不同。
鱼类、浮游动物与浮游植物
在一些湖泊中,以浮游动物为食的鱼类会减少体型较大、摄食效率较高的浮游动物种群。浮游植物受到的摄食压力随之减小,数量可能增加。增加这些食浮游动物鱼类的捕食者,或直接减少这类鱼,有时可以逆转这一过程。
这一机制是湖泊修复中某些生物操纵措施的基础。不过,较高的养分输入、浮游动物组成的变化以及其他取食途径,都可能削弱其效果。影响藻类生物量的营养级联,本身并不能消除富营养化的成因。
狼、植食动物与植被
1995至1996年,狼被重新引入黄石国家公园,为研究捕食者对马鹿和植被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场景。相关研究考察了马鹿数量、分布和啃食情况的变化,是否促进了部分地点木本植物的恢复。
这一营养级联的影响幅度和作用机制,至今仍是科学讨论的议题。其他捕食者、公园外的狩猎、天气、水分可利用性以及植食动物种群的变化,也都会影响植被。声称仅凭狼就恢复了所有地方的植被,或直接改造了整个河流系统,是把多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压缩成了过于简单的叙述。
这一实例说明,捕食者恢复、啃食减少和植被变化的证据,必须通过明确的因果检验联系起来,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共同确立了某一种解释。
什么决定营养级联的强度?
食物网的复杂性
杂食性可能削弱简单的营养级联,因为一个消费者可能取食多个营养级的生物。某种捕食者可能既抑制一种植食动物,又取食另一种同样抑制该植食动物的捕食者,由此形成方向相反的作用途径。
替代猎物、竞争以及物种间的补偿性变化,同样可能缓冲扰动。不过,复杂网络中仍然可能存在作用很强的相互作用途径,因此复杂性并不会自动阻止营养级联的发生。
资源可利用性与植物特征
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营养限制、光照可利用性及其他制约生产者生长的因素同时起作用。如果水分或养分构成强烈限制,减少植食作用可能对植物生物量影响甚微。
植物的防御能力、生长速率和营养品质也很重要。营养级联可能改变占优势的植物物种,却不显著改变总生物量。因此,对数量、物种组成和初级生产的测量,可以揭示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
生境与空间尺度
生境的物理结构会影响捕食者、猎物和资源之间的相遇。隐蔽场所可以为猎物提供庇护,而生境之间的移动则可能将消费者的影响带往其他区域,或使其减弱。
营养级联在实验围隔中可能很强,但在生物能够自由移动的开放景观中则可能较弱。反过来,局部测量也可能遗漏在更大范围内或通过季节性移动才显现的效应。
时间与扰动
行为反应可能很快出现,而长寿命植被的变化则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因此,短期研究可能捕捉到早期反应,却无法揭示最终结果。
干旱、疾病、风暴和变暖等扰动,可能增强、削弱营养级联,或改变其方向。气候变化还可能改变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及活动时序,从而改变哪些取食关系能够发生。
证据与因果推断
研究营养级联的方法包括移除或添加捕食者、排除实验、地点间比较、长期监测以及数学模型。有力的检验会测量所提出作用途径中的多个环节。
当证据显示以下几点时,其说服力更强:
- 引发过程的消费者发生了变化。
- 猎物的数量、行为或取食压力出现相应变化。
- 更远一个营养级出现响应。
- 对其他可能解释进行了充分控制。
仅有相关性并不足够。捕食者数量和植物生长可能同时变化,是因为二者都在响应天气或生境条件。因此,确立因果关系需要关注混杂因素、空间尺度和响应发生的时间。
实验能够提供更强的控制,但可能简化食物网,或限制生物移动。观察性研究能够反映更真实的条件,却往往更难区分其他可能解释。结合多种方法,有助于应对这些局限。
生态与管理意义
营养级联解释了为什么相对少数消费者物种的变化,能够产生远超其直接猎物范围的后果。它们可以影响生物多样性、植被结构、水体透明度和生态系统服务。这些影响并不一定对每个物种都有利:某一类群的增加,可能使另一类群处于不利地位。
在生态恢复中,恢复捕食者或调整消费者群落,可能有助于恢复生态过程。结果仍取决于生境状况、资源输入、食物网结构,以及传递效应所需物种能否存活。
这一概念也有助于解释捕捞、猎取和入侵物种带来的间接后果。移除某种捕食者,可能影响既未被捕捞或猎取、也不被该捕食者直接取食的生物;而引入一种消费者,则可能重组多种取食关系。
营养级联不同于生物放大,后者指某些污染物的浓度在较高营养级中升高。营养级联关注的是生态相互作用的变化及其后果,而不是物质通过取食而累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