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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serengeti · 地点

塞伦盖蒂

塞伦盖蒂是东非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以迁徙兽群、多样的野生动物和悠久的生态研究历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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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坦桑尼亚肯尼亚生态系统侵蚀地层学厄尔尼诺–南方涛…降水塞伦盖蒂

塞伦盖蒂是位于非洲东部的一片广阔区域,由草原、疏林和河谷组成,从坦桑尼亚北部延伸至肯尼亚西南部。界定其生态边界的主要依据并非行政区划,而是大型食草动物,尤其是角马的季节性迁徙范围。广义的塞伦盖蒂—马拉生态系统通常被认为面积约为30,000平方公里,但估算结果会因纳入的迁徙区域、集水区及毗邻土地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涵盖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以及周边若干保护地。

这里保有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也拥有非洲大型捕食动物和食草动物中罕见的完整群落。其重要性不只在于野生动物大量聚集的壮观景象:数十年的研究使这里成为理解降雨、放牧、疾病、捕食与火如何在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重要研究场所。塞伦盖蒂也是一片深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景观,畜牧、狩猎、耕作、自然保护管理和旅游业都参与塑造了这片土地。它如今的面貌既反映了古老地质过程的作用,也体现了相对较近时期土地利用和野生动物管理方式的变化。

地理范围与区域景观

塞伦盖蒂位于维多利亚湖以东、恩戈罗恩戈罗地区的火山高地以西。其大部分地区海拔约为1,000至2,000米。它的名称通常被认为源自马赛语中表示辽阔或似乎无边无际的平原的说法。这一描述很适合南部开阔的草原,却不足以概括整个地区。岩石丘陵、林木覆盖的山坡、季节性湿地以及深切的河道,也都是当地重要的地理景观。

南部和东南部平原尤为开阔,大片地区鲜有树木。在恩杜图一带,以及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与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的交界处,这些平原是雨季重要的牧食地和产仔地。再往北部和西部,草长得更高,林地也更为广布。中部的塞罗内拉地区兼有草原、沿水道分布的林地和相对稳定的水源,因此即使规模最大的迁徙兽群已前往别处,仍能供常年栖居于此的野生动物生存。

国家公园向西延伸的部分通常称为“西部走廊”,一直伸向维多利亚湖。格鲁梅蒂河和姆巴拉盖蒂河流经这里,沿途分布着疏林草原和河岸植被。在北部,起伏的丘陵与林地向国界及马赛马拉方向延展。马拉河穿过这片北部地区,随后继续向西流向维多利亚湖。当南部平原的地表水消失、牧草干枯时,这些北部和西部地区便显得尤为重要。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面积约为14,763平方公里,远小于这一生态系统中野生动物实际活动的范围。区分国家公园与更广阔的塞伦盖蒂地区至关重要。迁徙动物会进入恩戈罗恩戈罗、坦桑尼亚境内相邻的保护区和野生动物管理区,以及马赛马拉保护区和肯尼亚的社区及私人保育区。因此,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土地分属多种不同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

这一生态系统并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天然边界。降雨异常可能改变动物牧食活动的分布,而耕作、聚落、围栏和道路则可能压缩动物可利用的空间。国家公园地图呈现的是法定管辖范围;塞伦盖蒂生态系统地图则还必须反映季节性活动范围、扩散区域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即使是主要定居于一地的物种,也可能依赖延伸至保护区边界之外的栖息地。

地质基础与土壤

塞伦盖蒂的地貌是古老结晶岩与年代年轻得多的火山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地下基底由前寒武纪岩石构成,经历了长期的风化和侵蚀。抗风化能力较强的花岗岩和片麻岩出露地表,形成孤立的岩丘,当地称为“kopjes”。这些浑圆的岩体高出周围平原,营造出独特的局部环境:岩缝中有荫蔽处,小型洼地能够蓄水,生长其间的植被也能避开开阔草地上的部分不利条件。

东南部平原深受恩戈罗恩戈罗高地火山活动的影响,而这片高地属于范围更广的东非裂谷地区。多次火山降灰为地表补充了富含矿物质的物质。由此形成的土壤往往含有较高浓度的钙、磷等营养元素,这些元素对食草哺乳动物十分重要。南部平原虽然比这一生态系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更为干燥,却能在雨季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牧草,土壤肥沃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土层厚度和地下结构与土壤的化学肥力同样重要。在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坚硬地层上方的土层较浅,限制了木本植物扎根。这些条件与季节性干旱、火以及动物的植食作用共同维持了大面积的无树草原。因此,南部开阔平原与北部林木较多的景观之间的差异,不能仅用降雨量来解释。地质历史通过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影响着植被。

岩丘在小得多的尺度上打破了这一总体格局。岩石裂隙和背风隐蔽的凹处能够积存土壤与水分,供乔木和灌木生长,而这些植物在周围草地上可能并不存在。岩蹄兔栖居于岩缝中,爬行动物利用裸露的岩面暖身,捕食者则借助高处瞭望,或在荫蔽处休息。一些岩丘还保存着人类活动的考古证据。岩丘在整个地区所占面积相对较小,其生态重要性在于提供了多样的栖息地。

从更广的区域范围来看,其东南边缘包括奥杜瓦伊峡谷。这里的沉积层和火山地层保存了人类早期演化的重要记录。火山灰层有助于确定化石和石器的年代,将当地的地层学研究与早更新世的年代序列联系起来。奥杜瓦伊峡谷深切出露的沉积层,与附近生机盎然的广阔草原形成鲜明对比,但两者都属于同一片地貌景观,其形成与演变均受到火山活动、沉积物堆积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

降雨、季节变化与水资源

降雨是支配塞伦盖蒂生命活动的主要环境节律。年降雨总量通常从东南部平原向北部和西部递增,东南部某些干旱地点约为500毫米,较湿润地区则超过1,000毫米。这些数字反映的是总体上的渐变趋势,并不意味着各地可划分为内部均一的气候区:单场暴雨的分布并不均匀,相邻地点之间以及不同年份之间的降雨量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每年的降雨周期通常包括11月至12月前后的短雨季,以及以3月至5月为主、持续时间较长的雨季。6月至10月一般较为干燥,不过,当南部平原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时,北部和西部仍可能出现降雨。雨季何时开始、持续多久,以及期间是否出现降雨间歇,与年降雨总量同样重要。多次小雨与少数几场强暴雨,即使总降雨量相近,对草类持续生长的作用也可能不同。区域环境还受到更大尺度气候变率的影响,包括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以及印度洋温度的变化。

水的可利用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直接的降水。土壤入渗、蒸发、集水区植被、地下水补给以及水潭的蓄水能力,共同决定了降雨停止后水源还能维持多久。南部的许多河道具有季节性,暴雨后可能水量充沛,但到一年中的较晚时段便会干涸,或只剩下彼此分隔的水潭。地表水的这种季节性消失,是促使大型食草动物迁往较湿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因素之一。

马拉河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一条流经北部迁徙区域的常流河。其源头位于主要受保护稀树草原之外,尤其是肯尼亚的毛高地。因此,它的流域将野生动物保护与上游的土地利用、农业及取水活动联系在一起。格鲁梅蒂河与姆巴拉盖蒂河的水流季节性更强,不过,残存的水潭仍可为水生动物提供庇护所,并为陆生野生动物提供饮水地点。河流状况随年份变化,既影响动物获取水源,也影响它们渡河时面临的危险。

降雨还会改变牧草的品质。雨后新长出的草通常比成熟的枯草更容易消化,营养也更丰富。因此,动物作出的反应不仅是针对水本身,也是针对水所带来的食物分布变化。局地暴雨后出现的一片绿草地,即使远离兽群通常在相应季节聚集的区域,也可能吸引它们前往。旱季具有可预测性,而单场暴雨却难以预测,两者共同作用,使迁徙总体上周而复始,却从不会年复一年地机械重演。

草原、疏林与火

塞伦盖蒂通常被描述为热带稀树草原,但这一名称涵盖的是多种植被交错分布的景观,而非单一、均质的植被类型。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以短草平原为主。其他地区则更多地分布着高草草原、疏林草原,以及阔叶疏林或多刺树木组成的疏林。河流两岸生长着更为茂密的植被,而季节性积水的洼地和排水不良的平地,则孕育着适应短期水淹的植物群落。

这里的禾本科植物大多采用C4光合作用途径,能在温暖、光照强烈的条件下高效进行光合作用。不同物种在高度、生长型、耐牧食能力和季节性生长节律上各有差异。在牧食强度较高的平原上,低矮的禾草能将生长组织保留在贴近地表的位置,在食草动物吃掉较老的部分后长出新叶。在较湿润或牧食强度较低的地区,高大的物种则会积累更多直立生物量。养分供应和土壤水分共同影响着哪种生长型占据优势。

木本植物包括许多传统上归入金合欢属(Acacia)的物种,其中不少现已划入鸭嘴刺属(Vachellia)和儿茶属(Senegalia)。它们的分布受土壤性质、水分供应、幼苗定居、动物啃食和火的共同影响。幼树尤其容易受到反复火烧和植食动物取食的伤害,而较大的个体却可能在阻碍新生树木长至成熟的条件下存活。因此,疏林结构可能多年缓慢变化,随后在多种有利或不利条件同时出现时迅速转变。

火是塞伦盖蒂许多地区正常的生态过程。禾草一旦干枯,连成片的直立草丛便能使火蔓延至广阔区域。火烧会清除枯死植物,将部分养分转移到灰烬中,并可能在水分条件适宜时促进新生长。其影响取决于发生时间和强度。旱季初期强度较低的火,与旱季末期在大量可燃物中燃起的高强度火,作用并不相同。公园管理部门会在部分区域实施计划烧除,但火的分布格局也受到意外起火、周边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动物取食草量的影响。

牧食与火紧密相连,因为两者都作用于禾草生物量。高强度牧食会打断可燃物的连续分布,缩小过火面积;反之,食草动物较少的地区可能积累足够多的干草,使火蔓延得更广。大象和其他采食木本植物的动物还会通过破坏或取食木本植物带来另一重影响。因此,草原与疏林之间的平衡,并不只是对气候的直接响应,而是不同尺度上多种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某一种动物种群的变化对植被造成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这种动物最常出现的地方。

大迁徙

塞伦盖蒂大迁徙的主角是斑纹角马,尤其是西部白须亚种(Connochaetes taurinus mearnsi)。迁徙种群的数量通常估计约为130万至150万头,不过总数会随种群普查方法和种群状况而变化。大量平原斑马和汤氏瞪羚也参与其中,它们的季节性迁移与角马的迁移在时空上有所重叠。大迁徙并不是一个紧密聚集的兽群沿着固定路线前进,而是由不断变化的集群、彼此分散的群体、局部移动和多条可能的行进路线共同构成。

雨季期间,大量角马栖居在南部和东南部的短草平原。新生牧草营养丰富,使这些地区尤其适合临近分娩和刚开始哺乳的雌性角马。产仔集中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通常在2月前后,具体时间因年份而异。由此出现的大量幼兽为捕食者提供了食物,但集中产仔也意味着,捕食者能够吃掉的幼仔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

随着降雨减少、平原逐渐干燥,许多兽群向中部和西部移动,往往在雨季向旱季过渡期间抵达西部走廊。随后,大批兽群聚集在塞伦盖蒂北部及马赛马拉的部分地区。这一大致顺序反映了青绿牧草和水源可获得性的变化,但动物也可能停留、折返、分成不同群体,或在意外降雨后继续留在某一区域。并非所有参与迁徙的角马每年都会进入肯尼亚。

横渡格鲁梅蒂河与马拉河是大迁徙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景之一。动物们面临陡峭的河岸、湍急的水流、拥挤的兽群以及尼罗鳄的捕食。一些动物溺亡或受伤,其尸体则为河流生态系统补充养分。然而,不能将渡河视为大迁徙全部的生物学意义。在完整的年度周期中,能否获得充足食物,尤其是在旱季,是种群存续的关键。

兽群返回南部平原的行程,通常随着一年中较晚时节降雨的恢复而展开。单只动物在一个年度周期内可能行进数百公里,总距离取决于如何测量其移动。在这里,动物迁徙是对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断变化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迁徙能否持续,有赖于动物能够在彼此连通的栖息地之间往来:如果只保护产仔地而不保护旱季栖息地,或者两者都予以保护,却不保护连接它们的通道,那么所保全的就只是兽群赖以生存的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野生动物群落与生态相互作用

除了迁徙兽群,塞伦盖蒂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大型哺乳动物。常年或部分时间定居于此的食草动物包括非洲水牛、长颈鹿、黑斑羚、转角牛羚、狷羚、水羚和几种体型较小的羚羊。大象栖息于林地及混合生境,河马则集中在适宜的河流和水潭周围。黑犀牛仍在这一广阔生态系统中受到严密保护的部分区域生存。不同物种的分布差异很大,不能因为某一种引人注目的动物数量众多,就认定所有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变化趋势都相同。

该地区的捕食者包括狮子、斑鬣狗、猎豹、花豹和非洲野犬。它们的捕猎机会取决于猎物体型、植被、群体组织方式,以及兽群随季节变化所处的位置。狮子能够捕杀大型猎物,而且往往受益于合作狩猎;猎豹则依赖速度和开阔的狩猎空间。花豹利用隐蔽环境捕猎,猎物种类广泛。斑鬣狗既是高效的猎手,也会食腐;鬣狗与狮子之间的竞争会影响双方获取动物尸体的机会。

捕食对不同猎物种群的作用并不相同。规模极大的迁徙种群能够迁出许多定居捕食者的领地,其数量可能主要受关键时期食物供应的制约。规模较小的定居种群受到捕食的影响,占种群数量的比例可能更大。这些差异使塞伦盖蒂成为探讨动物数量究竟主要由资源、消费者,还是两者共同调节的重要研究地区。答案因物种和环境条件而异,并不存在单一规律。

食草动物还会通过改变植被而彼此影响。斑马能够采食较为粗硬的草料,角马对草的选择有所不同,而瞪羚则能利用更低矮、品质更高的新生草。这些现象为颇具影响力的“放牧演替”观点提供了支持,即一类动物的取食会改变另一类动物可利用的牧草条件。实际关系比简单的先后次序所暗示的更为多变:促进与竞争都可能发生,具体取决于草的高度、降雨量、动物密度和季节。食草动物的消化系统和体型有助于解释这些差异。

这一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远不止体现在大型哺乳动物上。数百种鸟类利用这里的草原、树木、悬崖和湿地栖息,其中包括秃鹫、猛禽、鸵鸟以及随季节到来的候鸟。白蚁、蜣螂及其他无脊椎动物分解处理植物残体和动物排泄物,影响土壤性质及养分循环。这些分解工作有很大一部分由微生物完成。动物尸体、粪便、采食和踩踏使养分在整个景观中重新分布,而在河流与陆地觅食区之间往返的动物,则将水生食物网和陆地食物网连接起来。

人类居住与历史变迁

塞伦盖蒂地区的人类历史,从早期考古记录一直延续到当代的牧业和农耕社区。奥杜瓦伊峡谷出土的化石与石器记录了早期人族在此活动的历史,其中重要遗存的年代接近两百万年前。附近的莱托利保存着约366万年前的人族足迹。这些遗址表明,人类很早就在这一广阔地区活动,但不应据此认为,如今的草原、气候或社会景观在这段漫长岁月中始终未变。

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群体利用这一地区的不同地带从事畜牧、耕作、狩猎、交换和定居活动。马赛人以放牧方式利用土地,与塞伦盖蒂东部及邻近高地形成了尤为密切的联系。平原以西的社区则包括兼营农业与畜牧业的人群。季节性迁移、水源获取、牲畜疫病以及群体间的关系,共同影响着聚落分布。人们熟悉的那种只有野生动物、没有人类的景观形象,掩盖了这段历史。

19世纪末,非洲暴发的牛瘟疫情带来了重大冲击。这场疫病导致大量牛及易感的野生有蹄类动物死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与生态动荡。牲畜损失又与干旱、粮食短缺等其他危机相互交织。放牧压力和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影响了植被,而此后野生动物与畜牧业的发展,也都是在这片已被疫病改变的土地上展开的。

20世纪,殖民当局推行了新的狩猎规定,并划定保护区边界。1929年,塞伦盖蒂部分地区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1951年,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成立。1959年,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从国家公园中划出,相邻地区由此采用了不同的管理制度。在此次调整中,居住在国家公园内的马赛人被迁出。这些变化促成了如今的格局:一边是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要管理目标的区域,另一边则是允许多种土地用途的相邻保护区。

野生动物电影拍摄和自然保护倡导活动,也使塞伦盖蒂在国际上声名远扬。伯恩哈德·格日梅克与儿子迈克尔开展了航空调查,为1959年的电影及同名著作《塞伦盖蒂不应消亡》提供了重要素材。他们的工作强调,对迁徙动物的保护必须超越范围有限的国家公园边界。这种国际关注影响了公众对该地区的印象,但它只是当地历史的一部分;当地人的生计、国家行政管理、科学研究,以及不断变化的国家自然保护政策,对塑造这片土地同样重要。

保护地、管理与旅游

塞伦盖蒂的自然保护依赖于一系列相互毗邻的区域构成的网络,而非单一的保护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由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公园周边的其他坦桑尼亚土地,在野生动物管理、旅游、畜牧用地及定居方面各有不同的制度安排。边境另一侧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由肯尼亚的县级政府机构管理,邻近的保育区则依据与土地所有者及旅游经营者签订的协议运作。即便动物能在这些区域之间自由往来,各区域的法定类别及允许开展的活动仍有所不同。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于198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其获得认可的自然价值包括动物大迁徙和规模庞大的野生动物群落。恩戈罗恩戈罗是另一处独立的世界遗产地。这种国际认可并不会将各遗产地合并,也不能取代国家法律。管理决策仍由负责各区域的机构依其制度作出;当野生动物的活动、河流集水区或面临的威胁跨越区域边界时,就有必要进行协调。

旅游业是与这一生态系统相关的一项主要经济活动。游客到访主要是为了观赏野生动物、摄影,以及体验广阔的稀树草原景观。度假旅舍、帐篷营地、导游带领的乘车观兽游览、简易机场和热气球观光,共同支撑起规模可观的服务业经济。游客在不同季节的分布往往随兽群的预期位置而变化,不过,常年栖居的捕食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全年都能吸引游客。公园门票及相关收入为保护管理提供了资金,而就业机会和商业收益则通过更广泛的旅游供应链分配。

野生动物旅游也会带来管理压力。大量车辆聚集在捕食动物或兽群渡河点周围,可能干扰动物并破坏植被,车辆驶离道路时尤其如此。住宿和交通运输需要用水、能源、废弃物处理设施,以及可靠的交通通道。道路可以改善巡护监测和游客通行条件,但如果选线和使用方式与当地生态条件不相适应,也会使栖息地破碎化或加剧干扰。这些影响因旅游活动的规模、地点及监管情况而有很大差异。

自然保护与周边居民生计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体系的核心问题。野生动物可能毁坏庄稼、捕杀牲畜、传播某些传染病,或威胁人身安全,而保护地也可能限制居民使用土地和资源。不同机构通过收益分享安排、就业、保育区补偿款及其他机制,使周边社区能够获得保护工作带来的收入。存在这些机制,并不意味着成本与收益得到了均等分配。这些机制的运作取决于土地权属、受益资格规定、地方机构,以及特定地点在特定年份可获得的收入。

科学研究与当代压力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塞伦盖蒂的长期生态学研究大幅扩展。A. R. E. 辛克莱及其同事等科学家对食草动物种群动态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而长期持续的捕食者研究项目则考察了狩猎、社会行为、繁殖和死亡情况。跨越数十年的反复观测,使研究者得以区分短期波动与长期变化。这一生态系统尤其有助于研究个体动物层面的过程如何对整个种群和景观产生影响。

牛瘟防控是其中最鲜明的例子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周边地区为家牛接种疫苗,减少了影响野生有蹄类动物的病原储存宿主。此后,角马数量从1960年前后的约25万头,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100多万头。采食量增加,减少了可作为火灾燃料的草量;火烧减少,又促进了生态系统部分地区树木的定植。这一连锁过程是著名的营养级联案例,将疾病防控、食草动物数量、火与植被联系在一起。

如今,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航空计数、个体识别、卫星追踪、自动摄影和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影像使研究者能够在大范围内比较植被绿度、过火面积和土地覆盖变化。追踪项圈则揭示了零星观测容易遗漏的迁徙路线和栖息地利用情况。每种方法都有局限:航空计数存在抽样不确定性,项圈只能反映选定动物的情况,而植被指数并不能直接衡量每一片草地的营养价值。

当前的压力包括保护区周边栖息地被改作他用、某些形式的围栏、非法狩猎、基础设施扩张以及用水方式的变化。这些压力的影响因地而异。围栏和耕作可能阻碍动物在保护区外的移动,而狩猎则可能使原本适宜的栖息地中的动物数量减少。由于这一迁徙系统依赖动物在不同季节获取相距遥远的资源,某处较狭窄的通道或关键旱季栖息地受损,可能产生远超直接受影响面积的后果。马拉河上游集水区又增添了另一层关联,使河流状况与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外的活动联系起来。

气候变化通过气温升高、降雨格局改变以及可能更加严重的极端天气,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区域的降雨量都会以简单、均一的方式下降;预测结果随季节、地点和模型而异。生态响应还取决于土地利用、火、疾病以及动物的移动能力。因此,当前研究着眼于各种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将气候视为孤立的成因,并特别关注季节性瓶颈、河流流量、植被变化,以及定居种群与迁徙种群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