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椎动物是隶属于脊椎动物亚门的动物,构成了脊索动物的一大演化支系,包括盲鳗、七鳃鳗、鲨和鳐、硬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其典型身体结构包括包围脑部的颅骨和支撑身体的内骨骼;大多数物种还具有由椎骨组成的脊柱。“脊椎动物”这一名称源自拉丁语 vertebra,意指关节或构成脊柱的骨节。尽管并非所有成员都具有同样发达、清晰可辨的脊柱,但共同祖先、胚胎发育特征及分子证据表明,脊椎动物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演化类群。
目前已被描述的现生脊椎动物超过70,000种。它们的体型差异极大,从体长仅数毫米的鱼和蛙,到已知曾经存在过的最大动物——蓝鲸。脊椎动物栖息于深海、淡水、沙漠、森林、极地,以及这些环境上方的空中。在其演化历程中,先后出现了颌、成对附肢、陆地繁殖能力、主动飞行能力,以及多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它们是食物网的重要参与者、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智人所属的演化支系。
定义、亲缘关系与分类
脊椎动物通常被视为脊索动物门下的一个亚门,不过其分类等级在不同分类体系中有所差异。脊索动物在发育过程中具有共同的身体构型,包括背侧中空的神经管、咽部开口或其衍生结构、肛后尾,以及一条称为脊索的柔韧纵向支撑棒。其中一些特征只在胚胎发育阶段出现。在脊椎动物中,神经系统的前端发育为膨大的大脑,并与成对的感觉结构相联系;头部则具有由骨骼组织、肌肉、神经和器官构成的独特组合。
脊椎动物(Vertebrata)与有头动物(Craniata)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历史上围绕盲鳗分类的一项难题。盲鳗具有头骨,却缺少大多数其他成员所具有的一系列明显的椎骨。因此,一些分类体系用有头动物指代范围更大的类群,而将脊椎动物限定为七鳃鳗和有颌脊椎动物。分子证据强有力地支持盲鳗与七鳃鳗构成同一演化支,而且研究者也已在盲鳗体内发现了微小的椎骨结构。因此,许多现代分类体系将两者都纳入脊椎动物。如果严格以成体是否具有常见形态的脊柱作为定义标准,就会将一些按祖先关系本应属于该类群的动物排除在外。
现生脊椎动物最早分化出的两大支系,一支是由盲鳗和七鳃鳗组成的圆口类,另一支是有颌脊椎动物。有颌脊椎动物又分为软骨鱼类和硬骨脊椎动物谱系;前者包括鲨、鳐和银鲛。后者包括辐鳍鱼类和肉鳍脊椎动物。辐鳍鱼类涵盖了大多数常见的水生鱼类,从鲟到鲑、海马和鲈鱼都属于这一类群。肉鳍动物谱系则包括腔棘鱼、肺鱼和四足动物;四足动物这一分支包含陆生脊椎动物及其后来重新适应水生生活的后代。
现生四足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和羊膜动物。羊膜动物分为哺乳动物谱系和爬行动物谱系,鸟类归于后者之中。因此,在演化分类中,鸟类属于爬行动物;而如果将所有后代都包括在内,四足动物也属于硬骨鱼类的辐射演化类群。“鱼类”或“不包括鸟类的爬行动物”等传统类别,在一般描述中仍然有用,但它们各自都不代表演化树上的一个完整分支。
在现生脊索动物中,被囊动物与脊椎动物的亲缘关系最近,文昌鱼则属于亲缘关系较远的分支。这种关系得到分子比较研究的支持,却不同于较早的分类安排:旧分类因文昌鱼的成体解剖结构看起来与脊椎动物更容易直接比较,而将其视为脊椎动物的最近亲。被囊动物说明了为什么单凭成体的相似性可能产生误导:许多被囊动物成年后成为固着生活的滤食者,但其幼体仍保留着明显的脊索动物特征。
骨骼、身体结构与运动
脊椎动物身体结构的核心包括体内的中轴骨骼、位于背侧的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容纳大多数内脏器官的腹侧体腔。脊柱通常包围或取代胚胎时期的大部分脊索,并保护脊髓。脊柱的构造差异很大:椎骨可由彼此分离的软骨成分、相互融合的椎体和椎弓构成,也可具有高度特化的关节结构。在哺乳动物中,脊索的残余参与构成椎间盘的中央部分;而在若干水生类群中,脊索终生都是主要的支撑结构。
脊椎动物的骨骼由不同比例的软骨、骨和其他矿化组织组成。鲨和鳐的骨骼主要由软骨构成,通常依靠软骨矿化来增强强度,而不是像硬骨脊椎动物那样具有大量真正的骨组织。这并不意味着现生鲨类完整保留了未经改变的祖先状态:它们的骨骼也经历了漫长的特化历程。脊椎动物的骨包括以软骨为前体发育形成的软骨内成骨,以及不经过软骨前体阶段而形成的膜骨。颅顶的大部分骨骼以及许多体表骨甲都属于后者。
颅骨既提供保护和力学支撑,也为摄食和感觉结构提供容纳空间。在有颌脊椎动物中,颌的演化涉及咽部前端骨骼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颌弓的变化。此后的改造产生了极其多样的摄食机制,包括许多真骨鱼类能够向前伸出的颌、某些植食性恐龙的齿系、鸟类的喙,以及哺乳动物分化的牙齿。在哺乳动物演化过程中,颌关节的变化也促成了祖先颌骨中的部分骨骼向中耳听小骨的转变。
运动依赖骨骼、肌肉与周围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许多鱼类通过沿躯干和尾部传递波浪式肌肉收缩来游动。它们分节排列的肌节通过结缔组织将力量传递至中轴骨骼。成对的鳍可用于保持稳定、转向、制动或推进。在四足动物中,前肢和后肢具有共同的基本布局:近端为一块骨,向远端依次为两块并列的骨及更远端的骨骼,尽管演化曾多次改变或简化这一模式。马的腿、蝙蝠的翼和鲸的鳍状肢,都是同一种祖传结构框架的不同变体。
水域、陆地与空中生活方式之间的转变,改变了身体所承受的力学要求。浮力能够承托水生动物的大部分体重,而陆地运动则要求身体具备更强的抗重力能力。翼龙、鸟类和蝙蝠各自独立演化出了主动飞行能力,所依靠的解剖结构也不相同。另一方面,鲸、鱼龙及其他若干水生四足动物谱系则各自独立演化出了流线型身体。这些相似之处体现的是趋同适应,并不意味着所有具有某种相同体形的动物之间都有近缘关系。
胚胎发育与基因组组织
脊椎动物的发育始于受精卵的卵裂,随后形成胚层并建立身体各轴。原肠胚形成过程产生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三者分别参与形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在神经胚形成过程中,部分外胚层形成神经管,即脑和脊髓的前身。来自脊索等邻近组织的信号,有助于确定发育中细胞的类型和位置。这些过程发生的时间及其空间形态随卵的结构和繁殖方式而异。
一个尤为重要的特征是神经嵴。这是一群在神经板边界附近形成、随后广泛迁移的胚胎细胞。神经嵴的衍生结构包括周围神经系统的大部分、色素细胞,以及颅面骨骼和结缔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经嵴细胞与头部外胚层上称为基板的特化区域共同参与构建脊椎动物特有的复杂感觉器官和摄食结构。神经嵴细胞在发育上的可塑性,是解释脊椎动物头部如何演化的关键。
分节是身体组织构建的另一项原则。神经管两侧依次形成成对的中胚层块,称为体节。体节的不同部分分别参与形成中轴骨骼、骨骼肌以及身体部分区域的真皮。因此,椎骨的形成过程与肌肉外观可见的分节有关,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这些节段在数量、类型和生长方式上的变化,有助于解释蛇的细长躯干、哺乳动物分区明确的脊柱,以及许多鸟类相对僵硬的躯干之间的差异。
对脱氧核糖核酸和基因表达的比较表明,发育机制具有广泛的保守性。Hox基因有助于确定从头到尾各区域的特性,而Hedgehog、Wnt和骨形态发生蛋白等信号系统则调控众多发育过程。同一条信号通路可以在多个器官中发挥作用,其具体作用取决于激活的时间和位置。因此,解剖结构的演化往往涉及调控序列和发育时序的改变,而非全新基因类别的出现。
大规模基因重复也塑造了脊椎动物的演化历史。来自基因家族和染色体组织的证据支持,在脊椎动物早期分化前后曾发生古老的全基因组复制,但这些事件相对于最早几次谱系分化的确切时间位置,仍是当前研究的课题。真骨鱼类的祖先中又发生过一次全基因组复制,而鲑科等类群还经历了额外的复制事件。重复产生的基因可能丢失,也可能分担祖先基因的功能,或获得新功能。基因组复制为演化提供了机会,但它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特定复杂器官的起源。
呼吸、循环与体内调节
脊椎动物通过适应各自环境的表面进行呼吸气体交换。大多数水生鱼类用鳃呼吸,鳃上纤细的鳃丝和鳃小片提供了与流水接触的大面积表面。在许多物种中,血液与水流在气体交换表面两侧沿相反方向流动,从而维持有利于摄取氧气的浓度梯度。肺鱼和四足动物具有肺,而许多两栖动物还通过皮肤和口腔内壁获取相当一部分氧气。利用空气呼吸的能力在鱼类中曾多次独立演化出来,所用的器官或结构包括肺、特化的鳔、消化道,以及其他富含血管的表面。
循环系统将气体交换与各组织联系起来。大多数鱼类的心脏有两个主要腔室,即一个心房和一个心室,此外还有血液流入和流出的区域;血液通常先流经鳃,再进入体循环。用肺呼吸的四足动物,其肺循环与体循环的分隔更为充分。哺乳动物和鸟类具有四腔心脏,在正常情况下可防止含氧血与缺氧血混合。鳄类也具有四腔心脏,同时还有相互连通的血管,可在某些条件下使血流发生受控分流。两栖动物和大多数其他爬行动物的心脏内部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分隔。
体温调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温血”动物与“冷血”动物之分。鸟类和哺乳动物通常通过代谢维持较高的产热水平,这种特征称为内温性。大多数其他脊椎动物更依赖外部热源,但其中许多会通过选择日照处、阴凉处、水深或活动时间,以行为方式调节体温。一些金枪鱼和鲨鱼通过逆流排列的血管,将代谢产生的热量保留在身体的特定部位。体型大小、保温能力、血液循环、活动以及环境条件,都会影响最终的体温。
水盐平衡是另一组重要的制约因素。淡水鱼往往会吸收过多水分并流失盐分,而海生硬骨鱼则往往会流失水分并摄入过多盐分。它们通过肾脏、鳃和饮水行为的不同运作方式来加以补偿。鲨鱼及其近缘类群在体内保留高浓度的尿素和其他溶质,从而减小体液与海水之间的渗透压差。陆生脊椎动物通过皮肤屏障、呼吸调节、行为和肾脏功能来限制水分流失。含氮废物可主要以氨、尿素或尿酸的形式排出,不同形式在毒性、能量消耗和需水量方面各有不同。
免疫系统既包含古老的防御机制,也包含各演化支系特有的新机制。有颌脊椎动物具有以免疫球蛋白和特化淋巴细胞为基础的适应性免疫,这些淋巴细胞包括T细胞。圆口类则利用一套不同的可变淋巴细胞受体系统,产生多样化的识别分子。这些系统表明,高度特异性的免疫识别能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分子架构形成。包括物理屏障、抗微生物物质和细胞反应在内的先天防御机制,对整个脊椎动物类群仍然至关重要。
感觉系统、认知与行为
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整合感觉信息,协调运动、体内调节和行为。脑在发育过程中分化为前脑、中脑和后脑,各部分的相对大小和内部组织结构因谱系而异。某个脑区的增大通常反映了特定的功能需求,而非处于某种普遍适用的进化阶梯上的更高位置。在一些物种中,参与视觉处理的结构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些物种则在嗅觉处理、运动协调或空间记忆方面尤为发达。因此,仅凭脑的大小并不能全面衡量行为能力。
视觉在脊椎动物中十分普遍,但它们的眼睛适应了差异极大的光学环境。大多数脊椎动物的眼睛采用类似照相机的结构,通过晶状体将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不同物种在光谱敏感性、光敏感度、调焦机制以及感光细胞分布等方面各不相同。许多鸟类能够感知紫外或近紫外波段的光,而深海鱼类则可能具有探测微弱光线或生物发光信号的特化结构。多个谱系中的洞穴种群各自独立演化出了退化的眼睛,这表明,当维持感觉结构不再带来足够收益时,这些结构便可能退化。
机械感觉系统可感知运动、振动和身体位置。内耳参与维持平衡,并在许多类群中承担听觉功能。鱼类和水生两栖动物通常具有侧线系统,能够探测周围水体的局部运动,即使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也能感知附近的动物和障碍物。电感受能力见于多个水生动物谱系,包括鲨类、鳐类和一些硬骨鱼类。弱电鱼类能够产生电场,用于探测物体和交流。这些能力利用了水与空气显著不同的物理性质。
化学感觉在摄食、交配、导航和社会识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鲑鱼在返回出生溪流的最后阶段会利用嗅觉信息。许多陆生脊椎动物通过嗅觉系统探查化学信号;具有辅助性犁鼻系统的动物也会利用这一系统。长距离导航可能综合利用多种信息来源,包括地标、天体线索、气味和地磁场。实验已证实,多种脊椎动物具有磁感受能力,但其感觉机制及各种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因物种而异,至今尚未完全厘清。
脊椎动物的行为既包括相对固定的反应,也包括灵活的学习和复杂的群体传统。一些灵长类、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会使用工具;发声学习能力则在多个鸟类和哺乳动物谱系中演化形成。亲代抚育、领域行为、合作捕猎和社会支配关系也以多种形式出现。有关认知能力的论断,需要通过实验区分学习、感知、动机和既往经验的影响。两个物种在任务中表现相似,并不一定意味着其神经机制相同;而适合某一种感觉或运动系统的任务,也可能低估具有另一种系统的动物的能力。
繁殖与生活史
大多数脊椎动物通过有性生殖繁衍,但受精和发育机制极为多样。体外受精在许多硬骨鱼类和两栖动物中很常见,通常是将卵和精子释放到水中。软骨鱼类、羊膜动物以及许多其他谱系则采用体内受精。脊椎动物的性别系统既有雌雄异体,也有某些鱼类所具有的顺序性或同时性雌雄同体。某些爬行动物及其他脊椎动物中已有自然发生孤雌生殖的记录,但这并非脊椎动物主要的生殖方式。
卵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育能够在何种环境中进行。许多水生动物的卵没有坚硬的外壳,需要依靠周围的水来维持水分并进行气体交换。羊膜卵起源于羊膜动物的祖先,其内部具有多层膜,可形成并维持一个受到保护的发育环境。羊膜包围胚胎,其他膜则参与营养供应、气体交换和废物处理。这些膜以改变后的形式保留在哺乳动物中,包括在子宫内发育的物种。因此,陆地繁殖依赖的是一整套发育系统,而不仅仅是坚硬的卵壳。
胎生曾多次独立演化出来,见于大多数哺乳动物以及众多鱼类和爬行动物。母体提供支持的方式多种多样,从将富含卵黄的卵保留在体内,到通过类似胎盘的结构供应大量营养物质,不一而足。不同胎盘在组织构成、接触程度和生理交换机制上存在差异。在哺乳动物中,单孔类产卵;有袋类通常在幼体发育早期便将其产下,随后幼体长时间附着于乳头;有胎盘类通常能让胚胎在出生前完成更充分的发育。在这些总体模式之下,妊娠期和亲代投入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许多脊椎动物的生活史包含重大的发育转变。两栖动物的变态发育可将水生、以鳃呼吸的幼体转变为以肺呼吸的成体,其四肢、摄食结构和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也随之改变。并非所有两栖动物都遵循这一模式:有些直接发育为小型的陆生幼体,另一些则在性成熟后仍保留幼体特征。比目鱼会经历另一种剧烈的形态转变,其中一只眼睛会迁移到头部的另一侧。对许多海洋鱼类而言,幼体扩散以及不同生活阶段之间的栖息地转换尤为重要。
生活史体现了生长、生存与繁殖之间的权衡。一条大型海洋鱼类可能产下数百万枚卵,而每枚卵发育至成年的概率都很低;一头大型哺乳动物则可能每胎只产下一个后代,并为其投入多年的养育。这些差异并非绝对规律:海马由雄性在育儿囊中孵育胚胎,许多鱼类会守护巢穴,一些两栖动物则会随身携带卵或蝌蚪。性成熟年龄、繁殖频率、寿命和亲代抚育等因素,共同影响着种群对环境变化和开发利用的响应。
化石所揭示的起源与重大演化转变
脊椎动物最早期的历史,是根据化石、比较解剖学和分子证据重建的。海口鱼(Haikouichthys)和昆明鱼(Myllokunmingia)等距今约5.18亿年的寒武纪化石,保存了与早期脊椎动物相关的多种特征。它们的身体主要由软组织构成,给解读带来了困难,但仍为这一谱系在动物多样化的早期便已起源提供了证据。牙形动物和多种披甲无颌鱼类等其他早期类型表明,这一谱系在演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现生盲鳗和七鳃鳗所能代表的范围。
矿化组织在若干早期脊椎动物谱系中逐渐变得显著。外部骨甲、鳞片、牙齿和内部骨骼结构,并不一定是作为一套完整的结构同时出现的。无颌脊椎动物化石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结构组合,有助于研究者区分骨、牙本质及其他硬组织各自的演化历程。到志留纪时,有颌脊椎动物已经出现,而志留纪早期地层中的新发现,又将它们初期多样化的化石记录向前推进了。传统上称为盾皮鱼类的化石类群,对理解颌与颅骨的早期演化尤为重要,不过,对它们确切亲缘关系的认识仍在不断修订。
距今约4.19亿至3.59亿年的泥盆纪,见证了鱼类的大规模多样化和早期四足动物的出现。距今约3.75亿年的提塔利克鱼(Tiktaalik)等化石,既具有鱼类特征,也具有能够活动的颈部、粗壮的肋骨,以及与四肢起源有关的附肢结构。泥盆纪晚期的棘螈(Acanthostega)和鱼石螈(Ichthyostega),则记录了早期具有指趾的脊椎动物。这些化石表明,指趾及其他四足动物特征,是在仍保留大量水生适应特征的动物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转变是一个分支式的演化过程,而不是某条鱼突然变成了完全陆生的动物。
羊膜动物在石炭纪出现,至迟在距今约3.15亿年前便已存在。它们的后代分化为合弓类和蜥形类:前者是通向哺乳动物的谱系,后者则包含现生爬行动物和鸟类。距今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大规模灭绝,深刻改变了陆地和海洋脊椎动物群落的格局。中生代期间,恐龙在许多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海生爬行动物和翼龙则分别在水域和空中占据了相应的生态位。鸟类从兽脚类恐龙中演化而来;在同一大时代中,哺乳动物也从哺乳形类祖先中起源。
距今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灭绝事件,使非鸟恐龙和许多其他脊椎动物类群消失。此后,鸟类和哺乳动物在生态与形态结构上经历了大规模的辐射演化,不过,这两个类群在该事件之前就已实现了多样化。始新世期间,鲸类从陆生的偶蹄类近亲中演化而来,为动物重返水生生活提供了一个证据极为丰富的实例。化石记录还揭示了反复发生的特征丧失、逆转和独立创新,表明脊椎动物的演化是一部不断分支、不断适应的历史,而不是朝着任何现生类群必然迈进的过程。
地理分布与生态作用
脊椎动物几乎栖居于所有主要的水生和陆生环境,但分布极不均匀。在水域中,辐鳍鱼类在脊椎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许多陆地区域,鸟类和哺乳动物则尤为显眼。两栖动物在湿润热带环境中的多样性尤其高,但也有一些物种能够耐受季节性干旱或冰冻条件。爬行动物在许多温暖地区具有特别高的多样性,而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则利用远离陆地、生产力较高的海洋生境。这些地理分布格局反映了演化历史、生理限制、扩散机会以及当前环境条件的共同影响。
脊椎动物分布于多个营养级。植食性哺乳动物、啃食藻类的鱼类、食籽鸟类、食虫蝙蝠、捕食性鲨鱼和食腐秃鹫,通过不同途径传递能量。同一物种随着生长或食性变化,可以承担不止一种营养角色。有些鱼类幼年时以浮游生物为食,成年后则转而捕食较大的猎物。杂食性进一步增加了简单食物链图示的复杂性,因为许多脊椎动物的取食范围横跨多个营养级,而非归属于某个固定类别。
捕食者既能通过捕食猎物,也能通过改变猎物的行为来影响生物群落。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影响会通过营养级联逐级传递,进而影响植被或其他较低营养级。这类效应取决于食物网结构、替代猎物的可获得性、物理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植食动物同样能够改变景观:大象改变木本植被,食草哺乳动物改变草地结构,鹦嘴鱼则清除藻类,并侵蚀礁体的碳酸盐表面。这些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会随种群密度及环境背景而变化。
迁移和移动使脊椎动物成为营养物质和生物的重要运输者。洄游的鲑鱼将海洋来源的营养物质带入河流及周边陆地食物网。海鸟通过鸟粪将营养物质从海洋转移到筑巢岛屿,蝙蝠和鸟类则在森林斑块之间传播种子。一些脊椎动物还发挥传粉作用,包括蜂鸟、食蜜蝙蝠以及若干类群的雀形目鸟类。这些相互作用将不同生境联系起来;若无这些联系,生境之间的物质或繁殖体交换就会更少。
脊椎动物还会创造并维持实体生境。河狸筑坝,改变溪流流态、沉积物蓄积状况以及湿地。穴居哺乳动物扰动土壤,并为其他物种创造可利用的庇护所;礁栖鱼类则挖掘或重新搬动沉积物。这些活动可能有利于某些生物,却减少另一些生物所需的适宜条件;其生态效应并非在所有环境中都必然有益或有害。因此,一种脊椎动物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其所在的生态系统,也取决于该物种是本地种还是引入种、数量是否丰富,以及其生态功能是否已因种群衰减而显著减弱。
科学研究及其意义
脊椎动物的科学研究以悠久的解剖观察历史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将动物分为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这一划分大致预示了后来脊椎动物与许多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区分,但两者并不完全对应。近代早期的比较解剖学越来越多地采用解剖和系统比较的方法,以识别彼此对应的结构。18世纪,卡尔·林奈的分类体系对人们熟悉的动物类群进行了归类;19世纪初,乔治·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则强调这些类群的结构组织方式,推动了脊椎动物作为动物界主要类群之一的确立。
进化论改变了人们对解剖结构相似性的解释。鸟类、鲸类和人类的前肢等结构,不再仅仅被视为反复出现的工程解决方案,而是被理解为祖先结构经过遗传和演化改造的结果。化石提供了已灭绝生物所具有的性状组合,胚胎学则揭示了在成体中并不明显的发育关联。20世纪,支序分析方法将依据共有衍征对生物进行分组的做法规范化。此后,分子系统学提供了大量独立的数据,有时还推翻了仅根据少数解剖性状推断出的亲缘关系。
脊椎动物被广泛用作模式生物,因为这一类群的许多细胞过程和生理过程在演化中保持了保守性。斑马鱼胚胎便于观察和遗传操作;蛙类在发育和细胞信号传导研究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鸡提供了便于开展实验的羊膜动物胚胎;小鼠则在哺乳动物遗传学和生理学研究中十分重要。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代表所有脊椎动物。发育、寿命、代谢和免疫功能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解读和推广。
基因组测序使比较研究不再局限于少数实验动物。研究人员考察染色体演化、调控性DNA、种群历史,以及高海拔耐受能力或特化感觉系统等适应特征的遗传基础。古DNA增添了有关已灭绝种群及其亲缘关系的信息;在DNA保存不佳的情况下,蛋白质分析有时仍能提取演化信号。这些方法是对解剖学和古生物学证据的补充,而非替代,因为仅凭基因,无法直接揭示已灭绝动物如何运动、取食或与环境相互作用。
野外研究方法日益注重将直接观察与远程监测、分子技术相结合。卫星追踪标签和微型生物记录装置可记录迁徙、潜水、加速度以及动物所经历的环境条件。相机陷阱用于调查难以观察到的陆生动物,被动声学监测可探测发声物种,而环境DNA则可通过水样揭示水生脊椎动物的存在。每种方法都有其检测偏差:未检测到信号并不一定证明某一物种不存在,检出DNA也未必能够确定当地种群的大小。涉及脊椎动物的研究还须遵循伦理和法律框架,对动物福利、野外捕捉和实验操作加以规范。
保护压力与评估
脊椎动物保护不仅关注灭绝风险,也关注数量、分布和生态功能的变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依据种群下降、地理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定量分析等标准评估灭绝风险。其等级反映的是风险,而不只是现存个体的数量。不同类群的评估覆盖程度各异,相关知识的积累也不均衡:鸟类和哺乳动物接受较全面评估的历史较长,而许多鱼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资料仍不够详尽。被列为“数据缺乏”的物种,并不因此就被视为安全。
生境丧失和改变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脊椎动物。林地转作他用、湿地排水、河流调控和沿海开发,都可能破坏繁殖场所、减少食物供应,或改变生存所需的物理环境条件。生境破碎化会使种群彼此隔离、限制动物移动,并增加其遭遇道路或其他危险的机会。迁徙物种可能依赖多个相距遥远的地点,因此,任何一处繁殖地、停歇地或季节性庇护地的退化,都可能影响整个种群。
直接利用包括捕捞、狩猎、意外捕获以及为贸易而进行的采集。体型大、生长缓慢的脊椎动物往往较为脆弱,因为其种群补充损失的成体所需时间较长。许多鲨鱼和鳐类不仅性成熟较晚,繁殖力也相对较低;一些淡水鱼类则同时受到捕捞和洄游阻隔的影响。兼捕可导致海洋哺乳动物、海鸟、龟类和非目标鱼类死亡。当捕食者、植食动物或迁徙动物的减少改变了群落内的相互作用时,生态影响便会超出单个物种的范围。
外来捕食者、竞争者和病原体已在一些地区造成严重损失。在没有哺乳类捕食者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岛屿鸟类尤其脆弱。生境变化和传染病已导致两栖动物大幅减少,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由蛙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等真菌引起的壶菌病。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气温、降水、海洋状况以及季节性事件发生的时间,带来额外压力。其影响与其他威胁相互作用,并因物种而异;环境变暖可能使某种脊椎动物的分布范围扩大,却使另一种失去适宜的生存条件。
保护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区、规范捕猎和捕捞、减少兼捕、管理生境、监测疾病,以及控制入侵物种。圈养繁殖和重新引入在加州神鹫、阿拉伯大羚羊等物种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成效不仅取决于繁殖是否成功,也取决于野外条件。当种群变小或彼此隔离时,遗传管理可能十分重要。监测能够区分数量上的恢复与地理分布或生态作用上的恢复,使评估所追踪的不仅仅是最后残存个体是否仍然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