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索动物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的成员,包括被囊动物、文昌鱼类和脊椎动物。这一类群的基本身体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称为脊索的柔性中轴支撑结构、背侧中空神经管、咽部的裂孔或囊状结构、内柱或甲状腺,以及向肛门后方延伸的肌肉质尾。这些特征并不一定都能在成体中辨认出来:有些仅见于胚胎或幼体发育阶段,另一些则发生了显著变化。
脊索动物的体型跨度极大,从毫米级的海洋滤食动物,到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动物,都包含在内。它们栖息于深海、淡水、陆地和空中。这一类群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人类也在其中,但具有脊柱并不是归入脊索动物的必要条件。其三个现存分支之间的亲缘关系、早期脊索动物的化石记录,以及塑造其身体结构的发育机制,都是动物演化研究的核心课题。
定义性的解剖特征
脊索是位于消化道与背侧神经系统之间的纵向杆状结构。在许多脊索动物中,脊索细胞及其外围的结缔组织鞘共同构成一种既能抵抗压缩、又保持柔韧性的结构。身体两侧的肌肉交替收缩,以脊索为支撑使身体弯曲,从而产生游泳运动。脊索不同于脊柱:前者是发育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结构,后者则由一系列骨骼单元组成。文昌鱼终生保留明显的脊索;被囊动物通常只在幼体尾部具有脊索;脊椎动物则在胚胎期形成脊索,但成年后脊索的存留和变化情况差异很大。
背侧中空神经管形成于脊索上方。在脊椎动物中,它发育为脑和脊髓。许多其他两侧对称动物的神经索通常位于腹侧,并具有神经节;脊索动物神经管的位置和组织方式则与之不同。这一对比有助于理解两者的差异,但仅与某一个动物类群进行比较,并不能完整揭示神经系统的演化历史。识别脊索动物的神经管,需要综合考察其发育过程、位置、细胞组织方式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而不能仅凭它位于背侧这一点。
咽裂是将咽部与外界相通的开口,可以直接通向外界,也可以经由包围咽部的腔室与外界相通。咽裂使文昌鱼和许多被囊动物能够滤食悬浮颗粒,并在水生脊椎动物中参与呼吸。陆生脊椎动物的胚胎咽器会经历重塑,而不是作为一组鳃发挥功能;其组织参与形成头颈部的多种结构。某些非脊索动物也具有咽部开口,因此咽裂并非脊索动物独有的演化产物。它们在分类鉴别上的价值,在于与脊索动物身体构型的其他特征共同出现。
内柱是位于咽底的一条腺性沟,分泌黏液以捕获食物颗粒。碘代谢、发育相关基因的活动,以及七鳃鳗发育过程中幼体内柱向甲状腺的转变,都支持内柱与脊椎动物甲状腺之间的关联。另一项典型特征是肛后尾,即由延伸至消化道出口后方的组织构成的尾部,通常有助于推进身体。在若干演化支系中,成体的肛后尾会退化或消失。
理解这些特征时,最好将它们视为继承自共同祖先的特征,而不是一份要求每个成体都必须明显具备所有项目的清单。成年海鞘没有幼体那样明显的尾部和脊索,而人类也没有外露的尾巴。但二者仍然属于脊索动物,因为分类反映的是演化传承关系。脊索动物的其他常见特征,包括两侧对称、体腔以及某些组织内部的分节现象,在动物界中分布更为广泛,不能单独作为鉴定脊索动物门的依据。
演化关系与分类
现生脊索动物分为三大支系:头索动物亚门,即文昌鱼类;被囊动物亚门,即被囊动物;以及脊椎动物亚门,即脊椎动物。这些类群的成体外形差异显著,历史上曾因此掩盖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文昌鱼看起来像结构简化的鱼类,而许多被囊动物则呈囊状,营固着生活。尽管如此,分子证据表明,被囊动物与脊椎动物的亲缘关系更近,而这两者与文昌鱼的亲缘关系都较远。被囊动物与脊椎动物共同构成的演化支称为嗅球动物(Olfactores)。头索动物则是这一演化支的姐妹支系。
21世纪初,大规模分子数据集为这一系统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包括2006年发表的一些重要分析。这一认识取代了此前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文昌鱼是现生无脊椎动物中与脊椎动物亲缘关系最近的类群。这一转变体现了解剖结构相似与亲缘关系接近之间的重要区别。文昌鱼保留了许多有助于重建脊索动物祖先解剖结构的特征,但保留祖先特征,并不意味着该支系就是脊椎动物最近的亲缘类群。反过来,被囊动物高度特化的解剖结构,也不意味着它们与脊椎动物的亲缘关系疏远。
传统上,脊索动物与海星、海胆等棘皮动物,以及包括柱头虫在内的半索动物,一同被归入后口动物。棘皮动物与半索动物共同构成步带动物,这一类群得到了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些动物主要支系之间的关系仍在研究之中:一些分子分析支持传统观点,认为后口动物是单系群,另一些分析则对此提出挑战。与脊索动物和其他动物门之间更深层演化关系中的诸多细节相比,脊索动物门的单系性,以及被囊动物与脊椎动物归为一支的关系,已得到更为坚实的支持。
传统论述依据发育上的一些倾向来描述后口动物,尤其关注胚胎原口与最终形成的口、肛门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性状存在变异,不能视为普遍适用的规则。现代系统发育学综合运用分子序列、解剖性状、发育比较和化石资料。分析时必须考虑不同支系演化速率不均、数据缺失,以及独立演化产生的相似性所造成的误导。在这方面,被囊动物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某些支系的基因组演化迅速,可能使系统发育关系的重建变得复杂。
分类阶元无法完全反映这些演化格局。“无脊椎脊索动物”是对被囊动物和文昌鱼的一种实用描述,但它排除了同样由这些类群共同的脊索动物祖先演化而来的脊椎动物,因此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演化支。同样,脊椎动物内部一些常见的分类也可能与实际祖先关系不符:鸟类属于爬行动物辐射演化形成的支系,而陆生脊椎动物则起源于肉鳍脊椎动物支系之内。因此,在脊索动物分类中,必须区分为方便描述体形而划分的类别,以及依据共同祖先界定的类群。
文昌鱼与持久保留的轴向身体构型
文昌鱼是一类小型、半透明的海洋动物,通常只有几厘米长,主要栖息于沿岸浅水区的沉积物中。常见的属包括文昌鱼属(Branchiostoma)、偏文昌鱼属(Asymmetron)和侧殖文昌鱼属(Epigonichthys)。许多种类大部分时间都将身体部分埋在沉积物中,前端露出沉积物表面。它们的身体狭长而侧扁,形似小鱼,但没有脊柱、颌、成对的附肢,也没有脊椎动物那样结构复杂的头部。意为“两端尖锐”的 amphioxus 一名,至今仍被广泛用于称呼这类动物。
脊索几乎贯穿全身,向前延伸至神经管前部主要区域的前方。“头索动物”(Cephalochordata)这一名称便源于这种构造,意指脊索延伸至头部区域。脊索含有特化的收缩细胞,外包一层鞘。脊索两侧排列着重复的肌肉块,称为肌节。肌节协调收缩,使身体向两侧弯曲,从而让文昌鱼能够在水中游动,或迅速钻入疏松的沉积物中。小型的正中鳍有助于保持运动稳定,但其运动系统缺少许多脊椎动物所具有的成对附肢。
文昌鱼的摄食主要依靠纤毛产生的水流,而非强有力的肌肉泵动。水经口笠进入,口笠上的口须有助于阻挡较大的颗粒;随后,水流进入膨大的咽部,咽壁上有许多鳃裂。内柱分泌的黏液将悬浮颗粒黏住。纤毛将裹挟食物的黏液送向消化道,过滤后的水则进入包围咽部的围鳃腔,再经腹孔排出。肛门是位于更后方的独立开口。气体交换通过体表和咽部结构的部分区域进行。
文昌鱼的循环系统具有可收缩的血管,但没有像脊椎动物那样独立、分腔的心脏。血液通常不含色素,氧的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短距离扩散。排泄器官中包含称为管细胞的特化滤过细胞。神经系统前端有一个不甚发达的脑泡,并具有能够感知光、触碰及化学环境的感觉细胞。这些系统虽然相对不起眼,却是小型沉积物栖居动物适应其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有序结构,并非脊椎动物器官的不完整版本。
大多数文昌鱼通过将卵和精子排入海水中繁殖。其浮游幼体在开始摄食的早期阶段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口和咽部结构的发育位置,会随着幼体逐渐转变为幼年个体而发生变化。这一发育过程提醒我们,不应将文昌鱼视为最早的脊索动物未经改变的翻版。文昌鱼的解剖结构保留了一些有助于研究的祖先特征,但现生种类也具有在漫长的独立演化过程中积累的特化特征。将文昌鱼的解剖结构和基因组与被囊动物及脊椎动物进行比较,有助于区分脊索动物的古老特征与仅见于特定演化分支的新特征。
被囊动物与脊索动物体制的转变
被囊动物全部生活在海洋中,因身体外包裹的被囊而得名。被囊含有一种称为被囊素的纤维素,以及蛋白质和其他物质。动物能够合成纤维素的情况并不常见,通常认为,被囊动物的纤维素合酶基因源自古老的水平基因转移。不同物种的被囊可以是透明的、革质的、胶质的,也可以由矿物结构加固。在固着生活的海鞘中,被囊的保护和支撑作用尤为明显。
常见的海鞘具有两个水管。水从入水管(口管或鳃管)进入,流经硕大而多孔的咽鳃篮,再由出水管(围鳃腔管)排出。内柱分泌黏液,捕获悬浮物,包括小型浮游生物和有机颗粒。纤毛将这些物质输送至消化道。肠道通常弯曲,使肛门开口于围鳃腔内,靠近流出的水流。管状心脏推动血液循环,并周期性地反转收缩方向,这是被囊动物生理上的一个独特之处。
许多海鞘在生命之初是寿命短暂的蝌蚪形幼体。幼体的尾部含有脊索、背神经管和肌细胞,前部则具有感觉结构和附着结构。找到合适的表面后,幼体便附着其上,开始变态发育。尾部被吸收,神经系统重新组织,摄食器官扩大。发育形成的成体与幼体的外形差异可能极大,因此,胚胎学证据对于确认该类群与其他脊索动物的亲缘关系至关重要。亚历山大·柯瓦列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研究,对确立这一联系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
并非所有被囊动物的成体都采用这种固着生活方式。尾海鞘类,又称幼形类,成体自由游泳,仍保留尾部和脊索。它们在体外构筑黏液“房”,其中有精细的过滤结构,能够富集微小的食物颗粒。这些黏液房会被弃去并重新构筑,为下沉的海洋聚集体提供有机物。樽海鞘类包括纽鳃樽、海樽和火体虫,是营浮游生活的被囊动物,身体呈桶状,或形成群体。纽鳃樽通过肌肉收缩排出水流,在进行滤食的同时获得喷射推进力。
被囊动物的生殖方式同样多样。有性生殖可与出芽生殖交替进行,形成由遗传上近缘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或链状体。许多物种雌雄同体,但通常具有减少自体受精的机制。有性生殖、出芽、扩散和快速生长相结合,使它们能够在适宜条件下形成庞大的种群。因此,被囊动物展示了脊索动物的发育模式如何能够产生截然不同的成体构型。由于它们与脊椎动物亲缘关系密切,区分祖先原有的简单结构与次生简化尤为重要:成体失去明显的尾部,并不意味着被囊动物不属于脊索动物的演化辐射分支。
脊椎动物与解剖结构复杂性的增加
在已描述的脊索动物多样性中,脊椎动物占据了绝大部分。它们具有分化明显的头部,其中容纳脑和专门化的感觉系统,并具有头骨和内骨骼结构。传统上,有头类与脊椎动物之间的划分,部分反映了人们对盲鳗分类地位的不确定性:盲鳗具有头骨,但其椎骨成分极度退化。分子和解剖学证据将盲鳗与七鳃鳗共同归入圆口类,即现生的无颌脊椎动物演化支。在现代的通常用法中,脊椎动物包括这两类动物。
理解脊椎动物头部的形成,有两项发育上的创新尤为重要:神经嵴细胞和颅部基板。神经嵴细胞产生于发育中的神经管附近,随后在胚胎中迁移,并参与形成多种结构,包括周围神经系统的大部分、色素细胞,以及颅面骨骼的相当一部分。基板是表层组织局部增厚形成的结构,参与感觉器官及相关神经元的形成。这些系统为头部结构的复杂化创造了条件,不过,它们的演化起源涉及对更早期脊索动物已有发育机制的改造。
有颌脊椎动物的颌由前部咽弓系统演化而来,现生类群包括两大演化辐射支系:以鲨和鳐为代表的软骨鱼类,以及硬骨脊椎动物。硬骨脊椎动物包括辐鳍鱼类和肉鳍类;前者是现生脊椎动物中物种最丰富的辐射支系,后者则包括肺鱼、腔棘鱼和陆生脊椎动物。颌、成对附肢、矿化组织,以及日益复杂的感觉系统,为摄食和运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不过,这些特征并非作为一整套结构同时出现,而是在演化过程中以不同组合逐步形成。
四足动物从水生肉鳍类祖先演化而来的过程,涉及附肢、脊柱、呼吸方式和感觉功能的变化。带有指趾的四肢最初出现在水生动物中,早于完全陆生生活方式的形成。此后,羊膜动物演化出繁殖方面的适应,使胚胎发育对开放水体的依赖有所降低。它们的后代包括哺乳动物,以及包含鸟类在内的爬行动物辐射支系。主动飞行在鸟类、蝙蝠和已灭绝的翼龙中独立演化,显示出从祖先继承的四足动物前肢曾多次受到改造。
不应将脊椎动物的多样性理解为一条从原始鱼类通向高等哺乳动物的阶梯。自各自从共同祖先分化以来,每个现生谱系都经历了长度相当的演化历史。鲨并不是硬骨鱼类的祖先,现生两栖动物也不是哺乳动物的直接祖先。内温性、回声定位、毒液输送、电器官和肢体退化等特征,都是在特定生态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其中一些还曾多次独立出现。脊椎动物的演化辐射,是更广泛的脊索动物谱系内部一段充满特化、灭绝与创新的分支历史。
胚胎发育与基因组证据
脊索动物的身体构造通过细胞身份、位置和运动的协调变化逐步形成。在原肠胚形成过程中,胚胎组织排列成各个胚层,轴向组织之间的相对位置也随之确立。脊索沿身体中线发育,既起机械支撑作用,也充当信号中心。在脊椎动物胚胎中,来自脊索的信号有助于引导周围组织的形成与分化,包括神经管腹侧部分和邻近的中胚层。因此,最终的解剖结构不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某些特定细胞,还取决于这些细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
神经管形成,又称神经胚形成,将发育过程与脊索动物特有的背侧神经系统联系起来。在许多脊椎动物中,片状神经组织弯曲并闭合成管,但具体的细胞过程因身体区域和物种而异。被囊动物和文昌鱼的胚胎大小与细胞谱系各不相同,为神经发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实例。即使它们的成体结构差异显著,解剖学特征和基因表达模式仍支持其神经系统在发育上的对应关系。
保守的调控基因有助于建立从头到尾的身体轴线。Hox基因编码影响身体各区域身份的转录因子,其在基因组中的排列顺序往往与其沿身体轴线发挥作用的区域相对应。文昌鱼保留了相对完整的Hox基因簇,而被囊动物则普遍出现基因丢失和重排。脊椎动物拥有多个Hox基因簇,这与远古时期的基因组复制有关。这些模式为共同祖先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同时也表明,祖先传下来的调控系统即使发生重组,也不会使一个谱系丧失其特有性质。
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经历了全基因组复制,随后大量重复基因丢失,其余重复基因则发生分化。某些脊椎动物分支还经历了额外的基因组复制,包括真骨鱼类的祖先谱系。重复基因可以保留相互重叠的作用,也可以分担祖先基因的功能,或获得新功能。不过,基因数量增加并不必然使生物体变得更加复杂。调控序列、发育时序、细胞间相互作用以及组织特异性活性的变化,对于解释解剖结构的演化同样重要。
脊索动物的胚胎发育并不是依次重演其演化祖先的成体形态。人类胚胎不会经历成鱼阶段,其咽部结构也不是具有呼吸功能的鱼鳃。发育通过共有的组织和调控机制保留了共同祖先的证据,但这些机制又受到各谱系演化历史的改变。因此,有意义的演化比较应当探究,不同生物的哪些细胞群、发育过程和解剖关系彼此对应。仅凭外观相似并不足以作出判断,尤其是在有关结构已经退化、转作他用或各自独立地变得复杂的情况下。
化石起源与早期脊索动物记录
最早的脊索动物是软体动物,因此,它们能否留下化石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特殊的保存条件。与脆弱的轴向组织相比,普通沉积物更容易保存贝壳、牙齿和矿化骨骼。因此,重要证据主要来自能够保存软组织解剖结构的化石产地,尤其是中国距今约5.18亿年的澄江生物群,以及加拿大距今约5.08亿年的布尔吉斯页岩。两者都属于寒武纪,许多主要动物类群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见于化石记录。
澄江化石包括昆明鱼(Myllokunmingia)和海口鱼(Haikouichthys)。它们是体型较小、形似鱼类的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早期脊椎动物或其近亲。保存下来的结构包括重复排列的肌节,以及表明头部和咽部已发生分化的证据。对这些化石的解读依赖于一些可能模糊不清、受到压扁或保存不全的特征;随着标本增多和成像方法改进,某些具体的解剖学判断也有所修正。尽管如此,这些化石仍有力地证明,脊椎动物这一演化分支在寒武纪早期就已出现。
产自布尔吉斯页岩的皮卡虫(Pikaia)是另一种备受关注的早期脊索动物。它是一种身体细长的游泳动物,具有重复排列的肌块和纵向延伸的内部结构。它的确切系统位置及部分解剖特征一直存在争议,但对于研究现生脊椎动物类群之外的早期脊索动物身体构造,它仍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发现于寒武纪沉积物中的 Metaspriggina 保存了一些被解读为眼睛、肌块和咽部成对结构的特征。这类化石有助于重建某些特征组合,而这些特征在现生物种中已不再同时出现。
当脊椎动物的各个谱系演化出坚固、耐保存的矿化组织后,化石记录便更加丰富。牙形石的齿状构件、皮骨板、鳞片以及后来出现的牙齿,保存了完全软体的动物往往无法留下的证据。早古生代的无颌脊椎动物包括许多披甲类型,其中不少已没有对应的现生类群。有颌脊椎动物在志留纪和泥盆纪发生了多样化,而泥盆纪较晚时期的化石则记录了具肢脊椎动物起源过程中的若干阶段。距今约3.75亿年的提塔利克鱼(Tiktaalik)等化石,既具有鱼类特征,又具有可活动的颈部和强壮的附肢结构,后两者与这一演化转变密切相关。
一件化石的年代只能表明其所属谱系至少在何时已经存在,并不一定代表该谱系的起源时间。分子数据推算出的分化时间可能更早,但这类估算取决于校准点的选择以及对演化速率的假设。区分干群与冠群也至关重要:一种已灭绝动物与现生脊索动物的亲缘关系可能比与其他动物更近,却未必具备现生脊索动物最近共同祖先的所有特征。因此,重建最早脊索动物的面貌,需要综合化石、比较解剖学和基因组证据,而不能将某一种化石视为未经改变的祖先模型。
摄食、运动与生理功能的多样化
脊索动物演化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是原本兼具多种功能的结构发生改造。咽部结构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文昌鱼和许多被囊动物中,能够分泌黏液的咽主要用于捕获食物,水流则主要由纤毛活动驱动。在水生脊椎动物中,肌肉驱动的通气活动和特化的鳃支持了高得多的气体交换速率。鳃表面兼具面积大、扩散距离短和血液供应有序等特点,能够摄取足够的氧气,以支持持续游泳;在某些谱系中,还能支持高度活跃的捕食活动。
身体支撑与运动同样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游泳的脊椎动物仍保留着可辨识的祖先特征,即轴向支撑结构与分节肌肉的组合。肌肉收缩沿身体产生行波,而鳍则调节推进、转向与稳定性。不同的游泳动物侧重于身体的不同部位:鳗鲡通过身体的大部分区域作波状摆动,而金枪鱼则将推进运动主要集中在尾部附近。后来,成对附肢逐渐分化出四肢、翼和鳍状肢,但它们的运作都依赖于肌肉、关节、结缔组织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力的传递。
脊索动物门内的循环、呼吸和代谢方式差异很大。小型脊索动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散,而体型较大、活动旺盛的脊椎动物则需要快速的体内运输。脊椎动物的心脏结构多种多样,有些支持流经鳃的单一主循环回路,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心脏则支持完全分离的肺循环与体循环。肺、皮肤、鳃和辅助呼吸器官以不同组合参与呼吸。这些差异与体型、活动水平、环境中的氧气供应以及演化历史有关,而非体现出生理效率沿着某条普遍路径逐步提高。
体温调节是反复发生适应的另一个例子。大多数脊索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环境热量,但鸟类和哺乳动物主要通过代谢产热来维持较高的体温。一些鱼类通过特殊的循环结构,在特定组织或身体区域保存热量。这类系统会影响运动、消化以及动物能够利用的环境,但也需要消耗能量。另一个极端是,许多脊椎动物会随季节降低代谢活动;一些哺乳动物在冬眠时,会通过生理调节降低体温和能量消耗。
防御系统同样体现了延续与创新。所有脊索动物都具有识别和应对生物性威胁的先天机制。有颌脊椎动物还具有适应性免疫系统,其基础是通过体细胞基因重排产生的免疫球蛋白及相关抗原受体。七鳃鳗和盲鳗则拥有另一种适应性受体系统,以可变淋巴细胞受体为基础。被囊动物和文昌鱼可为研究更古老的免疫机制提供比较对象,但它们的防御系统并非脊椎动物免疫系统的简单缩小版。纵观这些系统,其生理功能都体现了在不同功能需求下,对承袭而来的生物机制所作的改造。
生态作用、与人类的关系及研究
脊索动物参与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食物网,但它们的作用远不止大型捕食者和食草动物那些引人注目的活动。被囊动物滤食悬浮物,并将碳转移到粪粒和弃置的黏液结构中。文昌鱼将悬浮食物资源与沉积物相关群落联系起来。鱼类在不同水域环境之间输送营养物质,而迁徙性脊椎动物则将被河流、海洋或大陆分隔的生境联系起来。陆生脊椎动物通过啃食枝叶和牧食草本植物改变植被,传播种子,挖掘土壤,并在觅食地、筑巢地和休息地之间转运营养物质。
一种脊索动物的生态影响取决于其数量、行为及相互作用,而不单由其分类归属决定。大型食草动物能够影响植被结构,捕食者则可能通过改变猎物的数量或行为引发营养级联。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可以通过移动和排泄重新分配营养物质。一些鸟类和哺乳动物也参与传粉,许多种类会取食果实并传播仍具活力的种子。这些功能因物种和环境而异;一个物种消失后,其作用并不总能由外形或食性相似的另一物种弥补。
人类社会在渔业、畜牧生产、运输、文化实践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依赖脊索动物。驯养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在食物系统中尤为重要,而野生鱼类则支撑着规模可观的海洋和淡水捕捞。这些关系也可能通过过度开发、误捕、污染和生境破碎化给野生种群带来压力。脊索动物既包括濒临灭绝的物种,也包括成功扩张的入侵物种,例如某些被引入的被囊动物,它们会在水下表面大量附着生长,妨碍水产养殖。
作为模式生物,不同的脊索动物可用于解答不同的生物学问题。玻璃海鞘属(Ciona)的海鞘具有相对紧凑的基因组,其胚胎细胞谱系也已得到充分解析,因此适合用于研究发育调控。文昌鱼为重建脊索动物祖先的基因组成和解剖结构布局提供了比较依据。斑马鱼胚胎便于直接观察脊椎动物的发育并开展实验操作,小鼠则广泛用于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代表整个脊索动物门,因此,评估研究结论时必须考虑各演化支系特有的差异。
研究重点包括确定最早期脊索动物共有的细胞类型、重建脊椎动物头部的起源,以及解释身体构型的重大变化如何通过调控机制的演化而产生。单细胞测序、基因组比较、实验胚胎学和改进的化石成像技术提供了相互补充的证据。生态监测关注的是另一组不同但相关的问题:脊索动物种群如何响应气候变化、水温升高、土地利用变化和捕捞猎取。这些研究将脊索动物门久远的演化历史与现生种群及其栖息环境中可测量的变化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