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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生态 / food-chain

食物链

食物链描述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取食关系,以及能量和物质沿这些关系传递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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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是由取食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系列生物,其中每一种生物都为下一种提供食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草 → 蚱蜢 → 青蛙 → 蛇,箭头从被取食的生物指向取食它的生物。食物链描述了化学能和物质在生态系统内流动的路径。食物链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因为取食关系将生物个体的生长和生存与整个生物群落的运作联系起来。

食物链是一种简化的表示方式,并非对生态关系的完整描述。大多数生物以多种食物为食,同时也被多个物种取食,因此不同的食物链相互交织,构成食物网。尽管如此,追踪单条食物链仍有助于解释:捕食者为何依赖初级生产,某些污染物为何会在顶级消费者体内达到很高的浓度,以及一个种群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种群。食物链分析将对食性的观察与对生产量、能量传递、种群动态及化学示踪物的测量结合起来。

概念、惯例与历史发展

食物链的基本特征是有机物通过取食而发生定向传递。在“草 → 蚱蜢 → 蛙”这一序列中,箭头表示食物从草传入蚱蜢体内,再从蚱蜢传入蛙体内,并不表示攻击的方向或捕食者的移动方向。每一个取食环节都代表一种生物相互作用,但食物链本身是一种用于分析的抽象模型:一个蛙种群可能取食多种昆虫,而蚱蜢也可能被鸟类、蜘蛛及其他捕食者取食。因此,单独一条食物链标示的是更大网络中的一条路径,未必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生态单元。

生物通常按其营养级归类,即按其相对于食物供应基础所处的位置归类。初级生产者处于第一营养级,以生产者为食的消费者处于第二营养级,而捕食这些消费者的生物则处于第三营养级。这些类别描述的是生物在取食关系中的角色,而不是固定的分类学类群。同一物种可以占据多个营养级,甚至同一个体也会随着食性的变化而改变其所处的营养级。食物链的绘制可以采用不同的细化程度:“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 → 鱼类”将许多物种归入宽泛的类别,而具体到物种的食物链则会区分各个猎物种群和捕食者种群。

现代食物链生态学与动物群落及能量流动研究同步发展。查尔斯·埃尔顿于1927年出版的《动物生态学》,推动了食物链、食物循环和数量金字塔成为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埃尔顿强调,认识生物不仅可以依据其分类或地理分布,还可以依据其取食关系及其在群落中的功能位置。早期的博物学家已经记录过捕食现象和生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群落层面的研究视角,使取食结构成为生态学系统研究的对象。

雷蒙德·林德曼于1942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的营养动态观》,尤其以他在明尼苏达州雪松沼泽湖的研究为基础,将营养结构与能量传递联系起来。这篇论文推动研究重点从罗列取食关系,转向考察能量进入、流经和离开生态系统的速率。此后的生态系统研究进一步建立了生产、消费和呼吸作用的定量收支核算。如今,这两种视角仍并存:食物链可以描述一系列取食环节,而营养模型则可以量化与这些环节相关的能量流。区分二者十分重要,因为仅凭某种取食关系的存在,并不能确定它在能量传递中的重要性。

生产者、消费者与摄食的生物学基础

大多数食物链最终都依赖于初级生产,即利用无机碳合成有机物的过程。在陆地上,这一过程主要由绿色植物完成;在海洋和湖泊中,微小的藻类及其他光合生物则尤为重要。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储存在有机化合物中的化学能。其总初级生产包括扣除呼吸消耗之前固定的全部碳。扣除呼吸消耗后剩余的净初级生产,则是可用于植物生长、繁殖、储存,并最终传递给消费者或转化为碎屑的生产量。其中只有一部分会在生产者存活时被摄食。

并非所有食物链都始于当地捕获的太阳光。微生物可通过化能合成,从涉及硫化氢、氢或氨等物质的化学反应中获取能量。在一些深海热液喷口,硫氧化微生物或以自由生活的食物来源形式,或作为体内共生体,为动物提供营养支持。例如,Riftia 属的巨型管虫依赖共生细菌,而非成体中具有功能的消化道。这类系统表明,食物链不可或缺的基础是新产生的有机物供应,而不一定是肉眼可见的植被或直接的阳光照射。

消费者从其他生物或其残体中获取有机碳和能量。植食动物以活的生产者为食;肉食动物摄食其他动物;而杂食动物则从不止一个营养级获取食物。这些类别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食籽鸟类、啃食叶片的毛毛虫和吸食汁液的昆虫都以植物资源为食,但它们利用的组织不同,对生产者造成的影响也不同。食物质量同样重要:消费者需要以适当比例摄入碳、氮、磷、必需脂肪酸及其他化合物。如果食物缺少某种限制性营养物质,或难以消化,那么即使数量充足,也可能难以支持生长。

寄生生物和分解者使“大动物吃小动物,且捕食者体型逐级增大”这一常见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寄生生物的体型可能远小于宿主,其自身也可能成为专性寄生生物的宿主。许多真菌和细菌通过分泌酶进行体外消化,再吸收消化产物来获取营养。另一些微生物则与动物密切共生,帮助它们利用原本无法利用的资源。例如,反刍哺乳动物依靠微生物发酵来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材料。这些关系表明,摄食联系不一定涉及吞下整个猎物。取食组织、吸食体液、细胞外消化以及微生物共生,都有助于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群落中传递。

牧食、碎屑与微生物途径

牧食食物链始于对活体初级生产者的取食。常见的例子有草 → 羚羊 → 狮子,以及浮游植物 → 植食性浮游动物 → 鱼。植物生产量中进入这一途径的比例,在不同生态系统间差异很大。在许多森林中,每年的生产量有很大一部分成为凋落物、枯木或地下有机物,而非直接被植食动物吃掉。在某些浮游生物系统中,新产生的藻类生物量有很大一部分在仍然存活时就被消费者取食。因此,牧食途径与碎屑途径是同一份初级生产量进入消费者群落的不同路径。

碎屑食物链始于死亡有机物,包括落叶、尸体、粪便和溶解性有机化合物。蚯蚓、许多昆虫的幼虫和某些甲壳动物等食碎屑动物会摄食这些物质,而且常常连同其上生长的微生物一起吃下。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会改变碎屑的化学组成,并释放可供其他生物利用的化合物。一条可能的食物链是落叶 → 食碎屑昆虫幼虫 → 捕食性昆虫 → 鱼。与简单的牧食食物链示意图不同,这一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原始物质、分解者群落及取食它们的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微生物环在水生系统中尤为重要。浮游植物和其他生物会释放溶解性有机碳,而许多体型较大的消费者无法直接利用这些物质。异养细菌吸收其中一部分;小型鞭毛虫和纤毛虫取食这些细菌;体型更大的浮游动物再取食这些以微生物为食的生物。法鲁克·阿扎姆及其同事在1983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微生物环的概念。这一概念凸显了微生物活动如何将溶解性有机资源重新引入通向较大型消费者的传递途径。一部分碳继续向后传递,另一部分则在每个环节中通过呼吸作用释放,因此,微生物的加工过程既能为消费者提供支持,也会增加碳到达鱼类之前所经历的传递次数。

这些途径彼此紧密相连。植食动物产生粪便,捕食者留下未吃完的残骸,而各营养级的生物最终都会死亡。以碎屑为食的消费者可能成为某些动物的猎物,而这些动物也取食植食动物,从而把起始资源不同的食物链连接起来。物质也会跨越生态系统边界:陆生昆虫落入溪流,河流将有机物带入河口,海鸟则把源自海洋的营养物质带到陆地上。这类资源输入称为生态补贴。因此,一条食物链表面上在本地的基础资源,未必就是其中碳或营养物质的实际地理来源。一条被树荫遮蔽的溪流,即使水中的光合作用有限,也能主要依靠周围森林的落叶来维持消费者。

能量传递、生产与生态金字塔

食物链的能量学基础在于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之间的区别。生产者获取外部供给的能量,消费者则通过取食获得由此形成的化学能的一部分。在每个阶段,生物都需要消耗能量来维持生命活动、运动、生长和繁殖。用于代谢的能量中,很大一部分最终以热的形式散失;如果没有新的能量输入,这些能量就无法重新用于生物生产。碳、氮、磷等元素可以循环利用,但能量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循环。这一区别符合热力学原理。

摄食量并不等于生产量。有些可利用的食物从未被取食;有些摄入的物质未经同化便通过消化系统排出;而同化的能量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呼吸作用,并未转化为新的生物量。在简化的消费者能量收支中,摄入能量可表示为 I=A+FI=A+F,其中 AA 为同化能量,FF 为随未同化物质损失的能量。同化能量又可划分为 A=P+R+UA=P+R+U,其中 PP 为生产量,RR 为呼吸消耗,UU 则表示在这一核算方式下的排泄损失。生产量包括新形成的组织和繁殖产出,而不仅仅是个体体型的增大。

相邻营养级之间的传递通常用营养级传递效率表示:

TTE=Pn+1Pn×100%,\mathrm{TTE}=\frac{P_{n+1}}{P_n}\times 100\%,

其中,PnP_n 和 Pn+1P_{n+1} 是相邻营养级的生产速率,测量时所采用的面积和时间区间须具有可比性。人们熟知的“十分之一定律”是用于教学的近似概括,而非普适常数。传递效率会随食物的可消化性、消费者的生理特征、温度、养分供应以及营养类群的划分方式而变化。如果每一步的传递效率都恰好为百分之十,那么基底营养级一万个能量单位的生产量,就能支持下一营养级一千个单位的生产量,再往上依次为一百个单位和十个单位。这一计算说明了逐级递减的累积效应,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真实的食物链都遵循这些数值。

生态金字塔概括的是不同的量,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数量金字塔统计生物个体数;当一棵树供养许多昆虫时,就可能出现倒置。生物量金字塔衡量现存活体生物量;在水生系统中,繁殖迅速的浮游植物虽然维持的现存生物量很小,却能供养现存生物量更大的消费者,因此也可能出现倒置。能量金字塔若正确地以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的生产量或能量流量表示,在封闭的营养级能量核算中就会自下而上递减。对于表面上的例外,需要留意外部食物补给、采样时间区间不一致,或现存量与生产量之间的差别。快速周转能够在生产者瞬时生物量不大的情况下,维持相当可观的摄食量。

链长、杂食性与网络结构

食物链长度可以指某条选定路径上的取食环节数、食物网中最长路径的长度,也可以指某一特定消费者的平均营养位置。这些指标未必一致。一条主要以植食性浮游动物为食、但偶尔也捕食其他鱼类的鱼,无法简单地归入某个整数营养级。一种常用的计算方法将消费者的营养位置表示为

TPi=1+∑jdijTPj,\mathrm{TP}_i=1+\sum_j d_{ij}\mathrm{TP}_j,

其中,dijd_{ij} 表示猎物类型 jj 在食谱中所占的比例,各项比例之和为一。生产者的营养位置通常设为 1。只要食物组成比例与猎物营养位置的估算采用一致的方法,这一公式就允许营养位置取非整数值。

多种机制都可能限制食物链长度。能量在逐级传递中不断损失,使额外消费者层级的维持越来越困难。面积较小或相互隔离的生境,可能缺乏足够的空间、猎物多样性或种群数量,无法支持大型捕食者。干扰可能阻碍较长取食路径的形成或持续存在。研究还表明,在仅靠生产力无法解释链长的情况下,生态系统的大小也有助于解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如果缺乏适宜生境、生物扩散受到限制,或者现有消费者只是改变了食谱,那么初级生产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增加一个捕食者层级。

杂食性意味着营养结构很少呈现严格的阶梯状。一条淡水鱼可能同时摄食藻类、昆虫幼虫、浮游动物和较小的鱼类,因此,其食谱中不同食物与初级生产者之间相隔的取食环节数也各不相同。食谱还会随着个体发育而改变:许多鱼类最初摄食小型浮游猎物,之后转向较大的无脊椎动物或鱼类。食物可获得性的季节变化又会带来更多变异。因此,与其问“某物种处在哪条食物链中”,往往不如考察为其提供食物的各种路径如何分布,更能说明问题。一个物种的生态位包括这些取食关系,也涵盖其对环境条件的耐受范围、生境利用方式及其他维度。

除了链长,取食联系的组织方式本身也很重要。食物网连接度描述的是,在给定的网络定义下,实际存在的取食联系占所有可能取食联系的比例。即使两个群落的物种数和最长食物链相同,其替代取食路径的数量与相互作用强度也可能大不相同。替代猎物可以缓冲某一种食物资源减少对捕食者的影响,但共享捕食者也可能在不同猎物物种之间传递间接效应。因此,网络分析还会考察相互作用强度、网络分隔形成的模块、体型结构,以及弱联系与强联系的分布。食物网更长或连接更密集,并不必然意味着更稳定;结果取决于哪些生物彼此相连,以及它们的种群如何响应。

自下而上的控制、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营养级联

食物链动态中的影响可以沿多个方向传递。当资源的供应量或质量制约消费者时,就会发生自下而上的控制。例如,增加营养物质可以提高藻类生产量,进而可能支持更多的浮游动物,随后又支持更多的鱼类。但这种响应并非必然发生:营养物质可能因其化学形态而无法被利用,藻类可能无法被摄食,消费者也可能缺乏另一种必需资源。因此,营养限制和食物质量会影响食物链底部生产量的增加能否向上传递。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即使植被看似十分充足,植物的防御机制和较低的营养物质含量也同样可能限制植食动物。

当消费者显著影响其下方生物的数量、行为或生产力时,就会发生自上而下的控制。捕食者可能减少植食动物的数量,也可能改变植食动物的取食地点和觅食时间。当这些影响跨越多个营养级传递时,就会产生营养级联。在简单的三级食物链中,捕食者抑制植食动物,从而减轻生产者受到的啃食压力。在四级食物链中,增加一级捕食者可能使这一模式逆转。这些交替出现的响应可用于预测,但在真实食物网中,杂食、替代猎物、碎屑途径以及生物的空间移动往往会改变这些响应。

罗伯特·潘恩于1966年发表的潮间带实验表明,消费者的强烈影响能够如何改变群落。移除赭色海星(Pisaster ochraceus)后,贻贝的优势地位不断增强,实验群落的多样性随之下降。这项研究推动了关键种概念的确立,即某个物种产生的影响相对于其自身丰度而言大得不成比例。海带林提供了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例子:海獭可以抑制海胆,从而减轻海带受到的啃食压力。这一作用途径的强度和具体表现会随当地条件、其他捕食者、种群补充、疾病和物理扰动而变化。因此,它是一种已有实证支持的机制,而不是对所有海带生态系统的普遍描述。

自下而上的控制与自上而下的控制并非相互排斥的解释。营养物质富集可以通过提高猎物生产量来增强消费者的影响,而强烈的啃食则可能使生产者即使具有较高的生产速率,生物量也无法增加。研究者采用过围隔实验、移除捕食者、添加营养物质以及湖泊间比较等方法来区分这些机制。解释这些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因为一项干预在改变生物数量的同时,也可能改变生境结构、营养物质再循环和生物行为。要为营养级联提供有力证据,仅有捕食者是否存在与植被状况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够;还需要建立一条有充分依据的作用途径,将中间各环节的摄食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污染物传递与生物放大

食物链不仅传递营养物质和能量,也传递化学物质。污染物是否会积累,取决于其可利用性、持久性,以及被生物吸收、代谢、储存和排出的情况。生物积累是指某种物质经由所有相关暴露途径,随时间推移在生物体内逐渐累积的现象。生物浓缩的含义更窄,按照标准定义,仅指生物从周围介质中吸收物质,不包括通过食物摄入的部分。当某种物质沿营养途径从猎物传递给消费者时,其浓度逐步升高,就发生了生物放大。这些过程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一种化学物质可以在某个生物个体内大量积累,却不一定在相继的营养级中持续升高。

持久性化合物如果容易从食物中被吸收,却又排出缓慢,就尤其容易发生生物放大。许多有机氯污染物与脂质结合,因此比较其浓度时,通常会考虑脂质含量。捕食者的年龄、生长速率、繁殖过程中的物质转移以及迁徙,也会影响测得的浓度。某个物种体内的浓度高于另一物种,本身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简单的食物链效应,因为这些物种的暴露地点或生理特征可能不同。因此,食物链研究会将污染物测量结果与食性信息、营养位置估计结合起来,理想情况下还应从同一个相互连通的系统中采集生物样本。

滴滴涕(DDT)及其降解产物滴滴伊(DDE)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例子。DDE暴露与多种捕食性鸟类和食鱼鸟类的蛋壳变薄、繁殖功能受损有关。这些影响帮助人们认识到,用于防治目标昆虫的化学物质,其后果可能远远超出最初的施用地点。汞则遵循不同的化学转化途径。微生物能够将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甲基汞可以通过水生生物的摄食关系高效传递,并在寿命较长的捕食性鱼类体内达到较高浓度。汞的暴露模式不仅取决于食物链长度,还取决于甲基化条件、食物网结构、生长情况,以及相关鱼类的种类和大小。

并非所有污染物都会发生生物放大,而且某种化学物质出现在食物链底部,并不意味着可以据此预测其在顶级捕食者体内的浓度。有些物质会迅速被代谢或排出;另一些则大多滞留于沉积物中,难以被生物利用,或者因生物生长而被稀释。即便是持久性物质,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呈现不同的营养级分布模式。对于与水或沉积物有关的污染物,区分食物链传递与直接暴露尤其重要。这些原理为环境监测提供了依据,也说明了为何评估污染既需要化学信息,也需要生物学信息:仅凭环境中测得的浓度,可能无法反映高营养级消费者实际受到的暴露。

重建食物链与测定营养关系

直接观察仍是确定取食关系的基本方法。研究人员记录捕食攻击、啃食、猎物处理行为或取食痕迹,并检查胃内容物、粪便、食丸或反刍、反胃排出的物质。每种方法反映的都是食谱的不同部分。胃内容物可能让研究人员将猎物鉴定到物种水平,但通常只能反映较短时间内的取食情况;软体猎物可能很快被消化,而贝壳和骨骼仍可辨认。相机陷阱和动物佩戴的传感器可以揭示原本难以察觉的行为,但对于微生物、深水消费者以及罕见的取食事件,观察仍然困难。要可靠地重建一条食物链,往往需要多种相互补充的证据。

稳定同位素分析有助于重建较长时期内被生物同化的食物组成。碳同位素比值常用于区分基础食物资源的来源,而氮同位素比值通常会随着营养级间的传递而升高。同位素组成通常表示为

δ15N=(RsampleRstandard−1)×1000 ‰,\delta^{15}\mathrm{N} =\left(\frac{R_{\mathrm{sample}}}{R_{\mathrm{standard}}}-1\right)\times 1000\ \text{‰},

其中,RR 是 15N^{15}\mathrm{N} 与 14N^{14}\mathrm{N} 的比值。营养位置可近似估算为

TPc=TPb+δ15Nc−δ15NbΔN,\mathrm{TP}_{c} =\mathrm{TP}_{b} +\frac{\delta^{15}\mathrm{N}_{c}-\delta^{15}\mathrm{N}_{b}}{\Delta_N},

其中,下标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作为基线的生物,ΔN\Delta_N 是假定的每次营养级传递所产生的富集值。富集程度并非普遍恒定,而是存在变异,因此基线的选择及其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估算结果。

分子方法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基于DNA的食性分析能够识别因消化程度过高而无法通过外观辨认的猎物残留,宏条形码技术则可以在混合样本中检出多种食物类群。然而,检出某种食物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量化其被摄食的生物量:扩增效率、消化过程、参考数据库和污染都可能影响结果。猎物DNA也可能通过次级摄食进入捕食者体内,即捕食者吃下的动物本身不久前也曾进食。从水或土壤中采集的环境DNA可以证实某些生物的存在,但仅凭共同出现并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取食联系。

定量模型综合食谱、生物量、生产量和摄食量等信息,估算营养物质的流动。质量平衡模型考察消费者的食物需求是否与猎物的生产量及其他损失相容。动态模型则研究种群及营养流如何随时间变化。两类模型都需要对采样尺度、迁移、未被观测到的猎物以及生理速率作出假设。氨基酸单体同位素分析有助于区分基线同位素组成的变化与营养级富集效应,而脂肪酸等生化示踪物则可提供额外的食性证据。独立方法所得结果相互吻合,可以增强推断的可信度;结果之间的差异则可能揭示食性的季节性变化、来自其他空间的资源补贴,或摄入食物与实际同化食物之间的差别。

环境变化、保护与资源管理

环境变化会改变生产量、物种组成、取食行为以及生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时间,食物链也随之发生变化。气候变化可以影响生物的代谢需求、地理分布以及食物的季节性供应。如果消费者与其猎物的生命周期对变暖的响应不同,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就可能降低。海冰的变化会影响冰栖藻类的供应,进而影响依赖这些藻类的消费者。这些影响的传递并不均匀,因为物种可以转换食物、在不同生境之间迁移,或依赖多条资源获取途径。因此,食物链底部的变化不会在每条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引起相同的响应。

营养盐富集是食物链受到扰动的一个研究较为充分的案例。富营养化可以促进藻类生长,但如果新增的生物量主要由不可食用或有害的物种构成,就可能难以有效传递给植食性消费者。有机物分解时,微生物的呼吸作用会消耗溶解氧,导致水体缺氧,使敏感的消费者无法生存或死亡。这类变化可能重组食物传递途径,而不只是增加食物供应。入侵物种也会通过引入新的捕食者、竞争者或生态系统工程师来改变营养结构。例如,斑马贻贝会滤食悬浮颗粒,将物质从水体转移至与水底相关的食物传递途径。

渔业管理利用营养关系信息,考察捕捞捕食者、饵料鱼或无脊椎动物所产生的后果。移除捕食者可能改变猎物的丰度,而捕捞小型群游鱼类也可能减少海鸟、海洋哺乳动物和大型鱼类可获得的食物。因此,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不仅考虑被捕捞种群的动态,也考虑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渔获物平均营养级等指标可以揭示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的变化,但需要谨慎解读。捕捞地点、市场需求、目标物种和报告方式的变化,都可能改变这一指标,却未必反映相同的生态过程。

保护与生态恢复日益重视取食关系是否仍能发挥作用,而不只是关注物种是否存在。如果缺乏充足的猎物、适宜的空间或生境连通性,即使恢复了某种捕食者,也未必能恢复其生态作用。重新连通河流与洪泛平原,可以使生物更容易进入季节性觅食生境;维持河岸植被,则有助于保留陆地向溪流提供的外源食物补给。因此,监测工作除了衡量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涵盖猎物的可获得性、消费者的食谱、身体状况、生产量和营养位置。如何从管理角度解读这些信息,取决于具体的食物链、包含该食物链的更广泛食物网,以及食物资源生产和消耗所涉及的时空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