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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动物 / canidae

犬科

犬科包括犬、狼、狐、胡狼及其近亲,其取食、运动和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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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科是食肉目下的一个哺乳动物科,包括家犬、狼、郊狼、胡狼、狐以及若干较不为人熟知的类群。犬科动物通常具有细长的吻部、发达的犬齿、不能伸缩的爪,以及适于陆地运动的四肢。尽管具有这些共同特征,犬科动物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例如以昆虫为食的大耳狐、四肢修长的鬃狼,以及高度群居的非洲野犬。

犬科动物于3500多万年前起源于北美洲,随后扩散至世界大部分地区。所有现生物种均属于犬亚科,这是犬科在演化辐射过程中形成的众多分支中唯一存续至今的一支。犬科动物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捕食者的角色:许多犬科动物还会取食果实、传播种子、取食动物尸体,或调节食物网中其他消费者的种群。家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延续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关系之一。

犬科动物的基本身体构型相对保守,生态适应与行为却极为灵活。因此,要理解犬科动物,既需要了解其悠久的演化历史,也需要考察塑造现生种群的各种过程,包括合作、竞争、杂交、驯化和环境变化。

分类与现生多样性

犬科属于食肉目中“犬型”的犬型亚目,该亚目还包括熊、鼬总科动物和鳍足类。食肉目的另一主要分支是猫型亚目,包括猫、鬣狗、獴及其近亲。这些名称反映的是演化关系,而不只是外形相似性:鬣狗虽然外形像犬,但与猫的亲缘关系比与犬科动物更近。犬科的学名 Canidae 源自拉丁语 canis,意为“犬”,通常认为由戈特黑尔夫·菲舍尔·冯·瓦尔德海姆于1817年命名。

目前通常承认的现生野生犬科动物有30余种,但具体数目因对有争议物种及地理分化种群的分类处理不同而有所变化。对于现生犬亚科,划分为三个大类群尤其有助于理解其多样性。犬族包括狼及其近亲,以及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犬科动物。狐族包括“真狐类”,主要是狐属(Vulpes)及与其亲缘关系密切的支系。灰狐属(Urocyon)则代表一个较早分化的现生支系。“狐”“狼”和“胡狼”等俗名并不总能与这些演化分支一一对应。

灰狼(Canis lupus)、郊狼(Canis latrans)、金胡狼(Canis aureus)和非洲金狼(Canis lupaster)均属于犬属(Canis)。家犬通常被归为 Canis familiaris 或 Canis lupus familiaris,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分类体系。非洲金狼的分类体现了遗传证据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被归入欧亚金胡狼的一些种群,在2015年一项重要的基因组研究中被确认为属于一个与狼近缘的独立支系。黑背胡狼和侧纹胡狼如今常被划入 Lupulella 属,而非犬属。

其他独特的属包括非洲野犬所属的非洲野犬属(Lycaon),以及豺所属的豺属(Cuon)。南美洲的犬科动物包括鬃狼(Chrysocyon brachyurus)、薮犬(Speothos venaticus)、食蟹狐(Cerdocyon thous)、小耳犬(Atelocynus microtis)和伪狐属(Lycalopex)的若干物种。后者通常被称为南美狐,但与真狐类的亲缘关系并不密切。

真狐类包括分布广泛的赤狐(Vulpes vulpes)、北极狐(Vulpes lagopus)和耳廓狐(Vulpes zerda)。貉属(Nyctereutes)和大耳狐(Otocyon megalotis)则代表另外一些特化支系。随着形态学资料、地理采样结果和基因组证据的综合运用,物种界限仍在不断修订。因此,与其将犬科视为一份由熟悉俗名组成的固定名录,不如将其理解为一部不断分支的演化史。

演化与化石记录

目前有确凿证据的最早犬科动物于晚始新世出现在北美洲,距今约4000万至3500万年。原始黄昏犬属(Prohesperocyon)和早期黄昏犬属(Hesperocyon)等体型较小、特化程度较低的类型,为犬科从更古老的食肉目祖先中起源的过程提供了证据。这些动物并非缩小版的现代狼。它们的四肢比例、牙齿以及推测的运动习性,反映了犬科演化中一个特化程度较低的阶段;此后,犬科才多次演化出体型庞大、以追逐猎物为生的捕食者。

依据化石记录,犬科通常分为三个亚科:黄昏犬亚科(Hesperocyoninae)、恐犬亚科(Borophaginae)和犬亚科(Caninae)。黄昏犬亚科是最早发生大规模辐射演化的类群,于中新世、约1500万年前消失。恐犬亚科延续的时间长得多,其最后的成员一直生存到约200万年前。包括上犬属(Epicyon)和恐犬属(Borophagus)在内的一些恐犬亚科动物,演化出了强有力的颌部和粗壮的前臼齿,适于咬碎骨骼。“碎骨犬”这一非正式名称主要指这些特化类型,而非该亚科的所有成员。

至早渐新世、约3400万年前,犬亚科已在北美洲出现。在通向现代犬亚科动物的演化支系中,早期成员仍保留着特化程度较低的牙齿,体型也不大。在后来的演化中,多个支系分别出现了更长的四肢、更适于奔跑的运动方式,以及不同程度的肉食特化。这些变化并非一条通向现代狼的单一演进路线:高度肉食、杂食以及以小型猎物为食的类型出现在不同分支中,一些高度特化的分支则已灭绝。

洲际扩散改变了犬科的分布格局。至晚中新世、约800万至700万年前,犬亚科动物已通过北方的陆地连接进入欧亚大陆,随后扩散至非洲。犬科动物于晚上新世、约300万年前抵达南美洲,这一过程与美洲生物大交换有关。它们的后代分化出多个支系,分别栖居于森林、草原、湿地和高海拔地区。因此,现代南美洲的“狼”和“狐”大多是当地辐射演化的产物,而非现代欧亚类型多次迁入的结果。

古脱氧核糖核酸改变了以往仅依据骨骼作出的判断。恐狼传统上被归入犬属(Canis),其解剖结构在多个方面与大型灰狼十分相似。然而,2021年的一项基因组研究表明,恐狼属于一个与其他犬科动物分化甚早的美洲支系,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与现生犬科动物分道扬镳;如今,它常被归为恐狼属的 Aenocyon dirus。这一案例说明,相似的食性和运动需求可以造成显著的解剖结构趋同。化石能够确定已灭绝犬科动物生存的年代,并展现其形态多样性;分子证据则能揭示被外形相似性掩盖的亲缘关系。

解剖结构、感官与生理适应

大多数犬科动物都具有明显修长的身体、长吻和较长的尾巴,并采用趾行步态:行走时以脚趾着地,而非整个脚掌贴地。前后肢各节的运动主要在前后方向的平面内进行,有利于高效地在陆地上行进。多数物种的前足有五趾,其中包括一枚退化的悬趾,后足则有四趾。非洲野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犬科动物通常具有的功能性前足悬趾,四足各有四枚主要足趾。

野生犬科物种之间的体重差异可达约两个数量级。耳廓狐的体重通常约为1—1.5千克,而大型灰狼可超过50千克,不同种群及雌雄之间的体重也有很大差异。人工选择使家犬的体型变异范围远远超出野生犬科动物。身体各部分的相对比例也可能极具特色:鬃狼格外修长的腿有助于它在高大植被中移动和观察周围环境,而薮犬则身体低矮紧凑,四肢较短。

典型的成年犬科动物共有42颗牙齿,其齿式为

I 3/3,C 1/1,P 4/4,M 2/3,I\,3/3,\quad C\,1/1,\quad P\,4/4,\quad M\,2/3,

其中的数字表示上、下颌单侧的牙齿数。上颌第四前臼齿和下颌第一臼齿构成一对裂齿,相互咬合的齿缘可剪切肉块。位置更靠后的臼齿则提供压碎食物的咬合面。食性的特化会改变这一牙齿配置:大耳狐的臼齿数量较多,总齿数可达46—50颗;而高度依赖肉食的演化支系,其牙齿的剪切结构相对更发达,研磨能力则有所减弱。

嗅觉在犬科动物的感知中居于核心地位。广泛分布的嗅觉组织、宽大的鼻腔以及反复嗅闻的行为,使它们能够获取来自猎物、同种个体及周围环境的化学信息。听觉也有助于发现猎物;狐能在扑击前,确定藏在植被或积雪下的小动物的位置。视觉有助于察觉运动和传递信号,但犬科动物的色觉与人类不同。家犬主要有两类视锥细胞,因此具有二色视觉,而非类似人类的三色视觉。

毛被、血液循环、行为和蒸发散热共同参与体温调节。北极狐兼有浓密保暖的毛被和短小的身体末端部位,而耳廓狐的大耳朵既有助于热量交换,也有助于探测声音。喘息可促进湿润呼吸道表面的水分蒸发,但其效果取决于环境条件。貉在犬科中较为特殊:在其分布区的寒冷地带,它们冬季会长时间处于不活跃状态,活动量和代谢水平显著下降。灰狐则是犬科动物以陆栖为主这一习性的又一解剖学例外:其四肢和爪的特征使它们善于爬树。

地理分布与生境利用

野生犬科动物自然分布于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它们栖居的环境多种多样,从北极海冰边缘和苔原,到沙漠、热带森林、温带林地和开阔草原。澳大利亚的澳洲野犬种群源自数千年前由人类引入的家犬,而非澳大利亚本土犬科动物的辐射演化。人类还将狗和狐狸带到了许多岛屿及其原有分布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南极洲没有原生犬科动物种群。

分布广泛并不意味着所有犬科物种都能适应各种环境。赤狐利用的环境范围极广,包括农业景观和城市景观;短耳犬则主要栖居于亚马孙森林。埃塞俄比亚狼生活在非洲高海拔的高山环境中,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北极狐利用苔原上的食物资源,在某些地区也会沿海岸或海冰获取来自海洋的食物。耳廓狐适应沙质荒漠,但仍依赖这类景观中局部地点提供的食物和庇护资源。

一个物种的生境不仅包括植被覆盖状况。巢穴位置、猎物丰度、季节性水源供应、积雪状况以及竞争性捕食者的存在,都可能决定犬科动物能在哪里生存和繁殖。在某些情况下,深厚的积雪可能使体型较大的狼比体型较小的竞争者更具优势,但表面结有硬壳的积雪会以不同方式影响猎物的可获得性和移动所需的能量。在干旱地区,洞穴为犬科动物提供了躲避白天酷热的场所。在农业景观中,田边、未耕作地块和建筑物可能提供集约化管理农田中缺乏的食物或庇护场所。

犬科动物的家域大小因物种、社会组织、季节和资源分布而有很大差异。一只生活在城市丰富食物来源附近的狐狸,其活动范围可能远小于追逐分散有蹄类猎物的狼群。繁殖个体死亡、猎物丰度变化或邻近群体到来后,领地边界可能随之改变。幼年及其他非繁殖个体的长距离生态扩散将不同种群联系起来,但个体能够迁移的距离,并不等同于可供其繁殖的适宜生境面积。

人类土地利用对犬科动物生物地理学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二十世纪,郊狼扩展到了北美洲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而狼则从许多原先栖居的地区消失,后来又重新定居于其中一些地区。赤狐和貉已在原有分布区以外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引入种群。这些变化是有意引入、捕食者群落改变、人为食物补给及景观改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物种对城市化的反应也不相同:有些能够成功利用城市环境,另一些则避开人口密集的聚居地,或在道路沿线及开发区域边缘遭受较高的死亡率。

摄食策略与生态影响

属于食肉目并不意味着只以肉为食。犬科动物的食性多样,既有高度肉食性的捕食者,也有食谱广泛、具有杂食性的物种。灰狼的大部分食物来自脊椎动物猎物,其中常以有蹄类为主;非洲野犬和豺则擅长合作狩猎。狐类通常取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果实和腐肉。大耳狐主要以昆虫为食,许多种群尤其依赖白蚁;鬃狼则经常兼食果实和小型动物。

狩猎方式与猎物的体型和分布相适应。赤狐特有的跃起扑击动作,能将藏在植被或积雪下的啮齿动物按住。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群居,却通常独自搜寻啮齿动物。狼会追逐大型有蹄类动物,试探其状态;捕猎能否成功,取决于地形、猎物状况、群体组成,以及是否有机会近距离接近猎物。非洲野犬既集体狩猎,也在广阔地域内大范围移动;其行为十分多样,并非每次追逐最终都会演变为持久而协调的追击。

食腐是许多犬科动物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尸体能提供集中的食物资源,但也会吸引竞争者,包括体型更大的食肉动物。同一只捕食者可能在同一个季节里既自行捕猎,也取食腐肉或抢夺食物。贮食行为使一些物种得以储存多余的猎物,北极狐就能在食物充裕时积累大量储备。这些行为使犬科动物参与到有机物分解过程和营养物质在不同生境间的转移中,但其相对重要性因生态系统而异。

捕食可以影响猎物的数量、行为,以及其他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狼有时会减少郊狼的数量,或将其驱离;较大的犬科动物也可能杀死较小的犬科动物,却不将其吃掉。这类相互作用可能间接影响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或其他猎物。营养级联一词描述的是跨越多个营养级传递的影响,但要确认这种级联效应,仅仅观察到同一地点的捕食者种群恢复和植被变化还不够。气候、狩猎、水分供应、其他植食动物以及历史上的土地利用,都可能促成同样的生态格局。

犬科动物也发挥着种子传播的作用。鬃狼、食蟹狐及其他物种吃下果实后,会将其中的种子带到别处,再随粪便排出。由此产生的影响取决于种子能否存活、排落地点及后续萌发情况,而不只是动物是否吃了果实。另一方面,外来犬科动物可能严重扰乱那些在演化过程中未曾与类似捕食者共存的生物群落。19世纪赤狐被引入澳大利亚后,加重了当地原生哺乳动物和地栖鸟类面临的压力。因此,犬科动物的生态影响取决于具体条件:同样广泛的食性适应能力,在原生分布区内可以支持生态系统过程,而在被引入异地后,也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社会组织、交流与繁殖

犬科动物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既有主要独自觅食的类型,也有紧密协作的群体。即使是常被描述为独居的物种,也可能维持持久的配偶关系,或保持彼此交叠的家族联系。赤狐经常独自捕猎,但也可以群居,群体中包含一对繁殖个体和其他成年个体。灰狼的狼群通常由一对繁殖个体及其一岁或不同年龄的后代组成。人们常把所有野生狼群都描绘成由互不相关的个体组成、不断争夺“首领”地位的群体,这并不符合许多自然狼群的家族结构。

群居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捕猎大型猎物。埃塞俄比亚狼组成占据领地的群体,却通常独自捕猎啮齿动物。反过来,一对个体或一个小群体有时也能捕获体型远大于单个成员的猎物。合作行为可以在保卫领地、照料幼崽、获得交配机会或抵御竞争者等方面带来好处。非洲野犬的合作行为尤其广泛:成年个体会为幼崽提供食物,也可能通过反刍吐食的方式喂养其他群体成员,包括未参与捕猎的个体。

犬科动物通过气味、姿态、面部表情、触碰和声音进行交流。尿液和粪便标记可以传递个体是否出现、身份、繁殖状态以及领地占有情况等信息。在近距离接触时,尾巴的位置、耳朵的朝向、口鼻部的紧绷程度和身体姿态,都会影响交流所传达的含义。狼及其他一些物种通过嚎叫保持远距离联系;狐狸的叫声则多种多样,包括吠叫、尖叫和联络叫声。驯化改变了某些发声行为的频率和使用情境,尤其是吠叫,但并未消除多种感官信号相结合的交流方式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

大多数野生犬科动物每年只有一个繁殖季,但具体时间因纬度、食物供应状况和演化支系而异。家犬通常不遵循这一模式,薮犬的繁殖特征也与许多温带犬科动物不同。妊娠期通常约为七至十周,具体因物种而异。幼崽出生时双眼尚未睁开,活动能力有限,最初依赖乳汁、保暖和巢穴中的保护。双亲通常都会参与育幼,较年长的后代或其他群体成员也可能协助照料幼崽。

每窝产仔数受体型、母体状况、食物供应和物种特有的繁殖生物学特征影响。非洲野犬每窝产仔数可能格外多,有时超过十只,而许多狐狸和狼的平均窝仔数则较少。繁殖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幼崽出生后的存活情况:巢穴遭水淹、饥饿、疾病、杀婴行为和竞争,都可能导致整窝幼崽死亡。因此,社会组织与繁殖之间的关系是犬科动物种群生态学的核心议题。即使损失的成年个体数量看似很少,失去一个繁殖个体或育幼帮手,也可能影响群体今后新成员的补充。

驯化及与人类的关系

家犬是唯一被完全驯化的犬科动物,也是已知最早与人类建立持续驯化关系的动物。遗传证据表明,犬与古代狼种群存在联系,但其确切的地理起源,以及有多少狼种群参与了犬的形成,仍无定论。至少在约14,000年前,犬就已存在;德国波恩—上卡塞尔墓葬出土的犬遗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晚更新世实例。也有一些年代更早的遗存被认为属于犬,但仅凭零碎的骨骼证据,往往难以区分早期家养动物与狼。

犬的驯化是一个种群层面的过程,而非驯服某一只狼的单次事件。提出的可能途径包括:狼利用人类聚落附近的食物,人类饲养狼崽,以及生态上的共生联系与人类选择长期共同作用。基因组研究表明,现生犬的祖先来源不能简单归于任何一个现生狼种群。此后犬与狼之间的基因流动,又使其早期历史的重建更加复杂。

驯化改变了犬的行为、繁殖模式、体型、被毛特征、颅骨形态以及部分生理特征。一些犬种群中,参与淀粉消化的淀粉酶基因 AMY2B 的拷贝数有所增加,这与适应富含淀粉的饮食有关;但其拷贝数存在差异,并不能作为识别最早驯化过程的普遍标志。现代犬品种在形态上的极大多样性,主要反映了相对较近时期的选择性育种。许多具有正式品种标准的犬品种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早在那之前,犬就已随人类社会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

犬曾充当狩猎伙伴、警卫、家畜护卫、牧畜犬、运输动物和伴侣动物。其感官能力也使其能够承担探测和辅助工作。这些关系的研究涉及考古学、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关于犬与人类交流的研究考察犬对手势、目光、声音和习得的日常活动模式的反应,但在解读结果时,必须区分遗传倾向与个体经历、训练和发育环境的影响。

人类与野生犬科动物的关系则更为多样。狼、狐、郊狼和胡狼出现在口述传统、宗教意象和文学作品中,同时也因家畜损失、猎物资源管理或疾病隐患而遭到捕杀。自由活动的家犬又带来了另一层问题:它们可能捕食野生动物,与本土食肉动物竞争,与亲缘关系较近的犬科动物杂交,并传播病原体。犬科动物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因为其中一些物种参与了狂犬病以及棘球绦虫属(Echinococcus)等寄生虫的传播循环。犬科动物在疾病流行中所起的作用因地区和物种而有显著差异;某种病原体在一种环境中可能主要依靠家犬维持传播,在另一种环境中则可能主要在野生食肉动物之间传播。

保护、种群管理与研究

犬科动物的保护状况呈现出鲜明反差:有些物种分布广泛、适应力强,另一些则分布狭窄或数量持续下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埃塞俄比亚狼、非洲野犬、豺和达尔文狐均列为濒危,将红狼列为极危。这些等级适用于接受评估的分类单元,并不意味着所有局部种群都面临相同的压力。即使是全球广布的物种,也可能在某些地区消失;而分布范围有限的物种,如果其面临的特定威胁得到控制,也可能继续存续。

主要威胁包括栖息地转为其他用途、直接捕杀、野生猎物减少、道路致死、疾病以及与家畜有关的冲突。对于扩散范围广或需要大片领地的动物,生境破碎化的影响可能尤为严重。一个地区的植被覆盖总量或许充足,但如果道路、居民点或人为捕杀阻碍了繁殖区域之间的迁移,它仍可能无法维持一个种群。非洲野犬的种群密度低、活动范围广,因此常常会越出保护区边界。

疾病可能导致本已很小的种群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大损失。狂犬病疫情曾多次侵袭埃塞俄比亚狼,犬瘟热也曾造成多种野生犬科动物死亡。家养食肉动物与野生食肉动物之间的接触,使保护流行病学与兽医及公共卫生体系紧密相连。小种群还面临人口统计随机性的影响:当仅存少数繁殖群体时,出生、死亡和性别比例的随机波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后果。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会进一步加剧这些种群统计学风险,尤其是在种群彼此隔离的情况下。

杂交既带来生物学问题,也带来管理问题。狼、郊狼和狗之间可以发生基因交流,一些北美犬科动物种群的祖源构成反映了历史上的遗传混合。杂交并不必然使生态上的独特性消失,外形介于两者之间的动物也并非都能作为近期杂交的证据。遗传分析必须考虑共同祖先遗留的遗传变异、种群结构以及基因流发生的时间。因此,保护决策不仅可能取决于如何重建某一分类单元的演化历史,也可能取决于法律定义和管理目标。

现代研究综合运用卫星与GPS追踪、相机陷阱、声学监测、非侵入性采样以及DNA测序。通过粪便和毛发,无须捕获每只动物,就能获取个体身份、食性、亲缘关系和种群连通性等信息。追踪数据能够揭示犬科动物如何对道路、猎物、相邻群体及人类活动作出反应,不过,佩戴追踪项圈的个体未必能同等充分地代表所有年龄组或行为类型。标记重捕法模型及相关统计方法有助于区分真实的种群变化与探测率波动。长期研究项目尤其重要,因为短期研究可能会将暂时性的扩散、季节性移动或观测投入的变化,误认为种群数量的持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