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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动物 / dog-domestication

狗的驯化

狗的驯化是古代狼演变为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动物的过程,早于农业,并带来了持久的生物学与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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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驯化是古代灰狼种群演变为家犬的进化与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繁殖、行为、发育和生态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它们与智人之间日益持久的关系。狗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经可靠鉴定的遗骸表明,狗在约14,000至15,000年前就已存在,早于牲畜的驯化和农业社会的形成。一些被认为可能属于早期狗的遗骸年代要久远得多,但其身份鉴定仍有争议。

这一过程并非一次性的驯服行为,也不是培育某个现代犬种的过程。它历经许多世代,很可能发生在流动的狩猎采集人群之中,此后又经历了种群迁移、与狼杂交、适应当地环境以及人为选育。相关证据来自考古学、比较解剖学、动物行为学,以及对现代和古代脱氧核糖核酸的分析。这些证据确凿地证明了狗起源于狼,但对于驯化最初发生的地点、时间及其社会过程,尚未得出普遍认可的结论。

驯化、祖源与狼和狗的界限

家犬通常被归类为独立物种 Canis familiaris,或狼的一个亚种 Canis lupus familiaris。这两个学名都反映了狗与狼在犬科中的密切亲缘关系。狗和灰狼都有78条染色体,彼此交配能够产生可育后代。但繁殖上的相容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生态上可以相互替代:大多数狗在深受人类影响的环境中发育和繁殖,而野生狼通常依赖狩猎、领地组织以及狼群内部的社会关系生存。

驯化不同于驯服。被驯服的狼,是指通过后天经历,尤其是早期社会化经历,改变了对人类行为的个体。经过驯化的种群,则是在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中,历经多代发生了可遗传变化的种群。一只狗不必温顺、受过训练或受到严密看管,也可以属于这样的种群。例如,自由活动的村落犬可能从人类聚落获取食物,却不愿让人触碰。反过来,一只由人抚养长大的狼,即使与某些人建立了深厚的依恋关系,也仍然是狼。

遗传证据表明,狗的起源属于灰狼更广泛的演化历史,而不是源自胡狼或几种彼此无关的现生犬科动物。早期认为狗由胡狼和狼混合起源的观点,未能得到基因组尺度分析的支持。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任何现存狼种群就是所有狗共同源自、且一直保持原貌的祖先种群。相关祖先种群可能已经消失、发生了显著变化,或为后来的多个种群贡献了祖源。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具有古老的祖源,并不等于直接起源于某个现存的地理种群。现代欧洲狼与狗的亲缘关系可能不如古代西伯利亚狼密切,但这并不能证明驯化发生在西伯利亚。种群迁移和灭绝可能使现存最强的遗传亲缘联系,出现在远离这种关系最初形成地点的地方。此后狗与狼之间的基因流,又进一步增加了重建简单分支式谱系树的难度。

因此,狗与狼之间的界限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但在遗传上并非不可逾越。狗的独特性建立在它们与人类长期的演化关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与狼完全生殖隔离的基础上。驯化也不同于品种形成。大多数如今可明确辨认的现代品种都出现得晚得多,其中许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确立了品种标准。这些品种的典型特征,不能理所当然地视为最早家犬的特征。

考古年代序列与最早获认可的狗

在考古学中,辨认早期的狗需要综合考量多种证据。研究人员会考察颅骨形态、牙齿大小、身体比例、年龄、埋葬背景,以及动物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直接对骨骼进行放射性碳测年,通常比根据附近物品的年代推定其年代更有参考价值,因为洞穴和聚落中可能包含不同时期堆积的材料。一件标本可能确实年代久远,却无法确定是否属于狗;也可能确定属于狗,却缺乏可靠的年代信息。

德国波恩—奥伯卡塞尔遗址提供了最有力的早期证据之一:在一座距今约14,200年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只狗与两个人的遗骸。这种共葬关系证实,最晚在末次冰期接近结束时,狗就已经融入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对这只幼犬遗骸的重新评估发现,一些迹象表明,它可能曾身患重病,并在患病后存活了较长时间。这被解释为它受到照料的证据,不过,仅凭骨骼无法直接还原其具体病症及所获帮助的程度。

被提出可能属于狗的更古老标本,包括比利时戈耶洞穴中距今约36,000年的犬科动物,以及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距今约33,000年的犬科动物。捷克普热德莫斯季遗址出土的标本距今约28,000至30,000年,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其中一些标本兼具短吻、宽颅或某些牙齿特征,被认为与狗相似。另一些分析则将这些动物归为狼,或认为无法确定其身份。这些标本无一能够为家犬的形成提供一个没有争议的年代。

这种分歧部分源于冰期狼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狼,其颅骨形态有所差异;已经灭绝的种群,也未必与用作现代参照标本的狼相似。年龄、性别、体型以及摄食时的力学作用,同样会影响骨骼比例。因此,看似像狗的颅骨,可能只是狼的自然变异所致,而非驯化的结果。三维解剖分析和古代遗传证据有助于提高分类的准确性,但受损或残缺标本的归属往往仍然难以确定。

考古记录还需要区分:可辨认为狗的动物首次出现的时间,并不等同于驯化开始的时间。早期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狼,起初可能仍保留着狼的骨骼特征,因此几乎没有留下可供鉴别的证据。反过来,某个很早就具有狗的特征的种群,也可能在没有为后来的狗留下多少遗传贡献的情况下消失。得到确证的晚更新世狗表明,驯化至少在那时已经发生;而年代更早但存在争议的标本,只能提示可能性,不能确立公认的起点。

遗传证据与相互竞争的地理起源模型

古DNA研究使研究者能够直接比较已灭绝种群与现生动物,从而改变了犬起源研究的面貌。早期遗传学研究主要依赖线粒体DNA,它主要通过母系遗传。不同的数据集分别指向东亚、欧洲或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起源。这些结果未必是对犬全部祖源的相互排斥的解释:线粒体谱系仅记录种群历史的一个方面,其扩散或消失可以独立于核基因组的大部分变化。

全基因组分析从多条染色体中获取祖源信息。它能够揭示种群分化、混合以及种群大小的变化,但如何据此解释历史,仍取决于对演化速率和种群结构的假设。对狼与犬分化时间的估计,通常大致落在距今约两万至四万年的范围内。这类估计并不能直接确定驯化发生的年代。遗传上的种群分化可能早于犬与人类持续建立联系的时期,而持续的杂交也可能使已经开始的分化变得模糊。

2016年的一项研究结合古代与现代遗传数据,提出了一个模型: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分别发生了驯化过程,随后东部的犬大规模迁入欧洲。后续研究对这一重建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质疑,并表明其他种群历史也能解释其中的许多证据。核心问题并不只是犬是否具有东部和西部祖源,而是这些祖源成分究竟来自各自独立驯化的种群,还是通过已驯化的犬与当地狼之间后来的相互作用而结合在一起。

2020年,一项对27个古代犬基因组的研究表明,到距今约11,000年前,至少已有五个可区分的主要犬祖源谱系。这种多样性说明,在此之前,犬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分化与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过五次驯化事件:一次驯化过程之后,地理隔离和种群增长也能促成多个谱系的形成。该研究还表明,史前犬种群曾因迁徙和替代而反复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伴随着人类种群的变动,有时则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2022年,一项分析研究了72个古代狼基因组,其年代跨度大致涵盖过去十万年。结果发现,与古代欧亚大陆西部的狼相比,犬总体上与古代欧亚大陆东部的狼亲缘关系更近。近东和非洲的犬还带有与欧亚大陆西南部狼相关的祖源。在所采样的狼中,没有任何一个种群可被确定为所有犬的直接祖先。因此,现有证据仍与不止一种历史模型相符,包括犬主要起源于东部、随后混入西部狼祖源的模型,以及涉及不止一次驯化过程所带来祖源贡献的模型。

从狼到人类伴生种群的生态路径

驯化始于以狩猎采集而非农耕为生的社会。在冰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与狼的活动环境相互重叠,捕猎的一些大型食草动物也相同,双方可能在动物尸体旁和营地附近相遇。这些接触既带来机会,也伴随着竞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要说明双方为何偶尔能够相互容忍,还必须说明一个与人类共同生活、能够繁衍的犬科动物种群如何形成并延续下来。

偏利共生路径认为,一些狼开始利用人类营地周围的食物。那些对人类恐惧较少的个体,可能因此获得被丢弃的骨头、肉或其他可食用物。如果这种优势提高了它们的存活率和繁殖成功率,选择作用就可能逐步使能够容忍人类近距离活动的个体占据优势。这里的偏利共生描述的是最初的生态机遇,而非此后双方关系的全貌。一旦人类从这些动物身上获得有用的服务,或开始主动喂养它们,双方的互动就可能变得更加互惠。

这一模型并不要求存在定居村落,但确实需要足够可预测的资源。流动的狩猎采集营地也可能反复提供机会,尤其是在人们每年随季节变化重返资源丰富地点的情况下。不过,人们熟悉的那种狼靠大量史前垃圾为生的图景,并不等同于直接的考古证据。食物的可得性会随季节、猎物、狩猎成效以及人类处理食物的方式而变化。适用于永久聚落的解释,未必能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流动性很高的群体上。

另一条可替代或补充上述解释的路径,强调人类捕获并养育狼崽的作用。人类群体可能出于陪伴、仪式、辅助狩猎或其他难以通过考古材料还原的原因,收养幼狼。幼年时期与人接触,可以使狼更容易接纳熟悉的人,但仅仅养大个别狼崽,本身并不会带来驯化。关键的一步在于:生活在人类伴生环境中的动物持续繁殖,同时可遗传的差异影响哪些个体能够存活并留下后代。

资源共享可能促进了上述任一路径。一种假说认为,捕猎脂肪含量较低的大型哺乳动物的人类,有时获得的动物蛋白质超过了自身能够有效利用的量,却仍然缺乏足够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狼可以消耗其中一部分剩余食物。这是一种提出的生态机制,而非已经确立的普遍解释,而且其成立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饮食结构和季节。

这些路径未必彼此排斥。食腐的狼、被收养的狼崽,以及参与合作活动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同一个逐渐形成的种群的一部分。人类的选择与自然选择可能共同发挥作用:人们或许会容忍容易管束的动物,而营地环境则有利于那些能够获取食物、理解社会信号并在人类附近繁殖的犬科动物。现存证据无法确定哪一次最初的接触开启了这一过程,也无法证明整个欧亚大陆都经历了同一套演变顺序。

行为发育及与人类的交流

行为是驯化的核心,因为动物对人的反应决定了双方能否长期密切相处。与狼相比,狗通常在各种情境下都更愿意与人互动,包括接近陌生人、寻求帮助,以及回应交流性的手势。这些差异是种群层面的总体倾向,而非绝对规律。个体性情、早期经历、生活条件以及实验设计,都可能显著影响观察结果。

动物行为学研究经常考察狗如何利用指点手势、视线方向和注意力线索。许多狗能根据人的指点手势找到食物,即使此前未曾受过遵循这类手势的训练,也能做到。一些实验发现,幼犬在发育早期就表现出这类能力。狼也能学会利用人类的信号,尤其是在接受密集社会化训练的情况下,因此,不应把表现上的差异简单归结为狗聪明而狼无能。驯化似乎不仅改变了某些具体技能,也改变了动机和发育倾向。

发育时序十分重要。狼崽较早就会对陌生刺激产生戒备,而狗通常保有一段更长或更灵活的时期,在此期间,陌生人可以成为它们所接纳的社交伙伴。感觉能力的发育和探索行为也会影响幼年动物在出现强烈回避反应之前接触到哪些事物。不过,幼犬仍然需要社会交往经验。驯化并不意味着,在缺乏适当人类接触的环境中长大的狗也一定能自在地与人相处。

狗能够与照料它们的人建立依恋关系,在陌生环境中将其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实验也研究了激素催产素在亲和性互动中的作用。2015年一项广受讨论的研究发现,狗与主人相互凝视与催产素水平变化存在关联。这类发现揭示了这种关系可能涉及的生理因素,但并不能证明某一种激素机制足以解释驯化,也不能证明所有狗与人之间的互动都会产生相同效果。

对较低恐惧程度和较高社会容忍度的选择,可能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而不必假定史前人类曾针对每一种现代行为进行有意选择。一只更愿意待在人类附近的犬科动物,会有更多机会学习人类的日常活动规律和信号。这些经历又可能提高它对人类的用处及其生存机会。相较于把驯化视为一套完整的、以人类为导向的心理特征突然出现的过程,遗传倾向与学习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更为可信。

比较现代动物的行为也需要谨慎,因为自驯化以来,现存的狼和狗经历了不同的演化历程。经过密集人工饲育的研究用狼、宠物狗、工作犬和自由活动的狗,所处环境差异极大。实验可以揭示它们的能力与发育差异,但没有任何现存群体能够在行为上精确重现驯化初期那些动物的状态。

解剖结构、发育与饮食的变化

早期家犬与狼相比,往往体型更小、面部更短、牙齿相对较小,头骨各部分的比例也有所不同。这些特征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也没有固定的组合。有些史前犬体型较大,外形似狼,另一些则体型较小,或具有更鲜明的特征。现代犬从极小型伴侣犬到巨型工作犬,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差异,但这种多样化是很晚以后才形成的,不应据此推想最早的家犬种群。

一种经常被讨论的解释是驯化综合征假说:对温顺性状的选择,可能会使色素沉着、耳部形态、面部结构和发育过程发生相关变化。1959年,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及其同事在苏联开始开展银狐实验,结果表明,针对动物对人类的反应进行强烈选择,可以改变其行为,并在多代繁殖过程中带来相伴的变化。不过,狐并不是狼,实验动物来自毛皮养殖场种群,因此这些结果并不能证明犬在历史上经历了完全相同的过程。

一种被提出的发育机制涉及神经嵴细胞,这类细胞参与形成色素细胞、头骨的部分结构以及周围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等。影响这些细胞发育的变化,可能将应激反应性的降低与某些解剖特征联系起来。这仍是一种假说,而非完整的解释。各种驯化动物并不都具备假说所提出的全部综合征特征,不同特征也可能通过各自独立的遗传和选择途径形成。

饮食的演化是变化分阶段发生的另一个例子。犬保留了许多从肉食性祖先那里继承的消化特征,但不少种群也具有与富含淀粉的食物相关的适应性特征。2013年的一项基因组研究发现了涉及淀粉消化和脂肪代谢的差异,其中包括胰淀粉酶基因 AMY2B 的拷贝数变异。相关的酶有助于分解淀粉,因此拷贝数变异可能是犬适应与人类相关饮食的一个因素。

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食用淀粉促成了犬的最初驯化。犬在农业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种群中,AMY2B 的拷贝数都有很大差异。随着农业和食物加工改变聚落周围可利用的食物资源,更强的淀粉消化能力可能曾多次成为有利性状。一些历史上以低淀粉食物为食的犬种群,其基因拷贝数少于长期与农业社会相伴的种群。

其他变化涉及体型、被毛、繁殖模式和发育,但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现代遗传学研究发现了一些对特定性状有显著影响的变异,但找到与某种性状相关的基因,并不等于确定了该性状起源的年代。要判断某一特征形成于早期驯化、后来的区域性适应,还是近代的选择育种,仍需结合骨骼证据、古基因组和考古背景。

扩散、劳作与融入人类社会

狗在形成之后,便随人类扩散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它们的历史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但犬群与人群的迁移并不总是一致。相邻群体之间可以交换狗,而不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外来群体也可能接纳当地的狗。因此,古基因组既揭示了人与狗共同迁移的情况,也显示,在一些情况下,某一地区狗的祖源变化独立于当地主要人群的祖源变化。

到全新世早期,狗已分布于欧亚大陆相距遥远的多个地区。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若霍夫岛,发现了距今约9,500年的狗遗骸及相关证据。这些发现在有关早期运输的讨论中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表明,狗与人们的移动能力及北极环境中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遗传研究还发现,若霍夫岛的一只古代狗与后来的雪橇犬种群之间存在祖源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雪橇犬的每一种特征在当时都已具备如今的形态。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狗就已随人类进入美洲,不过其确切的抵达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年代可靠的早期遗存包括伊利诺伊州科斯特遗址和斯蒂尔韦尔Ⅱ号遗址出土的狗遗骸,距今约10,000年。欧洲人接触美洲之前,当地狗种群的历史与1492年后引入的欧洲狗不同。基因组证据表明,此后它们的祖源在极大程度上被替代,说明狗近代的分布格局可能掩盖远为久远的历史。

狗也在数千年前抵达澳大利亚,澳洲野犬便是其后代之一。澳洲野犬与驯化研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由人类带到新地区的狗,其后代能够形成基本上自由生活的种群。它们既不是存活至今的祖先狼,也不是保留下来的狗驯化前的某个阶段。在它们形成自身的生态特征之前,狗就已在与人类的联系中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化。

狗的早期作用很可能涉及多种活动,而非只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功能。狗可能协助狩猎,对接近的动物或人发出警报,守护资源,运载重物,并提供陪伴。要证实某一种具体活动,需要有相应的证据,例如挽具、运输技术、骨骼变化、图像,或有充分文献记载的历史类比。仅凭猎物遗骸旁的一块狗骨,并不能证明这只狗曾帮助猎杀该猎物。

墓葬及其他特殊埋藏遗存表明,狗也获得了象征意义和社会意义。有些狗被单独埋葬,有些与人合葬,还有些出现在与仪式相关的情境中。这些做法因社会和时代而异。狗可能是受到珍视的伙伴,也可能被当作食物或祭品,还可能在同一社群中兼具数种角色。因此,狗融入人类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一条整齐划一、通向现代家庭宠物角色的道路。

研究方法与未解问题

研究犬的驯化时,将相互独立的证据结合起来最为有效。解剖学分析可以确定遗骸是否处于已知的狼或犬的变异范围内。直接测年可以确定其年代。古基因组能够揭示祖源、亲缘关系及杂交情况。分析骨骼和牙齿中的稳定同位素可以推断饮食模式,而埋葬背景及伴随出土的人工制品则能提供人类如何对待这些动物的证据。每种方法回答的问题不同,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单独揭示整个驯化过程。

犬与人类在反映饮食的同位素特征上相似,可以支持双方食物来源相同的判断,但需要谨慎解读。相近的数值可能只是反映双方利用了同一环境中的资源,而非人类有意喂食。反过来,食用人类残羹剩饭的犬,如果得到的食物成分不同,其同位素特征也可能与主人存在差异。食用海洋食物还可能通过储库效应使放射性碳测年变得复杂,因此,饮食重建不仅与生态研究有关,也关系到年代的判定。

遗传历史的重建面临另一类局限。古DNA的保存状况并不均衡:寒冷环境中的保存情况通常优于温暖或潮湿地区。因此,在分析中,采样较充分的北方种群可能显得过于重要。实验室方法还必须区分真正的古代分子与污染物。损伤模式、片段长度和独立核验有助于确认其真实性,而统计学模型则用于评估特定的种群历史对数据的解释程度。

几个主要问题彼此关联,却又各不相同。其一是最早持续存在的人与狼关系起源于何处。其二是究竟有一个还是多个种群独立进入了驯化过程。其三是后来与狼的混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如今观察到的犬的祖源格局。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也会自动得到解决。一个种群可以获得当地狼的祖源,却未必曾在当地独立经历驯化。

行为与骨骼变化出现的时间也是一个难题。对容忍性的选择可能早在独特的解剖特征出现之前就已开始,因此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在遗传或行为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却难以通过考古证据识别。反之,异常的解剖特征也未必意味着与人类存在联系。因此,研究者会区分三类证据:与人类近距离共处的证据、可遗传的驯化相关变化的证据,以及源自后世犬类祖先种群的证据,而不将它们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判据。

未来的进展尤其有赖于在采样不足的地区发现年代可靠的遗骸,以及开展综合考察狼、犬、人类与考古背景的分析。一只古代犬科动物,即便拥有信息丰富的基因组,如果出土背景不明确,也可能只能帮助厘清祖源,而无法确定它与人类的关系。一处经过细致发掘、却未保存下DNA的埋葬遗存,可以揭示它在人类社会中受到的对待,却无法确定其种群起源。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发现,是那些能在同一标本上将年代、祖源、解剖特征及其与人类的联系贯通起来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