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间带是海岸上位于潮水淹没上限与下限之间的地带。涨潮时,它被海水覆盖;退潮时,则暴露于空气中。不过,露出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会随高程、海岸形态及当地潮汐状况而有很大差异。潮间带分布于海洋边缘,包括岩岸、沙滩、泥滩,以及沿海湿地的相当一部分区域。“滨岸带”有时也用作潮间带的同义词,但这一术语也可涵盖更广阔的沿海地带,或湖泊边缘的浅水区域。
潮间带环境孕育着能够承受水中与空气中环境反复交替的生物。这里是初级生产、养分转化、沉积物交换以及鱼类和鸟类觅食的重要场所。由于便于接近和观察,潮间带的生物群落也在实验生态学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竞争、捕食和生物群落组织方式的研究中。尽管潮间带在海岸上所占的地带相对狭窄,却连接着海洋与陆地的各种过程,也格外容易受到海岸开发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潮汐、边界与环境梯度
潮间带最具界定意义的物理过程是潮汐,其形成主要源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以及地月系统的运动。局地潮汐特征取决于海盆的形状和深度、海岸形态,以及潮波与大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许多海岸呈半日潮,在约为24小时50分钟的一个太阴日内,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另一些海岸则以全日潮为主,或呈混合潮,相邻两次高潮或低潮的潮位差异显著。
潮差是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垂直高差,随大潮—小潮周期而变化:朔、望前后,月球与太阳的引潮作用相互增强,形成大潮;上弦月和下弦月前后则出现小潮。加拿大东部的芬迪湾是海盆形态与共振作用放大潮汐的典型实例,其湾顶一带的大潮潮差超过15米。在另一些海岸,天文潮差仅为几十厘米,因此风、大气压强和波浪状况对海岸淹水的相对影响更大。
潮间带的上下边界并不是唯一且固定的界线。测量工作和海图采用规定的潮汐基准面,例如平均高潮面、平均低潮面,或高高潮与低低潮的平均潮面。这些参考面根据观测资料计算得出,不同于风暴或异常大潮期间达到的极端水位。生态学上的边界则可以根据生物的分布来识别。经常被淹没的岸段上方是浪溅带,又称潮上带,会受到飞沫和偶尔冲上的波浪影响;潮间带下方则是通常保持淹没状态的潮下带。
海岸坡度决定了给定的垂直潮差在水平方向上对应多宽的生境。陡峭岩壁上的潮间带可能仅为狭窄的一条,而坡度平缓的潮滩则可能露出绵延数公里的沉积物表面。高程也决定了水文周期,即淹水的时间、频率和持续时长。位置较高的地方通常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更长,但洼地、沟道、遮阴和浪溅会改变这一关系。
除天文潮汐外,风浪、风暴潮、淡水径流和海平面的季节性变化也同时发挥作用。岩礁潮池可能在整个低潮期间都蓄有水,而邻近的岩脊却会迅速干燥。因此,不能仅凭潮位高程推断生物实际所处的环境。可靠的描述应区分预测水位与决定浸湿、干燥、受热状况和水体运动的小尺度环境条件。
海岸物质组成与生境多样性
构成海岸的物质对潮间带生境有着重要影响。岩石海岸提供牢固的附着表面,却未必能有效抵御水流冲击。基岩的地质特征、裂隙和风化作用造就了岩台、岩缝、悬岩和水池。巨砾海岸的石块下方还存在更多隐蔽空间,但不稳定的巨砾可能在风暴中翻转,压伤生物或使其脱离原处。在无遮蔽的岬角,波浪输送悬浮的食物和溶解的营养物质,同时也对附着的动物和海藻施加强大的作用力。
潮池是在间歇性出露的海岸环境中持续存在的水域斑块。池内条件取决于水深、水量、遮阴程度,以及距下一次海水交换的时间。蒸发可使盐度升高,降雨可稀释池水,白天的光合作用则可提高溶解氧含量和酸碱度值。到了夜间,呼吸作用使这些生物活动引起的变化反向发生。因此,位于潮间带上部的浅水潮池,其环境波动可能比开阔海域更为剧烈,尽管其中的生物能够避免直接暴露而失水。
沙滩是不断变动的环境,其结构受沙粒粒径、波浪能量和沉积物供应影响。水能迅速从粗沙中排出,而细沙则能保留更多水分。许多动物生活在沙面之下,包括蛤类、穴居蠕虫和小型甲壳动物。有些动物会随冲洗带的位置变化而迁移,或只在被水淹没时才钻出沙面。风暴可将海滩上部的沙搬运至近海沉积,而海况平静时,沙又可能被带回。因此,海滩剖面形态和潮间带群落的位置可在数周内或随季节发生变化。
沉积物在坡度平缓的海岸不断堆积,便会形成潮滩,这种情况尤其常见于有遮蔽的海湾和河口。泥中含有大量细颗粒,通常也含有相当多的有机质。其中的生物会迅速消耗氧;除非通过洞穴或水体流动得到补充,否则氧只能渗入很浅的深度。表层以下呈还原状态的深色沉积物中,可能含有微生物还原硫酸盐所产生的硫化物。看似裸露的表面,实际上可能栖息着密集的微藻、蠕虫、软体动物和穴居甲壳动物群落。
植被覆盖的生境和生物构建的生境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盐沼分布于有遮蔽、可供耐盐维管植物扎根生长的潮间带地段;红树林则分布于适宜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岸。在一些地区,海草床可延伸至潮间带下部,但许多海草床主要分布在潮间带以下。牡蛎礁和贻贝床形成隆起且结构复杂的表面,能够改变水流并截留沉积物。这些环境往往呈镶嵌分布,而不是界限分明的独立类型:同一河口内,短短数千米范围就可能同时存在泥滩、沙洲、贝类床、盐沼和潮沟。
垂直分带与群落组织
许多潮间带海岸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垂直分带,即生物沿垂直方向分布,形成大致水平的带状区域。在温带岩岸,上部可能分布着深色微生物膜、地衣、以藻类等为食的小型螺类,以及耐受环境胁迫的藤壶。下部则可能生长着茂密的海藻,并栖息着贻贝、海葵及其他需要较长浸水时间的动物。这种分带序列随地理位置、波浪暴露程度、盐度和当地物种组成而变化;没有一种分带模式适用于所有海岸。
垂直分带是生物对环境的耐受能力与生物间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较高位置,长时间露出水面可能限制摄食,并加剧干燥或温度胁迫。在较低位置,更长的浸水时间使生物有更多机会摄食和生长,但也可能使其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水生捕食者的威胁。“物理胁迫决定分布上限,竞争和捕食决定分布下限”这一广为采用的观点,是理解分带的有用起点,却不是普遍适用的定律。啃食、疾病、补充以及正相互作用,都可能影响海岸不同高度上的分布界限。
约瑟夫·康奈尔于1961年发表的苏格兰岩岸实验,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藤壶 Chthamalus stellatus 占据岸带上部,而 Balanus balanoides(现通常称为 Semibalanus balanoides)则在较低位置占据优势。移除实验表明,当体型较大的竞争者不存在时,Chthamalus 能够在更靠近岸带下部的位置生存。然而,在较高位置,Semibalanus 的分布受到物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实际观察到的分布,并不等同于各物种在另一物种不存在时能够占据的完整环境范围。
水平方向的差异同样重要。同一岬角迎浪和背浪的两侧可能拥有不同的生物组合,因为水体运动会改变生物附着所需的条件、食物供应和沉积物积累。潮池和背阴岩缝构成了微生境,其中生物经历的环境条件不同于周围开阔岩面上的条件。大尺度的生物地理学格局决定了哪些物种可能占据这些空间,而局地相互作用则决定了它们的丰度和分布格局。
正相互作用也会塑造群落。贻贝床能够保持水分,并为小型无脊椎动物提供庇护;海藻冠层则能减轻阳光直接照射造成的升温,并减缓其下方的水分流失。这些作用可以拓宽伴生物种得以持续生存的环境条件范围。反过来,茂密的冠层也可能减少光照,或阻碍其他生物定着。因此,潮间带的分带是动态的:风暴、异常低潮、种群补充事件以及捕食者丰度的变化,都可能使分布界限移动,并形成处于不同生态演替阶段的斑块。
对露出水面、波浪和盐度的适应
潮间带生物必须在周围环境交替为海水和空气的条件下维持生理功能。失水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因为暴露的组织可能在下一次涨潮之前就已干燥。许多软体动物会闭合贝壳,或紧贴基底形成密封,使呼吸表面周围保留水分。帽贝会紧紧吸附在岩石上,而且常常返回一个因长期磨蚀而形成的“归巢印痕”,以提高密封效果。不同海藻对组织失水的耐受能力各不相同,而叶状体相互重叠、藻体密集生长,则可减少藻丛冠层内部的水分蒸发。
闭合贝壳能够保存水分,但也会限制气体交换和摄食。长时间露出水面时,一些动物会降低代谢水平,利用无氧代谢途径,待氧气重新充足后,再处理积累的代谢产物。另一些动物则通过湿润的呼吸表面,继续与空气进行气体交换。弹涂鱼是两栖生活鱼类的典型例子:不同种类将皮肤及其他形式的空气呼吸,与保持组织湿润的行为结合起来。整个潮间带的生物并不存在统一的呼吸方式。
生物体温可能与空气或海水的温度相差很大。太阳辐射、风、个体大小、贝壳颜色、与基底的接触以及蒸发冷却,都会影响热量交换。附着在向阳岩石上的贻贝,体温可能远高于周围气温,而处于藻丛冠层下方的贻贝则能保持较低体温。因此,低潮发生的时间至关重要:在炎热无风的天气里,正午低潮可能造成严酷的暴露条件,即使当时水温并无异常。在较寒冷的地区,冻结和冰的扰动则会带来不同的限制。
抵御波浪既需要牢固的附着,也需要适宜的形态。贻贝以足丝固定身体,藤壶将自身胶结在坚硬表面上,许多海藻则通过固着器附着。柔韧的叶片和茎随水流弯曲,从而减轻刚性结构原本会承受的作用力。低矮的体形和流线型贝壳也有帮助,但附着并非只需一味追求最大强度:形成和修复这些结构都需要消耗资源,而风暴造成的作用力可能超过它们的机械承受极限。
蒸发可能使盐度升高,降雨和淡水径流则可能使盐度降低。动物会综合采取多种应对方式,包括通过行为躲避、暂时藏入壳内或洞穴中与外界隔绝,以及通过生理机制调节体内盐分和有机溶质。穴居还能缓和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但也可能使动物接触到缺氧的沉积物。盐沼植物和红树植物的耐盐机制包括选择性离子转运、将盐分储存在组织中,以及某些物种具有的泌盐能力。这些适应都涉及权衡取舍,有助于解释为何能够在岸边某一地带生存的物种,并不一定能在另一地带占据优势。
生产、摄食与沉积物过程
潮间带食物网的能量既来自本地生产,也来自潮汐输入的物质。在岩石海岸,海藻和附着于表面的微生物薄膜为帽贝、石鳖和海螺等刮食动物提供食物。在泥质海岸,沉积物表面的微藻可具有很高的生产力,尤其是在浅水淹没或出露期间有充足光照到达底部的地方。盐沼植物、红树林植物和海草提供活体组织与死亡有机质,而海水则从潮间带以外带来悬浮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
悬浮摄食动物截取随水流移动的颗粒。贻贝、牡蛎、藤壶和一些蠕虫在被水淹没时,利用各不相同的过滤或捕获结构摄食。它们的摄食机会取决于淹没时长、颗粒浓度和水流。较快的水流可以补充食物,但一旦超出动物的功能承受范围,也可能干扰食物捕获或增加机械应力。沉积摄食动物则摄取沉积物中的有机物,而捕食者会捕获沉积物表面或其下的动物。
捕食将海岸与海洋和陆地联系起来。海水淹没岸边时,蟹类、海星、骨螺和鱼类会取食潮间带的无脊椎动物。低潮期间,滨鸟利用出露的猎物觅食,其喙形和摄食行为往往适于捕捉特定深度或类型的猎物。有些鸟捕食表面可见的生物,另一些则探入沉积物,寻找埋藏其中的蠕虫和双壳类。因此,一处觅食地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猎物的丰度,还取决于猎物的大小、埋藏深度、可获取程度以及出露时间的长短。
在死亡海藻堆积形成海滩漂积物,或维管植物产生大量凋落物的地方,碎屑食物链途径尤为重要。微生物和食碎屑动物处理这些物质,将能量传递给消费者,并释放养分。分解作用在富氧和缺氧条件下的进行方式不同。在泥质沉积物中,氧气在近表层被消耗后,深层的微生物过程会转而利用硝酸盐、硫酸盐等其他电子受体。这些反应会影响养分的可利用性,以及穴居生物所处环境的化学条件。
动物自身也会通过生物扰动,即沉积物的搬动与重新混合,改变这些过程。穴居蠕虫、蛤类和甲壳动物会重新分配沉积物颗粒,而洞穴通水则将富氧水输送到沉积物表层以下。这可以形成彼此紧邻、化学条件却各不相同的区域,并影响氮循环,包括通过反硝化作用去除氮的过程。沉积物的这些变化并非对所有生物都有利:强烈扰动也可能掩埋表面藻类,或抑制幼苗生长。潮间带生态系统的功能既取决于生物的种类、丰度和行为,也取决于水、沉积物和有机质的物理输送。
繁殖、扩散与种群补充
许多潮间带生物的生活史中,成体相对固着,而早期发育阶段则具有较强的移动能力。藤壶、贻贝、牡蛎及许多蠕虫释放的幼体,在定着前会作为浮游生物生活一段时间。海流可将这些幼体从一处海岸输送到另一处,使那些仅从成体分布来看似乎彼此孤立的种群相互联系。不同物种及不同海岸环境中的移动尺度差异很大;具有浮游幼体阶段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长距离扩散,因为相当一部分幼体可能滞留在出生地附近的近岸水域。
定着并不只是到达某处那么简单。幼体会对表面质地、微生物膜、化学信号、水体运动以及其他生物的存在等因素作出综合反应。例如,藤壶幼体会经历一个特殊的不摄食阶段——腺介幼体期,在变态前探查可能的附着位置。适宜的表面不仅要能让幼体定着,还必须有利于其后续存活。刚定着的幼体在长到容易被观察到之前,就可能被海浪冲走、在其他动物摄食时被误食、被沉积物掩埋,或因暴露而死亡。
因此,区分定着与补充十分重要。定着是指向底栖或附着生活阶段的转变;补充通常指个体进入种群中某个指定的、可观测的阶段,其确切定义因研究而异。如果早期死亡率很高,一处海岸即使迎来大量定着个体,最终形成的补充个体也可能很少。反之,一段短暂的有利时期就可能形成数量庞大的同龄群,其影响可持续多年。
并非所有潮间带物种都通过浮游幼体扩散。有些物种会护育胚胎、释放能够爬行的幼体,或在附着于基质的卵囊中发育。大型藻类通过孢子、配子或营养体片段繁殖,许多盐沼植物除种子繁殖外,还会通过根状茎蔓延。这些差异会影响扰动后的定殖过程。扩散能力有限的物种可能只能缓慢扩展到新出现的可利用生境,而另一些物种则可接收来自远处的繁殖体。长距离扩散也伴随着风险,包括被输送到不适宜的生境。
繁殖时间往往与季节、月相周期或潮汐节律相协调。几种招潮蟹的幼体释放集中在夜间高潮前后,这有助于将幼体输送出近岸水域,同时减少其遭遇某些捕食者的机会。加利福尼亚银汉鱼在特大高潮期间将卵产在海滩沙中;随后的高潮和海浪作用有助于鱼卵孵化,并将幼鱼带入海中。这些例子表明,繁殖可以与可预测的淹水周期同步。然而,实际的种群补充仍有很大变动,因为风、海流、食物供应和极端天气都会改变个体的存活及输送情况。这些联系使潮间带种群成为研究集合种群动态和源汇动态的有用系统。
生态学研究中的潮间带海岸
潮间带海岸成为生态学实验的重要场所,是因为这里的生物易于接近,许多成体固着在可辨认的位置,而且环境梯度在很短的距离内就有变化。研究人员可以标记个体、移除竞争者或捕食者、在不同潮位高度之间移植生物,并在设有重复的样方中持续追踪恢复情况。这些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区分造成某种分布的机制与仅仅伴随这种分布出现的模式。康奈尔的藤壶实验尤其具有影响力,展示了野外操纵实验如何揭示单凭观察难以察觉的竞争关系。
罗伯特·潘恩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开展的实验,提供了另一个奠基性的范例。移除捕食性海星赭色海星(Pisaster ochraceus)后,贻贝得以扩张,占据岩石基底上的空间,并将其他生物排挤出去。这项研究推动了关键种概念的形成:某些物种对群落的影响相对于其丰度而言大得不成比例。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捕食者都会增加多样性,而是说明了捕食作用如何阻止强势竞争者垄断限制性资源。
此后的潮间带研究考察了干扰、斑块动态、促进作用以及新补充个体的供应。针对海藻冠层、植食性螺类和贻贝床的实验表明,结果取决于季节、环境胁迫以及物种到达的先后顺序。关于幼体输送的研究还表明,仅凭当地成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总能理解当地群落。离岸输送和沿岸环流可能会影响最初有多少个体能够抵达岸边。
现代监测将传统的样方和海岸样带调查与自动温度记录仪、摄影调查、航空影像及遗传学方法相结合。按照接近生物体热学特性的要求设计的传感器,比普通气温测量更能真实地估计生物体温。重复拍摄的照片可以记录生物覆盖度及生物分带边界的变化。遗传分析有助于区分外形相似的物种,并揭示种群之间的联系,不过,遗传连通性并不能直接衡量维持一个种群所需的个体数量。
对结果的解释仍需以严谨的实验设计为基础。同一海湾内的多个样方,无法提供与跨多个海湾调查同等的独立证据;用于排除特定生物的围笼也可能无意间改变遮阴状况或水体流动。要区分持续性变化、季节性波动和风暴后的恢复过程,就必须有长期记录。因此,潮间带研究将操纵实验与更大时空尺度上的观测相结合。其研究成果广泛增进了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物种间相互作用,以及局地生态过程与环境变异之间关系的理解。
人类利用与环境压力
潮间带海岸长期以来一直为人类提供食物和材料。贝丘记录了沿海社会数千年来采集软体动物的历史,而捕鱼设施和经人工管理的蛤类生境则表明,一些地区的人们曾有意识地改造海岸环境。如今的利用方式包括贝类采捕、海藻采集、水产养殖、休闲活动和旅游业。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各不相同:选择性人工采集、机械疏挖和集约化养殖造成的干扰类型差异很大。
潮间带的自然过程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在适宜条件下,植被覆盖的湿地和某些生物礁能够削弱波浪,而盐沼和红树林则可截留泥沙。贝类及沉积物中的生物群落能够处理悬浮物和营养物质。潮滩为候鸟提供觅食地,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沿线就分布着由大量此类地点组成的网络。这些功能取决于生境状况及其在景观中的位置,不能认为所有海岸都能以相同的速率发挥这些功能。
填海、疏浚、海堤、港口及其他沿海基础设施可能使潮间带生境消失,或改变其潮汐水交换和泥沙供给。河口拦阻工程可能改变盐度、流速以及低潮时的出露面积。人工构筑物有时也会被大量生物附着覆盖,但其坡度、缝隙、材料以及受风浪作用的程度均与天然海岸不同。垂直海堤所提供的潮间带表面积,通常远小于它所取代的缓坡生境。
污染物通过河流、地表径流、废水、航运及海上事故进入潮间带。过量营养物质会促进富营养化,表现包括藻类密集生长,以及有机物分解时造成的溶解氧耗竭。石油可能覆盖生物体表或渗入沉积物,其残留时间受沉积物特性和风浪暴露程度等因素影响。金属、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可在生物组织中积累,但其浓度和影响因物质种类和地点而异。塑料垃圾可能缠住生物、改变沉积物表面,并以更细小颗粒的形式进入食物网。
采捕和外来生物也可能重塑群落。移除大型捕食者、植食动物或能够营造生境的贝类,所改变的不只是被采捕物种的数量。经压载水、船体表面或水产养殖苗种传播的入侵物种,可能与本地生物竞争,或改变泥沙的动态过程。人类活动的影响往往相互作用:营养物质增多可能改变物种引入所产生的后果,而物理干扰则可能为生物附着定居腾出空间。因此,评估时需要关注各种压力的累积作用,而不能将每一种利用方式或污染物视为孤立的影响因素。
气候变化、保护与恢复
气候变化通过升温、极端事件的变化、海水化学性质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影响潮间带环境。热损伤既取决于水中环境条件,也取决于潮间带生物暴露于空气中的时段。在2021年6月北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热浪期间,极端高温恰逢白天低潮,导致受影响岸段的潮间带无脊椎动物大量死亡。这类事件说明,仅凭平均海表温度并不足以全面衡量热风险。
海平面上升会改变特定淹水状况所对应的高程。在坡度平缓、尚未开发的海岸,只要泥沙供应和地形条件适宜,生境就可能向陆地方向迁移。如果海堤、道路或陡峭地形阻碍了这种迁移,潮间带生境就可能因海岸挤压而变窄。盐沼有时可以通过泥沙沉积和有机质积累来维持自身高程,但这种能力因植被、泥沙供应、地面沉降以及相对海平面变化速率而异。因此,各地的实际结果差异很大。
海洋酸化会改变海水的碳酸盐化学性质,并可能影响软体动物和某些藻类等钙化生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潮汐交换会使潮间带的pH值与氧含量在一天内自然出现剧烈波动,从而使其对酸化的响应更为复杂。以往的暴露经历、食物供应、温度和生命阶段都会影响生物的响应。不能认为酸化对所有形成壳体的物种都会产生相同影响,自然存在的化学波动也并不意味着生物能够免受长期变化的影响。
保护工作既包括划定受保护生境,也包括管理人类活动和海岸过程。海洋保护区可以减少采捕或物理扰动,但其生态成效取决于管理规定、执法力度、面积以及与其他地点的连通性。拉姆萨尔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湿地保护涵盖许多潮间带系统,而迁徙物种需要的是由觅食地和休息地组成的网络,而非彼此孤立的保护区。维持泥沙输运并为生境向陆地迁移留出空间,可能与保护现有生物同样重要。
生态恢复可以包括拆除阻碍潮汐的设施、让以往围垦的土地重新与海洋连通、恢复贝类礁,或在物理条件允许的地方重建植被。通过有计划地后撤海岸防护设施,可以让潮水重新淹没原先受防护的区域;生态岸线则利用植被、贝类或其他生境要素,稳定条件适宜的岸线。这些方法不能相互替代:避风的河口与暴露于风浪的岩石海岸需要不同的目标和方法。恢复成效需根据潮汐交换、高程、沉积物发育、种群补充、物种组成以及生态功能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新近被潮水淹没的土地可能很快具备某些功能,但要形成长期存在的潮间带生境所具有的土壤、结构和生物群落,则可能需要长得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