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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

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是指全球物种占比格外高的17个国家,其中拥有许多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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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是指因生物多样性极高而得到认可的国家,尤其体现在物种数量众多,以及仅见于本国的物种高度集中。广泛采用的分类将17个国家列入其中,这些国家的领土合计拥有全球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很大一部分。这一概念源于与保护国际相关的研究工作,将国家视为保护规划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单位。它是一种生物保护分类,而不是国际条约规定的法律身份。

定义与标准

超级生物多样性兼具两项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特征:

  • **高物种丰富度:**一国境内拥有大量物种。
  • **高特有性:**大量物种的自然分布仅限于该国。

特有性尤为重要,因为一国特有物种的消失就意味着这些物种在全球灭绝。因此,一个国家之所以在保护方面具有国际重要性,不仅可能是因为物种众多,还可能是因为这些物种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保护。

通常引用的入选标准是:一国境内至少有5,000种特有植物,并拥有海洋生态系统。其中,植物标准一般具体指特有维管植物。评估也会参考其他生物的丰富程度和独特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程度。

这一分类并不是持续更新的排行榜。人们熟知的17国名单反映的是一次特定的保护评估,而不是每当新物种被描述时就自动重新计算的排名。未列入名单,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低,或缺乏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地点。

17个国家

标准名单包括以下国家。下表按地区分组仅为便于展示,并不代表超级生物多样性的不同类别。

地区 国家
非洲 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南非
亚洲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大洋洲 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北美洲和中美洲 墨西哥、美国
南美洲 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

这些国家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有着各不相同的地理基础。巴西拥有广袤的亚马孙森林,以及其他几个主要生态区域。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既有热带低地,也有环境随海拔急剧变化的安第斯山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拥有众多演化历史独特的岛屿,以及生物多样性极高的海洋环境。

澳大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尤其以长期地理隔离所形成的特有生物著称。南非既拥有极为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也涵盖数个差异显著的生态区域。美国则表明,超级生物多样性并不限于以热带为主的国家:其广阔的领土、多样的环境和岛屿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和大量特有生物。

这些例子也说明,国土总面积并不是决定能否入选的唯一因素。大国可能涵盖多种环境,而较小的国家也可能拥有异常集中或地理分布范围狭窄的生物多样性。

起源与发展

超级生物多样性概念于20世纪后期在国际保护生物学领域兴起,尤其与拉塞尔·米特迈尔及其同事的工作有关。这一概念旨在识别那些保护决策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产生格外重大影响的国家。

拉塞尔·A. 米特迈尔、帕特里西奥·罗夫莱斯·希尔和克里斯蒂娜·格奇·米特迈尔于1997年出版的《超级生物多样性:地球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推动了人们熟知的17国框架的确立。

这一方法与其他确定保护优先次序的方法相互补充。以国家为基础的分类与国家法律、机构和预算相对应,而根据生物特征划定的区域则可以遵循物种分布或生态边界。因此,超级生物多样性概念成为阐明各国责任与机遇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并不取代更细致的生态评估。

生物多样性为何集中于这些国家

若干过程有助于解释这一格局。

热带环境

许多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拥有广阔的热带森林或其他热带环境。热带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漫长的演化历史、生产力较高的环境,以及生态特化的机会。没有任何单一解释能够涵盖热带生物多样性的全部成因。

环境差异

海拔、降水、温度、土壤和季节性变化的差异,能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形成不同的生境。山地系统既能分隔种群,也能形成陡峭的环境梯度。因此,兼有低地、山地、干旱地区、森林和淡水系统的国家,可以容纳差异很大的生物群落。

隔离与演化历史

岛屿和与外界隔离的大陆区域,往往拥有独立于其他地区近缘种群演化而来的物种。岛屿生物地理学有助于解释隔离程度、面积、迁入定居与灭绝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塑造生物群落。

地质历史和阻碍生物迁移的屏障同样重要。例如,在东南亚,华莱士线标志着具有不同地理和演化亲缘关系的动物群之间的一条重要分界。

沿海与海洋多样性

一些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拥有广阔的珊瑚礁、红树林及其他沿海环境。不过,海洋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格局并不相同:一个国家拥有极高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每一类海洋生物中都具有同等地位。

保护与政策意义

这一分类强调,生物多样性在各国之间的分布并不均匀。在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开展有效保护,可以保护大量物种及地理分布局限的演化支系。

相关措施包括设立和管理保护区、维持保护区以外的生境,以及支持生态恢复。仅凭国家层面的总量数据,无法确定在哪些地点采取行动最有效:保护规划还需要物种分布、威胁、生态连通性及管理条件等方面的信息。

主要压力包括毁林、生境破碎化、过度开发利用、入侵物种、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些压力的重要性因国家和生态系统而异。生物多样性高,并不能证明生态系统仍然完整,也不能证明保护政策有效。

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生物资源涉及遗传资源保护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包括与名古屋议定书相关的安排。

与“立场相近的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集团”的区别

这一生态分类应与立场相近的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集团加以区分,后者是通过2002年《坎昆宣言》成立的政府间合作团体。

后者负责协调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议题上的立场,尤其关注遗传资源的获取,以及利用这些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公平分享。其成员与标准的17个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名单并不完全相同。加入谈判联盟和被纳入保护分类所回答的是不同问题,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

局限性与相关分类

国界不是生态边界

物种分布区、流域和生态系统往往跨越国界。按国家划分连续的生物地理区域,可能会掩盖其中的生态联系。反过来,一个大国也可能涵盖数个彼此差异很大的生物地理区域。

生物多样性不能简化为单一数量指标

物种丰富度和特有性是重要指标,但生物多样性还包括遗传变异、功能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之间的差异。侧重植物和研究较充分的脊椎动物的评估,对于记录尚不充分的生物类群,可能存在代表性不均衡的问题。

新发现、分类修订和分布数据的改进,都可能改变对各国物种总数的估计。数值比较也取决于所涵盖的生物类群,以及生物本底调查的质量。

超级生物多样性不等同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按地理范围划定的区域,须满足有关植物特有性和历史上大规模生境丧失的标准。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则是因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而被认定的政治单元。一个热点地区可能横跨多个国家,而一个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可能既包含多个热点地区,也包含不符合热点标准的区域。

生物资源丰富程度不是衡量保护成效的指标

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这一身份,并不能说明生物多样性受到保护的程度、当地社区权利得到承认和保障的程度,或物种种群是否稳定。这些问题需要依据生态状况、治理、威胁和保护成果等方面的独立证据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