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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议定书

《名古屋议定书》是规范遗传资源获取及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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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议定书》**是《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补充协定,为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建立了国际法律框架。议定书于2010年10月29日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并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它进一步落实了公约的第三项目标——惠益分享,同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

议定书将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获取规则与这些资源使用国的履约措施衔接起来,同时涉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持有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其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立法、行政措施以及提供方与使用方之间的协议。

起源与宗旨

1992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并规定决定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力属于国家政府,且须遵守国家法律。公约还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以便与资源提供国分享研究、开发和商业利用这些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这些原则并未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如何批准获取、应分享哪些惠益、如何跨境执行协议,以及提供国境外的使用者应如何证明合规。2002年通过的自愿性《波恩准则》提供了指导,但没有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履约义务。

围绕建立更全面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框架开展的谈判,促成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名古屋议定书》。议定书的通过是一整套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政策成果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议定书的基本理念是,提供生物资源及相关知识的国家和社区应分享利用这些资源和知识所产生的惠益。惠益分享也可以支持保护工作、科研能力建设,以及提供方与使用方之间的合作。

适用范围与关键概念

遗传资源及其利用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遗传材料包括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例如,种子、微生物培养物和用于研究的生物样本都可能属于遗传材料。

议定书将遗传资源的利用定义为对其遗传或生化组成进行研究和开发,包括通过生物技术开展的研究和开发。这一区分十分重要:为一般消费而交易生物商品,不一定等同于研究其遗传或生化特性。

例如,购买农作物作为食物,并不自动构成议定书所称的利用。为育种而研究该作物的遗传性状,或研究其生化化合物,则可能构成利用,具体取决于适用法律。

议定书还将衍生物定义为由遗传表达或代谢产生的天然生化化合物,即使其不含遗传功能单位。具体衍生物和研究活动如何受到监管,取决于议定书的规定、国内措施及相关协议;这一定义本身并不意味着所有生化化合物贸易都须遵守相同的获取要求。

相关传统知识

议定书涵盖与其适用范围内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这类知识可能涉及某些植物或其他生物的特性或用途等。

议定书要求缔约方依照国内法采取措施,力求确保获取此类知识须征得有关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或获得其批准并有其参与,同时确立共同商定条件。议定书还涉及与社区分享惠益,以及考虑其习惯法、社区规约和程序。

适用范围的限制

议定书适用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范围内的遗传资源及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也适用于议定书范围内的相关传统知识。人类遗传资源不属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框架。

议定书并未要求所有生物标本或所有研究项目一律取得许可。某项活动是否属于其适用范围,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资源本身、资源来源、获取与利用的日期、适用的国家措施,以及是否存在专门的国际制度。

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

事先知情同意

如果提供方缔约方提出要求,获取资源须取得事先知情同意,通常缩写为PIC。这一般是指在获取之前,根据有关拟开展活动的信息取得授权。

议定书要求设定获取要求的缔约方确保法律的确定性、清晰度和透明度。缔约方还须提供公平且不武断的获取程序、申请相关信息,并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明确的书面决定。

各国规则有所不同。一国可以要求针对特定资源或活动取得许可,为不同用途设立不同程序,也可以决定不要求事先知情同意。

共同商定条件

共同商定条件,简称MAT,是提供方与使用方协商确定的条件,通常涉及:

  • 所涵盖的资源和活动。
  • 获准开展的研究及后续用途。
  • 货币和非货币惠益。
  • 向第三方转让资源。
  • 研究目的的变更。
  • 知识产权、发表与保密。
  • 争端解决及适用法律。

议定书并未规定统一的使用费率或单一的合同范本。其附件列出了一份可能惠益的示例清单。

货币惠益可以包括获取费、阶段性付款、使用费或研究经费。非货币惠益可以包括分享研究成果、科学合作、培训、技术转让,以及参与产品开发。

因此,惠益分享并不限于取得商业成功的产品。即使没有产生可销售的产品,研究合作和能力建设也可以构成惠益。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议定书呼吁缔约方鼓励提供方和使用方将惠益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将惠益分享与公约更广泛的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但议定书并不要求每份协议都资助某个具体的保护项目。

履约与信息交流

议定书的一项核心特点,是关注使用国境内的行为,而不只是依靠资源采集地的管制。

缔约方必须采取适当、有效且合乎比例的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的遗传资源,是按照提供方缔约方适用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要求获取的。相关义务也涉及有关传统知识。缔约方还必须处理不遵守这些措施的行为,并就涉嫌违规的情况开展合作。

检查点与证书

缔约方必须指定一个或多个检查点,收集或接收有关遗传资源及其利用的相关信息。根据各国的安排,检查点可以设置在研究资助、产品开发或商业化等阶段。

依据议定书签发并通过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公布的许可证或同等文件,可以构成国际公认合规证书。该证书可证明,其所涵盖资源的获取已按照相关国内框架的要求取得事先知情同意,并确立了共同商定条件。

这种证书并非适用于所有后续用途的通用授权。许可证和协议中的条件仍须遵守。

信息交换所

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是议定书的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各国措施、国家联络点和主管机关的联系方式,以及许可证和证书相关信息。

它帮助使用者查明适用程序,并协助主管机关交流合规信息。它不能取代国家主管机关,也不直接参与惠益分享协议的谈判。

实施与机构安排

议定书的管理机构是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该机构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并在议定书授权范围内通过决定。

各国的国内实施方式不尽相同。有些缔约方侧重于制定详细的获取立法,另一些则侧重于使用者的合规义务,或将两种方式相结合。例如,欧洲联盟已建立使用者合规框架,要求使用者对框架所涵盖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履行尽职调查义务。

议定书还对能力建设、提高认识、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作出规定。这些条款旨在满足立法起草、许可证管理、协议谈判以及支持社区参与等实际需求。

议定书不同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后者关注的是改性活生物体的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而非获取与惠益分享。

研究、专门协定与紧急情况

议定书呼吁创造条件,促进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研究。这些条件可以包括针对非商业性研究采取简化的获取措施,同时对研究转向商业用途的情况作出相应安排。

议定书还要求缔约方适当考虑当前或即将发生、威胁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的紧急情况。在此类情况下,缔约方可考虑加快获取,并迅速、公平地分享惠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豁免所有获取要求。

对于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议定书目标的专门国际获取与惠益分享文书所涵盖的资源,议定书规定,就该文书涵盖的特定资源和用途而言,议定书不适用于该文书的缔约方。一个重要例子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下的多边系统。这种适用关系取决于具体资源和用途,并非对农业材料的一概排除。

实施挑战与持续争论

法律复杂性与科研管理

各国在定义、许可程序、文件要求以及对早期馆藏或保藏材料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可能使跨境研究变得复杂。研究人员使用的样本可能采集于数十年前、经中间方取得,或分散保存在多个收藏或保藏机构中。

议定书确立了共同义务,但并未解决所有关于时间适用范围或来源的问题。因此,评估某一具体样本时,需要关注相关国家法律以及获取和使用的具体情况。

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在维持有效惠益分享的同时,避免给分类学、保护研究和其他非商业性活动带来不成比例的行政负担。

社区参与

正式承认社区同意和惠益分享,本身并不能解决代表权、共有知识、习惯权利重叠或谈判能力等问题。实施成效取决于国内法律的承认、便利可及的程序,以及参与和惠益分配安排。

数字序列信息

数字序列信息带来了另一项挑战。研究可以不从提供国获取实物样本,而直接使用数字化遗传数据,同时综合利用多个来源的信息。

《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但《名古屋议定书》并未对其作出定义。有关其法律处理方式和惠益分享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所有序列数据施加相同的双边许可要求来解决。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建立利用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惠益的多边分享机制,其中包括卡利基金。这一在公约下开展的更广泛进程,与议定书的双边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有关联,但两者并不相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同样设有涵盖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