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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药物 / materia-medica

药物学

药物学涵盖各医学传统中的药用物质,以及有关其鉴别、制备、性质与用途的累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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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 medica 是拉丁语,意为“医疗材料”或“药用物质”。它既指用于治疗的物质,也指系统记述这些物质的来源、鉴别、制备、性质及用途的知识。历史上,其范围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材料,以及加工品和复方制剂。这个术语也曾指医学教育中的一门学科,以及一大类参考文献。

数百年来,药物学将医学、博物学、商业活动与有关自然环境的实用知识联系在一起。药物学文献不仅记载药物的所谓疗效,也记录其名称、产地、识别特征、采集方法、掺伪物及制备技术。因此,这些文献既有助于了解药学、农业、科学分类和长途贸易的历史,也能揭示人们对疾病的解释如何随时代变化。

自十九世纪起,这一广阔领域的许多内容逐渐分化为药理学、药物化学、生药学及药品监管标准等领域。尽管如此,药物学仍是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其名称也仍在若干医学传统中沿用。理解药物学时,必须区分三件事:记录历史上人们认为某种物质具有什么作用,确定某个历史名称实际指代何种材料,以及通过现代研究证实其作用。

含义、范围与文献形式

“药物学”(materia medica)有几种相互关联的含义,不应混为一谈。它可以指一批药用材料,也可以指有关这些材料的知识,或是记述这些知识的书籍。十九世纪以此为名的大学课程,可能涵盖药物来源、制备方法、生理作用和治疗应用。而当代历史研究使用这一术语时,则可能指某个群体所掌握的各种药物及相关知识,其中也包括通过实践而非文字保存下来的知识。

其传统范围比草药医学更广。在许多药物汇集中,根、叶、花、种子、树脂和木材占了很大一部分,但也有动物脂肪、蜡、贝壳、昆虫、盐类、金属和矿物化合物。所谓“单方药”,通常只有一种成分,尽管这种成分本身的化学组成可能很复杂。复方药则依照处方将多种成分配合使用。这两类药物都可能需要经过多道加工工序:干燥、焙炒、研磨、提取、发酵或蒸馏,都可能将原料转变为被认为具有不同治疗作用的制剂。

几种相近的文献体裁以不同方式组织这些信息。草药书主要关注植物及其辨识与用途。解毒方书或处方集一般侧重复方配方、用量和制备方法。药物制备手册解释药物及其制造方法,往往还会对官方标准加以评述。药典则逐渐承担了更明确的规范性职能:规定某一辖区或机构认可的药用物质、制剂或质量要求。在历史上,这些体裁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同一部书可能兼有植物描述、处方、贸易信息以及治疗方面的讨论。

药物学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治疗学论著。治疗学可以从某种疾病或症状出发,探讨应采用何种干预措施;药物学著作则通常从某种物质出发,列举人们认为它具有的作用与用途。其内容可以按字母顺序、植物分类、地理来源,或按性质与功效编排。这种结构便于比较可相互替代的药物,也帮助行医者辨识以多种名称出售的材料。此外,它还使这类著作尤其便于收录来自新接触地区的药物与知识。

同一术语后来又有了专门含义。在顺势疗法中,药物学著作记录的是该传统通过“药物试验”及临床文献与各种物质联系起来的症状描述。这类著作不应与实验药理学混淆,也不能视为某种制剂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的证据。同样,现代历史研究中的“药物学”这一范畴,可以用于不同社会之间的比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的概念、制度或证据标准完全相同。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基础

有关药用物质的文字记载,远早于这一拉丁语名称的出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泥板载有使用植物、矿物和动物成分的药方;埃及的《埃伯斯纸草书》通常被认为写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其中保存了大量医学与药学资料。这些文献表明,药物的制备、配伍和给药途径当时已是重要的关注事项。然而,它们并不是某一门自古延续至今的现代科学的早期形态:其医学推理植根于特定的语言、宗教和社会环境。

在使用希腊语的地中海地区,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讨论了食物、药物、排泄疗法,以及环境条件对健康的影响。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的著述中,描述了植物及其生境和实际用途,其中也包括药用。这些传统将治疗与更广泛的自然知识联系起来,同时依据可观察到的特征和记述的功效来区分各种物质。相关知识不仅来自学识渊博的医师,也来自栽培、采集、贸易及各类专门行业。

这一文献类型中,影响最大的古代著作是佩达尼乌斯·迪奥斯科里德斯于公元1世纪用希腊语写成的《药物志》。全书分为五卷,描述了约600种植物,以及大量动物性和矿物性药材。各条目可能涵盖名称、外观、生境、制备、贮藏、掺伪及治疗用途。该书重在实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植物分类著作。通过手稿抄写、翻译、注释和改编,其权威地位延续了一千多年。

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盖伦提出了另一套重要的理论框架。他关于单方药和复方药的著述,将药物作用与温、凉、燥、湿等性质联系起来。在体液学说中,治疗往往被理解为纠正失衡,或抵消某种过盛的性质。药物作用的程度分级有助于医者比较不同物质,并解释某些药物为何比其他药物作用更强。即使相关药物的作用如今已用不同机制来解释,这些概念当时仍为有关药物的推理提供了条理和框架。

这些知识能否留存,有赖于实体文献的流传。约公元512年为拜占庭贵族尤利安娜·阿尼西娅制作的《维也纳迪奥斯科里德斯抄本》,插图丰富,是通过手稿使古代药学知识适应后世环境的著名实例。图像、标注和文本编排有助于辨认药材,但传抄也会带来拼写变异、插图错置,以及对应关系不明等问题。因此,不能想当然地把古代文献中的一个名称对应到某一个现代物种。在还原作者所指为何物时,地理信息、形态描述、相关名称和手稿流传史都至关重要。

阿拉伯语学术与中世纪交流

自八世纪起,希腊医学与哲学著作陆续被译成阿拉伯语,进入新的学术环境。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盖伦成为重要的权威,但阿拉伯语本草学并不只是希腊文献译本的汇集。学者、医生、药剂师、商人和旅行者将前人传下来的描述,与地中海、西亚、中亚及印度洋沿岸各地能够获得的药材加以比较。他们的工作吸纳了来自波斯、印度及其他传统的药用物质和术语。

翻译本身也带来了实际问题。一个希腊语植物名称可能没有人们熟悉的阿拉伯语对应词,而同一种贸易药材也可能以多个名称流通。因此,看似简单的词语替换,实际所指的可能是另一物种、某种替代品,或来源尚不明确的进口货物。注释者为此补充异名、地方名称、形态描述,以及对真伪的判断。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性考证:确定一个词究竟指什么,可能直接决定某种制剂采用哪一种药材。

十一世纪初,伊本·西那(拉丁名为阿维森纳)编撰了系统论述医学的重要著作《医典》。其中第二卷论述单方药,第五卷则讨论复方药。该书在其承袭的医学理论框架内,探讨了药物的性质、作用及评估药效的原则。此后问世的拉丁语译本,推动它成为欧洲大学医学教育的核心典籍。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对知识的整理与传播,而不意味着其中所有疗效主张都已按现代标准得到证实。

卒于1248年的伊本·拜塔尔编纂了一部内容广博的单方药与食物著作,通常称为《单方药与食物大全》。该书收录约1,400个条目,既引用前人的著述,也纳入作者在旅行中获得的观察与见闻。这类汇编不仅保存了共识,也保留了分歧。有关名称、生境、药力和制备方法的不同说法得以呈现,而非被归并为一条不加限定的断言。

药剂实践也通过医院、市场和专门的制剂手册得到发展。九世纪肯迪的处方集与萨布尔·伊本·萨赫勒的《阿克拉巴丁》,体现了复方配方及可重复操作规程的重要性。在拉丁语欧洲,托莱多和意大利南部等地的翻译活动,使阿拉伯医学文献进入教学与临床实践。与萨莱诺传统相关的著作,包括《Circa instans》,记述了单方药及其处理方法。由此形成的各地传统彼此相通,却并不一致:当地药材是否易得、机构的权威及商业供应状况,共同影响着实际采用哪些药物。

南亚与东亚传统

南亚医学文献在阿育吠陀体系内,对药用物质作了广泛而详尽的论述。《遮罗迦本集》和《妙闻本集》经过复杂的编纂与修订过程形成,既探讨药物成分、制备方法和治疗用途,也广泛论述人体与疾病。dravya 这一范畴涉及物质,dravyaguna 则关注物质的性质与作用。其解释范畴包括味、性质、效力以及消化后的作用。这些概念属于特定医学体系,并非现代化学或生理学测量指标的另一套名称。

后世以梵文编写的 nighantu,即专门词汇集,整理了药材的名称、异名、性质与用途。这类著作十分重要,因为同一种物质在不同地区和语言中可能有不同名称,而同一名称也可能指代不止一种药材。南亚制药传统还包括复杂的加工方法和矿物制剂。历史上关于加工能够改变物质性质的说法,必须与现代分析中有关其成分、暴露情况及毒性的研究结果加以区分;仅凭历史记载,既不能认定其安全,也不能认定其有效。

在中国,通常译为“materia medica”的“本草”形成了一大文献传统。《神农本草经》的编定形态通常被认为形成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传统上载有365种药物,分为三品。该书托名文化传说人物神农,并不意味着神农是可考证的历史作者。后世学者修订分类、增添注释、比对名称与来源,并辨别不同地区所能取得的药材。因此,中药知识是在反复的编纂整理与实践调整中发展起来的。

由官方主持编纂、于唐代659年完成的《新修本草》,将文献修订与官方组织的药材调查记述工作结合起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596年首次刊印,收录约1,900种药物,构成了一部规模更大、兼具分类整理与历史考述的综合性著作。其条目讨论名称、来源、炮制、所记载的药性及前人观点。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所记录的药物与疗法,也在于它评议传世文献、尝试解决药物辨识中相互矛盾记载的方法。

在中医中,药物通常通过寒热等药性、五味以及与功能系统的关联等范畴来描述。这些概念应作为传统的解释范畴来呈现,而不应直接等同于解剖学器官或分子机制。称为“炮制”的加工过程可以改变实际使用的药材:蒸、加热或用其他辅料处理,既可能改变外观,也可能改变化学成分。因此,仅提及某一植物物种,可能不足以确定历史文献所描述的药用品。

中国的文献与实践传播至朝鲜、日本及其他地区,并在当地依照环境与制度作出调整。包括藏医和尤纳尼医学在内的其他亚洲传统,也通过区域交流和各自独特的分类体系,发展出自身的药物知识体系。这些历史不能归结为从某一部奠基性著作延伸而出的单一传承脉络,而是涉及数百年间的翻译、药材替代、生态知识、国家支持,以及不同医学群体之间的互动。

印刷术、海外扩张与近代早期的药物贸易

印刷术的推广改变了欧洲本草学的规模与组织方式。印本的流通数量可以远超手抄本,也让不同地区的读者得以查阅内容更为一致的版本。然而,印刷并不会自动消除错误:错误的鉴定或插图同样可能被广泛复制。编者比对手稿,重新考察古代语言,并增补观察记录;与此同时,印刷者和插图绘制者也影响着读者能够辨识哪些特征。

十六世纪的草药书日益重视对植物的描绘是否便于辨认。奥托·布伦费尔斯自1530年起出版的《植物写生图谱》,以及莱昂哈特·福克斯于1542年出版的《植物志》,都是重要例子。依据实物观察绘制的图像,加强了药物著述与植物学研究之间的联系。然而,即使植物绘制得十分精细,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图中描绘的可能是某种欧洲植物,被认为对应古代记载的一种药物,但这种历史上的对应关系仍未得到确证。

远洋贸易扩充了欧洲的药用物质种类,也重组了既有的供应网络。加西亚·德·奥尔塔的《印度单味药与药物对话录》于1563年在果阿印行,书中讨论了亚洲的药材商品,并通过当地调查,对一些沿袭已久的说法提出质疑。尼古拉斯·蒙纳德斯撰写了有关美洲输入物产的著作,但他往往是在塞维利亚而非这些物产的原产地开展研究。这些著作展现了获取知识的不同途径:居住在贸易中心、向当地专家请教、检验进口样品,以及汇编他人的报告。

金鸡纳树皮是一个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十七世纪,它从安第斯地区传入欧洲医学,成为治疗间歇性发热的重要药物,其中包括疟疾。其传播有赖于原住民知识、殖民机构、商人、采集者,以及不断变化的医学解释。不同来源的树皮在成分上存在差异,商品名称也并不总能可靠地对应植物物种。后来奎宁的分离并未消除这些早已存在的药材来源与鉴定问题,而是使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测定。

全球交流也为知识挪用和贡献认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出版著作的作者与殖民机构往往获得长久的声誉,而采集者、医者、种植者、译者,以及被奴役或以其他方式被迫劳动者的贡献,却较少得到充分记录。因此,历史分析不仅考察哪些内容进入了欧洲书籍,也考察信息和标本是如何获得的。一个商品标签或一篇已发表的描述,所保留下来的可能只是某种药物背后知识与劳动的一小部分。

官方标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逐渐形成。1498年佛罗伦萨的《新处方集》和1618年的《伦敦药典》,体现了规范药物制备与原料的努力。这类出版物有助于明确从业者的职责,并确立公认的处方,但其落实仍取决于检查、培训、供应和地方实践。标准化是一个制度性过程,而不是仅凭出版便可一举实现的成果。

药材的鉴别、制备与标准化

鉴别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因为药材名称未必对应明确的生物学身份。同一个俗名在不同地方可能指不同物种,而同一物种也可能有多个名称。历史上的分类还可能依据外观、味道、产地或推定的功用来归类药材,而非依据演化关系。现代植物命名法提供了更明确的命名体系,但要将旧有术语对应到这一体系,必须有证据,不能仅凭相似之处。

完整的鉴别可能需要确定物种、植物部位、发育阶段、地理来源及加工历史。同一植物的树皮和叶片可能具有不同的成分,在某一阶段采收的根也可能不同于较晚采收的材料。植物标本馆保存的凭证标本具有相应的记录,可供核查植物鉴定结果。对于经过粉碎、提取或深度加工的商品药材,常规鉴别所需的诊断性结构可能已无法观察到。

传统鉴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感官和物理特征,包括颜色、气味、质地、断裂特征、味道和切面外观。后来,显微镜使人们能够在碎片状材料中辨认细胞类型、毛状体、淀粉粒、导管及其他诊断性特征。化学检验又增加了一个鉴别层次。色谱法可以分离各组成成分,生成特征图谱,而质谱法和光谱学有助于表征分子。DNA测序可以辅助物种鉴定,但加工过程可能导致DNA降解,而且仅凭遗传身份无法确定有效成分含量或纯度。

制备方法也会影响最终得到的物质。水浸剂、煎剂、醇制酊剂、油剂和干粉所提取或保留的成分各不相同。提取效果取决于溶剂、温度、时间、粒径以及各成分的化学性质。因此,历史上针对某一种制剂的记述,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制剂。即使来源于同一物种,浓缩提取物与传统水制剂在成分和人体暴露量上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标准化可以针对几种不同的属性。鉴别标准用于确定药材是什么;纯度标准用于限制污染物或非所需物质;含量或效价测定则用于测量某种指定成分或生物活性。某种化学标志物即便不是发挥疗效的主要成分,也可能有助于质量控制。另一方面,复杂混合物可能含有多种活性和非活性成分,且各成分的比例有所变化。某一被测标志物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性质都一致。

掺假与替代同样需要区分。因原有药材无法获得而公开声明使用替代品,与为牟取商业利益而隐瞒替换,并非一回事。两者都可能改变制剂的性质,但在历史研究中应作不同解读。现代质量控制除了鉴定植物来源,还可能检测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有毒元素及未标明的药物成分。这些检验以更具针对性的分析方法,延续了本草学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供应的药材是否名实相符。

从药物学到实验药理学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药物学这一涵盖广泛的领域逐渐分化为多门专门学科。植物学研究厘清药物来源;化学分离并鉴定药物成分;生理学研究药物对生命系统的影响;药学机构则制定生产和分析标准。这一变化是渐进的,在不同地区的进展也并不均衡。教科书仍沿用“药物学”之名,尽管其内容已越来越侧重化学和实验研究。

威廉·威瑟林于1785年出版的《毛地黄论》,体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一种重要著述形式。威瑟林描述了毛地黄在水肿患者中的应用;这里的水肿是一个以体液积聚为特征的历史病类,而非现代医学中某一种界定统一的诊断。他记录了有关疗效、毒性和用药情境的观察。他的研究并未采用当代的随机试验方法,但试图将有价值的观察与未经甄别的疗效主张区分开来。后来的研究将洋地黄成分与特定的心脏作用联系起来,也揭示了严格控制药物暴露量的必要性。

活性化合物的分离改变了药用物质的界定。弗里德里希·瑟图纳在十九世纪初对鸦片的研究,促成了吗啡的分离与性质鉴定。1820年,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比安艾梅·卡旺图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了奎宁。此后,人们既可以研究某种有明确名称的植物药,也可以研究从中提纯的成分,从而提高给药剂量的可重复性,并更直接地探究化学结构与生物作用。成分分离并不意味着安全性得到保证,但它使影响药物差异的重要因素更容易得到明确界定。

十九世纪,实验药理学逐步建立起专门的研究机构。鲁道夫·布赫海姆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多尔帕特建立了实验药理学实验室,后来奥斯瓦尔德·施米德贝格又在斯特拉斯堡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他们的方法强调系统研究药物作用,而不是仅仅依赖历来积累的治疗记述。药效学逐渐以药物对生物系统的作用为研究对象,而药代动力学则描述支配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过程。

这一转变也改变了药物分类。较早的著作可能将药物分为收敛药、泻药、兴奋药,或按寒热性质分类。现代分类则可以依据化学类别、分子靶点、生理效应或临床适应证加以区分。这些分类体系仅有部分重合。一个传统类别可能包含具有多种作用机制的物质,而同一种分子作用机制也可能因剂量、组织和给药途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临床效应。

生药学始终特别关注天然来源的药物,包括其鉴别、成分、生物合成和质量。与此同时,工业合成、微生物发酵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药物的范围超出了早期汇编所着重收录的物质。当代药物开发仍可能以传统用途或天然产物为起点,但也可能源于基于靶点的筛选、化学设计或生物工程。因此,历史上的药物学是发现研究线索和提出问题的来源之一,而不是一门已经囊括现代药理学知识的完备前身。

疗效主张、临床证据与安全性

本草条目可能包含几种不同的陈述:某种物质曾用于治疗某种病症,某位作者认为它有效,它能产生可观察的生理效应,或它能改善某项明确界定的临床结局。这些陈述各自需要不同的证据。历史使用记录能够确证某种实践的存在及其文化背景,却不能仅凭自身证明其获益大于危害。同样,在实验室测定中显示活性,也不等于证实具有临床疗效。

现代评价将干预措施的具体身份与明确界定的问题联系起来。所用物种或化学物质、制备方式、剂量、给药途径、疗程、研究人群及结局指标,都会影响结果的解读。针对某一种标准化提取物开展的临床试验,不能自动证实所有冠以同一植物名称的产品都具有相同效果。在可行且适当的情况下,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减少比较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临床试验盲法和适当的对照,有助于将干预本身的效果与预期、合并干预以及结局评估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区分开来。

历史上的疾病术语还会带来额外的困难。“水肿病”“寒热病”“忧郁症”,或译为某种传统疾病类别的表述,都可能涵盖如今按病因或机制划分为不同疾病的多种病症。回溯性判定有时可能合理,但需要语境证据支持,而且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声称某种药物曾治疗某一历史疾病类别,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声称它能治疗某种具有相同症状的现代疾病。在解读有关发热、肿胀、疼痛或消化紊乱的旧时记载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安全性同样取决于具体制备方式和暴露水平。天然来源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毒性、污染或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某些马兜铃属(Aristolochia)植物及相关药材中含有马兜铃酸,这类物质与严重肾损伤和尿路上皮癌有关。还有一些风险源于品种误认或产品组成,而非原本打算使用的成分。现代药物警戒利用报告及其他数据,调查小规模研究或传统记载中可能未显现的危害。

相互作用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发生。所含成分可能改变药物代谢酶或转运蛋白的活性,影响吸收,或增强镇静、抑制凝血等生理作用。贯叶连翘(圣约翰草)就是一个证据充分的例子:这种植物药产品可通过诱导酶和转运蛋白,降低多种药物在体内的暴露量。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取决于具体制剂及所涉及的药物;只说出某种草药的名称而不指明具体产品,可能掩盖相关差异。

不同监管体系对质量标准、批准、标签标示及疗效证据的区分方式各不相同。药典专论通常规定鉴别与质量要求;某种药物被收入专论,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宣称的每一项用途都已得到临床验证。世界卫生组织已出版药用植物专论及质量控制指南,而各国主管部门则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下开展监管。在循证医学中,历史知识可以为提出问题提供参考,但临床主张仍须接受相关证据的评价。

历史收藏、数字学术与生物资源

本草的留存形式不止于书籍。干燥药材、教学标本柜、药罐、贸易样品、插图、账簿和书信,都保存了有关药物知识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证据。带有标签的标本,可以将印刷文献中的名称与实际交易的材料联系起来;商人的账簿则可能揭示产地、价格、替代用料或供应中断等情况。因此,大学、植物园、药房和博物馆的收藏,能够提供仅凭文字描述未必可以获取的证据。

解读这些藏品,需要关注其来源及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一个十九世纪的药罐,可能曾被重新装填、更换标签或调整归类,而旧藏品名称也未必与其现存内容物相符。化学降解、虫害和藏品保护处理,都可能使分析变得复杂。历史学家与科学家可以综合运用档案研究、显微观察、化学表征和物种鉴定,但每种方法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鉴定出如今的内容物,并不能自动确定容器最初入藏时装的是什么。

数字化使分散各地的手稿和印本变得更易获取。可检索的转录文本、图像库和历史名称数据库,有助于开展跨语言、跨世纪的比较。然而,光学字符识别在处理早期字体、手写增补内容和非拉丁文字时,效果参差不齐。当一个历史名称可能对应多个现代对象时,自动匹配尤其困难。因此,一份实用的数字记录,应当区分原始文献的措辞、编者提出的鉴定意见、支持该意见的证据,以及结论的确定程度。

民族植物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社群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药用知识。研究可以记录制备方法、采集实践、地方分类体系,以及市场或环境条件所引起的变化。这类记录工作也引出了知情同意、知识来源标注、获取权限及知识控制权等问题。发表成果可以保存信息,却也可能使这些知识被用于其持有者未曾预料的用途。历史上对不同群体贡献的认可不平等,至今仍是管理当代收藏和数据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于2010年通过、2014年生效的《名古屋议定书》。该议定书为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确立了框架,其中也包括适用范围内与相关传统知识有关的规定。其具体适用取决于所涉及的资源、活动、司法管辖区和国内措施。它并未为所有历史药方或已发表的药用资料确立一套简单而普遍适用的所有权规则。

物种保护又为这一领域增添了一个物质层面的考量。野外采集、栖息地丧失和市场需求,可能给药用物种带来压力;人工栽培则可能改变供应状况及化学成分的变异情况。列入名录的物种,其贸易也可能受到国际保护管制。历史本草研究有助于追溯药材来源和替代品的变化,但古代关于资源丰富程度的描述,不能充当当今的生态评估。当一种历史药材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对象时,准确到物种层级的鉴定、有据可查的采集地点、合法获取的依据,以及可重复的制备方法,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