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长目是哺乳动物的一个目,包括狐猴、懒猴、婴猴、眼镜猴、猴、猿和智人。许多现代分类体系承认的现生灵长类物种超过500种,但随着对种群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物种界限的修订,这一总数也会变化。除人类以外,大多数灵长类动物栖息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们的体型差异悬殊,从体重仅几十克的鼠狐猴,到成年雄性体重可超过150千克的大猩猩,不一而足。
灵长类动物的鉴别依据是一组特征的组合,而不是所有物种都具备的某一项特征。常见特征包括能够抓握的手或足、至少部分指或趾上生有指甲、朝向前方的双眼、相对精细的视觉系统,以及在学习和照料后代方面的大量投入。这些特征是在与树栖生活密切相关的演化历程中形成的,但现生灵长类中也有高度适应地面生活的物种。人类的解剖结构、认知能力和社会生活,是在灵长类共同继承的基础上特化发展的结果,而非游离于这一基础之外的特征。
灵长类动物是演化生物学、行为科学和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作为种子传播者、消费者和被捕食者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它们发育期长,又依赖复杂的栖息环境,这些特点也使许多物种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要理解灵长目,就需要综合考察其化石历史、解剖结构、行为、生态关系及保护问题。
分类与现生多样性
灵长目属于胎盘哺乳动物的灵长总目,这一演化类群还包括啮齿动物、兔类、树鼩和鼯猴。分子分析通常表明,鼯猴是灵长目之外与灵长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现生动物。灵长目内部主要分为湿鼻亚目和简鼻亚目。湿鼻亚目包括马达加斯加的狐猴,以及非洲和亚洲的懒猴与婴猴。简鼻亚目包括眼镜猴和类人猿下目,后者涵盖所有猴类和猿类。这种分类比过去将灵长类分为“原猴类”和“类人猿类”的做法更准确地反映了演化关系,因为眼镜猴与猴、猿类共有的祖先,比它们与狐猴共有的祖先出现得更晚。
湿鼻类通常保留着鼻孔周围湿润、无毛的表面,称为鼻镜;许多种类还具有由向前突出的下前齿组成的齿梳。齿梳用于梳理毛发,某些物种也用它获取食物。指猴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它的门齿持续生长,与高度特化的取食方式相适应。现生眼镜猴分布于东南亚岛屿地区。它们虽然体型小、夜行,外表也与某些湿鼻类相似,但具有独特的踝部结构、硕大的眼睛,而且完全以动物性食物为食。
类人猿下目分为新世界猴,即阔鼻类,以及狭鼻类。阔鼻类原产于美洲,包括狨猴、柽柳猴、卷尾猴、松鼠猴、伶猴、吼猴、蜘蛛猴及其近亲。狭鼻类包括旧世界猴和猿。旧世界猴包括猕猴、狒狒、长尾猴、疣猴和叶猴。猿类包括长臂猿与合趾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猿类没有外露的尾巴,但仅凭无尾这一点,并不能将它们与所有猴类区分开来:例如,巴巴利猕猴就只有一条退化的外尾。
在演化分类中,人类属于猿类,而猿类又是范围更广的类人猿下目演化分支中的一支。日常用语中的“猴”往往指猿类以外的类人猿下目动物,因此,这种日常分组并不是演化树上一个完整的分支。分类阶元的用法也需谨慎:Hominidae 指人科,即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类人猿所属的科;而“人亚族成员”(hominin)通常指人类,以及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更近的已灭绝物种。物种总数并非一成不变。新的野外观察和遗传学证据可能揭示此前未被识别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小型夜行性灵长类中;与此同时,采用不同的物种概念,也可能对同一批种群作出不同的分类。
演化起源与化石记录
灵长类最早期的历史,是依据化石、比较解剖学以及分子方法对谱系分化时间的估算重建的。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类型并不相同。化石能够确认某些生物至迟在某个时期已经存在,而分子定年则是在对遗传变化速率作出一定假设的基础上,估算不同谱系何时分开。分子分析往往将冠群灵长类的起源时间推至其首次确凿化石记录之前。这一时间差仍是持续研究的课题,并不意味着其中一种资料可以简单地取代另一种。
在这一问题上,近猴类尤为重要。这是一群种类多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在古新世尤其繁盛。其中一些具有适于抓握的形态特征,牙齿特征也显示出它们与灵长类起源的联系,但大多数并不具备现生灵长类所特有的完整特征组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视为灵长类的干群近亲,而不是冠群成员;这里的冠群,是指由现生灵长类的最近共同祖先及其全部后代构成的类群。最早得到广泛认可的真灵长类出现在始新世初期,距今约5600万年,时间接近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它们突然出现在北半球多个大陆,表明其可能在一段温暖时期迅速扩散。
始新世的灵长类包括常被拿来与湿鼻类比较的兔猴类,以及常被归于演化树中简鼻类一侧的始镜猴类。它们确切的亲缘关系仍有争议。亚洲和非洲出土的化石记录了类人猿下目的早期演化。到始新世晚期和渐新世,埃及法尤姆地区已生活着多种类人猿下目动物,其中包括埃及猿属(Aegyptopithecus),这是早期狭鼻类中的一个重要属。南美洲的猴类很可能起源于非洲祖先;这些祖先在大西洋尚较狭窄时横渡了海洋,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搭乘植被形成的天然浮筏。相较于支持其非洲渊源的总体证据,扩散事件的具体过程及发生次数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距今约2300万至530万年的中新世,猿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广泛分化。历史上被归入或视为接近原康修尔猿属(Proconsul)的一批化石,加上众多更晚出现的类型,表明猿类特征与猴类特征的组合是以镶嵌方式演化的。现代黑猩猩和其他任何现生猿类,都不能被当作人类与其他猿类共同祖先未经改变的样本。演化树描述的是分支式的传承关系,而不是一架朝着人类逐级上升的阶梯。灵长类如今的分布范围,也只是其昔日分布范围收缩后留下的残余:在北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曾有灵长类生存并留下化石,如今那里却已没有原生的非人灵长类。
地理分布与生境多样性
现生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主要集中在热带地区,但其分布不仅反映了当前的环境偏好,也受到历史扩散、气候变化、大陆地理格局及灭绝事件的影响。狐猴仅自然分布于马达加斯加及其邻近岛屿,不过其中一些岛屿种群是由人类引入的。一般认为,狐猴的祖先是通过跨海扩散从非洲抵达马达加斯加的。懒猴类栖息于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婴猴则分布于非洲。眼镜猴仅分布于东南亚部分地区,包括菲律宾、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
新世界猴的分布范围从墨西哥南部,经中美洲延伸至南美洲,最南可达阿根廷北部。它们栖息于低地雨林、季节性干旱林、淹水林,以及一些较为开阔的疏林地带。旧世界猴和猿类所占据的生态环境和分布纬度范围更广。猕猴属动物可见于热带岛屿、温带林地及山区。日本猕猴能够熬过多雪的冬季,一些仰鼻猴则栖息于中国的高海拔森林。巴巴利猕猴原产于北非;直布罗陀的种群是引入的。目前,野生非人类猿类仅分布于非洲和亚洲,其中红毛猩猩仅见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
尽管热带森林孕育了丰富的灵长类多样性,不同类群对森林的依赖程度却差异很大。狒狒和赤猴活动于稀树草原与林地交错的地带,狮尾狒的大部分时间则在高地草原上度过。只要能够获得食物和水,南非狒狒也能栖居于相对干旱的环境。红树林、沼泽林、岩质陡崖和山地竹林带也维系着适应这些特殊环境的灵长类群落。一个物种的生境并不只是其所处的植被类型:林冠结构、睡眠地点、食物的季节性供应、捕食者以及饮用水的可及性,都可能决定一片地域能否维持可存续的种群。
在同一片森林中,不同物种会依据林冠高度、活动基质的粗细、活动时间和食性来分割利用空间。小型夜行性物种可能在细枝或垂直的攀附物上觅食,而大型猿类则需要沿着足以承重的路线穿行林冠,或在地面行走。洪水会改变可通行的路线,并使食物资源集中。季节性食物短缺可能迫使动物扩大活动范围、改变食性,或进入靠近人类的区域。因此,分布图上显示某物种遍布广阔区域,并不意味着它在其中连续分布。局部地区没有该物种,可能是狩猎、土壤与植被不适宜、大河等历史性屏障,或森林斑块之间失去连通性所致。
身体结构、手与牙齿
灵长类的解剖结构既保留了哺乳动物祖先的特征,也具有与抓握、视觉定向和灵活行为相关的特化。大多数物种保留了五指或五趾,许多物种的手、足或两者的第一指(趾)能够完全或部分与其余指(趾)对握。许多其他树栖哺乳动物具有锐利的爪,而灵长类往往以扁平的指(趾)甲和感觉灵敏的指(趾)垫取而代之。这些结构有助于贴合树枝和操弄物体。不过,这些特征并非普遍存在:狨和柽柳猴的大多数指(趾)上长有爪状甲,湿鼻类保留着梳理爪,而人类的大脚趾无法与其他脚趾对握。
灵长目各类群的手并不是构造一致的工具。蜘蛛猴的拇指高度退化,其他手指细长,适于悬垂。疣猴的拇指也有所退化,但其整体的运动和摄食适应与蜘蛛猴不同。人类的拇指相对较长而有力,其他手指较短,这种组合有利于进行强有力的精细抓握。黑猩猩也能操弄小物体并使用工具,但它们细长的手指和腕部结构反映了不同的力学适应历程。因此,某些相近的实际操作能力,可以建立在不尽相同的解剖构造之上。
灵长类的颅骨通常具有朝向前方的眼眶,眼眶外缘有骨质的眶后杠。简鼻类的眼眶与其后方的咀嚼肌群之间,有更完整的骨性结构相隔。脑颅比例、吻部长度和颌部构造差异很大。许多物种具有突出的粗大犬齿,可用于威吓、打斗或摄食。雌雄犬齿大小的差异常与竞争模式有关,但任何单一解剖特征都无法可靠地预测整个社会体系。人类的面部缩短和犬齿突出程度减小尤为明显,而指猴则独立于啮齿动物,演化出了类似啮齿动物的门齿结构。
牙齿既能提供食性的线索,也能反映演化渊源。齿式记录上、下颌各一侧的门齿、犬齿、前臼齿和臼齿数目。大多数成年狭鼻类的齿式为 ,共计32颗牙齿。许多阔鼻类的齿式为 ,共计36颗,但大多数狨和柽柳猴在每个齿列象限中只有两颗臼齿。旧世界猴的臼齿通常具有两条横嵴,这种形态称为双脊型。猿类的下臼齿通常有五个齿尖,齿尖之间的沟呈Y形。这些形态有助于分类,但实际的食物处理能力还取决于牙釉质厚度、齿尖锐利程度、颌部运动以及食物的物理性质。
运动方式与力学适应
灵长类动物的运动方式包括树栖和地栖四足行走、跳跃、攀爬、悬垂、臂摆行进,以及习惯性直立行走。许多物种会根据树枝的分布和移动速度,结合使用多种运动方式。动物在林冠中穿行时,所借助的支撑物可能弯曲、倾斜、粗细不一,甚至会因承重而折断。具有抓握能力的肢端、灵活的关节和灵活多变的行为,使灵长类动物能够应对这种多变的环境。体型也构成了重要限制:能供鼠狐猴活动的细枝无法承受猩猩的重量,而坠落的后果则会随体重和坠落高度的增加而加重。
垂直攀附与跳跃的运动方式在眼镜猴、婴猴以及包括冕狐猴和大狐猴在内的若干狐猴类群中尤为发达。这些动物利用强有力的后肢,在直立的支撑物之间跳跃。眼镜猴的踝部骨骼显著延长,而一些善于跳跃的狐猴,其后肢远长于前肢。这些类群的解剖结构并不完全相同,表明它们为应对相似的力学要求,分别独立演化出了特化适应。在地面上,冕狐猴通常以直立姿势向侧方跳跃,而不像许多猴类那样采用普通的四足步态。
臂行,即通过双臂交替摆荡向前移动的运动方式,在长臂猿中尤为发达。修长的前肢、灵活的肩关节和钩状的手,使它们能够在树枝下方快速移动。猩猩则更常采用谨慎的攀爬、跨接和悬垂方式,将体重分散到多个支撑物上。一些新世界猴还多了一个抓握器官:缠握尾。蜘蛛猴、绒毛猴、吼猴和绒毛蛛猴都能用尾巴承受相当大的重量。卷尾猴的尾巴也能辅助抓握,但其解剖结构和通常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缠握尾是在新世界猴的演化支系中形成的,旧世界猴和猿类均不具备。
大猩猩和黑猩猩在地面上通常采用指关节行走,而人类则习惯性地采用双足行走。人类的直立行走依赖骨盆、脊柱、股骨、膝、踝和足部结构的整体协调配合。稳固的足弓和与其他足趾并列的拇趾,有助于在支撑期和蹬离地面时传递力。这些特征不同于其他猿类具有抓握能力的足和活动性较大的足中部。地栖猴类通常仍以四足移动,其四肢比例和关节结构适应各自特定的移动需求。因此,各种运动类型只是便于描述的分类,而非界限分明的行为类别:黑猩猩有时也会直立行走,猴类也会攀爬,即使高度适应树栖生活的物种,在必要时也可能下到地面。
感觉系统与大脑
视觉在许多灵长类动物的感官中尤为突出。双眼朝前,使两眼视野相互重叠,有助于形成立体深度知觉;视网膜与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则负责处理形状、运动和颜色信息。这种配置有利于伸手抓住树枝、判断枝间距离、检查食物以及解读社交信号。对于早期灵长类感觉系统的演化,已有的解释包括依靠视觉引导捕食、在细枝间移动,以及以花和果实为食。这些假说涉及的选择压力部分重叠;任何一种被提出的活动,都未必能独自解释灵长类整套适应性特征的形成。
灵长类的色觉差异很大。大多数旧世界猴和猿类以三类视锥细胞光色素为基础,通常具备三色视觉。这有助于它们在枝叶背景中辨别某些成熟果实、嫩叶和皮肤颜色。许多新世界猴的色觉受到X染色体上一个视蛋白基因变异的影响:雄性和部分雌性具有二色视觉,而携带不同基因变体的雌性则可具有三色视觉。吼猴通过视蛋白基因复制,独立演化出了通常具备的三色视觉。夜猴在夜间活动,依赖视锥细胞的辨色能力大幅减弱。因此,灵长类动物的色觉并不完全相同,也不能简单地按猴类与猿类来划分。
夜行性物种往往具有大眼睛,但其光学适应各不相同。许多湿鼻类动物的视网膜后方具有反光的明毯,可提高弱光下的视觉敏感度。眼镜猴没有这种反光结构,而是拥有相对于体型而言格外巨大的眼睛。它们的眼球转动幅度有限,头部大幅转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限制。嗅觉仍然十分重要,尤其是对湿鼻类而言,它们利用气味标记传递领地、繁殖和社交信息。听觉同样有助于发现捕食者、在视线受阻的森林中辨路,以及进行远距离交流。以视觉为主的动物仍可能高度依赖化学和声音信息。
灵长类通常在感觉整合、运动控制、记忆和学习等方面投入了较多神经资源,但比较大脑大小时,需要考虑体型和脑的组织结构。大脑的绝对体积大,并不等同于其相对于体重的体积大,而单独使用这两种指标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全面衡量认知能力。各皮质区域在所占比例、连接方式和发育时序上均存在差异。对于灵长类大脑演化,已有的解释包括维系社会关系、寻找季节性食物、通过剥取或掏取等方式获取食物,以及应对环境变化等方面的需求。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更大的大脑还会带来能量消耗和发育方面的代价,从而将神经系统的演化与食性、母体投入以及幼体依赖期的长短联系起来。
取食策略与消化生理
灵长类的食性多种多样,从以果实或叶片为主,到专门食虫、取食植物渗出物,以及广泛的杂食性。这些食性分类描述的是主要倾向,而非限定食物的全部范围。黑猩猩摄食大量果实,但也吃叶片、昆虫和脊椎动物的肉。大猩猩对果实和富含纤维的植物性食物的依赖程度,因物种和栖息地而异。狮尾狒高度专门化地以禾草为食,在灵长类中颇为少见;眼镜猴则从捕获的动物中获取营养。某些季节性食物即使只占全年取食时间的一小部分,也可能发挥格外重要的作用。
食物选择涉及能量、蛋白质、纤维、矿物质、毒素以及处理食物所需精力之间的权衡。成熟果实通常能提供易于利用的碳水化合物,但其分布可能零散,供应也有季节性。叶片可能十分丰富,却难以消化,而且含有防御性化学物质。种子则差异很大,有些柔软且营养丰富,有些外壳坚硬,需要强有力的颌部或复杂的处理方式才能食用。后备食物,即偏好的食物稀缺时转而利用的食物,可能对演化产生强烈影响。一个通常取食柔软果实的物种,仍可能拥有强健的咀嚼结构,因为它在食物匮乏时期的生存,有赖于咬碎坚硬物体或处理坚韧的植物组织。
消化道的解剖结构有助于决定哪些食物能够被利用。包括叶猴和疣猴在内的疣猴亚科动物具有分室的胃,植物性食物在进入承担主要吸收功能的肠道之前,会先由微生物发酵。这种前肠发酵系统,不同于吼猴等许多其他食叶灵长类所依赖的后肠发酵。微生物群落能够分解宿主自身的酶无法有效消化的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被吸收,作为能量来源,但这一过程也需要食物在消化道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并需要足够的消化道容积。因此,不能仅凭食物的化学成分推断其营养价值。
掘取式取食还促成了其他特化适应。狨猴利用特化的门齿凿开树皮,促使树胶流出,其消化系统也适于利用植物渗出物。指猴会敲击木头,听辨内部的空腔,啃出开口,再用一根细长的手指掏出幼虫。卷尾猴有时用石头敲开坚果,而黑猩猩则用探棒获取白蚁或蚂蚁。这些技巧将形态结构、学习和当地食物的可获得性联系在一起。取食生态也影响日常移动:寻找零散果实斑块的猴群,与利用丰富叶片的动物,面临着不同的活动范围需求。因此,食性会影响个体间的空间分布和移动,却不会机械地决定某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繁殖、发育与寿命
许多灵长类动物的生活史节奏相对缓慢:性成熟较晚,对每个后代的投入较大,生育间隔较长。这一模式在大型类人猿中尤为明显,但灵长目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体型小巧的鼠狐猴比红毛猩猩成熟得快得多,而狨科动物通常产下双胞胎,而非单胎。长期繁殖成功率不仅取决于生育数量,还取决于后代的存活率、母体状况,以及掌握取食和社交技能所需的时间。进行比较时,除了生态条件,还必须考虑体型因素。
繁殖活动可能具有季节性,也可能相对连续。许多狐猴的交配和分娩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使繁殖过程中耗能较高的阶段与资源可预测的供应时期相吻合。一些热带猴类全年都能繁殖,但出生数量仍可能出现季节性高峰。许多小型灵长类动物的妊娠期约为四至五个月,众多猴类约为五至六个月,黑猩猩和大猩猩则约为八个月。红毛猩猩的妊娠期约为八个半月。人类的妊娠期通常从末次月经起算,约为40周,而不是从受精时起算,因此,直接比较时需要采用一致的定义。
母亲的照料至关重要,但其他照料者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狨和绢毛猴中,父亲及其他群体成员经常背抱幼崽,使母亲在承担高耗能的泌乳任务时,能够减少携带幼崽所需的能量消耗。这种合作育幼方式与它们独特的繁殖生物学特征有关,其中包括经常产下双胞胎。在其他物种中,成年雄性可能会保护幼崽,与母亲保持密切关系,也可能很少直接参与照料。幼崽可能由母亲抱在腹侧或背在背上;一些夜行性物种会将幼崽暂时留在巢中或植被间;还有一些幼崽则始终紧随母亲,与母亲一同行进和取食。
幼年发育涉及运动能力、食性、社会关系和独立程度的变化。玩耍可以提供练习身体协调和互动的机会,而观察与反复尝试则有助于学习难度较高的取食技巧。红毛猩猩依赖母亲的时期格外漫长,野生种群的生育间隔可达七年或更久。如此缓慢的繁殖速度,严重限制了种群数量下降后的恢复能力。寿命也因物种和生存环境而异;圈养条件下个别个体的超长寿命,不应与野外的通常存活年限混为一谈。人类的长寿和漫长的生殖后寿命在程度上较为罕见,但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包括来自一个野生黑猩猩群体的证据,表明生殖衰老和生殖期结束后的存活情况需要针对具体种群进行分析。
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
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形态多种多样,既有个体通常独自觅食、彼此联系松散的网络,也有由数十乃至数百只动物组成的紧密群体。“独居”并不意味着与其他个体没有社会联系:夜行性物种的活动范围可能相互重叠,它们能够识别邻近个体、相互鸣叫,并为交配或共用睡眠场所而相聚。其他组织形式包括成对生活、单雄群、多雄多雌群,以及由较小社会单元聚合成更大群体的多层次社会。这些类别区分了群体组织的某些方面,却不能直接说明其交配模式、遗传亲子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质量。
食物分布和捕食风险有助于塑造群体组织形式。大群体有利于警戒和集体防御,但也会加剧取食竞争,并可能使每日移动距离增加。如果高价值食物集中在可以防守的斑块中,个体之间可能会为获取食物而直接竞争。如果食物分布广泛,竞争则可能表现为食物被消耗,而非明显的对抗。这些生态因素与繁殖策略、亲缘关系以及历史形成的制约相互作用。因此,食性相近的物种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组织,而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也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出现差异。
支配等级调节着某些竞争性互动,但支配地位并不等同于持续的攻击行为。已经确立的关系可以减少反复争斗的必要。在许多猕猴属和狒狒属物种中,雌性留在出生群体,与母系亲属形成长期关系,而雄性通常会迁出。黑猩猩往往呈现大体相反的模式:雄性通常留在出生群体,许多雌性则在社群之间转移。这两种模式都并非灵长类动物普遍遵循的规律。等级地位可能取决于年龄、联盟支持、母系关系、身体状况和群体惯例,而不只是力量。
理毛能够清除污物和寄生虫,也能维系社会纽带、促进冲突后的和解,并成为涉及相互容忍和联盟支持的社会交换的一部分。黑猩猩和蜘蛛猴的分合社会动态,使较大社群的成员能够分成组成不断变化的临时小群。阿拉伯狒狒和狮尾狒是多层次社会组织的典型例子,但两者的单元结构和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冲突可以包括威吓、伤害、领地攻击和杀婴;合作则可以包括共同防御、照料幼崽和分享食物。准确的描述应将冲突与合作都视为依情境而变化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地给整个物种贴上“温和”或“好斗”之类的标签。
交流与社会信息
灵长类动物通过声音、面部表情、姿势、触碰、手势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这些信号可以传达身份、繁殖状态、位置、动机或危险的存在。信号的有效性取决于栖息环境和感官能力。茂密的植被可能限制视觉信号的传递,却有利于声音或化学信号的传播;近距离互动则允许细致的面部表情和触觉交流。有些信号会结合多种感官通道,例如发出威胁叫声时,同时张嘴示威并改变姿势。因此,研究交流时,最好将其视为一套协调运作的系统,而不是一份叫声目录。
警报叫声在相关研究中尤其具有影响力。黑长尾猴面对几类主要捕食者时,会发出声学特征各不相同的叫声;回放实验表明,听到这些叫声的个体会采取不同的防御行为。这些发现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动物叫声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超出笼统的激动或警觉状态。不过,对此仍需谨慎解读:叫声的发出可能取决于发声者的年龄、在场的其他个体、情况的紧迫程度以及以往经验。有关句法的论断也同样需要谨慎。有些灵长类动物会以某些方式组合叫声,从而影响听者的反应,但仅凭这些组合,并不能证明它们具有以人类语言为特征的、能够无限生成表达的语法系统。
发声器官的解剖结构和神经控制都会影响声音的产生。吼猴具有膨大的舌骨装置,与其洪亮的叫声有关;长臂猿的鸣唱则可以协调配偶双方的活动,并宣示领地已被占据。眼镜猴能够利用超出人类通常听觉范围的超声频率进行交流。狮尾狒和几种猴类有节律的面部运动及复杂的发声序列,为研究言语相关能力的演化提供了有价值的比较材料。这些例子揭示了灵长类交流方式的丰富多样,但并不意味着任何现生物种代表着通向人类言语的直接中间阶段。
猿类的手势交流得到了尤为深入的研究。个体可能伸手、伸出手臂、触碰另一只动物,或改变身体位置,以请求理毛、玩耍或移动。研究者通过若干特征来评估这些行为是否具有意图性,例如是否关注接收者、是否持续发出信号,以及在显然未达到目的时是否调整信号。在许多湿鼻类灵长动物中,化学交流尤为复杂:气味标记可能包含性别、身份或繁殖状态等信息。人类观察者可能低估这类交流通道,因为它们不像叫声或面部表情那样容易察觉。在各种交流系统中,区分信号的含义、它对行为的即时影响,以及发送者在认知层面的理解,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方法学挑战。
认知、学习与行为传统
灵长类动物的认知涵盖感知、记忆、问题解决、社会推断和行为灵活性。认知能力因物种、个体、发育阶段和测试条件而异。需要用手操作的任务,可能使自然觅食时无需摆弄物体的动物处于不利地位;以视觉方式呈现的问题,则可能不适合高度依赖嗅觉的夜行性物种。因此,比较实验力求将真正的认知差异与动机、感官获取信息的能力、既往经验或身体能力方面的差异区分开来。单项任务中的表现并不能作为智力的总体排名。
空间记忆和时间记忆有助于灵长类动物找到分散的食物,并在资源可利用时再次前往。它们可能会记住哪些树已经结果、记忆行进路线,并对果实成熟度的线索作出反应。社会认知包括识别个体及其相互关系、对注意状态的敏感性,以及根据竞争者或伙伴调整行为。针对猿类的实验研究表明,在某些竞争情境中,它们能够利用有关其他个体曾看到什么的信息。这些发现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它们具有类似人类的信念表征,仍存在争议,且取决于具体实验的设计与解释。
工具使用见于多个灵长类演化支系。黑猩猩用枝条掏取昆虫,用揉成海绵状的树叶吸取液体,还会用石头或木槌敲开坚果。一些卷尾猴用石头砸开坚硬的食物,某些沿海种群的长尾猕猴则用石器处理贝类及其他食物资源。这些行为在频率、复杂程度和对学习的依赖程度上各不相同。某个地点未出现一种技术,可能反映的是缺乏合适的材料或食物,而非认知能力不足。因此,对工具使用的研究也会同时考察生态条件、使用机会,以及发育过程中的练习。
行为传统是特定种群所特有、部分依靠社会学习而维持的行为模式。自1953年起在幸岛日本猕猴中观察到的洗薯行为,是一个广为人知且影响深远的例子;不过,在讨论这一行为如何传播时,研究者会区分社会促进、个体学习和直接模仿。不同黑猩猩社群在理毛惯例、工具使用技术及其他行为上也存在差异。要证明某种行为构成传统,就必须评估遗传和生态因素能否提供其他解释,而不能仅仅记录局部地区的差异。实验性的行为传播研究与长期野外观察能够提供相互补充的证据。这些传统与保护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一个种群的消失不仅会造成遗传变异的丧失,也可能使通过社会传递的知识随之失传;当专门技能有助于动物利用难以获取或具有季节性的资源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生态作用与相互关系
灵长类动物在食物网中扮演消费者、猎物、种子传播者和植被改造者等角色。它们的生态影响取决于体型、食性、数量和移动方式。食果物种常将种子吞下,再随粪便排到远离母株的地方,有时种子就落在富含养分的粪便中。另一些则会携带果实,在吃掉果肉后丢弃种子。这些过程会影响植物种群的更新、植物间的竞争以及树木的空间分布。种子传播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益:种子可能受损,被排到不适宜的地点,或集中在捕食者和病原体众多的地方。
对于果实和种子较大、小型动物难以取食或搬运的植物,大型灵长类动物可能尤为重要。蜘蛛猴、绒毛猴和猿类在移动过程中,可能将种子带到相当远的地方。因此,它们的消失可能改变再生森林的物种组成,但具体结果取决于还剩下哪些其他种子传播者。一些灵长类动物也会传播花粉,或为了获取花蜜而访花。例如,已有记录表明,黑白领狐猴会为马达加斯加的旅人蕉传粉。这类相互作用表明,灵长类动物的生态作用并不限于取食果实。
食叶、捕食种子、剥食树皮和取食昆虫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疣猴亚科动物的取食会影响叶片的损耗程度,而僧面猴及其他种子捕食者则会破坏所吃下的许多种子。黑猩猩的狩猎会对局部地区的猎物物种产生影响,也表明某些灵长类动物承担着多种营养角色。灵长类动物本身也是鹰类、大型猫科动物、蛇类及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即使很少直接观察到捕杀,捕食压力仍可改变它们的警戒行为、结群方式和生境利用。寄生虫和传染性病原体又带来了一组相互作用,将灵长类动物的健康与更广泛的动物群落联系起来。
不能仅凭物种身份推断其生态影响。一个以极低密度残存的种群,可能已无法以原有规模发挥其过去的功能。相反,聚集在农田或居民点附近的灵长类动物,可能对局部地区的作物和植被产生强烈影响。因此,它们对包括森林再生在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取决于种群数量和景观背景。若声称保护灵长类动物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碳储量增长,还需要关于树种、种群更新和森林长期动态的更多证据。最有说服力的生态评估,会将观察到的取食和移动行为,与植物种群及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中测得的实际变化联系起来。
人类演化与灵长类研究史
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拥有共同祖先,其演化支系的分化时间通常被认为在距今约六百万至八百万年前。确切时间取决于对化石的解读、所用的分子研究方法,以及祖先种群的复杂性。此后,人族的演化涉及多条分支谱系,而非由一系列越来越像人类的物种组成的单一序列。习惯性双足行走的出现,早于人属(Homo)较晚成员所特有的脑容量大幅增加。归入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早期人属及其他属的化石,记录了运动方式、牙齿和颅骨特征的多种组合。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归属于早期智人(Homo sapiens)的化石可追溯至约三十万年前。此后的人群历史包括向外扩散,以及与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类发生杂交。灵长类比较研究有助于辨明,人类的哪些特征是远古遗存,哪些体现了较近时期的变化。具有抓握能力的双手、漫长的学习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灵长类中都有深远的演化根源。人类可累积发展的技术、语言和制度,在特征组合及复杂程度上具有独特之处,但对其开展演化研究时,比较研究比预设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之间存在绝对的生物学鸿沟更有助益。
卡尔·林奈于1758年在《自然系统》第十版中使用了正式名称 Primates,不过他所划定的类群与现代灵长目不同,其中还包括蝙蝠。十九世纪,解剖学和演化研究日益厘清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之间的亲缘关系。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于1863年出版,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则于1871年问世。化石发现、解剖学方法的改进,以及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这些讨论从宽泛的比较转向越来越能够接受检验的演化历史重建。
二十世纪的野外研究揭示了短期观察和圈养研究难以充分捕捉的行为。今西锦司和伊谷纯一郎推动日本建立了长期灵长类研究传统,包括重视对可逐一识别的动物个体及其社会传统的研究。珍·古道尔于1960年开始在贡贝开展研究,戴安·福西于1967年开始持续研究山地大猩猩,比鲁特·加尔迪卡斯则于1971年在丹绒普丁建立了红毛猩猩研究项目。当代灵长类学将这类长期追踪观察与遗传学、内分泌学、声学监测、遥感和实验方法相结合。由于非人灵长类与人类具有相近的生理特征,生物医学研究也将它们用作研究对象,这使动物福利、研究的正当性、监督管理及替代方法成为伦理学与监管领域的核心议题。
威胁、保护与管理
许多灵长类动物同时面临生境丧失、狩猎、野生动物贸易、传染病和环境变化等多重威胁。2017年发表的一项全球评估以当时认可的504个物种为依据,估计约60%的物种面临灭绝威胁,约75%的物种种群数量正在下降。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该次评估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的总体状况。各物种的当前状况必须借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资料逐一评估;该名录依据种群数量减少程度、地理分布范围和灭绝风险等标准划分等级。分类修订和新的调查都可能改变物种总数,以及数据所呈现的变化趋势。
毁林使灵长类动物失去觅食和睡眠场所,而道路、农田、矿山和居民点则将剩余生境分割开来。生境破碎化可能使群体彼此隔离、限制个体扩散,并增加遭到猎捕或遭遇交通事故的风险。不同物种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小型猴类能在受干扰的斑块状生境中继续生存,而对森林生境有特定要求的物种,即使生境变化相对有限,也可能消失。即便是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也可能存活率偏低,或与人类发生冲突。气候变化通过降水变化、高温、极端天气和植被变化带来额外压力,但其影响也与当地土地利用方式及物种的迁移能力相互作用。
即使森林覆盖仍然存在,为获取肉食而进行的狩猎,以及为宠物饲养或贸易而进行的捕捉,也可能导致种群数量下降。大型类人猿尤其脆弱,因为它们繁殖缓慢,而有繁殖能力的成年个体一旦损失,其影响可持续数十年。疾病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在中非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曾导致大量大猩猩和黑猩猩死亡。人类、家畜与野生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为病原体的多向传播创造了机会。因此,旅游、科研、救护设施运营和迁地转移都需要开展疾病风险评估,并采取适合相关物种及具体环境的操作程序。
保护工作需要结合设立保护区、执法、生境管理、社区参与和长期监测。维持景观连通性有助于个体扩散及种群间交流,但廊道设计必须以动物实际的移动行为和当地条件为依据。圈养繁殖和重新引入,配合对大西洋森林生境的持续保护与恢复,已帮助金狮狨等物种得到保护。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足以维持野生种群生存的自然环境,放归时还必须考虑遗传、行为、健康和环境容纳量等因素。有效的保护计划应持续追踪存活、繁殖、种群趋势和生境状况等实际成效,而不能仅以放归动物的数量或名义上受保护的土地面积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