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人类演化时通常使用的术语中,人族成员是指现生人类,以及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黑猩猩更近的已灭绝物种所构成的演化支系中的成员。人族包括智人、尼安德特人,以及众多通常被归入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傍人属(Paranthropus)和人属(Homo)等属的早期类群。这一支系起源于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祖先分化之后,时间可能在晚中新世,距今约600万至800万年。分化的确切时间,以及哪些最早期的候选化石物种属于这一支系,目前仍不确定。
人族的演化并不是沿着固定顺序、朝现代人逐级迈进的阶梯式过程,而是一段不断分支的历史:多个物种往往同时存在,扩散到不同的环境中,有时还会交换基因。习惯性的直立行走远早于人属后期成员所特有的大脑出现,而牙齿、手、个体生长、饮食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则以不同的速率逐渐积累。化石、考古遗址、环境记录和基因组共同记录了这段历史,但它们各自保存的证据类型不同,也都留下了大量空白。
分类与演化关系
人族成员属于灵长目和人猿总科,后者包括所有现生猿类及其已灭绝的近亲。在人猿总科中,人类属于人科(Hominidae),即类人猿科。这一科的现生成员还包括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分子比较研究已确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现生动物。现生黑猩猩以及其他任何现生猿类都不是人类的祖先:人类支系和黑猩猩支系源自更早的一个共同祖先种群。
**人族成员(hominin)与人科成员(hominid)**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分类体系的变化。早期文献往往将人类及其推定祖先归入人科,而将其他类人猿归入另一个科——猩猩科(Pongidae)。在这种用法中,“hominid”的含义大致相当于如今古人类学中常用的“hominin”。而依据演化关系建立的分类体系则将所有类人猿都纳入人科。因此,“hominid”如今通常指这一范围更广的科中的任何成员,而“hominin”通常专指人类这一分支的成员。
正式的分类阶元尚未完全统一。有些分类体系将人属(Homo)和黑猩猩属(Pan,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一同归入人族(Hominini),并将人类特有的分支归入人亚族(Hominina)。另一些分类体系则将黑猩猩属单独划为一族,把人族的范围限定为人类及其已灭绝的近亲。因此,对于古人类学中日常使用的“hominin”一词,按亲缘关系将其定义为“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黑猩猩更近的成员”,比假定所有作者都采用相同的族级分类界限更为清楚。
这种基于亲缘关系的定义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一的解剖特征能够万无一失地判定某个物种是否属于人族。习惯性双足行走、犬齿突出程度减小以及颅底的变化,都是重要证据,但这些特征在演化中以不同组合出现,而且可能未能完整保存下来。一颗形似人类牙齿的孤立牙齿,未必足以证明其所属个体属于人类支系。同样,脑容量小也不能成为将某个物种排除在这一支系之外的理由。
在化石研究中,物种界限尤其难以确定。研究人员必须区分哪些差异源于性别、年龄、地理分布和个体变异,哪些差异则表明存在不同的演化支系。因此,一个已命名的化石物种代表的是关于某个种群或一组种群的假说,而不只是给一件独特标本贴上的标签。演化谱系也不必在所有尺度上都呈现严格的树状结构:较晚期人族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表明,一些分支在分化后仍保持着部分联系。
化石、测年与研究的发展
对人族成员的研究结合了古人类学、考古学、比较解剖学、地质学和遗传学。骨骼遗存记录身体形态;人工制品和经加工的动物骨骼提供行为证据;沉积物、花粉及伴生动物则有助于重建环境。但这些记录都不完整。骨骼的保存情况因地而异,石器比木制工具更容易保存,而许多曾有人族种群生活的地区,至今很少发现可供研究的考古堆积。
相关科学研究的历史,早于演化理论框架获得广泛接受的时期。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河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遗骸,成为围绕已灭绝人类形态展开争论的核心材料。查尔斯·达尔文于1871年出版《人类的由来》,提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拥有共同祖先。欧仁·杜布瓦于1891至1892年在爪哇的发现,为欧洲以外存在脑容量较小的古老人类近亲提供了早期证据,这些化石后来被归为直立人(Homo erectus)。1925年,雷蒙德·达特将汤恩幼儿描述为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使这具来自非洲、脑容量较小的化石在人类起源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此后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演化地理分布和年代的认识。罗伯特·布鲁姆的工作丰富了南非的南方古猿化石记录。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奥杜威峡谷的研究,将人族化石、石器与可测年的地质层序联系起来。1964年能人(Homo habilis)的命名,挑战了当时对最早人属成员解剖特征的既有认识。1974年发现的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部分骨架被称为“露西”,随后对莱托利足迹的研究也相继展开。这些发现提供了影响尤为深远的证据,表明直立行走早于脑容量的大幅增加。
年代的确定依赖多种相互补充的方法。地层学确定沉积层的先后顺序,而放射性测年则测量受放射性衰变规律支配的过程。钾—氩法和氩—氩法尤其适用于与东非许多遗址相关的火山物质。古地磁法将沉积物中记录的磁场方向与地球磁场的反转历史进行比较。铀系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和释光测年则适用于其他材料及年代范围。放射性碳测年主要适用于相对较近的过去,而不适用于已有数百万年历史的化石。
测得的年代往往属于化石上方或下方的地层,而非化石本身。搬运、侵蚀和再沉积可能使物件脱离其原始埋藏环境。因此,研究人员在评估任何数值年代时,也会考察标本的地质背景。对行为的推断同样需要谨慎:骨架附近的一块石头,并不能证明是该个体制作的;骨骼上的凹痕,也必须与踩踏、食肉动物活动或沉积物移动造成的损伤加以区分。现代成像、三维重建和化学分析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从既有馆藏中提取更多信息,同时也揭示了某些早期解释中的不确定性。
最早被提出的人族成员
最早被提出可能属于人族的物种,其生存年代与人类和黑猩猩支系分化的时间十分接近,因此尤其难以厘清它们的亲缘关系。对这一分化时间的估计,部分依据是对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的比较和突变累积模型。这些估计取决于校准点、对世代间隔的假设以及种群历史。遗传上的分离也未必是在某个瞬间一次性完成的。因此,支系分化的时间范围,并不等同于某个可以明确辨认的“最早人类祖先”出现的年代。
乍得沙赫人于2002年被描述,其已知化石发现于乍得,通常被定年为距今约700万年。最著名的标本是一具发生变形的颅骨,昵称为“图迈”(Toumaï)。其枕骨大孔——脊髓进入颅腔所通过的开口——位置相对靠前,加上牙齿的某些特征,被解读为支持其归属于人族的证据。对相关肢骨遗存已发表的分析,也被用于论证它兼具双足行走和攀爬行为。不过,标本的复原、对功能的解读以及样本数量有限等问题,使其确切的演化位置仍不确定。
图根原人于2001年依据肯尼亚图根丘陵发现的化石被描述,年代约为距今600万年。其遗存中讨论最多的包括一些股骨残段,其解剖结构被解读为表明髋部承受着双足行走时的负荷。其他遗存则保留了适于攀爬的特征。与沙赫人属一样,这些化石并不能证明原人属是后来人族成员的直系祖先。它可能代表接近人族支系起源处的一个早期分支,而非位于现代人祖先谱系上的种群。
地猿属提供了年代稍晚、也更为丰富的化石记录。始祖地猿的年代约为距今580万至520万年,而始祖种地猿最著名的化石来自埃塞俄比亚阿拉米斯距今约440万年的沉积层。昵称为“阿尔迪”(Ardi)的部分骨架兼具被认为有助于树上活动的特征,以及经复原后被认为可支持地面双足行走的骨盆。它的足部仍保留着向外大幅分开、具有抓握能力的拇趾,不同于后来习惯在地面双足行走的物种那种与其余足趾并列的拇趾。
这些化石动摇了这样一种假设: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外形或运动方式上必定与现生黑猩猩完全相同。黑猩猩的指关节行走、人类的行走方式,以及中新世猿类的运动方式,各自都有其演化历史。早期人族成员生活的环境中也有相当多的木本植被,不过,不同复原研究对具体栖息地结构的判断有所不同。它们的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这样一种简单情景:某种猿突然离开连片森林,进入开阔草原,并立即获得了现代人类的步态。
双足行走与身体的变化
习惯性双足行走是人类谱系中最早能够辨识的特化特征之一。它涉及整个骨骼系统的协调变化,而不仅仅是直立站立。头骨必须在脊柱上方保持平衡;骨盆必须在躯干与双腿之间传递重量;髋关节和膝关节必须在单腿支撑时稳定身体;足部则必须既能充当稳定的支撑平台,又能作为推动身体前进的杠杆。不同的早期人族成员具有这些特征的不同组合。
在现代人类中,短而宽的骨盆改变了臀肌的位置,使其能够在对侧腿离地时帮助防止躯干倾斜。股骨向内倾斜并延伸至膝部,使双足更靠近身体的重心。脊柱的弯曲有助于将躯干保持在髋部上方。与其他足趾排列在一起的拇趾、相对坚硬的足中部以及纵向足弓,都有助于高效地在地面行走。化石证据表明,这些特征并非同时出现,也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具有现代人类的形态。
坦桑尼亚莱托利距今约366万年的足迹,为双足行走提供了直接证据。其中最著名的一组足迹通常被认为属于阿法南方古猿,因为该地区发现了年代相近的这一物种的化石。这些足迹显示,拇趾与其他足趾排列在一起,落脚方式也符合直立行走的特征。足弓功能、姿势和步态的具体细节仍有待分析,因为足迹既反映足部解剖结构,也受到形成足迹的地表性质的影响。
南方古猿的骨骼同样兼具经常双足行走的证据与可能有利于树栖活动的特征。露西的骨盆和下肢支持其惯常直立行走的判断,而南方古猿标本中弯曲的指骨及肩部的某些解剖特征,则被解释为仍保留攀爬能力的表现。某些特征究竟反映了频繁的攀爬活动,还是仅为演化遗留、已不再发挥相应的行为功能,很难确定。习惯性双足行走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树栖活动。
促成双足行走的自然选择因素仍有争议。已提出的优势包括降低移动时的能量消耗、站立取食、携带物品,以及改变在开阔环境中受到热量影响的方式。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而且某种功能即使对较晚出现的人族成员有利,也未必能解释这一行为的起源。现代人类行走时的能量效益,不能简单套用于身体比例不同的早期人族成员。
较晚出现的人属成员,尤其是被归为直立人的类型,其腿相对于手臂通常更长,身体比例也更适合长距离地面移动。这些变化拓展了运动方式的可能性,但并未形成单一、统一的身体构型。尼安德特人的躯干相对宽阔,四肢远端较短,而某些热带地区的人属种群则体形更为修长。体型大小、祖先来源、环境及发育条件共同促成了这些差异。
南方古猿的多样性与咀嚼特化
南方古猿属包括若干非洲人族物种,主要生活在距今约420万至200万年前。它们通常是脑容量较小、以双足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其牙齿和骨骼特征的组合与后来的人属有所不同。该属未必是一个不包含人属的单一自然演化分支:根据不同的演化重建方案,某些南方古猿物种与人属的亲缘关系,可能比它们与其他被归入南方古猿属的物种更近。因此,“南方古猿”也被非正式地用来泛指一群早期、总体形态相似的人族成员。
湖畔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的化石发现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年代约为距今420万至380万年前。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已知化石年代约为距今390万至300万年前,包括“露西”以及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出土的大量遗骸。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一个物种究竟是逐渐转变为另一个物种,还是发生了演化分支。有证据表明,两者的生存年代可能重叠,这使简单的先后替代模式变得复杂,不过,仅凭年代重叠本身并不能确定祖先与后裔的关系。
其他已命名的类型显示出更广泛的地理分布和解剖形态差异。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在南非的化石记录最为充分,发现地点包括汤恩、斯特克方丹和马卡潘斯盖。惊奇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garhi)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年代约为距今250万年前,兼具较小的脑颅和硕大的牙齿。源泉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sediba)于2010年根据南非马拉帕的化石得到描述,其年代约为距今198万年前,呈现出南方古猿式与人属式特征交错并存的形态。它对人属起源的意义仍有争议,尤其是因为已有年代早得多的化石被归入人属。
傍人属代表了另一种特化方向,通常包括埃塞俄比亚傍人(P. aethiopicus)、鲍氏傍人(P. boisei)和粗壮傍人(P. robustus)。这些物种生活在距今约270万至120万年前的非洲东部和南部。它们硕大的颊齿、厚实的牙釉质、扩展的颧部,以及部分个体明显的矢状嵴,都表明其咀嚼系统十分强健。矢状嵴为颞肌提供了额外的附着面积,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非凡的智力或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
传统上使用的“粗壮型南方古猿”这一称呼,主要描述的是颅骨和牙齿,并不一定意味着体格庞大。同样,强健的咀嚼结构也不能证明这些动物经常咬碎坚硬的坚果。牙齿微观磨耗和化学证据显示,不同物种及种群之间存在差异。例如,鲍氏傍人的食物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最终来源于热带禾草或莎草,但它们究竟食用了哪些食物和植物部位,仍有争议。硕大的牙齿可能适于反复咀嚼加工食物,或处理在常规食物短缺时转而利用的难处理食物,而不只是应对所食用的最坚硬食物。
南方古猿的多样性表明,早期人族演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生态分化。在早期人属出现时,若干其他支系仍然存续,因此,共存而非简单的先后更替,是这一时期化石记录的一项核心特征。
人属的出现与地理扩张
人属包括现生人类及若干已灭绝物种,这些物种通常与颅骨形态、齿列、身体比例和行为的变化有关。目前尚无公认的解剖学界限,能够将最早的人属成员与南方古猿类区分开来。脑容量增大固然重要,却不足以单独作为判据:早期人属与南方古猿类的某些测量值存在重叠,而后来出现的小脑物种,也使任何以最低颅容量为依据的定义变得复杂。制造工具同样不能作为人属独有的判定标准,因为石器的出现早于目前广泛讨论的最早人属化石。
埃塞俄比亚莱迪—盖拉鲁出土的一件下颌骨,年代约为距今280万年,是目前归入人属的最早化石之一。它兼具原始特征与衍生特征,这一点十分重要,但仅凭这件化石,无法确定其所属个体的整体外貌或行为。更为丰富的早期化石样本主要来自约距今240万年之后,被归为能人和鲁道夫人。两者如何区分、解剖特征的变异情况,以及它们与较晚人属成员的关系,至今仍存在争议。
直立人至迟在约距今200万年前已经出现,并伴随着人属分布范围的大幅扩张。有些研究者将非洲标本单独归为匠人,另一些研究者则仍采用广义的直立人分类。这一类群中的许多成员腿部相对较长,体型大于多数南方古猿类,脑颅也大于典型的早期人属成员。不过,其颅容量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特有的长而低矮的颅骨,与现生人类圆隆的颅顶明显不同。
格鲁吉亚德马尼西出土的化石距今约180万年,为早期人属向非洲以外扩散提供了尤为明确的证据。这些化石包括脑容量相对较小的个体,且颅骨形态差异颇大。它们的存在表明,最早成功进入欧亚大陆的人属成员,并不需要具备现代人大小的脑、现代人的解剖结构,或旧石器时代较晚人群所掌握的全套技术。灵活的取食策略、社会行为和相对简单的工具,可能为这一扩张提供了支持,但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无法直接衡量。
在早更新世晚期及中更新世,人属种群已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被归入海德堡人等类别的化石,常被用来衔接较早的人属成员与尼安德特人、现代人,但这一类群的组成及其分类有效性仍有争议。不同地区保存的化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组合;用一个广泛分布的祖先物种来解释,可能会过度简化一段涉及种群结构与多次扩散的历史。
岛屿上的发现使这一图景更加复杂。2004年根据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化石描述的弗洛勒斯人,脑和身体都非常小,同时具有独特的骨骼特征。2019年根据菲律宾出土化石命名的吕宋人,目前仅有牙齿和残碎骨骼作为代表,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解剖特征组合。它们的祖先来源仍未确定。这些物种表明,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本土以外,人族演化还包括一些相互隔离的支系;不能仅凭体型和脑容量增大的趋势来推断它们的历史。
饮食、环境与生态适应的灵活性
研究者依据多类证据重建人族的饮食,每类证据所能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牙齿形态和牙釉质厚度反映了咀嚼的力学能力及演化适应。微小的划痕和凹坑记录了个体死亡前较短时期内所处理食物的某些特征。牙结石能够保存摄入物质的痕迹,但必须严格控制污染,并审慎鉴定。牙齿和骨骼中的化学特征能够在较宽泛的层面揭示食物来源,却通常无法确定具体吃了哪些食物。
稳定碳同位素分析尤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采用不同光合作用途径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碳同位素特征。在非洲的许多环境中,乔木和灌木主要采用 C3 途径,而热带禾草和许多莎草采用 C4 途径。人族牙齿中若出现明显的 C4 相关信号,可能表明其直接食用了这类植物,也可能表明其食用了以这类植物为食的动物。仅凭这一信号,无法区分摄入的是草叶、地下器官、种子,还是动物组织。
早期人族并非都生活在同一种生态环境中。始祖地猿与林木覆盖的环境相关,而南方古猿类遗址所处的环境则包括疏林、灌丛、草地和水边地带的不同组合。非洲部分地区逐渐形成更开阔的景观,是一个重要背景,但各地条件随时间和空间而异。全球气候变化、区域构造运动、降雨的季节性以及与水源的距离,都影响着资源的分布。不能用一次简单的全非洲范围内的环境转变,解释所有解剖结构或行为上的变化。
至少对一部分人族而言,动物性食物成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和情境,现有证据并不均衡。带有切割痕迹的骨骼和敲击损伤,在其成因得到可靠确认时,可以证明存在处理动物尸体和获取骨髓的行为。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直接说明,人族究竟是猎杀了动物、捡食其尸体,还是通过其他一系列事件获得了利用尸体的机会。同一个种群也可能同时采用不同策略。
食物加工改变了可食用的食物范围,也改变了消化食物所需的能量投入。切割、捶打以及后来出现的烹饪,能够改变食物的韧性、颗粒大小和营养物质的可利用性。这些加工方式有助于解释人属咀嚼结构的缩减和能量需求的增加。然而,现有关于用火的考古年代证据,并不足以支持人属所有早期成员都经常烹饪的假设。饮食、肠道功能、脑容量和技术的变化,很可能是在漫长时期内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在某一次有直接证据记录的事件中一并发生的。
生态适应的灵活性还取决于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分享食物、将食物携带到其他地点、掌握资源的季节性规律,以及记住分散的资源斑块所在的位置,都可能缓解暂时的资源短缺。这些活动很难在早期遗址中直接观察到,因此,重建时需要区分两类情况:一类是考古证据的分布与组合有力指向的行为,另一类则是依据现生灵长类动物或人类采集狩猎社会提出的合理模型。
脑、生长与社会生活
人族成员脑的演化涉及大小、形状、发育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南方古猿类的颅容量通常约为400—550立方厘米,与现生类人猿的范围大幅重叠。早期人属成员中有颅容量更大的个体,但其数值范围也与南方古猿类有相当程度的重叠。直立人的颅容量跨度很大,从早期颅容量相对较小的个体,到晚期超过1,000立方厘米的标本都有。晚近人类的平均颅容量约为1,300—1,400立方厘米,正常变异范围也很大。这些数字描述的是宽泛的分布范围,而不是划分物种的固定界限。
脑的绝对大小并不能直接衡量智力。体型会影响脑的大小,而认知功能取决于神经组织结构、连接方式以及发育过程,这些信息很少能保存在化石中。尼安德特人的平均颅容量与晚近人类相当,甚至更大,部分原因与其体型和身体比例有关。脑较大既不能证明他们的认知能力与现代人相同,也不能证明他们不如现代人。同样,弗洛勒斯人的脑较小,也提醒我们不应将某一特定的脑容量视为所有复杂行为的先决条件。
化石颅内模保存了脑颅内壁的印痕,可以揭示脑的整体形状、不对称性和某些表面特征,但不能再现完整的神经解剖结构。类似现代人的球形脑颅,其出现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早期智人可能已经具有相对现代的面部解剖特征,却仍保留较为狭长的脑颅。因此,不能假定各种解剖特征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出现的。
研究者通过牙齿萌出、显微尺度上的牙齿生长增量、骨骼发育以及死亡年龄估计来研究生长与生活史。与其他猿类相比,现生人类在童年期依赖他人的时间格外漫长,此后还要经历大量学习,才会充分承担成年人的经济和生殖角色。化石证据表明,这种模式是逐步形成的。一些早期人族成员比现生人类成熟得更快,而较晚的人属成员则表现出日益复杂的发育模式。不同组织和不同发育里程碑未必同步演化。
社会组织比解剖结构更难重建。两性之间的体型差异可能为交配竞争提供线索,但零碎的样本使估计存在不确定性,而与现生物种的比较也无法确定唯一的社会制度。在严重受伤或牙齿脱落后仍能存活,可能表明群体成员的容忍乃至援助具有重要作用,但往往无法区分,这究竟源于有意的照料,还是个体能够独立获取合适的食物。
语言的演化同样难以确定年代。声道解剖结构、听觉能力、与言语相关过程有关的基因,以及技术的复杂程度,都只能提供部分证据。没有任何一块骨骼、一个基因或一件人工制品,能够单独证明当时存在与今天所说的语言相当的语言。言语产生、符号交流以及习得惯例在社会中的传承,是彼此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现象。
技术、火与累积文化
石器为人族成员的技术行为留下了最能长久保存的考古记录。肯尼亚洛美奎3号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距今约330万年,比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人属化石还要古老。这些制品包括大型石核和石片,反映出以较大力量打制石器的行为。其制作者尚不明确。这些制品的存在表明,石器技术与生物分类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不能仅凭石制品的存在,就认定制作者属于人属或拥有较大的脑。
奥杜韦技术的特征是通过有控制的石料破裂,制作出石核、剥离的石片及相关碎屑。埃塞俄比亚戈纳遗址的著名实例距今约260万年,而肯尼亚尼亚扬加遗址的发现则将奥杜韦技术的年代推至距今约300万年。锋利的石片可用于切割肉类和其他材料;石锤则可用于敲碎骨骼或加工植物性食物。这类石器组合并非偶然聚集的碎石,但在原料、石料剥片策略和预期用途方面各不相同。
阿舍利技术在东非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176万年,其制品包括手斧和薄刃斧等大型切割工具。制作其中许多器物时,需要通过连续剥片来维持预定的形态。阿舍利技术传播广泛,但并非所有人属生活过的地方都有这种技术。在其漫长的延续过程中,也存在地区差异和技术变化。不应将一种有特定名称的考古学工业自动等同于某一个生物物种。
火可用于取暖、照明、防护、烹饪和改变材料性质,因此可能深刻改变了人族成员的生态。要证实对火的控制,不能只凭发现受热物品,还必须排除自然燃烧、沉积物移动及后期占居活动等因素。在南非旺德韦克洞穴,烧骨和植物灰烬的微观证据支持了距今约100万年前洞内曾发生燃烧的判断。其他遗址保存了更新世较晚时期的大量用火证据,其中包括以色列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遗址距今约79万年前反复用火的证据。人族成员最早何时开始习惯性地依赖火,仍无定论。
后来的技术包括预制石核法、结合多种材料的复合工具,以及专门制作的骨器或鹿角工具。使用黏合剂和装柄技术,需要了解材料性质,并协调各个制作步骤。这些技术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中,因此很难将古老人类僵硬地视为技术停滞不前的一方,而将现代人视为始终不断创新的一方。
若将文化理解为通过社会传递的行为,那么它并非人类所独有;现生类人猿也保有通过学习形成的传统。人类累积文化的独特规模,体现在创新成果能够跨世代得到保留、改进和组合。考古学家通过技术序列、材料运输、装饰品、颜料和空间布局来研究其发展。保存偏差的影响十分显著:编篮、纤维、木制工具以及许多与身体有关的实践,可能早在现存实例出现之前就已十分重要。因此,保存至今的最早器物只能表明某种行为至少有多古老,而不一定代表它被发明的时刻。
现代人的起源、杂交与消失的谱系
智人(Homo sapiens)起源于非洲,摩洛哥杰贝尔伊尔胡德遗址出土的化石距今约30万年,为智人的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些遗骸兼具相对接近现代人的面部形态和较为狭长的脑颅。非洲其他地区的化石呈现出更多不同的性状组合,而基因组研究则表明,非洲大陆内部的古老人群之间存在深层次的群体结构。因此,现代人的起源并不能简单描述为:一个形态完全现代的人群在某个小范围地区突然出现,随后彻底取代非洲所有其他人群。
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西部演化,而我们对丹尼索瓦人的认识,主要来自遗传证据,以及亚洲数量有限但仍在不断增加的化石记录。两者都是现代人的近亲,而非所有现代人都曾经历的演化阶段。尼安德特人栖居于多种环境,制造精巧的工具,使用火,并从事多种通过社会学习习得的行为。他们的种群历史经历了反复的收缩、扩张和区域分化,而不是始终生活在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寒冷生境中。
古DNA的提取彻底改变了这一研究领域。2010年发表的尼安德特人核基因组草图表明,尼安德特人曾向现今非洲以外人群的祖先输入基因。在祖源主要来自非洲以外人群的现代人中,大多数人约有1%—2%的尼安德特人祖源,不过估计值会因研究方法和种群历史而异。后续研究在现存人群中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祖源,其比例在大洋洲某些人群中达到百分之几;研究还揭示,与遗传上不同的丹尼索瓦人群体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杂交。
这些基因交流不仅改变了祖源构成,也影响了生物学功能。藏族人群继承的一种与丹尼索瓦人有关、包含 EPAS1 基因的基因组区域变体,促进了他们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其他源自古人类的遗传变异会影响免疫反应及其他生物学性状,但其作用取决于遗传背景和环境条件。留存至今的遗传片段的分布也反映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一些古人类变异得以保留或频率上升,另一些则在许多代之后被淘汰。
现代人曾多次走出非洲。化石和考古遗址记录了早期的外出扩散,而遗传证据表明,约在距今5万至7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扩张,为当今非洲以外人群贡献了大部分祖源。这一迁徙过程并非一次不间断的单向推进。人群不断分化,与先前已在当地定居的群体相遇,交换基因,有时也会在局部地区消失。
尼安德特人作为一个独立种群,在约4万年前消失。种群自身在人口学上的脆弱性、环境的不稳定,以及与不断扩张的现代人群之间的互动,都是研究者考察的因素;这些因素各自的作用尚不能归结为某个已经确定的单一原因。关于丹尼索瓦人及其他几支人族谱系最终命运的记录则更不确切。遗传上的吸收也意味着,作为独立种群的消失,并不总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彻底抹去:这些谱系的遗传片段仍然保留在现今人类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