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类人猿是生物分类中人科的成员,属于灵长目,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智人,以及它们已灭绝的近亲。在现代分类体系中,人类并不是猿类之外的独立类群,而是人科内部的一个分支。不过,在日常用语和许多保护文献中,“大型类人猿”往往仅指人类以外的成员。这些动物原产于非洲赤道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
大型类人猿具有一些共同的身体特征:没有尾巴,肩部活动范围大,双手能够抓握,大脑相对较大,发育期较长。不过,它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多样:猩猩主要栖居树上,大猩猩主要在地面活动,黑猩猩能灵活适应森林和疏林环境,而人类则以直立双足行走为常态。对它们的解剖结构、基因组、社会关系和习得行为的研究,一直是理解人类进化的关键。非人类大型类人猿的生存状况也是保护生物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所有现生物种都面临栖息地丧失、猎捕、疾病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严重威胁。
分类与现生多样性
人科隶属于灵长目人猿总科,后者包含所有现生类人猿。人科的姐妹科是长臂猿科,包括长臂猿和合趾猿,传统上统称为小型类人猿。这一区分属于分类学范畴,并非对智力高低或进化程度的排序。两科动物都没有外露的尾巴,其解剖结构也都适应于上半身的灵活活动;不过,长臂猿科动物通常体型较小,在树间快速臂行方面的特化程度也更高。
现生人科动物通常分为两个亚科。猩猩亚科包括猩猩属(Pongo);人亚科包括大猩猩属(Gorilla)、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所属的黑猩猩属(Pan),以及人类所属的人属(Homo)。在人亚科内部,大猩猩谱系的分化早于人类谱系与黑猩猩属谱系的分离。因此,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现生近亲,且二者与人类的亲缘远近相同。人类并非由这两个现生物种中的任何一个演化而来;三者都源自共同的祖先种群。
一种广泛采用的分类体系承认人科有八个现生物种,分别是婆罗洲猩猩(Pongo pygmaeus)、苏门答腊猩猩(Pongo abelii)、打巴奴里猩猩(Pongo tapanuliensis)、西部大猩猩(Gorilla gorilla)、东部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倭黑猩猩(Pan paniscus)和现代人(Homo sapiens)。打巴奴里猩猩于2017年根据苏门答腊北部一个分布局限的种群被正式描述为独立物种。西部大猩猩、东部大猩猩和黑猩猩等多个物种还划分有亚种,但这些亚种的界限及演化历史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证据不断积累,相关术语的用法也发生了变化。较早的分类体系往往将人类单独归入人科,而将其他大型类人猿归入猩猩科。分子研究和解剖学研究表明,这种划分未能涵盖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非洲类人猿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猩猩的更近。因此,现代分类体系将这些谱系全部纳入人科。如今,“hominid”(人科成员)的准确含义是人科中的任何成员,而“hominin”(人族成员)在古人类学中通常指人类,以及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黑猩猩更近的已灭绝物种。由于正式的族级分类方案有所不同,后一个词在某些专业语境中的含义可能更为狭窄。
演化历史与遗传关系
大型类人猿谱系起源于中新世,这一地质世始于约2300万年前,终于约530万年前。早期猿类在非洲分化,后来随着地理环境和植被的变化,部分种群扩散到欧亚大陆。归入 Ekembo、Morotopithecus 和 Kenyapithecus 等属的化石,呈现出猿类特征与较为泛化的灵长类特征相结合的形态。它们与现生各科之间的确切亲缘关系仍有争议,部分原因在于牙齿和颌骨远比完整骨架更容易保存下来。目前还不能将任何一种化石物种直接认定为所有现生大型类人猿已知的共同祖先。
综合化石与分子数据得出的估算通常认为,长臂猿谱系与大型类人猿谱系大约在1600万至2000万年前分离。猩猩谱系约在1200万至1600万年前与通向非洲猿类和人类的谱系分离,随后大猩猩谱系约在800万至1000万年前分离。人类谱系与黑猩猩属(Pan)谱系约在600万至800万年前分化,而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分离要晚得多,大约发生在100万至200万年前。这些都是大致的时间范围,而非直接观测到的年代。估算结果取决于化石校准、种群历史模型以及对突变速率的假设。
大型类人猿化石表明,它们过去的分布范围要广阔得多。发现于南亚的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具有与猩猩支系相联系的面部特征,但其骨骼并非与现代猩猩完全相同。森林古猿(Dryopithecus)和西班牙古猿(Hispanopithecus)等欧洲猿类,展现了中新世猿类丰富的多样性,但它们与现生类群之间的亲缘位置仍不确定。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是一种体型极大的已灭绝猿类,与猩猩谱系有亲缘关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主要来自中国南方出土的牙齿和颌骨。其骨骼化石记录有限,不足以可靠地重建其姿态或推算其确切体重。
脱氧核糖核酸比较为揭示亲缘关系提供了详尽但复杂的信息。如果只考虑能够直接比较并已对齐的DNA碱基,人类与黑猩猩序列的相同程度约为98%至99%;若将插入、缺失、重复区域及结构差异纳入考虑,这一比例就会改变。人类有46条染色体,而其他现生大型类人猿通常有48条。人类的2号染色体由祖先的两条染色体融合而成,其中残留的端粒和着丝粒序列为这一演化过程提供了证据。由于祖先的遗传变异在谱系连续分化过程中仍然保留下来,个别基因所显示的亲缘关系可能与整体物种树不同。这种不完全谱系分选是种群历史所产生的预期结果,并非否定整体演化关系的证据。
身体结构、运动方式与生理多样性
人科成员共有若干与攀爬及灵活使用前肢相关的解剖特征。它们胸廓宽阔,肩胛骨位于背侧,肩关节活动灵活,且没有外露的尾巴。手指末端长有指甲而非爪,双手能够抓握支撑物并操控物体。类人猿祖先的身体构型使躯干能够保持直立,但其后代在攀爬、悬垂、地面行走以及人类惯常采用的双足行走等运动方式上,形成了显著不同的组合。为树栖运动而演化出的特征,后来也可能经过改变而承担其他功能。
猩猩的手臂格外修长,手指弯曲,髋关节灵活,双足能够抓握。它们移动时,通常会小心地将体重分散到多个支撑点上,通过攀爬、攀援以及利用柔韧的树枝前进。它们的运动方式并非只是长臂猿臂行的放大版。成年雄性也会在地面行进,婆罗洲的雄性尤其如此。大猩猩和黑猩猩经常采用指关节行走:手指弯曲,以手指中节的背侧支撑前肢。两者都保留了攀爬能力,年幼和体型较小的个体尤其擅长。指关节行走的全部特征究竟是在共同祖先中一次演化形成,还是有一部分独立演化形成,仍是解剖学研究探讨的问题。
人类的不同之处在于,骨盆短而宽,下肢专门适应持续的直立行走,足部的大脚趾不能与其他脚趾对握,并具有发达的足弓。这些变化改变了身体的平衡、推进方式及体重的传递方式。非人类的人科成员能够短暂地双足站立和行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通常的运动方式等同于人类的双足行走。它们较长的前肢、能够抓握的双足,以及不同的骨盆和脊柱比例,反映了其他运动需求。与现生类人猿进行比较有助于解读化石,但没有任何现生物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人类祖先的身体构型。
体型和两性异形的差异很大。成年雌性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体重通常为几十千克,而大型雄性大猩猩的体重可超过150千克。成年雄性猩猩的体重可能达到雌性的两倍以上。大猩猩和猩猩在体型及犬齿大小方面的性别差异尤其显著。成熟雄性猩猩可能长出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而成年雄性大猩猩的背部会长出银色毛发,“银背”一名便由此而来。
大多数人科成员有32颗恒牙,口腔每个象限的齿式均为 :两颗门齿、一颗犬齿、两颗前臼齿和三颗臼齿。人类也具有这一基本模式,不过第三臼齿有时会缺失或无法萌出。牙釉质厚度、颌部比例、咀嚼肌及消化道结构的差异,部分与各自对特定食性的适应有关。例如,大猩猩具有容量很大的消化道,其中的微生物群落能够发酵富含纤维的植物性食物。
地理分布、生境与取食生态
非人类的人科动物如今呈不连续分布,这是演化历史、植被变化和人类土地利用共同塑造的结果。野生猩猩现今仅存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但化石与考古证据表明,它们过去在亚洲的分布范围要广阔得多。大猩猩分布于非洲赤道地区的部分区域,西部和东部物种在地理上彼此分隔。黑猩猩的分布从西非延伸至中非和东非,形成一条宽广却破碎的地带。倭黑猩猩分布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刚果河以南;刚果河是重要的生物地理分界线,将它们与北面的黑猩猩种群隔开。
它们的生境比人们印象中仅栖居雨林的动物要多样得多。猩猩栖息于低地和丘陵森林,包括泥炭沼泽林,其生活高度依赖结果树木的分布。大猩猩生活在低地森林、沼泽和山地环境中;山地大猩猩所处的海拔地带,草本植被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黑猩猩栖居于热带森林、林地镶嵌景观,以及一些季节性干旱的稀树草原景观。倭黑猩猩利用低地森林及森林与稀树草原交错的镶嵌景观,其中也包括季节性受淹的区域。
果实对大多数非人类人科动物都很重要,但食谱会随物种、种群和季节而变化。猩猩在果实充足时可能大量取食果实,而在果实短缺时则更多依赖树皮、叶片和其他替代食物。它们对东南亚森林中不定期出现的大规模集中结果现象所作的反应,与能量储存和消耗密切相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取食多种果实、叶片、种子和动物性食物。西部大猩猩通常摄入大量果实,而山地大猩猩则更依赖叶片、茎、嫩芽及其他草本植物。因此,“果食性”或“叶食性”这类宽泛标签描述的是取食倾向,而非固定食谱。
杂食性涉及一些引人注目、但在不同类群中并不普遍的行为。黑猩猩会猎捕包括猴类在内的脊椎动物,也会食用徒手或借助工具获取的昆虫。倭黑猩猩同样会猎捕并食用脊椎动物,不过,不同种群的狩猎频率和发生狩猎时的社会情境有所不同。猩猩偶尔也取食脊椎动物,但相对于植物性取食,这类情况并不常见。食物的可获得性会影响移动距离、临时群体规模和竞争:一棵结果的小树可能只能供少数个体取食,而大片地表植被则能让规模更大的群体共同进食。
人科动物通过种子传播影响森林的组成与更新。随果实吞下的种子,可能在随粪便排出之前被携带到相当远的地方,有时会抵达适合萌发的地点。一些大种子植物的有效动物传播者相对较少,因此大型灵长类动物的消失具有重要的生态影响。这些关系表明,类人猿保护不仅关乎单个物种的存续,也关系到生物多样性及森林生态系统的运作。
繁殖、发育与寿命
人科动物的生活史节奏缓慢:性成熟较晚,通常每胎只产一仔,并投入大量精力长期照料后代。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妊娠期约为八个月,大猩猩和猩猩约为八个半月,而人类约为九个月。非人类的人科动物也会生双胞胎,但并不常见。由于哺乳、幼仔的依赖、母体的能量需求,以及卵巢恢复活动的时间都会制约下一次繁殖,因此两次生育之间的间隔很长。这种低繁殖率使得种群在死亡率上升后恢复得尤为缓慢。
猩猩是所有哺乳动物中生育间隔最长的动物之一,野外种群的生育间隔通常约为七至九年。幼年猩猩与母亲保持密切联系,在此期间学习到哪里、在什么时候寻找食物,以及如何处理难以取食的资源。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生育间隔通常长达数年;如果上一胎幼仔存活,间隔往往约为四至六年。大猩猩的间隔一般较短,通常约为四年,但也随种群和幼仔存活情况而变化。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种群层面的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每只雌性都遵循固定的生育时间表。
幼仔起初依赖成年个体的携带、哺乳、保护和密切接触。此后的发育过程包括玩耍、探索,以及在取食和移动方面逐渐独立。它们的学习远不止基本运动技能。幼年黑猩猩可能需要数年才能熟练完成复杂的工具使用任务,而未成年的猩猩则会观察母亲选择哪些食物,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食物。母亲在经验、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等方面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不同的成长环境,可能影响后代获得的机会。兄弟姐妹和其他群体成员也可能参与社会学习,但在非人类的人科动物中,直接照料幼仔的主要负担通常由母亲承担。
不同物种和性别的繁殖策略各不相同。雄性猩猩无论是否发育出颊垫,都可以繁殖;颊垫开始发育的时间存在很大差异。在大猩猩中,雄性之间的竞争和群体接管可能影响幼仔的存活,一些种群中已有杀婴行为的记录。雄性黑猩猩的繁殖成功率部分取决于其等级、联盟、交配机会以及雌性的行为。倭黑猩猩的繁殖则受到雌性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母亲有时为成年儿子提供的支持的影响。整个人科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交配制度。
野生人科动物可以存活数十年,有些个体的寿命超过50岁;圈养个体可能活得更久。衰老会影响行动能力、牙齿、繁殖和社会活动参与,但具体模式因物种和种群而异。对乌干达恩戈戈黑猩猩开展的长期观察记录表明,雌性在停止繁殖后仍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仅凭短期研究无法理解生殖衰老。这种模式是否广泛存在于黑猩猩的各个种群中,以及它会在什么生态条件下出现,仍是研究人员积极探索的问题。
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
人科动物的社会形态多种多样,既有松散的交往网络,也有凝聚力较强的群体,还有规模较大、日常活动小群的成员不断变化的社群。将猩猩描述为“独居”,虽能体现它们相对较低的交往频率,却掩盖了它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成年雌性各自占据一定的活动范围,不同雌性的活动范围可能重叠,而雄性的活动范围则可能与多只雌性的活动范围重叠。个体之间会相遇,在食物来源处结伴活动,并对远距离呼叫作出回应。母亲与尚未独立的幼崽构成持久的生活单元,而有些种群的社会交往比其他种群更为频繁。
大猩猩通常生活在凝聚力较强的群体中,成员包括一只或多只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未成年个体。单雄群较为常见,但稳定的多雄群也存在,尤其是在山地大猩猩中。银背雄性可能协调群体移动、介入争端,并保护群体成员。雌雄个体都可能转入其他群体,离群扩散的雄性可能独自生活一段时间,也可能加入全雄性群体。群体组成的多样性表明,人们熟悉的“一只占支配地位的雄性带领固定的一群雌性”的形象并不全面。
黑猩猩生活在社群中,社群成员反复分成较小的活动群,又重新聚合,这种模式称为裂合式社会组织。活动小群的组成会随食物供应、繁殖状态、社交偏好和感知到的风险而变化。雄性通常留在出生的社群中,结成联盟,并参与领地巡逻。雌性则往往在性成熟前后转入其他社群,不过扩散模式并不一致。不同社群相遇时,可能出现回避、示威、攻击乃至致死性攻击。这些行为的频率和强度在不同研究地点之间差异很大,不能认为每次相遇都具有同样的特征。
倭黑猩猩也具有裂合式社会,但其社会关系在一些重要方面与黑猩猩不同。尽管雌性通常从其他地方迁入社群,它们仍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联盟,而这些联盟能够约束雄性的攻击行为。性互动出现在多种社会情境中,其作用包括缓解紧张和维系关系,而不仅仅是受孕。不过,倭黑猩猩并非总是和平相处:攻击、强迫性互动和竞争同样存在。同样,黑猩猩的社会生活也包含广泛的亲和行为、合作与宽容,而不只是支配与冲突。
在人科各物种中,理毛、玩耍、彼此靠近、分享食物以及在争端中提供支持,都有助于关系的形成。等级地位固然重要,却不能解释所有互动。亲缘关系、年龄、性别、个体经历和资源分布都会影响社会互动的结果。人类凭借格外复杂的制度、合作网络和象征性规则,进一步丰富了人科的社会多样性。只有同时认真考虑非人类种群之间的差异,以及人类文化遗产的独特影响,这类比较才有意义。
认知、交流与习得的传统
对类人猿认知的研究,采用野外观察、受控实验,以及跨物种和跨发育阶段的比较等方法。非人类的类人猿表现出灵活的记忆能力、空间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敏感性。它们能够区分不同个体,记住以往的互动,并根据其他个体能够感知到什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实验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机、既往经验、感官获取信息的条件以及任务设计。在不熟悉的实验室任务中失败,并不一定说明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缺乏相应的能力。
工具使用为行为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些最鲜明的例证。黑猩猩会用探棒掏取白蚁,加工树枝以获取蜂蜜,还会在特定地点用石头或木锤敲开坚果。有些种群会按顺序使用多种工具,让不同工具分别完成任务的不同阶段。某些猩猩种群会使用工具取出昆虫或种子,也会加工材料用于其他目的。研究者曾观察到野生大猩猩利用物体探测水深或支撑身体,倭黑猩猩也表现出工具使用行为,尤其是在实验或圈养环境中。观察到的工具使用频率差异,既反映了认知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生态条件、可利用的机会和传统的差异。
动物文化一词指部分依靠社会学习而得以维持的行为模式。对黑猩猩和猩猩不同种群的比较发现,它们在工具使用、理毛和食物处理方面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难以仅用环境条件或遗传变异来解释。在一些实验中,不同的操作技法在群体内传播,进一步支持了传统可以通过社会学习传承的观点。这一意义上的文化,不需要具备文字、正式教学,也不必达到人类技术在累积发展中形成的复杂程度。行为在模仿过程中能被多么忠实地复制,以及创新如何延续或消失,仍是重要的研究问题。
类人猿通过鸣叫、手势、面部表情、姿势和触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交流。黑猩猩的喘吼、猩猩的长鸣和大猩猩的捶胸行为能够远距离传递信息,较轻的叫声和手势则用于近距离互动。猩猩的长鸣能够影响听者的移动;捶胸则可以传递与雄性大猩猩体型有关的信息。类人猿往往会灵活运用手势,并留意接收者是否正在看着自己。声音和手势信号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证明它们具有类似人类的语法。
有关语言的研究包括尝试教圈养类人猿使用手势或视觉符号系统。一些个体学会了大量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并用符号索取物品或要求某种行动。不过,训练经历、人类无意间给出的提示,以及研究者对句法和自发交流判定标准的分歧,都使结果的解读变得复杂。研究也曾报告,数种类人猿能够在镜中认出自己,但成功与否因个体和实验条件而异。这些发现支持的是某些特定认知能力的存在,而不是一套可以按照物种“像人”的程度高低来排序的单一尺度。
科学研究与人类的关系
随着解剖学、进化理论、野外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对大型类人猿的科学认识也不断变化。爱德华·泰森于1699年对一只幼年黑猩猩开展的解剖研究,是早期比较猿类与人类身体结构的重要工作,不过其中的术语反映了当时的分类观念。1863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综合了有关人类与其他灵长类亲缘关系的比较解剖学证据。查尔斯·达尔文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将人类起源纳入进化理论框架,并指出非洲可能是早期人类祖先的发源地。
过去,人们的认识主要依赖圈养动物、旅行者的记述和采集的标本,长期野外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简·古道尔于1960年开始在贡贝研究黑猩猩,记录了钓取白蚁、狩猎以及复杂社会关系等行为。戴安·弗西于1967年在卢旺达建立卡里索凯研究中心,为山地大猩猩的持续研究提供了支持。比鲁特·加尔迪卡斯于1971年开始在婆罗洲的丹绒普丁开展长期猩猩研究。这些项目尤为知名,但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其他野外研究项目,以及当地研究人员、追踪员和长期参与工作的野外助手,也一直是这一学科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今的研究方法包括从粪便中进行非侵入性遗传采样、使用自动相机、声音录制、地理定位追踪,以及测量激素和分析食物残留。对身份已知的个体进行反复观察,使研究人员能够区分年龄效应与代际变化,并重建亲缘关系和个体一生的繁殖结果。非侵入性采样无需捕捉动物就能揭示种群结构,但样本降解和检出不全会给分析带来挑战。基因组比较也有助于理解人类生物学,不过,共有的序列或相同的实验室反应,并不意味着不同物种具有完全相同的生理机制。
密切的生物学亲缘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医学和伦理问题。一些病原体可以在人类与其他大型类人猿之间传播,人类传入的呼吸道感染已在习惯于人类接近的种群中引发严重疾病。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猴免疫缺陷病毒,在导致主要类型HIV感染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进化史上占有核心地位。这些关系已得到病毒学和遗传学证据的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猿类都携带相同的病原体,或构成同样的风险。
多个司法管辖区已对使用大型类人猿开展侵入性生物医学实验施加了严格限制。201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计划让其大多数实验用黑猩猩退出研究,并于2015年停止资助以黑猩猩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动物园、庇护机构和研究机构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提供满足社交需求的群居环境、终身照护、繁殖管理,以及圈养对动物福利的影响。这些问题将比较生物学与伦理学和法律联系起来,同时也要求区分关于猿类需求的实证发现与关于其道德地位的规范性论证。
保护状况与主要威胁
除人类以外的七种大型类人猿,在野外都面临很高的灭绝风险。按照广泛采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分级,三种猩猩、两种大猩猩和黑猩猩均被列为极危或濒危,倭黑猩猩则被列为濒危。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分布范围狭小的种群,可能仅因一项道路工程、一次疾病暴发或一轮猎杀活动就陷入险境。种群数量估计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因为这些类人猿在地形复杂、难以通行的地区呈低密度分布,而不同调查方法的覆盖范围和精确程度也各不相同。
毁林和生境破碎化使类人猿失去觅食地、筑巢树木以及种群之间的连通地带。农业扩张、工业化种植园、伐木、采矿、道路建设和人类定居,以不同的组合影响着不同地区。即使森林尚未被砍伐,反复的干扰或猎人更容易进入,也可能使其不再适宜类人猿生存。道路的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们可能使原本偏远的地区向资源开采和商业性狩猎敞开。猩猩或许能在经过改造的景观中暂时存活,但仅凭它们仍然存在,并不能证明种群能够通过繁殖持续维持下去。
人们为获取肉食、实施报复或从事非法活体动物贸易而猎杀类人猿。由于幼崽通常依赖母亲,捕捉幼年类人猿往往伴随着成年个体被杀或母幼分离,其后果远不止损失一个个体。繁殖缓慢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损失:即使成年个体死亡率只小幅上升,也可能导致种群长期衰退。疾病也可能造成同样严重的影响。在中非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曾导致大量大猩猩和黑猩猩死亡,而与人类接触有关的呼吸道感染则威胁着多个受到监测的种群。
保护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区、执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疾病监测,以及维持景观连通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大型类人猿列入附录一,对其国际商业贸易实行严格管制。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执行情况、资金以及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仅有纸面上的保护地位,并不能阻止毁林或狩猎;而在类人猿分布区与农场、特许经营区及居民点重叠的地方,正式保护区之外的保护工作也可能至关重要。
监测通常采用样线调查、巢穴计数、相机陷阱和遗传鉴定等方法。根据巢穴数量估算种群规模,需要对筑巢率和巢穴消失速率作出假设,而这些速率会随物种、降雨和生境而变化。因此,重复调查并明确考虑不确定性,有助于制定保护规划。气候变化通过改变降雨、热暴露程度、植被和食物供应,带来更长期的压力。其影响与现有的土地利用压力相互作用,使维持彼此连通且能长期存续的种群,成为比仅仅保留孤立森林斑块更为艰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