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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动物 / australopithecus

南方古猿属

南方古猿属是一类已灭绝的非洲人族成员,惯常直立行走,脑容量较小,并具有适于攀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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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猿属是一类已灭绝的非洲人族成员,目前已知化石的年代约为距今420万至200万年。该属成员是现生人类的近亲,在人类与黑猩猩演化分化之后,属于人类这一支系。它们惯常直立行走,同时具有相对较小的脑容量、前突的面部,以及多种与攀爬相关的解剖特征。它们的化石提供了一些最为明确的证据,表明双足行走的演化远早于后来人类所特有的大脑和身体比例的出现。

南方古猿属在人类演化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其分类地位仍有争议。其中一些物种很可能接近包括智人在内的人属的祖先,另一些则代表已经灭绝的演化分支。该属的化石记录也揭示了非洲曾有多种人族成员同时生存的一段时期。解读这些化石,需要综合解剖学、地质年代测定、古环境和考古学的证据,而不能预先假定这些已命名的物种构成一条单一的演化序列。

定义、分类与地理分布

Australopithecus 一名意为“南方的猿”,由意为“南方的”的拉丁语 australis 与意为“猿”的希腊语 pithēkos 组合而成。雷蒙德·达特于1925年描述来自南非的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时,建立了这一属。属名反映的是首次发现的地点,而非后来确认的完整地理分布范围。归入本属的化石分布于非洲东部、东北部、中部和南部,发现地点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乍得和南非的多处遗址。

在生物分类中,南方古猿属隶属于灵长目中的类人猿科。按照古人类学中最常用的术语,人族成员是指演化谱系中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与黑猩猩更近的成员。因此,将南方古猿称为“猿”,并不意味着将它们排除在人类祖先之外:在系统发育分类中,人类本身也属于类人猿科。这里关注的区别,是这一较大类群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所谓“猿”和“人”这两个互不相关的类别之间的区别。

本属的鉴定依据是一组特征的组合,而非某个独有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惯常以双足行走的证据、比现生非洲类人猿更小的犬齿、相对较大的颊齿,以及绝对容量仍然较小的脑。不同物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组合。许多标本缺少最能反映行走方式的部分骨骼,尤其是骨盆和下肢骨,因此分类往往高度依赖牙齿、颌骨和颅骨碎片。

非正式用语“南方古猿类”(australopith)的范围比正式属名更广,也不那么精确。它既可包括南方古猿属,也可包括傍人属;后者尤其以硕大的咀嚼齿和特化的颅骨结构为特征。早期文献常将如今通常归入傍人属的粗壮型物种划入南方古猿属。“纤细型南方古猿”这一说法,用于将特化程度较低的类型与这些粗壮型近亲区分开来,但“纤细”只是相对而言:与人类相比,它们的颌骨和牙齿仍然相当粗大。

南方古猿属是否构成一个自然的演化类群,仍无定论。如果人属和傍人属分别起源于目前归入南方古猿属的不同物种,那么南方古猿属就是并系群:它包含祖先类型,却排除了一部分后代。因此,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形态与演化上的级,而非一个已获确证的分支。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对祖先关系的解读,但并不否定将本属成员与人类谱系早期分化联系起来的大量证据。

发现与认识的演变

首件得到确认的标本是汤恩幼儿,这具幼年个体头骨于1924年出土于今南非汤恩附近的一处石灰岩采石场。达特在1925年发表的描述中强调,它兼具猿类与人类的特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脊髓进入颅骨的开口位置,这表明其头部以直立姿态承托。标本还保存了颅腔内部的天然铸型。达特认为,尽管其脑容量较小,它仍代表了人类的一支早期近亲。

这一观点迟迟未获普遍接受。由于头骨属于幼年个体,比较研究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许多研究者预期,人类祖先的演化应始于欧亚大陆上脑容量的增大,而不是非洲的直立行走。来自英格兰的所谓皮尔当化石,看似将硕大的脑颅与猿类般的下颌结合在一起,也使相关讨论偏离了方向。1953年,这些化石被揭露为骗局,一个影响深远却错误的早期人类解剖结构模型由此被推翻。此前,南非的一系列发现已经开始证明,汤恩幼儿并非孤立的异常个例。

罗伯特·布鲁姆在这一认识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特克方丹出土的成年个体化石,包括1947年发现、昵称为“普莱斯夫人”的头骨,表明汤恩幼儿所呈现的小脑容量及类似人族的解剖特征,在成年个体中依然存在。布鲁姆还于1938年描述了来自克罗姆德拉伊的粗壮型南方古猿化石材料,帮助揭示了非洲早期人族成员并不只有一种解剖形态。斯瓦特克朗斯、马卡潘斯盖及其他地点的后续发现大幅扩充了可供比较的样本,但将零碎化石归入具体物种仍然十分困难。

20世纪下半叶,东非的研究改变了这一领域的面貌。路易斯·利基、玛丽·利基及其他团队在奥杜瓦伊峡谷等地开展的工作,将早期人族化石置于可利用火山沉积物测年的地层序列之中。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发现的露西部分骨架,标本编号为AL 288-1,为研究体形和运动方式提供了难得的丰富证据。1978年,唐纳德·约翰逊、蒂姆·怀特和伊夫·科庞依据哈达尔与莱托利出土的材料,正式命名了阿法南方古猿(A. afarensis)。

20世纪70年代末,玛丽·利基的团队在坦桑尼亚发掘的莱托利足迹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它们是直立行走留下的直接痕迹,而不是需要通过力学分析来解释的骨骼。后来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该属的年代跨度与地理分布范围。湖畔南方古猿(A. anamensis)和羚羊河南方古猿(A. bahrelghazali)均于1995年被命名,惊奇南方古猿(A. garhi)于1999年被命名,源泉南方古猿(A. sediba)则于2010年被命名。这些发现使人们不再将其演化史视为少数几个物种的简单接续,而是认识到,这段历史涉及更广阔的地理分布,并且可能存在分支。

物种及年代分布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最古老物种是湖畔南方古猿,主要发现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年代约为距今420万至380万年。其颌骨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特征,而卡纳波伊出土的一根胫骨则显示,其下肢已适于在伸直状态下承重。埃塞俄比亚沃兰索—米勒出土了一件完整程度罕见的颅骨,编号为MRD-VP-1/1,于2019年得到描述。这件颅骨的脑颅较小,面部则兼具原始特征与衍生特征。其年代约为距今380万年,对于评估湖畔南方古猿与后期物种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阿法南方古猿的化石记录约跨越距今390万至290万年,主要分布于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其丰富的化石记录包括“露西”、哈达尔被称为“第一家庭”的大批化石、迪基卡幼年个体骨架,以及莱托利的化石材料。不同个体的体型差异相当大,但这种差异的幅度及其成因仍有争议。湖畔南方古猿常被视为阿法南方古猿的祖先,但有证据表明,两者在时间上曾短暂重叠,因此,一个物种整体直接转变为另一个物种的演化模型面临更复杂的情况。

若干被提出的新物种表明,上新世中期的物种多样性可能更为丰富。羚羊河南方古猿是依据乍得出土、年代约为距今350万年的化石材料确立的,它表明南方古猿的分布范围向西远远超出了东非大裂谷。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与阿法南方古猿的差异不足以支持将其划为独立物种。德雷梅达南方古猿于2015年根据埃塞俄比亚出土、年代约为距今350万至330万年的颌骨和牙齿命名,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分类单元。肯尼亚出土的一件年代大致相同的颅骨被归入扁脸肯尼亚人,这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其复原方式及其与南方古猿的分类关系均存在争议。

非洲南方古猿是本属的模式种,发现于南非的汤恩、斯特克方丹和马卡潘斯盖等遗址。许多传统上被归入该物种的化石组合被定年为距今约330万至210万年,不过,斯特克方丹某些沉积层的修订年代可能更早。斯特克方丹出土的一具近乎完整、昵称为“小脚”的骨架,经一项重要分析测定,年代约为距今367万年;其年代测定的某些方面以及物种归属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将其归入普罗米修斯南方古猿,但这一名称尚未得到普遍认可。

较晚期的化石记录包括埃塞俄比亚布里发现、年代约为距今250万年的惊奇南方古猿,以及南非马拉帕发现、年代约为距今198万年的源泉南方古猿。惊奇南方古猿兼有较小的脑颅和较大的牙齿。源泉南方古猿的已知材料包括同一个体的多块骨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特征组合,既有类似南方古猿的特征,也有更接近人类的特征。这些物种说明,仅凭地质年代无法确定祖先关系:出现较晚、特化程度较高的种群,可能与起源更早的谱系同时存在,也可能在这些谱系之后出现。

身体结构、牙齿与大脑

南方古猿的体型通常小于大多数现代人,但不同标本和估算方法所得的结果差异很大。成年个体的复原身高通常在约1.1—1.5米这一较宽范围内,估计体重一般约为25—50千克。这些数值并不是该属体型的严格上下限。由于骨骼往往保存不完整,研究人员需要根据单个关节或长骨的尺寸按比例推算,而不同的复原方案可能得出不同结果。例如,露西是一个体型格外娇小的成年个体,不应将其视为所有南方古猿的平均体型。

南方古猿的头骨通常脑颅低矮、面部前突,且没有现代人那样的颏部。颅容量通常约为400—550立方厘米,不过现有样本并不完整,各物种的数值也有所不同。这一范围与现生类人猿的颅容量范围重叠,远低于现代人的平均水平。脑的大小并不能全面衡量神经系统的组织状况,但它表明,运动方式的重大变化早于后来人属中出现的大脑显著增大。颅内模能够保留一些脑表面形态的信息,却无法呈现详细的神经回路或认知能力。

牙齿记录了摄食结构的重大变化。与现生黑猩猩和大猩猩相比,南方古猿突出的犬齿通常较小,犬齿—前臼齿磨锐复合结构也有所退化。在类人猿的这一复合结构中,上犬齿通过与下前臼齿相互摩擦而磨锐;这一结构的退化既改变了牙齿形态,也改变了牙齿的咬合方式。南方古猿的前臼齿和臼齿相对较大,牙釉质通常比黑猩猩的厚。其颌骨和面部骨骼能够承受较大的咀嚼负荷,但并不具备许多傍人属物种所表现出的极端特化特征。

南方古猿的骨骼呈现出多种特征交错并存的镶嵌状态,而非各部位都处于同一种过渡阶段。它们的骨盆比现生非洲类人猿的更短、更宽,下肢也具有与直立支撑相关的特征。然而,若干物种仍保留了相对较长的手臂、弯曲的指骨,以及适于攀爬的肩部结构。胸廓和躯干的形态较难复原,因为很少能发现属于同一个体且成套完整保存的肋骨与椎骨。因此,与对牙齿或四肢关节的描述相比,躯干形态复原所依据的证据更为有限。

该属内部也存在解剖学差异。例如,源泉南方古猿的骨盆、手和足并不与阿法南方古猿完全相同。这些特征组合提醒我们,不宜用一种标准体型来概括所有南方古猿。它们也表明,人类演化并非身体各部位都以相同速率发生变化:在不同功能需求的作用下,面部、牙齿、上肢、骨盆和足的变化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

直立行走与攀爬

双足行走的证据,是将南方古猿属归入人类谱系的最有力依据之一。对于习惯以双足行走的动物而言,骨盆必须支撑躯干,同时使身体在每一步中都能以单腿为支点保持平衡。南方古猿骨盆的髂骨翼短而宽,改变了髋部肌肉的朝向和作用方式。股骨和膝部的特征也有助于使足部落在身体重心下方,其中包括在保存良好的标本中可见的股骨向膝部内倾的形态。

莱托利足迹群保存在距今约366万年的火山灰中,为双足行走提供了直接证据。留下这些足迹的个体以连续重复的步行步序落脚,并不像现生黑猩猩那样具有明显向外分开、可用于抓握的大脚趾。这些足迹通常被归于阿法南方古猿,因为已知该物种生活在相应的地区和时期,但足迹无法保留可靠鉴定物种所需的完整解剖信息。对行走速度和足部功能的估计,部分取决于当时地面基质发生变形的方式。

对于南方古猿的步态与现代人究竟有多相似,研究者尚存分歧。相关问题包括髋关节和膝关节的伸展程度、足弓的作用效果、中足的活动度,以及运动的能量消耗。与现生人类和类人猿进行实验性比较,有助于检验各种可能性,但没有任何现生物种具有与南方古猿完全相同的解剖结构。能够解释骨盆或足迹等某一特征的复原方案,也必须与骨骼其余部分相吻合。

支持攀爬能力的证据也相当充分。多件标本具有弯曲的指骨、相对较长的上肢,以及某些肩部解剖特征。距今约330万年的迪基卡阿法南方古猿幼体标本保留了肩胛骨,其特征与善于攀爬的类人猿相似。这类解剖结构符合经常利用树木觅食、避险或睡眠的生活方式。不过,祖先遗传下来的解剖特征,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与现生动物完全相同的行为;仅凭一块骨骼,也无法直接判断攀爬的频率。

因此,理解南方古猿运动方式的最佳途径,是将其视为各物种以不同方式结合地面活动与树上活动能力的结果。双足行走的动物不必放弃上树,而具备攀爬能力也不意味着其地面行走效率低下。关键的演化进展是在地面上惯常使用双足行走,而不是立即获得后来人类所具有的长腿、相对较短的手臂,以及特化的耐力运动能力。声称这一变化仅由某一种环境压力促成,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食性、栖息地与环境变化

南方古猿栖居于非洲多样的景观中,而非单一、均质的稀树草原。动物化石、古土壤、植物遗存和沉积构造表明,它们的生境由疏林、灌丛、草地、湖岸及河岸植被等组合而成。各地点这些环境所占的比例不同,而且在该属漫长的存续时期内,环境条件也不断变化。附近是否存在森林或林地斑块十分重要,因为食物的可获得性、隐蔽条件和攀爬机会,可能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就有差异。

牙齿能够提供几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的食性证据。牙齿的大小、牙釉质厚度和形状,可以反映摄食系统能够承受何种机械负荷。微观划痕和凹坑记录了牙齿与食物及磨蚀性颗粒的相互作用,但它们可能只反映死亡前一段有限时期内的情况。颊齿硕大、颌骨强壮,并不能证明动物经常食用硬物;这些特征也可能使它们在偏好的食物资源匮乏时,能够依靠那些对咀嚼能力要求较高的后备食物维生。

对牙釉质进行稳定碳同位素分析,可以区分食物最终来源于采用不同光合作用途径的哪类植物。乔木、灌木和许多草本植物采用C3途径,而热带禾草和许多莎草采用C4途径。湖畔南方古猿(A. anamensis)的样本表明,其食物资源主要源于C3植物,而阿法南方古猿(A. afarensis)和非洲南方古猿(A. africanus)的碳同位素特征则更为多样。这些结果提示它们的食性具有灵活性,但仅凭这些结果,无法区分它们是直接食用了某种植物,还是食用了以该植物为食的动物。

植物微体遗存有时能提供更具体的信息。源泉南方古猿(A. sediba)的牙结石中发现了植硅体及其他证据,表明它们可能摄食多种植物组织,包括木质部分。这些发现与同位素分析结果相互补充,后者显示,马拉帕遗址受检个体的食物来源以C3植物为主。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该物种所有成员的食性都相同,因为这些样本仅涉及少数个体,而且只反映了它们一生中有限的一段时期。

动物性食物可能是南方古猿食谱的一部分,但其所占比例很难量化。现生类人猿会吃昆虫,有时也吃脊椎动物,因此,无论是小规模捕猎还是食腐,都不需要具备人类那样的大脑。反过来,单凭牙齿形态也不能证明它们惯常食肉。最有根据的食性重建,应综合牙齿证据、环境背景和考古遗存,而不是将任何一种方法视为定论的依据。

大范围的气候变化和区域环境的变动,构成了南方古猿演化的背景。然而,将这一过程简单描述为森林消失后,猿类立即转变为直立行走的草原居民,与有关林木生境及早期两足行走的证据并不相符。环境变化可能改变了资源的分布,并使行为灵活的个体更具优势,但具体的因果关系,仍须针对特定地点、时期和解剖结构变化分别加以检验。

生长、繁殖与社会行为

幼年个体的化石为了解南方古猿的发育过程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汤恩幼儿化石保存了乳牙和正在发育的恒牙,而迪基卡骨架则同时保存了尚未发育成熟的颅骨和颅后骨骼的大部分。牙釉质和牙本质中的微观生长增量可用于估算牙齿形成的时间。这些组织通过反复的增量沉积记录发育过程,使研究人员无需简单套用现代人类的牙齿发育时间表,就能探究个体的死亡年龄。

现有证据总体表明,南方古猿的牙齿发育速度快于现代人类,不过不同牙齿、标本和分析方法所得出的模式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南方古猿尚未具备现代人类这种漫长的童年期。脑的生长或许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情况:对阿法南方古猿(A. afarensis)幼年个体颅骨的分析表明,尽管其可观察到的脑表面特征在整体结构上类似类人猿,但与黑猩猩相比,其脑生长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因此,不应假定牙齿成熟、骨骼成熟和脑生长遵循完全相同的演化时间表。

重建分娩过程尤其困难。双足行走改变了骨盆,但南方古猿婴儿的脑也比人类婴儿小。骨盆标本往往残缺不全、发生变形,或无法确定性别,而估算新生儿的大小还需要作出额外假设。不同的重建方案对婴儿在分娩时的朝向提出了不同解释。既不能将人类的分娩模式简单地向过去套用,也不能仅凭成年个体脑容量较小,就推断其分娩过程像类人猿一样轻松。

研究人员曾利用两性间的体型差异来探究其社会组织。一些对阿法南方古猿的分析认为,雄性和雌性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另一些分析在考虑取样和估算方法的影响后,则推断其两性异形程度较为适中。通常很难凭独立依据确定化石个体的性别,因此,如果自动将大型标本归为雄性,就有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差异也可能反映地理或年代上的不同,或是多个物种的标本被偶然混在一起。

犬齿缩小同样被解读为雄性间竞争方式发生变化的证据。然而,现生灵长类表明,交配制度、体型、犬齿大小和社会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南方古猿化石无法证实它们实行一夫一妻制、形成稳定的配偶关系、具有某种特定的群体规模,或存在类似人类的劳动分工。这些观点仍是假说,而非直接观察所得的结论。

对于包含多个个体的化石组合,也需要谨慎解读。哈达尔“第一家庭”包含多个个体的遗骸,但这些遗骸共同出现,并不自动意味着它们生前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搬运、反复堆积和沉积过程,都可能将彼此无关的动物遗骸汇集到同一堆积中。重建社会生活时,明确区分化石直接保存的证据与通过比较现生灵长类而推断出的行为,才能得出最有说服力的结论。

工具使用与考古遗存归属判定的局限

南方古猿的手在解剖结构上具备操控物体的潜力,但不同物种的抓握特征组合各不相同。例如,源泉南方古猿(A. sediba)既有相对较长的手指,也有较长的拇指,兼具与攀爬和精细操作有关的特征。另一些研究则根据关节形态和骨内部结构的分布,推断手部惯常承受的负荷。这类证据可以帮助判断可能采用的握持方式,却无法单凭自身证明其制造过石器,也不能确定其握持的具体物品。

目前受到广泛讨论的、有意打制石器组合中,年代最早的是肯尼亚的洛美奎3号遗址,距今约330万年。该遗址出土的大型石核和石片,年代早于目前已知通常归入人属(Homo)的最早化石。这说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石器加工是由某个已被确切认定为人属的成员发明的行为。洛美奎石器的制造者仍不清楚:附近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只能提供可能的候选者,并不能将某一种古人类的手与这些工具直接联系起来。

加工动物的证据同样参差不齐。迪基卡出土的动物骨骼距今约340万年,其上的痕迹曾被解释为用石头造成的切割痕和敲击损伤。但这一解释受到了质疑,因为踩踏及其他非人为过程也可能留下某些相似痕迹。在布里,距今约250万年的动物骨骼上留有被解释为屠宰损伤的痕迹,而惊奇南方古猿(A. garhi)化石也出现在大体相同的地质背景中。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痕迹是惊奇南方古猿留下的,也不能证明相关工具由其制造。

奥杜韦技术传统以系统生产的石片和石核为特征,至迟在距今约260万年前已有确凿记录;肯尼亚尼亚扬加还报告了年代更早的发现。尼亚扬加出土了被归入傍人属(Paranthropus)的牙齿,这进一步说明,将某种技术完全归于人属存在困难。考古遗址中可能保留着某些物种留下的活动痕迹,而这些物种的骨骼却未能保存下来;同一堆积中的骨骼和工具,也不一定来自同一次行为事件。

易腐工具是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现生黑猩猩会使用树枝、植物茎秆、树叶和石头完成各种任务。因此,南方古猿也可能使用过未能留下可识别考古记录的物品。没有保存下来的木制工具,并不意味着未曾使用工具;同样,与现生类人猿进行类比,也不能据此认定南方古猿具有某种特定的工具传统。

达特提出的“骨—齿—角文化”涉及骨、牙齿和角制工具,说明了检验考古解释的重要性。许多一度被归因于南方古猿狩猎或使用武器而形成的堆积,后来被解释为食肉动物活动及其他沉积过程的结果。现代埋藏学在推断有意行为之前,会先考察破裂、表面损伤、搬运和堆积情况。因此,工具使用被视为一个需要实物证据支持的问题,而非古人类身份必然意味着的行为。

演化关系与研究方法

南方古猿属是探寻人属祖先的关键,但目前尚无一套在物种层面得到普遍认可的谱系树。阿法南方古猿因其生存年代及解剖特征的组合,常被认为接近后期南方古猿和人属的祖先谱系。非洲南方古猿也曾被提出是早期人属的祖先或近亲。源泉南方古猿具有一组引人注目的类人特征,但其约198万年前的年代,明显晚于已知最早被归入人属的化石,其中包括莱迪—杰拉鲁一件距今约280万年的下颌骨。

年代关系对祖先关系构成约束,却不能完全决定祖先关系。年代较晚的化石本身不可能是较早标本的祖先,但它可能代表某个起源更早的谱系中延续至较晚时期的种群。反过来,一个物种也不会仅仅因为出现得较早,就必然是另一物种的祖先。要确立亲缘关系,必须区分共有的原始特征与相似的衍生特征,并识别相似结构独立演化的情况。牙齿和颅骨为适应相似食物而形成的特征,尤其容易出现这种趋同演化。

化石的地理分布记录也存在很大空白。化石丰富的地区不仅反映古代生物的分布,也反映当地有利的地质出露和保存条件。乍得发现的化石材料表明,早期古人类并不局限于研究最充分的非洲东部和南部地点。其他地区看似没有化石,可能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沉积层、勘探不足或保存条件不佳。因此,已知发现地点的分布图,并不等同于南方古猿实际生活区域的完整地图。

测年方法因地质环境而异。东非的地层序列中常含有火山灰,可用基于氩同位素的放射性测年技术确定年代,并在不同遗址之间进行地层对比。古地磁学将岩石中记录的地球磁场方向与地磁倒转序列进行比较。南非洞穴沉积物的测年往往更为困难,因为骨骼、沉积物和矿物沉积体可能各有不同的沉积历史。流石的铀—铅测年、宇宙成因核素埋藏测年,以及与其他动物化石的比较,提供的是相互补充的年代约束,而非可以互相替代的测量结果。

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数字重建使研究者能够观察化石内部隐藏的结构,并检验受损标本的不同复原方案。牙齿生长线、骨骼内部结构、微观磨损和同位素组成,分别揭示了发育和行为的不同方面。分子证据则受限得多:目前尚无经可靠验证的南方古猿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因此,该属内部的亲缘关系仍主要依据化石解剖特征和年代关系来判断。

当样本数量很少,且彼此相隔数十万年时,物种界限尤其难以确定。被归因于不同物种的差异,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性别、年龄、地理差异,或同一谱系内的演化变化;将不同物种的标本归在一起,则可能造成相反的错误。因此,评估新发现时,不仅要考察其独特特征,还要将其与已有样本的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由此产生的修订涉及早期古人类的演化分支格局和多样性;但从更广泛的证据来看,结论依然明确:远在现代人出现之前,惯常双足行走就已在脑容量较小的非洲人类近亲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