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Clostridium tetani)产生的神经毒素所致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其典型表现为持续性肌肉强直,以及由刺激诱发的疼痛性痉挛,通常最先出现张口困难,这也是其英文俗称“lockjaw”(牙关紧闭)的由来。重症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受阻和心血管调节功能紊乱。与许多感染不同,破伤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是细菌芽孢进入受损组织后引发的。
接种疫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破伤风,但能否获得保护取决于个人的免疫接种史,而非周围人群的免疫水平。在常规疫苗接种、清洁分娩、伤口护理和重症监护难以获得的地区,破伤风仍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其生物学机制也鲜明地体现了感染与毒素中毒之间的区别:细菌通常停留在侵入部位附近,而其毒素则作用于神经系统中远离侵入部位的区域。因此,临床识别、毒素中和、痉挛控制和长期支持治疗各有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作用。
病原体、环境储存宿主与侵入途径
破伤风梭菌是一种能形成芽孢、在厌氧条件下生长的杆状细菌。在实验室制备的标本中,其位于菌体末端的芽孢可使菌体呈鼓槌状或网球拍状。营养型菌体相对不耐受外界环境,而芽孢是耐受性很强的休眠形态,可在土壤和灰尘中长期存留。这种细菌也存在于动物和人类的肠内容物及粪便中。由于它广泛分布于环境中,仅仅避免接触明显患病的人,并不能杜绝暴露。
芽孢进入组织并遇到适宜萌发的条件后,便可能引发疾病。低氧环境、失活组织、异物以及伴随的微生物生长,都可能促进这一过程。深部刺伤是常见的感染情境,但挤压伤、烧伤、开放性骨折、受污染的手术或产科伤口,以及注射相关的组织损伤,也可引发破伤风。慢性溃疡和看似轻微的擦伤同样可成为侵入部位。有些患者找不到致病的损伤,可能是因为伤口过于轻微,也可能是因为伤口在神经系统症状出现前就已愈合。
因此,将生锈铁钉视为破伤风的特定病因,是一种误解。铁锈本身不会引起破伤风。铁钉可能将土壤或污物中的芽孢带入体内,狭窄的刺伤通道也可能形成有利于芽孢萌发的局部条件,但外观看起来干净的物体,以及与金属无关的损伤,同样可能将芽孢带入体内。反过来,仅凭存在铁锈,也不能断定伤口中含有破伤风梭菌。真正相关的生物学因素是芽孢进入组织、局部组织条件,以及缺乏足够的抗毒素免疫保护。
对于新生儿,脐带残端是主要的侵入门户。剪断脐带所用的器械受到污染、分娩环境不洁,或在脐带残端涂抹受污染的物质,都可能将芽孢带入体内。若组织受到污染,孕产妇可在怀孕期间,或在分娩、自然流产、人工流产相关过程中发生破伤风。注射吸毒是另一种特殊的侵入途径,尤其是在将受污染的物质注入受损的皮下组织或肌肉组织时。
破伤风不会通过日常社交接触、呼吸道飞沫,或在患者痉挛时与其接触而传播。因此,旨在防止人际传播的隔离措施,并不是破伤风防控的核心。不过,环境污染仍然是临床操作安全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可靠的灭菌、清洁的接生操作和适当的伤口处理,针对的是这种细菌耐受性很强的芽孢,而不是患者之间的传播链。
毒素作用与运动抑制功能的破坏
破伤风主要由破伤风痉挛毒素引起,这种毒素通常称为破伤风神经毒素。破伤风梭菌产生的这种蛋白质分子量约为150千道尔顿,经加工后形成由二硫键连接的重链和轻链,两者承担不同功能。重链介导毒素与神经细胞结合并进入细胞,轻链则是一种依赖锌的蛋白质裂解酶。破伤风梭菌(C. tetani)还会产生破伤风溶血毒素,这是一种对氧敏感的毒素,但与破伤风痉挛毒素相比,它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尚不十分明确。
破伤风毒素在伤口中产生后,会与周围神经末梢结合。随后,毒素进入细胞内的运输区室,沿轴突逆向转运至脊髓和脑干。通过在神经元之间转移,毒素得以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抑制性神经末梢。毒素还可经淋巴和血液播散,再进入其他部位的神经末梢。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局部伤口在没有广泛细菌侵袭的情况下,也能引起累及广泛部位的神经系统病变。
在抑制性神经元内,轻链会裂解突触小泡蛋白,又称囊泡相关膜蛋白。突触小泡蛋白是促使含神经递质的囊泡与突触前膜融合的分子装置的一部分。该蛋白被裂解后,γ-氨基丁酸和甘氨酸这两种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的释放便受到阻碍。运动神经元因此失去正常的抑制性调控,导致肌肉过度激活。持续的肌强直反映了抑制作用的持续解除,而在此基础上发生的阵发性痉挛,则可由通常仅引起轻微反应的感觉刺激诱发。
因此,破伤风的发病机制不同于那些因神经肌肉接头功能障碍而导致肌无力的疾病。肉毒中毒由相关的梭菌神经毒素引起,主要通过阻止周围胆碱能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造成弛缓性麻痹。相比之下,破伤风主要解除中枢的抑制作用,引起肌强直和痉挛。不过,这两种疾病在分子机制上仍有重要的共同点,包括毒素进入神经末梢,以及裂解参与囊泡释放的蛋白质。
抑制作用的解除也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重症患者可出现交感神经活动过度,表现为出汗、心率加快和血压显著波动。高血压与低血压交替出现,可使心血管功能的调控变得困难。毒素一旦进入神经元,循环中的抗体便难以在神经元内将其中和。康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神经递质传递功能的恢复,而不仅仅是清除伤口中的细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病程迁延,以及为什么即使抗菌治疗有效,病情仍可能继续进展。
临床表现与疾病类型
潜伏期通常约为3~21天,但也可能更短或长得多。潜伏期越短,病情通常越重。临床上还区分“初发期”,即从出现首个症状到首次发生全身性痉挛的间隔。初发期短也是预后不良的指标。这两个时间间隔受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影响,包括毒素产生情况、病原体侵入部位,以及毒素沿神经转运所涉及的距离和路径。
全身型破伤风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类型。牙关紧闭,即张口受限,可能是早期体征,随后出现颈部僵硬、吞咽困难和躯干强直。面部肌肉收缩可造成“苦笑面容”(risus sardonicus),表现为固定的龇牙苦笑状表情。腹肌可能变得硬如木板,强烈的伸肌收缩则可使背部向后弓起,形成角弓反张。声音、光线、触碰、活动或诊疗操作常可诱发痉挛。患者通常保持神志清醒,除非并发症、镇静药物或其他疾病使意识状态发生改变。
呼吸系统风险可通过多种机制产生。喉痉挛可能阻塞气道,而呼吸肌持续收缩可妨碍有效通气。吞咽困难会增加误吸风险。肌肉痉挛往往极其疼痛,强度甚至足以造成骨折或肌腱损伤。患者可能出现发热、出汗、呼吸急促和心动过速,重症患者尤其如此,但明显发热并非诊断的必要条件。在最初的运动症状出现后,自主神经功能不稳定的表现可能变得尤为明显。
局部型破伤风表现为损伤部位附近肌肉的强直和痉挛。病变可能始终局限于局部,也可能随后发展为全身型破伤风。头型破伤风是一种罕见类型,与头部损伤或感染有关,除破伤风的表现外,还伴有脑神经功能障碍,常表现为面肌无力。这类表现容易造成诊断上的困惑,因为局灶性肌无力并不会让人立即想到这种以肌肉过度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头型破伤风也可进展为全身型破伤风。
新生儿破伤风发生于出生后最初28天内,通常在第3~14天显现。典型病史是婴儿起初吸吮和啼哭正常,随后变得无法进食,并出现肌肉僵硬或痉挛。母体免疫力不足,会使婴儿无法获得足够的母源性抗毒素抗体。重症新生儿破伤风既有全身型破伤风的各种危险,又因新生儿的呼吸和营养储备有限而更为凶险。其发生与孕产妇免疫接种不足及清洁分娩服务不到位密切相关,而非源于新生儿之间的一般接触。
诊断、严重程度评估与鉴别诊断
破伤风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牙关紧闭、持续性肌强直、刺激诱发的疼痛性痉挛,加上相符的暴露史或免疫接种史,高度提示破伤风。存在可见伤口有助于支持诊断,但并非诊断的必要条件。既往接种过疫苗会降低患病的可能性,但仅凭这一点不能排除破伤风,尤其是在无法确定是否完成全程接种或接种时间不明的情况下。由于早期表现可能不完整,症状的组合及其演变往往比单次检查更有诊断价值。
常规实验室检查无法可靠地确诊或排除破伤风。伤口标本培养可能检出破伤风梭菌(C. tetani),但许多临床确诊患者的标本中并不能培养出该菌。反之,从伤口中培养出这种细菌,也不能证明患者已经发生毒素介导的疾病。专门的毒素检测和分子检测方法在可及性及敏感性方面均存在不足,尚不能替代临床评估。血清抗毒素测定可提供免疫状态方面的信息,但结果解读取决于检测方法、检测时机,以及此前是否已给予免疫球蛋白。
体格检查需评估气道保护能力、吞咽功能、肌强直的分布、痉挛的频率与持续时间,以及是否存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证据。检查本身就可能诱发痉挛,因此患者对触碰、搬动等操作的反应具有临床意义。血液检查通常用于评估并发症,而非确定病因,例如检测电解质、肾功能、血气及肌肉损伤标志物。影像学检查仅用于怀疑有特定并发症或其他诊断的情况;对于无并发症的破伤风,影像学检查不能显示具有特征性诊断意义的病变。
鉴别诊断包括士的宁中毒、药物诱发的肌张力障碍、低钙性手足搐搦、僵人谱系疾病,以及某些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士的宁中毒同样会阻断甘氨酸介导的抑制性信号传递,临床表现可与破伤风极为相似,但往往在暴露后骤然起病,且不具有破伤风那种发作间期仍持续肌强直的模式。急性肌张力障碍反应可发生于使用多巴胺受体阻断药之后,并可累及下颌和颈部。牙源性感染、扁桃体周围疾病及颞下颌关节疾病可引起张口受限,但不伴有全身性神经系统综合征。
严重程度分级通常考虑肌强直、痉挛频率、呼吸功能受损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例如,Ablett分级将轻型与严重程度逐步加重的各型区分开来,其中最严重一级包括重度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预后评估体系还采用年龄、潜伏期、起病期及生理指标等信息。任何评分都无法涵盖决定结局的全部因素:相同的临床表现,可能因能否获得气道管理、持续监测和长期重症监护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因此,分级有助于临床沟通与研究,但不能替代反复进行的临床评估。
治疗与长期支持治疗
治疗需要应对几个不同的问题:毒素持续产生、尚未与神经结合的毒素、肌肉痉挛、自主神经功能不稳定,以及长期危重状态引起的并发症。破伤风一旦发病,应按急症处理,通常需要在重症监护环境中进行治疗。保持环境安静、减少不必要的感觉刺激,有助于减少诱发痉挛的因素。气道评估至关重要,因为气道梗阻或呼吸衰竭可能突然发生。重症患者需要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并接受机械通气,有时需持续数周。
人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提供的抗体可中和仍位于神经元外、能够被抗体接触到的毒素。它无法逆转已进入神经细胞内的毒素的作用,因此,其生物学作用与控制症状的药物不同。在能够获得的情况下,通常首选人免疫球蛋白;某些地区仍使用马源抗毒素,但其超敏反应风险有所不同。研究人员曾探索鞘内给药,但现有证据和临床实践尚不够一致,不足以使其取代标准的全身给药方式。
应清洁病原菌侵入的伤口,必要时通过外科清创去除失活组织或异物,以减少细菌可持续产毒的厌氧病灶。使用抗生素抑制破伤风梭菌;其中甲硝唑应用广泛,青霉素也曾用于治疗。抗菌治疗不能中和已经释放的毒素,细菌停止生长也不会使神经系统症状立即消失。伤口中的其他微生物及伴随感染可能需要另行评估。
苯二氮䓬类药物,包括地西泮和咪达唑仑,能够增强由γ-氨基丁酸受体介导的抑制性信号传递,因此常用于镇静和控制痉挛。病情极为严重时,可能需要使用神经肌肉阻滞药,同时给予机械通气和充分镇静。一些重症监护方案使用硫酸镁辅助控制痉挛和自主神经活动亢进。处理心血管功能不稳定时需要密切监测,因为降低交感神经活动的干预措施也可能引起低血压或心动过缓。
支持治疗包括在可行时给予肠内营养、管理液体与电解质、预防压力性损伤,以及采取措施防治制动相关的血栓形成。误吸、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导管相关感染和脓毒症都是重要的继发性风险。持续的肌肉活动可引起横纹肌溶解和肾损伤,剧烈痉挛则可能导致椎骨骨折。即使不考虑原始毒素的作用,这些并发症本身也会影响预后。
恢复通常需要数周至数月。最危险的痉挛消退后,肌肉强直仍可能持续,而长期危重状态可能遗留肌无力、挛缩或功能下降。因此,康复可以成为恢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自然感染并不能可靠地产生保护性免疫,因为引起疾病所需的毒素量极少,不足以保证诱发充分的抗体应答。即使患者在破伤风发病后存活,主动免疫接种仍是规范治疗的一部分。
疫苗接种、伤口相关预防与母体保护
破伤风的预防依靠类毒素疫苗:通过化学方法使破伤风毒素失活,使其失去毒性作用,同时保留刺激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的能力。由此引发的免疫应答能在毒素进入神经细胞之前将其中和。含破伤风成分的疫苗通常与其他抗原联合使用,尤其是白喉和百日咳抗原。这些联合疫苗包括儿童用制剂,以及供较大儿童和成人使用的减量抗原制剂。不同产品针对的年龄人群和用途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要获得保护,需要完成一系列接种,而非仅在最初注射一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共接种六剂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先完成三剂基础免疫,再接种三剂加强针。推荐的接种时间安排既能提供早期保护,也能巩固长期免疫。各国接种程序在这些剂次的具体安排,以及是否常规为成人提供额外加强接种方面存在差异。例如,美国的接种程序包括成人每十年接种一剂加强针,而其他一些国家的免疫规划则更重视完成规定的全生命周期接种系列。
抗毒素浓度会随时间下降,但下降速度因既往接种剂次和个体免疫应答而异。实验室用于判断是否具有保护力的阈值,部分取决于所采用的检测方法;解读浓度数值时必须考虑这一背景。完成推荐的接种系列后,疫苗的保护效果很高,但仅凭对过去受伤后“打过一针”的模糊记忆,并不能判断是否具有保护力。当时注射的可能是疫苗、用于被动免疫的免疫球蛋白,也可能是其他药物,它们各有不同的用途。
伤口相关预防需要结合伤口评估和有记录的疫苗接种史。各国公布的相关规程会区分清洁的小伤口与污染较重或组织损伤较大的伤口,也会区分已完成基础免疫者与免疫史不明或未完成接种者。在规定的情形下,需要接种加强针、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免疫球蛋白,或两者同时使用。免疫球蛋白可立即提供抗体,但保护作用短暂;疫苗接种则产生起效较慢、持续时间更长的主动免疫。抗生素不能替代这两种免疫保护方式,也不应在受伤后仅为预防破伤风而常规使用。
母体抗体可通过胎盘,在婴儿自身接种系列尚未产生有效保护之前,为新生儿提供保护。因此,孕产妇破伤风免疫接种对预防新生儿破伤风有直接作用。一些国家会在每次妊娠期间接种破伤风、白喉和百日咳联合疫苗,其接种时机的安排尤其着眼于保护婴儿免受百日咳侵害,同时维持对破伤风的保护。这些接种计划与清洁分娩、使用无菌断脐器械和适当的脐部护理相配合,以减少芽孢进入组织的机会。
破伤风源于环境中的芽孢,而非由其他患者传播,因此,常规意义上的群体免疫无法像预防麻疹或其他可传播的感染那样,为未接种者提供保护。较高的人群接种覆盖率仍能预防大量病例,并通过母体抗体保护新生儿,但无法消除环境中的病原储存库。正因如此,即使在破伤风已很少见的国家,个人疫苗接种的缺失仍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流行病学、临床结局与消除计划
疫苗广泛接种后,破伤风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免疫接种计划完善的国家,破伤风并不常见,病例主要集中于接种不全或接种史不明确的人群。老年人在病例中所占比例可能偏高,原因包括儿童时期未接种疫苗、未接受后续剂次,或体内抗毒素水平下降。也曾出现与注射吸毒相关的病例,包括与受污染的毒品或注射操作有关的聚集性病例。这些分布特征反映了暴露机会和易感性两方面的影响,而非患者之间的直接传播。
从全球来看,疫苗接种覆盖率低、难以获得专业助产服务的地区,疾病负担一直最为沉重。居住在农村、贫困、冲突、流离失所,以及卫生系统服务中断,都可能增加漏种疫苗和延误治疗的风险。这些是相互关联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而不是受影响人群的固有特征。新生儿破伤风集中发生在服务不足的社区,因此已成为反映预防服务和孕产妇保健服务可及性不平等的重要指标。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8年约有25,000名新生儿死于破伤风,较1988年估计的787,000例下降了约97%。这些数字是基于模型的估计值,并非对实验室确诊死亡病例的完整统计。许多患病新生儿的出生和死亡均发生在具备可靠登记制度的医疗机构之外,其特征性症状也可能未被正式记录。因此,即使实际发病率没有变化,报告工作的改进也可能改变观察到的病例数。报告病例数和估计死亡人数是不同的指标,解读时应加以区分。
国际消除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工作源于1989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目标,并于1999年作为一项范围更广的倡议重新启动。主要策略包括为高风险地区的妇女接种疫苗、开展常规免疫接种、确保清洁分娩和脐带护理,以及加强公共卫生监测。新生儿破伤风消除的定义是:每个区或同等行政区域每年每1,000例活产中的发病数低于1例。这一标准表示疾病发生已降至极低水平,并不意味着病原菌已经消失。
消除不同于根除。由于环境中的芽孢会持续存在,已经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仍须维持预防服务。在区级开展评估十分重要,因为良好的全国平均水平可能掩盖局部地区高得多的风险。监测通常采用临床病例定义,其中包括典型的症状发展过程:出生后能够正常吃奶,随后出现无法吸吮,并发生强直或痉挛。对单例新生儿病例开展调查,就可能发现母亲漏种疫苗、不安全的分娩操作,或范围更广的服务缺口。
病死率随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和可获得的治疗而有很大差异。新生儿、老年人、潜伏期较短的患者,以及有严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面临的风险尤其高。现代机械通气和重症监护已显著提高生存率,但这些服务的可及性仍不均衡。死亡可能由早期呼吸道梗阻、心血管功能不稳定,或危重病程后期的并发症所致。因此,在比较不同医院或国家的数据时,需要关注转诊模式、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是否纳入了医疗机构以外发生的死亡。
历史发展与科学意义
古代医学文献中已有符合破伤风表现的描述,希波克拉底文集也不例外。早在人们认识其病原体或毒素之前,就已注意到伤口与致命性肌肉痉挛之间的关联。“破伤风”的英文名称源于一个意为紧张或牵伸的希腊语词。不过,数百年来,人们虽能描述其特征性姿势和苦笑面容,却难以解释为何看似局限的损伤会引发远隔部位的神经系统综合征,而且往往致命。
19世纪末的实验研究将破伤风与伤口和土壤中的污染物联系起来。1884年,安东尼奥·卡尔和乔治·拉托内使用一名破伤风患者的病料,证实破伤风可以传播给动物。同一时期,阿瑟·尼古拉耶的实验将土壤接种与破伤风联系起来,并指出一种厌氧微生物可能是其病原体。1889年,北里柴三郎克服了破伤风杆菌需要低氧生长条件所带来的困难,获得了该菌的纯培养物。这些发现使破伤风得以纳入当时逐步发展的细菌致病论框架。
区分细菌本身与其产生的可溶性毒素,带来了进一步的突破。1890年,埃米尔·冯·贝林和北里柴三郎在白喉与破伤风的实验研究中证实了抗毒素免疫。他们的研究表明,保护作用可以通过血清转移,从而奠定了被动免疫的基础。早期抗毒素制剂主要取自经过免疫的动物。其应用带来了给药时机、效价、标准化及血清反应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新兴的整个免疫学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研究人员通过使毒素脱毒、同时保留其免疫原性的方法,研制出了破伤风类毒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大规模使用破伤风类毒素,有力地证明了在创伤频发的环境中,主动免疫具有预防价值。此后,破伤风类毒素被纳入儿童联合疫苗,使破伤风防控的重点从伤后治疗转向常规预防。后来,孕产妇接种疫苗成为减少新生儿破伤风的核心措施,通过经胎盘转移的抗体为婴儿提供保护。
破伤风毒素还成为神经科学中重要的实验工具。它对囊泡释放的选择性干扰,有助于阐明突触传递的分子基础;它在神经内的运输则为研究神经元通路提供了手段。现代梭菌毒素研究将临床疾病与膜运输、细胞内运输及蛋白质裂解联系起来。在细菌得到控制后,神经系统症状仍可持续存在,这尤为清楚地表明:清除感染性病原体与逆转其毒素造成的损伤,在生物学上是两个不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