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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营养与公共卫生 / herd-immunity

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是人群中的免疫力减少病原体传播,从而对感染产生的间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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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免疫是指人群中的免疫力减少了病原体传播的机会,从而对感染性疾病产生的间接保护。具有免疫力的人感染或传播病原体的可能性较低,或两者的可能性都较低,因此能够阻断传播链,减少其他人接触病原体的机会。这种保护也能惠及仍然易感的人,包括婴儿、患有某些类型免疫缺陷的人,以及接种疫苗后未能产生充分免疫应答的人。

这一概念在流行病学、疫苗接种政策和传染病防控中具有核心地位。它解释了为什么疫苗的作用能够惠及接种者以外的人,也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平均免疫水平之外,免疫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同样重要。群体免疫并非绝对的屏障,并非对所有感染都具有同等效果,也不一定是永久状态。其保护强度取决于病原体、免疫的类型与持续时间、人群接触模式,以及传播发生时的具体条件。

有必要区分群体保护与群体免疫阈值:前者指他人的免疫力带来的任何风险降低;后者则是依赖于模型的免疫水平,超过这一水平后,在特定条件下,疫情便无法持续扩大。即使免疫水平低于这一阈值,也可能存在显著的间接保护;而即使整个人群的平均免疫水平看似很高,易感群体中仍可能暴发疫情。

历史发展与适用范围

群体免疫的概念源于这样一种观察:个人的感染风险,部分取决于周围人群的易感性。1917年,美国兽医乔治·波特从牛群整体抵抗力的角度讨论了牛传染性流产。1923年,英国研究人员W. W. C. 托普利和G. S. 威尔逊通过对小鼠群体细菌感染的实验研究,明确探讨了“群体免疫”。他们的研究区分了动物个体的抵抗力,以及在易感动物不断加入的情况下,感染在群体中的动态变化。

此后数十年间,这一概念在人类传染病研究中日益重要。对自然周期性流行的研究表明,传播往往会在易感人群数量大幅减少后减弱,随后又随着出生和人口流动补充易感人群而重新活跃。20世纪30年代,A. W. 赫德里希分析了巴尔的摩的麻疹疫情,并将疫情变化与估算的仍然易感的儿童比例联系起来。这些观察有助于确立一种认识:流行周期可能源于人群易感性的变化,而不只是病原体本身的变化。

数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理论框架。威廉·克尔马克和安德森·麦肯德里克于1927年建立的流行病模型,展示了即使仍有部分易感者存在,疫情也可能逐渐消退的机制。感染不一定要波及每一个易感个体:当感染者接触到易感者的频率过低时,传播便可能无法持续。后来的疫苗接种计划将这一理论认识转化为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达到多高的免疫水平,又应如何将免疫保护分布于不同群体,才能阻止持续传播?

此后,这一术语逐渐衍生出几种相互重叠的含义。“人群免疫状况”可以用来描述免疫反应在人群中的总体分布,即使尚未证实存在间接保护。“群体保护”强调的是,在自身未获得保护的人群中观察到的暴露减少。“群体免疫”则常常既指背后的人群层面效应,也指传播无法自行维持的状态。这些含义彼此相关,却不能互换;一个人群即使具有相当程度的免疫力,也未必拥有足够的阻断传播的保护,因而仍可能反复出现疫情。

这一机制也有其局限。对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且免疫力能够降低进一步传播概率的感染,群体免疫机制最为直接。破伤风主要由环境中的芽孢进入伤口引起,因此不会产生通常意义上的人际群体保护:一个人接种疫苗,并不会显著减少另一个人接触芽孢的机会。对于疟疾等媒介传播的感染,传播取决于人与蚊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要研究人群层面的效应,就需要采用纳入媒介数量、叮咬模式,以及影响感染或传染性的免疫作用的模型。因此,群体免疫体现的是宿主、病原体与传播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疾病的统一百分比。

间接保护的生物学机制

群体保护始于这样一种概率的变化:一个人在暴露于病原体后,成为新的传染源的可能性。免疫系统可以在多个环节发挥干预作用:阻止病原体在体内形成感染、限制感染后病原体的增殖、缩短传染期,或减少释放到体外的感染性物质。能够完全阻止病原体建立可增殖感染的免疫,通常称为灭菌性免疫。人群层面的获益并不都需要这种免疫,但如果一种保护作用只能预防重症,而不改变感染风险或传染性,它本身就无法阻断传播。

不同的免疫组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抗体可以在病原体进入易感细胞之前将其中和,而T细胞则可以识别并清除受感染的细胞。呼吸道或肠道黏膜的免疫反应,对于阻止这些部位的感染和病原体排出可能尤为重要。即使病原体入侵部位的防护并不完善,循环抗体和细胞免疫记忆仍可能有效预防重症。因此,不能因为某种免疫能够有效降低住院风险,就自动认为它同样能够有效阻止传播。

传播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接触、暴露、感染和产生传染性的连续过程。如果具有免疫力的人较不容易受到感染,那么此人成为传播链一环的可能性也就较低。如果仍然发生感染,但传染性有所降低,也可能减少继发病例。这些机制可以共同发挥作用,其相对重要性因病原体、疫苗、免疫接种后经过的时间,以及暴露者的特征而异。

一些疫苗还可以减少无症状携带。对于那些常寄居于上呼吸道、却不会立即引发疾病的细菌,这一点尤其重要。结合疫苗可以减少所针对细菌型别的携带,降低它们在人群中的传播,并保护未接种疫苗的年龄群体。由此带来的未接种者侵袭性疾病减少,便是间接效应的证据,尽管这些人自身并未获得疫苗诱导的免疫力。

生物学上的保护既非完全一致,也不总是非有即无。有些人的免疫反应比其他人更强;保护作用也可能逐渐减弱,而不是在某一时刻突然消失。既往感染、疫苗接种、年龄和免疫抑制,都可能使同一人群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特征。“具有免疫力”和“易感”是有用的建模分类,但现实人群的易感性和传染性往往呈现连续分布。

间接保护还应与被动免疫区分开来。在怀孕期间转移给胎儿的抗体,或作为抗体制剂给予受者的抗体,都是在受者体内发挥作用。它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直接保护受者。相比之下,群体保护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人的免疫力改变了受保护者接触传染源的概率。这两种机制都可以保护婴儿,但其发挥作用所依循的生物学途径和人群层面的途径各不相同。

再生数与阈值原理

最简单的定量描述采用基本再生数 R0R_0:在特定条件下,一名典型的感染者在完全易感的人群中平均造成的继发感染数。它并不是病原体固有不变的属性。接触模式、人口密度、行为和环境条件都会影响其数值。有效再生数通常记作 ReR_{\mathrm e} 或 RtR_t,描述的是当前免疫水平及其他条件下的传播情况。

在一个随机混合、免疫保护完全且均匀分布的同质模型中,设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比例为 pp。易感人口比例为 1−p1-p,因此有

Re=R0(1−p).R_{\mathrm e}=R_0(1-p).

由此得到,具有免疫力的人口临界比例为

pc=1−1R0.p_c=1-\frac{1}{R_0}.

超过这一数值后,Re<1R_{\mathrm e}<1,连续各代感染的规模平均而言会逐渐减小。如果 R0=3R_0=3,阈值约为 66.7%66.7\%;如果 R0=15R_0=15,阈值约为 93.3%93.3\%。这些数值用于说明模型,并非适用于特定社区的通用目标。

疫苗接种覆盖率与免疫水平并不等同。如果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为 EE,且接种在人群中随机分布,则可作如下简单近似:

Re=R0(1−cE),R_{\mathrm e}=R_0(1-cE),

其中,cc 为接种覆盖率。相应的临界接种覆盖率为

cc=1−1/R0E.c_c=\frac{1-1/R_0}{E}.

当 R0=5R_0=5、E=0.90E=0.90 时,计算得到的接种覆盖率约为 88.9%88.9\%。如果计算出的所需覆盖率超过 100%100\%,就意味着在所假定的条件下,仅靠接种具有这一有效性的疫苗,无法使传播降至阈值以下。对于将疫苗对感染风险和感染后传染性的影响分别纳入考虑的模型,则需要更为详细的数学表述。

这一阈值关乎疫情是否增长,而不是病例是否立即消失。如果免疫力是在不受控制的疫情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跨过阈值时,可能已有许多人处于传染期。在这些人的感染过程结束之前,传播仍会继续,造成更多病例。这种现象称为疫情超调,意味着最终感染人口比例可能大幅高于阈值。在最简单的封闭易感—感染—康复模型中,若人群起初几乎全部易感,则最终感染比例 zz 近似满足

1−z=e−R0z.1-z=e^{-R_0z}.

因此,跨过阈值并不意味着疫情恰好在人口感染比例达到该数值时停止。

同样,Re<1R_{\mathrm e}<1 也不意味着每名感染者传染的人数都少于一人。它是对各次传播事件取平均后得到的数值。偶然发生的聚集性疫情和输入病例仍可能出现,尤其是在人口规模较小或传播差异很大的环境中。理解阈值时,最好将其视为特定人群动力学模型中的一条分界线,而不是个人安全的保证,也不是一个始终能凭单一覆盖率数值识别出来的、可观测的开关。

接触网络与免疫水平不均

现实中的人群并非随机混合。人们会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宗教团体和社交网络中反复接触。儿童与其他儿童的接触往往格外频繁,而成年人的人际联系则因职业和流动性而异。这些模式既影响感染的传播,也影响特定群体获得免疫所能带来的效益。让一个原本可能连接多条传播链的人获得免疫,所产生的间接保护作用,可能大于让一个接触感染机会相对较少的人获得免疫。

在按年龄或其他特征分层的模型中,传播过程用下一代矩阵表示。矩阵中的一个元素描述的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名感染者,预期会在另一个群体中造成多少例感染。这个矩阵的主特征值决定感染是否会扩增。改变某个群体的免疫水平会改变矩阵,并可能改变其主特征值。因此,没有一个单一的免疫人口比例,足以描述免疫在人群中所有可能的分布方式。

易感者聚集的影响尤为重大。一个国家的平均疫苗接种覆盖率可能很高,但某些街区或社区的覆盖率却低得多。如果易感者更倾向于彼此接触,那么即使全国平均覆盖率超过简单均质模型给出的阈值,感染仍可能在这些群体内部传播。地理区域的平均值也可能掩盖某些出生队列免疫接种不足,或某些群体漏种后续剂次的情况。与传播相关的单位可能是学校、聚居地或相互连接的社交网络,而非行政区域。

在特定假设下,异质性也可能降低模型估算的阈值。在由感染推动的流行过程中,接触更多或易感性更高的人可能更早受到感染,使剩余人群维持传播的能力,低于规模相同、但随机获得免疫的人群。这种易感者的选择性减少可能使计算出的阈值更低。然而,这一结果取决于个体间差异是否稳定、接触模式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免疫能否持续。它既不能确立一个固定且普遍偏低的阈值,也不能证明放任感染是一条低代价的保护途径。

人口流动将原本分离的环境联系起来。感染传入免疫水平较高的人群时,可能只形成一条短传播链;同样的感染若传入易感者聚集的群体,则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发。即使当地传播通常处于临界值以下,反复输入感染也可能导致病例不断出现。因此,学校、交通路线和跨境流动都可能影响“社区”在实际传播情境中的含义。

这些关系将群体免疫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联系起来。医疗服务获取障碍、疫苗供应中断、流离失所以及获得服务的机会不平等,都可能形成彼此相连的易感人群聚集区。由此产生的暴露风险并不限于仍未接种疫苗的人,也会影响那些虽已接种、但保护不充分的人。因此,仅依据平均接种覆盖率开展分析,既可能遗漏传播风险,也可能忽视这种风险的分布不均。

疫苗接种规划的证据

麻疹清楚地说明了维持群体保护所需的严苛条件。麻疹传染性极强,在易感人群中,常被引用的 R0R_0 估计值约为12–18,但具体数值因环境而异。相应的基础免疫阈值约为92%–94%。由于并非每位接种者都能获得保护,而且接种覆盖率分布不均,麻疹防控规划通常将每个地区的两剂次接种覆盖率至少达到95%作为目标。如果易感者仍集中在彼此有联系的群体中,仅有较高的全国接种覆盖率并不足以防止疫情暴发。

天花的根除展示了疫苗接种与监测、围堵措施相结合所产生的群体层面效果。最后一例自然发生的天花病例于1977年在索马里被记录,世界卫生组织于1980年宣布全球根除天花。天花防控并不只是让全球接种覆盖率达到一个统一阈值。在根除工作的最后阶段,发现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为接触者和周边社区接种疫苗,都是核心措施。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是人类,且临床症状易于识别,因此这些措施格外有效。

细菌结合疫苗为跨年龄组的间接保护提供了有力证据。接种b型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疫苗不仅减少了幼儿的侵袭性疾病,也降低了这种细菌在人群中的传播。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减少了已接种儿童对疫苗所针对血清型的携带,此后,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中,由疫苗所覆盖血清型引起的侵袭性疾病也有所减少。如果只统计疫苗接种者中预防的疾病,就无法全面体现这些效果。

2010年在非洲脑膜炎带引入的A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是另一个重要例子。大规模接种活动与A群脑膜炎球菌所致疾病及带菌率的大幅下降相关,其效果也惠及未直接接种的人群。不过,不能据此简单假定所有脑膜炎球菌疫苗产品在降低带菌率和提供间接保护方面的效果都相同。疫苗成分、靶抗原、接种人群以及传播生态因素都很重要。

脊髓灰质炎体现了不同疫苗类型之间的差异。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是一种减毒活疫苗,能够诱导肠道免疫,有助于减少粪—口传播。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能有效预防麻痹性疾病,但其诱导的肠道免疫通常弱于口服疫苗,尤其是在肠道此前未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人群中。评估活疫苗在阻断传播方面的优势时,也必须考虑其罕见风险:它可能引起疫苗相关麻痹,或在人群免疫水平不足的地区产生循环型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并非每一种有效的疫苗都能产生同样强的群体效应。破伤风疫苗主要保护接种者本人,因为破伤风感染通常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对于百日咳,预防有症状疾病的保护作用并不等同于预防感染或带菌的保护作用,而且免疫力会逐渐减弱。这些差异表明,要判断间接保护是否存在、作用有多大以及能够持续多久,需要针对具体病原体和疫苗产品的证据,而不能仅凭疫苗预防重症的效果来推断。

免疫衰减、病原体演化与反复流行

即使病原体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群体保护作用也会随时间改变。新生儿的出生增加了易感个体;人口迁移改变了社区的人口构成;免疫保护也可能逐渐减弱。如果这些过程使有效易感人群的比例升高,传播就可能在受到一段时间的抑制后重新开始。因此,反复流行可能反映的是人群易感性逐渐回升,而非免疫力完全消失。针对某种临床结局的持久保护,可以与针对感染的保护逐渐减弱同时存在。

流行性感冒体现了免疫衰减与抗原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病毒表面蛋白的改变,可能使既往感染或接种疫苗所诱导的抗体更难识别病毒。随着流行毒株发生变化,人群既往的免疫经历仍然具有意义,但不能据此认定,人群中有一个固定比例能够完全抵御未来所有毒株。人群的保护水平取决于免疫反应与当前流行病毒的匹配程度,也取决于年龄、既往暴露经历以及当季的人群接触状况。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使这些区别尤为明显。接种疫苗和既往感染降低了易感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减少了后续传播,但这些作用并不完全,而且会随时间变化。传播能力增强或具有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株,尤其是奥密克戎的出现,改变了测得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与感染防护水平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针对重症的保护比针对感染的保护更持久。仅以曾接种疫苗或曾感染者的比例为依据,设定一个长期不变的阈值,无法充分描述这些动态变化。

由感染与疫苗接种共同产生的“混合免疫”,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次数统计来概括免疫经历。暴露的顺序、次数和时间都可能影响免疫反应的广度与强度。然而,既往暴露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同的保护水平,也不意味着对所有变异株的保护都相同。反复感染并不代表既有免疫在生物学上已失去意义:免疫记忆仍可能改变疾病的严重程度或感染的持续时间。

病原体演化也会改变流行的菌株构成。在接种肺炎球菌疫苗使疫苗所针对的血清型减少后,疫苗未覆盖的血清型可能占据原先由这些血清型占据的部分生态位。这一现象称为血清型替代。由于不同血清型引起侵袭性疾病的能力各异,这种替代并不一定会抵消疫苗接种计划在总体上减少疾病的成效。其重要性既取决于携带情况的变化,也取决于替代血清型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季节性又增添了一个动态因素。室内接触、学校作息、湿度及其他环境因素都可能改变传播机会。在一个季节足以使 Re<1R_{\mathrm e}<1 的免疫水平,在另一个季节可能就不够了。对于免疫衰减或免疫逃逸较为明显的感染,群体免疫可能缩小流行规模、减轻临床负担,却不能消除病原体的持续传播。因此,在解读反复暴发时,必须区分抑制传播与减轻传播后果这两种作用。

群体效应的测量与归因

群体免疫无法通过单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直接测量。研究人员需要综合疫苗接种记录、感染史、抗体调查、疾病报告、病原体携带情况研究和传播模型。每一种资料都反映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记录中的接种覆盖率衡量的是疫苗接种情况,并不一定代表成功获得免疫;抗体检测结果衡量的是某一种特定的免疫反应,而非所有保护机制;病例数则同时反映传播情况和感染被检出的可能性。

血清阳性率研究估计的是抽样人群中,对某种病原体或疫苗抗原具有可检出抗体的人所占的比例。这类研究可以揭示哪些年龄组或地区存在免疫缺口,但结果的解读取决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与特异度、抽样设计,以及所测抗体与保护作用之间的关系。抗体水平可能降至检测阈值以下,但免疫记忆仍然存在。反过来,对于发生显著变化的病原体,即使能够检出抗体,也未必能提供有力保护。有些检测方法也无法区分抗体来自疫苗接种还是自然感染。

一个核心问题是区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保护通过比较与个人自身接种状况相关的结局来衡量。间接保护关注的是其他人接种疫苗对该个体风险的影响。总效应比较的是实施接种计划的人群中的已接种者,与未实施该计划的人群中的未接种者;总体效应则比较不同接种策略下人群的平均结局。这些比较回答的问题不同,因此可能得出不同的数值估计,而彼此并不矛盾。

整群随机试验将社区、学校或其他群体作为接种策略的分配单位,而不是将每个人视为独立单位,因此有助于识别间接效应。随后,研究人员可以比较干预组与对照组各群组中未接种成员的结局。不过,解读结果时,仍需注意群组之间的人员流动、实际接种率的差异,以及被认定为未接种的人群是否仍具有可比性。在传染病研究中,对一个人实施的干预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暴露情况,从而违反许多常规分析所依赖的独立性假设。

观察性研究也提供了重要证据。新疫苗引入后,不符合接种条件的年龄组中疾病减少,可以支持间接效应的存在,尤其是在目标病原体的携带率也同时下降时。然而,诊断、报告、医疗服务可及性、行为或其他干预措施的变化,都可能影响观察到的趋势。分析时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年龄组或病原体类型,评估其他可能的解释。引入疫苗后疾病减少这一现象具有参考价值,但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能确立完整的因果机制。

公共卫生监测为评估人群保护水平提供持续的证据。病例调查、实验室特征分析、基因组数据和病原体携带情况调查,可以帮助识别易感人群的聚集,以及流行毒株的变化。对于某些病原体,污水监测能够追踪其在社区中的传播,而不必完全依赖已确诊病例,从而补充临床数据。模型将这些数据加以整合,但其估计结果仍取决于有关接触模式、报告情况、免疫保护及其持续时间的假设。

疫苗接种策略、公平与公众理解

群体效应改变了对疫苗接种计划的评估方式,因为其益处不仅限于接种者。接种计划还可能使无法接种某种疫苗、尚未达到接种年龄或免疫应答受损的人免于感染。将这些间接效应纳入经济学评价,所得估计结果可能与仅考虑直接保护作用的分析存在显著差异。差异的大小取决于接种疫苗能否减少传播,以及受到保护的人群与易感人群如何接触。

接种计划的设计必须区分几个目标:预防感染、预防重症、减少死亡、阻断传播和实现消除。不同目标可能需要不同的疫苗分配方案。为接触频率高的人接种疫苗,可能对传播产生很大影响;而为重症高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则可能使每剂疫苗带来更大的即时临床获益。年龄结构、疫苗有效性、病原体的生物学特征以及可用供应量,共同决定了这些效应如何相互作用;最大限度减少传播的策略,并不必然等同于最大限度减少死亡的策略。

儿童常规接种、补种行动和疫情应对接种,分别针对易感性产生的不同原因。常规接种为一批批新出生的人口提供保护,而补种计划可以填补漏种或以往政策变化留下的免疫空白。对于感染后或接种后可获得持久免疫的传染病,持续维持较高的接种覆盖率能够防止易感者不断积累。对于其他传染病,免疫力衰减和抗原变化意味着接种时机与疫苗组分也会影响人群保护水平。因此,评估接种计划时,不仅要看已接种的剂次数,还要考察接种工作的连续性以及覆盖情况的分布。

消除与根除之间的区别也很重要。消除传播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阻断传播,但通常仍需持续采取措施,防止病原体传入后重新形成传播。根除则是指通过有计划的努力,使全球自然发生的感染永久降至零。群体保护有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但能否根除还取决于动物宿主、无症状感染、病原体在环境中的持存能力等生物学特征,以及可用的诊断工具。

从伦理角度看,疫苗接种既涉及个人,也涉及集体。间接保护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因为影响某一群体的决定和障碍,可能改变其他群体的暴露风险。同时,观察到的接种不足可能源于供应中断、地理隔绝、冲突、费用负担或无法获得服务,而不能一概归因于个人选择。因此,健康公平既关乎感染风险的分布,也关乎人们能否获得降低风险的手段。人群平均值可能掩盖显著差异:哪些人获得了保护,哪些人仍在承受疾病负担。

“阈值”一词尤其容易影响公众的理解。模型推导出的百分比,可能被误解为一种承诺:只要接种覆盖率达到某个数值,风险就会归零。它也可能使人忽视尚未达到阈值时传播减少所带来的实际益处。准确报告群体效应,需要明确所涉及的病原体或菌株、毒株,人群、时期、免疫结局以及相关假设。在实际监测中,即使已经达到总体数值目标,持续出现的病例、局部接种覆盖率的变化以及易感性的分布,仍然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