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英语 Brussels，法语 Bruxelles，荷兰语 Brussel）是 比利时 的首都，正式名称为布鲁塞尔-首都大区（Brussels-Capital Region）。该大区由 19 个市镇组成，其中布鲁塞尔市是最大的一个。它位于比利时中部，被弗拉芒大区包围，是法语区与荷兰语区交界处的双语飞地。布鲁塞尔也是 欧洲联盟 的主要行政中心，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的部分会议均设于此，北约总部也位于这里。这些地位使布鲁塞尔成为欧洲政治与外交事务的重要枢纽。

布鲁塞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小村落。中世纪时，它逐渐发展为公国与商业城市；1830 年比利时革命后，成为新成立国家的首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城市向大都会的发展，以及 联邦制 改革，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城市格局。1989 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作为独立行政区正式成立，法语与荷兰语的双语地位也得到法律确认。

本词条按时间与主题展开。前半部分讨论地理与气候、从中世纪到 1830 年代的起源、大都会的扩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占领，以及联邦化与区域制度的建立；后半部分讨论政治制度、欧洲与国际机构、人口结构、语言格局、经济、城市空间、交通、文化遗产、教育与科研、环境治理，最后探讨治理和语言方面仍然存在的复杂问题。人口和经济数据的来源较多，本文以官方统计及主要国际机构的估计为准，并说明数值差异的原因。

名称、位置与行政区划

布鲁塞尔在法语中称为 Bruxelles，在荷兰语中称为 Brussel。其大区级行政名称为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法语正式名称为 Région de Bruxelles-Capitale，荷兰语正式名称为 Brussels Hoofdstedelijk Gewest。它与弗拉芒大区、瓦隆大区并列，为比利时的三个大区之一。因此，“布鲁塞尔”这一名称可以指三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布鲁塞尔市这一市镇、整个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或范围更广的城市地区及都市区。这些地理单元的边界各不相同，在行政区划描述或统计比较中不应混为一谈。(ibsa.brussels)

该大区由19个市镇组成，并非由单一的市级政府管辖。布鲁塞尔市——法语称 Ville de Bruxelles，荷兰语称 Stad Brussel——是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镇，但仅占大区总面积的约五分之一。大区统计表列出的布鲁塞尔市面积为33.1平方公里，2026年1月1日的人口为198,674人，而整个大区的人口为1,255,834人。布鲁塞尔市辖境包括中世纪老城、拉肯、哈伦和下奥弗海姆贝克等北部地区，以及沿路易丝大道向南延伸至康布尔森林的地带。北部的这三个市镇于1921年并入布鲁塞尔市。城市中心的其他大片地区，包括伊克塞勒（Ixelles/Elsene）、圣吉勒（Saint-Gilles/Sint-Gillis）和斯哈尔贝克（Schaerbeek/Schaarbeek），仍是独立的市镇，各有自己的地方机构，并非布鲁塞尔市下辖的行政区。(ibsa.brussels)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位于比利时中部，四周完全被弗拉芒布拉班特省包围，因此构成弗拉芒大区内部的一块飞地。不过，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大区，并非弗拉芒的下级行政区。其辖境构成比利时法定的法语—荷兰语双语区，而周围的弗拉芒地区则属于荷兰语区。瓦隆大区位于其南面不远处，但与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并不接壤：两者之间隔着弗拉芒的领土。在将布鲁塞尔描述为位于比利时南北两个大区之间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这种说法只表示其大致方位，并不意味着它与两个大区都直接相邻。(en.wikipedia.org)

该大区面积约为162平方公里；布鲁塞尔统计与分析研究所现行统计表给出的面积为162.4平方公里。其主要地理环境是塞讷河河谷及周围的坡地；塞讷河在荷兰语中称为 Zenne。这条河流流经布鲁塞尔，将当地的地理环境与一个跨越大区边界、范围更广的流域联系起来。因此，市镇和大区的边界只是行政分界，而不是自然水系的边界。河流的覆盖工程及此后河道的改动，属于城市实体空间演变的一部分，与行政辖境的界定是两回事。(ibsa.brussels)

布鲁塞尔都市区的范围远远超出这19个市镇。其具体范围取决于研究采用的是连续建成区，还是布鲁塞尔与周边城镇之间的通勤联系。欧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对功能城市区的定义，依据人口密度和上班通勤流量，将人口稠密的城市核心区与其通勤区合并划定。在2024年区域评估报告中，经合组织将布鲁塞尔／鲁汶功能城市区描述为由137个市镇组成，横跨布鲁塞尔、弗拉芒和瓦隆，面积约为4,800平方公里，人口为334万。在这一划定范围内，鲁汶构成第二个城市核心区。这些数字描述的是一个特定的功能地域，而非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因此，引用都市区人口和面积数据时，必须明确其边界定义及统计基准日期。(oecd.org)

自然地理与气候

布鲁塞尔位于斯海尔德河流域内，占据塞讷河（荷兰语称 Zenne）的河谷及其周围的低矮丘陵。塞讷河的冲积平原在布鲁塞尔境内宽约2公里，向北缓缓倾斜，海拔从南部的约20米降至北部的11米。东侧地形受河谷切割更为明显：支流河谷的海拔约为40米，丘顶则可达约140米。塞讷河以西、通往帕约滕兰的地带总体较低，起伏也较小。尽管整体海拔不高，谷底与东侧坡地之间的地势差异仍构成了下城与上城之分的自然地理基础。（environnement.brussels）

塞讷河过去流经历史城区，但19世纪的改造使大部分河道转入地下。1867年至1871年间，按照建筑师莱昂-皮埃尔·叙斯的设计，河流被封入砖石砌筑的涵道，涵道上方则铺设了宽阔的市中心大道。这项工程既治理了受到污染的河流，也建立了一条新的南北向城市轴线。此后的河道加盖和改道工程扩展至最初市中心工程范围之外，后续方案于1955年完成。因此，塞讷河在市区内大多隐于地下，并未形成连续可见的滨水地带，不过市中心以外仍保留着露天河段。（monument.heritage.brussels）

林地和溪流河谷在这片建成区内构成了面积可观的生态空间。位于东南边缘的索尼安森林，在布鲁塞尔境内约占1,660公顷，相当于大区面积的十分之一。森林中大片的山毛榉林与城市街区内较小的公园和花园形成鲜明对比。沿沃吕沃河谷分布的池塘、林木繁茂的庄园和公共公园，构成了一系列水生与陆生生境，其中包括红修道院、布瓦福尔和沃吕沃公园的生境。这些景观在生态功能上相互联系：池塘中羽化的水生昆虫为蝙蝠提供食物，而连接池塘与森林栖息地的林地，则影响蝙蝠能否方便地抵达这些觅食场所。（environnement.brussels）

布鲁塞尔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受邻近的大西洋及中纬度大气环流影响。冬季较为温和，夏季气温适中，全年均有降水。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公布的于克勒1991—2020年气候统计数据显示，年平均气温为11.0°C，1月和7月的月平均气温分别为3.7°C和18.7°C。7月日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23.2°C。年平均降水量为837.1毫米；月降水量从4月的46.7毫米到12月的87.4毫米不等，没有明显的旱季。不过，这些平均值也包含了寒冷和炎热时段：在同一统计基准期内，每年最低气温低于0°C的日数约为39.4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C的日数约为5.3天。（regclim.meteo.be）

地下条件也影响着城市的水文状况。含水砂层构成了重要的含水层，而透水性较低的地层上方则可能形成浅层上滞地下水，索尼安森林部分地区的地下就存在这种情况。塞讷河谷东侧的布鲁塞尔砂层尤为重要：布鲁塞尔环境部门的地下水建模文档指出，大区境内开采的水约有80%来自这些砂层，主要用于生产饮用水；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消耗的全部水量中有80%来自这些砂层。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形、地下水和城市不透水地表相互作用，导致排水问题。暴雨期间，入渗减少会使地表径流汇向谷底；排水管网满负荷时，污水可能倒灌至地下室，而持续潮湿的条件则可能使昔日沼泽地区的地下水位升至接近地表。（environnement.brussels）

中世纪的起源与城市发展

Brosella 这一名称见于695年与康布雷教会管辖区有关的记载，但关于十世纪以前当地聚落的证据仍很有限。通常所说的布鲁塞尔建城时间——约979年——指的是它成为公爵据点的时期，而非在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上新建城镇。下洛塔林吉亚公爵查理在此设立居所；据传统说法，他还将圣古都拉的圣髑迁至塞讷河一座岛上的圣高热里克小堂。此后，宗教机构又为聚落发展提供了另一处中心：1047年，兰贝尔二世伯爵在圣弥额尔教堂设立了咏礼司铎团，古都拉的圣髑也安置于此。这些彼此分立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早于后来以集市广场为中心的市政活动集中区。(treccani.it)

在中世纪，布鲁塞尔发展成为布拉班特公国的重要城镇，毛呢生产在其商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一产业依赖一系列专业化工序：商人向手工业者供应羊毛，梳毛工、纺纱工、织工、缩绒工和染工则负责加工原料并完成织物的后续处理。缩绒工和染工集中在塞讷河附近，而织造业在沙佩勒区尤为发达。1289年，约翰一世公爵正式承认了毛呢行会。毛呢交易大厅为交易提供了专用场所；随着产业面临竞争加剧和质量下降的问题，1377年任命的市政监察员负责监督生产标准的执行。因此，手工业组织不仅将同业工匠聚集起来，还将制造业、贸易监管与城市治理联系在一起。(brussels.en-academic.com)

随着聚落不断扩张，城市先后修筑了多道环城防御工事。第一道石砌城墙全长约四公里，设有约四十座塔楼和七座城门。第二道城墙于1356至1357年间开工，到1383年分阶段建成，全长约八公里；其走向大致与后来的环城林荫大道一致。在扩建后的城镇内，大广场逐渐成为主要的商业和市政活动场所：有关这座广场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十二世纪。市政厅于1402年开始兴建，其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侧翼和塔楼矗立在集市旁，以宏伟的形象彰显市政权威。因此，广场上主要建于十七世纪末的建筑立面，应与其中世纪的起源和布局区别看待。(monument.heritage.brussels)

市政制度在世家大族与有组织的手工业团体之间的协商和冲突中逐步演变。1421年以前，由世袭城市贵族组成的“七大家族”垄断了重要市政职位。从这一年起，他们与手工业行会的代表共同承担治理职责；这些行会被编为九个联合组织，称为“民族团”。这一制度将行业团体的代表纳入治理体系，却并未赋予所有居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权。除这些内部制度外，布鲁塞尔还获得了正式的城市特权：其第一份城市特许状颁于1229年，而1356年适用于整个布拉班特的《欢庆入城宪章》，则构成了规范公爵与各城镇关系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mannekenpis.brussels)

公爵宫廷在商业城区上方的库登山逐渐发展起来。宫廷住所始建于十二世纪；在十三世纪，布拉班特诸公爵使布鲁塞尔承担了日益重要的政治中心职能。1430年，好人菲利普继承布拉班特，并将布鲁塞尔确立为其勃艮第领地的主要中心之一。市政投资有助于确保宫廷留驻：1452至1460年间，城市在宫殿内修建了用于典礼和宴会的宏大礼堂 Aula Magna。这项工程体现了城市资源与王朝统治之间的互动：市政府出资建造气派的宫廷设施，意在吸引统治者驻留，而统治者的宫廷及其外交活动又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政治重要性。(coudenberg.brussels)

1830 年革命与比利时建国

1830 年 8 月 25 日，皇家铸币局剧院上演歌剧《波尔蒂奇的哑女》，直接引发了布鲁塞尔的比利时革命。剧院的演出档案记载，观众对拉弗亚德和卡塞尔演唱的爱国二重唱《对祖国的神圣之爱》反应热烈，演出在第三幕中途被打断。当晚，城内爆发骚乱。这场起义反抗的是联合荷兰王国；该王国于 1815 年在威廉一世统治下，将尼德兰北部与南部合并为一国。9 月，动乱蔓延至南部其他城市。这场歌剧演出标志着布鲁塞尔起义的爆发，而非独立宣言的发布。（carmen.lamonnaie.be）

布鲁塞尔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战场和组织中心。志愿者从城外赶来：夏尔·罗日耶于 9 月 4 日率领一支队伍离开列日，9 月 7 日进入布鲁塞尔；来自阿特的支持者则于 9 月 11 日将一门旧火炮运入首都。荷兰军队于 9 月 23 日进入布鲁塞尔，经过数日战斗，于 9 月 26 日至 27 日夜间撤出。战斗期间成立的行政委员会逐渐发展为临时政府，其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罗日耶、西尔万·范德韦耶和路易·德波特。9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下令重建城内街垒，并要求守卫者保持动员状态。1830 年 10 月 4 日，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比利时独立。（arch.be）

新国家的建设通过在布鲁塞尔组建的各个机构逐步推进。11 月 3 日的选举产生了由 200 名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议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选民资格取决于纳税额或特定资质：约有 45,000 名男性拥有投票权，其中约 30,000 人参加了投票。国民议会于 11 月 10 日首次开会，并于 1831 年 2 月 7 日通过宪法。宪法确立了议会君主制，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立法须由民选的两院和国王共同参与。第 126 条明确规定，布鲁塞尔市为比利时首都及政府所在地。除承担这一国家层面的职能外，布鲁塞尔还是原南布拉班特省的省会。该省在独立后改称布拉班特省，下辖布鲁塞尔、鲁汶和尼韦勒三个行政区。（belgium.be）

1831 年 7 月 21 日，利奥波德一世在布鲁塞尔皇家广场宣誓遵守宪法，成为比利时人的第一位国王。因此，他的即位是在前一年 10 月宣布独立及当年 2 月通过宪法之后。这场典礼使首都成为新君主制的开创之地。典礼后来获得的纪念意义，应与其最初举行的日期区别开来：直到 1890 年，7 月 21 日才成为比利时国庆日，取代了此前与 9 月战斗有关的庆祝活动。布鲁塞尔的国会纪念柱也以永久性建筑的形式，纪念王国的革命与宪政根基。这座纪念柱由约瑟夫·普拉尔设计，利奥波德于 1850 年为其奠基，1859 年正式揭幕。（lachambre.be）

利奥波德统治时期的城市改造延续了独立前已有的项目，而非始于 1831 年的一项王室计划。拿破仑于 1810 年下令以林荫大道取代 14 世纪的城墙；工程在 1814—1815 年间一度中断，随后于 1818 年举行的设计竞赛选中了让-巴蒂斯特·维夫坎的方案。工程于 1819 年从安特卫普大道开始，逐步沿城市周边推进。哈勒门与安德莱赫特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于 1830—1831 年拆除。因此，国家首都的确立，恰逢城市从城墙围护向以林荫大道为骨架的城市规划转变的既有进程；此后，国会纪念柱等纪念建筑又将新国家的制度象征融入城市公共空间。（monument.heritage.brussels）

大都会扩张与双语地位的确立

19世纪的城市化使布鲁塞尔周边村庄逐渐发展为连成一片的郊区，但通常并未撤销这些地方的市镇政府。工业岗位吸引移民迁入外围市镇，而1860年7月20日取消城市的入市税（octroi，即对运入城内的货物征收的税），则消除了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一道重要障碍。城市扩张既包括有选择地兼并部分地区，也包括跨越既有行政边界开展建设：1864年4月21日的一项王室法令将路易丝大道和康布尔森林公园划入布鲁塞尔市，使其面积增加了250公顷。这座公园于1862年由爱德华·凯利希设计建成。不过，这些扩展并未形成一个涵盖整个不断增长的城市地区的统一市镇。(shs.cairn.info)

行政上认定的布鲁塞尔城市群在1878年包括9个市镇，1932年为16个，1954年增至19个，各组成市镇均保留自治权。这一过程并非持续不断的扩张：1921年的语言立法认定了17个市镇，其中包括圣斯蒂文斯-沃吕韦；但由于该地法语人口比例低于适用门槛，1932年的安排将其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拉肯、哈伦和下奥弗-亨贝克于1921年并入布鲁塞尔市。因此，历史上的行政城市群既不同于中心市镇，也不同于依据聚居格局和经济联系界定的更广阔的都会区。(briobrussel.be)

1932年6月28日的行政语言法巩固了布鲁塞尔特殊的法语—荷兰语双语制度，而非首次引入面向公众的双语沟通。在周边语言区，行政事务主要使用荷兰语或法语；布鲁塞尔各市镇则以两种语言向公众发布信息。各市镇仍可自行选择内部工作语言，而几乎所有市镇都选择了法语。该法将市镇的语言安排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挂钩：当某一语言少数群体的人口比例达到30%时，市镇就必须以该群体的语言提供公共服务；而占多数的语言群体发生变化，则可能导致市镇行政语言的改变。因此，法定双语制规定的是机构的义务，并不要求每位居民都会说两种语言。(briobrussel.be)

1947年语言普查的结果直到1954年才公布，为最后一次扩张提供了依据。埃韦雷、甘斯霍伦和圣阿加特-贝尔赫姆（Berchem-Sainte-Agathe/Sint-Agatha-Berchem）的普查结果均显示法语人口占多数，因此加入双语城市群，使其成员增至19个。德罗亨博斯、韦默尔、克拉伊内姆和林克贝克则获得了为当地法语少数群体提供服务的相应安排，但没有并入布鲁塞尔。1961年7月24日，法律废除了语言普查；随后，1962至1963年的立法划定了语言区边界，并确认了由19个市镇组成的布鲁塞尔首都双语区。(briobrussel.be)

居民双语能力的发展与语言使用逐渐转向法语的趋势并行。法语与行政事务、社会认可及社会晋升之间的联系，促使使用荷兰语方言的人学习法语；有时，这又成为下一代转向以法语为主要用语的前奏。《布鲁塞尔的城市双语现象》所收录的历史数据表明，仅使用荷兰语的人口比例从1866年的46.2%降至1947年的约9%，而仅使用法语的人口比例则从19.3%升至约37%。不过，双语能力与日常惯用语言是不同的衡量指标：从1910年起，普查也会询问掌握多种语言的受访者最常使用哪种语言。由于问题设置不断变化，语言类别又由受访者自行申报，这些记录反映的是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转移总体趋势，而非标准化语言能力测试的结果。(briobrussel.be)

两次世界大战与占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于1914年8月20日进入布鲁塞尔。占领之初，双方并未为争夺这座城市而交战：美国驻比利时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报告称，德军平静地进入市区，城内秩序井然。因此，布鲁塞尔没有像比利时西部部分地区那样遭受大规模战火破坏，但占领仍带来了物资征用、种种限制和经济困境。比利时的行政机关继续在德国监督下运作。市长阿道夫·马克斯以和平方式抵抗占领者，力求在不招致报复的前提下维护市政利益。(history.state.gov)

粮食短缺成为第一次占领期间的主要问题。1914年9月成立、由欧内斯特·索尔维担任主席的全国救济与粮食委员会，依靠捐款和志愿者的劳动组织物资分发。该委员会与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合作；后者于1914年10月在埃米尔·弗朗基和赫伯特·胡佛的推动下成立，借助外交保护保障粮食进口。这一安排将国际采购与比利时国内的分发网络衔接起来，在正常贸易和物资供应中断时帮助维持平民的生计。然而，德国的物资征用以及将男子遣送出境从事强迫劳动的做法，仍给民众增添了负担。(14-18.bruxelles.b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于1940年5月17日再次占领布鲁塞尔。这座城市成为管辖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占领当局总部所在地。5月31日，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获任军事总督；埃格特·雷德尔则领导负责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的行政班子。德国人起初并未逐一取代比利时各行政机关，而是主要通过监督实施统治：原有当局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相应的德国机构则对其进行监督，并强制推行占领法令。这套制度使德国能够以相对有限的人手实施控制，也让比利时官员陷入两难：既要维持公共服务，又要应对服务于德国战争需求的要求。(racine.be)

占领也使布鲁塞尔卷入了纳粹大屠杀的运作体系。1942年，代理市长朱尔·库尔斯特拒绝让市政当局参与分发强制佩戴的黄色星形徽章，随后，市长联席会议也拒绝了要求警方协助搜捕的请求。这些拒绝并未阻止德国的迫害。1942年9月3日，德国警察在马罗勒区及周边街道逮捕了718名犹太人，将他们押送到梅赫伦的多辛兵营；那里是向奥斯维辛遣送人员的中转站。这些人中仅有18人幸存。尽管市警察没有按要求提供有组织的协助，但两名布鲁塞尔警察仍被当场征调，协助封锁街道。此后，当地援助网络帮助部分犹太人藏匿起来。(belgiumwwii.be)

市政体制重组成为占领当局的另一项统治工具。1942年9月27日公布的一项法令将19个市镇合并为“大布鲁塞尔”，由扬·格劳尔斯领导的通敌行政班子管辖。其成员包括弗拉芒民族主义政党弗拉芒民族联盟（VNV）和雷克斯主义运动的代表。布鲁塞尔的合法行政班子拒绝配合权力移交，而原有市政官员仍对日常行政事务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解放后，这一合并被撤销：它既未永久废除各个独立市镇，也未直接建立后来的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抵抗运动还通过地下出版活动展开斗争。1943年11月9日，独立阵线通过布鲁塞尔人流密集的报摊散发《假晚报》；这是一份仿照德国控制下的《晚报》制作的讽刺性报纸。(belgiumwwii.be)

英军于1944年9月3日解放布鲁塞尔。当晚，近卫装甲师威尔士近卫团的坦克抵达市中心，随后到来的是比利时皮龙旅的部队，其参战由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安排。居民涌上主要街道和大广场，欢迎归来的军队。解放结束了德国的控制，使占领前的市政体制得以恢复，各个独立的地方当局取代了强行设立的大布鲁塞尔行政机构。(belgiumwwii.be)

联邦化与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设立

1970年的宪法修订为设立弗拉芒、瓦隆和布鲁塞尔三个大区奠定了基础，但并未立即在布鲁塞尔建立实际运作的大区机构。此次修宪还承认了三个文化共同体，开启了比利时从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国家转型的进程。这是两种不同的自治形式：共同体负责语言和文化事务，大区则主要承担地域治理和经济方面的职责。这一区分反映了不同群体的诉求，尤其是弗拉芒人对文化自治的期望，以及瓦隆人和布鲁塞尔法语使用者对经济自治的要求。因此，布鲁塞尔被纳入大区框架后，过了近二十年才拥有自己的民选大区治理机构。(belgium.be)

作为一项过渡安排，布鲁塞尔城市联合体于1971年成立，负责协调19个市镇的公共服务。其职责包括交通、公共环境卫生和规划，但它并非宪法改革所设想的自治大区。1980年8月8日的特别法为弗拉芒和瓦隆建立了大区机构，却仍未解决布鲁塞尔的制度安排问题。弗拉芒将大区机构与共同体机构合并；瓦隆大区与法语共同体则保留了各自独立的机构。布鲁塞尔的安排之所以迟迟未能落实，涉及其在逐步形成的联邦体制中的地位：法语一方主张建立一个自治的第三大区，而弗拉芒代表则要求保障荷兰语使用者的权益，并维持布鲁塞尔与弗拉芒共同体之间的制度联系。在此期间，布鲁塞尔的大区事务仍由国家政府内部的行政机制管理。(oecd.org)

经1988至1989年的谈判，第三次国家体制改革确立了布鲁塞尔的制度安排。1989年1月12日《关于布鲁塞尔机构的特别法》在19个市镇的辖域内设立了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建立其立法和行政机构，并将城市联合体的职责移交给新的大区机构。该法的日期标志着大区在法律上的正式成立；随后，首次大区选举于1989年6月18日举行，选出了布鲁塞尔大区议会的75名议员。夏尔·皮凯于1989年7月12日出任首任大区政府首席部长。这些是不同的阶段：1970年获得宪法承认，1989年1月依法成立，以及同年夏季民选机构正式就任。(ibsa.brussels)

1989年的制度安排将地域自治与对两个官方语言群体的保障结合起来。布鲁塞尔设立了一个议事机构——后来改称议会——以及一个政府，而法语和荷兰语共同体机构仍负责首都的共同体事务。其大区立法采用的是条例形式，而非其他大区采用的法令形式。同一次改革还扩大了共同体在教育方面的职责，以及大区在交通和公共工程方面的职责，使新成立的布鲁塞尔大区治理机构拥有实质性的政策职能，而不只是协调市镇事务的权力。1993年，即布鲁塞尔建立大区机构四年后，比利时宪法正式将该国界定为由共同体和大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hooghe.web.unc.edu)

此后的改革对1989年的制度框架作了修订。通过2001年7月13日的两项特别法实施的《兰贝蒙协议》和《隆巴尔协议》，进一步移交了包括地方政府组织部分事务在内的职责，扩大了大区的征税权限，并调整了布鲁塞尔各机构的运作方式。第六次国家体制改革于2012至2014年分阶段实施，进一步移交了就业、卫生、社会救助和家庭津贴方面的职责。此次改革还调整了布鲁塞尔的财政安排，对特定的收入缺口，以及与交通出行、治安和首都国际职能相关的支出提供补偿。此次改革中的主要职责移交于2014年7月1日生效。(oecd.org)

地区政治制度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议会是大区的立法机关，共有89名议员，任期五年，其中72名由法语候选人名单选出，17名由荷兰语候选人名单选出。这两部分议员在同一议会内组成不同的语言组，而非代表不同的地域选区。议会通过大区立法，主要形式为条例，并批准预算，通过向部长和国务秘书提出质询及提出不信任动议来监督行政机关。各项议题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前，由常设委员会审议立法并监督特定政策领域。大区议会和政府是在1988至1989年的国家体制改革期间设立的。(be.brussels)

大区政府由一名首席部长和四名部长组成；除首席部长外，四名部长中有两名法语使用者和两名荷兰语使用者。另有三名大区国务秘书协助行政工作，其中至少一名必须使用荷兰语。政府成员由议会选举产生，议员出任部长后，其议席由所属选举名单中的候补人员接替。四个部长职位在两个语言组之间平均分配，与两组在议会中席位数量不均的情况不同。部长和国务秘书各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具体分工载于政府命令。(be.brussels)

大区的职责主要涉及辖区事务和经济，包括就业、住房、城市规划、交通、公共工程、环境保护、水务政策、能源及经济发展，也包括大区职权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对外关系。大区的交通管理权限不涵盖国家铁路运营商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SNCB/NMBS）。此外，布鲁塞尔还承担从原布鲁塞尔城市聚集区继承的职能，包括垃圾收集与处理、消防、紧急医疗援助和出租车管理。这些职责使大区行政机关有别于负责文化、教育及个人援助等事务的共同体机关。(be.brussels)

19个市镇各自保有议会、市镇长以及由市镇长和市镇行政委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市镇议员每六年选举一次；例如，2024年10月13日的选举在埃特贝克选出了35名议员。市镇议会通过地方规章、预算和决算，并选举市镇行政委员，市镇长则由大区政府任命。行政委员会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并执行议会决议。市镇职责包括民事身份和人口登记、地方道路、公共秩序、初等教育，以及特定的规划和环境许可。市镇自治得到宪法承认，但须接受包括大区在内的上级机关监督。因此，市镇开办学校并不意味着它是负责整个教育体系的主管机关。(etterbeek.brussels)

共同体事务由三个在法律上彼此独立的委员会负责。它们的议事机构和行政机关由大区民选代表组成，但并非大区政府本身的组成机关。法语共同体委员会（COCOF）服务于法语共同体机构；弗拉芒共同体委员会（VGC）则支持荷兰语服务及机构。两者的权限并不相同：1993年议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权力移交，使法语共同体委员会获得了职业培训、部分医疗卫生及社会援助等特定领域的职责。共同共同体委员会的法语简称为COCOM，荷兰语简称为GGC，负责直接适用于个人的事务，以及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机构事务，包括公共社会福利中心、医院和照护服务。其行政机关称为联合行政委员会，各项职责均由一名法语成员与一名荷兰语成员共同承担。居民使用共同体服务时，无须登记永久归属于某一语言共同体。(be.brussels)

欧盟与国际机构中心

布鲁塞尔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因为各机构的工作逐渐集中于此，而非因为它被指定为欧洲唯一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58年开始运作后，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的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布鲁塞尔；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首次会议于1958年1月25日举行，由比利时外交大臣维克托·拉罗克主持。此后，议会也逐步扩大在布鲁塞尔的活动，以便与这些机构沟通协作。成员国于1992年12月11日至12日在爱丁堡达成协议，正式确定了各机构驻地的分布，其中布鲁塞尔为委员会和理事会的所在地。因此，“欧洲首都”描述的是布鲁塞尔在欧洲联盟中的实际作用，并不意味着条约将其确立为唯一的首都。(consilium.europa.eu)

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贝尔莱蒙大厦，而欧罗巴大厦自2017年1月起成为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的主要驻地。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欧洲理事会由各国领导人组成，欧盟理事会则由各国部长组成。欧罗巴大厦项目于2004年获批，旨在适应欧盟扩大以及峰会集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需要。不过，各机构的驻地仍分布在不同城市：理事会在4月、6月和10月于卢森堡开会。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委员会会议、党团会议及额外的全体会议，但其正式驻地位于斯特拉斯堡，每年十二次按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会期也安排在那里；其秘书处的正式驻地则在卢森堡。(commission.europa.eu)

布鲁塞尔还设有两个咨询机构，将欧盟立法与各类利益团体及地方政府联系起来。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代表雇主组织、工人组织和其他利益团体。欧洲地区委员会代表区域和地方政府；对于涉及这些政府的特定事项，包括交通、教育、能源以及经济和社会凝聚力等领域的立法，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必须征询其意见。这些咨询机构与主要机构一道，使布鲁塞尔成为各类代表经常会面的场所；这些代表参与欧洲政策制定，但并不属于欧盟的中央行政或立法机构。(european-union.europa.eu)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构成了布鲁塞尔国际活动的另一条主线。法国于1966年退出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后，北约的政治和行政总部于1967年从巴黎迁至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总部于1967年10月16日启用，2018年，北约迁入位于利奥波德三世大道的新总部建筑群。这里设有北大西洋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团、伙伴国使团，以及国际文职和军事工作人员。北约在2024年3月发布的机构介绍中指出，总部约有4,000名全职人员，每年举行约6,000场会议。该总部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并非同一机构；后者于1967年迁至蒙斯附近，而非布鲁塞尔。(nato.int)

机构的集中为外交使团、区域代表机构、游说办事处、政策研究机构和国际媒体构成的庞大网络提供了支撑。布鲁塞尔欧洲与国际组织事务专员办公室的2023年年度报告列出了约300个区域和地方代表机构、3,887个已登记的游说办事处，以及25个联合国区域办事处或联络处。报告指出，欧盟机构、外交部门、政府间组织和欧洲学校合计直接提供约52,000个就业岗位——这一数字对应的是特定范围的就业类别，并非所有与国际事务有关的工作的总数。当地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2005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布鲁盖尔研究所。大区专员办公室设有机构联络服务，负责联系国际组织与大区及地方政府；其外籍人士接待服务台则为国际社群提供行政事务支持。(commissioner.brussels)

人口与社会结构

截至2026年1月1日，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登记居民人数为1,255,834人，而不只是估算的125万至126万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7,732人。这些数据涵盖大区内的19个市镇，并非仅指布鲁塞尔市，也不包括范围更广的都会区。都会区的人口总数取决于所采用的边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4年的区域评估报告中指出，2022年，布鲁塞尔功能性城市区的人口占比利时总人口的28.6%，远超250万人。这类依据通勤联系划定区域得出的人口总数，不能与行政大区的人口直接比较。(ibsa.brussels)

布鲁塞尔的人口年龄结构比比利时全国更年轻。截至2026年1月1日，65岁及以上人口占大区总人口的13.36%，全国的相应比例为20.67%；1996年，布鲁塞尔的这一比例为17.37%。其老年抚养比，即每100名20至64岁居民所对应的65岁及以上居民人数，为21.16，全国则为35.94。不过，人口相对年轻并不意味着生育水平会持续上升。2024年，大区的总和生育率为每名女性1.34个孩子，全国为1.44个。这项指标表示，假设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在一名女性的整个育龄期内保持不变，她一生将生育的孩子数，而非实际观察到的已完成生育家庭的子女数。(statbel.fgov.be)

人口变化由三种不同的人口收支构成：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国际移入人数减去移出人数，以及布鲁塞尔与比利时其他大区之间的人口迁移。2025年，布鲁塞尔人口自然增长5,103人，国际净移入13,988人，但国内迁移造成净流失18,553人。因此，经统计调整后，其登记人口仅增加39人。布鲁塞尔是当年比利时唯一人口自然增长为正的大区。这些数据表明，由出生和国际迁移推动的长期人口增长，与2025年记录到的人口近乎停滞，是两种不同的情况。(statbel.fgov.be)

2026年1月，不具有比利时国籍的居民占总人口的36.7%；仅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就占23.1%。国籍与出生地反映了这种人口多样性的不同维度：布鲁塞尔居民中有50.57%出生于比利时，也就是说，近一半居民出生于国外。官方国籍统计将所有持有比利时国籍的人归为比利时人，包括双重国籍者，因此，外籍人口比例并不能反映所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2025年1月，人数最多的五个外籍群体分别为法国、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和摩洛哥公民，人数依次为71,597人、46,518人、37,222人、33,276人和32,699人。(ibsa.brussels)

2026年1月，大区共有580,628个私人住户，平均每户2.1人。单人住户占总数的46.8%，单亲住户占11.7%。这些住户比例不应与居民比例混淆：在统计中，一个单人住户和一个大家庭都各算一个单位。(ibsa.brussels)

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布鲁塞尔统计与分析研究所（IBSA）针对2016年开展的街区分析显示，收入中位数最低的地区位于内城区的“贫困新月带”，最高的地区位于东南部，尤其是其外围街区，而西部外围地区则处于中间水平。《2025年社会晴雨表》报告指出，约23%的布鲁塞尔居民面临收入贫困风险，弗兰德斯和瓦隆的相应比例分别为7%和13%。报告还指出，比利时收入最低的十个市镇中，有六个位于布鲁塞尔，分别为圣若斯-滕-诺德、莫伦贝克-圣让、安德莱赫特、库克尔贝赫、斯哈尔贝克和布鲁塞尔市。截至2025年1月1日，共有47,304名居民领取社会融入津贴，反映出大区内收入援助需求的规模。(ibsa.brussels)

语言格局

法语和荷兰语是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两种官方语言，其下辖的全部19个市镇均属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首都双语区。这一地位规范的是公共行政事务，并不要求每位居民都能使用两种语言。市镇的公共告示一般必须同时以法语和荷兰语发布；与居民个人沟通时，则必须使用相应的官方语言。大区政府各部门同样以两种语言发布信息，在处理个人事务时，通常使用居民选择的法语或荷兰语。服务于特定语言社群的机构则适用不同的安排：例如，市镇所属的荷兰语图书馆以荷兰语作为行政用语。(vlaanderen.be)

法语仍是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但其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说法语。第五次布鲁塞尔语言晴雨表调查的结果于2024年5月公布，调查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2,500名成年居民样本。调查衡量的是受访者自评的口语能力，将“掌握”界定为达到良好或优秀水平，而不是通过独立测试确定的流利程度，也不是母语身份。2024年，8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法语达到这一水平，英语和荷兰语的相应比例分别约为47%和22%。法语掌握率已从2001年首次调查时的约96%下降，而英语则成为掌握人数第二多的语言。这些相互重叠的百分比反映的是居民掌握的语言组合，而非彼此排斥的人口群体。(multilingualism.brussels)

从整个调查时期来看，荷兰语的掌握率有所下降，但并非持续下滑：自报荷兰语达到良好或优秀水平的比例从2001年的33.3%降至2018年的16.3%，随后在2024年回升至22.3%。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回升与来自弗兰德斯的迁入人口及荷兰语授课教育有关。教育背景也揭示了两种官方语言掌握程度的不对称：在曾就读于布鲁塞尔法语学校的受访者中，6.5%表示会说荷兰语；而在曾就读于荷兰语学校的受访者中，83%表示会说法语。因此，部分人口的法语—荷兰语双语能力减弱，与其他群体的双语能力提升同时存在。(vgc.be) 荷兰语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第五次语言晴雨表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一的工作场景经常或始终使用荷兰语，通常与法语或英语并用。参加荷兰语课程的人中，有一半表示学习原因与工作有关。(briobrussel.be)

家庭语言的使用格局远远超出了官方双语框架。2024年的调查记录了104种语言，而首次语言晴雨表调查仅记录了72种。童年家庭仅使用一种语言的类别中，法语仍占最大比例，但其占比已从2001年的51.8%降至2024年的41.3%。(vub.be) 约一半居民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家庭中长大，三分之一则在既不使用法语也不使用荷兰语的家庭中长大。(briobrussel.be) 调查中排名前十的其他语言包括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因此，家庭用语、习得的语言能力和实际会话中的语言使用，体现了这座城市多语现象的不同维度。(vub.be)

英语在国际组织和企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广泛用作居民之间的沟通语言。欧盟委员会的新来者指南指出，许多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雇主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而其他行业则使用法语和／或荷兰语。不过，英语在大区或市镇行政事务中并不具有与两种官方语言同等的地位。(commission.europa.eu) 语言晴雨表调查显示，法语—英语是工作场所最常见的语言组合，并记录到居民与市镇工作人员口头交流时，在使用官方语言的同时，英语的使用也日益增加。这种实际运用中的灵活性，与法定的法语—荷兰语语言制度是两回事。(briobrussel.be)

经济结构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经济产出极高，居民收入却相对低得多。2023年，该大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33亿欧元，按居民人数计算，人均为82,052欧元；其人口占比利时总人口的10.7%，却创造了全国17.3%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区的行政边界有助于解释这一差异：跨区通勤者创造的产出计入布鲁塞尔，而其家庭收入则归入居住地所在的大区。2024年，约有252,200名劳动者从弗拉芒大区、147,600名劳动者从瓦隆大区前往布鲁塞尔工作。因此，按居民人数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生产活动的集中程度，而非布鲁塞尔家庭的平均富裕程度。(ibsa.brussels)

2025年发布的区域经济展望估计，2024年布鲁塞尔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约为25,200欧元，瓦隆大区为25,500欧元，弗拉芒大区则为30,000欧元。布鲁塞尔内部的收入差异也相当显著。比利时统计局依据行政数据计算的等值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根据家庭成员构成调整后的收入指标；2023年，圣若斯滕诺德的这一数值为20,862欧元，而圣皮埃尔沃吕韦为34,305欧元。在这座国际化城市，解读收入指标尤其需要谨慎：免缴比利时所得税的国际组织雇员，其薪资不体现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中，但会纳入覆盖范围更广的可支配收入核算。因此，基于税务数据的收入统计可能夸大布鲁塞尔与其他大区之间的差距，但这并不否定低收入居民集中分布于此这一有据可查的事实。(ibsa.brussels)

服务业在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服务业占大区总增加值的92.8%，第二产业占7.2%，农业所占比例则微乎其微。金融和保险业贡献了18.7%，公共行政占13.8%，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占10.5%，信息和通信业占7.8%。这些数据表明，布鲁塞尔不同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其主要经济活动涉及行政管理、金融中介、专业知识和商业服务。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贡献较小，为1.9%，与其他旅游业活动共同构成面向访客的经济活动。(ibsa.brussels)

欧盟、北约以及更广泛的外交领域既直接提供就业，也带动了对配套服务的需求。大区政府认为，布鲁塞尔超过五分之一的就业和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与欧洲及国际事务领域有关；这一估算涵盖该领域更广泛的经济影响，而不只是相关机构本身的雇员。国际机构的集中分布也影响着住房需求。法学学者尼古拉·贝尔纳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机构办公楼开发以及欧盟雇员的购买力如何推高租金和房价，尤其是在欧洲区周边。该研究同时强调，不能将这一影响视为全市住房价格上涨的完整解释。(be.brussels)

大区政策致力于扩大研究与开发，同时将创新与就业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大区科研资助机构Innoviris负责实施《2021—2027年区域创新计划》，该计划围绕先进数字技术和五大主题领域展开：具有韧性的建筑与基础设施、资源效率、可持续的城市流动、健康与个性化照护，以及社会与公共创新。这一框架将科研支持与能源使用、出行和社会包容等挑战相联系，而不局限于技术发展本身。其“研发项目”计划为在大区内开展业务的企业提供资助，覆盖符合条件的成本的15%至70%，支持工业研究、试验开发，以及流程或组织创新。这些政策工具在布鲁塞尔既有的行政和金融职能之外，支持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发展。(innoviris.brussels)

城市空间与历史城区

布鲁塞尔的历史中心位于小环线林荫大道围合的不规则五边形区域内，通称“五角区”。这里的街道格局保留了中世纪先后修建的两道城墙的痕迹，而非一次统一规划的产物。第一道城墙建于13世纪初，全长约4公里，环绕河畔聚落、市场区和东侧丘陵。现存遗迹包括安内森斯塔、圣凯瑟琳教堂附近的黑塔，以及维莱街的城墙和塔楼。第二道城墙建于1350年代中期至1370年代末，周长增至约8公里，约为原来的两倍，并向南延伸，将人口稠密的奥特街地区纳入其中。两道城墙之间的大片区域起初仍是田地、果园及其他未开发土地。(visit.brussels)

下城与上城的区分，既反映了地形差异，也体现了城市功能在历史上的分布。在塞讷河谷，商业活动集中于大广场周边，市场和各类会馆与市政建筑相伴发展。在东侧高地，库登贝格的公爵宫吸引了贵族、宫廷官员和富裕居民；萨布隆随后也成为另一处贵族住宅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地各自都是社会构成单一的区域：南部的奥特街和沙佩勒街区聚居着大量手工业者，尤其是织工，其他行业则集中于特定街道和水道附近。由此形成的城市肌理将商业、政治中心与各行业聚居街区交织在一起，并通过穿越河谷与丘陵之间坡地的道路相互连接。(monument.heritage.brussels)

19世纪的城市规划改变了市中心的边界及其内部交通格局。1818年举行规划竞赛后，原有的外围防御工事逐步被宽阔的林荫大道取代；工程于1819年从安特卫普大道开始，到1840年完成整圈道路。这些大道最初被设计为散步道，确立了五角区延续至今的轮廓。另一项改造工程则贯穿下城：在市长朱尔·安斯帕赫任内，建筑师莱昂-皮埃尔·叙伊斯的方案于1867—1871年间将约2公里长的塞讷河河段覆盖起来，并在其两侧修建砖砌污水干管。在这一工程走廊上方，宽28米的笔直大道构成了南北轴线，并在通往北站的路段分叉。安斯帕赫大道、莫里斯·勒莫尼耶大道、阿道夫·马克斯大道和埃米尔·雅克曼大道，以连续的临街建筑、广场和宏伟的商业建筑，取代了原先以河流为中心的城市景观。(monument.heritage.brussels)

在五角区之外，欧洲机构的发展使欧洲区形成了另一种城市形态。该区于1837年建立，最初是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住宅区；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后，随着欧洲机构进驻，这里逐渐转变为办公区。Perspective.brussels将这一规划区域界定为约260公顷，横跨布鲁塞尔市、埃特贝克和伊克塞勒。大型机构建筑群和办公楼群与住宅街道、历史商业广场及公园并存。相关规划举措力求通过增设住宅和商店、打通现有街区之间的通道，以及改善利奥波德公园与五十周年纪念公园之间的步行连接，恢复该区功能的多样性。(perspective.brussels)

车站周边地区展示了另外两种城市更新形式。在布鲁塞尔北站周边，1967年2月17日获批的“曼哈顿计划”重建了53公顷建筑密集、功能混合的城区，使约11,000名居民迁离。办公高楼、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以及宽阔的阿尔贝二世大道和玻利瓦尔大道，共同塑造了一个与旧街区截然不同的商务区。在布鲁塞尔南站（亦称米迪站）周边，车站扩建和南北铁路联络线将周围区域切割成彼此连接不畅的小片区。后来，与高速铁路终点站相关的房地产再开发，又将部分传统的住宅与商业混合街区转变为行政办公中心。丰斯尼大道、库韦尔特街和奥尔塔广场分别构成车站不同侧面的边界，因此，车站出入口、周边街道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地更新规划的核心议题。(perspective.brussels)

交通与基础设施

布鲁塞尔的城市公共交通主要由布鲁塞尔公共交通公司（STIB-MIVB）运营，其交通网络由布鲁塞尔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组成。地铁共有四条线路，分别为1号线、2号线、5号线和6号线，将市中心与斯托克尔、安德莱赫特和海瑟尔高地等地区相连。据运营方公布的数据，2024年地铁路网总长39.78公里，共有69座地铁站，有轨电车路网总长151.80公里；由于各条线路存在共用区段，这些基础设施的长度与逐条线路长度相加所得的总数不同。有轨电车路网中有95.73公里采用专用路段，包括隧道，使电车运行与普通道路交通分离。地下有轨电车系统被称为“预地铁”（premetro），其起点是1969年开通的舒曼至德布鲁凯尔区段。(stib-mivb.be)

范围更广的大都会区公共交通由多家运营商共同提供，并非单一的区域交通网络。德莱恩公司（De Lijn）和TEC公司的服务补充了STIB-MIVB的网络，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SNCB-NMBS）则提供市郊和城际列车服务。Brupass车票可在划定的布鲁塞尔区域内通用于这四家运营商的交通服务；Brupass XL将通用范围扩大至周边市镇，但部分机场交通服务有特别规定。布鲁塞尔S线市郊铁路网共有12条线路，服务144座车站，将首都内的各街区与大区行政边界以外的城镇相连。这些列车可与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换乘，使铁路既能满足本地出行需求，也能服务于周边地区的通勤。(stib-mivb.be)

主要火车站为布鲁塞尔北站、布鲁塞尔中央站和布鲁塞尔南站，南站也称Bruxelles-Midi或Brussel-Zuid。1952年开通的南北铁路连接线通过穿越市中心的地下线路将北站与南站相连，成为比利时铁路网的一条主要干线。(belgiantrain.be) 布鲁塞尔南站是主要的国际高速铁路门户，欧洲之星列车从这里通往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欧洲之星或ICE列车则通往科隆。(eurostar.com) 航空交通与铁路系统直接衔接：布鲁塞尔机场扎芬特姆站位于机场航站楼下方，有列车直达布鲁塞尔的三座主要火车站。据机场运营方介绍，前往布鲁塞尔中央站的车程约为18分钟。(brusselsairport.be)

水运基础设施最初依托于塞讷河上的早期城市港口发展，后来商业航运逐渐转移至运河。通往沙勒罗瓦的运河于1832年开通，将布鲁塞尔与南部的煤炭和钢铁产区相连；此后，通往安特卫普的北部运河经过扩建，海船也得以驶入。两条水道在圣克特莱特广场交汇。(port.brussels) 布鲁塞尔港负责管理大区内的运河及相关港口基础设施。运河在布鲁塞尔境内的长度超过14公里，服务于占地116公顷的港区，码头岸线总长约8.67公里。它至今仍是货运和城市配送通道，与大部分河段已被覆盖的塞讷河不同。(port.brussels)

道路空间分配、过境交通和停车问题由大区和各市镇通过城市规划加以处理。2020—2030年的“Good Move”大区交通规划旨在营造更安静、交通更平缓的街区，减少过境交通，并调整街道布局，包括缩窄车行道和采取降低车速的措施。(data.mobility.brussels) 自2021年1月1日起，除指定的主要道路外，普遍限速为每小时30公里。停车管理采用收费分区和许可证制度；例如，布鲁塞尔市的舒曼、欧洲及广场片区内设有两套不同的收费标准。(mobilite-mobiliteit-brussels.prezly.com) 大区还通过2018年设立的低排放区管理车辆通行，限制污染较严重的车辆上路行驶。(lez.brussels)

文化、建筑与艺术

布鲁塞尔大广场融合了市政与商业建筑，并非单一历史风格的代表。哥特式市政厅在周围的行会建筑群中格外醒目，这些建筑的立面融入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元素。1695年8月，法国军队的炮击摧毁了广场周边的大多数房屋；随后的重建保留了广场的布局，同时塑造了如今许多装饰华丽的建筑特色。这些立面彰显了城中商业行会的地位，不过许多建筑后来转作其他用途。始于1840年的修复工程，以及19世纪后期采用历史主义手法的重建，也共同塑造了今天所见的建筑群。广场于1998年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它既记录了近代早期的商业文化，也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建筑保护理念。（brussels.be）

19世纪90年代，布鲁塞尔成为新艺术运动的重要中心，维克多·奥尔塔的作品尤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设计的塔塞尔宅邸于1894年竣工，通过相互连通的空间、外露的金属构件和自然光的分配，突破了传统城市住宅的布局方式。曲线装饰并非仅仅附着于立面，而是与结构构件融为一体：楼梯、支撑构件、玻璃构造和室内装饰构成了协调统一的设计。塔塞尔宅邸、索尔维宅邸、范埃特韦尔德宅邸，以及奥尔塔自宅与工作室这四处住宅，于2000年共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装饰，还在于材料、流线与采光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住宅建筑从19世纪的传统形式向新型空间布局的转变。（whc.unesco.org）

皇家铸币局剧院（La Monnaie／De Munt）在歌剧和音乐戏剧领域有着悠久而延续至今的机构历史。剧院由乔·保罗·邦巴尔达于1700年创办，其法语和荷兰语名称均源于原址上的铸币厂。路易·达梅姆设计的新剧院于1819年开放；1855年发生火灾后，约瑟夫·普拉尔重建了观众厅，原有的墙体、柱廊和山花则得以保留。1830年在此上演的奥贝尔歌剧《波尔蒂奇的哑女》，是比利时独立史上的重要事件。剧院于1963年成为国家歌剧院。1998年，剧院购入邻近建筑，将制作工坊和排练设施集中起来，使面向公众的演出与歌剧舞台呈现所需的专业制作工作紧密相连。（lamonnaiedemunt.be）

漫画文化从纸质漫画册延伸到了公共空间。布鲁塞尔的漫画壁画路线始于1991年，将放大的漫画场景和人物绘在建筑外墙上。丁丁、幸运的卢克、蓝精灵等角色，让原本普通的街道成为公共艺术的展示场所，将大众插画与街区景观联系起来。这些壁画作为文化作品，也需要得到解读：2021至2022年，布鲁塞尔研究所、ACME漫画研究小组和比利时漫画中心组织了由研究人员、业界人士及公民社会参与的讨论，结合当代社会的敏感议题，为某些作品，尤其是年代较早的壁画，提供背景解读。（visit.brussels）

巧克力制作与酿酒从实物与饮食层面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让·诺豪斯于1857年在王后拱廊开设店铺；他的孙子小让·诺豪斯于1912年研制出比利时夹心巧克力。创立于1900年的康蒂永则通过其啤酒厂和布鲁塞尔贵兹啤酒博物馆，保存了另一种手工艺传统。其贵兹啤酒由不同酒龄的兰比克啤酒调配而成：较年轻的啤酒为瓶内二次发酵提供糖分，较老的啤酒则带来熟成风味。瓶内熟成以缓慢、自然的方式产生二氧化碳，因此，调配与熟成是塑造这种啤酒特色的关键。（neuhauschocolates.com）

教育、科研与医疗

布鲁塞尔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法语授课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ULB）和荷兰语授课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VUB）。两校的共同前身由皮埃尔-泰奥多尔·韦尔哈根倡议创办，于1834年11月20日开学；VUB于1970年成为独立院校。两校至今仍秉持自由探究与独立学术研究的理念。ULB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其公布的数据显示，学生来自140个国家，国际学生占32%，国际博士生占50%。鲁汶天主教大学（UCLouvain）也在布鲁塞尔沃吕韦、布鲁塞尔圣路易和圣吉勒设有校区，为首都提供了ULB和VUB之外的大学教育资源。(vub.be)

1927年10月24日至29日，第五届索尔维物理学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亨德里克·洛伦兹主持，以“电子与光子”为主题，汇聚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维尔纳·海森堡、埃尔温·薛定谔和保罗·狄拉克等科学家。会议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与会者声名显赫，更在于对量子力学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表述进行了审视。讨论比较了路易·德布罗意的导波理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以及由马克斯·玻恩和海森堡发展、经狄拉克重新表述的矩阵力学。玻尔的互补原理探讨了看似互不相容的波动描述与粒子描述之间的关系。会议报告和讨论记录见证了科学家为确立这一新理论的概念基础所作的努力。(zenodo.org)

科学在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即1958年世博会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留存至今的地标建筑原子球塔将原子尺度的结构转化为一座巨型公共展品。工程师安德烈·瓦特凯恩将这座建筑构思为放大了1650亿倍的铁晶体晶胞；九个直径各为18米的球体组成了一座高102米的建筑。其设计将比利时的金属加工产业与当时人们对原子科学的兴趣联系起来。球体内部规划的展览着重展示原子能的和平应用；在冷战背景下，公众已意识到核武器的存在，这一议题因而受到明确关注。(atomium.be)

大学校区还将医学教育与临床诊疗及科研联系在一起。VUB的医学与药学学院和布鲁塞尔大学医院（UZ Brussel）同处于热特的健康校区。UCLouvain的布鲁塞尔沃吕韦校区汇集了三个学院、五个研究所和圣吕克大学医院，附近还设有莱昂纳多·达·芬奇高等学院及EPHEC等院校。这种集中布局使学生、科研人员和患者置身于共同的教育与医疗环境中；据UCLouvain公布的数据，沃吕韦校区的科研人员中，国际人员占40%。(vub.be)

布鲁塞尔的卫生系统由联邦与语言社群层级分工负责，而非由单一的大区机构统一管理。联邦层级的职责包括强制性医疗保险、医院预算、医疗专业人员和药品监管，以及患者权利。在布鲁塞尔，共同社群委员会的行政机构Vivalis负责医院、精神卫生、医疗转运，以及一线卫生和社会服务等事务。其卫生与社会观察站为公共卫生分析提供实证依据。《2024年布鲁塞尔健康概览》指出，男性预期寿命从1999—2001年的74.6岁上升至2017—2019年的79.3岁，女性预期寿命则从80.9岁增至84.1岁。报告还指出，预期寿命呈现社会经济梯度：收入中位数较高的市镇，其居民的预期寿命高于收入较低市镇的居民。(healthybelgium.be)

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于2023年4月27日通过修订后的《空气—气候—能源计划》（PACE），提出361项措施，涵盖减排、气候适应和空气质量改善。该计划设定的2030年目标是，将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至少减少47%，高于上一版计划提出的40%。相关措施包括建筑改造、采用化石燃料供暖的替代方案、推广低排放出行方式，以及改变资源消费方式。该计划将大区内产生的排放与进口能源、商品和服务所涉及的间接排放区分开来。布鲁塞尔通过纳入《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的大区措施，为比利时履行国际气候承诺作出贡献；气候治理职责及相关措施的落实由联邦政府与三个大区共同承担。（environnement.brussels）

针对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布鲁塞尔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于2018年1月1日设立低排放区。该区域覆盖整个大区，但不包括环城高速公路和部分通往换乘停车场的连接道路，并根据燃料类型及欧洲排放标准逐步限制车辆通行。政策评估将车辆排放的变化与环境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分别考察。2018年至2024年间，受交通影响的艺术—法律站测得的二氧化氮浓度下降了约46%。这一降幅不能完全归因于低排放区，因为天气、供暖排放和交通流量也会影响监测结果。另一项模型分析在行驶里程、天气和背景污染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估算，2018年6月至2024年10月间，车辆构成的变化使贝利亚尔—艺术—法律路口的二氧化氮浓度下降了34%。大区的监测还发现，部分交通繁忙道路仍存在局部污染热点。（environnement.brussels）

水资源管理将污染控制与应对洪涝、干旱及城市热岛效应的适应措施相结合。大区于2023年6月22日通过的《2022—2027年水资源管理计划》包含116项措施。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在降雨发生地附近就地管理雨水：通过下渗和临时蓄存补充地下水，延缓下水道达到饱和状态，并减少向河流排放污水。透水铺装、植被覆盖区和绿色屋顶提供了替代方案，使雨水不必立即排入下水道。2024年公布的大区制图结果显示，53%的区域地表不透水；若不计索尼安森林，这一比例升至59%；历史城区“五角区”则达到93%。在市级层面，布鲁塞尔市的气候计划提出，在莫伦贝克河流域的优先干预区内，对25万平方米的面积进行透水化改造，或将屋顶排水与下水道分离。这是市级目标，而非整个大区已经取得的成果。（environnement.brussels）

城市绿化通过相互补充的“绿色”和“蓝色”网络推进。绿色网络连接公园和其他植被覆盖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并力求缩小居民享用公共绿地机会的差距。蓝色网络旨在恢复河道、池塘与湿地之间的连通性，同时尽可能将清洁水与污水分开。这些项目将生态修复与休闲活动、城市规划相结合，而不是将公园视为彼此孤立的配套设施。2023年3月，布鲁塞尔环境局的绿地部门管理着108处场地，总面积为502公顷；其森林与自然分部门另行管理约1,801公顷土地，主要为森林、林地和自然保护区。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该机构的管理范围，而非大区植被覆盖的总面积。（environnement.brussels）

各大区行政部门通过跨学科气候工作组协调措施的实施。该工作组于2023年9月召开首次会议，共有13个行政部门参与。这一安排将环境措施与交通、住房、经济政策及土地利用决策联系起来。依据2021年6月17日气候条例设立的气候专家委员会负责独立审查。委员会每年须于3月31日前，将大区气候政策评估及相关建议同时提交政府和议会。政策执行、环境监测与独立评估在机构设置上相互分离，为追踪实施进展及判断措施是否符合中长期气候目标提供了各自独立的机制。（environnement.brussels）

治理复杂性与未解问题

布鲁塞尔的制度复杂性源于比利时联邦体制下地域性职责与语言共同体职责的交叠。除大区议会和政府外，19个市镇各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公共社会福利中心；地方警务则划分为六个警区。各方职责并不总是遵循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大区和市镇都参与城市规划、停车管理和社会住房事务，而教育及面向个人的服务则涉及共同体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4年的区域评估指出，当多个主管机构共同影响同一政策时，协调和问责就会面临困难。住房问题便是一例：大区战略与市镇的优先事项并行存在，而福利机构又通过另一套制度框架提供租房担保和过渡性住宿。（oecd.org）

语言保障制度既影响政治代表权，也影响居民获取服务的机会。大区议会的89个席位预先分配给法语候选人名单和荷兰语候选人名单，分别为72席和17席；这是一种选举分类，而不是根据定期重新估算的居民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分配。（be.brussels）共同体服务由法语共同体委员会、弗拉芒共同体委员会和共同共同体委员会，以及法语共同体和弗拉芒共同体本身提供。大区的职责主要涉及地域事务，而共同体的职责包括教育、文化，以及部分医疗卫生和社会救助事务。关键在于，布鲁塞尔居民没有强制性的共同体“次国家身份”：获取共同体服务，不能以居民必须在两个共同体之间作出永久性选择为条件。这种制度区分保留了按语言提供服务的安排，同时避免将居民划分为两个在法律上固定不变的群体。（be.brussels）

法定大区与实际发挥都市功能的区域也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人口密度和通勤流动情况，OECD与欧盟委员会划定了布鲁塞尔—鲁汶功能性城市区，其范围延伸至弗拉芒和瓦隆两地。OECD在2024年的评估中指出，该区域涵盖137个市镇，面积超过4,800平方公里，人口约334万；相比之下，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在2023年初的人口约为124万。这些边界差异使人口、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采用了不同的基数。在布鲁塞尔工作场所创造的产出，并不等同于布鲁塞尔家庭获得的收入；都市区整体的交通可达性，也可能掩盖街区层面的差距：评估指出，在安德莱赫特和奥德尔海姆的部分街区，能够便捷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居民比例不足40%。（oecd.org）

跨大区通勤带来了相关的财政和协调问题。OECD在2024年审查的资料显示，在大区工作的人约有一半居住在区外，而作为都市区核心的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则承载着服务于更广阔区域的工作场所和基础设施。2012至2014年第六次国家体制改革所提出的都市共同体框架，旨在加强布鲁塞尔与周边腹地的合作，但在该评估发布时尚未投入运作。由于缺少这一机制，交通、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决策仍分散在各自独立的大区及市镇主管机构手中，而非由一个统一的都市区机构负责。（oecd.org）

国际机构及其相关活动又增添了一层治理需求，但并未形成独立的市级辖区。布鲁塞尔欧洲及国际组织专员负责联系大区行政机构、欧盟机构和国际组织，并设有外籍人士欢迎服务台；确立这些机构地位的正式协议仍由联邦政府负责。专员的工作涉及规划、交通、居民服务和安全，体现了接待国际组织与管理其对当地造成的影响之间的区别。（commissioner.brussels）住房和社会不平等仍是更广泛的大区问题：OECD在2024年的评估中指出，价格可负担且条件适宜的住房短缺，与周边辖区的协调也不充分，而没有将国际机构带来的就业视为住房压力的全部成因。语言要求同样影响进入国际就业市场的机会；除适应这一双语大区所需的相关技能外，求职者还可能需要具备英语能力。（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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