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是创作音乐的活动,也可引申指这一活动所产生的音乐作品。作曲涉及选择、创造和组织声音与静默,使之形成可被识别、演奏、录制或以其他方式体验的关系。其素材可以包括音高、节奏、乐器音色、文字、环境声音、电子信号,以及给予表演者的指示。一部作品不一定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也不一定要规定其实现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作曲、表演、音乐即兴、编曲与音乐制作之间的界限,随音乐文化和历史时期而异。欧洲管弦乐总谱、口耳相传的歌曲、在录音室中制作的录音作品,以及由计算机控制的声音装置,体现了作出并保存音乐创作决策的不同方式。人们熟悉的作曲家独自完成乐谱的形象,代表的是一种重要实践,而非普遍适用的定义。
作曲将艺术创造与习得的惯例、可用的技术、制度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联系起来。因此,对作曲的研究涵盖音乐素材的组织、记谱与传播方法、特定文化中的传统、创作者身份的历史变迁,以及将音乐构思转化为可听声音的协作过程。
创作、表演与音乐作品
音乐创作通常意味着,某些音乐关系获得了超越单次表演的独特身份。这种身份可能体现于旋律与歌词、和声序列、器乐总谱、录音,或支配声音生成方式的规则之中。一首歌即使换调演唱,或改用不同乐器伴奏,仍然能够被辨认出来,是因为其中一些特征被视为不可或缺,另一些则可以变化。哪些特征至关重要,取决于音乐体裁、惯例,以及使用这种音乐的群体所抱有的期待。
因此,作曲与即兴演奏的区别在于过程和程度,而非有计划与无计划的声音之间的绝对分野。即兴演奏者会运用记忆中的音型、曲式框架和风格知识;作曲者也可能通过即兴演奏发现素材,再将选定的成果保留下来。在爵士乐中,一首作品可能规定曲调、和声进行和循环曲式,却将表演的很大一部分留给演奏者即兴发挥。反过来,以乐谱写定的作品也可以包含即兴段落,而不失其作为一部作品的身份。预先规定的内容有多少,本身并不能决定艺术上的复杂程度。
音乐创作也与改编和配器有所重叠。改编者将现有素材调整为适合新的演奏编制、风格、时长或使用场合的形式;配器者则将音乐素材分配给不同乐器。这些活动可能涉及大量创造,但它们与既有作品的关系依然重要。将钢琴曲直接移植给另一种乐器,与改变其和声、曲式和戏剧性发展脉络的改编,并不相同。在以录音为基础的音乐体裁中,这一区分变得不那么稳定,因为编曲、乐器音色和录制下来的表演,可能与听众所认定的作品本身密不可分。
将作品视为独立完整、可归属于某位作曲家的实体,这一观念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音乐会文化中,获得了尤为强大的制度支持。印刷乐谱、公开音乐会、历代保留下来的演出曲目,以及后来的录音,都促使作品成为可以反复呈现的稳定对象。更早的音乐实践也认可有名有姓的创作者和可辨识的曲目,却并不总是将创作与表演、素材再利用或地方性改编划分得如此鲜明。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这些差异,而不是假定所有社会都以相同的类别划分音乐活动中的分工。
因此,一部音乐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决定和关系,而其允许采用的具体呈现方式则由文化界定。有些作品要求音高准确,却允许节奏时值灵活处理;另一些作品规定时长,却不指定具体声音。录音可能确立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声音序列,而开放式乐谱则划定一个容纳多种可能性的空间。这些是音乐作品身份的不同形式,而不只是同一种模式下完整程度各异的版本。
音高、节奏、音色与音乐织体
作曲家处理的是相互作用的多个维度,而非彼此孤立的要素。音高涉及人耳感知到的声音高低;旋律将音高组织成前后相继的关系;和声则涉及音高的组合及这些组合之间的联系。一个旋律乐势即使单独演奏,也可能暗示和声,而和弦进行则可以塑造曲调的走向。音区、音符之间的间距、时值和乐器音色,都会改变同一组音符在音乐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在低音区密集排列的和弦,听起来可能比将相同音级分散到较高音区时稠密得多。
不同音乐传统组织音高的方式差异很大。在调性音乐中,主音构成参照中心,离开并回归这一中心的过程,可以勾勒出大跨度的音乐结构。其他体系则通过调式、反复出现的音程模式、旋律程式,或不同于欧洲大小调和声运作方式的音高层级来组织音乐。印度的拉格并不只是一种音阶:其独特性可能取决于特征乐句、受到强调的音、旋律走向,以及对特定音高的处理。作曲中的种种选择,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期待体系中获得意义。
节奏组织时值与起音,节拍则确立周期性出现的强弱位置模式。速度既影响音乐事件发生的快慢,也影响听者如何将它们归组。一个乐段即使保持谱面所记的时值不变,换一种速度演奏,也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性格。切分音使重音偏离既定的节拍模式,而相互叠置的节奏周期可以同时形成多个参照点。作曲家也可能避开规则的脉动,转而依据呼吸、动作、文本的念唱或精确计量的钟表时间,来决定音乐如何依次展开。
音色往往具有结构性意义,而不只是装饰。同样的音高与节奏,分别由加弱音器的小号、弓奏弦乐器以及合成音来呈现,可以产生不同的音乐关系。管弦乐写作需要考虑音域、起音、延音、奏法、平衡,以及乐器组合产生的声学效果。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创作实践中,频谱或乐器噪音的渐变成为作品的主要素材,取代了旋律与和声进行通常承担的组织作用。
织体描述各声部如何共存:可以是单一的旋律线条、带伴奏的曲调、数条相互依存的线条,也可以是层层叠置的音响群。对位法将不同的旋律声部组织起来,使它们既保持各自的走向,又形成有意义的组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提供了影响尤为深远的范例,但对位思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文化。作品的织体还包括密度、音区和协同程度:乐器可以同步进行、交替出现、相互模仿,或以不同速率推进。这些关系的变化,在划分和呈现曲式结构方面,可以与调性或主题的变化同样有力。
动机、发展与大型曲式
曲式关注音乐事件在时间中的组织方式,以及使这些事件的相继出现具有可理解性的相互关系。重复确立同一性,对比区分不同段落,变奏则在保留某些特征的同时改变其他特征。一个短小的动机,可以凭借其节奏、旋律轮廓、音程模式或奏法而被辨认出来。通过在不同音高上的重复、分割、扩展、节奏变化,或与其他素材相结合,它可以衍生出长得多的段落。这些手法将局部的构思与大范围的连贯性联系起来。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于1808年首演,其开头经常被用作动机高度凝练的例子。“短—短—短—长”的节奏型在不断变化的和声、配器和曲式语境中反复出现。这类动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重复,更在于它能够转换功能:一个音型可以引出主题、推动过渡、打断既有织体,或连接相隔较远的段落。并非所有作品都追求这种整合,但在19世纪关于器乐的讨论中,它成为音乐分析的一项核心理想。
既有曲式提供的是引导听觉预期的框架,而非机械套用的模板。赋格通过主题在不同声部中的进入以及对位手法来展开主题。变奏曲则对一个主题或其基础框架进行反复变形。回旋曲让反复出现的主要段落与具有对比性的插部交替呈现。奏鸣曲式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器乐中占据重要地位,通常通过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来组织主题与调性的对比,不过具体作品在音乐事件的数量、次序和比例方面差异很大。素材再现时,其和声背景的变化可以赋予它重要的结构意义。
其他音乐传统则通过反复循环、歌词分节、舞蹈段落的序列,或主歌与副歌之间的对比来组织曲式。在十二小节布鲁斯中,惯用的和声循环可以承载反复演唱的唱段和即兴演奏的完整轮次。许多流行歌曲将推动歌词内容发展的主歌,与反复呈现核心词句及旋律构思的副歌区分开来。这些区分是灵活的:一首录音作品可以从副歌开始,可以省略桥段,也可以依靠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乐段,以其层次的变化构成曲式发展的主要动力。
曲式也取决于感知。只有当听者能够记住或辨认出先前的某些特征时,再现才会产生效果;而过渡则影响各段落听起来是连贯相接,还是界限分明。力度、静默、配器、和声张力以及变化的速度,都有助于塑造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作曲家可以先规划整体结构,再写作细节;也可以让一个小小的构思自行衍生出后续内容;还可以在听过初稿后修改总体方案。因此,曲式设计既是一种组织意图,也是一种可听见的结果,两者未必完全吻合。
记谱、记忆与创作决策的传承
记谱法保存并传达音乐构思中的某些方面,却不再现声音本身。常规五线谱能够相当精确地表示音高、时值以及许多演奏指示,但其他特征仍有赖于风格、训练和诠释。乐句的具体处理、起音的特质或节奏伸缩的程度,都未必得到完整规定。乐谱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书面符号与表演实践之间存在一套共享的知识体系。
欧洲记谱法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早期用于圣咏的纽姆(中世纪乐谱符号),在谱线体系使音高关系日益明确之前,就已用于指示旋律走向及其他特征。中世纪的有量记谱法为复调音乐中按量计时的各声部提供了协调手段。此后的发展使小节线、日益细致的力度与奏法标记,以及更大规模的器乐总谱成为可能。这些变化不仅保存了作品,也开创了规划、修改以及演奏者之间协调配合的新方式,其中包括那些难以完全依靠记忆掌握各个同时进行声部的音乐。
不同记谱法所规定的音乐维度并不相同。指法谱通常标明在乐器上的何处或以何种方式发声,而不像五线谱那样表示音高。数字谱式则使用数字或其他简明符号。有些记谱法主要供已经熟悉某一曲目的音乐家提示记忆。例如,中国古琴所用的记谱法可以记录复杂的手指动作和演奏技法,而非以统一、明确的时值完整转写实际音响。这类体系反映了乐器、身体性知识与音乐记忆之间的特定关系。
口头传统中的传承并不意味着音乐缺乏创作上的组织。音乐家可以通过反复练习、程式、口头指导、示范和集体实践来保存复杂的结构。传承过程中的变异,可能依照当地惯例受到接纳、鼓励或限制。一首旋律即使在装饰、歌词或节奏的具体呈现上发生变化,仍可保持可辨识性。对于以口头方式传承的曲目,确定唯一的权威版本或最初的作者,或许不如理解各个版本如何被习得和保存更为重要。
二十世纪的作曲家通过图示、空间布局、文字指示和图形乐谱拓展了记谱方式。这些方法可以描述常规记谱法难以妥善处理的动作、音质、时间跨度或决策程序。录音则提供了另一种传播手段:演奏者可以直接听录音学习某个声部,而录音本身也保存了乐谱未作明确规定的音色和时间处理。数字记谱与音序器界面又增添了更多呈现方式。这些方式都不是中性的:每一种都让某些特征易于查看和调整,同时将其他特征留在隐含层面。
欧洲艺术音乐中的历史发展
现存的欧洲中世纪曲目表明,作曲是在将既有素材与新编排的声部相结合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圣咏可以作为增添其他声部的基础,而与十二、十三世纪巴黎圣母院相关的复调曲目,则发展出了精细的声部协调与时值组织方法。历史记录并不完备:一份手稿留存至今,只能说明它得到了保存,并不一定能表明某种技法最初出现的时间。作品的作者归属也不尽相同,许多作品虽在作曲技法上相当成熟,却仍未留下作者姓名。
十五、十六世纪,纪尧姆·迪费、若斯坎·德普雷和乔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等作曲家,在复调弥撒曲、经文歌和世俗歌曲的创作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方法。既有旋律可以构成新作品的结构基础,模仿手法则通过反复出现的旋律音型将各声部联系起来。为文本谱曲,需要考虑语义的清晰传达、重音以及如何用音乐表现词意。音乐印刷术的发展,尤其是奥塔维亚诺·彼得鲁奇自1501年起出版的乐谱,扩大了曲目的流传范围,也使作曲家的姓名与其作品之间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约1600年,独唱、器乐伴奏和戏剧表现的新方法促成了歌剧的诞生。在巴洛克时期,通奏低音提供了和声框架,而要将其化为实际音响,演奏者就必须对和弦与织体作出选择。因此,即使作品已用乐谱记下,作曲与表演仍然紧密依存。巴赫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为特定机构、表演者和场合作曲,也会在条件变化时改编已有的音乐。重复使用音乐素材可以是正常的职业惯例,并不意味着否定作者身份。
十八世纪后期,约瑟夫·海顿和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在交响曲、弦乐四重奏、协奏曲和歌剧领域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创作手法。赞助制度、公开演出、出版和业余音乐活动带来了彼此交叠的需求。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强化了个人表达与艺术独创性的理想,而音乐会机构的发展则为规模更大的乐团和篇幅更长的作品提供了支持。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以尤为宏大的规模,将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管弦乐的连贯展开、文本和舞台行动统合起来。
这段历史从来不是一条朝着更高复杂程度或更大自由度不断推进的单一路线。宗教机构、宫廷、家庭演奏、商业剧院和公共音乐会,在同一时期支持着不同的作曲实践。在这些时期,始终有女性从事作曲,但她们接受训练、出版作品和获得重要职位的机会并不均等;弗朗切斯卡·卡奇尼、范妮·亨泽尔和克拉拉·舒曼的职业生涯,体现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后来,以历史作品为核心的音乐会经典曲目体系逐渐形成,赋予某些作曲家和体裁更突出的地位,进而影响了哪些类型的作曲在教学和公众记忆中占据核心位置。
不同音乐文化中的创作实践
欧洲音乐中作曲者与表演者的区分,并不能完全套用于所有音乐体系。在北印度古典音乐中,一首既定的作品可以提供唱词、旋律素材,以及演奏中反复回归的基点,而整场表演则由拉格和称为“塔拉”的节奏循环组织起来。对作品的展开可能包含大量即兴发挥。南印度的卡纳提克音乐十分重视有明确曲名和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与蒂亚加拉贾、穆图斯瓦米·迪克希塔尔和夏马·夏斯特里相关的克里蒂曲目。在这两种传统中,理解预先创作的部分,都离不开相应的表演惯例,不能仅将其归结为记谱所呈现的音符。
在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传统中,音乐的组织往往涉及反复出现的循环、用于标示乐曲结构节点的乐器,以及核心旋律框架与其展开之间的关系。爪哇与巴厘的音乐实践差异显著,而且各自都包含多种体裁和地方风格。一首乐曲的具体呈现,可能取决于对速度、旋律展开、乐器分工及表演情境所作的选择。如果将这样的乐曲视为各声部均已固定的西式乐谱,就可能掩盖习得的音乐模式与表演中即时选择之间的互动。
中国的音乐实践同样涵盖对创作的多种理解。古琴曲目融合了历代传承的乐曲、专门的记谱法、诠释流派,以及通过演奏进行的打谱重构。在各种中国戏曲形式中,有名称的曲牌、旋律范型、锣鼓点和演唱惯例,都可以成为构建舞台演出的资源。中国现代音乐会作品的创作,也是在音乐学院的发展以及与欧洲乐器和作曲技法的接触中形成的。这些实践彼此并存,并不代表从所谓发展程度较低的口传艺术走向书面创作的前后阶段。
在非洲的许多音乐传统中,相互交错的声部、反复的循环、变奏和应答式呼唤,可以用与社会参与及舞蹈紧密相连的方式来组织音乐。这些特征既不能概括所有非洲音乐,也并非非洲所独有。它们在创作中的意义取决于具体传统:一种音型可能用来确立合奏中的分工、标示舞蹈段落、衬托赞颂歌词,或与语言相互作用。殖民时期的文献往往将整套曲目笼统地标为“传统”,即便当地社群认可具体的创作者,这种记录方式仍会遮蔽个人的创造力。
因此,比较研究必须区分宽泛的分析范畴与当地的概念。“旋律”“作品”“原创”和“作曲者”可能是有用的译词,却未必与当地概念完全对应。跨文化创作可以包含持续的合作与学习,但也可能使某种声音或技法脱离其社会意义。理解音乐借用,最好从其具体素材、参与者及情境入手,而不是笼统地将文化纯粹性与文化混合对立起来。历史上的交流塑造了许多地区的乐器、音阶、曲目和音乐制度。
现代主义、实验方法与开放作品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作曲家以不同方式拓展或摒弃既有的调性手法。半音化和声、节奏处理的新方式、非功能性和弦进行以及新颖的乐器组合,改变了音乐事件之间的关系。音乐中的现代主义并不代表某一种单一技法:克洛德·德彪西、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诺尔德·勋伯格等众多作曲家各自探索了不同的道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于1913年首演,其中变化的重音、层叠的音型与管弦乐音响的运用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勋伯格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则日益远离稳定的调性中心。
无调性指不依照传统主音层级体系来组织音高的音乐,不过,这一术语涵盖了差异显著的多种手法。勋伯格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展出的十二音技法,将十二个音级排列为一个音列,该音列可以移位、倒影、逆行及相关形式出现。这是一种组织音高关系的方法,并不要求每个音都同样突出,也不意味着节奏和表情处理都须预先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作曲家将序列化组织扩展到时值、力度、奏法及其他维度。
其他实验性方法则重新分配了作曲家与演奏者之间的控制权。约翰·凯奇在1951年创作的钢琴曲《易之乐》等作品中运用了机遇程序。他的《4′33″》于1952年首演,演奏者在演出过程中不有意使乐器发声,从而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声音。乐谱创作中的机遇性不同于演奏中的不确定性:前者可以产生完全固定的结果,后者则允许作品在不同次实现中呈现不同的结果。
简约主义音乐通过重复、持续音、渐变过程和受限素材等创作实践发展起来。特里·赖利的《C调中》(1964年)提供了一系列短小音型,其重复方式与相互配合部分取决于演奏者。史蒂夫·赖希早期的相位作品探索了相似音型逐渐错开的过程。这些作品表明,一个清晰可闻的过程,无须依赖传统的主题发展,也能产生复杂的结果。后来与简约主义相关的音乐,所采用的和声与曲式资源往往比最早的过程音乐作品更为丰富。
实验性创作还探索了器乐演奏动作、空间布局,以及有明确音高的声音与噪声之间的界限。频谱手法尤其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法国作曲家密切相关,它将声音频谱的分析结果作为和声、配器和音乐变形的资源。这类方法并未消除审美选择:作曲家仍须选取、解读频谱,并将其塑造成在时间中展开的体验。纵观这些流派,作曲体系是生成和聆听音乐关系的工具,而非对音乐价值的单一解释。
录音、电子声音与计算机音乐创作
录音使声音本身成为可以重新编排的材料,从而改变了音乐创作。作曲家不再只能指定演奏者日后要完成的动作,也可以直接处理录下来的声音事件。具体音乐于1948年通过皮埃尔·舍费尔的实验公开问世,将录制的声音用作创作材料。剪切、拼接、循环、倒放以及改变播放速度,既改变了声音对象的特征,也改变了其连续性。声音来源可以是乐器、人声、机器,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声响。
电子音乐也通过电力生成的声音发展起来。在录音室中,人们无需依赖常规的器乐演奏,就能构造乐音、噪声、包络以及声音在空间中的移动。声音合成后来涵盖了加法合成、减法合成和调频合成等方法。每种方法的控制参数与听觉结果之间都有不同的对应关系。作曲家可以像传统作曲家塑造旋律乐句那样,精心设计单个声音内部的变化过程,从而模糊音色与曲式之间的界限。
多轨录音使逐层录制、逐步构建音乐成为可能。一首歌曲的部分创作过程,可以通过添加、替换、编辑和组合从未在同一时间共同进行的演奏来完成。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与制作人乔治·马丁的录音室工作,为录音成为音乐创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范例。在这类作品中,标有旋律与和弦的简谱只能体现作品听觉特征的一部分;磁带处理、叠录、多层人声以及制作上的决策,都直接参与了最终作品的塑造。
数字音频工作站将录音、音序编排、编辑、信号处理和混音整合到统一的计算机环境中。1983年推出的音乐设备数字接口(MIDI)规范了兼容设备之间演奏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交换;它本身并不传输录制的声音。MIDI音符可以移动、延长、移调,或分配给不同的虚拟乐器。音频编辑则允许对录制的波形进行类似操作。这些工具支持将作曲、配器、演奏编辑和制作同步推进的工作流程,而不是将它们划分为彼此独立的阶段。
音乐采样将录音片段融入新的音乐语境,所用片段既可以是短促的打击声,也可以是能够辨识出来源的段落。在嘻哈音乐中,采样和节拍制作成为重要的创作实践,通过循环、切片和并置,在已有录音之间建立联系。算法作曲则使用明确的程序来生成或变换音乐材料;基于计算机的实例包括规则系统、随机过程和交互式程序。近年来,机器学习系统已能依据训练数据中的模式生成音频、音符及续写片段。最终的音乐效果仍取决于如何选择、修改输出内容,如何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以及如何呈现。
文字、戏剧、银幕与交互媒体
为文字谱曲,必须处理语言时间与音乐时间之间的关系。音节长短、词语重音、句法和诗体可以引导节奏与乐句的组织,但作曲家也可以有意使音乐重音偏离日常言语的节律。谱曲时,可以重复某个词、延长某个音节、省略文本中重复的部分,或加入停顿,从而改变听者所感知的含义。因此,为诗歌谱曲,并不只是给一个本已独立完整的文字作品添加伴奏:音乐处理本身就构成了对文本的一种特定诠释。
在歌剧及其他音乐戏剧形式中,作曲还要协调人物、行动、节奏和舞台时间。声乐音域与管弦乐的音量平衡,会影响唱词能否被听清,以及歌者能否胜任并持续演唱某个角色。一个场景可以暂时中断行动,让人物抒怀沉思,也可以使戏剧行动持续推进。主导动机可以将音乐素材与某个人物、物件、关系或观念联系起来,而这些素材的变形则会改变其戏剧意义。这一技法尤其与瓦格纳联系在一起,但在戏剧和影视中也有更广泛的应用。
为电影作曲,通常需要配合已有或仍在形成中的视听结构。某段配乐可能需要与人物入场、镜头切换、动作或场景转换精确对时,其时长也可能在剪辑过程中改变。音乐可以强化画面中的行动、衔接不连续的影像、营造场景氛围,或提供对白未能呈现的视角。声画同步可能涉及精确的时间控制,但与每一个动作都紧密对齐,只是众多可能风格中的一种。作曲家与导演、剪辑师、音乐剪辑师、配器师、演奏者及录音团队合作,而紧迫的交付期限往往也会影响工作分工。
在电子游戏中,音乐的展开顺序可能取决于玩家的行动,而非固定的时间线。游戏配乐可以采用横向重组,即以不同顺序拼接各个片段;也可以采用纵向分层,即让不同的乐器声部层随条件变化而加入或退出。音乐转换既要顾及乐句结构,也要考虑软件事件。例如,一段战斗配乐可能需要在不从头播放的情况下增强紧张感,再在无法预知的时刻自然地转入探索场景的音乐。因此,创作不仅包括音乐段落本身,还包括支配这些段落如何调用的规则。
舞蹈、仪式、广告和装置艺术还会带来其他限制。编舞作品可能需要稳定的拍数,或经协商确定可以灵活处理的节点;仪式音乐可能受到规定文本和程序的约束;广告则可能要求音乐在几秒内塑造出令人难忘的鲜明特征。在美术馆的装置作品中,观众可能在任意时刻进入,因此,传统的开头—中段—结尾结构便不那么重要。这些情境表明,音乐形式不仅由声音内部的关系塑造,也受到音乐所服务的活动、空间和机构的影响。
工作方法、协作与作者身份
音乐创作可以从多种启发因素出发:一种节奏型、一段文字、一种器乐技法、一个抽象结构、一段录音,或委约创作的实际要求。草拟片段可以让作曲者比较不同构想,而不必立即确定最终版本。作曲者可以写下短小段落、借助乐器即兴演奏、录制人声示范、绘制曲式布局,或通过编程设定生成过程。创作并没有从旋律到和声再到配器的通用顺序。有些作品始于对整体音响的构想,另一些则始于某个戏剧情境或时长限制。
修改往往是为了解决只有在素材相互作用时才会显现的问题。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未必能支撑较长的段落;浓密的织体可能掩盖重要的声部;在键盘上效果良好的过渡,用预定的合奏编制演奏时却可能不够顺手。对乐器的了解包括音域、呼吸、弓法、指法、演奏耐力,以及切换技法或设备所需的时间。数字回放可以暴露音高和节奏时值上的错误,但未必能准确呈现音响平衡、奏法以及实际演奏的难度。因此,排练能够提供单凭乐谱或模拟无法获得的信息。
作曲训练通常将技术练习与完整作品的研习和创作相结合。和声与对位训练人在明确规则的约束下处理音与音、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关系;音乐分析考察实际作品如何组织时间;配器研究乐器的表现资源;聆听与记谱训练则培养辨识和记忆能力。历史范例可以作为实践课题,而不必成为必须遵循的风格。例如,创作赋格可以培养对多个同时进行的声部的掌控能力,但这项技法并不规定当代作品必须具有怎样的音响。音乐学院、大学、师徒传授、工作坊以及以社群为基础的传统,各自采用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
作品的创作往往是协作完成的。在流行音乐中,可能由一人设计节拍,一人谱写人声旋律,一人作词,另一人完成最终录音的编曲。乐队可能通过排练共同创作作品,而不是依据某位成员已经写好的完整乐谱进行演奏。音乐会作品的创作也有演奏者参与,他们在技术上的试验或诠释上的贡献会影响作品最终的面貌。署名和职业分工并不总能反映完整的创作过程,其含义也因行业而异。要区分作曲者、歌曲作者、作词者、编曲者和制作人,需要结合具体项目加以判断。
著作权为作者身份和权利归属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法律框架,但不应将其与音乐分析混为一谈。许多法律体系将音乐作品本身的权利与特定录音的权利区分开来。因此,使用录音采样所涉及的权益,可能不同于重新录制并演奏同一首歌曲时所涉及的权益。相关要求、例外规定、权利归属规则以及对改编作品的保护,均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旋律,可以与仍受保护的录音和新改编版本并存,因此,确定使用了什么音乐素材,只是判断涉及哪些权利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