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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奏低音

通奏低音是以低音声部为基础、即兴配置和声的伴奏体系,是欧洲巴洛克音乐及其演奏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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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和声歌剧固定音型旋律音乐即兴演奏节奏约翰·塞巴斯蒂安·…通奏低音

通奏低音是一种伴奏体系:演奏者奏出谱面写定的低音声部,并依据数字标记、音乐上下文和风格惯例,在其上配置和声。这一体系约于1600年确立,在整个17世纪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是欧洲巴洛克音乐的重要基础。其意大利语名称意为“持续的低音”;英语音乐家也使用 thoroughbass 一词,德语音乐家则称之为 Generalbass。这一术语既可指作曲实践,也可指写定的低音声部,或负责演奏该声部及其和声的器乐组合。

通奏低音乐器组合通常将羽管键琴、管风琴或西奥伯琴等能够演奏和弦的乐器,与大提琴或低音维奥尔琴等加强低音声部的乐器搭配使用。不过,这种搭配并非硬性要求:一位管风琴手或鲁特琴手便可独自承担伴奏,规模较大的乐队也可使用多件乐器。这种实践的核心,在于给定的低音声部与建立在其上、部分未在谱面写出的和声织体之间的关系。

通奏低音改变了和声的组织方式、作曲与演奏之间的关系,以及声乐和器乐合奏中各声部的实际协调方式。其历史涉及早期歌剧、教会音乐、室内奏鸣曲、管弦乐曲目以及键盘教学传统。要理解通奏低音,就必须区分书面材料与实际奏出的音乐:同样的低音音符和数字标记,可以产生多种不同、却都符合历史惯例的伴奏。

作为音乐基础的低音

通奏低音将音域最低的声部置于伴奏织体的核心。作曲家通常规定这一声部的音高与时值,而将上方部分或全部伴奏声部留给演奏者补充。这样,音乐创作便由书面框架与演奏实践共同完成。通奏低音演奏者通常并不是凭空编出一套无关的伴奏,而是诠释低音、数字标记及其他声部所蕴含的和声与对位可能性。

“通奏”一词强调的是,作为基础的伴奏不同于那些时而进入、时而休止或相互交换音乐材料的个别声乐或器乐声部,并不意味着声音必须连续不断。通奏低音声部可以包含休止,可以更换所用乐器,也可以出于表现需要而暂不奏出。在大型声乐作品中,即使上方声部的编制发生变化,通奏低音仍可延续,为合奏提供共同的和声基础,而不必始终维持同一种织体。

几个密切相关的术语分别描述了这一实践的不同方面。数字低音是一种记谱体系,以数字和变音记号标示书面低音上方的音程。通奏低音则是范围更广的演奏与作曲实践,即使声部中的数字标记寥寥无几,甚至完全没有标记,也可以运用。“实现”指具体构建伴奏声部的过程,既可以在演奏时即兴完成,也可以事先写定。因此,现代乐谱中以完整记谱形式呈现的键盘实现,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案,并不一定是原始记谱所容许的唯一伴奏方式。

通奏低音还须与固定音型或固定低音区分开来。固定音型会反复呈现一种可辨认的模式;通奏低音则可以在整个乐章中自由展开,而不作重复。不过,固定低音也可以成为通奏低音演奏的基础。同样,一首各声部均已完整写定的键盘作品,其低音旋律并不因此就是通奏低音声部:两者的区别在于,伴奏织体中还有多少内容需要由演奏者补充。

低音虽是基础,却并不总是每个和弦的根音。和弦的三音或五音都可能处于低音位置,而经过音、延留音或持续音也可能使低音与和声之间的关系暂时变得复杂。因此,通奏低音不仅依赖和弦辨识,也依赖对位法。通奏低音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一连串现代和弦符号的出现史:它还保留了一种更古老的音乐观念,即音乐由相互作用的旋律声部构成,而声部间的音程需要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准备与解决。

1600年前后的起源

通奏低音并非源于某一次单独的发明,而是从16世纪晚期几种相互交叠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管风琴师为声乐合奏伴奏由来已久,有时使用缩编谱,有时则跟随实际发声的最低声部演奏。在意大利宗教音乐中,所谓的 basso seguente,即“随行低音”,可以将不同声乐声部中的最低音汇集成一条便于伴奏的声部。这种声部依循既有的复调织体,而不一定构成独立构思的和声基础。

世俗歌曲中也出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发展。作曲家和歌唱家试图寻找新的方法,使诗歌语言比在声部密集交织的声乐作品中更易于理解,也更具直接的戏剧表现力。单声歌曲,尤其是有器乐伴奏的独唱歌曲,让一条富于表现力的声乐线条在低音的支撑下居于突出地位。与之相关的风格并未摒弃对位法,却改变了承载歌词的旋律与伴奏之间的平衡。

1600年,雅各布·佩里的《尤丽狄茜》与朱利奥·卡奇尼为同一剧本谱写的作品相继出版,使低音支撑下的独唱宣叙成为早期歌剧实验的核心。卡奇尼于1602年出版的《新音乐》收录了独唱歌曲,并在序言中讨论了歌唱处理与装饰手法。这些作品表明,通奏低音不仅提供和声支撑,还为近似言语的节奏处理、富于表现力的不协和音,以及歌唱者对歌词的个性化诠释创造了条件。

宗教音乐出版物同样重要。洛多维科·维亚达纳于1602年出版的《一百首教会协奏曲》,收录了由管风琴伴奏、供少量人声演唱的宗教协奏曲。维亚达纳一度常被视为通奏低音的发明者,但更早及同时期其他相关实践的存在,说明这一归功并不准确。他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影响深远的出版物,推广并阐释了一套适合缺乏完整声乐合奏编制的教堂使用的实用体系。

阿戈斯蒂诺·阿加扎里于1607年发表的论著《论各种乐器如何依低音演奏》,是较早阐述如何依据低音进行伴奏的文献之一。他将乐器区分为承担基础作用的乐器与提供装饰性线条的乐器。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的《奥尔菲欧》于1607年首演,1609年出版总谱,展现了这种实践所能产生的丰富音响:其所用乐器包括弓弦低音乐器、键盘乐器、拨弦乐器和簧管风琴。这些早期实例表明,通奏低音从来就不等同于后来成为标准配置的羽管键琴与大提琴组合。

数字低音记谱法

通奏低音通常以低音谱表记写,数字依各地惯例和编辑排版方式标在谱表上方或下方。这些数字指明从谱面所记低音向上计算的音程,并不直接标示和弦根音,也不规定演奏者双手的固定配置。解读这些数字,需要了解当时的调性、乐谱中的变音记号,以及该乐段的音乐语法。

未标数字的低音通常意味着在其上方加入三度音和五度音,但这只是惯例,并非没有例外的规则。数字 66 一般表示六度音,同时默认包含三度音。组合 6/46/4 指明六度音和四度音,而 77 通常要求七度音及与之相配的其他音程。常见的七和弦转位用 6/56/5、4/34/3 和 4/24/2 等组合表示;部分音程不予标出,因为受过训练的演奏者应能自行推知。

例如,若某处低音为 C,且上下文要求使用 C 大调音阶中的音,那么未标数字时,其上方可以配置 E 和 G;若标有 66,则可能要求改用 E 和 A。这些指示并不决定上方各音是密集排列、跨越数个八度分布,还是有所重复。同一类音程可以配置在不同音区。上下文始终至关重要,因为数字描述的是各音与低音的关系,而不是完整的声部配置。

变音记号可以改变数字所指的音程;单独出现的变音记号一般作用于三度音。带斜线的数字可以表示该音程中的上方音需要升高,但其具体写法和惯例因时代与地区而异。横线可以表示在低音变化时,仍须延续指定的音程。同一个持续的低音上方若先后标有不同数字,可能要求和声随之变化,或要求不协和音得到解决。因此,4–34\text{–}3 通常表示同一低音上方的四度音解决到三度音。

这种记谱法往往有意从简。和声复杂之处可能密布数字,而被认为容易推知的乐段则可能完全不标。没有数字,并不意味着演奏者应当省去和声。反之,tasto solo(只奏低音)等明确指示,通常要求只演奏低音声部,不作常规的和弦填充。留存下来的分谱中也有数字前后不一致或标注错误的情况。因此,审慎的诠释应结合完整的音乐织体、可供参照的其他传本以及历史上的记谱惯例,而不能把每一个印出的数字都视为孤立的指令。

实现、声部进行与即兴

通奏低音的实现,就是将低音框架化为连贯的音乐织体。这一过程结合了音程辨识、音乐即兴、键盘或指板演奏技巧,以及对其他演奏者的关注。演奏者不仅要判断低音上方应配置哪些音,还要决定这些音何时奏出、持续多久,以及各声部如何进行。

教学通常从较为朴素、连贯的织体入手。低音级进时,上方声部不必机械地随之移动;它们可以保持原位、作反向进行,或使预备好的不协和音得到解决。传统上对平行纯五度和纯八度的限制,有助于保持各声部的独立性。这些原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所有伴奏都始终保持四个声部持续发声。声部的数量与疏密可以随乐器、曲目和表现意图而变化。

不协和音尤其重要。数字标记有时会要求奏出一个与低音构成不协和关系的音,因为这个音已在前一个和声中得到预备,并将在随后得到解决。因此,延留音涉及一连串事件,而不只是一个不寻常的和弦。演奏者必须理解哪个音被延留、紧张感出现在哪里,以及其解决如何与旋律相联系。在某些段落中,独奏声部已经提供了预备音或不协和音,此时在键盘声部中机械地重复它们便没有必要,甚至可能造成干扰。

节奏方面的实现同样灵活。和弦可以持续、重复、铺展,也可以分解为各种音型。和弦的起音可以强化舞曲特有的节奏,清晰呈现和声变化,也可以在绵长的声乐乐句下保持含蓄。羽管键琴的声音衰减迅速,而管风琴能够持续发声,两者因而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印出的低音谱并不规定所有这些细节;适合活泼的室内乐乐章的实现方式,用于庄严的声乐段落时未必合适。

即兴仍须受到风格和合奏职能的约束。伴奏者必须避免盖过歌者、生硬地重复独奏者的装饰音,或加入与谱面声部相冲突的半音变化音。在模仿性段落中,过于突出的和弦活动可能掩盖主题的进入。在较简单的织体中,更丰满或更活跃的伴奏则可能是恰当的。因此,历史文献既提供技术规则,也讨论如何把握节制、变化、音区以及对其他演奏者的呼应。这些文献之间的差异表明,通奏低音的实现是一种经过学习、因应具体情境而调整的实践,而不是仅凭数字标记便能还原的通用配方。

乐器与乐队编制

通奏低音乐器组的任务大体可分为两类:奏出低音线条,以及提供和声。和弦乐器可以兼顾两者,而低音弓弦乐器或低音管乐器通常只用于加强谱面上写出的低音线条。是否需要同时使用这两类乐器,取决于作品及其演出环境。低音声部若仅标注为 continuo(通奏低音),本身并不能证明作曲者预设了某种特定的乐器组合。

羽管键琴广泛用于室内乐、世俗声乐以及剧场乐队。它清晰的起音有助于明确节奏落点,但由于琴弦以拨奏方式发声,和声的持续性不如管风琴。管风琴在许多宗教音乐中居于核心地位,所用乐器既包括置于歌者附近的小型管风琴,也包括教堂中的大型管风琴。音栓配置会显著影响声部间的平衡:用管风琴演奏通奏低音,并不一定意味着采用响亮的全风琴音响。

拨弦乐器也形成了另一支重要传统。西奥伯琴具有加长的琴颈和额外的低音弦,可以将低音与和弦、琶音结合起来。在适宜的曲目和演出场合中,还会使用大鲁特琴、其他鲁特琴、竖琴和吉他。这些乐器的定弦与构造决定了哪些和弦配置及织体更便于演奏。因此,不能把西奥伯琴的通奏低音实现,简单理解为将键盘和声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另一种乐器上。

加强低音线条的乐器可以是大提琴、低音维奥尔琴、维奥隆琴、巴松管或其他乐器。理解历史术语时需要谨慎。Violone(维奥隆琴)并非始终指某一种标准化乐器,低音实际发声的八度位置也可能因地方惯例和乐器类型而异。选择按谱面音高发声的低音乐器,还是选择在低八度加以强化的乐器,会改变乐队音响的厚重感与清晰度。

规模较大的演出可能配备多位通奏低音演奏者,但乐器数量较多,并不意味着所有乐器都要在每个段落中从头奏到尾。演奏力量可以分配到不同组别,根据独奏与合奏段落作出调整,也可以为营造戏剧效果而变换配置。演出空间的声学条件、歌者或器乐演奏者的人数,以及乐队的实际排布,都会影响最终效果。指挥职责也可能由多人分担:键盘演奏者可以负责协调和声与各声部的进入,而首席小提琴手则负责引导器乐声部的奏法。要重建这类组织方式,需要依据分谱、酬金记录、座次安排和描述性文献,而不能仅凭某个宫廷或剧院所拥有的乐器清单。

在声乐与器乐体裁中的作用

在歌剧中,通奏低音与宣叙调的联系尤为密切;宣叙调的音乐表达顺应戏剧性语言的节奏与语调。在十七世纪后期及十八世纪的“干宣叙调”(secco)中,较为简约的伴奏既能支撑快速的对话,又能让演唱者灵活掌握节奏与速度。“伴奏宣叙调”(accompagnato)则加入了写定的管弦乐声部,使宣叙式演唱与器乐表现之间形成另一种关系。通奏低音仍可参与其中,但其作用已不同于伴奏稀疏的对话段落。

宣叙调中和弦的奏出时机,是演奏实践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谱面上的低音及其伴随的和声,不一定总要与歌者的音节严格同时发声。历史上的演奏惯例各不相同,标点、戏剧性重音以及歌者的处理方式,都可能影响和弦的落点。这些惯例使宣叙调伴奏有别于按节拍整齐排列的一连串和弦。

在宗教协奏曲、康塔塔和清唱剧中,通奏低音支撑着从独唱宣叙到复杂合唱的各种织体。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中,低音声部可能参与主题模仿,维持反复音型,也可能在各自独立的声部下方提供流动的对位基础。因此,伴奏者所需关注的不只是和声轮廓。低音的旋律特征及各声部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伴奏者能够补入多少材料而不致掩盖作品本身。

三重奏鸣曲体现了音乐声部数与演奏人数之间的区别。其典型织体由两个高声部和一个低音声部组成,但低音声部可以由一件弓弦乐器与一名和弦伴奏者共同演奏,从而形成四人合奏。也可以采用其他编制;“三重奏”主要指三个声部构成的织体,而非固定不变的演奏人数。阿尔坎杰洛·科雷利的三重奏鸣曲集,包括1681年的作品1和1689年的作品3,都是这一体裁中影响深远的范本。

独奏奏鸣曲和协奏曲又赋予通奏低音更多作用。在独奏奏鸣曲中,通奏低音可以成为与独奏者相互呼应的伙伴,其低音线条与独奏声部紧密互动。在协奏曲中,随着独奏段落与合奏段落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通奏低音可以帮助维系和声与节奏框架。巴赫的《小提琴与助奏羽管键琴奏鸣曲》BWV 1014—1019则呈现出另一种发展方向:键盘高声部的大部分内容都已详细写定。在这里,自由补配的伴奏与独立写定的键盘声部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域传统与教学方法

通奏低音流传于各国,但各地的惯例并不一致。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音乐家在共享技法的同时,也根据当地的音乐体裁、乐器和织体审美加以调整。理论著作为了解这些差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过,任何一位作者所描述的,都可能只是自己推崇的方法、某种特定的教学情境,或是有待纠正的做法,而不一定代表当时所有演奏者的实际情况。

意大利的教学常将低音声部的和声实现与作曲实践,以及歌者和器乐演奏者的训练联系起来。弗朗切斯科·加斯帕里尼于1708年出版的《键盘和声实用指南》(L’armonico pratico al cimbalo),为键盘伴奏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指导。意大利的教学还发展出了帕尔蒂门托,这是一种以低音声部为基础、即兴创作完整乐曲的教学实践;所用低音有时标有数字,有时则不标。帕尔蒂门托与通奏低音都依赖低音模式和习得的音乐预期,但其目的可以超出伴奏,进而构建自成一体的键盘织体。

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是八度法则,它将低音中上行与下行的音阶各级同惯用的和声配置联系起来。弗朗索瓦·康皮翁于1716年发表了对此法则颇具影响力的阐述。这一法则并非简单地为每个音阶音指定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弦:进行方向、调式、位置和上下文都很重要。它帮助学生将低音进行与和声之间的常见关系内化于心,为无数字标记段落的演奏及作曲提供依据。

法国文献详细记录了伴奏实践。让-亨利·当格尔贝尔于1689年出版的《羽管键琴曲集》(Pièces de clavecin)包含一篇简述伴奏原则的文字,德尼·德莱尔1690年的论著则探讨了羽管键琴和西奥伯琴的伴奏。这些资料有助于理解和弦的配置、不协和音及器乐演奏技法等问题,也说明了为何使用“法国风格”这类宽泛标签时需要加以限定:音乐体裁、年代以及伴奏者所用的乐器,其影响可能不亚于国别。

德语地区的教学对通奏低音形成了尤为详尽的论述。约翰·大卫·海尼兴的《作曲中的通奏低音》(Der General-Bass in der Composition)于1728年问世,约翰·马特松的《通奏低音大教程》(Grosse General-Baß-Schule)则出版于1731年。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于1762年出版的《论键盘乐器演奏的正确方法》(Versuch über die wahre Art das Clavier zu spielen)第二部分,以大量篇幅讨论伴奏与即兴演奏实践。在英国,马修·洛克于1673年出版的《旋律创作》(Melothesia)提供了依据通奏低音演奏的规则。在这些不同传统中,实际的伴奏能力将器乐演奏与音乐创作及和声理解联系起来,而不只是承担一种狭义的、专门化的辅助职能。

转变、延续与历史重建

通奏低音并非在某个特定日期突然消失。18世纪,作曲家越来越多地明确写出内声部、乐器音色和键盘织体,而在此前的实践中,这些内容可能部分留给演奏者自行处理。在许多管弦乐和室内乐场合,风格的变化降低了对持续奏出和弦伴奏的演奏者的需求。随着具有独立作用、不可省略的键盘声部写作日益发展,独奏声部与自由即兴实现的伴奏声部之间的界限也进一步模糊,最终不再适用。

尽管如此,通奏低音及其数字低音实践仍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程度延续。在一些器乐体裁转向各声部均完整记谱的织体之后,18世纪的教会音乐和歌剧宣叙调仍保留了以低音为基础的伴奏。歌剧传统中的宣叙调伴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有时会依照演出机构的惯例,采用钢琴或其他键盘乐器。这种技法在某一场合的延续,并不能证明键盘乐器在同时代的所有管弦乐团中仍是惯常配置。

海顿和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交响曲中的通奏低音问题,说明了依据具体时地的证据进行判断的必要性。作曲家是否坐在键盘乐器前、是否有带数字的声部分谱留存,或是否有文献记载的剧院惯例,都可能与此有关,但任何一项都不能自动决定所有地点和时期的演奏实践。因此,现代演出若一概在这些曲目中加入或排除羽管键琴,便可能体现了超出存世证据所能支持范围的笼统假设。

19世纪,编辑者经常为早期作品补写完整的伴奏。这使不再熟练掌握通奏低音技能的音乐家也能够演奏这些历史曲目,但也可能引入带有编辑者所处时代特色的织体与和声侧重点。因此,印行的通奏低音实现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诠释。对于现代教学版本,同样需要保持谨慎:其中规整的四声部键盘配置,简化了历史上本可相当灵活的一种实践。

20世纪历史知情演奏的蓬勃发展,重新推动了对历史原型乐器、论著、手稿和早期版本的实践研究。音乐家再次将通奏低音的实现作为一种即兴技能加以培养,音乐学研究则考察了乐器配置、各国惯例以及记谱与演奏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作并未形成一种统一、标准化的历史通奏低音音响。相反,它们使人们更明确地追问,具体证据应如何指导演奏决策:低音是否应由其他乐器重复演奏,键盘声部应奏得多么密集,何时适合采用拨弦乐器,以及伴奏应如何顺应歌唱者对时间的处理。留存下来的书面低音声部仍是一个框架,其完整的音乐意义有赖于以充分了解历史为基础的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