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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音乐 / mensural-notation

有量记谱法

有量记谱法是十三至十七世纪欧洲复调音乐中以音符形状、上下文规则和比例符号表示时值的记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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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量记谱法是欧洲的一类记谱法,通过音符的书写形态,结合时值划分规则和上下文来确定相对时值。它形成于十三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始终是音乐作品记谱的核心体系,十七世纪仍在使用。其名称源自拉丁语 mensura,意为“度量”:音乐中的时间是通过可度量单位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而不必像现代记谱那样,由小节线规则划分的小节依次构成。

这一体系使复调音乐中日益独立的各个声部得以协调进行。不过,与现代记谱法不同,它通常不会为每一种音符形状赋予相对于其他音符固定不变的时值。某些时值既可以分为两个较小单位,也可以分为三个;特定音符的时值可能因周围音符而缩短或加倍;某些符号还可以改变不同乐段之间或同时进行的声部之间的时间比例关系。因此,读谱不仅需要认识符号,还需要掌握符号之间如语法般的相互作用规则。

有量记谱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十三世纪的弗兰科记谱法、十四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记谱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白符记谱法。许多我们熟悉的现代记谱符号都源于它的发展,但对它的解读也保留了一些组织节奏的方式,无法仅靠替换成现代音符和拍号来完整呈现。

中世纪节奏记谱法中的起源

在有量记谱法出现之前,欧洲音乐家已经掌握了相当精细的记谱手段,能够记录音高、旋律走向以及演唱演奏方式的某些细节。许多早期记谱法所缺少的,是一套通用且能一致运用的独立音符形状,用来明确表示相对时值。这一区别并不意味着早期音乐没有组织有序的节奏:节奏知识可以通过文本、表演惯例、教学,以及歌者熟知的模式传授,而不必在谱面上详尽记录。

一个重要的先驱,是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巴黎圣母院乐派曲目相关的节奏模式体系。这些模式将长短时值按反复出现的固定组合排列。成组连写的音符,即连音符,有助于指明所采用的模式。在这一体系中,一个音符的节奏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更大组合中的位置。与莱奥南和佩罗坦相关的曲目,展现了持续长音的基础声部与活动较为频繁的上方声部如何相互配合,不过,现存手稿的抄写年代往往晚于这些音乐最初形成的时期。

十三世纪,随着各声部的独立性不断增强,音乐实践对更灵活的节奏记谱法提出了需求。其中,容许不同声部演唱不同歌词的经文歌尤为重要。经文歌中彼此交叠的歌词乐句和快慢相异的声部进行,并不总能方便地用单一节奏模式的反复来表达。因此,向有量记谱法的转变不只是新符号的发明,还涉及节奏信息承载方式的重新分配:从约定俗成的模式,逐渐转向独立的符号及支配其组合的明确规则。

科隆的弗兰科在《有量歌唱艺术》(Ars cantus mensurabilis)中对这一方法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该书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或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期。他的体系区分了长音符、短音符和半短音符等时值,并说明了如何解读音符形状和连音符。这一体系并未使每个记写出来的时值完全独立于上下文。更确切地说,它在符号形态与时值之间建立了更系统的对应关系,同时保留了一些规则,用以判定特定长音符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以及若干较小时值的音符如何组成较大的时值单位。

十三世纪后期的实践进一步拓展了记谱的可能性。与佩特鲁斯·德·克鲁切相关的记谱法,允许一个短音符的时值内包含比早期惯例通常所容纳的更多的半短音符,并用点来辅助标明这些音符组的界限。这些发展有时被描述为通向现代记谱法的连续演进中的若干阶段,但它们同样也是对特定作曲需求的回应。不同体系曾并存使用,抄谱者也可能在保留旧有惯例的同时,有选择地采用某些新的记谱手段。

音符形态、休止符、连写音符与谱面

有量记谱法的时值体系由一系列大小不同的音符时值组成。其成熟形态可包括极长音符(maxima)、长音符(long)、倍全音符(breve)、全音符(semibreve)、二分音符(minim)、四分音符(semiminim)、八分音符(fusa)和十六分音符(semifusa),不过,不同时期所使用的音符种类及各类时值的出现频率差异很大。长音符与倍全音符在十三世纪的记谱法中居于核心地位;二分音符在十四世纪成为基本要素;更小的时值则在后来日益重要。这些名称表示的是音符在时值层级中的位置,而非以秒计的固定时长,也不意味着它们与现代音符始终存在统一的对应关系。

早期有量记谱法的音符通常采用实心符头,形状大致为方形或菱形。长音符与倍全音符的区别,部分体现在符干上;全音符则以菱形符头为特征。后来的白色有量记谱法以空心符头表示较大的时值,同时保留实心符头来表示较小的时值。符干和符尾还可进一步区分时值。现代常见的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及更短音符的序列,在历史上与这套音符体系有渊源关系;但编辑者选择把古代的 semibreve 转写为现代全音符还是二分音符,属于转写方案的选择,并不代表它们本来就具有固定的等值关系。

休止符有自己的一套形状与纵向位置规则。线条的长度及其占据的谱间数量,可用来区分较大的休止时值;较小的休止时值则采用其他可辨认的形态。休止符能够提供孤立音符无法提供的信息:例如,长休止符的形态有助于确定一个较大的时值单位究竟包含两个还是三个倍全音符。休止符通常不像音符那样,会因上下文而缩短或加倍。因此,休止符的组合方式与书写形态,往往能为判断某一乐段预期的时间组织方式提供格外有力的依据。

连写音符将两个或更多音符合为一个图形。有量记谱法中的连写音符沿袭了更早记谱法的形态,但其解读须遵循有关起始、结尾、走向、符干及中间音符形态的规则。传统上以 proprietas(本性)和 perfectio(完全性)这两个范畴,对连写音符起始与结尾所蕴含的节奏意义加以分类。起始处一个特殊的向上符干可以表示 opposita proprietas(反本性),通常使前两个音符成为全音符。因此,连写音符是一种节奏结构,而不只是装饰性的连接,也不等同于现代的连奏线。

其他信息则分布在谱面的不同位置。谱号确定音高位置;变音记号改变特定音的音高;谱行末尾的导引记号可以预示下一行起始音的音高。各声部往往分开抄写,而非在总谱中对齐,音符间距也不一定精确地对应各声部同时发生的音乐事件。歌者对时值的判读,主要依靠记谱规则,而不是比对不同声部音符的横向位置。

时值划分与二分、三分的层级体系

时值划分规定某一层级的音符时值如何分割为下一层级。在成熟的体系中,modus maior(大调式)涉及最大长音符分为长音符,modus minor(小调式)涉及长音符分为倍全音符,tempus(拍分)涉及倍全音符分为全音符,prolatio(细分)则涉及全音符分为二分音符。每个相关层级都可以采用三分或二分。“完全”通常指一分为三,“不完全”指一分为二;对于细分层级,相应的区别通常用“大”和“小”来表述。

“完全”这一术语源自中世纪的思想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三可以具有神学意义,包括与基督教三位一体观念的联系。不过,它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精确的技术含义。在未受上下文规则调整时,一个完全倍全音符包含三个全音符,一个不完全倍全音符则包含两个。这并不是在评判一部作品或一次演奏在审美上是否完整。多个划分层级可以各自独立,因此一个层级的二分可以与另一个层级的三分并存。

最常见的时值划分记号表示拍分和细分。按惯例,圆圈代表完全拍分,形似 C 的缺口圆圈代表不完全拍分。两种记号内部加点都表示大细分;不加点通常表示小细分。因此,四种主要组合可表述如下:

  • 带点圆圈:每个倍全音符分为三个全音符,每个全音符分为三个二分音符。
  • 不带点圆圈:每个倍全音符分为三个全音符,每个全音符分为两个二分音符。
  • 带点 C:每个倍全音符分为两个全音符,每个全音符分为三个二分音符。
  • 不带点 C:每个倍全音符分为两个全音符,每个全音符分为两个二分音符。

若二分音符的时值为 uu,则在这四种安排中,倍全音符的标称时值分别为 9u9u、6u6u、6u6u 和 4u4u。得到 6u6u 的两种情况在结构上并不相同:一种将二分音符按 2+2+22+2+2 分组,另一种则按 3+33+3 分组。因此,总时长相等并不意味着内部划分相同。更高层级的调式划分,往往由休止符、分组方式、曲目惯例或补充记号来确定,而不单凭基本的圆圈或 C 记号。

时值划分记号与现代拍号相似,但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它规定的是谱面上各类音符时值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要求音乐按固定的强弱拍模式划分为反复出现的小节。C 记号是现代普通拍记号的历史前身,并非源于英语单词“common”的缩写。同样,在时值划分记号上加一道划线可以表示时值缩减,但其确切的时间含义取决于时代和使用惯例。如果把所有带划线的记号都理解为一条不分时代、要求将全部时值减半的指令,就会掩盖历史实践的多样性。

依上下文确定时值:不完全化、倍增与圆点

有量记谱法最鲜明的特点是:音符的书写形状可以标明其时值类别,却不一定确定其最终时长。在三分划分中,较大的音符可以是完全的,包含三个低一级时值单位;也可以是不完全的,只包含两个单位。邻近的较小音符可以补足缺少的第三个单位。例如,在完全拍律(tempus)下,一个二全音符后若跟着一个分组恰当的全音符,就可以读作两个全音符的时值加上一个全音符的时值,合起来构成三个单位的完整时段。

这种缩短称为不完全化。它可以由某音符之前或之后的音符引起,传统上分别称为前侧不完全化(a parte ante)和后侧不完全化(a parte post)。更复杂的规则还允许涉及更小细分单位及不同时值层级的不完全化。其应用受音符分组以及该音符周围各音符时值的制约。常被概括为 similis ante similem perfecta 的原则——同类音符之前的音符为完全音符——说明音符的解读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张通用的换算表。

倍增是一种与不完全化相辅相成的操作,即将较小音符的时值加倍,以补足一个三分单位。举一个基本的示意性例子:在完全拍律中,位于二全音符之间的两个全音符,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全音符,后接一个经过倍增、时值相当于两个全音符的全音符。两者合起来,正好填满一个完全二全音符所包含的三个全音符时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音符都可以任意加倍:倍增只适用于特定的排列,通常作用于相关三分划分之下紧邻的一级时值。经过倍增的全音符,即使演奏时长等于两个普通全音符,在图形上仍然是全音符。

圆点有助于区分不同的分组方式,但不能简单地将有量记谱法中的圆点一一视为现代附点的前身。*分组点(punctus divisionis)*用于分隔音符组,避免读谱者跨越错误的分组边界应用不完全化或倍增。*完全点(punctus perfectionis)*用于保持某一时值的完全性;*增值点(punctus additionis)*则在与现代附点增时相近的情形下延长时值。一些理论术语和实际用法之间存在重叠。圆点的作用取决于其位置及所在的时值划分体系,而不只取决于它的外观。

这些依上下文而定的处理方式使记谱简洁,却也可能造成歧义。同一小段音符形状序列,在不同的时值划分体系下可能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圆点的遗漏或错位,就可能影响多个声部的对齐。读谱者可以参照休止符、终止式、歌词结构以及其他声部来检验某种解读。这些依据并不意味着规则可以任意取舍,而是有助于确定:在符合历史惯例的各种规则应用方式中,哪一种能产生连贯合理的读法。在现代版本中,许多这样的判断过程都隐于幕后,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串看似明确无歧义的音符时值。

比例、染色与音乐时间的调控

量制决定内部的划分方式,而比例则改变相应单位之间的时间关系。数字、分数、文字指示以及经过修改的量制记号,都可以用来表示这类变化。在简单的三比二比例关系中,新段落中的三个单位占据此前两个单位所用的时间。如果原先的单位时值为 uu,新的时值就是 2u/32u/3。同样,二比一比例可以要求在原先一个单位所占的时间内演奏两个单位。不过,在历史实践中,比例所针对的对象——特定的音符时值、一个基本脉动,或此前的量制——必须根据上下文来确定。

拍律为调控音乐时间提供了一种实用手段,在十五、十六世纪的论述中尤其如此。人们通常用手部有规律的下落与上抬动作来描述它。根据所采用的记谱法和惯例,一个完整的动作周期可以对应一个半短音符,也可以对应其他合适的单位。不应将拍律视为普遍适用的节拍器速度设定。书面时值、手部动作与实际速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比例记号也可能在保持某一时间层级不变的同时,改变另一层级上的运动速率。

染色通过改变音符的外观,调整其时值的解读方式。在黑符记谱法中,使用形成对比的红色音符是一种重要手段;在白符记谱法中,将原本空心的符头填实,往往起到类似作用。一种常见的效果是将三分组合改为二分组合,使三个染色音符占据同类记谱时值的两个未染色音符所占的时间。染色也可能具有其他含义,尤其是在用于小组音符,或用于具有特殊地方惯例的体系中时。因此,必须结合量制、音符分组和具体曲目来判断其作用。

比例、量制和染色可以结合使用。一个声部可能继续沿用既定的划分方式,另一个声部则引入某种比例或改变分组,从而形成配合严密、谱面上却各不相同的声部。这是对位法的一种表现手段:作曲家可以创造相互对比的运动速率,同时保留能够计算确定的对齐点。在现代记谱法中,这类关系有时用连音符、变换拍号或节拍等式来表示,但没有哪一种现代手段能够涵盖历史上的所有区别。

在诠释时,一个关键区别是:记谱方式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听觉上的速度(音乐)也发生同等变化。新的记号可能改变细分方式,却保持主导脉动稳定;也可能确实要求改变某一音符时值的实际持续时间。历史上的理论家并非对所有惯例都意见一致,实际乐谱也不总是严格遵循教科书的规定。因此,可靠的解读需要将记号所规定的数学关系,与演奏中主导脉动究竟应有多快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区分开来。

十四世纪的法国与意大利体系

十四世纪,有量记谱法得到显著拓展,并出现了地域分化。在法国,与新艺术相关的革新,使二等分划分和小音符(minim)在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更明确的地位。与菲利普·德·维特里有关的论著传统,以及约翰内斯·德·穆里斯的著作,帮助阐明了这套更为丰富的节奏语汇。“新艺术”(Ars nova)一词适合用来描述一场历史运动和一系列理论发展,但不应由此认为,某一位作者曾在某一时刻独力发明了一套完全统一的体系。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为法文手稿146号的《福韦尔传奇》(Roman de Fauvel)手稿,编成于十四世纪一一〇年代,是记谱法和曲目演变的重要见证。其中增补的音乐包括一些经文歌,既保留了旧有做法,也展现出新的节奏可能性。在卒于1377年的纪尧姆·德·马肖的作品中,有量记谱法既用于大型宗教作品,也用于结构严密的世俗歌曲。由于能够在多个层级采用不同的时值划分,持续长音、快速音型与各声部协调的终止进行之间,得以形成更加多样的关系。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记谱法发展出了与法国相关但并不相同的解决方案。其时值划分体系(divisiones)以短音符(breve)的细分为组织原则,设有 quaternaria、senaria、octonaria、novenaria 和 duodenaria 等具名类型。这些术语分别指划分为四、六、八、九和十二个较小单位,但其内部的组合方式和记谱形式,仍须结合具体体系理解。帕多瓦的马尔凯托于十四世纪初撰写的《果园》(Pomerium),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理论文献。仅仅套用法国体系的四种标准量制记号,并不总能准确转写意大利的记谱实践。

意大利十四世纪的曲目,包括雅科波·达·博洛尼亚和弗朗切斯科·兰迪尼等作曲家创作的牧歌、狩猎曲与巴拉塔,都以独特的方式运用了这些手段。圆点可以分隔短音符单位,而特有的音符形状和符干则用来表示细分方式。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五世纪,法国与意大利的记谱惯例日益交融。手稿可能兼用两者的元素,因此,“法国式”和“意大利式”这样的标签所描述的是不同传统,而非不可逾越的国界。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被称为精微艺术的曲目,将节奏的精细分化推向了尤为深入的程度。《尚蒂伊抄本》等文献保存的音乐,使用了对比色彩、不寻常的音符形状、错位的音符分组以及复杂的比例关系。博德·科尔迪耶那首以心形谱面写成的《美丽、善良、明智》(Belle, bonne, sage),也展示了记谱法如何参与作品的视觉设计。这些作品并非脱离声音的纯粹谜题:其复杂的图形编码了各声部、歌词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不过,其中某些特征显然也展示了作曲的巧思,以及对演奏者专业技艺的要求。

白符记谱法、手稿与乐谱印刷

十五世纪上半叶,空心的“白色”符头逐渐取代了早期黑符记谱法中特有的实心符头。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各地进展也不一致。它与抄谱实践的变化及纸张使用的普及同时发生,但仅从书写材料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化:抄谱者的书写风格、地方惯例,以及对较短时值的区分,也都发挥了作用。黑符记谱法与白符记谱法并非截然分开的两套节奏体系。时值层级、量制及依据上下文判读的规则,大多在这一转变中延续了下来。

白符有量记谱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复调曲目的主要书面载体。空心的倍全音符和全音符、带符干的二分音符,以及实心的较短时值音符,共同赋予了乐谱鲜明的视觉特征。通常空心的音符仍可通过涂实来使用着色手法,而连音符组则继续用于标示某些由较长时值组成的音符组。不同抄谱者和曲目对连音符组的使用各不相同;有些文献大量采用,另一些则将许多相同时值写成彼此分开的音符。

手稿的编排方式影响着人们阅读和演唱音乐的方式。在合唱谱本中,多个声部可以排布在同一对开页面上,让围在大型谱本周围的歌者各自读取自己的声部。在分声部谱本中,每个声部则各占一册。这两种编排通常都不像现代指挥用的总谱那样,将所有音符在纵向上对齐。因此,歌者需要数清休止符的时值,维持自身声部的时间结构,并通过听觉和共同的基本拍与其他人协调。没有小节线,并不意味着缺乏时间组织。

乐谱印刷术复制了这些惯例,并逐渐使其规范化,而非立即将其取代。奥塔维亚诺·彼得鲁奇于150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Harmonice musices odhecaton A》,是采用活字印刷的复调乐曲集中的里程碑之作。其制作依靠多次套印,使乐谱页面上的不同要素准确配合。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皮埃尔·阿泰尼昂采用的一次印刷法,推动另一种制作方法在商业上占据重要地位。印刷字模必然要对可用的符号形状加以筛选和标准化,但比例标记、连音符组及其他有量记谱手段,仍是印刷乐谱符号体系的一部分。

整个十六世纪,手稿与印刷本始终相互影响。印刷版本可能将难以判读的记谱加以规范,也可能引入错误,或保留地方惯例;后来的手抄本则可能将较早底本的记谱方式更新。因此,现存文献既记录了乐曲本身,也记录了它们在传承过程中记谱方式的变化。仅凭某一抄本或印本的外观来判断作品年代并不可靠,因为旧曲可能以较新的记谱法重新抄写,而一些守旧的机构也可能继续使用在其他地方已不常见的形式。

有量记谱法所促成的作曲结构

有量记谱法不仅是记录预先独立构思好的节奏的工具。其时值层级和可计算的变换,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作曲家可以通过反复出现的时值模式来规划大段音乐,协调以不同速率行进的声部,或从同一条谱线中衍生出多个声部。记谱方式与音乐构思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作曲上的实验推动了新符号的产生,而已有符号又使某些创作手法更易于构想和传播。

等节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许多十四、十五世纪的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节奏型组织着某个声部,通常是固定声部;这一节奏型惯称为 talea。音高序列,即 color,则可能按另一周期反复。两者的周期边界不必在每次反复时都重合。有量记谱法能精确地记写这些周期;在一些作品中,还能让它们以时值缩减的方式反复,使同样的结构材料所占的时段逐次缩短。等节奏并不等同于有量记谱法,而是后者凭借对时值的控制所促成的一种作曲实践。

比例卡农和量制卡农体现了另一种用途。在量制卡农中,演奏者按照不同量制解读同一份谱面材料,从而演奏出时间组织不同的声部。约翰内斯·奥克冈创作于十五世纪的《比例弥撒》(Missa prolationum)就是著名的例子。其中成对的卡农既利用了量制之间的差异,也控制着音高关系。由此形成的音乐,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将一段旋律加快或放慢后重复:其卡农设计将时间划分、模仿和精心安排的对位结合起来,贯穿相当长的篇幅。

复调弥撒套曲和经文歌也运用量制变化来区分段落,或增强音乐的运动感。定旋律可以采用长时值,与周围更为活跃的声部形成对照,随后又在改变后的比例关系下再次出现。即使原始谱本将各声部分散写在页面上相距很远的位置,有量记谱法仍能明确表达这些关系。现代总谱更直观地呈现各声部在纵向上的对齐,却可能掩盖原来的演奏者为实现这种对齐而分别遵循的读谱指示。

并非所有用有量记谱法写成的音乐都在节奏上错综复杂。许多歌曲和宗教作品采用的时值序列相对简单,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乐句处理、歌词配置或声部间的对位互动上。反过来,一个外观简单的符号,也可能在声部之间形成复杂的关系。因此,无论将整个体系视为现代记谱法之前一种繁琐的初级形式,还是专供博学者解谜的特殊工具,都有失偏颇。它既服务于各类机构的日常音乐实践,也支撑了那个时代一些技术要求最高的作品。

向现代记谱法的过渡与学术解读

从有量记谱法向现代记谱法的转变,是在十六、十七世纪逐步发生的。在许多曲目中,较短时值的音符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规则划分小节的做法日益普及;总谱式布局在某些类型的合奏配合中变得更加实用;相邻音符时值等级之间的二分关系,也日益成为默认的解读方式。通奏低音的发展和新的合奏实践,都是这一变化环境的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哪一项创新让整个欧洲的有量记谱法突然终结。

旧有惯例尤其在宗教音乐以及与“古风”(stile antico)相关的曲目中延续下来。在其他音乐家已经采用更接近现代的记谱习惯之后,长时值音符、连写音符和量制符号仍然能够被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献可能兼具新旧特征。十七世纪的 C 符号与十四世纪的 C 符号,虽然在图形上同出一源,实际使用环境却可能大不相同。解读这类延续现象时,年代、体裁、地域和机构内部的使用惯例都需要考虑。

现代转写要求编辑者作出明确的选择:是保留原有音符时值,还是将其缩短;如何表示量制;在哪里添加小节线;以及如何呈现着色记谱或比例变化。将所有时值减半,虽然保留了相对时长,却改变了谱面的视觉尺度,也可能使现代读者联想到不同的演奏风格。小节线可以使各声部的配合更清楚,但也可能让人感到原谱并未规定的重音。连写音符可以用括号标示,原有符号则可以印在现代化转写谱的上方,使重要依据仍清晰可见。

这些文献的研究属于音乐学和音乐古谱学的范畴。解读时需要将理论著述与实际记谱相互参照,因为理论文献描述的可能是理想规范、地方习惯,也可能是在成书时就已发生变化的实践。同一作品的多个传本,可能保留着不同的点号、符号、休止符或音符形状。编辑者必须区分合理的异文与抄写错误,不能预先认定最接近现代习惯的文献就一定最准确。文献中未完全写明的音高变化,以及不确定的歌词对位,还会带来有别于时值解读的其他问题。

数字方法拓展了这项工作。机器可读的转写可以将谱面上的音符形状与解读所得的时值分别保存,从而便于检验不同的解读方案。音乐编码倡议提供了表示历史记谱法和区分编辑处理的功能。自动节奏校验可以揭示不一致之处,但要判断表面上的不吻合究竟源于不完全化、倍增、比例关系、原始文献中的错误,还是转写错误,仍然需要历史判断。因此,一份有用的数字版乐谱,不仅要记录最终得出的音响序列,还要记录据以得到这一序列的证据和解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