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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是出生于日本的艺术家、音乐家及和平活动家,以观念作品、参与式表演、实验录音及与约翰·列侬的合作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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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洋子(1933年2月18日生于东京)是出生于日本的艺术家、作曲家、歌手、电影制作人和和平活动家,创作横跨观念艺术、音乐、表演与动态影像。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她在东京和纽约的实验艺术圈中崭露头角,逐渐发展出多种形式的作品:一段书面指令、一场想象中的事件、观众的一个行动,或是一件被置于意想不到的情境中的日常物品。她于1964年创作的指令集《葡萄柚》和参与式作品《切片》,是这种创作实践的代表。

小野洋子也因与约翰·列侬的艺术合作及婚姻、两人公开开展的和平运动,以及她与塑料小野乐队及其他合作者录制的音乐作品而享誉国际。她的创作既包括需要个人私下发挥想象力参与的小型作品,也包括通过音乐会、广告、展览和大众媒体传播、面向广泛公众的项目。后来,博物馆对她创作生涯的回顾展,以及对其早期作品的重新表演,将这些多样的艺术活动置于实验音乐、女性主义艺术和战后国际先锋派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

早年生活与教育

小野洋子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日本家庭。父亲小野英辅从事银行业,也有音乐背景;母亲矶子出身于安田银行家族。由于父亲被派往海外任职,她童年时曾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生活。她自幼学习钢琴和声乐,并就读于学习院附属学校;学习院历来与日本皇室及贵族阶层关系密切。这样的成长环境既让她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也使她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太平洋战争使她原有的成长生活骤然中断。小野经历了战时的东京,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与家人一同住到乡间。这段时期,她经历了食物短缺与流离失所。后来回忆童年时,她曾讲述,在物资匮乏的日子里,自己如何与兄弟姐妹一起开展想象游戏。这些回忆后来成为人们探讨她那些引导参与者想象声音、物体和事件的指令作品时的重要线索,不过,她成熟时期的艺术实践也源于她与战后实验艺术的具体接触。

1952年,小野进入学习院大学攻读哲学,但并未在那里完成学位。赴美与家人团聚后,她于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纽约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学习音乐并接触当代作曲。从东京迁居纽约地区,使她既置身于正规的教育机构,也走进了一个较为松散的作曲家、表演者和艺术家群体;这些人正探索有别于传统音乐会和展览的创作与呈现方式。

1956年,小野与日本作曲家一柳慧结婚。两人共同的音乐兴趣使她接触到与约翰·凯奇及其他作曲家有关的实验艺术圈子,这些作曲家探索偶然性、静默、非常规记谱法与日常声音。这段婚姻于1962年结束。此后,她与美国电影制作人兼音乐家安东尼·考克斯结婚,并于1963年生下女儿京子。这些年间,她往返于日本与美国,在两地发表作品,而非仅在某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发展。因此,她的早期艺术生涯既属于跨太平洋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属于人们更为熟悉的纽约下城先锋艺术史。

纽约的艺术网络及其与激浪派的关系

小野洋子早期创作的一处重要场所,是她在曼哈顿下城钱伯斯街112号租用的阁楼。1960至1961年间,她与作曲家拉蒙特·扬在那里组织了一系列音乐会和艺术活动。这间阁楼在正规的音乐厅和商业画廊之外,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展示空间,容纳了以持续的声音、日常动作、非常规乐器,以及难以归入音乐或视觉艺术的行为为素材的作品。这里也是跨领域艺术家相聚交流的地方。

这些活动置身于一个更广泛的实验艺术环境之中,在这一环境下,乐谱不一定要规定一连串音符,也可以设定一种情境、描述一项任务,或将注意力引向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对音乐创作的拓展性理解,对小野洋子十分重要。她的指令即使不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也可以像乐谱一样发挥作用:它们规定某种行动或状态,同时将具体实现方式部分交由他人决定。因此,作曲者、表演者与听众之间的界限也可能变得模糊。

小野洋子的作品与激浪派密切相关。激浪派是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乔治·马修纳斯逐渐形成的国际艺术网络。1961年,马修纳斯在纽约的AG画廊展示了她的作品;她的指令谱也与其他实验艺术家简短的“事件谱”在同一网络中流传。激浪派的出版物与表演经常采用廉价材料、幽默手法、日常活动及可复制的指令,而非独一无二、备受推崇的艺术品。小野洋子也运用了其中许多方法,但不能仅以她属于某一艺术运动来概括她的创作生涯。在激浪派形成较为鲜明的组织形态之前,她就已开始发展自己的创作。

她对这些艺术网络的参与也不限于纽约。1961年11月,她在卡内基演奏厅呈现了自己的作品;返回日本后,她于1962年在东京草月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草月艺术中心是实验音乐、电影与表演艺术的重要交汇点。这些演出促进了日本与美国艺术群体之间的观念交流。它们也说明,仅将小野洋子描述为一位从日本移居西方的艺术家并不全面:她的早期创作是在反复往来、合作与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东京与纽约是彼此相连的创作场域,而非相互孤立的生涯阶段。

指令作品与《葡萄柚》

小野洋子的指令作品将语言作为创作材料。简短的文字不只是描述一件已完成的艺术品,也可以构成作品本身。有些指令可以付诸实际行动;另一些则依靠想象,或要求完成不可能的动作。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使作品的存在不再以制作出可长久保存的实物为前提。读者可以将一则指令当作诗歌来阅读,将其视为一项实际任务,在公众面前加以表演,或仅在脑海中实现它。任何一种方式都未必能穷尽作品的可能性。

她早期的绘画作品已经开始挑战这样一种观念:画面应当是已经完成的,只供观众置身其外地观看。《供踩踏的画》(1960年)将画作的承载物放在观众可以从上面走过的位置,让使用过程及不断累积的痕迹成为作品的一部分。《钉钉子的画》(1961年)同样将日常动作转化为创作或改变艺术品的手段。这些作品重新分配了艺术创作中的角色:艺术家设定框架,其他人则通过留下痕迹、作出决定和投入时间参与其中。它们与绘画的关联,部分就在于追问一幅画由谁创作,以及创作何时才算完成。

《葡萄柚》于1964年在东京首次出版,印数为500册,将一系列指令按音乐、绘画、事件、诗歌、物件等类别编排。书中的短篇条目既有精确的操作指示,也有开放式的想象命题。经常被引用的《云之作》便是一例:它指示读者想象云朵滴落,并在花园里挖一个洞,将它们放进去。这则指令提供了熟悉的动作与材料,却又使它们无法按字面意义结合。因此,要实现这件作品,读者就必须能够在身体经验与想象中的转化之间往返。

1970年出版的增订版让《葡萄柚》拥有了广泛得多的读者群。书籍这一形式对其传播至关重要:这些指令无须艺术家在场,也不依赖画廊或专用设备,就能流传各地。不过,指令可以复制,并不意味着每次实现的结果都相同。同一段文字可以在不同地方引发不同的行动,也可以始终停留在未被付诸行动的提议层面。

因此,《葡萄柚》既与观念艺术相关,也与实验性记谱法相关。它将乐谱视为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同时保留日后付诸演出的可能性。书中简短的语言结构也使它接近文学形式,但它不断将读者视为潜在的参与者,而不只是诠释者。小野洋子在后来的项目中继续运用文字表述与作品实现之间的这种关系,其中包括作品集《橡实》(2013年)。

表演、参与和身体

小野洋子最广为人知的表演作品《切片》于1964年在京都首次呈现,随后又在东京、纽约和伦敦上演。作品的基本安排很简单:表演者坐着,身旁放一把剪刀,邀请观众上前剪下表演者衣服上的布片。在小野洋子的表演中,她相对静止的姿态与走近她的观众所作的决定及动作形成对照。作品通过实际发生的接触逐步展开,而非遵循一套完全预先确定的流程。

剪刀赋予参与者一种明确的行动能力,但这一邀请并未规定他们该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参与者可以剪下一小块布片,也可能迟疑不决、贴近表演者的身体,或剪去更大的一片。其他观众既观察表演者,也彼此观察。因此,责任分布于几种角色之间:设定情境的艺术家、采取行动的个人,以及见证行动的观众。作品让这些关系显现出来,却不提供固定的戏剧情节。

人们围绕《切片》的讨论涉及行为艺术、性别、脆弱性、观看关系,以及使身体成为公众审视对象的社会条件。小野洋子写下的表演指令允许由她以外的人来表演,因此,作品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人的生平身份。与此同时,每次表演的具体情境——包括表演者的性别、衣着、地点和观众——都会影响现场发生的事情。她于1965年在卡内基小演奏厅表演时留下的影像记录,对作品后来的传播尤为重要,尽管影像无法重现亲临现场者所拥有的选择。

其他作品也探索了参与,但并未让身体暴露到同样的程度。在《袋中作品》(1964年)中,表演者钻进一个大布袋,遮蔽了观众通常用来辨认他们并将其归类的大部分视觉信息。动作依然可以被感知,但面容、衣着及其他社会线索都消失了。这一做法改变的是观众能够通过视觉获知的内容,而不是呈现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或叙事。

2003年,七十岁的小野洋子在巴黎再次表演《切片》,并以和平及当时的政治局势来阐释这次呈现。不同版本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体现了她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一套表演指令可以延续下来,而它的每次实现则会置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中。因此,重复并不只是保存最初的事件,也是一种揭示指令如何在不同参与者和不同预期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实验电影与注意力的组织

小野洋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拍摄电影,将她运用简单操作程序的创作方法延伸到动态影像之中。这些作品大多削减了叙事电影惯用的表现手段。它们不着力塑造人物或构建戏剧冲突,而是单独呈现某个身体动作、某处视觉细节,或一段有限的时间。由此产生的影片引导观众关注重复、细微变化,以及镜头画框与画外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她对电影的运用与她的指令作品异曲同工:一个限定明确的命题,可以生成一段绵延展开的体验。

《第一号电影(火柴)》(1966)呈现了一根火柴被划燃并持续燃烧的过程,用慢动作延长了一个通常转瞬即逝的事件。时间的拉长使细微变化得以被仔细观察。在通常被称为《臀部》的《第四号电影》(1966—1967)中,镜头依次对准不同人物行走时裸露的臀部。反复出现的身体呈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个人身份,但动作和身体构造上的差异仍然清晰可见。早期版本之后,她又在伦敦制作了一个更长的版本。这部影片在英国电影审查中遭遇的阻碍,也使对身体呈现的管制成为其公共传播历程的一部分。

《强暴》(1969)由小野洋子与列侬合作创作、尼克·诺兰德掌镜,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摄制组跟随一名女子穿行于公共空间,并逐步进入愈发私密的场景。片名指向的是摄影机与被摄者之间具有侵犯性的关系,而非影片中呈现的性侵行为。它的核心问题是持续拍摄所造成的压力:被看见,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掌控自己被看见的条件。因此,人们常从观看关系、隐私,以及通过纪录片手法施加的权力等角度讨论这部作品。

《苍蝇》(1970)跟拍一只在裸体女子身上爬行的苍蝇,并配以小野洋子的人声配乐。尺度的变化让皮肤看起来如同地形,而昆虫的移动则在画面中形成了一条不可预测的路线。影片没有展开常规的故事,却在人类身体、动物运动、摄影机与声音之间建立起不断变化的关系。观众的注意力反复游移于可辨认的人体与较难辨识的局部特写之间。

这些影片与实验摄影及行为艺术的影像记录有所交集,却不只是对其他独立艺术作品的记录。取景、时长、剪辑与播放速度都主动参与了影片效果的生成。影片通过放映活动、电影节,以及后来的博物馆展览传播,也使小野洋子的创作方法超越了拍摄当时的时间与地点,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约翰·列侬、合作与公众关注

1966年11月,小野洋子在伦敦印迪卡画廊筹备个人展览期间与列侬相识。与这次相遇有关的作品包括《天花板绘画》,又名《YES绘画》。观众需要爬上梯子,透过放大镜,才能读到天花板上一个小小的、表示肯定的词。这件作品要求观众先付出身体上的努力,最后得到的却只是极其简短的文字。在两人相遇之前,小野已经在国际上开展了实验艺术实践;这一时间先后关系,对于理解他们此后的伴侣与合作关系十分重要。

两人的私人关系与艺术合作在1968年逐渐发展。同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的音乐之一:两个处子》呈现的是声音实验,而非一组常规歌曲。专辑封面上的裸体照片引起广泛关注,也影响了唱片的销售和陈列方式。1969年,他们又推出了两张实验性唱片:《未完成的音乐之二:与狮子共度的生活》和《婚礼专辑》。这些录音融合了表演、私人生活中的声音、口述内容以及非传统的呈现方式,将两人关系的某些面向纳入面向公众的艺术形式之中。

1969年3月20日,小野与列侬在直布罗陀结婚。他们的活动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焦点,部分原因在于列侬是披头士乐队的成员。这种公众曝光改变了小野作品被接受和评价的环境。她的活动与录音得以触及远比实验艺术画廊观众庞大的群体,但对她艺术实践的讨论,往往被对两人私生活的关注所取代。他们的合作也涉及不同的创作归属:有些项目由两人共同构思,有些则主要出自其中一人,而许多录音还依赖其他乐手和制作人的参与。

小野也参与了披头士乐队后期的录音,其中包括在1968年发行、通常被称为《白色专辑》的专辑曲目《平房比尔的故事续篇》中献声。她在录音期间的在场,成为讲述乐队最后几年历史时反复出现的话题。然而,那几年也存在商业纠纷、管理分歧,以及成员各自独立项目的发展。将乐队解散归因于某一个人,会掩盖已有记录所呈现的、组织运作与创作层面的复杂情况。

两人的儿子肖恩于1975年出生。1980年11月,他们的合作专辑《双重幻想》发行,其中列侬与小野的歌曲交替排列。1980年12月8日,列侬在纽约遇害。此后,小野在继续自身创作的同时,主持了许多涉及列侬录音、档案及公众纪念活动的项目。1984年发行的《牛奶与蜂蜜》汇集了两位艺术家的更多录音作品,延续了他们共同生活最后阶段所采用的对话式结构。

录音生涯与人声实验

小野洋子的音乐横跨自由即兴、实验摇滚乐、歌曲创作、电子音乐制作与舞曲混音。她的一大特色,是将人声视为一种超越可理解歌词的声音来源。音区的快速切换、持续的呼喊、呼吸声、音节的反复以及游移的音高,都可以成为音乐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些手法使她的一些录音更接近器乐即兴,而非传统的主唱演唱,不过她的作品中也不乏旋律轮廓鲜明的歌曲和叙事性歌曲。

1969年,小野洋子与列侬及其他音乐家一同登上多伦多摇滚复兴音乐节的舞台,这场演出后来以《Live Peace in Toronto 1969》为名发行。塑胶小野乐队并非成员固定的乐团;不同的人员组合与项目都可以使用这一名称。在《Yoko Ono/Plastic Ono Band》(1970年)中,她的人声与一支由列侬、克劳斯·福尔曼和林戈·斯塔尔等人组成的小型器乐组合相互呼应。专辑还收录了《AOS》,这首作品由她与同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奥内特·科尔曼有合作关系的音乐家共同录制。这些合作阵容使她的作品与多种即兴演奏形式产生联系,而不局限于某一种风格传承。

《Fly》(1971年)拓展了她录音作品的规模,将偏重摇滚的曲目与长篇声音实验结合起来。《Don’t Worry Kyoko》的副标题意为“妈妈只是在雪中寻找她的手”,这首作品运用了反复的语句和持续推进的器乐音型。《Approximately Infinite Universe》(1973年)进一步转向易于辨识的歌曲形式,同时仍保有丰富多样的情感与风格。同年稍晚发行的《Feeling the Space》则在歌词中突出呈现女性的经历与社会角色。这些唱片表明,她的创作并不是从实验声音直线走向传统歌曲写作;这两种路径始终并存。

她为《Double Fantasy》贡献的歌曲包括《Kiss Kiss Kiss》《Give Me Something》和《Hard Times Are Over》。列侬去世后,她发行了《Season of Glass》(1981年),将新歌与受丧亲之痛影响而创作的素材结合起来。专辑封面照片中,列侬染血的眼镜放在一杯水旁,使一件承载个人丧失之痛的具体物品成为这张唱片面向公众的呈现方式的一部分。此后的专辑包括《Starpeace》(1985年)、《Rising》(1995年)和《Between My Head and the Sky》(2009年)。

自20世纪80年代起,小野洋子的录音也开始被重新制作为面向夜店听众的版本。1981年首次发行的《Walking on Thin Ice》成为后来混音创作尤为重要的素材来源,而以ONO之名发行的多首作品也登上了《公告牌》夜店舞曲榜榜首。与年轻音乐人及制作人的合作,将她的人声带入了新的音乐制作环境。这些版本往往保留一段人声片段,却大幅改变节奏、配器和时长,延续了她长期以来对作品如何经由他人的演绎而发生变化的兴趣。

和平运动与公共艺术

小野洋子与列侬的和平活动,将参与式艺术中的实践方式引入了大众传播。1969年,两人借助婚事引发的关注,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和蒙特利尔举行“床上和平运动”,将其变为持续多日的媒体活动。他们待在酒店的床上,邀请记者前来讨论和平,而不是提供惯常的蜜月照片。这一场景将私密的居家意象与国际宣传机制结合起来。它是一场媒体行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会、示威或政策倡议。

在蒙特利尔的床上和平运动期间,两人与一群参与者在酒店房间里录制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歌曲反复吟唱的副歌,让一句简单的口头主张化为集体发声的行动。1969年晚些时候,“战争结束了!只要你愿意”这一宣传口号出现在多个城市的广告牌、海报及其他广告载体上。带有条件的措辞是这一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宣言之后紧接着一句限定语,强调公众意愿与行动的重要性。商业广告空间由此成为传递非商业政治信息的载体。

小野洋子后来的公共项目继续采用简洁的语言,并提供参与机会。自1996年起逐步开展的《许愿树》邀请观众在小纸片上写下愿望,再将其系在树上。随着参与者留下的纸条不断累积,装置也随之变化。其形式借鉴了将写有愿望的纸条挂在树上的习俗,同时使每一次呈现都汇集起一批由不同个体撰写、不断变化的文字。艺术家提供的是一个框架和一份邀请,而非每一份参与内容。

想象和平塔是小野洋子为纪念列侬而构思的作品,于2007年10月9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附近的维迪岛揭幕。灯光从一座石质构筑物中向上投射,形成一道在适宜大气条件下可见的光柱。构筑物上以多种语言刻有“想象和平”字样,按计划进行的亮灯则将这一永久性场所与周期性的点亮时段联系起来。它不同于传统的具象雕像,而是通过光、语言和时间来寄托纪念之意。

另一些作品则将和平倡议与哀悼及对暴力的呈现联系起来。2013年的公共展示作品《武装的自由》将列侬染血眼镜的图像与一段关于美国枪支暴力致死情况的声明并置。这类项目在规模和媒介上与早期的酒店活动有所不同,却同样以精简的手段发挥作用:把一句短语、一件熟悉的物品或一个重复的动作,置于能够在公共领域传播的位置。它们的运作既依赖独一无二的实体艺术品,也同样依赖复制传播与公众参与。

后期装置、展览与荣誉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小野洋子的展览实践日益将早期的指令作品与更大规模的雕塑及建筑空间相结合。这一发展并未舍弃她早期作品的简约性。相反,梯子、床、门、电话、棋盘和容器等日常物品,成为承载行动或改变预期的媒介。装置艺术提供了一种途径,让观众能够直接感知物体、身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凭信任对弈》(Play It by Trust,1966)是一套双方棋子均为白色的国际象棋,尤为清晰地体现了这种方法。国际象棋的规则以区分敌我双方为前提,但随着对弈进行,外观相同的棋子使这种区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件作品可以作为一件物品独立存在,但只有尝试使用它,其意涵才会更加清晰。后来,这件作品还以放大版本等形式呈现,表明一个简洁的构想可以在保留核心运作方式的同时,转换为不同的尺度。

1997年首次展出的《Ex It》将数具木棺排列在一起,每具棺木中都有树木生长出来。盛放死者的容器与鲜活生长的树木相结合,无须借助连贯的叙事,便营造出一个关乎死亡、再生与集体丧失的场景。另一些装置则运用缺席或替代的手法:无人穿着的衣物、零散的家居场景和残缺的物件,邀请观众补足缺失的部分。参与这些作品可能需要身体上的行动,也可以是在头脑中重构某种情境。

2000年,大型回顾展《YES YOKO ONO》在纽约日本协会开幕,随后赴世界各地巡展。展览汇集了她数十年间以不同媒介创作的作品,帮助观众看清指令谱、物件、表演、电影与参与式装置之间的联系。2009年,小野洋子获颁威尼斯双年展终身成就金狮奖。这些展览与荣誉将她的作品纳入大型艺术机构对战后艺术的整体叙述,而不再主要将其视为她与列侬关系的附属品。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的《小野洋子:一个女人的展览,1960—1971》,聚焦于她艺术实践的形成时期。展名呼应了小野洋子本人于1971年为在该馆举办的一场非官方展览刊登的广告;那是一项围绕想象中四散的苍蝇展开的观念艺术介入。2024年,泰特现代美术馆推出《小野洋子:心灵的音乐》,回顾了她跨越六十余年的创作。这些展览将档案资料、实物作品与参与机会并置,明确地把历史证据与作品重新实施之间的关系作为策展所要探讨的问题。

作品接受与艺术史问题

实验艺术与大众明星文化之间不同寻常的交叠,塑造了小野洋子作品的接受状况。在与列侬交往之前,她的主要观众来自规模相对较小的艺术家、作曲家圈子,以及专业艺术场所的受众。1968年以后,她的姓名和形象通过新闻、娱乐报道及流行音乐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批扩大的受众未必接触过她早期的作品,也未必了解实验性表演的惯例。在先锋艺术语境中可以理解的声音或动作,一旦被纳入名人故事,便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反应。

有关她所获公众反应的论述,考察了针对她的性别、日本背景及跨种族婚姻的敌意。与此同时,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性评价则涉及更明确的问题:参与是否真正重新分配了艺术创作的主导权,指令与其实际呈现之间有何关系,以及当一件作品使参与者或表演者承受压力时,会产生怎样的伦理责任。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作品等同视之,也不必把一切分歧都归结为偏见。这些问题关注的是具体作品产生效果的机制。

小野洋子在女性主义艺术史中的地位,尤其与身体、观看关系以及主动和被动角色的划分有关。《切片》在这一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表演者看似静止不动,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参与建构整个事件;观众采取行动,也不自动意味着他们摆脱了社会惯例的约束。她的歌曲也探讨家庭关系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些歌词与她那些主题表达较不明确的观念作品之间有何联系,仍有待诠释,不能将其视为一套统一的创作纲领。

她的作品也为博物馆和艺术品保护带来了实际问题。一幅画通常提供了一个可供保存的实物;一份指令则可能以多种版本、语言、表演和获授权的实现形式存在。将一份指令谱置于玻璃展柜中展出,可以保护这份历史文献,却也阻止了某些形式的使用。重新演绎它可以让行动发生,却也引入了新的身体、机构规则和条件。电影和摄影能够记录一个事件,但也可能成为后来的观众了解这一事件的主要途径。

在音乐史中,小野洋子的作品使实验作曲、流行音乐与舞曲制作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在艺术史中,她往来于东京、纽约和伦敦的经历,则对围绕单一国家中心组织的叙述提出了挑战。留存至今的指令谱、录音、影片和装置说明,为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有些保存了某一次特定表演,另一些则仍是可以在变化了的情境中再次实现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