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德·费马是十七世纪法国司法官、数学家,他的发现为现代数学的若干核心分支奠定了基础。他对数论和解析几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提出了求切线和极值的方法,成为微积分中部分方法的先声,并参与奠定了运用数学研究概率的基础。在光学领域,他提出的支配光传播路径的原理,在几何与物理解释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
费马在法国南部从事法律职业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大部分数学研究。他并未发表系统性的论著,而是通过书信、传阅的手稿以及书中批注交流研究成果。因此,他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既有普适性惊人的方法,也有简短的断言、向他人提出的挑战,以及未必留下证明的结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费马大定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德鲁·怀尔斯的研究才使其得到完整证明。然而,费马更广泛的影响来自范围远为广阔的数学成果,包括素数的算术性质、曲线的几何性质、面积的计算,以及中断的赌局中赌注的公平分配。
生平与司法生涯
费马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博蒙德洛马涅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多米尼克·费马曾在当地担任公职。费马的出生日期尚无定论:长期以来,人们接受的日期是1601年8月17日,但对家族档案的研究支持他出生于更晚的年份,通常认为是1607年。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于难以辨明档案中有关同名儿童的记录。他的逝世日期则确凿无疑,为1665年1月12日,地点是卡斯特尔。
关于费马早年教育经历的文献记载并不完整。他曾在奥尔良学习法律,也曾居住于波尔多,在那里接触到了让·德·博格朗和艾蒂安·德斯帕涅周围学术圈的数学研究。到17世纪20年代末,他已开始致力于复原古代几何学文献,并研究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这些研究不仅要求掌握当时的代数学,还需要深厚的古典语言功底。费马阅读古希腊数学家的著作,并以拉丁语撰写了大部分专业论述,同时也在通信中使用法语。
1631年,费马购得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职位,并与路易丝·德·隆结婚。法国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主要是高级司法机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代议立法机关。费马的职责包括处理司法事务,曾在与图卢兹和卡斯特尔有关的机构任职。这一职位使他跻身法国地方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官职精英阶层。因此,将费马称为“业余数学家”,仅在数学并非其有薪职业这一有限意义上是准确的;这一称呼并不能反映其研究的精深程度或严肃性。
费马的司法生涯也有助于解释其数学活动的开展方式。他既未在大学担任教席,也未主持科学机构,公务有时还会使他的学术交流中断。尽管如此,他仍通过通信与欧洲顶尖研究者保持联系。在他所处的时代,数学研究可以通过私人书信和手稿传阅来推进,而不必依赖专业期刊;此类期刊直到他生命接近尾声时才开始出现。
费马的家人后来在保存其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长子塞缪尔·德·费马整理了他的数学批注,并协助安排了遗作的出版。人们熟悉的费马形象——一位才华横溢、行踪难寻、为后世留下诸多难题的作者——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私下开展研究的习惯、现存史料的不完整,以及他去世后编者对其著述的整理与重构。
通信、古典学识与数学方法
费马的数学活动以书信往来为中心。从1636年起,他开始参与由马兰·梅森协调的通信网络,梅森的书信将法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学者联系起来。通过这一网络,费马与勒内·笛卡尔、吉尔·佩尔索纳·德·罗贝瓦尔、贝尔纳·弗雷尼克尔·德·贝西等人交流研究成果,互相提出难题。后来与他通信的人还包括布莱兹·帕斯卡、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皮埃尔·德·卡尔卡维。卡尔卡维在巴黎立足之前,曾在图卢兹司法界建立人脉,他在传播费马的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一封信可以同时发挥多种作用:宣布发现、请求验证、提出问题,或确立发现的优先权。费马常常陈述结果,却不提供完整的数学证明。有时他给出数值例子,有时提示一种方法,有时则向他人发出挑战,请他们求解。这类交流能够推动研究,但当通信者无法重建其推理过程时,也会令人感到挫败。因此,在阅读费马留存至今的著作时,区分定理、猜想和仅以声明形式公布的发现至关重要。
他的研究融合了两种思想传统。一种是复原并拓展古代数学,尤其是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帕普斯和丢番图的著作;另一种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符号代数,其中以弗朗索瓦·韦达的工作尤为突出。费马并不将古典几何与代数视为相互竞争的学科。代数既能复原失传的几何成果,也能揭示数值问题中的规律,还能提供适用于整类曲线的求解方法。
丢番图的《算术》,尤其是克洛德-加斯帕尔·巴歇于1621年出版的希腊文—拉丁文对照本,成为推动费马研究整数与有理数的重要源泉。丢番图通常着眼于求出数值问题的某些特定有理解。费马则将这种研究方式拓展到关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一般问题:哪些数可以用某个指定的表达式表示?为什么某个给定方程必定无解?他在这本书页边写下的批注,保存了他许多最著名的算术论断。
费马偏爱简洁的交流方式,但不应因此误以为他缺乏一般性方法。在关于轨迹、极值和求积的研究中,他反复追求的是通用方法,而非孤立的答案。在数论中,他也将无穷递降法描述为一种通用策略。然而,现存文献不足以支持这样一种假定:他的每一项论断都有完整的证明作为依据。作出历史评价时,必须区分哪些结论是他在著述中证明了的,哪些只是他宣布了的,以及哪些是后来的数学家最终用不同方法确立的。
现代学科形成之前的代数几何
费马与勒内·笛卡尔同为解析几何的主要创立者。他的《平面与立体轨迹引论》(Ad locos planos et solidos isagoge)于17世纪30年代以手稿形式流传,直至他去世后的1679年才正式刊印。古人所区分的平面轨迹与立体轨迹,前者指直线和圆,后者指圆锥曲线。费马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含有两个未知量的代数方程来系统研究这些几何对象。
其核心思想是:联系两个变量的方程确定一条轨迹。用现代记号表示,形如
的一次关系描述一条直线,而二次关系在适当条件下则描述一些常见曲线。费马并未采用现代教科书中完全标准化的笛卡尔坐标系。他通常选定一条基线,并配合纵标展开研究,而且所用方向往往是斜交的,并不一定相互垂直。这一概念上的进步,在于系统地建立了代数关系与几何轨迹之间的联系。
费马的论述展示了如何通过变换方程,得到可辨认的几何形式。例如,等价于 的关系给出一条双曲线,而等价于 的关系则给出一条抛物线。通过改变参照设置并配方,可以将二次方程与圆、椭圆及其他圆锥曲线联系起来。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依据方程的结构来对曲线分类,而不再仅仅依据曲线如何由圆锥截得,或依赖某一幅具体图形。
费马与笛卡尔的方法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笛卡尔于1637年出版的《几何学》强调通过代数构造解决几何问题,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曲线分类方法。费马的论述则更直接地从方程出发,系统研究轨迹,并将其与古代成果联系起来。两人的工作都产生于更广泛的代数与几何研究传统之中,因此,将解析几何的发展描述为一次孤立的发明,并不足以反映其历史。
使用“代数几何”这一历史术语时,也需要谨慎。费马的工作属于通过代数方程研究曲线的早期探索,并不是后来借助域、理想和簇等理论发展起来的抽象代数几何。其意义在于使几何问题能够通过符号运算来处理。一旦曲线可以用代数表示,求交点、切线、极值或所围面积,就成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数学研究体系中的问题,而不再是针对每个图形分别处理的孤立问题。
伪等法、极大值、极小值与切线
费马提出了一种求极大值、极小值和切线的方法,称为伪等法,其名称源自拉丁语 adaequare。如何理解这一方法,至今仍是数学史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因为费马并未用后来形成的极限概念或经过严格定义的无穷小来表述它。不过,从许多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操作步骤:引入一个微小的辅助增量,比较两个表达式,消去公共项,除以辅助量,再略去仍含有该辅助量的项。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将长度为 的线段分成两部分,使两部分长度的乘积最大。如果其中一部分长为 ,则乘积为 。费马将它与把 替换为 后得到的表达式进行比较:
展开并消去公共项后,比较得到的关系中含有
除以 ,再略去剩下的含 项,便得到 ,因此 。用现代语言来说,这与令 的导数等于零的结果一致。
关键并不在于费马已经掌握了具有充分一般性的现代导数概念。他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代数技巧,预示了微分学的一项核心运算。现代的讲解可以借助极限来重构这一方法,但不应以这种重构取代费马自身的概念框架。尤其是,对于伪等法究竟应理解为近似相等、形式上的代数比较,还是涉及无穷小增量的一种关系,历史学家仍有不同看法。现存文献并不足以为它的所有应用确定一种毫无歧义的统一解释。
费马将类似的推理推广到了切线问题。对于用代数式表示的曲线,可以比较邻近点及其几何关系,从而在消去公共项后求出切线的方向或截距。他也研究了不能直接归结为简单多项式关系的曲线。摆线是圆滚动时圆周上一点描出的曲线;费马对摆线切线的研究,是十七世纪数学家探索如何处理由运动产生的曲线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1638年,梅森传阅了费马的著述,这些方法随后引发了费马与笛卡尔之间的争论。双方的分歧涉及费马切线方法的一般性、论证依据和表述方式。这场争论表明,在微分的通用表述尚未形成之前,要评价一种新方法颇为困难。费马对数学优化的贡献十分重要,但也应将他的极值条件与完备的判定方法区分开来:对于可微函数在定义域内部取得的极值,导数为零通常是必要条件,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该处取得极大值或极小值。
求积与面积的算术
费马在求积方面的研究,即确定曲线所围面积的研究,是积分学的另一项重要先驱工作。古代数学家利用几何穷竭法,解决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具体问题,尤其是涉及圆、抛物线和立体的问题。十七世纪的研究者则试图为一整类曲线寻找更系统的求积方法。费马将曲线的代数描述与按等比数列安排的分割相结合,为此作出了贡献。
用现代记号表示,这项研究的一个核心成果是幂函数积分法则:
它适用于满足 的适当有理指数。费马并未用现代的积分符号写出这一公式;这一符号后来才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引入。不过,费马的推理确实为相当广泛的一类此类幂函数确立了求积结果。有理指数可以用来描述高次抛物线、根式曲线及相关曲线,从而扩大了可计算面积的图形范围。
他的一种特色方法,是按乘法比例分割基线,而非将其等分。当曲线由 的幂函数给出时,取 等位置,其中 ,便会得到一系列矩形,其面积构成等比级数的各项。例如,若宽度与 成正比,高度与 成正比,则相应的面积项就与 成正比。因此,可以用代数方法求和。比较从上下两侧夹逼面积的几何构造,并让公比趋近于一,就能求得面积。
费马还研究了双曲线类曲线的求积问题。指数 是一个例外:表达式 无定义,而 在两个正值界限之间的曲线下面积则引出了自然对数。这个例外在数学上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幂函数积分法则确实存在适用边界,而不只是记号上的不便。双曲线面积成为十七世纪多位数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其中包括格雷瓜尔·德·圣樊尚。
费马的求积研究属于微积分基本定理形成之前的探索,但他并未像后来的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将微分与积分组织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他的贡献更为具体:通过一般性的求和方法,广泛的代数曲线族所围面积变得可以求解。从描述曲线的方程推导出计算其面积的法则,这一过程表明,他的几何研究与代数研究联系得多么紧密。
数论与无穷递降法
数论是费马提出的问题对后世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他研究了整除性、素数、整数方程,以及将整数表示为平方和或其他形式的问题。与他的几何研究不同,这些研究大多以命题、例子或挑战题的形式流传,而非以详尽证明的形式发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具体成果,也在于他坚持用一般性的证明来解释数值规律。
在1640年10月18日致弗雷尼克尔的一封信中,费马陈述了如今称为费马小定理的结论。若 是素数,且 不整除 ,则
等价地,对任意整数 ,都有 。这一定理是模算术中的基本结论。费马在这封信中没有给出证明;证明由后人补出,其中尤以莱昂哈德·欧拉的工作为著。其逆命题并不成立:合数对于某些特定的底数也可能满足这一同余式,这一点对现代素性检验十分重要。
另一项重要论断涉及将素数表示为两个平方数之和。每个满足 的素数都可以写成
其中 和 为整数。费马在1640年12月25日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这一结果。与之相对,不可能表示的情形很容易说明:由于平方数模 只能同余于 或 ,模 同余于 的素数不可能是两个整数的平方和。更深刻的部分在于证明:对于形如 的素数,这样的表示确实存在。欧拉后来给出了这一方向的证明。
费马最具特色的证明技巧是无穷递降法,它与数学归纳法和反证法密切相关。先假设存在一个正整数解,再由它构造出一个具有相同相关性质、但更小的正整数解。反复进行这一过程,就会得到一个无限严格递减的正整数序列,而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经典例子是:边长均为整数的直角三角形,其面积不可能是非零的平方数。将本原勾股数组用参数表示,并利用互素性与奇偶性,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更小的、同样具有这一不可能性质的三角形。这一结果也可用于证明费马大定理中指数为四的情形。
费马提出的数论猜想并非全都正确。他曾猜想,形如
的数都是素数。当 时,前五个数确实都是素数,但欧拉于1732年证明
尽管如此,这些费马数仍在后来的数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建立的可尺规作图正多边形理论。这个例子表明,费马富有启发性的猜想与他已经确立的结论应当加以区分:即使一个一般性论断是错误的,它仍可能揭示出一个具有长久研究价值的数学对象。
费马大定理及其最终证明
费马大定理指出,当整数指数 时,方程
不存在正整数解 。这与 的情形不同,后者根据勾股定理有许多整数解,例如 。尽管表述浅显,这一一般性命题却在三个多世纪里始终未获证明。
这一著名论断出自费马在其所藏巴歇编注版丢番图著作中的一则页边批注。在一道将一个平方数分成两个平方数的问题旁,费马断言,对更高次幂而言,类似的分解不可能成立,并补充说,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证明,只是页边太窄,写不下。人们通常将这则批注的写作时间定在1637年前后,但确切日期尚无定论。1670年,萨缪尔·德·费马出版了收录其父评注的《算术》,这则批注由此为公众所知。
费马给出的一般性证明并未留存下来。他留下的有关四次幂的论证颇有分量,但不足以证明该定理对所有指数都成立。只需证明指数为 以及每个奇素数时定理成立即可:如果某个指数有奇素因子,那么由该指数下的一个假定解就能构造出以该素因子为指数的解;如果它唯一的素因子是 ,那么只要这个指数大于 ,就必能被 整除。这一归约简化了命题,却并未解决无穷多个奇素数指数的情形。
此后的研究从特定指数入手,借助日益精深的算术方法逐步推进。欧拉研究了 的情形,19世纪的研究者又证明了更多情形。恩斯特·爱德华·库默尔通过对分圆算术的研究,证明了该定理对一大类素数指数成立,并推动了代数数论的发展。这一问题揭示了一个隐患:在某些数系中,唯一分解并不像在通常的整数范围内那样成立,不能想当然地将其作为前提。
最终成功的一般性证明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联系,即椭圆曲线与模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格哈德·弗雷和让-皮埃尔·塞尔等人提出的思想基础上,肯·里贝特于1986年证明了一个结果,表明费马大定理若存在反例,就会导出一条与相关模性猜想不相容的椭圆曲线。安德鲁·怀尔斯于1993年宣布证明了所需的半稳定模性结论。此后,他与理查德·泰勒合作,修补了证明中的一处漏洞,决定性的论文于1995年发表。这一证明借助现代算术几何确立了费马大定理,而非重构费马自称拥有的证明。
与帕斯卡的通信及概率论的奠基
1654年,费马与帕斯卡就机会游戏中出现的问题交换了信件。这些通信是运用数学研究不确定性的一座里程碑,不过在此之前,已有其他作者研究过赌博和掷骰子问题。通信的核心议题是“分赌注问题”:如果一场游戏在任何一方达到约定的获胜条件之前中断,参与者应当如何分配赌注?
难点在于,仅凭当前比分,无法用简单的比例确定公平的分配方式。只需再赢一次的玩家,比还需再赢两次的玩家更占优势,但这种优势有多大,取决于游戏接下来可能如何发展。费马的方法是枚举所有等可能的后续过程。赌注应按照各位玩家最终获胜的概率来分配;如今,这一思想可以很自然地用期望值来表述。
例如,假设两名水平相当的玩家在每一局中各以 的概率获胜,各局结果相互独立。玩家A只需再赢一局,而玩家B还需再赢两局。即使实际游戏可能提前结束,我们仍考虑接下来两局的结果。等可能的结果序列为 。在前三种情况下,A赢得比赛;B则只有在 的情况下才能获胜。因此,两人应得的份额分别为 和 。将枚举延伸到实际终止点之后是合理的,因为后续假设的结果不会改变已经决出的胜者。
一般而言,如果A还需赢 局,B还需赢 局,那么最多再进行 局即可决出胜负。在相同假设下,A获胜的概率可以写为
这一现代公式明确揭示了费马推理的组合数学基础。其中的二项式系数用于计算A至少赢得 局的结果序列数。帕斯卡还提出了一种递推方法,通过下一局可能出现的结果来评估当前局面。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得出了相同的分配方案。
这些通信中并没有现代公理化的概率空间,也未涵盖后来概率论的全部内容。其成就在于,将一项存在争议的公平分配规则,转化为基于明确列出的各种可能情况及其权重的计算。惠更斯于1657年出版的《论赌博中的计算》(De ratiociniis in ludo aleae),是早期以印刷形式系统阐述此类推理的著作之一。因此,费马与帕斯卡的通信,也属于一场更广泛的转变:从具体的赌博问题,走向关于期望与随机性的一般数学理论。
光学与最短时间原理
费马的光学研究围绕着这样一个命题展开:光沿着传播所需时间最短的路径行进。他的推理是在有关折射解释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最终得出了于1662年发表的证明。这一原理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法,可以根据路径的几何性质以及光在不同介质中的速度,推导出反射和折射定律。
对于一条从某种介质中的点 传播到另一种介质中的点 的光线,设 为它穿过平面分界面的位置。若光速分别为 和 ,则传播时间为
改变 的位置,并要求传播时间最短,可得
其中, 和 均以分界面的法线为基准测量。用与光速成反比的折射率 和 表示,这就成为斯涅尔定律:
这一推导所依据的物理假设十分重要。费马认为,光在光密介质中传播得更慢,例如通常情况下光从空气进入玻璃时就是如此。这与笛卡尔对折射的力学解释所涉及的速度关系不同。因此,费马在数学上的成功并不只是重现了一个已知的正弦关系,而是对这一关系为何成立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场历史上的争论也说明,同一条观测定律可以被纳入不同的机制解释之中。
对于均匀介质中平面镜上的反射,由于光速恒定,最短时间问题便化为最短距离问题。将终点映射到它关于镜面的对称位置,就能把折线路径转化为直线作图,从而得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折射更能揭示这一原理的意义,因为距离较短并不一定意味着时间较短:让光在速度较快的介质中行进更长的一段路程,可以弥补总路径变长所增加的时间。
现代的费马原理通常表述为光程取驻值的原理,而不是无条件的最小值原理。若 为折射率, 为长度微元,则光程为
实际光线所循的路径使光程的一阶变分为零;视具体条件而定,这一路径未必对应严格的最小值。这一重新表述将几何光学与变分法联系起来。波动光学通过相位和干涉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同时也揭示了:在涉及衍射效应以及其他不能忽略波长的情形中,光线描述存在局限。
著作出版、学界反响与历史评价
费马在数学界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其著作的身后出版,这种情况颇不寻常。他在世时,许多研究成果只能通过书信、抄本以及中间人的转述为人所知。塞缪尔·德·费马于1670年刊行的丢番图著作版本,使其中的算术批注得以广泛流传。1679年在图卢兹出版的《数学杂著》(Varia opera mathematica)汇集了他更为广泛的著述,包括关于几何、极值和求积的研究。这些出版物保存了重要材料,却未能使留存的文献构成一部连贯记述其发现历程的著作。
这样的文献状况给历史研究带来了若干困难。出版日期可能比手稿的写作时间晚数十年。私下传播的成果,可能在付印之前就已影响了同时代的学者。反过来,后来声称某种方法早已被发现,也不一定能据此确定相关推理究竟何时完成。因此,涉及费马、笛卡尔、罗贝瓦尔及其他同时代学者的发现优先权问题,必须依据注明日期的书信和手稿证据来判断,而不能仅凭印刷出版的日期。
后来的编辑整理工作大大便利了人们查阅这些文献。自19世纪末起,由保罗·坦纳里和夏尔·亨利编辑的多卷本《费马全集》(Œuvres de Fermat)汇集了费马的数学著作与通信,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料。这类文集清楚地表明,费马的工作不能被简化为那则关于高次幂的批注。他的研究横跨早期形态的代数几何、算术、几何分析、机遇游戏和光学。
各个领域对其工作的接受情况有所不同。在数论中,他提出的许多断言成为欧拉及后世研究者展开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微积分的发展史上,他求切线、极值和积分的方法被视为重要的先驱性成果,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后来牛顿和莱布尼茨建立的体系。在概率论中,他与帕斯卡的通信成为公认的、基于期望值进行推理的历史起点。在光学中,他的原理获得了持久的地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17世纪最初为之提供的论证。
现代术语既能帮助阐明这些成就,也可能使其失真。用导数和积分来表述费马的计算,可以更方便地将其数学内容与后来的方法相比较,但也可能掩盖两者在记号、假设和证明标准上的差异。同样,也不应因为费马大定理那份著名的缺失证明,就认为他所有未经证明的断言都同样可靠。他留存至今的著述包含证明、行之有效的算法、猜想和挑战性问题。区分这些不同形式的数学知识,是理解他的工作如何在17世纪的研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