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罗拉莫·卡尔达诺(1501年9月24日—1576年9月21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医生、占星家和作家。他的《大术》(Ars Magna,1545年)公布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求解方法,成为代数史上的里程碑。他关于赌博的著述包含了早期对概率的系统探讨,而他的行医活动和自然哲学著作也使他在生前广为人知。他的成就既包括独创性的研究,也包括对他人发现的整理、拓展与发表。
生平与事业
卡尔达诺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他的父亲法齐奥·卡尔达诺是一位对数学颇有兴趣的律师,参与了他的早期教育。卡尔达诺先后就读于帕维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并于1526年在帕多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他的早期职业生涯经济拮据。他先在萨科隆戈行医,后来迁往米兰,并在那里兼授数学。由于有关非婚生身份的规定,他起初未能加入米兰医师公会,直到1539年才获准入会。此后,他在医学界声名渐隆,并先后在帕维亚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任职。
1552年,卡尔达诺前往苏格兰,为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诊治。这次远行表明,他作为医生的声誉已传遍国外。他的医学著作收录了病例,并探讨症状、疗法以及如何解读临床经验,不过其理论框架仍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体系。
他的晚年接连遭遇家庭和职业危机。1560年,他的儿子乔瓦尼·巴蒂斯塔因毒杀妻子而被处决。1570年,卡尔达诺在博洛尼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监禁了数月。获释后,他迁居罗马,在那里度过余生,并于1576年去世。
卡尔达诺的自传《我的一生》(De propria vita)是了解其生平及自我形象塑造的重要资料。书中以罕见的坦率笔触记录了他的疾病、抱负、梦境、家庭困扰和学术兴趣。与其他自传性史料一样,阅读此书时也需要区分可核实的事件与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解读。
代数与《大术》
《大术》(Ars Magna)于1545年在纽伦堡出版,系统介绍了三次和四次多项式方程的求解方法。这些成果使代数超越了此前数学传统所传承的二次方程求解方法。
三次方程
一般三次方程可以通过变量替换,化为不含二次项的三次方程。用现代记号表示,即为
其解的一种常见表达式通常称为卡尔达诺公式:
这一公式所依据的代换是 。展开可得
若满足以下条件,原方程便成立:
因此, 和 可以通过一个二次方程求出。
这种简洁的记法是现代的表达方式。卡尔达诺按不同情形分别处理,而不是使用一个系数可任意取正负值的通用方程;他还经常用几何论证来说明代数运算的合理性。他所处的时代,对负量和符号记法的处理尚未像现代这样统一。
当系数为实数且平方根下的表达式非负时,取实立方根便可得到一个实数解。若使用复立方根,则必须协调两项根值的选取,使其满足 ;任意独立选取的根值未必能给出原方程的根。
发现经过及与塔尔塔利亚的争论
三次方程求根公式并非卡尔达诺一人发现。在卡尔达诺开展这项工作之前,希皮奥内·德尔·费罗已经找到了一类重要三次方程的解法。尼科洛·塔尔塔利亚也独立研究出了三次方程的求解方法,并于1539年在卡尔达诺承诺保密的前提下,将一条求解法则告诉了他。
卡尔达诺后来得知德尔·费罗更早已有发现,并与学生洛多维科·费拉里一同查验了相关证据。他认为,这一更早的发现使自己不再受保密承诺约束,于是在《大术》中公布了该方法,同时注明了德尔·费罗和塔尔塔利亚的贡献。塔尔塔利亚不接受这一理由,双方随后展开了公开论战。
这段往事表明,有必要区分发现、证明、推广和发表。卡尔达诺的贡献固然重大,但“卡尔达诺公式”这一惯用名称并不意味着该方法的每个部分都由他独创。
四次方程
《大术》还公布了费拉里求解四次方程的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引入一个辅助量,使四次式能够分解为两个二次因式。确定这个辅助量需要求解一个相关的三次方程。
卡尔达诺将这一发现归功于费拉里。由于同时收录了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解法,这部著作成为后世代数研究的重要参照。
负量与复数
卡尔达诺的研究揭示了一些难题,仅限于正量的算术体系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个有三个实根的三次方程,在使用根式公式求解时,可能会出现负数的平方根。
例如,
有实数解 ,但公式给出的表达式却是
这体现了所谓的*不可约情形*:在用根式求解有三个不同实根的三次方程时,中间步骤会出现非实数的量。
卡尔达诺还考虑过将10分成两部分、使其乘积为40的问题。用现代记号表示,这两部分是 和 。他曾对这类表达式进行运算,但并未建立一般的复数理论,也没有像接受普通数值那样接受它们。
后来,拉斐尔·邦贝利为这类表达式的运算制定了更系统的规则。卡尔达诺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性,部分在于他明确提出了这一代数问题,而不在于他已经给出了成熟的现代概念。
赌博与概率研究
卡尔达诺的《论机遇游戏》(Liber de ludo aleae)于1663年在他去世后出版。书中以他参与骰子及其他游戏的经验为基础,考察了可能的结果、有利情形、赌注和作弊问题。
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当各个基本结果等可能发生时,可以通过比较有利结果数与所有可能结果数来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用现代记号表示,
前提是所计数的各个结果等可能发生。
例如,掷两枚均匀的六面骰子时,恰当的样本空间由36个有序数对组成。其中6个数对的点数之和为7,因此出现这一结果的概率为 。如果只对可能出现的点数之和进行计数,就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些和出现的概率并不相等。
卡尔达诺认识到,枚举各种情形以及考察游戏进行的条件十分重要。然而,他的论述仍有错误,也未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形式化概率理论。其历史意义在于,这是对随机现象的一次早期系统研究,而不是对后世成果的完整预见。
由于此书直到1663年才出版,其直接影响与他已付印的代数著作有所不同。布莱兹·帕斯卡与皮埃尔·德·费马于1654年的通信,通常被视为数学概率论发展中另一个独立的奠基事件。
自然哲学、力学及其他著述
卡尔达诺在数学以外的领域也著述甚丰。《论精微》(De subtilitate,1550年)和《论万物的多样性》(De rerum varietate,1557年)汇集了有关自然现象、材料、动物、机器和人类活动的讨论。这些著作既包含观察记录和技术知识,也夹杂着沿袭而来的哲学解释、奇闻记述,以及不符合现代证据标准的论断。
他的名字与卡尔丹悬架和卡尔丹万向节联系在一起。前者由一组可绕轴转动的环架构成,能在支座运动时使物体保持原有朝向;后者是一种万向联轴节,用于在相互成角度的轴之间传递旋转运动。这些名称反映了他在机械装置的描述与传播方面的地位,并不能证明所有与这些名称相关的机构都由他首创。
卡尔达诺也从事占星术实践;在他所处的知识环境中,占星术与医学和自然哲学有着密切联系。历史研究将这类活动与他那些至今仍具科学价值的数学和观察工作区别对待。
历史意义
在从中世纪代数向近代早期数学的转变中,卡尔达诺占有重要地位。《大术》展示了代数方法求解高次方程的能力,同时也揭示了与负量和非实数量有关的问题,后来的数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
他的工作也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成就并不总能归于某一个发现者。口头交流、私人手稿、师生关系、竞赛挑战和印刷书籍,都推动了三次与四次方程解法的发展。卡尔达诺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历史地位,既在于他本人的数学研究,也在于他将相关成果付诸出版,使更广泛的学术群体得以接触这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