湍流是一种流体运动状态,其特征是不规则的脉动、跨越多个尺度且相互作用的流动结构,以及强烈的动量、热量和物质输运。湍流存在于液体、气体及更复杂的介质中,从水管中的水流、飞机尾流,到云、洋流、恒星内部和磁化等离子体,都能见到它的踪迹。尽管湍流运动遵循确定性的物理定律,其具体演化却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因此,实用的描述通常将动力学方程与统计学方法相结合。
湍流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种高效的输运机制。湍流能够增大空气动力阻力、加速混合、重新分配热量、使泥沙保持悬浮,并影响燃烧、天气和大洋环流。这些效应通常无法仅用流体的分子性质来描述,而是由有序与无序的运动共同产生的;这些运动的尺度可能相差许多个数量级。
没有任何单一判据能够识别所有湍流。湍流的常见特征包括宽广的空间谱和时间谱、旋转运动、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小尺度速度梯度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湍流并非泛指一切非定常或混沌运动:周期性涡脱落、随机波动和低维混沌,都可能在没有充分发展的湍流级串时出现。因此,湍流研究既关注产生不规则流动的机制,也关注尽管流动不规则却仍可重复验证的统计规律。
历史发展
对湍流运动的早期观察源于水力学、航海以及阻力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500年前后绘制的图画描摹了旋涡状的水流,以及大尺度运动与小尺度运动并存的现象。这些观察虽未形成定量理论,却已初步体现出现代对平均流动与脉动的区分。18至19世纪,连续介质力学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将流体加速度与压力及内应力联系起来。
如今所称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在克洛德-路易·纳维于1822年、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于1845年所做工作以及其他人的贡献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方程的重要性不在于立即解决了湍流问题,而在于建立了一套既能描述平滑黏性流动、又能描述不规则黏性流动的方程。此后,一个核心难题便是解释:看似简单的方程如何能产生实验中观察到的复杂运动。
奥斯本·雷诺于1883年开展的管流实验提供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框架。向流动的水中注入一条细染料线,在低速时,染料线保持清晰;而在适当的较高流速条件下,它则会散开,呈现不规则运动。雷诺认识到惯性作用与黏性作用之比的重要性,如今这一比值用雷诺数表示。他还强调了扰动的作用;这一观察对于现代转捩认识至关重要,即转捩并不是由某个普适的速度或阈值决定的。
20世纪初,统计方法逐渐发展起来。雷诺的平均方法引入了附加应力,用以表征脉动引起的动量输运。杰弗里·英格拉姆·泰勒将湍流与扩散、相关性及统计结构联系起来。路德维希·普朗特于1904年提出的边界层理论,以及他随后提出的混合长度思想,使工程中对湍流壁面流动的处理变得更为可行。西奥多·冯·卡门则在相似性论证以及尾流、壁面流动和均匀湍流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
刘易斯·弗赖·理查森在20世纪20年代阐述了能量级联的思想:大尺度运动向小尺度运动传递能量,直至黏性作用显著。1941年,安德烈·柯尔莫哥洛夫提出了小尺度相似性理论,成为此后湍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准。后续进展包括罗伯特·克雷奇南的二维级联理论、对相干结构的系统研究,以及日益精细的数值模拟。自20世纪后期以来,湍流研究融合了实验室实验、现场观测、数学分析和高性能计算。这些方法确立了许多可重复验证的规律,但尚未形成一套适用于所有湍流的完整统一理论。
控制方程与控制参数
对于密度和黏度均为常数的不可压缩牛顿流体,控制方程为
其中, 为速度, 为压强, 为密度, 为运动黏度, 为单位质量所受的力。第二个方程表达了恒密度不可压缩近似下的质量守恒。边界条件、外力驱动、几何形状和初始条件都是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仅凭这些方程并不能确定某个具体的流动。
非线性平流项 使不同运动能够相互作用,并在不同尺度之间传递能量。压强维持不可压缩性约束,并在速度各分量之间重新分配能量;黏度则使梯度趋于平缓,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非线性是通常所说的能量级联图景的必要条件,但它本身并不保证湍流的出现。许多非线性流体运动仍然保持定常、周期性或仅有微弱的不规则性。
采用特征速度 和特征长度 ,雷诺数定义为
它用于比较所选尺度上的惯性效应与黏性效应。高雷诺数允许含能运动与黏性耗散运动之间存在很大的尺度差异,但并不能唯一确定流动状态。在某些雷诺数下,扰动很小的外部来流可以保持层流,而受到强烈扰动的来流则呈现湍流。此外, 和 的不同定义会得到不同的雷诺数,因此解释其数值时,必须始终结合相应的定义。
其他无量纲参数用于表征相互竞争的机制。马赫数 比较流速与声速的大小,衡量可压缩性的重要程度。普朗特数 比较动量扩散率与热扩散率。对于溶解物质,相应的比值为施密特数 。这些比值决定了标量变化能够在比速度变化更大还是更小的尺度上持续存在。
旋转、浮力、弹性和磁力会引入额外的时间尺度与参数。因此,即使两个流动的雷诺数相等,其湍流动力学特征也未必相近。要实现相似性,就需要使物理上相关的无量纲参数组、边界条件和外力驱动相匹配。这一原理是缩比风洞实验、地球物理流动的实验室模型以及数值计算结果解释的基础。
从层流到湍流的转捩
层流具有有序的速度场,但不一定是定常的,也不一定在空间上均匀。转捩是这种流动状态发展出持续湍流脉动的过程。转捩并不存在普适的演变模式。有些流动在无穷小扰动下就会失稳,另一些则需要有限振幅的扰动才会失稳。几何形状、表面粗糙度、来流脉动和外部强迫都可能显著改变转捩过程。
线性稳定性分析考察给定基流附近的小扰动是否会增长。在条件适宜的边界层中,托尔明–施利希廷波可以放大,发展为三维波,并在湍流区域出现之前发生二次失稳。自由剪切层中常会发生开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性,即剪切层两侧的速度差使流体卷起,形成翻卷的波状结构。这些结构随后发生变形、配对,并通过三维相互作用而瓦解。线性不稳定性能够预测扰动的早期增长,却不能预测完整的湍流状态。
其他典型流动说明了纯粹模态解释的局限性。理想化的圆管泊肃叶流对无穷小扰动是线性稳定的,但实验室中的管流在有限扰动下仍会变为湍流。位于两面反向运动的平行壁面之间的平面库埃特流,也会发生亚临界转捩。在这些系统中,即使每个单独的本征模态都在衰减,线性化算子仍可能使扰动暂时放大。这种非模态增长使扰动达到足够大的振幅,从而让非线性相互作用能够维持后续运动。
在转捩附近,湍流可能仅局限于局部区域,而不是充满整个空间。管流实验中可以观察到被层流包围的湍流斑和湍流段。湍流斑既可能衰减,也可能分裂,这两种过程之间的竞争决定了湍流能否在长距离、长时间尺度上保持统计意义上的持续存在。对于普通管流,以截面平均流速和管径为基准定义的雷诺数在 附近时,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捩区间,但这并不是普适的切换阈值。在扰动极低的条件下,层流可以维持到高得多的雷诺数。
壁面约束剪切流中的一种主要自维持机制,将流向涡、细长的速度条带和条带失稳联系在一起。横向运动重新分配平均动量,形成高、低速交替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变形产生扰动,有助于涡旋运动的再生。这种反馈解释了为什么转捩和持续湍流并不总能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相互独立的失稳过程。
转捩研究也采用动力系统的概念。在简化或典型的流动几何构型中,研究者已经找到了精确行波解、周期解和不稳定不变状态。它们无法重现每一次湍流事件,但有助于揭示湍流速度场在高维状态空间中所循轨迹的组织结构。
涡量与相干结构
流体的局部旋转由涡量描述,
对于黏度恒定的不可压缩流体,涡量的演化满足
右端第一项表示涡的拉伸与倾斜。当涡管受到拉伸时,其横截面积往往减小,涡量则可能增强。这一机制将大尺度形变与三维湍流中强烈小尺度梯度的产生联系起来。
涡量并不等同于旋涡运动。简单剪切流即使没有流体轨迹绕着明确的涡核旋转,其涡量也不为零。因此,识别涡不能仅靠绘制涡量大小的分布图。研究人员会采用压力极小值、速度梯度不变量、旋涡强度判据及其他诊断方法。这些方法侧重于局部运动学的不同方面,因此,“涡”并不总是一个具有客观明确边界的物质实体。
尽管如此,湍流中仍存在可重复出现的相干结构:这些运动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组织性,且持续时间足以影响输运和动力学过程。例如,射流中的涡环、混合层中的大型卷涡、近壁区的流向条带,以及近似各向同性湍流中的强涡管。相干性并不意味着永久不变或严格周期性。这些结构不断变形、合并、破碎,并与周围的运动交换能量。
在近壁区,低速条带以及交替出现的喷射和扫掠尤为重要。喷射将速度相对较低的流体带离壁面,而扫掠则将速度较高的流体带向壁面。其速度分量之间的相关性对湍流动量输运有重要贡献。在自由剪切流中,有组织的涡可以卷吸周围流体,并影响混合区的增长。因此,统计上不规则的运动可以具有可辨识的空间组织性,却不能因此简化为少数几个固定的涡。
相干结构与能量级联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微妙。能量通过速度梯度以及不同尺度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传递,不能总是将这一过程直观地理解为可见的涡破碎成更小的同类涡。有些结构使耗散集中发生,另一些则主要输运或重新分配能量。它们的作用取决于几何形态、尺度以及所采用的诊断方法。
拉格朗日描述跟踪单个流体质点和物质面,而不是在固定位置进行观测。这种描述揭示了拉伸、折叠以及细薄物质丝的形成。这些过程是混合的基础,因为它们增大了界面面积,并缩短了分子扩散所需跨越的距离。
能量传递与级联
能量级联描述了动能在不同运动尺度之间的传递。在许多三维流动中,能量通过大尺度外力的作用或从平均剪切中汲取而输入,经过中间尺度传递,最终在小尺度上由黏性耗散。平均而言,能量主要向较小尺度传递,但局部、瞬时的传递也可能沿相反方向发生。
对于不可压缩流动,单位质量的平均耗散率可写为
尖括号表示适当的平均,重复出现的下标表示求和。耗散取决于应变,而不只是涡量。其单位为单位质量、单位时间的能量。在统计定常湍流中,平均能量输入与平均耗散相平衡,但在局部能量收支中,输运项和储存项仍然很重要。
柯尔莫哥洛夫于1941年提出的理论假设,在高雷诺数下,足够小的尺度近似不再依赖于大尺度外力的具体细节。在惯性区间内,黏性对主导阶能量传递的影响可以忽略,尺度律由平均耗散率控制。对于常用的一维波数谱,若将其定义为使总湍动能等于 ,则量纲分析给出
这里, 为波数, 为无量纲常数,其数值取决于所采用的能谱定义约定。 谱已在大量观测中得到证实,但仅凭拟合出的斜率,并不能证明该理论的每一项假设都得到满足。
在动力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小速度尺度由柯尔莫哥洛夫微尺度表征:
这些是特征尺度,而非严格的下限。间歇性区域内的梯度可能比根据平均耗散率估算出的梯度更强。按照通常的大尺度估算, 近似随 增长,这解释了计算难度为何随雷诺数增大而迅速上升。
级联方向取决于支配流动的动力学机制。在理想化的二维湍流中,能量和涡量平方的双重约束有利于能量向较大尺度逆向传递,同时使涡量平方向较小尺度正向传递。旋转、分层、磁场和空间约束都可能使级联分流或改变其形式。因此,熟知的三维正向级联是一种主要的湍流状态,而不是对所有湍流介质的普遍描述。
统计描述与间歇性
湍流速度通常分解为
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平均可以是系综平均、时间平均、空间平均或相位平均。这些平均运算并不能随意互换。只有在满足适当的平稳性和遍历性假设时,时间平均才能代表系综平均。在不断演变的尾流、短暂发展的风暴或受到周期性强迫的流动中,采用何种平均方法,会改变所得统计量的含义。
单位质量的湍动能为
两点相关函数表征流动的空间组织特征,而频谱和波数谱则描述脉动方差在不同尺度上的分布。纵向结构函数采用相距 的两点之间的速度增量:
这些量揭示了流动的不同侧面。低阶统计量主要反映常见的脉动;高阶矩对罕见的强烈事件敏感得多,因此需要大得多的数据集。
在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假设下,在适当的高雷诺数惯性区极限中,一个重要的精确结果是柯尔莫哥洛夫五分之四定律:
这里的速度增量沿两点的分离方向,从一点取到另一点。负号反映了能量传递的平均方向。与推导 谱所用的量纲论证不同,这一定律中的系数是在特定统计假设下由动力学方程推导出来的。在有限雷诺数下,黏性项、强迫项或非平稳项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间歇性是指脉动或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均匀地集中出现。速度信号可能在相对平静的时段与梯度强烈的突发时段之间交替。耗散往往集中在薄而应变强烈的区域中,而非均匀分布。因此,小尺度速度增量的分布会呈现重尾,实测标度指数通常也会偏离最简单的预测 。
一些唯象模型通过耗散的起伏、乘性级联或多重分形标度来描述这些偏离。它们抓住了重要的规律,但并不构成从控制方程出发的完整推导。“间歇性”也用于描述转捩附近或湍流界面处层流区与湍流区交替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充分发展湍流内部的小尺度间歇性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严谨的统计研究会区分这些含义,并在赋予表观标度律物理意义之前,考虑有限采样、测量滤波和各向异性的影响。
壁面湍流
当黏性使流体在固体表面满足无滑移条件,而远离表面的流体相对于该表面运动时,就会形成边界层。湍流边界层以及管道和槽道中的湍流,是研究空气动力阻力和水力阻力的核心。它们的显著特征是,近壁黏性尺度与由几何形状决定的外层尺度同时存在。即使在高雷诺数下,黏性在靠近壁面处仍然至关重要。
壁面剪切应力 定义了摩擦速度
以及黏性长度 。内尺度变量为
在非常靠近光滑壁面的位置,平均速度近似呈线性分布,即 。再向外是缓冲区,黏性作用和湍流作用在这里都很重要。当雷诺数足够高时,中间区域可能近似遵循对数律
冯·卡门常数 通常取约为 0.4,但其推定值以及呈现对数规律的区域范围,都取决于流动条件和分析方法。
在简单的平行剪切流中,动量输运既包含黏性应力,也包含湍流应力:
相关量 衡量脉动运动造成的输运。与分子黏性不同,它取决于不断演变的流动,并可能受到压力梯度、曲率、粗糙度和流动分离的强烈影响。近壁区中条带形成、失稳与再生的循环对这一应力有所贡献,而尺度更大的外层运动则会调制近壁区的活动。
当粗糙元相对于黏性尺度足够大时,表面粗糙度便会改变流动。粗糙元可能增大阻力,并使平均速度剖面发生偏移,具体取决于其形状、间距和排列方式。仅用一个几何高度往往不足以表征其水力效应。在管道中,粗糙度和雷诺数共同决定摩阻系数,并可区分出水力光滑、过渡和完全粗糙三种流动状态。
逆压梯度会使边界层减速,并可能导致分离。与层流边界层相比,湍流混合通过将动量较高的流体输送至壁面附近,往往能够推迟分离,但代价是表面摩擦阻力增大。这些效应之间的平衡,解释了为何在飞机、涡轮机、船舶和管道工程中,转捩控制、粗糙度设计与湍流建模紧密相关。
自由剪切流、卷吸与标量混合
射流、尾流和混合层都属于自由剪切流:其中的湍流主要由远离边界壁面的速度差异产生。射流喷入周围流体,尾流在障碍物后方形成,而混合层则分隔速度不同的流股。它们的大尺度几何形态各不相同,但都从平均速度梯度中获取能量,并在剪切区域内重新分配动量。
卷吸是周围流体被纳入湍流区域的过程。大尺度结构使环境流体变形并将其裹入,而湍流—非湍流界面附近的小尺度过程则完成其并入。该界面高度曲折,而非平滑。它的运动、几何形态和局部传播共同影响射流扩展、羽流上升或尾流展宽的速率。
在远离源头的位置,一些自由剪切流会趋于自相似状态,即经过适当尺度归一化后,平均剖面保持近似相同的形状。对于无界、静止、密度恒定环境中理想化的动量守恒圆射流,其特征宽度随下游距离近似线性增长,而中心线速度则与距虚拟原点的距离近似成反比。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强约束、浮力、横流或其他会引入额外尺度的影响。
被动标量,例如不会显著影响流动的稀释染料,遵循以下方程:
其中, 为分子扩散系数, 表示源项。湍流平流将标量团块拉伸、折叠成细丝。真正的分子尺度均匀化则通过扩散跨越由此形成的陡峭梯度来实现。这一区别将搅拌与严格意义上的混合区分开来:前者重新排列物质,后者则减小分子尺度上的浓度差异。
在高施密特数条件下,标量脉动可以持续存在于小于速度场最小特征尺度的尺度上。在黏性—对流区,巴切勒尺度为
因此,充分解析速度场,并不一定意味着也能充分解析溶解物质的分布。这对盐度、化学反应和实验室染料测量都很重要。在低普朗特数或低施密特数条件下,扩散则会在相对较大的尺度上抹平标量变化。
标量输运通常用涡扩散系数来建模,但这样的模型并不是普适的物性定律。有组织运动、非局地输运、陡峭界面以及有限的反应速率,都可能产生无法用局部平均浓度梯度准确描述的通量。能产生浮力的标量,例如受热羽流中的温度,还会改变速度场,因此它们在动力学上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旋转、层结与环境流动
许多环境流动都受到旋转和稳定密度层结的影响。旋转引入了科里奥利时间尺度,而稳定层结则支持内重力波,并抵抗垂向位移。二者的相对重要性可以用 罗斯贝数和弗劳德数表示:
其中, 为科里奥利参数, 为浮力频率。尺度的选择至关重要:大尺度流动可能受到旋转的强烈影响,而其中最小的湍涡却不受显著影响。
快速旋转往往使运动沿旋转轴方向拉长,而稳定层结则常常形成水平方向延展的薄层。这两种效应都不是简单地抑制所有湍流,而是重新分配运动,引入波与涡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可能改变级联方向。在适当条件下,最小尺度的运动会恢复近似三维的特征,而较大尺度的运动仍保持很强的各向异性。
奥兹米多夫尺度为
它估计了这样一个尺度:在此尺度以下,涡周转比浮力振荡更快。相应的旋转尺度通常称为泽曼尺度,与 成正比,其中涉及旋转速率 的系数随定义惯例而异。这些估计可作为有用的参考,但并非明确的分界。梯度理查森数用层结强度除以垂向切变的平方,有助于判断浮力与切变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不能提供判断湍流是否发生的普适判据。
在地球大气层中,地表摩擦、太阳加热、辐射冷却、云过程和风切变会形成不同的边界层状态。白天的加热可产生强烈的对流羽流,而夜间的冷却则常常形成伴有间歇性湍流的稳定层。热量、水汽和二氧化碳的湍流通量将地表与大气联系起来。云还通过凝结、潜热释放和云滴动力学过程带来进一步的耦合作用。
在海洋中,湍流促进跨密度面的混合,重新分配热量、盐分、营养物质和溶解气体。其重要来源包括海面波浪破碎、风、潮汐、内波破碎以及流体越过地形时的运动。海洋混合极不均匀:在崎岖海底地形和边界附近,混合活动强烈,而其他区域的混合则弱得多。湍流能量中用于产生不可逆密度混合的比例取决于具体流动,无法用单一的普适效率来表示。
河流和河口还涉及底部摩擦、自由表面、泥沙和盐度锋面。湍流床面应力有助于控制侵蚀和泥沙悬浮,而层结则可能抑制垂向交换。这些相互作用使环境湍流成为连接局地流体力学与更大尺度环流、生态系统及气候的纽带。
可压缩湍流、反应湍流与多相湍流
可压缩湍流中,密度可以发生显著变化,涡旋运动也会与声波、压力脉动耦合,有时还会与激波耦合。当马赫数足够低时,尽管气体本身具有可压缩性,许多气体流动仍可近似视为不可压缩流动。在较高马赫数下,动能与内能通过压力胀缩、激波压缩和黏性过程相互转换。随温度变化的黏度和热传导还会进一步改变流动的动力学特性。
对变密度流动进行统计平均时,需要格外谨慎。一种常用方法是法夫尔平均,
即以密度为权重对速度取平均。这种方法简化了平均质量方程和动量方程,但也引入了相应的相关项和封闭要求。可压缩性并不必然使熟知的级联过程消失,却会增加能量传递和耗散的途径,因此直接套用不可压缩流动的公式并不完备。激波占主导的流动,其统计特征可能与亚声速涡旋湍流不同。
在湍流燃烧中,流动与化学反应相互影响。湍流使反应区褶皱、拉伸,输运反应物,并改变停留时间。热释放会改变密度,并可能引起膨胀、加速以及额外的涡量生成。达姆科勒数比较流动时间尺度与化学反应时间尺度,而卡洛维茨数则按照具体定义,比较化学反应或火焰时间尺度与小尺度湍流时间尺度。这些无量纲数的取值,有助于区分薄火焰结构能够保持完整的状态与小尺度湍流强烈扰乱反应区的状态。
多相流中含有气泡、液滴、固体颗粒或流体之间的界面。能够迅速响应流体运动的小颗粒,可以近似跟随速度场运动。惯性较大的颗粒则会偏离流体运动,在某些区域优先聚集,其碰撞频率也受湍流影响。颗粒斯托克斯数比较颗粒响应时间与相关的流动时间尺度,后者通常取柯尔莫哥洛夫时间尺度。重力会带来沉降或上浮运动,从而改变颗粒对湍流场的采样方式。
耦合作用还取决于颗粒浓度。在稀相条件下,颗粒可能受到湍流影响,却不会显著改变湍流;在较高负载下,颗粒则会改变动量和能量交换。频繁碰撞还会引入额外的相互作用。液滴和气泡可以破碎、聚并、变形,并通过表面张力和浮力改变湍流。
这些机制存在于燃料喷雾、流化床、泥沙输运、波浪破碎和云等现象与系统中。例如,云滴的增长涉及凝结、惯性、重力沉降以及碰撞聚并,并非仅由湍流决定。可靠的描述必须辨明哪些相互作用时间尺度和长度尺度起主导作用,而不能假定湍流越强,混合、反应或聚集就一定越快。
等离子体湍流与量子湍流
导电流体中的湍流会与磁场相互作用。在磁流体力学近似下,流体运动使磁场弯曲并随流体输运,而磁应力则反过来作用于流体。该系统中可存在阿尔芬波,能量也可在动能与磁能之间转移。磁场引入了一个优先方向,因此湍流的关联和谱往往具有各向异性。
磁化湍流中的级联未必类似于各向同性的流体动力学级联。沿相反方向传播的阿尔芬扰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使能量主要向垂直于局部磁场方向的更小尺度转移。磁螺度和交叉螺度带来了额外的约束,而发电机作用可通过将动能转化为磁能来增强磁场。其中的平衡取决于驱动方式、电导率、背景磁场强度以及不同波群的相对振幅。
太阳风为等离子体湍流提供了大量原位观测资料。航天器能够测量宽广频率范围内的速度、密度、电场和磁场涨落。当尺度接近离子和电子的特征长度时,单流体描述便不再充分。动理学效应、粒子分布、磁重联以及波粒相互作用,都会影响涨落能量转化为粒子热能的过程。加热能量如何在离子与电子之间分配,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量子湍流出现在具有超流性的系统中,包括液氦和超冷原子气体。与经典流体不同,这些系统中的环量是量子化的。对于单量子涡旋,绕其一周的环量大小为
其中, 为普朗克常数, 为与超流序参量相对应的质量。对于由费米子配对形成的超流体,这一质量就是粒子对的质量。因此,流体的旋转运动以离散涡线的形式组织起来,而不是形成任意的连续涡量场。
处于湍流状态的超流体中,可以存在无序缠结的涡线、较大尺度的极化涡束,或两者的组合。在远大于涡线间距的尺度上,某些状态呈现出类似经典湍流的能谱。在更小尺度上,涡线重联、沿涡线传播的开尔文波,以及与其他激发的耦合变得重要。在非零温度的氦中,正常组分与超流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入相互摩擦。
等离子体湍流和量子湍流拓宽了级联的内涵。它们表明,多尺度非线性传递并不限于普通黏性流体,同时也说明了为何不能将经典公式原封不动地套用于所有介质。额外的守恒量、波模、微观尺度和耗散机制,共同决定了应采用何种理论。
实验测量与观测
湍流测量必须能够分辨幅度、长度和时间尺度跨度很大的脉动。即使测量捕捉到了含能运动,也仍可能遗漏导致耗散的梯度。探头尺寸、采样率、噪声、校准以及有限的观测时长,都会影响据此推算的统计量。稀有事件对测量的要求尤其苛刻,因为可能需要很长的记录,才能估计其发生频率及其对高阶矩的贡献。
热线风速测量通过加热细丝的冷却来测定气体速度。这种方法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在能谱和边界层研究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其测量结果的解读取决于校准、流体性质、探头朝向,以及冷却与速度之间的关系。多热线探头可以估计多个速度分量,但强烈的流动反向、温度脉动以及探头干扰都会使测量变得复杂。热膜传感器则可在液体和近壁面区域提供类似的测量能力。
激光多普勒测速根据示踪粒子穿过光学干涉区时所散射光的频率来推算速度。粒子图像测速则记录连续时刻的粒子图像,并估计位移场。平面布置能够提供空间分布测量;立体和层析方法则可进一步获取其他速度分量或三维体积信息。这些方法的精度取决于粒子的响应、照明、光学畸变、图像中的粒子密度,以及处理过程中固有的空间滤波。
拉格朗日粒子追踪通过重建单个粒子的轨迹,测量加速度、扩散以及沿路径的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加速度的脉动可能远比大尺度速度的脉动剧烈,因此高速成像和准确的轨迹重建至关重要。示踪粒子必须足够小,并且其性质须与流体适当匹配,才能反映流体运动,而非粒子自身惯性或浮力造成的运动。
现场观测需要作出不同的权衡。大气研究使用超声风速仪、装有测量仪器的观测塔、飞机、雷达和激光雷达。海洋测量则使用声学仪器、流速剖面仪,以及用于估计小尺度剪切或温度梯度的微结构探头。移动平台和难以抵达的环境,使空间结构与时间演变难以区分。
一种广泛使用的转换方法是泰勒冻结湍流假设:当强平均流将流动结构平流输送经过传感器的速度远快于这些结构自身的演变速度时,可将空间间隔近似为 。在平均流较弱、剪切强烈、波动占主导或流动快速演变的条件下,这一假设可能失效。因此,现代测量分析将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和测量不确定度视为物理解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技术性修正。
数值模拟与湍流闭合
直接数值模拟无需显式湍流模型,即可解析所有在动力学上起重要作用的速度尺度。它能提供实验中难以获取的详细场信息,包括压力、速度梯度和完整的能量收支。然而,这种方法受到计算成本的限制。若 ,则三维均匀网格所需的网格点数大致按 增长,而这还未计入时间积分、几何形状或标量分辨率带来的额外开销。
大涡模拟解析较大尺度的运动,并对滤波尺度以下运动的影响进行建模。滤波会产生亚格子应力,
该应力必须用已解析的量或额外的模型变量来表示。涡黏性模型将其中一部分应力近似表示为与已解析应变相关的增强耗散。更复杂的模型则允许系数随尺度变化、进行结构重构,或描述能量从未解析运动向已解析运动的传递。
大涡模拟(LES)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较大的涡强烈依赖于几何形状和外部驱动,而某些较小尺度的行为则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但在近壁区域、转捩流动,以及化学反应、密度界面或强各向异性在小尺度上仍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下,这种尺度划分并不完善。随着雷诺数增大,壁面解析大涡模拟的计算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催生了通过模型描述部分近壁区域的壁面建模方法。
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法求解平均量的控制方程。平均过程会引入雷诺应力张量 ,以及其他未知的关联量。–、– 和雷诺应力输运闭合等模型通过增添方程或引入本构假设来实现闭合。这些方法的计算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广泛用于工程设计,但其表现会随流动分离、曲率、旋转、转捩及非平衡条件而变化。
根本困难在于闭合问题:低阶统计量的方程中包含未知的高阶统计量。建模并不能精确消除这种层级关系,而是用受理论、实验或模拟约束的假设来替代其中一部分。数值离散化也会引入耗散和色散,并可能与所采用的物理模型相互影响。
机器学习正日益被用于估计闭合关系、降低模型复杂度和加速计算。其有效性取决于物理约束、训练数据的代表性、数值稳定性,以及对训练条件之外情形的泛化能力。与某一数据集吻合,并不能证明模型在不同几何形状或流动状态下仍具有可靠的预测能力。对数值解的校核与依据物理证据开展的验证,仍是两项不同的要求。
工程影响与流动控制
湍流既有弊端,也有益处。在交通工具和管道中,湍流通常会增强向壁面的动量传递,从而增加表面摩擦损失。而在换热器、混合器和许多反应器中,这种输运增强恰恰是所需要的。工程设计往往需要在阻力、混合、传热、噪声、结构载荷和运行稳健性之间寻求折中,而不是一味地减弱或增强湍流。
气动阻力由多个部分组成。在相近的附着流动条件下,湍流表面摩擦通常大于层流表面摩擦,但湍流边界层能够抵抗逆压梯度,推迟流动分离。因此,人为触发转捩虽然会增大局部摩擦,却可能降低整体压差阻力。高尔夫球表面的凹坑就体现了这两种效应之间的竞争。最终效果取决于速度、表面状况和几何形状,而非湍流具有某种普遍优势。
被动控制无需持续施加外部驱动即可改变流动。常见方法包括表面塑形、微肋条、涡流发生器,以及特定的粗糙度分布。在适当的黏性尺度尺寸范围内,沿平均流向排列的微肋条可通过限制某些近壁横向运动,降低湍流表面摩擦。涡流发生器的作用则不同:它们产生流向涡,将动量输送至壁面附近,帮助控制流动分离,但通常也会带来额外阻力。
主动控制采用吹气、吸气、壁面运动、等离子体激励器或其他依靠外部供能的机制。反馈系统测量流动状态,并据此调整驱动。仅仅降低阻力,并不意味着能获得净能量收益;还必须计入驱动功耗、传感、维护及适用工况范围等因素。在理想化槽道或低雷诺数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未必能直接应用于全尺寸交通工具。
在液体流动中加入少量某些长链聚合物,可以显著降低湍流阻力。聚合物的拉伸改变了速度脉动与分子弹性应力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改变近壁结构和动量输运。这种效应取决于聚合物性质、浓度、流动条件及降解情况,并不等同于单纯降低液体的分子黏度。
湍流还会产生脉动载荷和声音。边界层脉动、射流及分离尾流都会引发气动噪声和结构振动。在涡轮机械和风能系统中,来流湍流会影响疲劳、功率波动、尾流恢复以及机组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控制策略不仅要关注平均性能,还必须考虑统计极值和非定常响应,尤其是在平均效率仅略有变化、脉动载荷却可能大幅改变的情况下。
数学基础与未解问题
湍流表明,拥有控制方程与充分理解其解是两回事。对于三维不可压缩纳维–斯托克斯流动,一般情况下,光滑且能量有限的初始数据是否总能产生全局光滑解,至今仍不清楚。勒雷于1934年构造了满足能量不等式的全局弱解,但这类解在一般情况下的唯一性与正则性仍未解决。这一数学问题与湍流动力学有关,却不等同于预测湍流统计特征这一实际任务。
一个核心问题是高雷诺数极限。在许多湍流中,当大尺度条件保持适当固定时,随着黏度降低,平均耗散仍维持在显著水平。这种现象称为耗散反常。这并不意味着黏性不再起作用,而是黏度的降低使流动中能够出现越来越陡峭的梯度,从而让黏度与应变率平方的乘积保持为有限值。这一极限过程可能具有奇异性。
拉尔斯·昂萨格于1949年提出,足够粗糙的速度场可能使无黏欧拉方程的弱解发生能量耗散。他的论证指出了一个三分之一正则性阈值,这一阈值成为后续数学研究的核心。现代研究已在欧拉方程弱解的能量守恒与不守恒方面确立了重要结果,但仅凭这些结果,尚不能推导出实验所观测到的湍流的完整统计特征,也不能唯一确定物理上实际选取的解。
普适性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主题。某些小尺度统计特征在不同流动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支持了非线性传递会抹去外部驱动细节这一观点。其他量则仍对各向异性、边界、间歇性和大尺度组织结构保持敏感。与其笼统地问湍流整体是否具有普适性,不如更精确地确定:哪些可观测量会表现出普适性,在多大的雷诺数下,以及在何种极限条件下表现出来。
可预测性也有多种含义。随着微小误差不断增长,详细的瞬时速度场会逐渐失去预测准确性,但平均阻力、谱或输运速率仍可能具有可重复性。反过来,即使平均特征已得到充分刻画,罕见极端事件和流动状态之间的转变仍可能难以预测。因此,区分轨迹预测、统计预测和不确定性量化至关重要。
长期存在的研究难题包括:推导间歇性指数,在不依赖大量经验调整的情况下预测转捩与流动分离,厘清波与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为反应流、多相流和磁化流体构建可靠的闭合模型。每个问题都涉及不同的动力学机制与统计极限的组合。一个能够再现某种谱的模型,仍可能无法预测标量混合、极端梯度或壁面应力,因此,对研究进展的评估依据的是多个物理可观测量,而非湍流的某个单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