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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rheology

流变学

流变学研究物质的变形与流动,揭示其力学响应与时间、内部结构及加工条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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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学研究物质的变形与流动,尤其关注那些无法用恒定的黏度或瞬时弹性响应充分描述其行为的材料。研究对象包括聚合物熔体、悬浮液、乳液、凝胶、生物组织、岩石以及多种工业制品。流变学将施加于材料的力与由此产生的运动和变形联系起来,同时考虑材料的内部结构及其受载历史。

固体与液体的区别往往取决于观测的时间尺度。一种材料可能像固体一样抵抗短暂冲击,却在持续载荷作用下发生流动;另一种材料可能很容易倾倒流出,却在受到快速剪切时表现出很强的阻力。流变学通过应力、应变、变形速率、松弛时间和本构方程,对这些响应作出定量描述。

这一领域融合了经典力学、热力学、分子与颗粒物理学以及实验测量。其方法广泛应用于塑料加工、混凝土浇筑、血流建模、食品制造以及冰川运动的解释等领域。流变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解释微观结构如何产生宏观力学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如何变化。

历史发展与研究范围

流变学的基础早在这门学科得名之前就已逐步形成。1687 年,艾萨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描述了相邻流体层之间相对运动所受到的阻力,其表述奠定了牛顿黏性定律的基础。罗伯特·胡克在十七世纪的研究则确立了载荷足够小时,力与弹性变形之间的正比关系。这两种理想化行为——黏性流动和弹性变形——成为流变学大量研究所涉及的两个极限情形。

十九世纪的研究表明,实际材料往往兼具这两种极限行为。威廉·韦伯研究了蚕丝的延迟弹性恢复,威廉·汤姆孙则研究了弹性后效。1867 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提出了一种结合弹性与黏性的力学描述,用以解释随时间变化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松弛模型至今仍是流变学的基础,尽管单一松弛时间很少能在较宽的实验范围内描述复杂材料的行为。

“流变学”一词由尤金·C. 宾厄姆与马库斯·赖纳合作提出,时间约在 1929 年流变学学会成立前后。其希腊语词根意为流动,“万物皆流”这一表述也由此与这门新学科联系起来。流变学学科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涂料、橡胶、润滑剂、沥青及其他无法用简单牛顿流体模型描述的材料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宾厄姆对塑性流动的论述影响尤为深远,特别适用于那些似乎只有在应力超过某一阈值后才会持续流动的材料。

二十世纪,高分子科学使流变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分子理论将力学松弛与分子链运动联系起来,而灵敏度不断提高的仪器则使测量液体中微弱的弹性成为可能。保罗·弗洛里、与保罗·J. 弗洛里同时代的高分子物理学家,以及后来的皮埃尔-吉勒·德热纳、土井正男和塞缪尔·爱德华兹等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帮助确立了分子结构、缠结与流动之间的关系。此后,罗纳德·G. 拉尔森等研究者对本构行为和加工过程中的流动进行了系统论述。

现代流变学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黏度异常高的液体。普通的水可用作牛顿流体的参照;而当金属、地质材料、活细胞和颗粒集合体的时间依赖性变形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们也会成为流变学的研究对象。流变学与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及材料科学相互交叉,而不是取代这些学科。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着重研究材料响应本身:如何测量这种响应、如何用数学形式表述,以及在给定的加载历史下,如何将其与材料结构联系起来。

应力、变形与基本平衡定律

流变学的基本力学量是应力和应变。应力描述单位面积上的内力,通常用二阶张量表示。正应力垂直于表面作用,而剪应力沿表面的切向作用。在国际单位制中,应力的单位是帕斯卡,其中 1 Pa=1 N m−21\ \mathrm{Pa}=1\ \mathrm{N\,m^{-2}}。应变衡量相对于参考构形的变形程度,是无量纲量;不过,在大变形情况下,需要采用不同的应变定义。

在简单剪切中,相邻材料层彼此平行运动。如果 xx 方向的速度随横向坐标 yy 变化,则剪切速率为

γ˙=∂vx∂y.\dot{\gamma}=\frac{\partial v_x}{\partial y}.

牛顿流体遵循 τ=ηγ˙\tau=\eta\dot{\gamma},其中 τ\tau 为剪应力,η\eta 为动力黏度。更一般地,变形速率张量为

D=12(∇v+(∇v)T).\mathbf{D}=\frac{1}{2}\left(\nabla\mathbf{v}+(\nabla\mathbf{v})^{\mathsf T}\right).

对于不可压缩牛顿流体,总柯西应力为 σ=−pI+2ηD\boldsymbol{\sigma}=-p\mathbf{I}+2\eta\mathbf{D},其中 pp 表示各向同性的压力贡献。对于复杂流体,还需要用额外的本构关系来描述应力中的非各向同性部分。

材料响应必须与普适的平衡定律区分开来。质量守恒和动量平衡约束着所有流动,但仅凭这些定律,无法判定材料是呈现黏性、弹性,还是发生屈服。本构方程补充了应力与变形历史之间所缺少的关系。因此,同一组平衡方程与不同的本构定律和边界条件相结合,就可以描述油、塑料熔体或高浓度浆料的流动。

拉伸与剪切同样重要。在单轴拉伸中,材料沿一个方向伸长;如果体积保持不变,则会同时沿横向收缩。拉伸黏度定义为拉伸应力差与拉伸速率之比。对于不可压缩牛顿液体,单轴拉伸黏度是剪切黏度的三倍,这一比值称为特劳顿比。聚合物溶液和熔体的这一比值可能远远偏离该数值。

观测时间尺度决定了能够观察到材料响应的哪些部分。德博拉数用于比较材料的松弛时间与观测时间或过程时间。魏森贝格数通常用于比较松弛时间与变形速率的倒数,例如 Wi=λγ˙\mathrm{Wi}=\lambda\dot{\gamma}。在简单情况下,这两个无量纲数的数值可能相同,但它们所描述的比较不同:前者衡量记忆效应在整个过程中的持续程度,后者衡量变形相对于松弛的强度。

稳态剪切与非牛顿流动

非牛顿流体的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并非在所有相关条件下都保持恒定的比例关系。常用的表征方法是测定稳态流动曲线,即在一系列施加的剪切速率下测量应力。表观黏度定义为 ηapp=τ/γ˙\eta_{\mathrm{app}}=\tau/\dot{\gamma}。与固定温度和压力下牛顿流体的黏度不同,表观黏度可能取决于剪切速率、加载历史、样品结构以及测量持续时间。

剪切变稀是指表观黏度随剪切速率增大而降低的现象,广泛存在于聚合物溶液、涂料、食品和生物流体中。其机制包括细长分子或颗粒的取向排列、液滴变形,以及弱颗粒网络的破坏。许多材料在低剪切速率下呈现牛顿黏度平台,在中等剪切速率下进入剪切变稀区,有时还会在高剪切速率下出现另一个平台。当 n<1n<1 时,经验幂律

τ=Kγ˙ n\tau=K\dot{\gamma}^{\,n}

可描述这种行为的有限区间。稠度参数 KK 的单位取决于 nn,因此不能像比较普通黏度那样直接比较 KK 的数值。

剪切增稠是指表观黏度随剪切速率或应力增大而升高的现象。高浓度悬浮液既可能逐渐增稠,也可能突然转变为流动阻力大得多的状态。在许多高浓度颗粒体系中,外加应力会克服维持体系稳定的相互作用,使颗粒间形成摩擦接触。由于存在摩擦接触的颗粒网络比依靠润滑作用接触的颗粒网络在更低的体积分数下就会发生堵塞,这种变化可使黏度大幅上升。因此,仅凭颗粒碰撞变得更加频繁这一解释,并不足以说明剪切增稠现象。

屈服应力是与持续流动的开始或停止相关的应力尺度。理想宾汉模型用 τ=τy+ηpγ˙\tau=\tau_y+\eta_p\dot{\gamma} 描述流动状态,其中 τy\tau_y 为屈服应力,ηp\eta_p 为塑性黏度。更一般的赫歇尔–巴尔克利模型采用

τ=τy+Kγ˙ n.\tau=\tau_y+K\dot{\gamma}^{\,n}.

这些表达式在工程中很有用,但拟合得到的阈值可能取决于测量程序。极其缓慢的蠕变、结构老化、壁面滑移以及有限的实验时长,都会使真正的未屈服状态与低于仪器分辨能力的流动难以区分。

仅靠稳态黏度无法表征所有非牛顿效应。黏弹性液体在剪切时可能产生法向应力差,沿旋转杆向上爬升,或在流出模口后发生胀大。两种材料即使具有几乎相同的剪切黏度曲线,也可能因弹性和拉伸响应不同,而在混合、涂布或丝状拉伸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

线性黏弹性与材料记忆

黏弹性描述材料在变形过程中同时储存和耗散能量的特性。在线性范围内,应力与所施加的变形幅度成正比,不同变形历程所引起的响应可以叠加。线性并不意味着响应是瞬时的:只要变形足够小,材料即使保有长时间的记忆,仍可表现为线性。

两种基本实验可以分别揭示这种记忆效应。在应力松弛实验中,快速施加阶跃应变 γ0\gamma_0,随后测量应力,由此定义松弛模量 G(t)=τ(t)/γ0G(t)=\tau(t)/\gamma_0。在蠕变实验中,施加恒定应力 τ0\tau_0,由随时间变化的应变定义蠕变柔量 J(t)=γ(t)/τ0J(t)=\gamma(t)/\tau_0。理想弹性固体的模量恒定,在恒定载荷下的变形有限。理想黏性液体的应变则随时间线性增长。黏弹性材料表现出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为,卸载后通常会发生部分恢复。

麦克斯韦模型由一个弹性弹簧和一个黏性阻尼器串联组成。其在简单剪切下的本构方程为

τ+λdτdt=ηγ˙,λ=ηG.\tau+\lambda\frac{d\tau}{dt}=\eta\dot{\gamma}, \qquad \lambda=\frac{\eta}{G}.

施加阶跃应变后,应力按指数规律衰减,即 G(t)=Ge−t/λG(t)=G e^{-t/\lambda}。开尔文–沃igt模型由弹簧与阻尼器并联组成,描述的则是恒定应力下应变的延迟响应。这两种基本模型都无法描述真实材料的全部特性。广义模型采用多个元件来表示松弛时间或迟滞时间的分布。

在小振幅振荡剪切中,应变通常写为 γ(t)=γ0sin⁡ωt\gamma(t)=\gamma_0\sin\omega t,应力则写为

τ(t)=γ0[G′(ω)sin⁡ωt+G′′(ω)cos⁡ωt].\tau(t)=\gamma_0\left[G'(\omega)\sin\omega t+ G''(\omega)\cos\omega t\right].

储能模量 G′G' 衡量与应变同相、可恢复的分量,损耗模量 G′′G'' 则衡量耗散分量。两者之比定义为损耗角正切,tan⁡δ=G′′/G′\tan\delta=G''/G'。每个周期内单位体积耗散的能量为 πG′′γ02\pi G''\gamma_0^2。

频率依赖性比单一模量值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对于零剪切黏度有限的黏弹性液体,在频率足够低时,通常趋于满足 G′′∝ωG''\propto\omega 和 G′∝ω2G'\propto\omega^2。而永久交联的弹性网络在低频下仍保持非零的储能模量。G′G' 与 G′′G'' 的交点可用于确定一个有用的特征时间尺度,但并不能普遍地用来定义凝胶点或唯一的松弛时间。宽谱分布、仪器限制以及样品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对这一交点的解读。

触变性、老化与屈服动力学

必须区分稳态下对变形速率的依赖与随时间发生的结构演化。触变性是指材料在变形作用下,流动阻力随时间可逆地降低,并在变形减弱或停止后逐渐恢复的现象。触变性常见于颗粒凝胶、黏土分散体、印刷油墨和某些食品。相比之下,剪切变稀描述的是对变形速率的依赖,并不一定涉及缓慢的结构变化。

一种简单的触变模型引入结构变量 aa,例如用它表示尚未破坏的颗粒缔合所占的比例。一个示意性的动力学方程为

dadt=1−atb−k a∣γ˙∣m,\frac{da}{dt}=\frac{1-a}{t_b}-k\,a|\dot{\gamma}|^m,

其中,tbt_b 为结构重建时间,第二项表示剪切诱导的结构破坏。在此基础上,应力同时与剪切速率和 aa 相关。这种构造解释了为什么经历不同的预剪切或静置历史后,即使瞬时剪切速率相同,材料也会产生不同的应力。这是一个唯象模型:结构变量未必对应某个可直接测量的单一微观量。

先升高再降低剪切速率的扫描常会产生滞后环,但仅凭滞后环并不能确认触变性。黏弹性瞬态响应、样品升温、沉降、蒸发和仪器响应也可能造成路径依赖。滞后环面积会随扫描持续时间而变化,不能视为普适的材料常数。更有辨别力的实验方案包括在受控静置时间后启动剪切、施加应力阶跃、中断剪切,以及对结构恢复进行独立观测。

物理老化是指材料在制备或复年轻化处理后,即使没有化学反应,其性质仍随时间演变的现象。在玻璃态材料和具有吸引相互作用的胶体体系中,逐渐变慢的重排过程可能使弛豫时间延长,或使变形阻力增大。因此,样品的等待时间成为一项关键实验变量。老化不同于不可逆的固化或降解,但在商业配方中,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发生。

屈服可能是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动力学过程,而不是瞬间越过某个固定阈值。在恒定外加应力下,材料可能先缓慢蠕变,经历一段变形近乎停滞的时期,然后突然流化。另一些样品则会形成局部流动区域,而其余部分几乎不动。有时会分别报告静态屈服应力和动态屈服应力,以体现使静置后的材料开始流动与使已受剪切的材料维持流动之间的差异。这些观察表明,制备历史、观测时间和空间分辨率都是屈服应力表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无关紧要的实验细节。

非线性本构模型与流动失稳

当变形较大时,线性叠加原理便不再成立。分子取向、分子链拉伸、颗粒网络破坏以及接触结构的变化,都可能使应力以非线性方式依赖于变形历史。非线性本构方程还必须满足材料标架无差异性:仅仅改变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不应改变所预测的物理响应。这一要求对于包含旋转的流动尤为重要,因为此时普通的应力时间导数通常不足以描述其演化。

Oldroyd-B 模型将牛顿溶剂的应力贡献与聚合物的弹性应力相结合。其聚合物本构方程可写为

τp+λτp▽=2ηpD,\boldsymbol{\tau}_p+ \lambda\overset{\triangledown}{\boldsymbol{\tau}_p} =2\eta_p\mathbf{D},

其中,上随体导数计入了承载应力的结构所经历的输运、旋转和变形。该模型对应于溶剂中理想化的胡克哑铃模型。它既预测恒定的剪切黏度,也预测弹性法向应力,表明剪切变稀并非流体具有弹性的必要条件。

Oldroyd-B 模型也体现了理想化的局限。在稳态单轴拉伸中,当拉伸速率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它会预测无界的响应,因为模型中的弹簧可以无限伸长。有限伸长模型对分子的伸长施加约束,而 Giesekus 模型和 Phan–Thien–Tanner 模型则引入其他机制,使模型能够描述剪切变稀和非线性应力松弛。积分型模型则通过过去各次变形的加权贡献来表示当前应力。选择何种模型,取决于材料、流动以及可用于确定参数的测量数据。

非线性响应会产生具有特征性的实验表现。在启动剪切过程中,应力可能先升至峰值,再趋于稳态值,反映出弹性加载与结构松弛之间的竞争。在大振幅振荡剪切中,应力波形包含高次谐波,无法仅用两个与振幅无关的模量来表示。利萨如图和谐波分解有助于区分振荡周期内的应变硬化、应变软化、剪切增稠和剪切变稀,但这些描述并不能唯一确定其微观机制。

当受剪切样品中变形速率不同的区域共存时,就会出现剪切带现象。其成因可能是本构失稳、结构演化,或流动与浓度之间的耦合。弹性失稳则有所不同:即使惯性很弱,弯曲的流线和拉伸应力仍可能使黏弹性流动失稳。当驱动足够强时,低雷诺数下也可能出现被称为弹性湍流的不规则运动。这类行为将弹性效应与普通的惯性湍流区分开来,也使具有空间分辨能力的测量成为检验本构模型预测的必要手段。

聚合物溶液、熔体与网络

聚合物的长链具有多种运动模式,因此呈现出丰富的流变行为。局部链段重排、整条链的运动、缠结约束的解除以及网络重排,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链长、浓度、支化程度、刚性和溶剂品质都会影响最终的响应。短链的稀溶液在行为上可能几乎与溶剂无异,而长链的浓溶液或熔体则可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很强的弹性。

对于未缠结的链,鲁斯模型将其表示为由熵弹簧连接的珠子,并在每颗珠子上施加摩擦力。该模型的理想形式忽略了链段之间的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并预测最长松弛时间与链长的平方成正比。在稀溶液中,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变得重要,齐姆模型将其纳入了考虑。这些理论将链运动时间尺度的分布与力学松弛谱联系起来,而非将松弛描述为单一的指数衰减。

长链难以相互穿越。链间的相互约束形成了缠结,使材料在中等时间尺度上表现出平台状的弹性响应。在德热纳提出、并由管模型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爬行图像中,链主要通过沿一条对其施加约束的有效管道运动,来摆脱周围环境的束缚。基本爬行理论预测,终端松弛时间与分子质量的三次方成正比。在一个具有重要实验意义的范围内,许多充分缠结的线性聚合物熔体,其零剪切黏度对分子质量的依赖关系更接近约 3.43.4 次幂,这反映了额外的松弛机制和过渡效应。

支化会显著改变这些动力学行为。长支链无法像无支化链那样,仅靠沿原有路径滑动来完成松弛;支臂回缩和支化点运动引入了额外的时间尺度。因此,长链支化能够增强熔体弹性,并产生显著的拉伸应变硬化,即抗拉阻力随累积拉伸量的增加而大幅上升。这种行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剪切黏度相近的聚合物在吹膜、发泡或纤维纺丝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永久交联将链连接成弹性网络,而可逆缔合则形成暂态网络。理想橡胶弹性理论给出的剪切模量量级为 G≈νkBTG\approx\nu k_{\mathrm B}T,其中 ν\nu 为具有弹性活性的网链数密度,kBk_{\mathrm B} 为玻尔兹曼常数。由于缺陷、缠结、链刚性以及连接的不均匀性,实际网络会偏离这一表达式。可逆键引入了额外的松弛过程:材料在短时间尺度上可以表现得像弹性网络,但当键交换或解离开始发挥作用时,便会发生流动。

悬浮液、乳状液、泡沫与堵塞

悬浮液由分散在连续流体中的固体颗粒组成。其流变性质取决于颗粒体积分数、粒径分布、形状、表面相互作用以及悬浮介质的黏度。对于牛顿液体中稀疏分散且彼此无相互作用的刚性球形颗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导出了如下最低阶关系式:

η=ηs(1+2.5ϕ),\eta=\eta_s(1+2.5\phi),

其中,ηs\eta_s 为溶剂黏度,ϕ\phi 为颗粒体积分数。该公式是在稀释极限下得到的结果,并不适用于浓浆料。浓度较高时,多颗粒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和颗粒间的直接接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足够小的颗粒,布朗运动会与流动引起的重排相竞争。颗粒尺度的佩克莱数用于比较外加变形的时间尺度与布朗弛豫时间尺度;其具体数值定义取决于所选的特征长度和扩散系数。佩克莱数较低时,热运动可使颗粒在两次变形事件之间恢复到接近平衡的构型。佩克莱数较高时,流动对颗粒分布的组织作用更强。静电排斥、空间位阻稳定作用及吸引相互作用还会进一步决定悬浮液是保持分散、形成团簇,还是形成贯穿整个体系的凝胶。

乳状液由一种液体的液滴分散在另一种液体中形成。由于液滴能够变形,其响应不仅取决于浓度,还取决于界面性质和两相之间的黏度比。毛细数

Ca=ηcγ˙aΓ,\mathrm{Ca}=\frac{\eta_c\dot{\gamma}a}{\Gamma},

用于比较黏性应力与表面张力所产生的回复应力。其中,aa 为液滴的特征半径,ηc\eta_c 为连续相黏度,Γ\Gamma 为界面张力。加工过程中,变形、破碎和聚并均可改变液滴的尺寸分布,使流变性质依赖于加工历史。

泡沫和浓乳状液可以表现出软固体的性质,这是因为气泡或液滴密集堆积,彼此挤压而发生变形。外加变形起初以界面能的形式储存能量;变形进一步增大后,则会引起重排,从而产生不可逆流动。它们的模量和屈服应力通常与量级为 Γ/a\Gamma/a 的界面应力成比例,并受堆积分数和微观结构的调节。这解释了为何即使不改变配方成分,减小气泡或液滴尺寸也能提高配方体系的强度。

堵塞是指体系的组成单元受到足够强的约束时,体系出现力学刚性的现象。这一概念为描述高浓度悬浮液、颗粒集合体、泡沫和乳状液提供了共同框架,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体系具有完全相同的转变。摩擦、颗粒的软硬程度、热运动及制备方式都会改变刚性出现的条件。因此,不能用单一、普适的堆积分数来描述所有材料;流动诱导的迁移或局部变形,也会使根据平均应力推断整体行为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

旋转、毛细管与拉伸测量

流变仪施加或测量受控的力学变形,并确定相应的力或扭矩。旋转式仪器通常采用锥板、平行板或同轴圆筒几何构型。在理想的小锥角锥板构型中,剪切速率近似均匀,等于角速度除以锥角。平行板构型中的剪切速率随半径增大而增大;同轴圆筒构型则需要分析应力的径向分布,对于某些材料,还须考虑非均匀的速度剖面。

测量几何构型的选择是测量模型的一部分。较窄的间隙可提高低黏度样品测量时的应力灵敏度,但也会使测量结果对间隙误差和表面效应更加敏感。含颗粒的样品需要足够大的间隙,以避免强烈的限域效应和颗粒架桥。粗糙化表面或叶片式转子可减少膏体和凝胶中的滑移,但可能使扭矩换算为局部应力的过程更加复杂。自由表面还会带来蒸发、弯月面力和边缘破裂等额外问题。

毛细管流变测量通过驱动材料流经细管或口模,测定压降与流量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在挤出加工所涉及的变形速率下测量聚合物熔体。按牛顿流体模型解析可得到表观壁面剪切速率,但非牛顿流体需要进行速率修正,通常采用拉比诺维奇分析方法。入口损失可利用不同长度的口模,通过巴格利型修正加以评估。壁面滑移则需要单独研究,不能仅靠修正压降来消除其影响。

拉伸流变测量更为困难,因为必须使样品经历已知的拉伸历程,同时避免过度下垂、颈缩或过早断裂。细丝拉伸仪在控制样品伸长的同时测量拉伸力。毛细断裂法跟踪液桥在毛细力作用下逐渐变细的过程,并通过适当的动力学模型推断材料性质。这些方法探测的变形历程不同,所得表观拉伸黏度不一定相同,对于具有显著瞬态特征或非均匀性的材料尤其如此。

可靠的测量需要控制温度、样品装载、静置时间、预剪切以及样品暴露于环境的条件。仪器惯性会使快速瞬态响应失真,而仪器柔度会干扰高刚度样品的测量。在低扭矩下,摩擦和电子系统分辨率的影响变得显著;在高转速下,则可能出现惯性引起的二次流和黏性生热。使用参考材料进行校准可以检验仪器性能,但不能验证每一种测量几何构型的有效性,也不能消除样品特有的测量伪象。因此,报告可用的应力、速率、频率和时间范围,与报告拟合得到的材料参数同样重要。

空间分辨流变学与微尺度流变学

宏观测量得到的是整个样品的平均结果,可能掩盖局部变形与整体变形之间的重要差异。测得某一转速,并不意味着样品受到均匀剪切。壁面滑移、剪切带、迁移、沉降和塞状流都可能产生看似合理的流动曲线,但这些曲线并不代表均匀的本构响应。局部测速提供了一种直接检验材料实际所受变形的手段。

光学粒子追踪和粒子图像测速根据可见示踪粒子或纹理来推断运动。超声技术可以探测不透明材料,而磁共振成像可以绘制速度分布,并在适宜的体系中测定浓度分布。将这些方法与力学测量相结合,可以揭示表观屈服转变究竟对应于均匀流化,还是局部流动层的扩展。这些方法在空间分辨率、采集时间、样品限制以及对示踪粒子行为的敏感性方面各有不同。

微流变学根据嵌入材料中的微小探针的运动来推断力学性质。被动方法分析热驱动的涨落,而主动方法则通过光场、磁场或其他场施加可控力。在适当的假设下,广义斯托克斯–爱因斯坦关系将探针运动与材料的线性黏弹性响应联系起来。这些假设包括:连续介质描述适用、探针几何形状已知、探针与材料之间充分耦合,以及被动测量中的涨落处于平衡态。

探针尺寸决定了所探测的尺度。小于网络网孔的粒子可能主要在溶剂中运动,而不像宏观物体那样使网络变形。表面吸附可能使探针与结构单元结合,也可能在其周围形成性质发生改变的局部层。单点微流变学与双点微流变学对这些局部效应的响应可能不同:相隔一定距离的探针之间的运动关联,往往能提供有关更长程力学响应的信息。在活性生物体系中,即使运动看起来类似于热扩散,内部产生的力也可能使基于被动平衡态的解释失效。

结构测量与力学测量相结合,可以提供互补的证据。流变光学方法可检测取向或双折射,而采用散射、显微成像或衍射的实验可以揭示流动过程中的结构变化。根据样品及散射对比度的不同,中子散射或X射线散射可用于跟踪聚合物取向、粒子排列或畴尺寸的演变。这些测量为流变行为的解释提供了约束,但仅有结构上的相关性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可靠的解释必须将观测到的结构与相关时间尺度上的应力产生和松弛联系起来。

温度、压力与不断演变的材料状态

流变性质受温度的显著影响。升温通常会降低普通液体的黏度,并加快分子松弛,但网络形成、相分离或化学反应可能使这一趋势逆转。对于气体,由于分子动量传递变得更加有效,黏度通常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因此,认为升温总会降低黏度的说法是错误的。

对于某些材料,在一定温度区间内,黏度或松弛时间遵循阿伦尼乌斯型关系:

η(T)=Aexp⁡(EaRT),\eta(T)=A\exp\left(\frac{E_a}{RT}\right),

其中,EaE_a 为表观活化能,RR 为气体常数。在玻璃化转变附近,许多聚合物和玻璃形成液体表现出明显更强的非阿伦尼乌斯温度依赖性。威廉斯–兰德尔–费里方程被广泛用于描述适用范围内随温度变化的移位因子。其常数取决于参考温度和对材料所作的假设,因此通常采用的一些数值并非普适常数。

时温叠加原理将不同温度下的测量结果合并为一条主曲线。如果所有相关松弛机制都按同一因子发生移位,就可以将数据沿对数时间轴或对数频率轴平移,有时还需额外进行纵向校正。这样便可将有效实验窗口扩展到单次测量所能覆盖的范围之外。这种方法最适用于热流变简单材料;当不同分子过程具有不同的温度依赖性、结晶度发生变化或样品发生化学变化时,该方法可能失效。

压力可以减缓分子运动并提高黏度,这在聚合物加工和润滑过程中尤为重要。浓度变化也可能同样重要:测试过程中溶剂的蒸发可能使黏度上升,或使液体变成薄膜。结晶、相分离、交联和降解都可能改变承载应力的结构的数量与性质。因此,对于正在固化的树脂,未必能够采用假定材料性质在整个实验期间保持不变的频率扫描来进行表征。

凝胶点标志着材料内部已形成足够的连通性,能够产生网络尺度的力学行为。对于呈现无标度线性松弛的理想临界凝胶,G′G' 和 G′′G'' 对频率具有相同的幂律依赖关系,因此损耗正切与频率无关。与在单一频率下确定模量交叉点相比,这一判据能提供更多信息,不过实际实验体系未必满足这些理想假设。

材料内部也可能因自身产热而升温。黏性耗散将机械功转化为热,简单剪切下单位体积的耗散率为 τγ˙\tau\dot{\gamma}。如果散热不足,局部升温就会改变黏度,并使变形重新分布。由此产生的反馈意味着,有时必须将温度作为流动问题的一部分一并求解,而不能把它视为外部给定的固定参数。

生物流体、细胞与组织

生物流变学研究的材料,其力学响应与多尺度结构密不可分,而且往往还涉及主动重塑。血液、黏液、细胞质、结缔组织和细胞外凝胶在组成上差异很大,但都体现出分子相互作用、介观尺度的组织结构与变形之间的联系。测得的性质取决于温度、浓度、化学环境和样品制备等条件。因此,必须谨慎区分离体测量结果与活体内的行为。

全血是由可变形的红细胞及其他细胞成分悬浮于血浆中形成的悬浮液。红细胞聚集会使低剪切速率下的表观黏度升高,而细胞的变形和取向则有助于产生剪切变稀现象。在小血管中,细胞迁移会造成分布不均,包括在管壁附近形成细胞相对稀少的区域。因此,根据压力驱动流动推算出的表观黏度可能随血管直径而变化,并不总能用单一的体相黏度值表示。由此可见,血液流变学是一个涉及细胞力学、悬浮液结构和限域效应的耦合问题。

黏液是一种含水网络,其中含有称为黏蛋白的大分子糖蛋白。其响应反映了聚合物浓度、可逆缔合、离子条件以及与其他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它能够在短时间尺度上储存弹性能,并在较长时间尺度上发生松弛。类似原理也适用于许多生物凝胶,但它们的交联类型及存续时间各不相同。仅凭力学测量,无法唯一确定其组成或生理功能。

在细胞内部,细胞骨架由丝状网络、交联蛋白和分子马达共同构成。主动过程消耗三磷酸腺苷并产生内部力,使活细胞的细胞质与处于平衡态的被动聚合物溶液存在根本区别。其力学响应取决于位置、探测频率、方向和细胞状态。同一个细胞可以同时具有弹性的细胞皮质、流动性更强的内部区域,以及呈现主动涨落的结构。

细胞外基质通过含有胶原蛋白和蛋白聚糖等组分的网络传递载荷。随着应变增大,原本松弛的纤维逐渐参与承载并沿受力方向排列,纤维网络因而可能变硬。组织变形还可能驱动流体穿过多孔固体骨架,产生孔弹性松弛。这种机制在力—位移记录中的表现可能与黏弹性相似,但其特征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试样尺寸和排液条件。在解读组织测量结果时,区分网络本身的松弛与流体重新分布至关重要。这些力学描述能够为生物学研究提供支持,但任何单一的流变学参数都不能独立作为判定健康或疾病的诊断依据。

地质材料与地球物理流动

地质流变学涵盖的时间尺度,从快速断裂到持续数百万年的变形。在实验室演示中看似刚性的岩石,在高温高压下受到持续应力作用时可能发生蠕变。反过来,能够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流动的材料,对地震波却可能表现出弹性响应。相应的本构行为取决于矿物组成、晶粒尺寸、含水量、温度、压强、应力及变形历史。

固态蠕变可通过多种机制发生。扩散蠕变通过原子迁移实现变形,其变形速率通常与应力近似呈线性关系,同时强烈依赖于晶粒尺寸。位错蠕变涉及晶体中缺陷的运动与相互作用,通常表现出对​​应力的非线性依赖。一种示意性的地质流动定律为

ε˙=Aσnd−mexp⁡[−Q+PV∗RT],\dot{\varepsilon} =A\sigma^n d^{-m} \exp\left[-\frac{Q+PV^\ast}{RT}\right],

其中,dd 为晶粒尺寸,QQ 为活化能,V∗V^\ast 为活化体积。这些参数描述的是特定材料及其变形机制,并非适用于所有岩石的普适常数。

这些机制是解释地幔对流和板块构造的基础。地幔主要呈固态,但会在漫长时期内缓慢变形。模型通常用随温度、应力、组成和含水量变化的有效黏度来表征这种行为。由于多种变形机制可能同时起作用,有效本构定律可能随深度及构造环境而变化。将实验室结果外推至地幔中低得多的应变速率,仍是建模面临的一项核心挑战。

冰川流动提供了一个可以更直接观测的长时间尺度变形实例。格伦流动定律将冰的变形速率与有效应力的某次幂联系起来,在大尺度应用中,所用指数通常接近三。其速率因子强烈依赖于温度和冰的状态。晶粒取向、杂质、液态水和再结晶都会改变冰的响应,而基底滑动则是冰川运动的另一项独立贡献。因此,模型必须区分冰体内部的流变性质与冰川底部的条件。

熔岩、泥石流和滑坡还涉及更复杂的情况。熔岩含有熔体、晶体和气泡,它们的比例会在冷却和脱气过程中发生变化。晶体含量增加可导致剪切变稀或产生表观屈服应力,而气泡则可能因其变形和相互作用的不同而增大或减小流动阻力。泥石流由颗粒、孔隙流体以及不断变化的压强共同影响,通常需要采用摩擦和多相描述,而不能仅用单一黏度来表征。这些例子说明,实用的地球物理流变学必须纳入不断变化的各相体积分数、输运过程和边界条件,而不能将所有流动的天然材料都视为均匀液体。

加工、模拟与预测方面的挑战

工业流变学将测得的材料性质与加工操作及最终产品结构联系起来。在挤出和注射成型过程中,剪切黏度影响所需的压力,而弹性应力则影响挤出胀大、流动失稳和残余取向。涂布和印刷需要控制铺展、流平、拉丝及抗流挂性能。某种配方在施用时易于流动,施用后又能重建结构,因此可能满足具有相同实测黏度的牛顿液体所无法满足的要求。

食品流变学同样将结构与制造过程及质构联系起来。淀粉糊化、蛋白质网络形成、脂肪结晶和分散气体含量,都可能改变食品在加热、混合、冷却或储存过程中的力学响应。新拌混凝土也面临一种实际的平衡:浇筑需要足够的流动性,但流动性过高又可能导致离析。在增材制造中,沉积材料必须先通过喷嘴,随后又要支撑后续各层,因此,屈服、恢复和拉伸行为在同一工艺的不同阶段都十分重要。

计算预测将本构方程与质量、动量以及必要时的能量守恒方程耦合。计算流体力学可用于估算复杂设备中的压降、自由表面演化、停留时间和应力分布。黏弹性计算尤其困难,因为应力可能在驻点附近或强烈拉伸区域急剧增大。数值稳定化方法和构象张量形式可提高计算的稳健性,但数值收敛并不能证明本构模型准确描述了材料。

在更小的尺度上,分子动力学、布朗动力学和基于粒子的模拟将微观相互作用与宏观应力联系起来。这些方法能够解析链运动、胶体重排或摩擦接触,而连续介质模型只能间接描述这些过程。其局限包括可处理的系统规模和模拟时长,以及相互作用势或接触定律中的不确定性。粗粒化可以扩大可研究的尺度范围,但也会引入额外的建模选择。

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是本构模型的可辨识性:多个不同模型可能都能拟合同一条剪切黏度曲线,却对拉伸、启动流动或复杂几何条件下的行为给出不同预测。因此,利用多种独立的加载历程进行参数拟合,并用未参与标定的流动工况进行验证,有助于提高模型的可靠性。测量不确定度、样品变异性以及拟合参数之间的相关性,都会限制预测的精确程度。

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数据驱动方法,正日益广泛地用于推断材料函数和加速模拟。这些方法是否有效,取决于训练数据能否覆盖相关历程,以及能否保持标架无差异性和适当耗散等物理约束。对于会发生老化、反应、迁移或断裂的材料,预测还需要确定哪些内变量保留了关键的历史信息。将这些变量与可测量的结构联系起来,仍是流变学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局部重排导致跨越多种时空尺度的非均匀变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