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

巴格达（阿拉伯语：بغداد，Baghdād）是伊拉克的首都兼最大城市，坐落于该国中部的底格里斯河畔。它地处联通美索不达米亚各区域的交通要道，确立了其作为政治、商业与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地位。至今，它依然是伊拉克公共机构与文学生活的核心枢纽。(unesco.org)

巴格达于762年由哈里发曼苏尔建立，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从一座规划建造的圆形王城逐步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大都会。其宫廷、集市、图书馆和学者群体，使其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中心。1258年蒙古军队的征服及随后的政权更迭改变了这座城市，此后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重要省会中心，并最终成为现代伊拉克的首都。(iranicaonline.org)

巴格达当代的城市风貌融汇了历史街区、宗教古迹与现代政府办公区、大学、商业街及不断扩建的居住区。战争、人口流离失所与迅速的城市化深刻影响了它的发展和基础设施，而出版、诗歌等文化活动依然充满生机：巴格达于2015年作为“文学之都”加入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创意城市网络。(en.wikipedia.org)

地理环境与气候

巴格达位于伊拉克中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上，市区跨越底格里斯河两岸。该河将西部的卡尔赫（al-Karkh）与东部的鲁萨法（al-Rusafa）区分开来，构成了城市的主要地理中轴线。迪亚拉河在巴格达东南郊外汇入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则位于其以西约40公里处。因此，巴格达恰好扼守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河流间距最窄的地带。这一优越位置使其连接了沿底格里斯河北上通往萨迈拉与摩苏尔的路线，以及南下通往伊拉克下游平原与巴士拉的通道；同时，迪亚拉河谷还提供了来自东北方向的交通路径。(universalium.en-academic.com)

周边地形十分平坦，海拔约为34米。然而，这种表面的一致性掩盖了河岸、故道以及低洼洪泛盆地之间的微地貌差异。巴格达的地表沉积物以第四纪冲积物为主：地质勘探显示，该地主要由黏土、粉砂和沙层交替构成，其中粉砂在近期的洪泛平原沉积物中尤为显著。这些物质反映的是长期的河流反复沉积作用，而非连续的基岩地表。在历史上，水源的获取以及地势的微小高差深刻影响了聚落的选址：相比邻近的低洼地带，地势自然抬高的沿河区域更具定居优势，而开凿的运河网络则将聚落与农耕区连接起来。因此，河流与灌溉系统不仅满足了城市内部的用水需求，也将巴格达与其广阔的农业腹地紧密相连。(universalium.en-academic.com)

巴格达属热带沙漠气候，其特征是夏季漫长而极端酷热，雨季短促且相对凉爽。以下月度气候平均值来自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天气信息服务”发布的巴格达观测系列（由伊拉克气象与地震组织提供），统计区间为1976年至2008年。表中三列数据均采用这33年的参考基准期；温度数值代表日平均最低温与日平均最高温，而非极端极值。(iraq.un.org)

来源：世界天气信息服务，巴格达，1976–2008年平均值。(worldweather.wmo.int)

在该数据系列中，6月至9月的日平均最高温均超过40°C，即便在7月的夜间，平均最低温仍高达25.5°C。全年月度降水量累计约为123毫米，几乎全部分布在10月至次年5月之间。6月至9月记录的0.0毫米降水量代表该参考期内的平均统计结果，并不代表这些月份绝无可能降雨。冬夏两季反差强烈：1月的平均最低温为3.8°C，气温偶尔会跌破冰点。(worldweather.wmo.int)

季节性风系也是塑造巴格达天气的重要因素。沙马尔风（shamal，一种持续的西北气流）在夏季尤为典型。当风力增强时，它会扬起干燥地表的疏松物质，卷携沙尘向东南方向席卷整个伊拉克平原；悬浮在空中的微细颗粒甚至会在直接沙源地远在别处时笼罩整座城市。例如，2009年7月5日获取的一张卫星图像就显示巴格达完全隐匿在一大片沙尘云之下。与沙马尔风相关的沙尘天气并不局限于夏季，尽管夏季是其在伊拉克发生的主要季节。(science.nasa.gov)

营建与阿拔斯王朝的大都会

“巴格达”这一名称早在阿拔斯王朝定都之前便已存在，通常认为源自波斯语的 bag（“神”）与 dād（“赐予”），一般译为“神赐之城”或“神的赠礼”。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阿布·贾法尔·曼苏尔于762年在此建都之前，当地就已有一个同名村落。因此，他的建城标志着一座崭新帝国都城的诞生，而非该聚落定居史的开端。这座新都的官方定名“麦地那·萨拉姆”（Madinat al-Salam，意为“和平之城”）与古老的本土旧称长期并存。这一地理选址让阿拔斯哈里发国毗邻昔日萨珊帝国的核心腹地，并坐拥美索不达米亚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iranicaonline.org)

曼苏尔营建的“圆城”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其平面布局主要根据中世纪的文献记述复原，而非出自经发掘的街道遗址，因此现代绘制的示意图均应视为对这些文字记载的解读。圆城由同心防御城墙环绕，居民区和行政区围绕着中央核心区展开，核心区内坐落着哈里发王宫与朝聚清真寺。城墙开有以库法、巴士拉、呼罗珊和叙利亚命名的四座城门，城门连通放射状的街道，街两侧最初布满了商铺与集市。王宫与清真寺独立于周围街区，使统治者的居所处于格外醒目的中央核心位置。双层城墙与受到严密管制的城门，将礼仪规制与防御功能融为一体。(s3.amazonaws.com)

这座圆形围城很快就只成了庞大聚落的核心。773年，曼苏尔将城内集市迁至城墙外的卡尔赫（al-Karkh），推动了原城池南部商业区的发展。在底格里斯河对岸，与其子兼继承人迈赫迪相关的聚落“迈赫迪营地”（Muʿaskar al-Mahdi）逐渐发展为与鲁萨法（al-Rusafa）相连的东部城市核心。这些街区使得巴格达发展为跨越两岸的城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圆形要塞。西岸的初始城区临近伊萨运河，该运河是沟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灌溉农耕平原的水系之一。运河、河运交通与陆路干道将这座宫城与其不断扩大的腹地和市场紧密相连。(s3.amazonaws.com)

巴格达的大都市经济既依赖宫廷消费，也仰仗长途贸易。货物经陆路自伊朗运抵，或经由海上航线穿过巴士拉送达。向东延伸的道路穿越扎格罗斯山脉，经由胡勒万和哈马丹通往雷伊，并在那里汇入通往呼罗珊与中亚的丝绸之路网络。巴格达既是消费中心，也是货物的再集散地。9世纪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曾记载，商人将北方的毛皮与刀剑经里海地区运来，再用骆驼驮运至巴格达，并在通事的协助下完成交易。这些记载表明，当时的贸易网络已远远超出了哈里发国本土农业腹地的范围。(iranicaonline.org)

巴格达的政治格局历经多次变动。哈伦·拉希德诸子阿明与马蒙之间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演变为812至813年的巴格达围城战，导致城市遭受严重破坏，阿明遇害。836年，因突厥近卫军引发的紧张局势，穆阿台绥姆将宫廷迁往萨迈拉，哈里发的驻地一直留在那里直至892年。哈里发宫廷迁回巴格达后，选择在东岸落脚，并未恢复圆城作为其统治中枢的地位。(en.wikipedia.org)945年，白益王朝控制了巴格达，在保留阿拔斯哈里发名位的同时独揽军政大权。1055年图赫里勒·贝格入城，开启了塞尔柱帝国的统治时代，再次在一个更为强大的军事政权庇护下保留了哈里发体系。(metmuseum.org)

蒙古征服与奥斯曼统治

旭烈兀率领的大军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并处决了哈里发穆斯台绥木，终结了立足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这次征服带来了大规模杀戮与掠夺，清真寺、伊斯兰学校、民居和圣陵遭到破坏，使宗教、教育及居民生活陷入混乱。巴格达不再是帝国的都城，降为伊儿汗国的一个行省中心，该政权由旭烈兀在蒙古帝国西部领地建立。此后，阿拔斯哈里发虽于1261年在马木留克苏丹国庇护下在开罗复立，但未能恢复巴格达的政治地位。(iranicaonline.org)

战后重建在蒙古军事监督与波斯文官行政的结合下展开。历史学家兼行政官员阿塔·马里克·志费尼于1258至1259年间获得委任，在蒙古政权统治下主管财政与公共工程事务。1268年，他主持修建了一座为穆斯坦绥里亚大学供水的提水设施，并修缮了该校的庭院与装饰。1271年尼扎米耶大学在一场火灾中受损后，他下令动用其瓦克夫（宗教公产）收入进行重建。这些工程表明，蒙古的征服并未彻底终结巴格达的建制生活：在新的赞助人支持下，高等学府、宗教公产和商业设施得以继续维持或恢复运转。(iranicaonline.org)

1335年后伊儿汗国瓦解，巴格达成为札剌亦儿王朝的主要统治中心，其领土亦延伸至伊朗西北部。1393年苏丹艾哈迈德·札剌亦儿出逃后，帖木儿占领了该城；他索取了巨额赎金，并将城内的艺术家和学者强迁至撒马尔罕。艾哈迈德随后返回，但帖木儿的第二次征服带来了更大的破坏。经过约四十天的抵抗，巴格达于1401年7月9日沦陷；随后的洗劫伴随着大规模屠杀，城防工事与公共建筑也遭摧毁。札剌亦儿王朝短暂恢复了统治，随后黑羊王朝及后来的白羊王朝先后将巴格达并入其领地。(iranicaonline.org)

萨非王朝统治者沙阿伊斯玛仪一世于1508年攻取巴格达。1534年苏丹苏莱曼一世征服巴格达后，将其变为奥斯曼帝国的边境行省首府。两国的争夺既关乎军事要道和领土控制权，也涉及对伊拉克境内重要什叶派圣陵的主导地位。沙阿阿拔斯一世利用奥斯曼地方行省的叛乱，于1623年重夺巴格达；萨非王朝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638年苏丹穆拉德四世收复该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主要依托委派的总督、驻军以及行省岁入征集制度，而非着眼于恢复巴格达昔日的帝国中枢地位。(iranicaonline.org)

在18世纪，历任总督逐渐建立了日益自主的军政门阀集团。哈桑帕夏和艾哈迈德帕夏主要从高加索地区招募奴隶充任军事和行政职务；这一制度孕育了传统上被称为“伊拉克马木留克”的统治精英。在1749至1762年担任总督的苏莱曼帕夏统治下，马木留克政权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同时名义上仍效忠于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马木留克总督达乌德帕夏大力推行军事与工业改革。然而在1831年，瘟疫与洪灾削弱了巴格达的力量，阿里·勒扎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军队趁机将他罢黜，恢复了伊斯坦布尔的直接统治。(openaccess.izu.edu.tr)

19世纪的改革加强了巴格达与帝国中央的行政及通信联系。伊斯坦布尔至巴格达的电报线路于1861年建成，并于1863年底延伸至巴士拉。米德哈特帕夏在1869至1872年任总督期间推行行省改革，于1869年创办官办印刷厂和报纸《悬军报》（al-Zawraʾ），并推动城市向旧城墙以外拓展。其治下还修建了一条长达7公里的有轨马车线路，连通巴格达与卡济米耶。行省代表机构和市政议会构成了坦志麦特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将公共工程和地方行政更为直接地纳入国家制度框架内。(openaccess.izu.edu.tr)

现代首都：国家形成、城市扩张与战争

1917年3月11日，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Sir Frederick Stanley Maude）中将率领英国与印度军队进驻巴格达，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统治。1921年，在英国支持下建立的伊拉克王国定都巴格达，由费萨尔一世统治。这一时期伊拉克尚未完全独立：直到1932年10月3日，英国的委任统治关系才告终止，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作为王都，巴格达汇聚了各政府部门、军事指挥部及国家级机构。(awm.gov.au)

1958年7月14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与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Abd al-Salam Arif）领导军官推翻君主制；费萨尔二世遇害，共和国取代王国。1963年卡塞姆被推翻，政权再度易手；1968年复兴党夺取政权，随后萨达姆·侯赛因于1979年就任总统。巴格达始终是历届政权的所在地。在卡塞姆执政期间，东北部萨乌拉区（al-Thawra，后称萨达姆城，2003年后改称萨德尔城）建设了一批公共住房，安置了此前居住在非正规泥坯房棚户区的移民。国家主导的住房建设因此推动了城市向老城区之外的扩张。(adst.org)

不断增长的石油收入为道路、桥梁、住房和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尤为显著。1972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以及随后的油价暴涨，大幅充实了国家投资资金。巴格达建成了现代化的供排水设施和主要高速公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与蓬勃的建设工程也进一步吸引了外来移民。城市扩张一直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其中还包括原定在巴格达举行但最终易地的某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配套建设项目。这些投资拓展了这座大都市的规模，但并未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也未消除贫困街区在交通出行方面的不平等。(citiesintransition.wordpress.com)

1980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使巴格达暴露在伊朗的导弹袭击之下，军事开支也挤占了民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导致相互关联的城市系统遭遇更广泛的瘫痪。发电站受损切断了电的供应，导致水处理与抽水设备停运，医院运转和食品市场也受到波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安装了移动式净水装置，并协助修复既有设施。在随后的制裁时期，对进口备件的限制和延误导致维护工作极为棘手。战争破坏、设备老化及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削弱了公共机构的能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2年完成的巴格达拉希德精神病院修复工程便是其中一项有据可查的应对举措。(citiesintransition.wordpress.com)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于4月9日攻入巴格达市中心，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失去了对首都的控制。战火破坏之后，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又遭遇了大范围哄抢。4月3日的断电事故此前已导致供水中断和医院物资受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程师随后抢修了为耶尔穆克外科医院供水的两座水处理厂。此后，联合军临时管理当局设立于巴格达，管理被占领的伊拉克，直至2004年6月28日政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权力的移交既未平息叛乱，也未恢复稳定可靠的日常公共服务。(tnaqa.mirrorweb.com)

2006至2007年间，暴力冲突和强制流离失所现象加剧，重塑了城市的居住格局，阻碍了战后恢复。2008年4月1日，联合国难民署报告称，巴格达省（包含整个省域而非仅指市区）接纳了超过56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一些重返家园的家庭因房屋被毁、遭洗劫或被他人侵占而再度流离失所。因此，重建工作不仅涉及受损的基础设施和房产，还需应对流离失所家庭激增的需求。2018年1月31日，世界银行批准了一项价值2.1亿美元的巴格达供水与排污项目，旨在惠及约500万居民。该项目的既定目标兼顾了基础设施改善与公用事业管理；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获批的融资金额与预期受益人数，而非实际已完成的重建成果。(unhcr.org)

首都职能与市政管理

伊拉克2005年宪法第124条将作为国家首都的市政边界内的巴格达，与构成巴格达省的行政边界内的巴格达区分开来。该条还规定首都的地位须由法律予以规范，并禁止其加入任何联邦地区。这些地域界定不应与连绵建城区或更广泛的城市聚集区相混淆，后者属于地理和统计概念，而非市政管辖范畴。巴格达省的统计数据涵盖周边定居点和农村地区，而市政数据仅涉及范围更小的服务区；至于对都市区的估算，采用的聚落边界则可能又有所不同。世界银行2018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由巴格达市政府（Amanat Baghdad）管辖的市区及郊区面积约950平方公里，下辖14个市政分区——这一描述仅反映当时的服务区概况，并非巴格达省的总面积。(iq.parliament.iq)

巴格达市政府（Amanat Baghdad）与巴格达省政府相互独立。1995年第16号法律赋予其负责市内市政服务的职责，并确立了由市长领导的层级体系，下设副市长、中央技术部门以及按地理划分的市政分局。世界银行2018年的机构报告指出，该市政府独立于中央各部委，专责编制和实施市政及供水工程。而省级的宪政架构则截然不同：宪法第122条规定设立省议会，并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省长，作为该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市长与省长分掌不同的机构，并非同一职务的不同称谓；此外，巴格达省外围的各县区也须与市政府管辖的市政服务区分开。(api.amanatbaghdad.gov.iq)

市政职责兼顾全市层面的城市规划与在地化服务提供。根据1995年法律，规划设计部门负责落实总体规划、提出修改意见、制定土地细分布局与建筑管控标准，并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工程项目部门负责房屋建筑、道路和公园的营建。各市政分局则负责发放建筑与土地使用许可、监管违建行为、征收市政规费，并维护辖区内的道路、公园以及指定的供排水设施；其内部架构还涵盖环卫保洁、垃圾管理和植树绿化等职能。这些分工将战略层面的设计与大型工程同街区层面的日常执行明确区分开来。该法律最初仅规定设立九个市政分局，这说明其初始组织架构不能被视作后来的行政建制清单。(ailawyeriq.cloud)

2016年第2号《建筑许可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开发管控。该条例规定了基于工程图纸的“一窗受理”审批流程，住宅类申请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其他用途则在30个工作日内决定。条例还要求发证机构监督合规情况，向业主下达违章通知，并在核发使用许可前对竣工的非住宅建筑进行验收。国家级机构必须将其技术要求报送巴格达市政府或相关市政当局。不过，拥有市政管辖权并不意味着能掌控所有的基础设施决策：世行2018年的报告明确区分了水资源部在原水调配方面的职能、建设与市政部在行业统筹方面的职责、规划部的项目审批权以及财政部的预算审批权。而巴格达的供水与排污管理局则隶属于巴格达市政府管辖。(dijlex.com)

国家级机构分布于首都多处，而非集中在单一的行政园区内。总统府、总理与部长会议（内阁）以及国民议会构成了主要行政机构与立法机关的集中地；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公开地址则位于哈里斯亚区（al-Harithiya）。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国际区”（通称“绿区”）是一处戒备森严的政府与外交飞地。这里汇集了议会、政府机关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使馆。其安全隔离区也影响了正常的市政交通通行。在历经多次开放与封闭后，伊拉克当局于2023年1月8日重新开放了穿过该区的主要道路和隧道，宣布小汽车每天自清晨5点起可通行14小时，但禁止卡车驶入。该举措属于当时阶段性的通行安排，并不意味着永久废除了该区域的安全管制。(iq.parliament.iq)

人口、语言与宗教社群

巴格达的人口统计数据涵盖的是不同空间范围的辖区，而非单一且边界恒定的城市实体。地理学家皮埃尔·马泰洛（Pierre Marthelot）指出，在1957年人口普查中，巴格达城市集聚区约有79.6万居民（包括此前作为独立城镇的卡济米耶）；而当时的巴格达省则约有132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同期的一份记录显示，1965年该市人口约为150万。这些数据表明了城市的迅猛扩张，但并不构成一套空间边界一致的连续序列。巴格达省2018年的官方估算人口约为810万，而达斯基金会（Dass Foundation）引用的伊拉克规划部2024年普查数据则为9,780,429人。由于巴格达省包含了周边城镇和农村地区，其人口总数既非建制市范围内的人口，也不是独立划定的都市区人口。(persee.fr)

巴格达的人口增长涉及数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世卫组织的报告指出，出于经济动机的农村向城市移民始于1929年，并在1952年至1962年间达到顶峰；集中在首都的就业机会和机构吸引了大量新移民，而出生率高于死亡率则带来了自然增长。周边地区的定居点建设扩大了实际居住范围，而非仅仅增加旧城区的居住密度。随后，与冲突相关的人口迁移导致居民在巴格达市内及向外重新分布。国际移民组织在2007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在其评估的流离失所者中，有65%是从巴格达迁出或在市内流离失所，这并不等同于65%的巴格达市民流离失所。2006年至2007年间的恐吓与暴力事件，使许多原本各教派混居的社区在宗教层面上变得更加单一。(applications.emro.who.int)

阿拉伯语是巴格达最主要的交际语言，同时通行的还有库尔德语、土库曼语、亚美尼亚语及其他社群语言。这些语言归属与宗教类别并非完全对应：例如，巴格达的库尔德人中就包括信仰什叶派的费利库尔德人（Faili Kurds）。多语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家庭内部以及各种社交场合中。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巴德尔·杜威克（Bader Dweik）与萨拉·N·拉哈尔（Sara N. Al-Rahal）对有针对性抽选的100名巴格达土库曼人进行了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在家庭成员之间维持土库曼语沟通，而在教育、工作和邻里交往中则广泛使用阿拉伯语。该研究记录的是语言使用习惯，而非该社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巴格达的亚美尼亚人社群则包括在1915年至1918年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乌尔米耶地区种族灭绝中幸存难民的后裔。(diversecommunitieslivingtogether.org)

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社群均在此拥有历史悠久的宗教机构与聚居史。阿德哈米耶（al-Adhamiyya）通常与逊尼派密切相关，而卡济米耶（al-Kadhimiyya）则以什叶派为主，但两地都曾有不同派别的居民居住。基督徒社群包括加色丁礼天主教徒、亚述人、叙利亚礼基督徒以及亚美尼亚教会信徒；多拉（Dora）和卡拉达（Karrada）一直是基督徒的重要聚居区。巴格达还曾是萨比教-曼达派信徒（Sabean-Mandaeans）及其他较小宗教团体的家园。这些关联反映的是历史上的聚居格局，而非封闭隔离的领地：共享的阿拉伯语学校教育、工作、商业往来和邻里关系跨越了教派界限，而因战乱导致的流离失所则改变了特定街区和地段的人口构成。(diversecommunitieslivingtogether.org)

巴格达犹太教社群的萎缩是20世纪尤为显著的人口结构变迁。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记录，20世纪初犹太人曾占该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之多。1941年6月1日至2日发生的“贝尔胡德”（Farhud）暴力事件带来了针对犹太人的杀戮与劫掠；随后受到的迫害与限制导致伊拉克犹太人大规模离境，其中约有12万人于1950年至1951年间离开该国。该数字为全伊拉克总数，而非仅限巴格达。犹太学校、犹太会堂及福利机构因此失去了绝大部分服务对象；美国国家档案馆估计，截至2003年，巴格达仅存约15名犹太人。(encyclopedia.ushmm.org)

针对该市住户的具体调查数据，还揭示了被人口总量所掩盖的居住状况差异。2006年由PADCO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开展的住房调查显示，巴格达平均每户住户规模为5.4人，而每栋住房平均容纳6.4人，反映出多户家庭共用一套住房的现象。该调查以每间房超过三人为拥挤门槛，将巴格达抽样住户中的5.5%归类为居住过度拥挤。这些调查结果属于早期记录而非当前的普查数据，它们从住户组织结构和居住拥挤程度的角度提供了观察视角，有别于纯粹按街区宗教身份划分的考量。(mirror.unhabitat.org)

城市形态、建筑与历史遗迹

底格里斯河将西部的卡尔赫与东部的鲁萨法分隔开来，但巴格达的历史肌理并非连成一片的单一老城区，而是由数个各具特色的核心区域组成。老鲁萨法拥有现存最集中的滨河古迹、商业街区、集市以及前奥斯曼帝国行政建筑；卡尔赫以及北部的卡济米耶和阿德哈米耶等宗教中心周边也留存有古老街区。20世纪的住宅开发逐步扩展到了这些核心区域之外。西侧的曼苏尔区始于1946年前后建立的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规划有规整的街道、独立式住宅和休闲场地，呈现出与传统密集街区截然不同的空间格局。(mdpi.com)

传统的民居建筑结合了内向型庭院、狭窄不规则的巷弄，以及一层相对封闭的临街立面。上层向外凸出的木质凸窗被称为沙纳希尔（shanashil），悬挑在巷道上方，既能提供隐蔽的向外观景视野，又能为街道遮阳。住宅、市场和宗教建筑构成了紧凑的街坊，在公共商业干道与幽静的住宅巷道之间形成了平缓的过渡。20世纪的住宅则日益转向朝向街道和花园的开敞布局：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设计在中央庭院上方加盖了屋顶，并用开放式阳台取代了封闭的沙纳希尔凸窗。后期的现代主义公共建筑则采用钢筋混凝土和大跨度结构；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巴格达体育馆便是典型代表——该馆于1955年作为某综合体育中心的一部分受托设计，最终在他去世后的1980年建成完工。(intechopen.com)

在鲁萨法的河畔，建于1227年至1234年哈里发穆斯坦绥尔时期的穆斯坦绥里亚伊斯兰学校，完好保留了阿拔斯王朝晚期以长方形庭院为中心、环绕砖砌房间与拱顶大厅的宏伟格局。两层建筑兼具教学与居住功能；拼花砖砌、赤陶装饰与铭文装点着入口和外立面。其建筑结构也记录了后世的修缮干预，包括可追溯至1865年的奥斯曼帝国修缮铭文以及20世纪的保护工程。再往北去，通常被称为“阿拔斯宫”的建筑是另一处阿拔斯晚期的庭院建筑群，以装饰繁复的拱顶“伊万”（iwan，即单侧开敞的大厅）著称。其最初功能尚存争议：传统上将其视为宫殿，但也有观点认为它原是一所伊斯兰学校。现存建筑群中部分为后人复建，并非完全未经触动的中古时期砌体。(islamic-architecture.info)

巴格达北部的圣陵同样需要将古老的墓葬年代与现存建筑的建造时期区分开来。位于西部卡济米耶区的卡济米耶圣陵安葬着穆萨·卡齐姆与穆罕默德·贾瓦德；其现存建筑演化包括16世纪初沙阿伊斯玛仪一世时期的重建，以及随后奥斯曼帝国与伊朗的装点修葺。隔河相望的阿德哈米耶阿布·哈尼法清真寺包含一座始建于1066—1067年的圣陵，后在1534年之后经历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重建，并在1638年之后进一步施工完善。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建筑亦点缀在鲁萨法的商业街区之中。位于胡拉法街的拉丁礼圣若瑟堂于1871年祝圣，其所在地自1737年起便建有更早的教堂；该堂的十字形平面与醒目的穹顶属于19世纪所建建筑，后于1923年翻新。(al-islam.org)

拉希德街为老鲁萨法引入了一条宽阔的商业干道，带有骑楼柱廊的步道与临街店铺与周围狭窄的巷道形成了鲜明对比。沿街现存的建筑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及20世纪相继传入的建筑风格影响。公共广场则为现代城市设计与雕塑提供了另一舞台。在解放广场，贾瓦德·萨利姆创作并于1961年落成的自由纪念碑，在长约50米的宏伟白色底板上排列着14组青铜雕塑单元。整个构图自右向左展开，呈现出与1958年革命相关的叙事序列，将现代雕塑语言与美索不达米亚浮雕传统融为一体。(doi.org)

文物保护工作既涵盖单个历史遗迹，也囊括连接它们的街道、民居与集市。2014年3月28日，伊拉克将位于穆斯坦绥里亚与阿拔斯宫之间的鲁萨法滨河建筑群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预备名单不同于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针对老鲁萨法的档案记录显示，重新开发造成了一定破坏，同时也记录了市政保护项目的推进。早期的修缮工程也改变了历史环境：在20世纪的整治中，穆斯坦绥里亚周边的商业建筑便被拆除清理。2025年的一篇博士论文专题研究了这两处重要阿拔斯建筑群在20世纪的演变，借助数字化档案记录分析了现存原构与修缮部分之间的关系。(whc.unesco.org)

经济、就业与商业网络

巴格达兼具国家行政职能与银行业、批发贸易、制造业及物资分销功能。该市与石油产业的经济关系不同于伊拉克的主要产油区：首都集中了石油部和统筹该行业的行政机构，而开采作业则集中在其他地方，尤以伊拉克南部为主。因此，公共行政和政府采购构成了国家石油收益与城市经济活动之间的重要纽带。巴格达亦是一座工业中心；欧盟庇护局2024年5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其工业活动包括石油炼制、纺织、水泥、皮革、地毯和烟草制品等。(eia.gov)

该市的金融职能包括伊拉克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该行职责涵盖货币发行、支付系统以及银行监管。设于巴格达的伊拉克证券交易所于2004年6月24日开市交易，其职能是提供证券交易市场，而非充当政府借贷机构。货币管理、银行业与证券交易共同赋予了这座首都远超其市政行政边界的金融职能。这些国家层面的机构职能，应与巴格达常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区分开来。(cbi.iq)

在新型零售业态兴起的同时，传统市场依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舒尔贾（Shorja）是一个核心批发市场，毗邻的西纳克（Sinak）商业区则汇聚了电子产品和制冷设备。一些专业街区兼顾了商品销售与相关服务：2015年关于西纳阿街（al-Sinaa Street）的报道记录了电脑零售商、维修工坊、进口商，以及向企业和公共机构供应会计软件与数据库的公司。这些产业集聚将店铺零售与技术维护及商业服务紧密结合。2013年投入运营的曼苏尔购物中心（Mansour Mall）代表了另一种商业业态，将服装店、餐馆和室内娱乐设施汇集于一座配有空调的大型综合体中。(reutersconnect.com)

商业活动还向大都市外围延伸。国家投资委员会的巴格达投资名录在塔吉（Taji）规划了用于食品包装、罐头制作和冷藏仓储的选址，其中包括巴格达—摩苏尔公路旁的土地。这些名录反映的是投资机遇，并不证明拟建的设施均已完工。尽管如此，它们仍体现了外围商业开发、仓储需求与跨区域物流之间的联系。该委员会的投资分布图显示了巴格达与约旦、伊朗、土耳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邻国的公路交通连接；这些路线将首都的商贸企业与外部市场以及伊拉克其他地区紧密联通。(investpromo.gov.iq)

就业统计数据需要置于更广阔的地域背景下来理解。《2021年伊拉克劳动力调查》估计，巴格达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0.6%，失业率为13.5%。这些数据为省一级的估算值，而非局限于巴格达市城区或其连续建成区的统计。同一调查还发现，在15至24岁的全省居民中，有17.5%的男性和48.1%的女性处于既无就业也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状态。这些数据揭示了就业与教育参与方面的不平等，但并未得出城市专属的失业率或首都占全国经济总产出的份额。(ilo.org)

公共部门就业与稳定性较差的家庭生计并存。欧盟庇护局2024年的报告记录了大学毕业生在巴格达求职面临的困境，而周边非正规居住区的居民还因交通费用、公共交通短缺以及进出检查站等因素面临额外障碍。据报道，非正规收入来源包括建筑散工、搬运以及在砌块和砖厂劳作。因此，建筑业不仅表现为一种投资活动，也是零工收入的来源；有建筑活可做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定的就业或规律的家庭收入。(ecoi.net)

交通、公用事业与公共服务

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市内构成了一条南北向走廊，但同时也迫使东西向交通汇集到底格里斯河两岸（卡尔赫与鲁萨法）之间的桥梁上。萨拉菲亚桥、共和国桥和西纳克桥等过河通道连接两岸，造成桥头引道处交通高度集中。主要干道包括东侧的穆罕默德·卡西姆快速路，以及穿过杜拉通往伊拉克南部的路线。环线道路很早便已列入交通规划：1983年的全面交通研究曾提议修建两条环路，但最终仅落实了部分规划项目。在国家层面上，1号高速公路将巴格达与通往科威特的南部走廊以及通往约旦和叙利亚的西部通道连接起来，为跨区域货运物流提供了交通干线。(en.wikipedia.org)

巴格达国际机场是首都主要的国际空中门户。2023年9月3日，国际金融公司与伊拉克政府签署协议，就机场翻新、扩建、融资、运营和维护的公私合营模式（PPP）提供咨询；该协议标志着交易筹备工作的启动，而非机场改扩建工程的竣工。巴格达中央车站是有明确记录的通往巴士拉的主要城际客运铁路枢纽。2024年11月，交通部报告称在该线路上为足球球迷增开了三列客车，途经希拉、迪瓦尼耶、萨玛沃和纳西里耶。这种特定日期的开行记录与伊拉克历史铁路网络图有所不同，后者并不代表所有以往路线如今仍保留客运服务。(ifc.org)

城市公共交通主要由公交车、私营小巴、出租车以及私家车共同组成。2016年一项巴格达交通研究指出，2003年后私家车拥有量不断攀升，公交车在混行交通中常因拥堵而延误；这些状况延长了依赖合乘交通出行的乘客的通勤时间。地铁规划历经多次修改，不应将其与实际投入运营的系统相混淆。2025年7月2日，政府交通顾问纳赛尔·阿萨迪宣布，在早前方案被否决后，巴格达地铁的财务和技术方案正在重新评估。因此，截至该日期的官方记录状态为项目调整期，而非已进入客运运营。(researchgate.net)

饮用水与污水处理服务由市政当局管辖下的巴格达自来水局和巴格达排水局负责运营。世界银行2018年1月的评估报告确认底格里斯河是该市唯一的饮用水源，并记录有11座水厂，日供水能力约为350万立方米。但水厂的处理能力并未转化为家家户户均衡享有的供水服务：项目基准数据显示，沙卜和拉希德两地每日达到规定最低水压的供水时间仅为八小时。排水系统同样依赖管网系统和提升泵站，包括东区的哈比比耶泵站，该泵站负责将污水输送至鲁斯托米亚污水处理厂。2018年获批的2.1亿美元项目涵盖管网改造、泵站升级及公用事业管理支持；其预定受益群体约为500万居民，而非指已完成的服务覆盖人数。(documents1.worldbank.org)

接入国家电网并不一定意味着能获得持续供电。世界银行2015年的一项评估显示，巴格达超过四分之三的家庭每日从公共电网获得的电力不足八小时。各街区的私营发电机通过本地架设的电线提供补充电力，形成了第二种需要单独付费的电力来源。这些历史调查数据反映的是电网供电的可靠性以及居民家庭对备用发电机的依赖程度，而非实际接入电网的物理住户比例。(documents.worldbank.org)

公共卫生系统按辖区设有巴格达卡尔赫与巴格达鲁萨法两个卫生局，社区基层医疗卫生中心与区级管理机构及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相挂钩。世卫组织2023年的医疗设施监测报告沿用了这两个统计分区，所采用的数据采集截至2022年11月8日。主要转诊机构包括位于东岸巴卜穆阿扎姆的医疗城复合体以及西巴格达的耶尔穆克教学医院。除了固定医院外，世卫组织还记录了2016年4月在巴格达省为流离失所群体提供流动诊所服务的情况，这体现了市区大医院服务与面向周边定居点的延伸巡诊之间的职能区别。(emro.who.int)

学术、图书馆与教育

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巴格达的宫廷和富裕资助者通过委约、收购手稿以及延聘学者，大力支持向阿拉伯语的翻译活动。这种学术活动融合了多种知识传统，绝不仅是将希腊语典籍单纯转译为阿拉伯语。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学者提供了语言专长以及早期的希腊著作译本；波斯的贡献包括中古波斯语的译作和皇家图书馆传统；印度的天文学文献则启发了阿拉伯的计算天文学。Bayt al-Hikma（即智慧宫）便诞生于这一学术氛围中，但若将其视作领导整个翻译运动的集权式大学，则超出了现有文献证据的支持范围。存世文献记录更明确地证实它是一座宫廷图书馆，并从事与波斯语至阿拉伯语翻译相关的活动。(plato.stanford.edu)

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813年至833年在位）统治时期工作的花拉子米，是继承既有学识并开拓新学术的典范。他的《还原与对消计算概要》（al-Jabr wa-l-muqabala）系统探讨了一次与二次方程问题，包括在遗产分配、商业往来和土地测量中的应用；他的天文历表则大量借鉴了印度资料。巴格达的知识网络还支持了独特的哲学与医学研究。活跃于9世纪的肯迪在资助者与译者之间斡旋协调，并利用亚里士多德与新柏拉图主义文献构建了阿拉伯语的哲学论证体系。基督教医师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及其同仁将盖伦的医学著作和哲学文献翻译并修订为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这些彼此交织的学者圈子不应被视为单一机构下的各个院系。(mathshistory.st-andrews.ac.uk)

中世纪的正规教育包括由政界和宗教界资助者支持的伊斯兰学校（madrasas）。尼扎姆·穆勒克于11世纪60年代创立了巴格达的尼扎米亚学院；1233年哈里发穆斯坦绥尔修建的穆斯坦绥里亚学院，则将教学设施与大型图书馆以及医学学习条件融为一体。这些机构在组织结构和办学宗旨上均不同于现代大学。现代专业教育通过一系列机构逐步发展，包括1908年成立的法学院、1921年的工学院、1923年的高等师范学院以及1927年的医学院。巴格达大学组建于1957年，当时任命了首任校长及组成理事会；1958年的法案进一步确立了其管理理事会与下属各学院。该校后来将1908年定为其官方建校年份，指代的是法学院的建制渊源，而非该大学体系在那一年正式创立。(iranicaonline.org)

巴格达的学术馆藏承担着不同的文献记录与教育功能。伊拉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负责保存出版物和行政档案；其2006年阐述的馆藏发展重点强调伊拉克本土、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以及人文社科领域，而各大学图书馆则主要提供科学类文献。伊拉克手稿之家专门收藏手稿遗产。大学相关设施包括建于1959年的巴格达大学中央图书馆和建于1977年的阿拉伯科学遗产复兴中心。这些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中心承担着文献查阅、史料考证和文本研究等功能，有别于博物馆藏品的考古展览功能。(loc.gov)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劫掠对教育和文献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的图书馆因遭劫掠和焚烧而损毁。在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馆长萨阿德·伊斯坎德尔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估计，约有25%的出版物和60%的档案记录被毁或被掠。相比之下，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于2003年10月至11月间发现，手稿之家的藏品因存放在邻近避难所的铝制箱子中而幸免于难。该国家级机构的战后恢复工作涵盖了图情人员、档案员和技术人员的招募与培训：伊斯坎德尔报告称，工作人员由2003年的65人增加至2011年的450人，并在伊拉克国内及海外开展了培训项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合作项目包括藏品保护评估和专业人员交流，相关工作见于2003年和2006年的记录。(agakhanmuseum.org)

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文化

巴格达在阿拉伯文学中兼具历史与想象维度的重要地位。歌咏这座城市的诗作，既有阿拔斯王朝时期对宫廷生活的赞美，也有针对浩劫、流亡和消逝街区的哀歌。鲁文·斯尼尔编纂的选集《巴格达：诗中之城》（Baghdad: The City in Verse，2013年）收录了170首阿拉伯语诗歌，跨越了从建城至今的漫长岁月。在散文领域，《一千零一夜》使巴格达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学舞台：哈里发、商人、搬运工和艺人穿梭其间，平凡的市井交易往往引向离奇的冒险。不过，故事中的巴格达（尤其是与哈伦·拉希德相关的部分）主要是文学虚构，而非阿拔斯王朝街巷或社会的纪实写照。(library.usi.edu)

穆塔纳比街通过书店、街头书摊和咖啡馆（尤其是沙班达尔咖啡馆），将文学创作与日常城市交往紧密结合。每逢周五的集会，读者和作家便与书商面对面交流；2007年3月5日，该街在一场爆炸袭击中遭受严重破坏。除此商业场所外，伊拉克作家联盟、文化事务局以及马蒙翻译与出版局也为作家、翻译和出版事业提供支持。贾瓦希里节是巴格达定期举办的诗歌盛事之一。这些文化活动为该市在2013年获评“阿拉伯文化之都”以及201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获评“文学之都”奠定了制度基础。前者是一项区域性文化计划，后者则确立了其在国际城市网络中的成员资格。(7al.net)

伊拉克木卡姆将诗歌与音乐演奏融为一体，常在咖啡馆、剧场和私人聚会中表演。领唱者（qari’）在“沙尔吉”（tshalghi）乐队的伴奏下展开华丽的即兴唱段，伴奏乐器通常包括击弦的桑图尔琴、拉弦的焦扎琴（jawzah）和打击乐器。其唱词取材于古典及通俗阿拉伯语诗歌。该传统于200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入名录，并于2008年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巴格达是其主要中心之一，与摩苏尔和基尔库克并列；该遗产称号针对的是整个伊拉克的这项传统，而非巴格达一地独有。(ich.unesco.org)

现代艺术机构在多种艺术媒介中蓬勃发展。哈吉·谢卜利于1940年创立了美术学院戏剧系，讲授表演与导演。卡梅兰·哈萨尼执导的电影《赛义德先生》（Said Effendi，1957年）取景于海达尔·哈纳和拉希德街一带，以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风格，借由邻里纠纷与家庭关系展现了巴格达的生活图景。在视觉艺术领域，贾瓦德·萨利姆与沙基尔·哈桑·赛义德是1951年成立的巴格达现代艺术团体的核心人物。该团体的宣言呼吁在借鉴本土文化资源的同时融入当代艺术风格，将继承传统形式与现代主义的结合确立为一项明确的艺术实践。(aljazeera.net)

建于1926年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展示来自伊拉克全境的考古文物，而非仅限于巴格达的历史。其馆藏跨越约7000年历史，包括苏美尔雕塑、亚述浮雕以及伊斯兰时期的文物，如萨迈拉的9世纪灰泥饰品等。2003年4月，馆内约15000件藏品遭窃。文物的追回汇集了自愿归还、调查搜寻、查扣、文物修复以及国际援助等多方努力：瓦尔卡瓶于2003年6月归还，在经历长期的限制开放后，该博物馆于2015年2月正式重新开放。这些事件不应与其他藏馆的历史混为一谈。例如，独立的巴格达迪博物馆通过真人大小的实景模型展示手工艺、家庭生活场景和社交风俗，而非提供全国性的考古总览。(unesco.org)

食品集市、节庆聚会和底格里斯河为日常文化提供了更多依托。在沙瓦卡鱼市，商贩们供应制作“玛斯古夫”（masgouf）所需的鲜鱼，这种烤鲤鱼是巴格达餐馆的特色名菜。斋月的夜晚少不了“姆海比斯”（mheibes）游戏：一方队伍藏匿一枚戒指，另一方选手通过观察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找出持戒者；比赛期间常伴有热茶、甜点和歌唱。家庭节日出游常包括从阿布·努瓦斯公园乘船游览，而河滨步道也吸引着散步和跑步的人群。这些习俗将群体性的庆祝与休闲娱乐同特定的集市、咖啡馆和滨水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context.news)

环境压力、住房与城市规划

1954年毁灭性洪水过后，防洪工程改变了巴格达与底格里斯河的关系。1956年4月，塔尔萨尔防洪工程竣工启用：巴格达上游的水坝和堤防通过一条运河将底格里斯河的过量洪水引入天然的塔尔萨尔洼地，从而减少了流向下游首都的洪水量。该系统解决的是河流水患而非水资源短缺问题。(un.org) 一项利用2005年至2020年间包括巴格达以及迪亚拉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在内四处地点监测记录的研究，探讨了河流流量下降与水质污染并存的问题。该研究指出，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医院废水是主要污染源；上游蓄水与取水也影响了下游的水资源可用量。这些局部的观测结果与整个流域的前瞻性预测有所不同，后者并未对巴格达未来的具体流量做出定论。(mdpi.com)

夏季的极端酷热因建筑用地与植被用地的差异而愈演愈烈。据报道，2020年7月28日巴格达气温高达51.8°C。(theweathernetwork.com) 萨马德·H·马哈尔及其同事针对2001年至2020年巴格达研究区域的卫星遥感研究发现，分类为建筑用地的面积从约863平方公里扩大到1469平方公里，而中度植被用地则从约88.5平方公里减少到59平方公里。该区域7月份的地表温度范围从26–47°C上升到32–56°C；这些是卫星测得的地表温度，并不等同于气象站测量的空气温度。地表温度最高的地方集中在不断扩张的居民区和缺乏植被的区域。(jcoagri.uobaghdad.edu.iq) 沙尘暴露的影响范围则更为广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记录了2022年4月至5月期间频繁发生的沙尘暴，不仅使巴格达的天空变为橙色、能见度降至数百米，还扰乱了机场的正常运转。(science.nasa.gov)

住房压力交织着可负担住房短缺、流离失所与非法获取土地等问题。联合国人居署的国别概况报告描述了巴格达被流离失所者和无法获得可负担住房的经济移民所占据的非正规聚落，这些地方往往极难或根本无法获得供水、卫生设施、电力、学校或卫生中心等公共服务。(habnet.unhabitat.org) 非正规性不仅涉及建筑质量，还关乎规划许可与产权：联合国人居署将伊拉克的非正规聚落定义为在未经正规审批或缺乏预定规划布局的情况下，在国有或私有土地上建造的社区。(unhabitat.org) 联合国人居署在巴格达开展的干预工作包括为萨迪克和萨吉德约900户家庭落实土地产权保障。这是针对特定区域的产权落实成果，并不表明所有非正规社区都已实现合法化或接入了公共服务。(unhabitat.org)

历届总体规划一直试图协调外围扩展、基础设施与土地利用。1971年第156号《巴格达总体规划法》批准了波兰机构 Polservice 于1966–1967年编制的修订规划，规划期至1990年。其规划条款包括六大住宅片区、环城绿化带、改善低收入社区的公用事业服务，以及在中心城区再开发框架内保护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街区。公园和儿童游乐场也被明确列入住宅改善项目之中。这些均为法定规划目标，而非已完工工程的记录。(dijlex.com) 此后，哈提卜与阿拉米工程咨询公司获得了世界银行出资委托，编制远期至2030年的综合发展规划。(khatibalami.com) 联合国人居署还评估了296个非正规区域，并提出了升级、搬迁或再开发建议以纳入总体规划；但完成评估并提出应对方案本身并不等同于实际落实。(mirror.unhabitat.org)

2003年后的重建历程凸显了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与最终实际改善成果之间的差距。世界银行的一份竣工报告记录显示，截至2013年早期紧急项目结项时，扎法拉尼亚和萨德尔城修复的供排水网络直接受益人数约达590,480人。该报告同时记录了因安全隐患导致的现场准入受限、屡屡出现的采购延误，以及该项目后续规划阶段的取消。(documents1.worldbank.org) 2018年1月31日，世行又批准了一项2.1亿美元的独立项目——巴格达供水与排污改善项目，旨在为500万居民改善公共服务并加强公用事业管理；该数字代表审批时的预期覆盖规模，而非已达成的实际覆盖面。(iraq.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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