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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stationary-action-principle

驻作用量原理

驻作用量原理要求实际运动或场使作用量泛函的一阶变分为零,以此表述物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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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作用量原理是物理定律的一种变分表述:在系统所有容许的演化历程中,实际发生的历程使一个称为作用量的量的一阶变分为零。对于力学系统,作用量通常是其拉格朗日量对时间的积分,而容许的历程则是满足指定边界条件的邻近路径。“驻值”不一定意味着“最小值”:满足这一原理的历程可能对应作用量的局部极小值,也可能对应鞍点。

这一原理为经典力学、电磁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提供了共同的数学语言。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够导出运动方程,还在于将动力学与对称性、守恒定律、几何以及近似方法联系起来。在量子力学中,作用量决定了不同历程所作贡献之间的相对相位,从而解释了为何在适当的经典极限下会出现使作用量取驻值的轨迹。

历史发展与术语

驻定作用量的历史汇集了几种起初彼此独立的思想:用极值描述光的传播、研究最优曲线的数学问题,以及以积分为基础的力学表述。1662年,皮埃尔·德·费马利用传播时间的极值原理推导出折射定律。对于穿过不同介质的光线,由于光在各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几何上笔直的路径未必是耗时最短的路径。费马的方法预示了后来变分原理的结构,不过光的传播时间并不等同于力学中的作用量。

约翰·伯努利于1696年提出的最速降线问题,为这一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数学推动力:在均匀引力作用下且无摩擦时,确定一条曲线,使粒子沿其从一点下落至另一点所需的时间最短。这个问题的解是一段摆线弧。该问题推动了变分法的建立;变分法研究的是依赖于整个函数、而非有限个数值的量的极值。莱昂哈德·欧拉于1744年发表了关于寻找具有极值性质的曲线的专著,提出了一套系统方法,后来成为分析力学的核心工具。

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于1744年倡导最小作用量原理,随后将其解释推广到力学。他的表述涉及由质量、速率和距离构成的量。欧拉在同一时期也发展了一种力学最小作用量原理。这些早期表述必须与后来的固定时间原理区分开来:莫佩尔蒂原理考察总能量固定时路径的变分,而哈密顿原理通常固定初始时刻和终止时刻。

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建立了一套普遍的分析力学体系,以广义坐标和变分推理取代了许多针对具体问题的几何构造。他于1788年出版的《分析力学》将这一方法系统化。随后,威廉·罗 Rowan·哈密顿在1834年和1835年发表的论文中,确立了如今通常称为哈密顿原理的表述,将力学与他在光学中发展的方法联系起来。卡尔·古斯塔夫·雅各布·雅可比后来进一步阐明了固定能量的表述及其几何意义。

“最小作用量原理”这一名称作为惯用的统称沿用至今,但它可能掩盖两点区别:不同的作用量泛函要求不同的容许变分,而且作用量驻定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取极小值。1918年,埃米·诺特确立了变分对称性与守恒定律之间的系统联系。20世纪,相对论性场论以及理查德·费曼于1948年提出的量子力学时空表述,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原理的作用。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用一个普适的最小值规则取代另一个,而是逐步阐明:给定的泛函、边界条件和允许的变分如何共同表述一种物理理论。

作用量泛函与运动方程

考虑一个由广义坐标 qi(t)q^i(t) 描述的系统,其中 i=1,…,ni=1,\ldots,n。这些坐标可以是笛卡尔坐标、角度,或其他确定系统位形的独立变量。其作用量为

S[q]=∫t1t2L(qi,q˙i,t) dt.S[q]=\int_{t_1}^{t_2}L(q^i,\dot q^i,t)\,dt.

方括号强调,SS 是一个泛函:它的输入是一整条路径,而不是单个位形。对于许多常见的力学系统,L=T−VL=T-V,其中 TT 为动能,VV 为势能。这一形式很重要,但并非普遍适用;与速度有关的相互作用、相对论系统以及场都需要更一般的拉格朗日量。

一条邻近路径可表示为

qεi(t)=qi(t)+εηi(t),q_\varepsilon^i(t)=q^i(t)+\varepsilon\eta^i(t),

其中,ε\varepsilon 是一个小参数,函数 ηi\eta^i 描述允许的变分。在标准的固定端点问题中,ηi(t1)=ηi(t2)=0\eta^i(t_1)=\eta^i(t_2)=0。驻值条件意味着,对于每一个足够正则的允许变分,都有

δS=dS[qε]dε∣ε=0=0\delta S =\left.\frac{dS[q_\varepsilon]}{d\varepsilon}\right|_{\varepsilon=0} =0

对与速度有关的项作分部积分,得到

δS=[∂L∂q˙iηi]t1t2+∫t1t2(∂L∂qi−ddt∂L∂q˙i)ηi dt,\delta S= \left[ \frac{\partial L}{\partial\dot q^i}\eta^i \right]_{t_1}^{t_2} + \int_{t_1}^{t_2} \left( \frac{\partial L}{\partial q^i} -\frac{d}{dt}\frac{\partial L}{\partial\dot q^i} \right)\eta^i\,dt,

其中对重复指标求和。在上述端点条件下,边界项为零。由于其余变分在区间内部是任意的,由此得到欧拉—拉格朗日方程:

ddt∂L∂q˙i−∂L∂qi=0.\frac{d}{dt}\frac{\partial L}{\partial\dot q^i} -\frac{\partial L}{\partial q^i}=0.

对于质量恒定、在势场中运动的粒子,

L=12mx˙ 2−V(x,t),L=\frac12m\dot{\mathbf x}^{\,2}-V(\mathbf x,t),

这些方程变为

mx¨=−∇V,m\ddot{\mathbf x}=-\nabla V,

这就重现了保守力作用下的牛顿第二定律。在曲线坐标中,同样的步骤会自动包含那些与坐标有关的项,而在其他处理方式中,这些项必须通过加速度的显式公式引入。

作用量的量纲是能量乘以时间。在国际单位制中,其单位为焦耳秒,这也是普朗克常数的单位。经典运动方程并不能唯一确定作用量的数值:将 LL 乘以一个非零常数,不会改变这些方程;加上一个全导数 dF(q,t)/dtdF(q,t)/dt,则只会使作用量改变一个端点项。当端点坐标和时刻固定时,这些项不影响驻值条件。这种自由度很有用,但只要问题涉及边界数据或量子相位,就必须重新审视它。

驻定性、极小值与共轭点

方程 δS=0\delta S=0 是一个一阶条件。正如普通函数的导数为零一样,它只能确定可能的极值点,却不能判定这些点是极小值点、极大值点还是鞍点。这种分类取决于二阶变分;在退化情形下,还取决于更高阶项。它也取决于允许考虑的路径类别,以及比较路径时所采用的“接近”概念。因此,仅凭“最小作用量”这一说法,并不能明确一个动力学问题的数学表述。

对于在固定时长内运动的一维自由粒子,直线路径确实给出极小值。令 x=xcl+ηx=x_{\mathrm{cl}}+\eta,其中 xclx_{\mathrm{cl}} 对应匀速运动,且 η\eta 在两个端点处均为零。于是有

S[x]−S[xcl]=m2∫t1t2η˙ 2 dt≥0.S[x]-S[x_{\mathrm{cl}}] =\frac{m}{2}\int_{t_1}^{t_2}\dot\eta^{\,2}\,dt \geq 0.

由于经典运动的加速度为零,且端点固定,交叉项为零。等号成立要求 η=0\eta=0。这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在初等力学中,最小化的说法往往适用,但这里的正定性并不是力学作用量的一般性质。

谐振子给出了一个直接的反例。它的拉格朗日量为

L=m2x˙2−mω22x2.L=\frac{m}{2}\dot x^2-\frac{m\omega^2}{2}x^2.

对于一个经典解,在端点固定的变分下,作用量的二阶变化为

ΔS=m2∫0τ(η˙2−ω2η2) dt.\Delta S= \frac{m}{2}\int_0^\tau \left(\dot\eta^2-\omega^2\eta^2\right)\,dt.

取 η=Asin⁡(πt/τ)\eta=A\sin(\pi t/\tau),得到

ΔS=mA2τ4(π2τ2−ω2).\Delta S= \frac{mA^2\tau}{4} \left(\frac{\pi^2}{\tau^2}-\omega^2\right).

当 τ<π/ω\tau<\pi/\omega 时,该式为正;当 τ=π/ω\tau=\pi/\omega 时为零;当 τ>π/ω\tau>\pi/\omega 时为负。频率更高的变分仍可使它为正。因此,当时间区间足够长时,驻定轨迹对应的是鞍点,而不是极小值点。

这种变化与共轭点有关。相邻解之间的无穷小位移满足线性化的运动方程,通常称为雅可比方程。如果这样一个非零位移在某一区间的两端均为零,二阶变分就存在一个零方向。对于谐振子,第一个共轭点出现在半个周期之后。在这一时间间隔下,端点条件可能发生退化:有些端点对对应一族解,另一些端点对则没有解。

驻定条件也未必能选出唯一的轨迹。不同的经典路径可能连接同一对端点,在存在聚焦、多条可行路径或非线性动力学的系统中尤其如此。变分原理给出的是方程和边界条件,并不会自动从所有解中作出全局选择。一个具体的边值问题究竟无解、有唯一解,还是有多个解,是需要另行分析的问题。

约束、容许变分与边界条件

只有明确了容许的演化历程,变分原理才是完整的。对于长度固定的单摆,摆球的笛卡尔坐标受到约束,而摆角则可以作为独立坐标。用摆角表示拉格朗日量,就能在变分之前将约束纳入其中。更一般地,完整约束具有 fa(q,t)=0f_a(q,t)=0 的形式,将系统的位形限制在某个容许曲面上,而这一曲面也可能随时间变化。

另一种方法是引入拉格朗日乘子,并对增广作用量进行变分:

Saug=∫t1t2[L(q,q˙,t)+λa(t)fa(q,t)]dt.S_{\mathrm{aug}} =\int_{t_1}^{t_2} \left[L(q,\dot q,t)+\lambda^a(t)f_a(q,t)\right]dt.

对 λa\lambda^a 的变分给出约束条件,而对坐标的变分则给出包含相应约束力的方程。对于理想完整约束,这种方法能得到通常的约束动力学方程。当我们不仅需要约化后的运动,还需要求出约束反力本身时,这种方法尤其有用。

涉及速度的约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无滑动滚动可能施加如下形式的关系:

Aai(q,t)q˙i+Aa0(q,t)=0A_{ai}(q,t)\dot q^i+A_{a0}(q,t)=0

这些关系无法积分为位置约束。对于这类非完整约束,仅将速度关系代入通常的约束作用量变分计算,一般不能得到正确结果。由此得到的变分方程可能不同于物理上适用的拉格朗日—达朗贝尔方程。两者的区别在于哪些虚位移是容许的,而不只在于约束在代数上如何书写。

边界条件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某个端点坐标是自由的,而该端点的时刻保持固定,那么一阶变分中的边界项要求相应的广义动量

pi=∂L∂q˙i,p_i=\frac{\partial L}{\partial\dot q^i},

在该端点处为零,除非有其他边界贡献改变这一条件。如果端点被限制在某个曲面上,那么只有沿曲面切向的端点变分才是任意的,由此产生横截条件。当端点时刻可以变化时,满足运动方程的轨迹上的边界变分具有如下形式:

δS=[pi δqi−H δt]t1t2,\delta S=\left[p_i\,\delta q^i-H\,\delta t\right]_{t_1}^{t_2},

其中 H=piq˙i−LH=p_i\dot q^i-L。因此,即使内部的拉格朗日量保持不变,不同的端点条件也会定义不同的变分问题。

采用两个端点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物理系统能够预知未来。这只是对完整解的一种数学刻画,类似于用两个位置处的条件来描述一条曲线。由此得到的微分方程通常也可以作为初值问题来求解。例如,当力的定律满足适当的存在性与唯一性条件时,给定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确定它此后的轨迹。在这些假设下,驻定作用量表述与初值表述描述的是相同的局部动力学。

哈密顿力学、定能量原理与光学

作用量还将构型空间中的力学与哈密顿力学联系起来。定义正则动量为 pi=∂L/∂q˙ip_i=\partial L/\partial\dot q^i。如果关于速度的海森矩阵 ∂2L/∂q˙i∂q˙j\partial^2L/\partial\dot q^i\partial\dot q^j 非奇异,就可以在局部反解这些关系,将速度表示为坐标和动量的函数。随后,通过勒让德变换定义

H(q,p,t)=piq˙i−L.H(q,p,t)=p_i\dot q^i-L.

相空间上相应的作用量为

S[q,p]=∫t1t2(piq˙i−H(q,p,t))dt.S[q,p]=\int_{t_1}^{t_2} \left(p_i\dot q^i-H(q,p,t)\right)dt.

在时间区间的两端固定坐标,对 qiq^i 和 pip_i 分别独立取变分,便得到哈密顿方程:

q˙i=∂H∂pi,p˙i=−∂H∂qi.\dot q^i=\frac{\partial H}{\partial p_i}, \qquad \dot p_i=-\frac{\partial H}{\partial q^i}.

当勒让德变换正则时,这些一阶方程与欧拉—拉格朗日方程等价。对于奇异系统,包括许多规范理论,则需要采用带约束的哈密顿方法处理。

对于能量固定为 EE 的自治系统,另一个原理涉及简化作用量

W=∫pi dqi.W=\int p_i\,dq^i.

莫佩尔蒂—雅可比原理要求这一量在定能量曲面上的适当曲线中取驻值。与哈密顿的固定时间原理不同,它不固定运动所经历的总时间。对于自然力学系统,

L=12gij(q)q˙iq˙j−V(q),L=\frac12g_{ij}(q)\dot q^i\dot q^j-V(q),

其空间轨迹可以解释为可达区域 E>VE>V 内雅可比度量

dsJ2=2(E−V) gij dqi dqjds_J^2=2(E-V)\,g_{ij}\,dq^i\,dq^j

的测地线。这一构造确定的是几何路径;物理时间必须另行恢复。此外,在 E=VE=V 的转向面上,这一度量会退化。

哈密顿—雅可比理论提供了另一座桥梁。当两端点之间的经典作用量是终点坐标和时间的光滑单值函数时,它对终点坐标的偏导数满足 pi=∂S/∂qip_i=\partial S/\partial q^i。因此,它服从哈密顿—雅可比方程:

∂S∂t+H ⁣(q,∂S∂q,t)=0.\frac{\partial S}{\partial t} +H\!\left(q,\frac{\partial S}{\partial q},t\right)=0.

这将动力学问题转化为一阶偏微分方程,并为正则变换和半经典近似提供了一条途径。

光学中的对应原理是费马原理。在折射率为 n(x)n(\mathbf x) 的定常、各向同性介质中,光线使光程取驻值:

δ∫n(x) ds=0.\delta\int n(\mathbf x)\,ds=0.

在界面处,这一原理给出斯涅尔定律;在折射率渐变的介质中,它给出弯曲的光线。与力学中的情形一样,驻定路径并不总是全局极小值路径。将哈密顿—雅可比方程与支配短波长光传播的程函方程相比较时,力学轨迹与光线之间的类比尤其有力。

对称性与守恒定律

基于作用量的力学有一个重要优点:它能以明确的数学形式呈现物理理论的对称性。诺特定理将每一种满足适当条件的连续变分对称性与一个守恒量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对称性,是指使作用量保持不变,或仅使其改变一个边界项的变换。如果只有运动方程具有不变性,那么在没有额外假设的情况下,未必能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

对于无穷小变换

t′=t+ετ,q′i(t′)=qi(t)+εξi,t'=t+\varepsilon\tau, \qquad q'^i(t')=q^i(t)+\varepsilon\xi^i,

假设拉格朗日量与时间微元的乘积的变化是一个全导数项,

δ(L dt)=εdBdt dt.\delta(L\,dt)=\varepsilon\frac{dB}{dt}\,dt.

则沿着运动方程的解,量

Q=piξi−Hτ−BQ=p_i\xi^i-H\tau-B

保持守恒。这个公式既包含坐标和时间的变换,也适用于拉格朗日量本身并不严格不变的情形。因此,边界项 BB 是描述对称性所必需的信息,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修正项。

空间平移不变性导出动量守恒。旋转不变性导出角动量守恒。时间平移不变性导出能量守恒。这些结论要求所考察的完整系统具有相应的对称性:对于处于外部给定的含时势中的粒子,其自身的机械能一般并不守恒,但如果将产生该势的源也纳入更大的系统,总能量仍可能守恒。

在坐标表述中,一个特别简单的情形是 LL 不依赖某个坐标 qkq^k。由欧拉–拉格朗日方程可得

dpkdt=0.\frac{d p_k}{dt}=0.

这样的坐标称为循环坐标或可略坐标。如果 LL 不显含时间,则

EL=q˙i∂L∂q˙i−LE_L=\dot q^i\frac{\partial L}{\partial\dot q^i}-L

为常量。对于通常的速度二次型动能和与速度无关的势能,有 EL=T+VE_L=T+V。在更一般的理论中,必须根据实际的拉格朗日量确定守恒能量,而不能预先假定它具有这一初等形式。

局域对称性具有不同的结构。在规范理论中,变换依赖于任意的时空函数。诺特第二定理将这种自由度与场方程之间的微分恒等式联系起来。在电磁学中,规范自由度使势的某些分量成为冗余;在广义相对论中,坐标不变性则导出与爱因斯坦方程相关的恒等式。这些恒等式解释了为什么看似各自独立的方程实际上并非全都独立,以及为什么哈密顿表述中会出现约束。因此,作用量既揭示了物理守恒定律,也揭示了数学描述中的冗余。

场、电磁学与引力

对于连续场 ϕa(x)\phi^a(x),作用量是对一个时空区域的积分:

S[ϕ]=∫ΩL(ϕa,∂μϕa,x) d4x.S[\phi]=\int_\Omega \mathcal L(\phi^a,\partial_\mu\phi^a,x)\,d^4x.

其中,L\mathcal L 是拉格朗日密度。若变分在边界上以适当方式为零,驻定条件便给出场的欧拉–拉格朗日方程:

∂L∂ϕa−∂μ(∂L∂(∂μϕa))=0.\frac{\partial\mathcal L}{\partial\phi^a} -\partial_\mu \left( \frac{\partial\mathcal L} {\partial(\partial_\mu\phi^a)} \right)=0.

这一结构与质点力学中的相同,但此时变分不仅在时间上独立进行,也在整个空间中独立进行。边界项可以指定物理通量,或确定哪些量必须保持固定。

实标量场可以说明这一机制。在取 c=ℏ=1c=\hbar=1 的单位制下,采用度规号差 (+−−−)(+---),拉格朗日密度

L=12∂μϕ ∂μϕ−U(ϕ)\mathcal L= \frac12\partial_\mu\phi\,\partial^\mu\phi-U(\phi)

给出

∂μ∂μϕ+U′(ϕ)=0.\partial_\mu\partial^\mu\phi+U'(\phi)=0.

当 U=12m2ϕ2U=\frac12m^2\phi^2 时,这就是克莱因–戈尔登方程。在 UU 中加入其他项,例如四次相互作用项,会改变场的局部动力学。作用量将这些动能项和相互作用项组织在一起,同时使相对论对称性清晰可见。

对于电磁学,在将电磁常数吸收到场的归一化中的相对论单位制下,

S[A]=∫d4x(−14FμνFμν−jμAμ),Fμν=∂μAν−∂νAμ.S[A]=\int d^4x \left( -\frac14F_{\mu\nu}F^{\mu\nu}-j^\mu A_\mu \right), \qquad F_{\mu\nu}=\partial_\mu A_\nu-\partial_\nu A_\mu.

对 AμA_\mu 取变分,得到 ∂μFμν=jν\partial_\mu F^{\mu\nu}=j^\nu,即含源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其余的齐次方程由 FμνF_{\mu\nu} 的定义导出。规范变换 Aμ↦Aμ+∂μχA_\mu\mapsto A_\mu+\partial_\mu\chi 不改变场强;当电流守恒时,源耦合项的变化仅为一个边界项。

在引力理论中,爱因斯坦–希尔伯特作用量为

Sg=c316πG∫(R−2Λ)−g d4x,S_g=\frac{c^3}{16\pi G} \int (R-2\Lambda)\sqrt{-g}\,d^4x,

其中 x0=ctx^0=ct,RR 为标量曲率,Λ\Lambda 为宇宙学常数。将其与物质作用量合在一起,对度规取变分,即得到爱因斯坦场方程。对于具有非零性边界且边界诱导度规固定的区域,吉本斯–霍金–约克项提供了通常的度规变分成为适定问题所需的边界贡献。

试验粒子的运动也有类似的表述。自由有质量粒子使

S=−mc2∫dτS=-mc^2\int d\tau

取驻值,从而在时空中沿类时测地线运动。在适当的端点和邻域条件下,这类测地线使固有时在局部达到极大;共轭点限制了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由于前面的系数为负,固有时的极大值对应于这一特定作用量的局部极小值。零性轨迹的固有时积分为零,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表述。这些区别说明,明确泛函的具体形式,比笼统地宣称某个量取极小值更为重要。

量子振幅与经典极限

在费曼的路径积分表述中,两个构型之间的传播子在形式上表示为

K(qf,tf;qi,ti)=∫qiqfDq exp⁡ ⁣(iS[q]ℏ).K(q_f,t_f;q_i,t_i) = \int_{q_i}^{q_f}\mathcal Dq\, \exp\!\left(\frac{iS[q]}{\hbar}\right).

这一表达式为每一种演化历程赋予一个相位,并将所有允许历程的贡献叠加起来。它并不是定义在经典路径上的普通概率分布:振幅是复数,只有将相应振幅叠加后再取其模平方,才能得到可观测的概率。

驻定作用量原理通过干涉体现出来。当路径的微小变化会引起 S/ℏS/\hbar 的大幅变化时,相邻路径的贡献会快速振荡,因而趋于相互抵消。在驻定历程附近,相位的一阶变化为零,使各项贡献能够更相干地叠加。当特征作用量尺度远大于 ℏ\hbar 时,驻相法往往能给出有效的近似。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渐近结论,并不是说粒子会先考察各种可能的路线,再从中选择一条。

在经典路径附近展开可得

S[qcl+η]=S[qcl]+12δ2S[η,η]+⋯ .S[q_{\mathrm{cl}}+\eta] = S[q_{\mathrm{cl}}] +\frac12\delta^2S[\eta,\eta]+\cdots.

由于 qclq_{\mathrm{cl}} 是驻定路径,线性项为零。二次项支配最低阶的涨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半经典近似的前因子。多条经典路径可以同时作出贡献,每条路径都有各自的相位。在共轭点或焦散附近,简单的二次近似会出现奇异性,必须用更合适的近似取代。因此,经典不稳定性与量子干涉通过同一套变分结构联系起来。

量子过程还包括这样一些情形:不存在能够描述相关跃迁的实经典路径。量子隧穿就是一个例子。对于适用的问题,虚时间方法可以将其转化为涉及欧几里得作用量和形如 e−SE/ℏe^{-S_E/\hbar} 的权重的问题。这类方法可用于计算隧穿振幅,也可用于场论的数值计算,但它们并不能确立适用于实时动力学的普遍最小值规则。欧几里得延拓有其前提条件,而且即使是欧几里得作用量,也并非在所有理论中都有下界。

经典极限并不只是单独令 ℏ\hbar 趋于很小。它还取决于相关尺度、所考虑的态、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所测量的可观测量。量子退相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宏观情境下,某些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干涉实际上变得无法观测。驻相法确定经典动力学轨迹,而退相干则说明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可观测干涉如何受到抑制。这两种机制在量子理论中相互关联,但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数值方法、有效描述与局限

驻定作用量表述既支持解析理论,也支持实际计算。在变分积分器中,将时间区间划分为若干步,用离散拉格朗日量 Ld(qk,qk+1;h)L_d(q_k,q_{k+1};h) 近似时长为 hh 的单步作用量。离散作用量为

Sd=∑kLd(qk,qk+1;h),S_d=\sum_kL_d(q_k,q_{k+1};h),

其驻定条件给出离散欧拉–拉格朗日方程:

D2Ld(qk−1,qk;h)+D1Ld(qk,qk+1;h)=0.D_2L_d(q_{k-1},q_k;h) + D_1L_d(q_k,q_{k+1};h)=0.

对于正则系统,这类方法生成辛演化映射,并保持与适当对称性相对应的离散动量。

这些结构性质在轨道运动和分子运动的长时间模拟中尤为重要。一般的数值方法可能引入人为的长期漂移,而合适的辛格式往往能使能量误差在很长的时间区间内保持有界振荡。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变分积分器都能精确守恒物理能量:固定步长的辛方法通常做不到这一点。它们的优势在于保持重要的几何结构,并在适当条件下具有良好的长时间行为。

场的作用量同样可提供有限元法所用的弱形式。通过分部积分,可以降低对试探场的可微性要求,并使自然边界条件显现出来。随后,在有限维函数空间中对连续变分问题进行近似。然而,如果原作用量具有鞍点性质,将问题当作无约束最小化问题处理就可能失败。这时可能需要采用混合形式、约束处理方法或专门的鞍点求解器。因此,数值最小化与变分离散化是有交集但并不相同的技术。

通常的驻定作用量方法在处理耗散系统时存在局限。对于阻尼振子,

mx¨+bx˙+kx=0,m\ddot x+b\dot x+kx=0,

其运动方程无法从仅含这一坐标、且不显含时间的标准拉格朗日量 T−VT-V 推出。可以引入瑞利耗散函数,

R=12bx˙2,\mathcal R=\frac12b\dot x^2,

通过下式对拉格朗日方程加以补充:

ddt∂L∂x˙−∂L∂x+∂R∂x˙=0.\frac{d}{dt}\frac{\partial L}{\partial\dot x} -\frac{\partial L}{\partial x} +\frac{\partial\mathcal R}{\partial\dot x}=0.

这是一种广义的动力学规定,而不是仅对 LL 应用通常的哈密顿驻定原理。含时拉格朗日量、辅助变量,或显式引入环境自由度,也可以提供其他描述,但各自所依赖的解释性假设有所不同。

以作用量为基础的理论,除了驻定条件之外,还需要其他物理依据。场、对称性、相互作用及其系数的选择,必须通过理论和实验来确定。有些微分方程并不存在某种拟定形式的正则局域作用量,这是变分法逆问题所研究的内容。反过来,不同作用量也可能给出等价的体内方程,却在边界贡献或全局性质上有所不同。在有效场论中,相互作用按照对称性和尺度来组织,在指定的适用范围内,高阶项给出的修正越来越小。驻定作用量方法随后从选定的描述中推导出各种结果;它本身并不能判定这一描述是否符合实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