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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暴胀

宇宙暴胀是理论提出的早期宇宙加速膨胀阶段,可解释宇宙的大尺度均匀性,并产生原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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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暴胀是理论提出的宇宙极早期的一段加速膨胀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由运动的各点之间的物理距离增长得极其迅速,以至于一个很小的区域就能膨胀到足以涵盖如今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尺度。暴胀解释了宇宙为何在大尺度上如此均匀、空间几何为何近乎平坦,以及为何似乎不存在高能理论所预言的某些遗存粒子。它还提供了一种机制,说明微观量子涨落如何转化为最初的不均匀性,进而孕育出星系及更大尺度的结构。

暴胀是宇宙学中的一种理论框架,而非某个已获确立的粒子物理学理论。在研究最广泛的具体模型中,一个或多个场的势能会暂时主导宇宙的总能量。对这些模型预言的检验,主要依靠宇宙微波背景和物质分布的观测。观测支持简单暴胀模型的若干总体预言,但引发暴胀的场及其具体物理机制都尚未确定。

暴胀通常发生在热大爆炸模型所描述的、由辐射主导的炽热阶段之前。仅凭暴胀本身,无法确定宇宙如何起源、此前是否还存在其他阶段,也无法确定整个宇宙的空间是否有限。

历史起源及暴胀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暴胀理论框架源于将粒子物理学与早期宇宙学联系起来的尝试。20 世纪 70 年代,统一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论提出,宇宙在冷却过程中可能经历对称性破缺相变,并产生大质量遗存粒子。其中一些遗存粒子,尤其是磁单极子,可能大量留存,以至于主导宇宙。然而,观测中似乎并不存在这些粒子,这给原本颇具吸引力的高能物理理论带来了难题。

此前的几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要素。1965 年,埃拉斯特·格利纳研究了具有负压的类真空物质。1980 年,阿列克谢·斯塔罗宾斯基提出了一个包含引力量子修正的无奇点宇宙学模型,其暴胀行为可以借助一个额外的标量自由度来描述。艾伦·古斯在 1981 年的论文中,明确提出利用过冷相变引发的暴胀来解决视界问题和平坦性问题。1982 年,安德烈·林德,以及独立开展研究的安德烈亚斯·阿尔布雷希特和保罗·斯坦哈特,提出了“新暴胀”,解决了古斯最初方案中的一个主要难题。

视界问题涉及微波背景温度为何如此均匀。今天观测到的这类辐射,是在宇宙开始热膨胀约 38 万年后释放的。如果不引入暴胀,而是将常规的辐射主导和物质主导演化历史向过去外推,那么最后散射面上相距遥远的区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交换信号。然而,扣除主要由观测者运动引起的较大偶极分量后,这些区域的温度差异仅约为 10510^5 分之一。暴胀使可观测区域能够由一个较小的区域演化而来,而这个较小区域在更早时期可能具有共同的因果历史。不过,暴胀并不一定能解释这个区域本身如何起源,又如何达到合适的状态。

平坦性问题源于空间曲率的演化。在普通物质或辐射主导的减速膨胀宇宙中,密度对临界密度的微小偏离通常会随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按照这种方式向过去外推,观测到的空间近乎平坦,就意味着早期曲率的贡献必须极其微小。暴胀逆转了这一趋势:加速膨胀会压低曲率相对于主导能量密度的贡献。可以打个比方:将一个弯曲表面大幅放大后,其中足够小的一块看起来就近乎平坦;不过,宇宙学中的空间曲率本质上是三维的。

暴胀还会稀释不希望出现的遗存粒子。它们的数密度随尺度因子的三次方成反比下降,而驱动暴胀的近似恒定能量密度则几乎保持不变。这一机制可以将最初的磁单极子丰度降至可忽略的水平。不过,这一解决方案有一个条件:在后续的加热过程中,不能再次产生过多的遗存粒子。

除了这些最初的研究动机,暴胀理论随后还取得了一项预测性成果。1981 至 1982 年间,多个研究小组通过计算阐明了暴胀期间的量子涨落如何产生原初密度扰动。由此,暴胀不仅能解释宇宙的宏观性质,也成为一种能够与天文观测进行定量比较的理论。

加速膨胀与因果尺度

大多数暴胀模型的数学框架,是将广义相对论应用于近乎均匀、各向同性的时空。宇宙的膨胀由尺度因子 a(t)a(t) 描述,其中 tt 为宇宙时间。哈勃参数为

H=a˙a.H=\frac{\dot a}{a}.

暴胀意味着 a¨>0\ddot a>0,即膨胀在加速。它不一定是严格的指数膨胀。严格的指数膨胀,即 a(t)∝eHta(t)\propto e^{Ht} 且 HH 为常数,是理想化的德西特情形;现实的模型通常要求 HH 随时间变化,以使暴胀能够结束。

爱因斯坦场方程将膨胀的加速度与能量密度和压强联系起来。将光速设为 1,加速度方程为

a¨a=−4πG3(ρ+3p),\frac{\ddot a}{a} =-\frac{4\pi G}{3}(\rho+3p),

其中,ρ\rho 为总能量密度,pp 为总压强。因此,加速膨胀要求 ρ+3p<0\rho+3p<0。如果某一种组分占主导地位,且其状态方程参数为 w=p/ρw=p/\rho,这一条件就变为 w<−1/3w<-1/3。类真空能量满足 p≃−ρp\simeq-\rho,因而符合这一条件。负压是应力—能量张量的一种性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推动物质在空间中向外运动的力。

共动哈勃半径 (aH)−1(aH)^{-1} 的变化为描述暴胀提供了一种特别有用的方式。在暴胀期间,共动哈勃半径减小;而在标准的辐射主导和物质主导膨胀阶段,它则增大。因此,共动波长固定的涨落最初可以远在哈勃半径以内,在暴胀期间越出哈勃半径,并在很久以后重新进入。这一过程将早期的微观过程与可观测的天文尺度联系起来。不过,哈勃半径一般并不等同于粒子视界,因此,要判断是否存在因果联系,需要考察完整的膨胀历史,而不能仅凭这一尺度。

膨胀程度以 e 折数衡量:

N=ln⁡ ⁣(aendastart)=∫tstarttendH dt.N=\ln\!\left(\frac{a_{\mathrm{end}}}{a_{\mathrm{start}}}\right) =\int_{t_{\mathrm{start}}}^{t_{\mathrm{end}}}H\,dt.

60 个 e 折会使线性距离增大至原来的 e60e^{60} 倍,约为 102610^{26} 倍。在许多常规的宇宙演化情景中,今天可观测尺度所对应的涨落是在暴胀结束前约 50—60 个 e 折时离开哈勃半径的。这并非普遍适用的要求:具体数值取决于暴胀的能标、随后的加热过程,以及辐射主导时期之前的膨胀历史。

即使相隔足够远的共动位置之间的固有距离以超过光速的速率增大,暴胀也不违背狭义相对论。相对论限制的是局域运动以及信号在时空中的传播;对于相距遥远的两点之间所定义的宇宙学距离,其变化并不受同样的限制。同样,暴胀也不要求宇宙向周围的某个空间膨胀。尺度因子描述的是宇宙内部距离的变化,并不需要指定宇宙嵌入其中的外部空间。

标量场与慢滚动力学

最简单的暴胀模型采用一种假设的暴胀子,通常用标量场 ϕ\phi 表示。标量在每个时空点上都有一个数值,但不具有相应的空间方向。对于一个近似均匀的正则场,在采用 c=ℏ=1c=\hbar=1 的单位制时,其能量密度和压强为

ρϕ=12ϕ˙2+V(ϕ),pϕ=12ϕ˙2−V(ϕ).\rho_\phi=\frac{1}{2}\dot\phi^2+V(\phi), \qquad p_\phi=\frac{1}{2}\dot\phi^2-V(\phi).

这里,V(ϕ)V(\phi) 是势能密度。当势能远大于动能时,pϕ≃−ρϕp_\phi\simeq-\rho_\phi,从而产生暴胀所需的负压。

该场满足以下方程:

ϕ¨+3Hϕ˙+V′(ϕ)=0.\ddot\phi+3H\dot\phi+V'(\phi)=0.

其中,3Hϕ˙3H\dot\phi 项起到与宇宙膨胀相关的阻尼作用。如果势足够平缓,即使场的势能正在驱动快速膨胀,场本身仍可缓慢演化。这种状态称为慢滚暴胀。可以将其类比为小球沿缓坡滚下,但使用这一类比时,仍须考虑阻尼对膨胀的依赖,以及场在决定时空几何方面的作用。

对于空间平直且由该场主导的背景,主要的慢滚近似为

3Hϕ˙≃−V′,H2≃V3MPl2,3H\dot\phi\simeq -V', \qquad H^2\simeq\frac{V}{3M_{\mathrm{Pl}}^2},

其中,MPl=(8πG)−1/2M_{\mathrm{Pl}}=(8\pi G)^{-1/2} 是约化普朗克质量。两个势慢滚参数为

ϵV=MPl22(V′V)2,ηV=MPl2V′′V.\epsilon_V=\frac{M_{\mathrm{Pl}}^2}{2} \left(\frac{V'}{V}\right)^2, \qquad \eta_V=M_{\mathrm{Pl}}^2\frac{V''}{V}.

较小的 ϵV\epsilon_V 和较小的 ∣ηV∣|\eta_V| 有利于维持长时间的慢滚。这些条件依赖于所采用的近似,而暴胀对背景演化的精确条件是 ϵH=−H˙/H2<1\epsilon_H=-\dot H/H^2<1。

暴胀通常在势变得过于陡峭、无法维持加速膨胀时结束,不过也可能通过其他机制结束。在单场慢滚模型中,剩余的 e 折叠数近似为

N≃1MPl2∫ϕendϕ∗VV′ dϕ.N\simeq \frac{1}{M_{\mathrm{Pl}}^2} \int_{\phi_{\mathrm{end}}}^{\phi_*} \frac{V}{V'}\,d\phi.

ϕ∗\phi_* 表示选定的可观测尺度离开哈勃半径时的场值。因此,模型的预言既取决于势,也取决于与观测尺度相对应的场值。

粒子物理学面临的挑战是解释:为什么势足够平坦,而且在计入量子修正后仍能保持平坦。与其他场的相互作用通常会改变 VV,从而可能破坏慢滚。已提出的保护机制包括近似平移对称性,以及涉及超对称或高维理论的构造。但这些方案都尚未通过实验确定暴胀子的身份。特别是,已知的希格斯场并不天然就是暴胀子:要让它承担这一角色,还需要额外假设,例如它与时空曲率之间存在较强的耦合。

主要模型类别

暴胀模型在驱动机制、所含场、势能形状和终止过程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原初扰动的统计性质。两个模型可能产生几乎相同的背景膨胀,却预言不同的引力波、非高斯关联或物质组分之间的残余涨落。因此,与观测相符并不能唯一确定某一种暴胀理论。

古斯最初提出的“旧暴胀”将宇宙置于亚稳态的假真空中。其近乎恒定的能量密度驱动膨胀,而量子隧穿则被用来使较低能量相的气泡成核。这一模型的核心难题是如何让暴胀平稳退出:气泡产生率较低时,可以实现充分的暴胀,却使气泡无法有效合并,形成均匀的炽热宇宙;若将产生率提高到足以完成合并,又会破坏持续足够长时间的暴胀阶段。这一困难排除的是最简单的实现方式,而不是所有涉及一级相变的可能模型。

新暴胀则利用场在势能足够平坦的区域附近缓慢演化来实现暴胀。林德于1983年提出的混沌暴胀方案,着重考虑能够支持暴胀的初始场构型,而不要求场先因热效应而被束缚在某个特定极大值附近。简单的幂律势成为其中的重要实例。在标准单场假设下,V∝ϕ2V\propto\phi^2 给出近似关系 ns=1−2/Nn_s=1-2/N 和 r=8/Nr=8/N,其中 nsn_s 是标量谱指数,rr 是张量标量比。当 N=60N=60 时,预言的 r≃0.13r\simeq0.13 超过了主要观测所给出的上限。这限制的是二次势的实现方式,而不是历史上所有被称为混沌暴胀的情景。

平台型模型的势能在暴胀所涉及的范围内趋于平坦。斯塔罗宾斯基暴胀可以通过在引力作用量中加入 R2R^2 项来表述,其中 RR 是里奇标量。与之等价的场描述包含一个标量自由度,通常称为标量子(scalaron)。其领先阶预言为

ns≃1−2N,r≃12N2.n_s\simeq1-\frac{2}{N}, \qquad r\simeq\frac{12}{N^2}.

当 N=55N=55 时,这些表达式给出约 ns=0.964n_s=0.964 和 r=0.0040r=0.0040。某些版本的希格斯暴胀虽然所提出的物理起源不同,却给出相似的预言。

混合暴胀使用不止一个场:其中一个场可以缓慢演化,另一个场则控制终结暴胀的不稳定性。更一般的多场模型允许场在场空间中沿弯曲轨迹演化,也允许场间的相对涨落转化为曲率扰动。具有非正则动能项的模型可以改变涨落的传播速度及其相互作用。暖暴胀模型则在加速膨胀阶段本身就包含显著的耗散和辐射产生过程。

这些分类彼此交叠。一个模型既可以是多场模型,也可以是混合暴胀模型;或者,它既具有平台型势,又源于修正引力。因此,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就必须明确作用量、初始状态、扰动动力学以及暴胀后的演化历史,而不能仅仅依赖模型类别的名称。

量子涨落与结构的起源

暴胀对宇宙结构的解释,将膨胀的背景与量子场论结合起来。即使一个场的平均值在空间中处处相同,它仍然存在涨落。对于近似德西特背景中质量足够小、经过正则归一化的标量场,每个对数波长区间内产生的场涨落,其特征振幅近似为

δϕ≃H2π.\delta\phi\simeq\frac{H}{2\pi}.

当一个模式的波长超过哈勃半径时,其后续行为便不同于普通的短波长振荡。这种长波长扰动能够持续存在,并影响不同区域的膨胀历史。

在简单的单场图景中,ϕ\phi 的涨落对应着某一区域到达特定演化阶段的时刻发生微小偏移。不同的局部膨胀历史会产生曲率扰动,通常记作 R\mathcal R 或 ζ\zeta,具体约定取决于所选的时空切片方式。在吸引子演化阶段,对于绝热扰动,这个量在远大于哈勃半径的尺度上近似守恒。在多场模型或非吸引子模型中,这种守恒并不必然成立,因为额外的自由度可以继续改变它。

无量纲的原初标量功率谱通常参数化为

PR(k)=As(kk∗)ns−1,\mathcal P_{\mathcal R}(k) =A_s\left(\frac{k}{k_*}\right)^{n_s-1},

其中,kk 为共动波数,k∗k_* 为选定的枢轴尺度。严格的尺度不变性意味着 ns=1n_s=1。背景的缓慢演化通常会使其略微偏离尺度不变性,这种偏离称为倾斜。对于具有正则动能项的单场慢滚模型,

As≃H∗28π2ϵH∗MPl2,ns−1≃−6ϵV+2ηV.A_s\simeq \frac{H_*^2}{8\pi^2\epsilon_{H*}M_{\mathrm{Pl}}^2}, \qquad n_s-1\simeq-6\epsilon_V+2\eta_V.

观测到的振幅约为 2.1×10−92.1\times10^{-9},它约束的是暴胀膨胀率与场演化的某种组合,而不能独立确定其中任何一项。

度规的涨落还会产生张量扰动,即原初引力波。在最简单的模型中,

Pt≃2H∗2π2MPl2,r=PtPR≃16ϵH∗.\mathcal P_t\simeq \frac{2H_*^2}{\pi^2M_{\mathrm{Pl}}^2}, \qquad r=\frac{\mathcal P_t}{\mathcal P_{\mathcal R}} \simeq16\epsilon_{H*}.

它们的功率谱有望揭示暴胀期间的膨胀率。在通常的假设下,联系张量谱倾斜与振幅的近似一致性关系 nt≃−r/8n_t\simeq-r/8 适用于具有正则动能项的单场慢滚暴胀;它并非对所有暴胀理论都成立。

重新进入哈勃半径后,标量扰动在引力和压力的作用下演化。它们驱动早期光子—重子流体中的声学振荡,并为暗物质结构的生长提供种子。其后续演化通过宇宙学微扰理论和数值模拟来描述。从量子涨落到实际上呈经典性质的随机扰动,这一转变涉及压缩和量子退相干;环境退相干解释了可观测干涉为何受到抑制,但并未解决量子测量的所有基础性问题。

结束暴胀并形成炽热宇宙

一个成功的暴胀模型必须解释,加速膨胀如何过渡到标准宇宙学所要求的炽热等离子体阶段。这一转变通常称为再加热。在持续的暴胀过程中,任何先前存在的辐射都会被大幅稀释。如果驱动暴胀的能量直接消失,或无限期地留存在不产生辐射的场中,宇宙就无法进入能够解释轻元素丰度和微波背景的常规热演化历程。

在一种常见情景中,暴胀子到达其势能的一个极小值附近,并开始相干振荡。其平均物态方程取决于该极小值附近的势能形式。对于势能为 V(ϕ)∝∣ϕ∣nV(\phi)\propto|\phi|^n 的振荡,若振荡周期远短于宇宙膨胀的时间尺度,则平均值为

⟨w⟩=n−2n+2.\langle w\rangle=\frac{n-2}{n+2}.

因此,二次型势阱中的振荡表现得近似于无压物质,而四次型势能中的振荡则平均表现得类似于辐射。这些结果描述的是均匀振荡的凝聚态,并不意味着此时已经存在热浴。

相互作用可以将暴胀子的能量转移给其他粒子。在微扰处理中,暴胀子的衰变率为 Γϕ\Gamma_\phi,而高效的能量转移发生在 H∼ΓϕH\sim\Gamma_\phi 附近。如果产生的粒子迅速达到热平衡,随后宇宙由辐射主导,那么特征再加热温度近似为

Treh≃(90π2g∗)1/4ΓϕMPl,T_{\mathrm{reh}}\simeq \left(\frac{90}{\pi^2g_*}\right)^{1/4} \sqrt{\Gamma_\phi M_{\mathrm{Pl}}},

其中,g∗g_* 表示有效相对论性自由度数。这一估计值未必等于转变过程中达到的最高温度。

能量转移也可以是非微扰的。在预加热过程中,相干场振荡可以通过参数共振,或通过与有效质量平方为负相关的不稳定性产生粒子。迅速增长的涨落可以使初始凝聚态碎裂,而这些涨落的反作用又可能终止不稳定性。随后的再散射和能量重新分配可能具有高度非线性。因此,格点模拟是研究这一转变的重要手段,但其适用性取决于所涉及的场、耦合以及占据数。

再加热将暴胀与早期宇宙的其他过程联系起来。辐射热浴必须足够早地建立,才能保留原初核合成理论的成功预言;这意味着,在常规演化历程中,其温度至少需要达到几兆电子伏。这个转变还可能产生暗物质、参与形成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机制,或重新产生不希望出现的遗存。这些可能性约束的是具体的耦合与热演化历程,而非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再加热温度。

再加热历程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暴胀理论的预言。只有将暴胀之后的全部膨胀历程考虑在内,才能确定观测到的某一波长对应于暴胀期间的哪个时刻。再加热阶段不同的持续时间和物态方程,会改变从视界退出到暴胀结束之间所推算的 e 折叠数。因此,即使势能固定,nsn_s 和 rr 的预言值也会分布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落在一个精确的点上。

观测证据与约束

对暴胀的检验主要依靠其遗留下来的扰动,而非对加速膨胀阶段的直接观测。观测与暴胀理论最为一致的几个方面,是空间曲率、近似的尺度不变性、以绝热模式为主的初始涨落,以及对高斯统计的偏离程度很小。这些性质与简单的暴胀模型相符,但任何一项单独来看都不构成暴胀独有的特征。在解读观测结论时,必须区分对暴胀这一总体机制的支持,与对某个特定势函数或粒子的证据。

宇宙背景探测者卫星于1992年探测到了大角尺度的微波背景各向异性。此后,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和普朗克卫星以高得多的精度测量了这些各向异性的统计结构。温度谱和偏振谱中的声学峰表明,原初扰动具有相干性,并对其性质施加了严格约束。在标准Λ冷暗物质模型框架下的分析支持以绝热标量模式为主的初始条件,这与许多简单单场情景的预期一致。

普朗克2018年的分析在基础宇宙学模型下,结合主要的温度谱、偏振谱及宇宙微波背景透镜效应数据,得到了68%置信水平下的结果 ns=0.9649±0.0042n_s=0.9649\pm0.0042。这种红倾斜意味着原初功率随尺度减小而略有下降。在该模型内,这一结果以很高的统计显著性排除了严格的尺度不变性,并与一大类慢滚势相符。将普朗克数据与重子声学振荡测量相结合得到的曲率约束,也表明空间几何接近平直。这两项结论都取决于所采用的宇宙学框架和数据集。

对原初张量扰动的搜寻,主要着眼于宇宙微波背景偏振中一种类似旋度的分量,称为B模。标量扰动在线性阶不会产生原初B模,但引力透镜会将一部分普通的E模偏振转化为B模。银河系尘埃和同步辐射还会带来额外的前景信号。要分离这些成分,需要多频段观测和细致的统计分析。

2021年发表的BICEP/Keck分析使用了截至2018年的观测数据,并与其他宇宙微波背景信息进行联合分析;在采用枢轴波数 k∗=0.05 Mpc−1k_*=0.05\,\mathrm{Mpc}^{-1} 时,得到95%置信水平下的上限 r0.05<0.036r_{0.05}<0.036。在标准的真空张量扰动产生机制假设下,这一量级的上限对应于低于约 1.5×10161.5\times10^{16} 吉电子伏的暴胀能标。目前尚未确认任何原初张量信号。BICEP2合作组于2014年公布的结果,在与普朗克数据的联合分析揭示了银河系尘埃的重要影响后,已不能再作为原初引力波的证据。

高阶统计量提供了独立的检验手段。简单的正则慢滚模型预言,原初非高斯性极小;而额外的场或强相互作用则可能产生更强、且具有特征形状的信号。普朗克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原初非高斯信号。对等曲率扰动、功率谱中的尖锐特征,以及偏离幂律谱的情况进行搜寻,进一步约束了模型。星系巡天拓宽了可探测的尺度范围,不过,非线性演化、天体物理效应和示踪体偏置,使原初信息的提取变得更加复杂。

初始条件、永恒暴胀与尚未解决的基础问题

暴胀解释了一个具有适当条件的早期区域如何演化成与可观测宇宙相似的宇宙,但这个区域的起源仍无定论。不同模型所需的初始条件各不相同。有些势能允许场值和场变化速率在很大的范围内取值时发生暴胀;另一些则要求场接近势能的平坦部分,或要求场的空间梯度受到抑制。数值相对论研究表明,某些暴胀构型能够容忍相当程度的不均匀性,但目前还没有不依赖具体模型的证明,表明暴胀能从任意初始数据开始。

一个重要的拓展是永恒暴胀。在一些模型中,量子涨落偶尔会使暴胀子移向势能更高的区域,或延缓其向势能较低处演化。在一个哈勃时间内,典型的涨落幅度量级为 H/(2π)H/(2\pi),而场的经典位移约为 ∣ϕ˙∣/H|\dot\phi|/H。当量子涨落的作用足够显著时,即使一些区域退出暴胀,另一些区域仍可保持暴胀状态。这些区域迅速增长的物理体积可以在整体上维持暴胀。在假真空模型中,如果气泡成核不足以耗尽不断膨胀的假真空,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永恒暴胀。

永恒暴胀并非每一种可行暴胀模型的必然后果。在会发生永恒暴胀的模型中,它带来了一个棘手的概率问题。如果有无穷多个区域分别实现不同的结果,那么相对频率就可能取决于如何对这些无穷量进行正规化处理。不同的时间截断和加权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预言。这一宇宙学测度问题使人们难以直接对多重宇宙作出统计论断。那些超出观测范围的遥远区域,是特定理论构造所推导出的结果,而不是已由天文观测直接证实的对象。

另一个问题是,将量子场计算外推至极短距离是否有效。如果暴胀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与当前观测相对应的波长向过去追溯时,可能曾小于普朗克长度。标准预言通常假定存在适当的短距离真空态,并假定计算处于有效场论描述仍然可靠的适用范围内。其他初始态或高能物理效应可能改变扰动谱,但这类改变依赖于具体模型。暴胀与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之间的关系仍未厘清。

暴胀通常也不能消除有关过去边界的问题。2003年发表的博尔德—古斯—维伦金定理证明,对于某些特定类别的轨迹,如果其平均膨胀率为正,则沿这些轨迹向过去追溯时,测地线是不完备的。测地线不完备意味着经典描述无法沿这些轨迹无限延伸。该定理并不能证明宇宙从无中创生,不能确定唯一的开端,也不能排除所有暴胀之前的阶段。应用这一定理时,必须注意其前提假设,以及经典几何与量子宇宙学之间的区别。

其他方案包括先收缩、再反弹的模型,以及具有状态方程极硬的收缩组分的火劫宇宙模型。这些模型既要解释观测到的扰动谱,也要控制不稳定性,并说明如何过渡到膨胀阶段。暴胀模型同样面临可用于区分模型的检验:张量扰动的振幅和谱倾斜、非高斯关联、等曲率模式,以及随尺度变化的特征,都能探查其动力学的不同方面。当前与暗能量相关的加速膨胀,在数学上与暴胀相似,但观测尚未证实这两个时期具有共同的物理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