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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度规

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度规描述空间均匀且各向同性的宇宙,为现代宇宙学提供几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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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度规通常简称为 FLRW度规,是对空间几何均匀且各向同性的时空的数学描述:在每个宇宙时刻,所有空间位置在局部都是等价的,也不存在任何优先的空间方向。它用一个称为尺度因子的函数,描述自由运动的宇宙观测者之间距离的变化。在广义相对论中,它为膨胀或收缩宇宙的模型提供背景几何,其中包括标准的Λ冷暗物质模型。

这一度规描述的是几何与对称性,本身并不是宇宙演化的定律。只有在明确引力场方程和宇宙的物质组成之后,才能确定其尺度因子。这一区别使FLRW框架具有广泛的用途:它将宇宙膨胀、空间曲率、光的传播以及可观测距离联系起来,而无须预先采用对暗物质或加速膨胀的某种特定解释。真实宇宙中存在星系、星系团及其他不均匀结构,因此,这一度规被用来描述大尺度背景,而非精确描述每一个区域。

对称性假设与线元

FLRW度规的构造以宇宙学原理为出发点,这里的宇宙学原理是指在宇宙时间恒定的超曲面上,空间具有均匀性和各向同性。均匀性意味着这种超曲面的内禀几何在每一点都相同。各向同性意味着其几何在绕任意一点的旋转下保持不变。这两个条件共同要求空间切片具有恒定的截面曲率。它们并不要求完整的四维时空在时间上也具有均匀性:宇宙可以具有特定的年龄,并且可以从一个宇宙时期演化到另一个时期。

采用度规号差 (−+++)(-+++) 时,线元的一种标准表达式为

ds2=−c2dt2+a2(t)[dr21−kr2+r2(dθ2+sin⁡2θ dϕ2)].ds^2=-c^2dt^2+a^2(t) \left[ \frac{dr^2}{1-kr^2} +r^2\left(d\theta^2+\sin^2\theta\,d\phi^2\right) \right].

这里,cc 为光速,tt 为宇宙时间,a(t)a(t) 为宇宙尺度因子,而 r,θ,ϕr,\theta,\phi 为共动空间坐标。在这一约定中,rr 是无量纲的,aa 具有长度量纲,归一化曲率指标的取值为 k=+1,0,−1k=+1,0,-1。另一种约定则令尺度因子无量纲,并将长度尺度纳入空间坐标或曲率参数中。这两种约定描述的是同一种几何,但不能在同一个方程中混用两种约定下的量。

宇宙时间是共动空间坐标保持不变的观测者所测得的固有时。这些观测者定义了宇宙的基本参考系。在理想的FLRW宇宙中,他们看到的宇宙物质分布是各向同性的。因此,这一时间坐标在物理上对应于一族优选观测者,而不是所有可能的观测者共同使用的任意时钟。相对于这族观测者运动的观测者通常会看到与方向有关的效应,例如宇宙辐射场中的偶极分量。

尺度因子以相同的方式缩放所有空间距离。对于两个在参考几何中空间间隔固定的共动观测者,他们在恒定 tt 切片上的固有间距正比于 a(t)a(t)。这里并未选定任何膨胀中心:在膨胀阶段,每一位共动观测者都会认为附近的共动观测者正在远离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物理物体都会膨胀。原子、行星系统和受引力束缚的星系,不能用彼此共动的试验粒子来表示。

这些对称性假设对几何施加了严格限制,但并未确定 a(t)a(t)。静态宇宙、减速膨胀、加速膨胀以及收缩都可以具有FLRW几何。该度规也可用于广义相对论以外的引力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对称性约化可能导出不同的尺度因子方程。

空间曲率、坐标系与拓扑

kk 的三种可能取值符号分别对应正曲率、平直和负曲率的空间几何。按照上述约定,等时空间切片的标量曲率为

(3)R=6ka2.{}^{(3)}R=\frac{6k}{a^2}.

当 k=±1k=\pm1 时,物理曲率半径为 a(t)a(t)。当 k=0k=0 时,空间的内禀曲率在任何时刻都为零,但四维时空仍可能是弯曲的。因此,空间平直的膨胀宇宙通常并不等同于狭义相对论中的平直时空。

引入一个方便的径向坐标 χ\chi,可将线元写成

ds2=−c2dt2+a2(t)[dχ2+Sk2(χ)dΩ2],ds^2=-c^2dt^2+a^2(t) \left[d\chi^2+S_k^2(\chi)d\Omega^2\right],

其中 dΩ2=dθ2+sin⁡2θ dϕ2d\Omega^2=d\theta^2+\sin^2\theta\,d\phi^2,且

Sk(χ)={sin⁡χ,k=+1,χ,k=0,sinh⁡χ,k=−1.S_k(\chi)= \begin{cases} \sin\chi,&k=+1,\\ \chi,&k=0,\\ \sinh\chi,&k=-1. \end{cases}

沿等时切片测得的、从坐标原点出发的固有径向距离为 aχa\chi,而位于该径向坐标处的球面面积为 4πa2Sk2(χ)4\pi a^2S_k^2(\chi)。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空间曲率。在正曲率空间中,球面面积随径向距离增长的速度比欧几里得空间中慢;在负曲率空间中,则增长得更快。

坐标的覆盖范围需要谨慎处理。在正曲率情形下,令 r=sin⁡χr=\sin\chi 后,便无法用 rr 坐标构成单个一一对应的坐标图来覆盖整个空间三维球面。度规第一种形式中 r=1r=1 处的表观奇点是坐标问题,并非物理奇点。借助曲率不变量和其他坐标,可以将这类坐标图边界与时空几何真正失效之处区分开来。

局部曲率并不能唯一确定宇宙拓扑。作为参照的单连通空间分别是三维球面、三维欧几里得空间和三维双曲空间。通过将某些点视为同一点,可以构造出局部曲率相同的其他空间。例如,平直三维环面的局部曲率虽为零,其空间大小却是有限的。这类点的等同可能削弱整体的旋转或平移对称性,因此,宇宙学讨论通常会区分严格具有整体均匀性和各向同性的空间,与具有非平凡拓扑、但局部呈 FLRW 几何的空间。

因此,传统上将正曲率称为“封闭”、将负曲率称为“开放”的说法可能引起误解。这些称谓有时被用来暗示空间大小有限,或宇宙具有某种特定的最终命运;然而,在一般宇宙学模型中,仅凭曲率并不能得出这两类结论。具有足够大正宇宙学常数的正曲率宇宙可以无限膨胀,而空间拓扑也可以使局部平直的宇宙成为紧致空间。

共动运动、膨胀与本动速度

宇宙的膨胀速率由哈勃参数描述:

H(t)=a˙(t)a(t).H(t)=\frac{\dot a(t)}{a(t)}.

对于径向坐标间隔固定为 Δχ\Delta\chi 的共动观测者,在等时切片上的固有距离为 D(t)=a(t)ΔχD(t)=a(t)\Delta\chi。对时间求导可得

D˙=HD.\dot D=HD.

这就是哈勃膨胀定律的几何形式。在 FLRW 时空中,按上述方式定义同时刻的固有距离时,这一关系严格成立;不过,涉及红移与距离的观测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光的传播时间。

共动观测者构成的世界线丛具有膨胀标量 Θ=3H\Theta=3H,其剪切和涡量均为零:一个微小的共动体积元只会改变大小,不会沿某一优先方向伸长,也不会发生整体旋转。在理想的 FLRW 几何中,共动世界线是测地线。尽管宇宙流体可以具有非零的压强,均匀性却消除了空间压强梯度;否则,这些梯度会使流体元相对于该世界线丛产生加速运动。

实际天体可以具有本动速度,即相对于局部共动参考系的运动速度。观测到的星系运动是背景膨胀与这种局部运动的叠加。在无扰动的 FLRW 宇宙中,自由运动粒子的物理动量大小满足

p∝a−1.p\propto a^{-1}.

对于非相对论性粒子,这意味着其本动速率近似按 a−1a^{-1} 衰减。对于自由传播的光子,同样的动量标度关系给出了光子能量随宇宙膨胀而降低的规律。力、相互作用以及引力场的不均匀性都可能改变这些简单关系。

必须区分 D˙\dot D 与局部测得的相对速度。当 DD 足够大时,FLRW 退行速率 HDHD 可以超过 cc。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对局部速度的限制,因为这一速率是采用特定的宇宙学同时性约定,比较彼此分离的世界线之间的距离而得到的。局部观测者测得任何经过身边的光线仍以 cc 传播。对于任意两个相距遥远的物体,如果不指定比较方法,广义相对论就不会为它们赋予唯一的狭义相对论意义下的相对速度。

膨胀也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将所有物质结构均匀拉伸的力。该度规描述的是理想的大尺度流动。束缚系统需要更细致的局部引力或电磁理论描述,其特征尺度不一定随 a(t)a(t) 变化。“空间膨胀”这一说法也不意味着宇宙必须向某个外部空间扩张。尺度因子描述的是空间内禀几何的变化;理论并不要求存在一个包围宇宙的更高维空间。

引力动力学与弗里德曼方程

将 FLRW 度规代入爱因斯坦场方程后,空间对称性使引力动力学简化为常微分方程。与这种对称性相容的物质源具有理想流体的形式,由能量密度 ε(t)\varepsilon(t)、各向同性压强 p(t)p(t) 和共动四速度表征。多个均匀组分可以通过将各自的能量密度和压强相加来合并处理。具有特定方向的能量流或各向异性应力则与严格的各向同性不相容。

将宇宙学常数单独列出时,弗里德曼方程为

H2=8πG3c2ε+Λc23−kc2a2,H^2= \frac{8\pi G}{3c^2}\varepsilon +\frac{\Lambda c^2}{3} -\frac{kc^2}{a^2},

以及

a¨a=−4πG3c2(ε+3p)+Λc23.\frac{\ddot a}{a} = -\frac{4\pi G}{3c^2}(\varepsilon+3p) +\frac{\Lambda c^2}{3}.

其中,GG 是牛顿引力常数,Λ\Lambda 是宇宙学常数。第一个方程给出了膨胀率、能量密度与空间曲率之间的约束关系。第二个方程决定膨胀是加速还是减速。在这个方程中,正压强会增强引力导致的减速;压强并不只是对膨胀的机械阻力。

局域能量–动量守恒给出连续性方程:

ε˙+3H(ε+p)=0.\dot\varepsilon+3H(\varepsilon+p)=0.

对于共动体积 V∝a3V\propto a^3,该方程可写为

d(εV)=−p dV.d(\varepsilon V)=-p\,dV.

这与绝热过程中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形式相似。它描述的是膨胀流体中的局域守恒,并不意味着宇宙整体一定存在守恒的总能量。一般的膨胀 FLRW 时空缺乏时间平移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正是定常系统中通常所说的全局能量守恒所必需的。

这些方程并非彼此完全独立。爱因斯坦方程所依据的几何恒等式保证了连续性方程与相应的弗里德曼方程彼此相容。要得到具体解,还必须给定状态方程、初始条件以及 Λ\Lambda 的值。一种常见的参数化形式是 p=wεp=w\varepsilon,其中 ww 可以是常数,也可以随时间变化。如果各组分之间交换能量,它们各自的连续性方程中就会包含能量转移项,但总量仍满足上述守恒方程。

也可以将宇宙学常数视为一种有效流体:

εΛ=Λc48πG,pΛ=−εΛ.\varepsilon_\Lambda=\frac{\Lambda c^4}{8\pi G}, \qquad p_\Lambda=-\varepsilon_\Lambda.

采用这种约定时,宇宙学常数的贡献计入总能量密度和总压强,而不再单独加入弗里德曼方程。如果同时采用两种方式计入,就会将其贡献重复计算一次。加速度方程说明了为什么足够大的负压强能够产生加速膨胀:将 Λ\Lambda 纳入流体描述后,加速膨胀要求总的 ε+3p\varepsilon+3p 为负。

宇宙组分与典型膨胀历程

对于一个独立守恒、状态方程参数 ww 为常数的组分,连续性方程积分后得到

ε∝a−3(1+w).\varepsilon\propto a^{-3(1+w)}.

无压物质的 w=0w=0,因此其能量密度按 a−3a^{-3} 变化。这描述了粒子静质量能占主导时,数量固定的粒子在膨胀体积中被稀释的情形。对于冷暗物质,以及压强在动力学上可以忽略的非相对论性普通物质,这是一种良好的背景近似。

辐射的 w=1/3w=1/3,因此有 εr∝a−4\varepsilon_{\rm r}\propto a^{-4}。其中三个幂次来自体积膨胀造成的稀释,另一个幂次来自每个粒子能量的降低。对于绝热膨胀的热光子分布,如果相关粒子组分不发生变化,温度就按 T∝a−1T\propto a^{-1} 变化。相对论性中微子也对辐射有贡献,但当有质量的中微子变为非相对论性粒子时,它们的背景演化行为会逐渐转向物质的情形。粒子相互作用以及处于热耦合状态的粒子种类数的变化,使宇宙最早期的热演化历史变得更加复杂。

在空间平直、由单一且 ww 为常数的组分主导的宇宙中,若没有单独的宇宙学常数项,且 w≠−1w\ne-1,则在通常的 w>−1w>-1 情形下,熟知的幂律膨胀解为

a(t)∝(t−tB)2/[3(1+w)]a(t)\propto(t-t_{\rm B})^{2/[3(1+w)]}

这里,tBt_{\rm B} 表示将该解外推所得的初始奇点时刻。辐射主导时有 a∝(t−tB)1/2a\propto(t-t_{\rm B})^{1/2},物质主导时则有 a∝(t−tB)2/3a\propto(t-t_{\rm B})^{2/3}。这两种情形都在膨胀,但 a˙\dot a 不断减小。空间平直、无压且 Λ\Lambda 为零的情形通常称为爱因斯坦–德西特模型。

相比之下,当其他组分可以忽略时,正的宇宙学常数可使宇宙在空间平直的切片下呈指数膨胀,

a(t)∝eHt,H=Λc23,a(t)\propto e^{Ht}, \qquad H=\sqrt{\frac{\Lambda c^2}{3}},

这是德西特时空的一种表示。标准宇宙学模型大致依次经历辐射主导、物质主导和暗能量主导的阶段,而不是始终遵循上述某一种极限解。宇宙暴胀模型也采用近乎指数式的膨胀,但其驱动力通常是早期宇宙中一种性质近似真空的组分,而非晚期的宇宙学常数。

空间曲率提供了另一个有启发性的极限情形。当 k=−1k=-1、没有物质且 Λ=0\Lambda=0 时,适当选取时间原点后,膨胀解为 a=cta=ct。这个米尔恩模型是用膨胀坐标描述的平直闵可夫斯基时空的一部分。它表明,仅凭尺度因子随时间变化,并不能断定四维曲率非零。反过来,许多含物质的解在外推至 a=0a=0 时,确实存在曲率奇点。一个FLRW解是否有开端、是否重新坍缩、是否发生反弹,或是否永远膨胀,取决于其中的组分和动力学假设,而不仅仅取决于 kk 的正负。

光的传播、红移与宇宙学距离

对于沿径向传播的光线,由 ds2=0ds^2=0 可得

dχ=±c dta(t).d\chi=\pm\frac{c\,dt}{a(t)}.

因此,光子将发射事件与观测事件联系起来,其间经历了宇宙膨胀的整个历程。比较共动观测者发射和接收到的相邻波峰,可得宇宙学红移关系:

1+z=a(t0)a(te),1+z=\frac{a(t_0)}{a(t_{\rm e})},

其中,tet_{\rm e} 为发射时刻,t0t_0 为观测时刻。同一因子也会拉长观测到的时间间隔:如果在事件持续期间,宇宙膨胀的变化可以忽略,那么发射端持续时间为 Δte\Delta t_{\rm e} 的事件,在观测端的持续时间就是 (1+z)Δte(1+z)\Delta t_{\rm e}。

上述红移关系适用于未受扰动的几何背景中,共动发射者与共动观测者之间的情形。实际观测还包含本动效应,以及与非均匀性相关的引力频移。宇宙学红移可以通过相邻观测者之间的一系列局部比较来描述,无须为遥远星系赋予一个单一的狭义相对论多普勒速度。在低红移情况下,这种区别很小,因此熟悉的近似关系 cz≃H0Dcz\simeq H_0D 仍然有用。

由于光在传播过程中几何结构不断演化,因此需要采用几种彼此不等价的距离度量。定义以当前值归一化的尺度因子 A(t)=a(t)/a0A(t)=a(t)/a_0,其中 a0=a(t0)a_0=a(t_0),并令

DC(z)=c∫0zdz′H(z′)D_{\rm C}(z)=c\int_0^z\frac{dz'}{H(z')}

为以当前长度表示的径向共动距离。横向共动距离为

DM={a0sin⁡(DC/a0),k=+1,DC,k=0,a0sinh⁡(DC/a0),k=−1.D_{\rm M}= \begin{cases} a_0\sin(D_{\rm C}/a_0),&k=+1,\\ D_{\rm C},&k=0,\\ a_0\sinh(D_{\rm C}/a_0),&k=-1. \end{cases}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曲率会改变径向间隔与相应波前面积之间的关系。

角直径距离 DAD_{\rm A} 将观测到的微小角大小换算为发射时的横向固有尺寸。光度距离 DLD_{\rm L} 则通过 F=L/(4πDL2)F=L/(4\pi D_{\rm L}^2),将天体的本征光度 LL 与观测到的总辐射流量 FF 联系起来。在 FLRW 几何中,

DA=DM1+z,DL=(1+z)DM.D_{\rm A}=\frac{D_{\rm M}}{1+z}, \qquad D_{\rm L}=(1+z)D_{\rm M}.

因此,

DL=(1+z)2DA.D_{\rm L}=(1+z)^2D_{\rm A}.

这一距离对偶关系假定光子沿零测地线传播,且光束中的光子数守恒;吸收效应需要另行处理。

回溯时间是另一个不同的量:

t0−te=∫0zdz′(1+z′)H(z′).t_0-t_{\rm e} = \int_0^z\frac{dz'}{(1+z')H(z')}.

将其乘以 cc,所得结果通常既不是当前的固有距离,也不是角直径距离。要解读遥远超新星的观测结果、星系尺寸以及标准尺,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在标准的宇宙膨胀历史中,随着红移增大,角直径距离最终会转而减小。因此,一个横向固有尺寸固定的物体,如果位于足够高的红移处,看起来反而可能更大。

共形时间与因果视界

借助共形时间,FLRW时空的因果结构会变得格外清晰。按照本文采用的有量纲尺度因子约定,将无量纲坐标 η\eta 定义为

dη=c dta(t).d\eta=\frac{c\,dt}{a(t)}.

度规于是变为

ds2=a2(η)[−dη2+dχ2+Sk2(χ)dΩ2].ds^2=a^2(\eta) \left[-d\eta^2+d\chi^2+S_k^2(\chi)d\Omega^2\right].

整体的正共形因子会改变测得的长度和固有时间,但不会改变局域光锥。径向光线满足 dχ=±dηd\chi=\pm d\eta,因此在径向共形坐标图中表现为倾角为 45∘45^\circ 的直线。

粒子视界所涉及的是:自模型最早的边界以来,信号能够传播多远。在时刻 tt,若其共动径向范围有限,则为

χp(t)=∫titc dt′a(t′).\chi_{\rm p}(t) = \int_{t_{\rm i}}^t\frac{c\,dt'}{a(t')}.

在该时刻的空间切片上,相应的径向固有距离为 a(t)χp(t)a(t)\chi_{\rm p}(t)。在通常的辐射主导和物质主导大爆炸解中,从初始奇点开始的这一积分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仅将这些膨胀规律向过去外推,相距足够远的区域便没有相互重叠的因果过去。这一因果问题正是暴胀宇宙学所要解决的视界问题的根源。

事件视界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时刻 tt 发出的信号,能否最终到达一个足够遥远的共动观测者。其共动径向范围为

χe(t)=∫ttfc dt′a(t′),\chi_{\rm e}(t) = \int_t^{t_{\rm f}}\frac{c\,dt'}{a(t')},

前提是该积分收敛,其中 tft_{\rm f} 是模型的未来终点。永远膨胀并不保证存在事件视界。物质主导的幂律膨胀没有事件视界,而持续的指数膨胀则具有有限的事件视界。两者的区别取决于整个未来的膨胀历史,而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膨胀率。

哈勃半径 c/Hc/H 与上述两种视界都不同。它是满足 HD=cHD=c 的径向固有距离,在微扰计算中常用于衡量膨胀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一般而言,它并不是光传播的绝对边界。在适当的宇宙演化历史中,从哈勃半径之外发出的光子也能到达观测者,因为哈勃半径和光子的固有距离都会随时间变化。在空间平坦的德西特膨胀中,哈勃半径与事件视界半径重合,但这种相等关系只是特例。

全局空间几何还会进一步影响因果传播路径。在紧致宇宙中,光原则上可以穿越空间中等同识别的边界;而在正曲率的单连通宇宙中,光可以沿大圆传播。视界积分描述的是可供传播的共形距离;解释这些积分时,还必须考虑空间流形。有限的粒子视界、事件视界以及有限的空间总体积,是彼此独立的性质。

观测应用与宇宙学参数

将宇宙的膨胀历史用可测量的参数表示后,FLRW度规便成为一个可用于观测的模型。采用质量等效密度 ρ=ε/c2\rho=\varepsilon/c^2,当前的临界密度为

ρc0=3H028πG.\rho_{\rm c0}=\frac{3H_0^2}{8\pi G}.

密度参数定义为 Ωi0=ρi0/ρc0\Omega_{i0}=\rho_{i0}/\rho_{\rm c0},曲率参数则为

Ωk0=−kc2a02H02.\Omega_{k0}=-\frac{kc^2}{a_0^2H_0^2}.

因此,正的空间曲率对应负的 Ωk0\Omega_{k0};这一符号约定容易引起混淆。只要以一致的方式计入所有密度组分和曲率,当前的弗里德曼方程就给出这些参数之和为一。

对于包含物质、辐射、宇宙学常数和曲率的情形,背景膨胀规律为

H2(z)H02=Ωr0(1+z)4+Ωm0(1+z)3+Ωk0(1+z)2+ΩΛ0.\frac{H^2(z)}{H_0^2} = \Omega_{\rm r0}(1+z)^4 +\Omega_{\rm m0}(1+z)^3 +\Omega_{k0}(1+z)^2 +\Omega_{\Lambda0}.

这一表达式假定相关物质处于非相对论性状态且单独守恒,而辐射始终处于相对论性状态。精确计算会更细致地处理有质量中微子演化等过程中的状态转变。对于状态方程为 w(z)w(z) 的一般均匀暗能量组分,其贡献则正比于以下因子:

exp⁡ ⁣[3∫0z1+w(z′)1+z′ dz′].\exp\!\left[ 3\int_0^z\frac{1+w(z')}{1+z'}\,dz' \right].

不同的观测对几何与动力学的不同组合施加约束。Ia型超新星主要用于测定光度距离随红移的变化关系。重子声学振荡在物质分布中提供了一把统计意义上的标准尺,可约束横向距离和径向膨胀率。宇宙微波背景提供了早期宇宙的声学尺度,其观测角大小对最后散射面距离与声视界之比施加了很强的约束。这些方法除了共同采用FLRW背景,还依赖于关于源的物理性质或早期宇宙的假设。

作为在特定模型内确定参数的一个例子,普朗克2018年分析在空间平直的基本Λ冷暗物质宇宙学模型下,利用宇宙微波背景的温度、偏振和引力透镜数据,得到 H0H_0 约为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67.467.4 千米,物质密度占临界密度的比例约为 0.3150.315,宇宙年龄约为 13.813.8 十亿年。这些是根据该模型和数据集拟合得到的性质,而不是FLRW度规所规定的数值。使用其他方法测量 H0H_0,得到的中心值未必相同。

膨胀的大爆炸模型的年龄由下式给出:

t0−tB=∫01dAA H(A).t_0-t_{\rm B} = \int_0^1\frac{dA}{A\,H(A)}.

由于膨胀率随时间变化,这一年龄一般不等于 H0−1H_0^{-1}。同样,看似直接针对空间曲率的约束,也依赖于所采用的膨胀模型和原初扰动模型。联合多种观测手段有助于打破参数简并,但成功的参数拟合所检验的是一整套几何和物理假设,而不是单独检验均匀性与各向同性。

微扰、平均化与背景描述的局限

严格符合 FLRW 模型的宇宙中没有星系、星系团或宇宙网:其中的物质场在空间上均匀分布。因此,通常的结构形成理论将实际的几何与物质分布写成 FLRW 背景加上微扰。微扰理论追踪密度、速度和度规变量的微小偏离。在线性阶,可以根据这些偏离在空间背景上的变换性质,将其分为标量、矢量和张量三类。

标量微扰描述密度涨落和引力势,是大尺度结构形成的主要种子。矢量微扰表示旋转模式;在最简单的膨胀理想流体模型中,除非有源持续驱动,否则这类微扰通常会衰减。张量微扰描述传播中的引力波。FLRW 标度因子出现在这三类微扰中,决定物理波长和特征传播尺度如何演化。对于平直的空间切片,傅里叶方法尤为简便;对于弯曲空间,则需要使用相应的空间谐函数。

相对论微扰理论存在规范问题:微小的坐标变换会改变哪些事件被拿来与选定的背景进行比较。因此,在固定坐标时间上求得的密度微扰,可能会随时间切片方式的重新定义而改变。要预测可观测量,就必须使用显式规范不变的组合,或明确而严谨地指定规范。例如,实测星系数目与底层物质微扰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局部密度反差,还包括速度、红移和光传播效应。

在足够小的尺度上,密度反差会进入非线性范围。此时,描述星系和星系团就需要非线性动力学,通常通过数值模拟来研究物质在膨胀背景中的演化。很弱的引力势可以与极大的密度反差并存,因此,弱场处理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密度微扰本身很小。穿过这些结构的光还会受到引力透镜作用,在背景距离—红移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放大和剪切效应。

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对非均匀宇宙进行平均化,是否会得到与采用平均物质分布的 FLRW 模型完全相同的演化。爱因斯坦方程是非线性的,因此平均化与求解方程的先后次序可能影响结果。这促成了对宇宙学反作用的研究。但这一点本身并不能证明非均匀性可以取代暗能量,或导致观测到的加速膨胀;定量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平均化方案、模型以及考察的可观测量。

在极强引力场附近,以及向初始奇点外推时,背景近似也有其局限。经典 FLRW 解既不提供量子引力理论,也不能判定在该解所适用的最早阶段之前是否存在什么,以及若存在又是什么。它在实证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有限:提供一种可控的大尺度几何,使人们能够据此计算和检验宇宙演化、结构与光的传播。

历史发展与术语

现代FLRW框架并非源于某一次推导,而是由几项不同的进展共同促成的。1917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将广义相对论应用于宇宙学,提出了一个由宇宙学常数维持的静态、空间闭合模型。同年,威廉·德西特提出了另一种宇宙学解,其中不含普通物质,宇宙学常数为正。这些模型确立了全局相对论几何的重要性,但尚未给出充满物质且随时间演化的标准宇宙模型。

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在1922年的论文中给出了爱因斯坦方程的非静态解,其均匀空间切片具有正曲率。他在1924年的研究中还考虑了负空间曲率。这些解表明,广义相对论并不要求宇宙是静态的,膨胀或收缩都可以自然地由场方程导出。这些成果最初的意义主要在于数学层面:通过改变物质组成、曲率和宇宙学常数,可以推导出不同的宇宙演化历史。

乔治·勒梅特于1927年独立提出了一个膨胀的相对论宇宙模型,并明确地将其动力学与天文观测联系起来。他将河外星云的退行速度与其距离相关联,并利用当时可用的数据估算了膨胀率。此后,埃德温·哈勃于1929年开展的距离–速度研究,成为从观测上确立宇宙膨胀关系的关键。因此,几何模型、动力学方程和观测证据,是沿着彼此交织但又有所区别的研究路线发展起来的。

霍华德·P.罗伯逊和阿瑟·杰弗里·沃克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研究中,阐明了均匀、各向同性宇宙学线元的一般几何基础,其中包括罗伯逊在30年代中期的分析,以及沃克于1937年所作的论述。他们的贡献在于刻画对称性假设所允许的时空形式,而不依赖于选取某种特定的物质模型并求解其动力学。因此,在专门强调几何性质时,常使用“罗伯逊–沃克度规”这一名称。

“弗里德曼–罗伯逊–沃克”“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和“罗伯逊–沃克”等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其含义往往有所重叠。“FLRW”明确体现了动力学宇宙学与基于对称性的度规这两方面的共同贡献。更严格地说,弗里德曼模型通常指一种FLRW几何,其尺度因子满足给定宇宙组分所对应的爱因斯坦方程。当这一度规用于修正引力理论,或仅用于对观测进行运动学描述时,这一区别就很重要。

1965年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为热大爆炸宇宙学奠定了重要的观测基础。后来,对微波背景各向异性、宇宙结构以及距离–红移关系的测量,使FLRW几何成为精密宇宙学参数推断所采用的背景几何。这一框架在历史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始终区分高度对称的时空几何、支配其演化的方程,以及用来确定哪一种具体宇宙演化历史符合真实宇宙的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