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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方程

弗里德曼方程描述物质、辐射、空间曲率和宇宙学常数如何影响宇宙膨胀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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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方程是广义相对论中支配空间均匀且各向同性的宇宙膨胀或收缩的方程。它们将宇宙尺度因子的变化率与宇宙中的物质和辐射含量、压强、空间曲率以及宇宙学常数联系起来。这些方程以亚历山大·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他于1922年和1924年得到了描述宇宙膨胀与收缩的宇宙学解。弗里德曼方程构成了现代物理宇宙学的动力学基础。

这些方程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将宇宙的物理组成与可观测的演化历史联系起来。给定宇宙各组分的性质和丰度,就能用这些方程预测宇宙膨胀的快慢、温度和密度的变化,以及膨胀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反过来,对膨胀和宇宙距离的测量也能约束这些组分。弗里德曼方程是大爆炸理论框架和Λ冷暗物质模型的基础,同时也为检验其他引力理论和非标准宇宙演化历史提供了参照。

历史发展

弗里德曼方程源于将爱因斯坦场方程应用于整个宇宙。1917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构建了一个包含物质、空间闭合的静态宇宙模型。为使这一模型成立,他在引力方程中引入了宇宙学常数,通常记作 Λ\Lambda。他的模型反映了当时普遍接受的假设:宇宙在大尺度上不随时间变化。同年,威廉·德西特找到了另一个含有宇宙学常数、却不含普通物质的解,揭示出宇宙几何、物质与表观运动之间的关系比静态图景所暗示的更为微妙。

俄罗斯数学家、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取消了宇宙必须静态不变的要求。在1922年关于空间曲率的论文中,他考察了空间截面具有正曲率、尺度因子随时间变化的均匀各向同性模型。所得方程允许宇宙膨胀或收缩,而且在某些参数取值下,两者之间还存在转折点。1924年,他又发表了包含负曲率空间几何的研究。这些解表明,相对论宇宙学并不要求宇宙一成不变。

爱因斯坦起初反对弗里德曼1922年的结果,但在1923年承认,自己在数学上提出的异议有误。尽管如此,这些解的重要意义仍过了一段时间才得到广泛认识。弗里德曼的工作确立了宇宙可能具有的动力学演化方式;但它本身既没有提供实际宇宙正在膨胀的观测证据,也不包含后来关于早期宇宙的热学描述。

1927年,比利时物理学家兼神父乔治·勒梅特独立建立了膨胀的相对论宇宙模型,并将其与观测到的星系距离及径向速度联系起来。他推导出退行速度与距离之间近似线性的关系,并根据当时可获得的天文数据估算了两者的比例系数。随后,埃德温·哈勃于1929年发表的研究,使这一距离与速度之间的经验关系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此,宇宙膨胀理论的发展与其观测上的确立,是彼此相关却又有所区别的过程,有多位研究者参与其中。

20世纪30年代,霍华德·P. 罗伯逊和阿瑟·G. 沃克推动确立了均匀各向同性时空的一般几何形式。由此得到的度规如今通常称为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度规。此后的进展,包括原初元素丰度的计算、1965年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以及1998年报告的宇宙加速膨胀证据,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组成和演化历史的推断,但并未动摇弗里德曼方程作为宇宙大尺度背景演化标准描述的地位。

几何假设与宇宙尺度因子

这些方程适用于满足宇宙学原理的宇宙:在足够大的尺度上,宇宙的统计性质在各个位置、各个方向上都近似相同。均匀性意味着不存在特殊的空间位置;各向同性意味着不存在特殊的方向。这些都是理想化假设。恒星、星系和星系团的分布高度不均匀,但在远大于单个结构的尺度上,均匀背景能够有效描述宇宙。

在这些对称性下,时空间隔可以用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克度规写成:

ds2=−c2dt2+a2(t)[dr21−kr2+r2(dθ2+sin⁡2θ dϕ2)].ds^2=-c^2dt^2+a^2(t) \left[ \frac{dr^2}{1-kr^2} +r^2\left(d\theta^2+\sin^2\theta\,d\phi^2\right) \right].

其中,cc 是光速,tt 是宇宙时,r,θ,ϕr,\theta,\phi 是共动空间坐标,a(t)a(t) 是宇宙尺度因子。在这一约定下,aa 具有长度量纲,rr 无量纲,kk 则取归一化值 +1+1、00 或 −1-1。其他约定采用无量纲的尺度因子和有量纲的曲率参数,但物理预言不变。

宇宙时是随均匀宇宙流体一同运动的理想观测者所测得的固有时。这类观测者的共动空间坐标保持不变。在同一宇宙时,两个相邻共动观测者之间的固有距离与 a(t)a(t) 成正比。因此,膨胀意味着空间间隔的几何尺度增大,而不是物体穿过某个外部空间、远离唯一中心的运动。受引力束缚的系统不一定随之膨胀,因为它们的局部动力学不再适用均匀流体近似。

相对膨胀率即哈勃参数,

H(t)=a˙(t)a(t),H(t)=\frac{\dot a(t)}{a(t)},

其中,上方的点表示对宇宙时求导。其当前值为 H0H_0。对于邻近的共动天体,膨胀所对应的退行速度为 v=HDv=HD,其中 DD 是它们之间的瞬时固有距离。在宇宙学距离上,不能将这一关系中的速度理解为在单个局部惯性系中测得的狭义相对论速度。

曲率指标描述等时空间切片的几何性质。这些切片的标量曲率为

(3)R=6ka2.{}^{(3)}R=\frac{6k}{a^2}.

正曲率局部对应球面几何,零曲率对应欧几里得几何,负曲率对应双曲几何。仅凭曲率无法确定整体拓扑:例如,局部平坦的宇宙既可以在空间上无限延伸,也可以具有紧致拓扑。同样,当存在宇宙学常数或其他负压组分时,空间曲率的正负本身并不能决定宇宙的最终命运。

方程、约定与动力学上的相互依赖

令 ρ\rho 表示总的质量当量密度,则相应的能量密度为 ϵ=ρc2\epsilon=\rho c^2,并令 pp 表示各向同性的压强。若将宇宙学常数与 ρ\rho 和 pp 分开处理,第一弗里德曼方程为

H2=8πG3ρ−kc2a2+Λc23,H^2= \frac{8\pi G}{3}\rho -\frac{kc^2}{a^2} +\frac{\Lambda c^2}{3},

其中,GG 为牛顿引力常数。该方程将瞬时膨胀率与物质组成及空间几何联系起来。由于其中包含的是 H2H^2,仅凭这一方程无法区分膨胀与收缩;还需要在初始时选定解的分支,或给出等价的初始条件。

加速度方程为

a¨a=−4πG3(ρ+3pc2)+Λc23.\frac{\ddot a}{a} = -\frac{4\pi G}{3} \left(\rho+\frac{3p}{c^2}\right) +\frac{\Lambda c^2}{3}.

它决定了尺度因子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是向上弯曲还是向下弯曲。在膨胀分支上,正的 a¨\ddot a 表示加速膨胀,负的 a¨\ddot a 则表示减速膨胀。压强项是相对论特有的特征:压强不仅在物质内部产生作用力,还参与引力动力学。

宇宙应力–能量张量的守恒给出连续性方程:

ρ˙+3H(ρ+pc2)=0.\dot\rho+ 3H\left(\rho+\frac{p}{c^2}\right)=0.

这些方程与规定压强、密度及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状态方程一起,决定了宇宙背景的演化。它们并不是三个相互独立的动力学方程。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源于缩并比安基恒等式,该恒等式将爱因斯坦方程中的几何结构与局域应力–能量守恒联系起来。对第一弗里德曼方程求时间导数,并利用连续性方程,只要中间的代数运算成立,就能得到加速度方程。

另一种在计算中经常用到的形式为

H˙=−4πG(ρ+pc2)+kc2a2.\dot H= -4\pi G\left(\rho+\frac{p}{c^2}\right) +\frac{kc^2}{a^2}.

宇宙学常数没有显式出现,是因为它在这一组合中的贡献相互抵消。不过,它仍然影响 HH、aa 以及整体解。不同文献中的术语用法并不一致:有些作者将加速度方程称为“第二弗里德曼方程”,另一些作者则用这一名称指代关于 H˙\dot H 的方程。

将均匀、各向同性的度规和理想流体应力–能量张量代入爱因斯坦方程,即可得到上述公式。时间–时间分量给出第一个方程,而彼此相等的空间对角分量则给出含有压强的方程。牛顿力学框架下的球对称计算可以重现无压尘埃情形下的第一弗里德曼方程,并有助于直观理解其中作为积分常数出现的曲率项。但若不引入额外的相对论论证,这种计算就无法确立压强的贡献、曲率的时空含义,也无法确定这些方程完整的适用范围。

宇宙的组成成分及其密度演化

连续性方程说明了宇宙膨胀时各组成成分如何变化。引入无量纲的相对尺度因子

x=a(t)a0,x=\frac{a(t)}{a_0},

其中,a0a_0 是尺度因子的当前值。对于单独守恒且状态方程参数为常数的组分,

w=pρc2,w=\frac{p}{\rho c^2},

积分可得

ρ(x)=ρ0x−3(1+w).\rho(x)=\rho_0x^{-3(1+w)}.

密度对 ww 的依赖使压强在宇宙演化史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同组分的密度以不同速率降低,因此,即使它们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或转化,其相对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

非相对论性物质的压强远小于其静能密度,可近似取 w=0w=0。因此,

ρm∝a−3.\rho_{\mathrm m}\propto a^{-3}.

由于共动体积内的粒子数近似守恒,且粒子的静质量保持不变,密度随体积增大而按反比下降。当压强、能量交换和粒子衰变可以忽略时,普通重子物质与冷暗物质在均匀背景下都遵循这一标度关系。它们在非引力性质上的差异对结构形成至关重要,但并不影响这一最低阶的密度稀释规律。

相对论性粒子具有 w=1/3w=1/3,因此

ρr∝a−4.\rho_{\mathrm r}\propto a^{-4}.

其中,三个幂次来自体积膨胀造成的稀释;第四个幂次则来自每个自由传播粒子的能量下降,因为膨胀会拉长其波长。对于光子而言,这也正是产生宇宙学红移的机制。理想的热光子分布在绝热膨胀过程中保持黑体形式,其温度与 a−1a^{-1} 成正比。相对论性中微子也对辐射作出贡献,不过,有质量的中微子后来会变成非相对论性的,因此无法在整个宇宙演化史中用同一个恒定的 ww 来描述。

宇宙学常数等效于满足下列关系的流体:

ρΛ=Λc28πG,pΛ=−ρΛc2.\rho_\Lambda=\frac{\Lambda c^2}{8\pi G}, \qquad p_\Lambda=-\rho_\Lambda c^2.

因此,它具有 w=−1w=-1,且密度恒定。它可以在弗里德曼方程中显式写为 Λ\Lambda,也可以计入流体组分,但不能重复计入。更一般的暗能量可以具有随时间变化的 ww,此时

ρde(x)=ρde,0exp⁡[−3∫1x(1+w(x~)) dln⁡x~].\rho_{\mathrm{de}}(x)= \rho_{\mathrm{de},0} \exp\left[ -3\int_1^x \bigl(1+w(\tilde x)\bigr)\,d\ln\tilde x \right].

连续性方程也有热力学解释。对于共动体积 V∝a3V\propto a^3,有

d(ρc2V)=−p dV.d(\rho c^2V)=-p\,dV.

这与绝热做功情形下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相似。它表达的是局域能量守恒,并不一定意味着膨胀时空中存在全局守恒的总能量。各个组分不一定单独守恒:粒子衰变、湮灭和相互作用都可以在组分之间传递能量。此时,各组分的连续性方程中会出现能量交换项;对于完整的守恒系统,这些交换项之和为零。相对论性粒子种类和数量的变化还会通过熵的重新分配,修正简单的温度与尺度因子之间的关系。

临界密度、曲率与无量纲参数

弗里德曼方程通常用密度参数来表示,这些参数将各组分的密度与膨胀率所对应的密度进行比较。临界密度为

ρc(t)=3H2(t)8πG.\rho_{\mathrm c}(t)=\frac{3H^2(t)}{8\pi G}.

对于物质组分 ii,

Ωi(t)=ρi(t)ρc(t).\Omega_i(t)=\frac{\rho_i(t)}{\rho_{\mathrm c}(t)}.

若将宇宙学常数单独处理,则定义

ΩΛ=Λc23H2,Ωk=−kc2a2H2.\Omega_\Lambda=\frac{\Lambda c^2}{3H^2}, \qquad \Omega_k=-\frac{kc^2}{a^2H^2}.

第一弗里德曼方程便成为无量纲的闭合关系

1=∑iΩi+ΩΛ+Ωk.1=\sum_i\Omega_i+\Omega_\Lambda+\Omega_k.

曲率参数的符号与归一化曲率指标相反:正空间曲率意味着 Ωk<0\Omega_k<0,负空间曲率则意味着 Ωk>0\Omega_k>0。空间平直对应于 Ωk=0\Omega_k=0,也就是物质、辐射和暗能量的总密度等于临界密度。虽然曲率项随尺度因子的变化规律类似于一个满足 w=−1/3w=-1/3 的有效组分,但它本质上是几何量,而非实际的流体,也没有独立的物质应力–能量张量。

对于包含辐射、非相对论性物质、曲率和宇宙学常数的情形,膨胀历史可写为

E2(x)≡H2(x)H02=Ωr0x−4+Ωm0x−3+Ωk0x−2+ΩΛ0.E^2(x)\equiv\frac{H^2(x)}{H_0^2} = \Omega_{\mathrm r0}x^{-4} +\Omega_{\mathrm m0}x^{-3} +\Omega_{k0}x^{-2} +\Omega_{\Lambda0}.

下标 00 表示当前值。这一形式说明了为什么辐射在足够早期占主导地位,物质在稍后变得重要,而恒定的正真空密度最终可能主导膨胀中的宇宙。某一组分的密度参数不一定与其物理密度遵循相同的变化规律,因为分母 ρc(t)\rho_{\mathrm c}(t) 也在演化。

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数值例子,2018 年普朗克分析在空间平直的基础 Λ 冷暗物质模型下,推得 H0H_0 接近 67.4 km s−1 Mpc−167.4\ \mathrm{km\,s^{-1}\,Mpc^{-1}},当前物质密度占临界密度的比例约为 0.3150.315,宇宙年龄约为 13.813.8 十亿年。在这一膨胀率下,以质量等效密度表示的临界密度约为 8.5×10−27 kg m−38.5\times10^{-27}\ \mathrm{kg\,m^{-3}}。这些数值是依赖模型推断出的结果,而不是方程本身内含的常数。利用本地距离阶梯测定的 H0H_0 数值较高,因此,如何解读不同测量结果成为一个重要的观测问题。

无量纲减速参数直接描述膨胀的加速情况:

q=−a¨aH2.q=-\frac{\ddot a}{aH^2}.

对于各自独立守恒的组分,

q=12∑iΩi(1+3wi)−ΩΛ,q=\frac12\sum_i\Omega_i(1+3w_i)-\Omega_\Lambda,

其中求和不包括单独列出的宇宙学常数。物质的贡献为正,辐射的贡献是其密度参数的两倍,而正宇宙学常数的贡献为负。膨胀中的宇宙若满足 q<0q<0,就处于加速膨胀状态。这一条件涉及的是 a¨\ddot a,而不只是 HH 是否增大:即使相对膨胀率 HH 在减小,尺度因子仍可能加速增长。

解析解与宇宙演化的定性图景

简单的精确解揭示了宇宙的物质能量成分如何决定其膨胀。对于空间平坦、仅含一种状态方程参数恒为 w>−1w>-1 的流体、不含宇宙学常数且在 t=0t=0 发生大爆炸的宇宙,弗里德曼方程给出

a(t)∝t 2/[3(1+w)].a(t)\propto t^{\,2/[3(1+w)]}.

因此,辐射主导时有 a∝t1/2a\propto t^{1/2},无压物质主导时则有 a∝t2/3a\propto t^{2/3}。这两种情形下,膨胀都在减速。相应的膨胀率分别为 H=1/(2t)H=1/(2t) 和 H=2/(3t)H=2/(3t),这说明膨胀率的倒数只是一个特征年龄尺度,而不是宇宙年龄的普适表达式。

空间平坦、仅含物质且 Λ=0\Lambda=0 的解称为爱因斯坦–德西特模型,于1932年提出。该模型满足 Ωm=1\Omega_{\mathrm m}=1,宇宙年龄为 2/(3H0)2/(3H_0)。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基准模型,但无法描述观测到的宇宙晚期加速膨胀。不过,在非相对论性物质相对于辐射和暗能量占主导的时期,其膨胀规律仍是一个有用的近似。

对于无压物质且 Λ=0\Lambda=0 的情形,空间曲率会改变宇宙未来演化的定性特征。正曲率模型从大爆炸开始膨胀,达到最大尺度因子后便重新坍缩。其解可用参数形式表示为

a=A(1−cos⁡η),t=B(η−sin⁡η),a=A(1-\cos\eta), \qquad t=B(\eta-\sin\eta),

其中两个正常数之间的关系由弗里德曼方程确定。对应的负曲率模型则用双曲函数表示,

a=A(cosh⁡η−1),t=B(sinh⁡η−η),a=A(\cosh\eta-1), \qquad t=B(\sinh\eta-\eta),

并会永远膨胀下去。这些结果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上会将闭合几何与再坍缩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依赖于对宇宙物质能量成分的假设。

对于 k=−1k=-1 且 Λ=0\Lambda=0 的空宇宙,适当选取时间原点后,有 a=cta=ct。这就是米尔恩模型。其时空是用膨胀坐标表示的平直闵可夫斯基时空:空间切片弯曲,并不一定意味着四维时空弯曲。这个模型特别清楚地展示了空间几何与时空几何的区别。

仅有正宇宙学常数时,存在空间平坦的膨胀解

a(t)∝eHΛt,HΛ=Λc23,a(t)\propto e^{H_\Lambda t}, \qquad H_\Lambda=\sqrt{\frac{\Lambda c^2}{3}},

它对应于德西特空间的一种切片方式。对于同时含有尘埃物质和正 Λ\Lambda 的平坦模型,有一个实用的解:

a(t)∝sinh⁡2/3(32HΛt),a(t)\propto \sinh^{2/3}\left(\frac32H_\Lambda t\right),

其中将大爆炸时刻设在 t=0t=0。在早期,它趋近于物质主导的幂律膨胀;在晚期,则趋近于指数膨胀。相比之下,即使在平坦模型中,负宇宙学常数最终也能使膨胀停止并转为收缩。另一方面,若某一组分的状态方程参数恒为 w<−1w<-1,且其经典描述始终有效,那么它可能使尺度因子在有限固有时间内发散。这些例子表明,宇宙的命运由几何与应力–能量共同决定,而非仅由几何决定。

加速膨胀与早期宇宙暴胀

加速度方程揭示了加速膨胀的来源。如果将宇宙学常数也计入流体组分,加速膨胀就要求

ρtot+3ptotc2<0.\rho_{\mathrm{tot}}+\frac{3p_{\mathrm{tot}}}{c^2}<0.

对于密度为正的单一组分,这意味着 w<−1/3w<-1/3。普通的非相对论性物质和辐射都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因此,负压并非微小的修正:它会改变决定宇宙加速度的这一组合量的正负号。

正的宇宙学常数是最简单的例子。它的压强足够负,因此,尽管其能量密度也为正,它对 a¨/a\ddot a/a 的贡献却是正的。这不必理解为物体之间某种通常意义上的向外作用力,而是特定的应力–能量成分影响膨胀时空几何的一种性质。在足够小的尺度上,星系、行星系统及其他结构的引力束缚和内部动力学,仍与均匀的宇宙膨胀有所区别。

在仅包含无压物质和正宇宙学常数的空间平直模型中,膨胀从减速转为加速的条件是

ρm=2ρΛ.\rho_{\mathrm m}=2\rho_\Lambda.

由于 ρm∝(1+z)3\rho_{\mathrm m}\propto(1+z)^3,这一转变对应的红移满足

1+zacc=(2ΩΛ0Ωm0)1/3.1+z_{\mathrm{acc}}= \left(\frac{2\Omega_{\Lambda0}}{\Omega_{\mathrm m0}}\right)^{1/3}.

当 Ωm0=0.3\Omega_{\mathrm m0}=0.3 且 ΩΛ0=0.7\Omega_{\Lambda0}=0.7 左右时,转变发生在 z=0.7z=0.7 附近。物质密度与真空密度相等的时刻则更晚,因为加速膨胀开始时,物质密度仍是真空密度的两倍。

同一套动力学框架也能描述宇宙暴胀,即理论提出的早期宇宙加速膨胀阶段。均匀且经过正则归一化的标量场可以提供所需的应力–能量。在 c=1c=1 的单位制中,其能量密度和压强为

ϵϕ=12ϕ˙2+V(ϕ),pϕ=12ϕ˙2−V(ϕ).\epsilon_\phi=\frac12\dot\phi^2+V(\phi), \qquad p_\phi=\frac12\dot\phi^2-V(\phi).

如果势能远大于动能,就有 pϕ≈−ϵϕp_\phi\approx-\epsilon_\phi,膨胀也就近似呈指数形式。标量场按照下式演化:

ϕ¨+3Hϕ˙+dVdϕ=0.\ddot\phi+3H\dot\phi+\frac{dV}{d\phi}=0.

在膨胀的宇宙中,3Hϕ˙3H\dot\phi 项表示膨胀造成的阻尼。

一个有用的暴胀参数是

ϵH=−H˙H2,\epsilon_H=-\frac{\dot H}{H^2},

在膨胀解支上,a¨>0\ddot a>0 等价于 ϵH<1\epsilon_H<1。在这样的阶段,共动哈勃半径 (aH)−1(aH)^{-1} 会减小。这一行为是暴胀理论解释可观测宇宙近乎平直及其大尺度关联的关键。因此,暴胀与当今暗能量主导的时期可以具有相似的背景动力学,却在能标、持续时间和底层物理机制上存在巨大差异。弗里德曼方程可以描述这两者,但仅凭这些方程本身,无法确定其中任何一种现象的物理起源。

将膨胀与观测联系起来

通过膨胀、红移、时间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方程得以应用于观测。对于由共动观测者发出并接收的光,

1+z=a0aem.1+z=\frac{a_0}{a_{\mathrm{em}}}.

因此,测得的红移可以确定相对尺度因子,不过本动速度和引力效应也会对观测到的频移产生贡献。由于

dtdz=−1(1+z)H(z),\frac{dt}{dz}=-\frac{1}{(1+z)H(z)},

推断出的膨胀历史便可确定回溯时间;若将其延伸至模型的早期边界,还可确定宇宙年龄。

光的传播将膨胀与距离联系起来。定义径向共动路径长度为

DC(z)=c∫0zdz′H(z′).D_C(z)=c\int_0^z\frac{dz'}{H(z')}.

在空间平直的几何中,它也就是横向共动距离 DMD_M。存在曲率时,令 DH=c/H0D_H=c/H_0,则

DM={DHΩk0sinh⁡ ⁣(Ωk0DC/DH),Ωk0>0,DC,Ωk0=0,DH−Ωk0sin⁡ ⁣(−Ωk0DC/DH),Ωk0<0.D_M= \begin{cases} \dfrac{D_H}{\sqrt{\Omega_{k0}}} \sinh\!\left(\sqrt{\Omega_{k0}}D_C/D_H\right), & \Omega_{k0}>0,\\[6pt] D_C, & \Omega_{k0}=0,\\[6pt] \dfrac{D_H}{\sqrt{-\Omega_{k0}}} \sin\!\left(\sqrt{-\Omega_{k0}}D_C/D_H\right), & \Omega_{k0}<0. \end{cases}

在光按度规传播且光子数守恒的标准假设下,光度距离和角直径距离分别为

DL=(1+z)DM,DA=DM1+z,D_L=(1+z)D_M, \qquad D_A=\frac{D_M}{1+z},

Ia 型超新星可通过其标准化后的亮度来约束光度距离。1998 年,两大超新星研究团队的结果表明,遥远的超新星比仅含物质、减速膨胀的简单模型所预期的更暗,为宇宙加速膨胀提供了证据。超新星测量对距离—红移关系的形状尤其敏感;要利用这些测量确定 H0H_0,还需要绝对距离标定。

重子声学振荡提供了一把源自早期光子—重子等离子体的标准尺,与超新星观测形成互补。其横向尺度约束 DMD_M 与声视界之比,径向尺度则约束 H(z)H(z) 与这把标准尺长度的乘积。宇宙微波背景测量红移高得多的声学图样,同时约束早期宇宙物理和沿传播路径积分得到的距离。要从这些观测中提取宇宙学参数,仅有背景膨胀模型还不够:还必须对复合过程、粒子组分以及扰动的演化进行建模。

大爆炸核合成可用于检验早期热宇宙的膨胀速率。在辐射主导时期,若有效相对论性粒子组分固定,HH 近似与温度的平方成正比。膨胀速率与核反应或弱相互作用速率之间的竞争,会影响轻元素的生成。对于能够测出光度距离的引力波源,若还能获得其红移信息,就可提供另一条测量膨胀的途径。由于不同观测量约束的是 H(z)H(z) 的不同积分及组合,对它们进行联合分析,比任何单项测量都更能有效区分不同的宇宙学模型。

适用范围、微扰与推广

弗里德曼方程描述的是均匀背景,而非宇宙结构的完整分布。仅凭这些方程,无法预测星系在何处形成、密度涨落如何增长,或引力透镜如何使图像畸变。这些问题需要借助宇宙学微扰理论,或非线性的相对论方法与数值方法来研究。在微扰理论中,度规和流体变量相对于均匀情形的微小偏离,在弗里德曼背景上演化。背景决定了依赖于膨胀的各项系数,而附加方程则决定密度反差、速度和引力势。

这种区别带来了一种重要的观测简并:不同的物理模型可以产生相似的膨胀历史,却预言不同的结构增长率。适当选取的暗能量状态方程可以模拟某些修正引力模型的背景膨胀。因此,要检验引力理论本身,除了距离测量,还需要对引力透镜、星系运动和结构增长进行测量。与重建得到的 H(z)H(z) 相符,并不能唯一确定其微观层面的解释。

严格的均匀性和各向同性,比统计意义上的均匀性更强。在广义相对论中,先对非均匀几何取平均再令其演化,所得结果未必与先演化再取平均相同。这一问题通常称为宇宙学反作用。它在定量上有多大影响,取决于所用的平均方案、选取的可观测量以及所关注的尺度。标准精密宇宙学将带有微扰的 FLRW 背景视为一种成功的有效框架,同时通过相对论计算和模拟来考察修正。如果显著偏离各向同性,就需要采用更一般的宇宙几何,并引入剪切等额外物理量。

反弹可以说明物理假设如何限制可能的演化历史。在尺度因子的一个正则极小值处,H=0H=0,且 a¨>0\ddot a>0。在空间平直的广义相对论模型中,若采用满足通常守恒定律的流体,则有

H˙=−4πG(ρ+pc2).\dot H=-4\pi G\left(\rho+\frac{p}{c^2}\right).

从收缩转变为膨胀要求 H˙>0\dot H>0,因而必须有 ρ+p/c2<0\rho+p/c^2<0,除非改变引力理论框架或对物质的描述。正空间曲率会改变这一结论,因为它对 H˙\dot H 的贡献为正。因此,所提出的反弹模型必须明确其几何、应力—能量组分以及稳定性,而不能只是用一个光滑的尺度因子取代奇点。

最后,经典方程在极端密度和曲率下存在适用极限。将其外推,往往会得到一个在有限时间内到达的边界,密度和曲率在此发散;但这样的外推并不构成解释宇宙物理起源的理论。量子引力可能改变适用的方程,而修正的引力作用量则可能引入额外的场、高阶导数,或密度与膨胀之间的非标准关系。即使在经典宇宙学内部,观测也只能确定有限红移范围内的膨胀情况;关于任意早期或遥远未来的结论,都依赖于这样的假设:这些方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宇宙组分届时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