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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graviton

引力子

引力子是假想的无质量、自旋为2的引力量子,由广义相对论的微扰量子化预言,尚未被单独观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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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子是引力场的假想基本量子。在标准理论描述中,它是一种自旋为2的无质量粒子,对引力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光子在电磁相互作用中的作用。当用量子力学描述时空几何的微弱扰动时,引力子便随之出现。目前尚未探测到单个引力子,也尚无实验证实引力场具备理论赋予它的量子性质。

这一概念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场论联系起来:前者通过时空几何描述引力,后者则将粒子描述为场的激发。在远低于普朗克尺度的能量下,这两个理论框架能够对量子引力相互作用给出自洽且具有预测能力的描述。如何将这一描述推广到任意短的距离,仍是量子引力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此,引力子既是一个具体的理论对象,也是探索更深层问题的指引。理论所预言的引力子自旋及其相互作用,源于严格的自洽性要求;但在实验上,引力子尚未得到证实,这与引力波的存在已获确证截然不同。引力子在高能理论、早期宇宙模型以及拟议的实验室检验中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引力的哪些特征被量子化,以及所考察的物理范围。

量子数与物理意义

在四维时空中,广义相对论所对应的引力子是一种自旋量子数为2的无质量玻色子。更准确地说,自由传播的引力子有两个物理螺旋度态,通常记为 +2+2 和 −2-2。螺旋度是角动量沿运动方向的分量;以约化普朗克常数为单位,这两个态的角动量投影分别为 +2ℏ+2\hbar 和 −2ℏ-2\hbar。对于无质量粒子,螺旋度是适用的状态标记,因为这类粒子不存在静止参考系,无法在其中定义通常意义上的自旋轴。

自旋为2这一性质与引力的张量特征密切相关。电磁场用矢势描述,其量子的螺旋度为 +1+1 和 −1-1。微小的引力扰动则用对称的二阶张量描述。在考虑了理论中的冗余和约束之后,只剩下两个独立的辐射自由度。它们在经典理论中对应于引力波的两种张量偏振,通常称为“加号”偏振和“叉号”偏振。这些线偏振可以组合成具有确定螺旋度的圆偏振。

无质量引力子在真空中以光速传播,并满足

E=pc=ℏω,E=pc=\hbar\omega,

其中,EE 为能量,pp 为动量大小,ω\omega 为角频率。这里,ℏ=h/(2π)\hbar=h/(2\pi),hh 为普朗克常数。频率为 100100 赫兹的引力子,其能量约为 4.14×10−134.14\times10^{-13} 电子伏特。如此微小的能量表明,要将天文引力波测量与单个量子的探测联系起来,存在一项重大困难。

在通常的微扰引力理论中,引力子不带电,且其反粒子就是自身。它不带色荷,也不属于标准模型的粒子范畴。不过,它会与标准模型粒子耦合,因为这些粒子的能量和动量都是引力的来源。引力子也会与其他引力子耦合:引力场本身携带能量,因此也参与引力相互作用。

“引力子”一词有时也出现在包含有质量自旋2粒子的理论中。这些粒子不同于广义相对论中的无质量引力子。在四维时空中,有质量的自旋2粒子具有五个物理偏振态,而非两个;为其构建自洽的相互作用也需要格外谨慎。实验对可能存在的引力子质量所给出的限制,是对这类扩展理论的检验;这并不意味着通常理论中的引力子被假定具有一个经测量得到的微小质量。

从时空几何到量子场

广义相对论通过度规 gμνg_{\mu\nu} 描述引力,度规决定了时空中的距离、时间间隔和因果关系。为了识别弱引力场中类似引力子的激发,可以围绕选定的背景对度规作展开。对于平直背景,一种常用的约定是

gμν=ημν+κhμν,κ2=32πG,g_{\mu\nu}=\eta_{\mu\nu}+\kappa h_{\mu\nu}, \qquad \kappa^2=32\pi G,

这里采用 c=ℏ=1c=\hbar=1 的单位制。其中,ημν\eta_{\mu\nu} 是闵可夫斯基度规,GG 是牛顿引力常数,hμνh_{\mu\nu} 是经过正则归一化的微扰。各常数具体放在何处取决于约定;关键的一步是区分背景几何与涨落场。

将引力作用量按 hμνh_{\mu\nu} 展开至二次项,就得到自由的无质量自旋2理论。更高阶的项则描述相互作用。由于微扰是一个四乘四的对称张量,它最初有十个分量,但这些分量并不代表十种独立的粒子或偏振。坐标不变性带来了一种规范冗余,其线性化形式为

hμν⟶hμν+∂μξν+∂νξμ,h_{\mu\nu}\longrightarrow h_{\mu\nu} +\partial_\mu\xi_\nu+\partial_\nu\xi_\mu,

其中的归一化因子可以吸收到 ξμ\xi_\mu 中。规范自由度与场方程消去了非物理分量,留下两个传播模式。对于真空中的波,采用横向无迹描述可以尤其清楚地展现这两个模式。

量子化将物理模式的振幅提升为算符。每个波动模式在数学上都像一个量子谐振子,其产生算符和湮灭算符可以改变该模式的占据数。单引力子态就是在某个适当模式中含有一个量子的状态。随后,便可以采用与其他量子场大体相同的框架,构造多粒子态、叠加态和相干态。

这一构造并不要求背景严格平直,但弯曲背景会使粒子诠释变得复杂。在膨胀的宇宙中或黑洞附近,对时间演化的不同选择可能导致对正频率的不同定义,进而导致对粒子的不同定义。因此,未必存在唯一的全局引力子数。在这些情况下,局域可观测量和场的关联可能比粒子计数更为基本。

此外,微扰 hμνh_{\mu\nu} 本身在坐标变换下并不保持不变。物理预言必须通过适当的规范不变量、关系性可观测量或散射数据来表达。因此,引力子并不只是一个具有唯一定义形状的微小局域形变。它是在场的描述框架中识别出的量子激发,而这一框架中的坐标冗余必须得到一致的处理。

普适耦合与引力相互作用

引力子最基本的相互作用是与能量和动量的耦合。在最低阶,相互作用项正比于

Lint∝κhμνTμν,\mathcal{L}_{\mathrm{int}}\propto \kappa h_{\mu\nu}T^{\mu\nu},

其中,应力—能量张量 TμνT^{\mu\nu} 描述能量密度、动量密度、应力和能流。这比仅与静质量耦合更为一般。光虽然没有静质量,却仍参与引力相互作用;在相对论性系统中,压强也对引力有贡献。因此,这种耦合反映了引力源的相对论结构。

这种耦合的普适性与等效原理密切相关。在包含无质量自旋2粒子的相对论性量子理论中,非物理偏振不能影响可测量的概率。史蒂文·温伯格于1964年对低能发射(即“软”发射)的分析表明,自洽性对相互作用施加了很强的约束:自旋2粒子必须以普适的方式与参与过程的粒子的能量和动量耦合。在该论证的假设下,不能为不同种类的粒子任意赋予彼此独立的引力荷。

同样的推理也有助于解释引力子为何彼此相互作用。一旦物质与引力场交换能量,仅有物质的应力—能量张量就不再构成完整的守恒源,还必须计入引力场自身的贡献。反复施加这一要求,就会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在关于局域性、导数和场的构成的标准假设下,一个自洽的、存在相互作用的无质量自旋2理论会导出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结构,并可能附加宇宙学常数和高阶导数修正。

在微扰理论中,引力吸引可以通过交换虚引力子来表示。缓慢运动的有质量物体之间的最低阶交换会再现牛顿引力势,

V(r)=−Gm1m2r.V(r)=-\frac{Gm_1m_2}{r}.

在这类计算中,虚引力子是振幅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沿确定轨迹在物体之间传播、可以直接探测到的粒子。将计算拆分为各个交换过程的方式可能依赖于规范和计算方法的选择,但完整的物理预言并不依赖这些选择。

相比之下,在适用粒子解释的情形中,实引力子对应于自由传播的辐射。加速运动的源可以发射引力辐射,但守恒定律排除了较简单波动系统中常见的最低阶单极和偶极辐射。对于缓慢运动的孤立源,主要贡献来自质量四极矩的变化。量子化的辐射必须在适当极限下再现这种经典行为。

在通常的粒子能量尺度下,引力相互作用极其微弱。其特征无量纲耦合强度按 GE2/(ℏc5)GE^2/(\hbar c^5) 增长,也就是大致正比于相互作用能量与普朗克能量之比的平方。这一耦合强度极小,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多数实验室过程中,引力子发射都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引力主导着行星、恒星和星系的动力学。

历史发展

1915年广义相对论建立后,人们尝试将量子理论应用于引力场,引力子的概念由此萌生。量子电动力学的发现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范例:如果电磁波可以用量子理论描述,那么引力波也可能具有基本的量子。这一类比富有启发性,却并不完整,因为引力会改变其他场传播所依赖的几何结构,而不只是在固定的几何结构中充当另一种场。

1930年,莱昂·罗森费尔德发表了一项早期研究,探讨线性化引力场的量子化及其与电磁辐射的耦合。马特维·布隆施泰因在1936年发表的工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课题。他的分析重现了量子化弱引力场的若干关键特征,并强调,将理论推广到弱场近似之外会带来深刻的概念性困难。这些研究表明,即使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尚未建立,也已经能够给出基本的自由场引力子描述。

马库斯·菲尔茨和沃尔夫冈·泡利于1939年开展的任意自旋相对论性场研究,阐明了自旋为2的理论所具有的特殊结构,包括有质量场与无质量场之间的区别。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理查德·费曼、布赖斯·德威特等人发展了将引力作为具有规范对称性的量子场论来处理的方法。这些工作要求谨慎处理非物理模式、规范固定,以及协变计算中为保持自洽性而引入的附加场。

20世纪60年代,基于软粒子发射和自旋为2的场的自耦合所提出的论证,使引力子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联系更加明确。这些论证表明,为引力子提出的相互作用并不只是仿照电磁学选定的。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洛伦兹不变性、守恒定律,以及冗余描述不得改变可观测结果这一要求。这些结论仍以其所依据的场论框架中的假设为前提。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个重大障碍得到了明确揭示。杰拉德·特霍夫特和马丁纽斯·韦尔特曼于1974年证明,在宇宙学常数为零时,四维纯爱因斯坦引力在单圈阶的在壳计算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抵消,但与物质耦合通常会引入发散,需要加入额外项。马克·戈罗夫和奥古斯托·萨尼奥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证明,纯引力在双圈阶会出现非零的在壳发散。这些结果确立了常规表述下爱因斯坦引力的微扰不可重整化性。

自20世纪90年代起,有效场论方法澄清了这种失败的意义,其中约翰·多诺霍等人对该方法在引力中的应用作出了重要发展。不可重整化并不妨碍作出可靠的低能量子预言。它所限制的是,理论仅凭有限个实测参数来描述任意高能过程的能力。这一区分将定义明确的低能引力子,与尚未解决的引力终极微观描述问题区分开来。

有效场论与普朗克尺度

爱因斯坦–希尔伯特作用量包含度规的二阶导数。量子圈图会产生额外的项,其中涉及曲率的更高次幂和更多阶的导数。因此,一般的低能引力作用量可示意性地写为

Seff=∫d4x −g[2κ2(R−2Λ)+c1R2+c2RμνRμν+⋯ ],S_{\mathrm{eff}} = \int d^4x\,\sqrt{-g} \left[ \frac{2}{\kappa^2}(R-2\Lambda) +c_1R^2 +c_2R_{\mu\nu}R^{\mu\nu} +\cdots \right],

这里仍采用 c=ℏ=1c=\hbar=1 的单位制。其中,RR 为标量曲率,Λ\Lambda 为宇宙学常数,系数 cic_i 则包含短距离物理的信息。省略的项包括其他曲率不变量以及物质相互作用。

这是有效场论的一个例子:按照与特定实验相关的尺度来组织理论描述。在能量足够低、曲率足够弱时,导数阶数越高的项受到的抑制就越强。尽管完整作用量包含无穷多个可能的项,但在给定精度下,只有有限个系数会作出贡献。因此,这一理论在逐阶计算中仍然具有预言能力。无法仅凭爱因斯坦–希尔伯特项确定所有系数,并不等于什么都无法计算。

量子引力的特征尺度是普朗克长度和普朗克能量,

ℓP=ℏGc3≈1.62×10−35 m,\ell_{\mathrm P}=\sqrt{\frac{\hbar G}{c^3}} \approx1.62\times10^{-35}\ \mathrm m,
EP=ℏc5G≈1.22×1019 GeV.E_{\mathrm P}=\sqrt{\frac{\hbar c^5}{G}} \approx1.22\times10^{19}\ \mathrm{GeV}.

这些常规定义与粒子物理学中常用的约化普朗克量相差一些数值因子。它们标示的是通常的微扰展开预计将失去可靠性的尺度,而不是经实验证实的最小距离,也不是任何可能的理论描述都必然失效的绝对界限。

低能量子引力能够预言一些不受未知短距离细节影响的贡献。圈图中的无质量粒子会产生对动量的特征性非解析依赖,这在位置空间中表现为长程修正。仅靠调整局域的高阶曲率项系数,无法重现这些项。它们是一个重要例证,表明无须具备普朗克尺度上的完整理论,也能作出真正的量子引力预言。

对于两个相距很远的质量体,牛顿相互作用的量子修正包含相对大小按 ℓP2/r2\ell_{\mathrm P}^2/r^2 标度变化的项。相比之下,经典相对论修正涉及的是 Gm/(rc2)Gm/(rc^2) 这样的比值。区分这些效应时必须谨慎,因为依赖坐标选择的势本身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可观测量;散射振幅和其他可测量的量才能给出无歧义的预言。

实际困难在于这些修正太小。当间距为一米时,ℓP2/r2\ell_{\mathrm P}^2/r^2 约为 2.6×10−702.6\times10^{-70}。因此,在通常的弱场系统中,引力子圈图修正远远超出了直接测量的能力。不过,这些修正可以计算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尚无经过实验验证的高能完备理论,引力子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可控的低能理论概念而成立。

各种候选基本理论中的引力子

不同的量子引力研究途径赋予引力子不同的微观含义。有些将其视为基本激发,另一些则认为它只会在近似的长距离描述中涌现。因此,各种理论即使对可探测能标下的无质量自旋2部分持一致看法,也可能对底层自由度存在深刻分歧。

在弦理论中,引力子是闭弦的无质量激发之一。它的偏振由左行与右行弦激发的乘积中的对称张量部分描述。其他分量通常包括一个反对称张量场,以及一个称为伸缩子的标量。20世纪70年代,弦理论被重新理解为量子引力候选理论,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理论中出现了具有相互作用的无质量自旋2态。在远低于弦能标的能量下,其相互作用可还原出广义相对论,并伴有额外的场和高阶导数修正。

超引力将引力与超对称性结合起来。引力子属于一个多重态,其中还包含一个自旋为3/23/2的伙伴,称为引力微子;更高程度的超对称性会引入更多的场。对称性可以使不同量子贡献相互抵消,从而使紫外行为优于朴素估计。不过,这些抵消必须在相应的圈阶上得到证实,而且它们本身并不构成引力微子或超对称性存在的实验证据。

在圈量子引力中,基本变量并不是固定背景上的微小度规扰动。量子态是利用几何变量和联络变量构造的。一项核心任务是足够详细地展示,通常的光滑时空和引力子传播子如何在适当的半经典区域中涌现。这体现了一项更普遍的要求:微观理论不必以引力子为出发点,但若要还原广义相对论,就必须解释与引力子相关且已获验证的弱场预言。

另一些研究方案则探讨,引力能否通过重整化群的一个非平凡不动点,在极高能量下呈现良好行为。这种称为渐近安全的研究途径保留了场论方法,同时寻求具有预言能力的紫外完备理论。它对物理引力子态有何影响,取决于所提出的不动点是否存在及其性质,也取决于高能理论如何与可测量的低能物理相衔接。

在某些版本的全息对偶中,高维时空中的引力与其边界上的无引力量子理论相联系。体空间中的引力子对应于与边界应力—能量张量相关的结构。这些例子表明,即使一种描述的基本表述看起来与量子化时空几何截然不同,引力子也可以在其中涌现。它们是在特定条件下建立的理论构造,并不能证明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必然具有相同的边界描述。

引力波与早期宇宙

引力波是时空曲率中传播的扰动。探测到引力波本身并不能证明引力子的存在,正如测量到经典无线电波并不一定能揭示单个光子的存在。经典广义相对论无需引入量子态,就能预言引力波。量子理论既必须重现这些经典预言,也必须允许纯经典场所不具备的态和关联。

2015年9月14日记录到、于2016年2月公布的信号GW150914,首次实现了对引力波的直接探测。这一信号由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由LIGO的两台干涉仪测得。观测到的波形与广义相对论对强动态源的预言相符。探测器测量的是两臂长度变化之差,以无量纲应变表示;它们并未分辨出单个引力子的吸收事件。

在量子描述中,类似经典波的波动自然地以相干态或相关的高占据数态来表示。为说明其数量级,若一个太阳质量所对应的能量全部由频率为 100100 赫兹的量子携带,就相当于约 3×10783\times10^{78} 个引力子。这仅是示意性的换算,并非对某次天文事件测得的粒子数。实际的波信号包含一系列频率,而赋予某个场态的粒子数取决于对它的量子描述。

早期宇宙是引力的量子涨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种环境。许多宇宙暴胀模型预言,起初处于微观尺度的张量涨落会被拉伸到宇宙学尺度。其振幅取决于暴胀期间的膨胀率。采用一种常用的最低阶约定,无量纲张量功率为

Pt(k)≃2H∗2π2M‾P 2,\mathcal P_t(k)\simeq \frac{2H_*^2}{\pi^2\overline M_{\mathrm P}^{\,2}},

其中,H∗H_* 是该模式越出暴胀视界时的膨胀率,在自然单位制下有 M‾P=1/8πG\overline M_{\mathrm P}=1/\sqrt{8\pi G}。这一表达式以通常的爱因斯坦引力理论处理方式和适当的初始量子态为前提。

原初张量扰动可以在宇宙微波背景的偏振中产生一种独特的分量,称为B模偏振。引力透镜效应也会产生B模,而银河系尘埃和同步辐射则使观测变得复杂。如果能可靠地确认原初张量信号,就能对早期宇宙物理施加约束,但要证明其量子起源,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观测论证。随机引力波背景也可能由经典过程产生,包括各类天体源群体和早期宇宙相变。

暴胀产生的张量态往往是高度压缩态,而非简单的单引力子态。它们的可观测性质涉及不同模式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孤立粒子的撞击事件。因此,宇宙学有可能成为探测量子引力场涨落的途径,同时也提醒我们:“引力子的证据”所指的可能比逐个计数量子更为微妙。

实验探寻与推断的局限

最直接的引力子实验,应当能够识别探测器与引力辐射场之间一次离散的量子交换,并将其与所有非引力背景区分开来。困难不仅在于低频引力子的能量很小,还在于它们与探测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也极低。增加靶质量或延长观测时间,会带来实际操作上的障碍和环境背景干扰;在某些极端的思想实验中,还会受到引力坍缩相关条件的限制。

弗里曼·戴森等研究者曾考察,在物理上可实现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探测到单个引力子。对常规吸收方案的分析发现,探测器尺寸、辐射源亮度、屏蔽以及中微子等背景都会造成严峻限制。这些论证表明,许多类型的探测器设计都面临巨大障碍。但它们并未被普遍认可为一项定理,足以禁止一切可能检验引力量子化的实际操作方案。

利用共振机械系统的方案,试图借助集体运动和达到量子极限的测量来实现探测。不过,即使驱动场是经典场,机械振子仍然可以交换离散的能量。因此,在量子探测器中观测到能量跃迁,并不自动足以证明入射引力场已经量子化。要使检验具有说服力,就必须在考虑探测器自身量子行为的同时,明确指出哪一项特征排除了经典场解释。

另一条途径利用的是量子纠缠,而非辐射吸收。2017年,苏加托·玻色及其合作者,以及独立开展研究的基娅拉·马莱托和弗拉特科·韦德拉尔,分别发表方案,考虑将两个质量体置于空间位置的量子叠加态中。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会产生取决于叠加分支的相位,并可能使两个质量体发生纠缠。在相互作用由局域媒介传递、且不存在其他相互作用等假设下,观测到这种纠缠就意味着,传递相互作用的媒介具有非经典自由度。但这既不构成对自由传播的单个引力子的探测,也不能据此确定一套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

引力波观测也能约束引力子传播规律的修正。具有质量的引力子将满足

E2=p2c2+mg2c4,E^2=p^2c^2+m_g^2c^4,

这会使传播速度随频率变化,并可能在跨越天文距离的传播过程中造成波形畸变。LIGO–Virgo合作组对GWTC-3目录的分析,在其采用的色散传播模型下,报告了可信度为90%的质量上限,约为

mg<1.27×10−23 eV/c2m_g<1.27\times10^{-23}\ \mathrm{eV}/c^2

这一约束来自波形传播,并非对质量的直接测量,也不是不依赖模型地排除了所有包含有质量自旋2场的理论。

2017年对GW170817引力波及一次伽马射线暴的联合观测,在对两者发射时间作出一定假设的前提下,严格约束了引力波与光的传播速度之差。这类结果限制了修正引力理论,同时仍与对所观测波动的经典描述相容。引力是否量子化、能否识别出单个引力子,以及支配引力的微观理论究竟是什么——这些实验问题彼此相关,却需要不同形式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