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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vacuum-energy

真空能

真空能是量子场处于最低能态时所具有的能量,将微观涨落与宇宙学常数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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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能是量子场论中量子场系统处于最低能态时所具有的能量。量子真空并不只是空无一物的空间:即使没有粒子存在,场仍然具有相关性和涨落,其基态也可以对系统的能量有所贡献。在不涉及引力的物理学中,真空能之差可以影响可测量的力和跃迁。在引力物理学中,均匀的真空能与宇宙学常数具有相同的数学效应。

这一主题将已得到证实的量子现象与基础物理学中最重大的未解难题之一联系起来。实验室测量支持了涉及基态量子场的理论预言,但并未直接测得一个普适的绝对真空能。与此同时,宇宙膨胀的观测结果与一种微小、为正且近似恒定的能量密度相符。解释这一密度为何远小于粒子物理学中各种典型贡献的大小,就是宇宙学常数问题。

量子真空与零点运动

在量子力学中,基态是哈密顿算符本征值最低的状态。对于角频率为 ω\omega 的量子谐振子,其允许的能量为

En=ℏω(n+12),E_n=\hbar\omega\left(n+\frac12\right),

其中 n=0,1,2,…n=0,1,2,\ldots,ℏ\hbar 为约化普朗克常数。因此,基态能量为 E0=ℏω/2E_0=\hbar\omega/2,而非零。这种零点能源于谐振子的量子动力学:位移和动量都严格为零的状态不符合不确定性原理。

自由量子场可以分解为彼此独立的模式,每个模式在数学上都表现为一个谐振子。因此,自由玻色场的真空能在形式上可写为求和式:

Evac=12∑kℏωk,E_{\mathrm{vac}}=\frac12\sum_{\mathbf{k}}\hbar\omega_{\mathbf{k}},

必要时还需加入表示偏振或其他内部自由度的标记。相互作用场需要更一般的处理方法,但谐振子图景说明了,真空能为何会在场量子化过程中自然出现,而不是可有可无地附加于经典物理之上的概念。

真空涨落通过期望值和关联函数来描述。一个场的平均值可以为零,即 ⟨0∣ϕ(x)∣0⟩=0\langle0|\phi(x)|0\rangle=0,而其两点关联 ⟨0∣ϕ(x)ϕ(y)∣0⟩\langle0|\phi(x)\phi(y)|0\rangle 却不为零。这类关联会影响探测器、原子和边界与场的相互作用。不应将它们理解为可以在不扰动系统的情况下进行监测的经典噪声信号。真空也并非真的由不断出现又消失的可观测粒子构成。“虚粒子”是某些相互作用计算方法中的概念,并不是在真空中探测到的粒子。

“真空”一词的含义也取决于所采用的物理理论和具体情境。相互作用理论中的真空通常不同于相应自由理论中的无粒子态。一个场可以具有非零的真空期望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代表一团粒子气体。希格斯场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它的真空期望值参与了赋予基本粒子质量的机制。

零点能的范围比相对论性真空能更广。分子中的振动和固体中的声子也具有基态能量。这些能量会影响键长、同位素效应和相稳定性,但它们属于物质系统的性质。仅凭它们的存在,并不能确定宇宙学中所涉及的相对论性真空的能量密度。

发散、减除与重整化

若将任意短的波长都纳入计算,振子的能量求和就会发散。对于三维空间中的一个自由无质量标量场,设定最大波数 kmax⁡k_{\max},可得

ϵvac=12∫kmax⁡d3k(2π)3ℏc∣k∣=ℏc16π2kmax⁡4,\epsilon_{\mathrm{vac}} =\frac12\int^{k_{\max}}\frac{d^3k}{(2\pi)^3}\hbar c|\mathbf{k}| =\frac{\hbar c}{16\pi^2}k_{\max}^4,

其中,ϵvac\epsilon_{\mathrm{vac}} 是单位体积的能量,cc 是光速。这种四次方依赖关系表明,朴素估算对短距离物理极其敏感。这个结果本身并不是对实际观测到的真空能量密度的预言。

这种发散必须通过重整化来处理。首先引入正则化手段,使表达式在数学上便于处理;随后利用抵消项,将依赖于正则化方案的贡献吸收到参数中,而这些参数的物理值必须另行确定。不同的正则化方案以不同方式组织计算。例如,简单的空间动量截断并不显式保持洛伦兹对称性。因此,不能仅凭这种方案下未经重整化的表达式,就对真空压强作出可靠结论。自洽的计算必须遵守相关对称性,并区分中间量与物理结果。

在通常不考虑引力的量子理论中,给哈密顿量加上一个常数 CC,只会使量子态乘上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整体相位,跃迁概率并不改变。因此,可以选取一个方便的能量基准。对于自由场,正规序将湮灭算符置于右侧,从而去除正规序哈密顿量中的真空常数项。这种处理方式很有用,但并不能据此断定引力不受真空能影响。

相互作用会带来额外的真空贡献,在微扰理论中,这些贡献由真空图表示。在归一化的平直时空关联函数中,非连通的真空因子会相消。然而,一旦纳入引力,作用量中的常数项就会影响时空动力学。此时,它对应的是一个引力耦合参数,而不再仅仅是实验室中跃迁能量的任意参考基准。

在有效场论中,真空能是理论所允许的一个参数,既概括已知贡献,也包含更高能物理的效应。重整化后的总量可示意性地写为

ϵphysical=ϵparameter+ϵquantum.\epsilon_{\mathrm{physical}} =\epsilon_{\mathrm{parameter}} +\epsilon_{\mathrm{quantum}}.

这种拆分取决于重整化约定,但总量并不依赖于该约定。因此,量子场论并非简单地预言物理真空能量密度为无穷大。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尽管存在与高得多的粒子物理能标相关的贡献,为何最终对引力起作用的有限结果却如此之小。

边界效应与实验室证据

与真空能有关的实验室现象中,最著名的是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于1948年预言的卡西米尔效应。两块理想的、彼此平行且相距 aa 的完全导电平板会改变电磁场所允许的模式。在以一致的方式扣除与间距无关的贡献后,两块平板单位面积的相互作用能为

ECA=−π2ℏc720a3.\frac{E_{\mathrm C}}{A} =-\frac{\pi^2\hbar c}{720a^3}.

相应的压强为

PC=−π2ℏc240a4,P_{\mathrm C} =-\frac{\pi^2\hbar c}{240a^4},

其中,负号表示吸引作用。这一结果描述的是能量随平板间距的变化,而不是对空无空间绝对能量的测量。

对于间距为 1 μm1\,\mu\mathrm m 的理想平板,压强的大小约为 1.3×10−31.3\times10^{-3} 帕斯卡。由于压强按 a−4a^{-4} 急剧变化,间距越小,效应就越强,但此时必须仔细考虑真实材料的性质。电导率、表面粗糙度、温度、几何形状以及残余静电势都会影响测量。大多数精密实验采用球体与平板相对的配置,以避免使两个宏观表面保持严格平行的困难。

史蒂文·拉莫罗于1997年报告了一项精密扭摆测量,乌马尔·莫希丁和阿努什里·罗伊则于1998年报告了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进行的测量。这些实验有助于确立实验结果与电磁涨落力计算之间的定量一致性。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依赖于恰当的材料模型和实验修正;理想完全导体的表达式并不能精确描述实际的金属表面。

卡西米尔力可以通过场的零点能、应力张量,或物质中涨落的电荷与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导。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利夫希茨理论纳入了介电响应和温度,并将这些力与范德华力联系起来。这些方法从互补的角度描述了物质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因此,观测到卡西米尔力,并不能据此认定一种唯一的解释,即存在一个可以独立测量的空无空间能量库,将两块平板推向彼此。

其他量子电动力学现象也涉及真空关联。威利斯·兰姆和罗伯特·雷瑟福德于1947年测得的兰姆位移,包含使氢原子中在最简单的相对论处理中重合的能级发生分裂的辐射修正。自发辐射可以通过原子与场模式之间的耦合来分析,其中真空涨落与辐射反作用的贡献方式取决于所采用的理论表述。这些现象检验了量子电动力学,但没有一种能直接确定产生宇宙学常数的均匀真空能量密度。

引力耦合与负压强

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响应的是应力-能量张量,其中包含能量密度、动量流和应力。采用度规号差 (−+++)(-+++) 时,洛伦兹不变的真空具有如下形式:

Tμνvac=−ϵvacgμν.T_{\mu\nu}^{\mathrm{vac}}=-\epsilon_{\mathrm{vac}}g_{\mu\nu}.

这个张量在所有惯性系中都具有相同的形式。将其与各向同性理想流体的应力-能量张量比较,可得

pvac=−ϵvac,p_{\mathrm{vac}}=-\epsilon_{\mathrm{vac}},

这里两个量都以能量密度为单位表示。因此,如果真空能的能量密度为正,它就具有负的压强。

对于恒定的能量密度,同样的关系也可以从热力学推导出来。如果体积为 VV 的区域内含有真空能 E=ϵvacVE=\epsilon_{\mathrm{vac}}V,则

p=−∂E∂V=−ϵvac.p=-\frac{\partial E}{\partial V}=-\epsilon_{\mathrm{vac}}.

对于普通物质,当固定数量的粒子所占据的体积增大时,其密度会降低;但宇宙学常数组分不同,它的密度在空间膨胀时保持不变。因此,在一个不断膨胀的共动区域内,它的总能量会增加。这并不违反局域的应力-能量守恒:在膨胀的宇宙中,未必存在像定常系统中那样定义的全局守恒能量。

爱因斯坦场方程可以写为

Gμν+Λgμν=8πGc4Tμν.G_{\mu\nu}+\Lambda g_{\mu\nu} =\frac{8\pi G}{c^4}T_{\mu\nu}.

将真空贡献从方程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可以看出它使宇宙学常数改变了

ΔΛ=8πGc4ϵvac.\Delta\Lambda=\frac{8\pi G}{c^4}\epsilon_{\mathrm{vac}}.

因此,仅凭引力效应,无法区分几何意义上的宇宙学常数与恒定、洛伦兹不变的真空贡献。从时空几何中只能推断出两者合并后的有效值。

负压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宇宙加速度同时取决于密度和压强。对于均匀且各向同性的宇宙,加速度方程中包含

a¨a=−4πG3c2(ϵ+3p),\frac{\ddot a}{a} =-\frac{4\pi G}{3c^2}(\epsilon+3p),

这里将任何宇宙学常数都作为一种流体组分计入。正的真空能给出 ϵ+3p=−2ϵ\epsilon+3p=-2\epsilon,因而在其占主导地位时会导致加速膨胀。这并不意味着真空能一般会像物体之间的普通斥力那样起作用。

上述描述假定真空贡献具有严格的洛伦兹不变性。边界、热态、背景场和弯曲时空都可能引入额外结构,因此相应的应力-能量张量未必具有 −ϵgμν-\epsilon g_{\mu\nu} 这一简单形式。在半经典引力中,引力源包含量子应力-能量张量的重整化期望值。要以自洽的方式定义这个量,比简单地将振子能量相加更为复杂。

宇宙膨胀与观测约束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17年构建静态宇宙模型时引入了宇宙学常数。随着量子场论逐渐成熟,人们后来开始将其解释为可能源自量子真空能的贡献。1998—1999年,两个研究遥远Ia型超新星的团队报告了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证据,正宇宙学常数在观测宇宙学中的地位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索尔·珀尔马特、布赖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因这一发现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标准的Λ冷暗物质模型中,驱动加速膨胀的组分由一个正宇宙学常数表示。其密度通过超新星距离、宇宙微波背景、星系聚集、引力透镜及其他观测进行联合约束。这些测量确定的是宇宙的膨胀历史和物质分布,而不是在实验室装置中直接探测真空能。

普朗克合作组2018年的结果,在空间平坦、具有六个参数的Λ冷暗物质模型框架下表明,宇宙学常数组分约占当前宇宙总能量密度的68%—69%。相应的一个代表性能量密度约为

ϵΛ≃5×10−10 J m−3.\epsilon_\Lambda\simeq5\times10^{-10}\ \mathrm{J\,m^{-3}}.

其等效质量密度 ϵΛ/c2\epsilon_\Lambda/c^2 约为 6×10−27 kg m−36\times10^{-27}\ \mathrm{kg\,m^{-3}}。这些数值取决于所采用的宇宙学模型及拟合参数;它们并不是对某种可单独辨识的量子贡献所作的不依赖模型的测量。

一种有用的参数化方式是采用状态方程参数

w=pϵ.w=\frac{p}{\epsilon}.

宇宙学常数严格满足 w=−1w=-1。对于单独满足守恒条件、且 ww 为常数的均匀组分,其密度随尺度因子的变化关系为

ϵ(a)∝a−3(1+w).\epsilon(a)\propto a^{-3(1+w)}.

因此,非相对论性物质的密度按 a−3a^{-3} 变化,辐射的密度按 a−4a^{-4} 变化,而宇宙学常数的密度保持不变。不同组分的稀释速率各不相同,这解释了为什么某种组分在宇宙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微不足道,却能在后期占据主导地位。

暗能量是一个更宽泛的名称,指用于解释所观测到的加速膨胀的组分或机制。真空能只是其中一种候选解释,并非所有暗能量模型的同义词。例如,缓慢演化的标量场可以具有负压,却不属于恒定的真空贡献。观测可以约束对 w=−1w=-1 的偏离、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但观测结果与宇宙学常数相符,并不能揭示其微观起源。同样,即使出现暗能量随时间演化的证据,也需要在所采用的具体模型和数据组合框架下加以解释。

宇宙学常数问题

宇宙学常数问题指的是,通过引力效应观测到的真空能密度很小,而量子场自然对应的能量尺度却大得多,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采用 ℏ=c=1\hbar=c=1 的单位制,观测到的密度约为

ϵΛ∼(2×10−3 eV)4.\epsilon_\Lambda\sim(2\times10^{-3}\ \mathrm{eV})^4.

其四次方根仅为几毫电子伏特。与约 101110^{11} 电子伏特的典型电弱能标,或可能的统一理论及量子引力所涉及的更高能标相比,这个数值小得惊人。

以普朗克能标作为截断进行估算,得到的密度约为观测值的 1012010^{120} 倍,具体相差多少个数量级取决于所用约定。这一著名的比较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它并不是一个不依赖正规化方法、断言真空必然具有如此密度的预言。更稳健的表述是:粒子种类、质量、相互作用以及对称性破缺状态的变化,通常会使真空能的各项贡献发生变动,而变动幅度远大于测得的总值。

例如,在 100 GeV100\ \mathrm{GeV} 的电弱能标下,典型的能标四次方估算值比观测密度高出约55个数量级。在约 0.1 GeV0.1\ \mathrm{GeV} 的强相互作用能标下,估算值则高出约43个数量级。具体的系数和正负号取决于所考虑的物理贡献及重整化处理方式。尽管如此,即使不诉诸普朗克能标的物理,这种巨大的量级差异依然存在。

这一困难常被描述为辐射稳定性问题或自然性问题。在计算的某一阶段,可以选择一个参数,使总真空能密度与观测相符。但随后加入的量子修正又会要求调整该参数,以抵消更多巨大的贡献,除非存在某种保护机制。重整化允许理论容纳测得的数值,但它本身并不能解释这个数值为何如此之小。

超对称展示了一种可能的抵消原理。在全局超对称未破缺的严格超对称真空中,玻色子与费米子的贡献相互抵消,从而对应于零真空能。符合现实的应用需要超对称破缺,而由此产生的贡献通常仍然大得多,除非引入额外的理论结构。局域超对称会带来进一步的复杂性,而不会自动解决问题。

其他方案涉及动力学调节、引力理论的修改、对真空贡献的特殊处理,或从众多可能的真空中进行选择。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案成为获得实验确证的解释。另一个独立的“巧合问题”则追问:尽管物质密度与暗能量密度的演化方式不同,为何它们在当前宇宙时代恰好相近?解决数值过小的问题,不一定能解决这种时机上的巧合;而描述宇宙晚期加速膨胀的模型,也未必能解释已知粒子物理中的真空贡献。

对称性破缺、相变与亚稳真空

真空能并不限于振子的零点能项,还包括场在真空构型下的势能值。对于有效势为 V(ϕ)V(\phi) 的标量场,处于势能极小值的恒定场会贡献能量密度 V(ϕmin⁡)V(\phi_{\min})。不同的极小值可以具有不同的能量。在不考虑引力的计算中,VV 中的整体常数项不改变场方程,但引力不仅对能量差有响应,也对这一常数项有响应。

当最低能态不具备基本方程的全部对称性时,就会发生自发对称性破缺。电弱理论中的希格斯场是一个重要例子。随着早期宇宙冷却,场的平衡构型发生了变化。对于实测的希格斯粒子质量,标准模型中的电弱转变是平滑过渡,而非一级相变。标准模型的扩展理论则可能具有不同的热演化历史。

量子色动力学也带来了非平凡的真空结构。发生强相互作用的夸克场和胶子场具有凝聚和非微扰关联。在重子化学势较低、夸克质量取物理值的条件下,从高温夸克—胶子状态到强子物质的转变发生在约150兆电子伏的温度附近,是一种平滑过渡。其真空能与热能的贡献,无法用自由粒子零点能的简单求和来充分描述。

假真空是能量的一个局部极小值,但并非所有可能状态中的最低能态。由于它与更低能量的构型之间存在势垒,因此可以长期存在。假真空可以通过量子隧穿发生衰变,形成一个能量更低的相的气泡。西德尼·科尔曼于1977年提出了描述假真空衰变的半经典方法;1980年,科尔曼与弗兰克·德卢西亚将引力效应纳入其中。气泡的形成体现了两种效应之间的竞争:形成泡壁需要消耗能量,而将气泡内部转化为低能相则会释放能量。

势能在宇宙暴胀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宇宙暴胀是一种假说,认为早期宇宙曾经历一段加速膨胀时期。当标量场变化足够缓慢时,其势能占据主导,超过动能,压强则趋近于能量密度的负值。这与真空能主导的情形类似,但不要求场永久停留在势能极小值处。随着场的演化或衰变,能量可以通过再加热过程转移给粒子。

研究者通过将标准模型参数外推至极高能量,研究了当前电弱真空可能处于亚稳态的情况。结果对实测参数,尤其是顶夸克质量,以及对未知高能物理的假设,都十分敏感。这类计算研究的是有效势的形状与稳定性;它们既不能证实真空转变已经发生,也不能确定观测到的宇宙学常数。

观察者依赖性与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

在没有边界的平直时空中,通常所说的真空由时间平移对称性以及相对于惯性时间的正频率条件选定。在弯曲时空或随时间变化的时空中,未必存在同样具有优先地位的全局时间坐标。因此,将场分解为正频率和负频率模式的方式可能并不唯一。由此,不同观察者或不同时期可以采用不同的粒子定义,同时描述的仍是同一个底层量子场。

这并不意味着真空能仅仅是主观的。可观测的探测器响应和应力—能量测量结果,必须针对给定的量子态、运动轨迹和时空几何来计算。不能成立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始终存在一种普遍优先的粒子计数方式。与描述某一区域中有多少粒子相比,关联函数提供了更一般的描述。

温鲁效应是一个确切的例子。这一效应源于斯蒂芬·富林、保罗·戴维斯和威廉·温鲁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一个理想化探测器在通常的闵可夫斯基真空中以恒定固有加速度 aa 运动时,会呈现热响应,其温度为

TU=ℏa2πckB,T_{\mathrm U}=\frac{\hbar a}{2\pi c k_{\mathrm B}},

其中,kBk_{\mathrm B} 为玻尔兹曼常数。约 2.5×1020 m s−22.5\times10^{20}\ \mathrm{m\,s^{-2}} 的加速度对应于1开尔文的温度。这一效应并不意味着惯性观察者会看到周围存在热气体。

斯蒂芬·霍金于1974年预言的霍金辐射,是引力环境中量子场的另一个结果。一个不旋转、不带电的黑洞具有如下温度:

TH=ℏc38πGMkB.T_{\mathrm H}=\frac{\hbar c^3}{8\pi G M k_{\mathrm B}}.

对于太阳质量的黑洞,这一温度约为 6×10−86\times10^{-8} 开尔文。向外发出的辐射与量子场在黑洞几何中的演化有关,同时伴随着黑洞质量的减少。常见的“粒子对在视界处分离”图景只是一种启发式解释,并非完整的推导。

弯曲时空中的计算还需要对经审慎重整化处理的应力—能量张量加以考虑。其期望值可能同时取决于量子态和局部曲率。重整化会引入宇宙学常数以外的引力项,包括有效作用量中曲率的平方项。即使是经典意义上具有尺度不变性的场,也可能因量子效应而产生非零的应力—能量张量迹。

这些结果限定了“固定真空能量密度充满空间”这一简单图景的适用范围。严格的宇宙学常数贡献仍与度规成正比,但完整的量子应力—能量张量还可能包含依赖于量子态的辐射、极化效应和几何贡献。若将所有这些都视为同一个常数,就会掩盖物理上不同的现象。

动态效应、可用能量与实验局限

当随时间变化的边界或材料性质将场的初始状态转化为真实激发时,就会发生动态卡西米尔效应。足够迅速的变化会使正频率模与负频率模混合,因此,最初被视为真空的状态未必仍是无粒子态。对于机械反射镜,要在电磁波频率尺度上实现所需的运动极其困难。因此,实验采用的是能够通过电子手段改变有效边界条件的系统。

2011 年,克里斯托弗·威尔逊及其合作者报告称,在有效边界受到快速调制的超导电路中产生了微波光子。该实验利用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改变传输线的电学边界条件,无须让实体反射镜以相对论性速度振荡,就展示了动态量子场效应。发射光子的能量来自外部调制。

同样的能量核算也适用于静态卡西米尔装置。两块板相互吸引时可以做功,但将装置恢复原状需要消耗能量。一个使所有部件和场都回到初始状态的循环,不可能从真空中获得无限的净功。对于理想基态,任何循环操作都无法将系统的能量降至其最低能量以下。非平衡驱动、材料中储存的能量,或与另一个能量库的耦合,都可以产生有用的输出,但这些资源必须纳入能量核算。

负的卡西米尔相互作用能也不能证明可以制造出任意数量的负总能量。这种能量是相对于适当的参考构型定义的,而完整装置还包含来自材料和机械部分的正能量贡献。量子场论允许某些局部重整化能量密度为负,但在许多情形下,其大小和持续时间受到量子能量不等式的约束。局部能量密度为负,并不等于存在一种可以自由取用、具有负质量的宏观物质。

因此,现有实验室实验检验的是特定的真空关联、辐射修正、边界作用力以及受驱动场的动力学,并不能直接测量均匀的、产生引力效应的真空能量密度。反过来,宇宙学观测约束的是一种有效的大尺度应力—能量组分,而没有将其中每一项微观贡献分别剥离出来。这两种方法针对不同的可观测量,不能相互替代。

当前研究通过精密力测量、超导量子电路、量子传感器、有效场论和半经典引力,将这些领域联系起来。能量差与绝对的引力贡献、粒子与场关联、不随时间变化的真空与受驱动的量子系统之间,仍存在重要区别。任何声称提取了真空能的说法,都必须明确完整装置的初态和末态、外部控制所做的功,以及测得的能量流。